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后，留下的诗篇让人难以忘怀！每个人都该有赞歌
六名打工者，六个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漂泊于故乡与城市之间，忙碌于幽深的矿井与轰鸣的流水线，饱经人间冷暖，同时将这样的生活化作动人的诗篇。
《我的诗篇》在众多工人诗人中选定了六位，其中一位是富士康的工人许立志。
他90年生，永远停在了24岁。
而他生前留下的200多首诗歌被集结出版后，顿时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这是他用生命书写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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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皮村的新工人剧场里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在场的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工人。
陈年喜是一名从业16年的爆破工人，他的工作是每天在大地五千米的深处挖矿。
在陕西丹凤金湾村一座破落的平房里，住着他瘫痪多年的老父亲，已经患了食道癌晚期的母亲。
这里是方圆百里最穷苦的地方之一，当地男人大都以挖矿为生，几乎每年都有人死于矿难或肺尘病。
1999年暮冬，29岁的陈年喜第一次进入矿山，一座位于八百里秦岭深处的金矿。他的描述是“北风如刀，山高月小，远近刀劈斧削的裸崖泛着白光”。
人到中年的陈年喜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为了家人的生存，他一刻也不敢停歇，而他也只能将生活的巨大压力和痛苦统统寄托在自己的诗歌里。
每年陈年喜都会给父亲剃头，他用诗歌悄悄记录着父亲老去的过程。
黑漆漆的矿洞犹如无人的深渊，每日陪伴着他的只有冰冷的机器运作声以及震耳欲聋的爆破声。
陈年喜的工作是爆破，这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用空压机在坚硬的山体上打出一到两米深的孔，小儿手臂粗细。再填入炸药，埋进引信，点燃，轰然一响，炸出一个巨大的伤口。
他们是一群最接近地球中心的人。
是距离人间和太阳最远，也是距离地狱和死亡最近的人每天的工作都可能有去无回。
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迎难而上。
炸药前面是生
炸药后面是死
陈年喜写在诗中这样写道：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伸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像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夜晚回到简陋的出租，不管多累多晚，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陈年喜都会坚持洗完澡再上床，就像是他与艰苦生活所做的最后一次对抗和坚持。
就着昏暗的灯光，陈年喜每晚都要写诗看报。
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享受到生活带给她的片刻安宁。
他曾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
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
而在给儿子的诗中，他是这样说的。
儿子，我想让你绕过书本
看看生活，又怕你真的看清
对于陈年喜来说，每日生活在远离人间的地心深处，也只有诗歌能让他察觉到心中那个温热的跳动，能让他真切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2015年，他因为颈椎手术离开了矿山，在颈椎的第四、五、六节处植入了一块金属固件。
2016年，应邀到哈佛大学等名校诗歌交流，同年获得第一届桂冠工人诗歌奖。
2019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炸裂志》
2020年，受邀做客央视节目《朗读者》，同年，被确诊了尘肺病，他回到了家乡，写了《微尘》
除了无处不在的风，也许一切都是尘埃。
虽然他见过的不幸很多，但是他说，从来没有沮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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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鸟鸟，来自广东化州。
2003年便外出打工，现在是一位叉车工人。
同时，他也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诗人。
他总有万般思绪想倾诉，对生活的感慨，对文学的追求，想要挣脱束缚改变现状。
他喜欢在工作之余写诗，工作报告的背后被涂写的密密麻麻，那些纸张既是他的工作证明，也成了他的诗歌履历。
后来，乌鸟鸟失业了。
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又被父母连着安排了三场相亲。
刚过完年不久，乌鸟鸟就如同被重新拧紧了发条的机器，又一次马不停蹄回到广州找工作谋生。
他来到了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求职者们正在卖力地推销着自己。
乌鸟鸟手中拿着厚厚的一沓纸张，那些全是他写的诗。
除了叉车司机外，他更希望能找到一份能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比如内刊编辑。
在嘈杂的人群中，乌鸟鸟用蹩脚的普通话，一脸认真而虔诚地朗诵着自己的诗歌。
然而，招聘者听完后，要么是一脸的不耐烦，要么是直接打发他走人。
还有的应聘者对他写的诗歌评头论足，觉得他写的诗不够积极向上，全是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
最终，一个招聘者说了实话，他直言不讳告诉乌鸟鸟，如今这个社会，只有给公司赚到钱才是王道。
是啊，诗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它既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又不让乌鸟鸟难以承受的生活变得容易一些，反而让苦难和疼痛变得更加清晰。
但谁又能说诗歌完全没有价值呢？
它让无力者有力，它让悲观者前行。
当温暖的诗意照进冰冷的现实，当平凡之人开始因为诗歌的力量而散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光芒，这何尝不是文字和诗歌所赋予的力量呢？
乌鸟鸟离开人才市场，继续穿梭在繁华的大街上。
偌大的城市里，他还在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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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克阿优，来自四川大凉山。
在走出大凉山，阿优先后辗转浙江嘉兴、广东深圳、北京等多地打工，在服装厂当熨烫工、缝纫工，在啤酒厂收旧瓶、装啤酒、当过消毒工……打工的同时，他心里始终装着诗。
拍摄记录片时，他七年来第一次回老家过年。
这些年来，他将对故乡最深切而又不为外人道的思念，统统寄托在了他的诗歌中。
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好些年了
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好些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
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
三块锅庄石，三根顶梁柱
父亲笑呵呵在火塘边抽兰花烟
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
他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
而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
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
当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才终于安定。
多年未见的父亲身影又佝偻了不少，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父母的拐杖又长高了。
对于彝族人来说，反诅咒祭祀仪式每年过年最重要的事。
但随着村里做祭祀的法师一个个老去，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们的传统文化正在无形中慢慢消失，似乎只有身上少数民族特有的衣服还能提醒他们自己的身份。
在一家人的生存面前，他对于传承的丢失既痛心又无能为力。
父亲告诉他，村里最后一位负责给族里老人送葬的法师已经去世了.
而父亲已经提前为自己缠好了黑头巾，等他死了后直接给他带上下葬就行了。
听到父亲的话，吉克阿优沉默了很久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此次一别，父亲还能不能等到他下次回来。
诗歌对他来说，既能解乏又能解忧。
为了用汉语写好诗，阿优在当地小兴场区初中毕业后到普格中学读了两年，母亲去世后转到西昌一所民办中专读了两年，到了浙江还进修了大专课程。
来到浙江后，阿优进了一家羽绒服厂当起填充鸭毛的充绒工。
在工厂做久了，阿优对充绒的工序已经相当熟练了，可以一边冲绒，一边推敲诗句，时间很充裕。
他也创作了许多优秀代表作品，比如 《工厂的夜有一些黑》《一个彝族民工的烦恼》《一件衣服的成长》《一块布到一件成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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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霞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一位女诗人，她是一名制衣厂工人，来自四川内江。
父母在她七岁那年便来到深圳打工，她则留守在了大山。
13岁，初二还没读完，便跟着父母来到了深圳宝安。
她进入了一家服装厂，之后一干就是19年。
2011年邬霞的父亲突发中风，治愈后又诊断出肝囊肿、肾囊肿和轻度老年痴呆，以及重度抑郁症，无法再出去打工。
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也只能留在家里。
全家只能靠邬霞三千多的工资维持生计。
邬霞带着两个孩子，和父母、妹妹一起居住在深圳50平米的出租屋里。
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工资微薄。
在服装厂上班，每天都要熨烫花花绿绿的衣服，可是没有一件属于她。
她无比狂热地迷恋着吊带裙，即便是十几块钱一条的，穿了好多年的她一条都舍不得扔。
事实上，她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穿吊带裙，因为工厂里要求必须穿厂服，在厂里住的时候邬霞只能在夜半时分趁着室友都入睡，穿上自己心爱的吊带裙，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厕所，借着窗户的倒影，一遍遍欣赏吊带裙的美丽。
这短短的几分钟，是她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生活虽然苦涩，但邬霞的眼睛里却总是闪耀着坚韧的光芒。
她说自己要像石头缝里的花那样，即便身处黑暗，也要努力朝着阳光生长。
她想用诗歌和文字的力量让世界听到她的声音。
一家人 就是一株合欢树
爸 您就是支撑我们全家的树干
带领一家人在生活的油锅里翻来滚去
深圳有好车好房 并不属于我们
住着租来的房子
我们也能拥有阳光
爸 生活有多艰难 就有多珍贵
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
——邬霞《家》
父亲病情稳定后，他在家里贴满了欧洲的风景照，用红色的胶条贴着边儿。
父亲说，不管是租来的房子还是买来的，都是家，都要用心装扮。
家里的窗户上贴满了蝴蝶，父亲说，这叫破茧成蝶。
花几十块钱买到的彩灯，挂在家里，关了灯就能让全家人感到幸福。
70块的裙子也能穿出全世界最真诚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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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井是一名煤矿工人，来自安徽淮南，如今已经从业25年了。
长年累月的采矿生涯让他的手指和脸庞永远是黑乎乎的。
每天乘着升降机，一路降到600多米，甚至上千米的地底深处，甚至比全世界最高的楼还要高。
老井坦言，这个过程就像是下地狱一般，眼睁睁看着头顶的阳光一点点被黑暗吞噬殆尽。
矿井下环境极度阴暗潮湿，一个人走在寂静无声的巷道里，总是忍不住泛起一阵寒意，好在他还有诗歌可以聊以慰藉。
老井时常在地下写诗，而他的诗歌大多与煤矿有关。
他经常能够听见来自煤层中旷古的蛙鸣，尽管这些声音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见。
对这些煤矿，他总是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
老井觉得地底下的故事总该有人记录，也总得有人知道，这便是他写诗的初衷。
对于和老井一样的煤矿工人来说，这个世上没有比痛饮阳光更幸福的事了，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就像老井的朋友们那样。
2014年8月19日，淮南一处煤矿发生了重大事故， 20多名工友的尸体连同那些煤矿被永远埋在了地底深处，这是老井心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伤痛，他为死去的兄弟们写了一首字字泣血的悼亡事。
《矿难遗址》 在煤矿井下，发生一次瓦斯爆炸后，现场产生的大量瓦斯及明火往往会引起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三百次的爆炸，许多到现场抢险的救护队员亦因此送掉性命。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此时有关部门只有忍痛下令砌上隔离墙，将现场暂时封闭，以隔断氧气的进入，从源头上杜绝爆炸的再次发生。于是，没来及抢救出的许多遇难者遗体便被搁置了地心的黑暗里，一年二年，甚至更久。
——题记
仍在低泣，还有许多钢钩般锐利的求救目光
挤出石头墙缝
扯住我的肝肠，直往墙内拉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我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
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所以我只能在这首诗中
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
有一百多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
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
余下惊悸、爱恨，还有若干年后
正将煤攉入炉膛内的那个人
在呆呆发愣时独对的一堆累累白骨
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
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
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
都伏到我的肩上吧
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
都装入我的体内吧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移动的坟墓
装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
一直往上走 ，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先晒去悲痛的水分
然后让它们赶紧去追赶
那缕缕飘荡了两年仍未
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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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志出生于1990年， 2011年初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
9月30日堕楼辞世，生命留在了24岁那年。
每天至少十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作，白班，夜班，仿佛永无止境的超负荷工作，像一根根稻草般一点点累积在他不堪重负的躯壳之上。
对于一个年轻，孤独而又敏感的诗人来说，这样暗无天日，望不到头的生活让他倍感痛苦。许立志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但他却从未对家人诉说过，而是将所有情感宣泄在了诗歌中。在此期间，他一共写了200多首诗歌，主题无一例外压抑而沉重。
他在其中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他生前最后的诗中曾这样写道:
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
不必为我的离开而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每每提起儿子的死，家中年迈的父母依旧是悲痛万分。
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儿子的选择，正如他们无法理解儿子的诗歌。
电影中有一段采访许立志的父亲。
老老实实的农村人，条件不好也不差，唯独想不明白儿子选择坠楼是为什么？
父亲说许立志就是太内向了，什么都不说，才会落得这个结局。
父亲有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父亲拿出认真探讨问题的态度，十分冷静地说：写诗放在清朝以前，可以进入仕途，换一生安稳富贵。现在写诗有什么用？
就是因为父亲说得太有道理，反而更加难过。
父亲觉得写诗是不务正业，是没有前途的事情，他觉得儿子就是因为接触了诗歌才会产生这么多消极抑郁的思想。
最终，许立志的哥哥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洒进了大海。
一位满腹才情却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孤独诗人就此在人间陨落。
他们用痛苦写诗，用不忿写诗，用不甘心写诗，用生活写诗。
陈年喜的一首诗让我印象很深，献给大家共同品鉴。
儿子
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
我昨夜抱你的梦
和露水一起
还挂在床头
你在离家二十里的中学
我在两千里外的荒山
你的母亲
一位十八而立的女人
被一些庄稼五花大绑在
风雨的田头
我们一家三口
多像三条桌腿
支撑起一张叫家的桌子
儿子
这也是我们万里河山目下
大体的结构
儿子
我们被三条真实的鞭子赶着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儿子
用你那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
爸爸还能够走多远
你说母亲是你的牡丹
为了春天
这支牡丹已经提早开了经年
如今叶落香黯
谁能挡住步步四扰的秋天
儿子
其实你的母亲就是一株玉米
生以苞米又还以苞米
带走的仅仅是一根
空空的桔杆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见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他们用诗歌给这个无情的世界寄去了一封骄傲的情书。
正如陈年喜所说，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即便身处淤泥，但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利。
在这个世界上，阳光并没有公平地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为沉默的大多数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或许这才是纪录片真正的意义。
而每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都应该有被看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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