讲述“介入电影”理念下的 纪录片力量

　　

　　人物名片

　　冯艳，天津人。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1988年赴日学习环境经济学，结业后留日工作。1993年接触到小川绅介的著作和电影，深为认同“介入电影”的创作理念，回国执导了《长江之梦》《秉爱》《长江边的女人们》等纪录片，其中《秉爱》获200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的“小川绅介奖”。

　　最新一期的“精读堂”活动在千翻与作书店举行，纪录片导演冯艳女士应邀以“摄影机的两种‘介入’”为主题，向筑城读者介绍小川绅介和原一男两位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及其作品。法国电影批评家马克斯·泰西埃在其著作《日本电影导论》中，将由小川绅介所倡导，土本典昭、原一男、渡边福美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制作、拍摄称为“介入电影”。

　　在讲座前一天举行的“冯艳导演作品展映”上，特别放映了她执导的纪录片《秉爱》，该片曾获200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的“小川绅介奖”。在纪录片拍摄之余，冯艳还翻译出版了《收割电影》（小川绅介著）、《前进！神军》（原一男著）。作为两位导演拍摄理念的译介者，作为自身常年进行纪录片拍摄的实践者，冯艳通过“精读堂”说起了她对“介入电影”理念的理解与实践。

　　“介入电影”内在精神的本土实践

　　“介入电影”是日本电影新浪潮的一股支流。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发展，年轻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文学、艺术和欧美电影，思想倾向也受到当时席卷欧美的左翼思潮影响。受到法国新浪潮影响而形成的日本新浪潮，将日本电影推向更激进的方向，独立发行商也支持了大批年轻导演通过制作费用低廉的独立影片，展开议题上更具社会性和美学上更具实验性的创作。

　　为“介入电影”开风气之先的是导演小川绅介。1966年，他导演了处女作《青年之海——四个函授生的故事》，并于1967年拍摄了第二部作品《压制的森林——高崎经济大学斗争的记录》。1968年起，耗时多年拍摄的《三里塚》被誉为日本战后纪录片历史上重要的作品。

　　经过多年的拍摄实践，小川绅介和他的摄制组团队逐步确立了“定点观测”的摄影风格。1974年，小川绅介移居牧野村，作品转而呈现日本乡土社会中山村居民的生活，他和牧野村村农民一起插秧、种植水稻，用十三年的时间拍摄了《牧野村千年物语》。凭借这一系列作品，小川绅介更被公认为日本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

　　原一男继承了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介入电影”的内在精神，却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拍摄方式，即“动作拍摄”，这是一种和小川绅介迥异的、对拍摄对象更具有挑衅性的拍摄方式。原一男一举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纪录片领域“私影像”的代表性人物。

　　1993年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赴日学习环境经济学并留日作翻译的冯艳，作为一名普通观众与纪录片相遇，“在此之前，我以为纪录片和宣传片一样，都是有结论的，甚至是主题先行。但在电影节上看了小川绅介的纪录片后，认知上发生了巨大颠覆：纪录片还能拍成这样，不强加给任何固定的东西。”受到小川绅介拍摄理念的影响，冯艳先是翻译出版了由日本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根据小川绅介生前讲演编撰的《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一书，同时也回到祖国，开始了以“介入电影”和“定点观测”的方式进行纪录片的创作实践。

　　1994年，冯艳第一次进入三峡库区考察和拍摄。1997年，她完成了以此为题的第一部长片《长江之梦》并入围“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是该电影节的创始人之一。2002年，冯艳再次回到长江边上她拍摄过的村庄，那些人物和生活的变化深深触动了她，五年之后，冯艳将其中一个女人的故事剪辑成一部单片——《秉爱》，并拿回了“小川绅介奖”。《秉爱》实质上延续或继承了日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纪录片的传统，然后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和土地上生长出来。新近完成的《长江边的女人们》，以十八年的跨度编织四个女人的故事，在三峡移民的大背景中，展示那些普通人生的变故，以及包含其中的理想和现实困境。

　　“介入电影”呈现的是创作者眼中的“真实”

　　讲座上，冯艳一边放映影像，一边讲解。她说，小川绅介执导的纪录片有其特点，即拍摄人员需与被拍摄对象一起生活，在取得被拍摄对象的信任后，才能取得较好的拍摄效果。比如，小川绅介及其团队在拍摄《三里塚》时，摄制组成员即居住在当地，花费13年的时间拍摄完成。

　　“如果说小川绅介是用等待、亲近、尊重的方式，取得被拍摄对象的信任，通过虚构的方式摄制具有疗伤功能的纪录片。那么原一男则认为纪录片就是用摄影机发起挑衅，并记录真实的反映。故而原一男常常触及到被拍摄者的隐私，探寻对象的心理真实。”冯艳说，小川绅介执导的作品是集体创造，原一男则既是导演，又是兼摄影师。

　　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贵州大学教授王良范说，原以为电影是艺术家的事，纪录片是新闻工作者的事，没想到这两者之间还有“介入电影”这一中间地带。“‘介入电影’面对的是一个个或平凡的人，将生活中那些不为我们所看到的细节展现出来，观众从中发现人性原来是如此宽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这么丰富。”他说，“介入电影”纪录片导演带来的是一种更尖锐的力量。“现在我甚至认为，独立纪录片的含金量，甚至比某些机构拍摄的更重要。”

　　“纪录片是真实记录重要，还是通过表演、虚构来呈现自己的理念重要？”有观众如此发问。冯艳说，她以前曾认为，如果没看到真实，那是自己在拍摄的地方呆的时间还不够，自己的理解还不透。但现在自己的想法变了，“因为我们拍摄的都是某个片段，这些片段通过排列组合，那还是真实的吗？事实上，我们拍的不是事实，而是眼里所看到，并想呈现给观众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