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共建精神家园
《瞭望》文章：共建精神家园
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关注，将越来越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将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激发人民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价值基础。
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先哲就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以说将共同的精神理想，与法律制度建设之间互相发扬、互相支持的辩证关系一语道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仅是对社会物质化的一种反思，也是因为进入法制时代，制度的作用越大，越需要反复追寻建立、执行制度的良善动机。
社会转型中，难免泥沙俱下。受价值观多元化的负面影响，少数人思想迷茫、信念动摇、荣辱观错位。在思想领域，愚昧迷信伪科学思潮、经济私有化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利己主义思潮，等等，一时俱起。
面对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就要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多元价值中去粗取精，辨别真伪；在多元价值中择善固执，利己利人，中国人有着更为丰富的滋养可以汲取。
这首先是因为在五千年文明探索中，中华民族发现许多对世界、对生命、对人类价值的根本性认识，迄今仍熠熠生辉；其次是在绵延不绝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出内及个人心灵，外至国与国交往合作，止于至善的精神完善手段；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理念；四是在当今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可以更广阔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择善而从，为我所用。
“无论海角与天涯，心安宁处是吾家。”鉴往知今。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组成部分。□（汤耀国）
《瞭望》文章：功利时代的精神重建
如果说人人都可以为圣贤，那么同样也能成为社会共同价值的担当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
2007年，《士兵突击》激发了许多普通人的热情。这部军营题材电视剧，已经走出荧屏，真实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南京军区将《士兵突击》作为新兵入营教材；许三多的网上拥趸到云南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一群买股票的年轻人，也计划效仿许三多迷，同样捐建希望小学。
许三多，让普通人意识到平凡生活的光彩。
由此点放射，2007年，对一系列文化现象的争论中，蕴藏着持续的反思与社会理想的重建。
一方面，在争论中，江西电视台的“红歌会”引起轰动，西方人拍摄的电影《南京》受媒体追捧，《论语》热卖，中医纳入医保；另一方面，在争论中，洛阳烈士墓被毁引起广泛抨击，《色·戒》的某种“精英”意识触动了人们最淳朴的是非底线。
物极必反。在裹胁一切的物质化洪流面前，这样的反思与争论可谓波澜壮阔：如果生命有同等的尊严，张爱玲、李安的优秀艺术表达，能否遮蔽70年前被剥夺的3500万生命？如果完美市场是人类社会的更高目标，提高经济效率，能否等同于跨国公司的“斩首”收购？如果人人平等，资本的利益是不是比劳动者的长期合同更“平等”一点？
追寻原点的脚步国产动漫未有止息。2007年，温家宝总理发表诗歌，标题是“仰望星空”，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以感动的方式寻求自己的认同。
无论多么宏大的社会现象，都源于个体心灵的汇聚。无论个人行为如何多元，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因此，对一切社会现象的质疑，都能回归于原点：每个人的内心。
“泛瘾式生存”
时下聚会，话题总难离开股票、房价。
2007年的股票热中，中国已有过亿的股东账户，众多群体在股海弄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连小学生都用压岁钱炒股，说是要培养自立自主精神，提前适应市场经济。
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之间，在几乎每一栋办公楼，都能发现有办公室的电脑屏幕显示着“红绿线”。
是不是涨了就兴奋，挣了钱也憋着不说？是不是跌时很失望很愤怒，还到处找原因（而且一定能找到原因）发泄？是不是每分钟、每小时都想看变化，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是不是割肉以后还惦记，走了三个月还要回头？是不是钱已经不是钱，只是数字？是不是梦里经常出现红绿线？是不是对每个消息都没信心，战战兢兢；或者信心十足，谁劝也不听？是不是为了安慰宁可听信谎言？是不是不停地后悔？
是不是很像赌博？很像毒瘾？
不少人卷入“泛瘾式生存”：地下六合彩、彩民、基民、非法传销、老鼠会、“万里大造林”、蚁力神、网络游戏、一夜情……
中国是不是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所谓的“泛瘾式生存”时代？
在物质化扩张的时代，“成功”就是能挑动起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便痛苦，得到满足便空虚，起起伏伏中，外化为“泛瘾式生存”。凭借现代传播、营销手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欲望被制造出来，欲望的膨胀越来越猛烈。为跟上横流的物欲，越来越需要一夜暴富、一夜成名。
一夜暴富的合法途径有炒股，一夜成名的合法渠道有选秀。证监会的风险提示收效甚微，广电总局的禁播令更是遭受非议。
对此，南方一家媒体在2007年8月的一组文章中称：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所谓“毒药”，也许更准确的形容是“毒品”。但是，即使明明白白地标注为“毒品”又怎样呢？在“多元价值观”的旗号下，连真正的吸毒都被一些人视为“中性价值”，乃至“先锋行为”、“个人解放之道”。
各种版本的“新四有新人”，如“有钱财、有靓车、有美女、有别墅”，流传甚广。
针对媒体对“征途”游戏放纵暴力的抨击，当事人辩解说，“企业家的根本道德是赚钱。”
这好像是在说，“资本”大于“道德”，或者“赚钱”大于“道德”。曾经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美丑，已是如此混沌一团。所谓“多元价值观”，几乎成为“没有价值观”，成为放纵资本、欲望的“护法”。
股市本没有错。但是对物质与身体的极度迷恋，可有“刹车”？
人创造的，也要人使用
无论是鲜花还是垃圾，人创造的，都要人来承担。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2007年提出了“底层沦陷”的概念。他认为“底层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生存生态恶化。
而在总体上，武汉大学的邹薇教授研究说，目前，现实中越来越呈现出有规则的、有组织的，甚至制度化的“社会腐败网络”：一方面，腐败现象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甚至公愤；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腐败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无处不在，不适应就很难取得成功。
也就是几乎每个人，不管在哪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和认可了各式各样的“潜规则”。
2007年，一条名为“全国二奶大赛”的手机短消息广为流传，腐败官员“私德”被恶搞背后，是对精英个体的信任越来越脆弱。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30年前，一些共产党员干部还因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生活作风问题”被社会抨击、纪检调查。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一些观察家甚至将中国共产党员的严格道德标准，等同于“清教徒”的严格自律。
在自我约束越来越难于执行的同时，一些精英受到质疑，群体的“泛瘾化生存”成为普遍。而人们对重大的社会趋势，也更偏于从“外部”寻求解决方案：比如强调条件的不成熟，比如强调改善环境，更有力的一种声音，则是批评制度不完善，等等。
制度建设的急迫性、关键性、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制度不是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共同价值观之中，植根于人们的内心。
如果经常看到“锁在抽屉中的制度”、“墙上的规范”、“口号政治”、“以会议落实会议”，会不会质疑制度的可靠？从个人而言，官员中固然有腐败分子，但草民、知识精英做了官，又能否独善其身？2007年，本刊曾刊发多篇文章，分析知识精英、“行业智囊”如何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参与政策制度的制定。
创造制度者，也在使用制度，甚至虚化制度。
没有共同价值观为支撑，设计再精妙、再完美的制度，要么当时即被虚置，要么迟早会堕落，越来越沦为徒具形式的花瓶。
作为学者的许嘉璐先生，曾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衣食住行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即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而影响最为久远、最深层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可称哲学文化。
中华文化命脉能够五千年不断，根基就在于具有明确的、全民共识的哲学文化。这个文化中，“三省吾身”，一直是社会建设的入手处。
“无边际解放”对岸
物欲的横流，精神的失守，任何单个个体都无法为之负责，将之拯救，但希望又正在每个个体身上。独自的探求已是不易，寻求交集自然更难。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开放之后，商业洪流席卷开来。苦于没有“个性”的人们，再沉溺于量身打造的“伪个性”，为之欣欣然，认为找到了自我，得到了归宿。
2006年底直至2007年全年，许多媒体曾广泛地参与一场关于“文艺复兴”、“个人觉醒”、“社会复兴”、“道德重建”的论争。
纵观整个论争，似乎个人解放与否都未厘清。
其实也简单，“欲望”不是个性解放，而是人性自由的另一重枷锁。这是“物质时代”另一种被忽视的常识，也是人们不愿直面的“心障”。
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分析，西方人本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主义，但基于维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需要，资本主义的以人为本过于强调以个人为本位，以实现自我为主要的、绝对的价值追求，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就会过犹不及。
他进而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本就异化为‘以资为本’”。
回顾2007年底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回顾对“征途”游戏的辩解，回顾上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能不能看到“资本异化人性”、异化人类价值的影子呢？
而这样的异化，正以社会物质化为大背景。
2007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仰望星空》，引言提及他在同济大学的一次演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一个总理的情怀，关注的是整个民族。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一个人也需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时候，哪怕只是看看星星，做做美梦。
孟夫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几希，就是只差一点点。不过是那么一点点“仁义”而已。
在许多宗教和思想体系中，人不仅异于禽兽，还可“通神”、“通天”。大地厚德，负载了我们的身躯，但若无一些超越性、神圣性，这肉身将太沉重。
从物质化中拔出脚来，总要寻求另一个立足之处。
人道有常
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基础上，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标准。比如知识精英推崇的美国，严格的清教徒意识形态是其核心价值观，保证了民主、宪政等政治制度在几百年中平稳、持续改良。白人清教徒的统一意识形态，提供了出兵伊拉克、引起“文明冲突”的民意支持；而对这种意识形态瓦解的担心，也使其在处理庞大拉美移民时陷入道义上的两难。
与西方完全不同。在中国，先有家族，后有单位。两者背后，有着对世界存在、人类生存的不同解读，及维系漫长农业帝国形成的意识、制度基础。在家族中，提倡自强不息、守望相助、推己及人的仁爱，以及自律内省、上下有序的礼法，在单位中，则演进为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等等。
如今，家族演变为小家庭甚至“丁克”家庭，单位大都转型或面临转型，家庭、单位这些价值观的实际载体、社会功能不断地被削弱，形成的一个趋势是——“人心散了”，生存或享乐是最浅近的选择。
泛瘾化生存，物质化社会，推动着人们的反思。个体心灵的救赎与社会核心价值的重建，已然深深契合起来。社会需要核心价值、共同信仰、共同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
但前提是个体重心灵、有信仰。个体需要各自的精神家园，也需要共同的精神家园。
情况似乎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曾以“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为题，进行过大型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只有28.1%的被访者说自己“有信仰”，22.2%的人“曾经有过信仰”，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信仰了，36.1%的人直言“没有信仰”，其他人则“不想回答”。
这算不算信仰危机？
也有闪光点。香港学者王绍光将核心价值观分为七个层面，引用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出主流态度：
与家庭的关系：以家庭为重，但要讲理；
与他人的关系：年长者较迁就、重视信任，年轻者较容忍、重视忠义；
与群体的关系：集体观念仍然没有过时；
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平等；
与政府的关系：依赖和支持政府；
与终极目标（神或异化的自我）的关系：信教不多，拜神不少；
行为模式：关心自己，处事公平。
他的结论包括但不限于：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存在完全的共识，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被多数人接受的价值准则；在价值判断方面，似乎不存在价值迷失、价值崩溃；但在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表明道德实施的外在约束机制松弛：从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集体的弱化导致耻辱作用的弱化；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的支撑面。
作为中国人的生存
与“核心价值体系”一道，“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新的阐发。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非孔、反儒大行其道，以让路于德先生、赛先生。但激情冷却之后，许多反儒先锋逐渐出现“士大夫式的移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理论上、言语上反儒最坚决的鲁迅、胡适，却用一生的行状显示出儒者的风范、君子的气度、志士仁人的性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逐一验之，几乎无不符合。
传统命脉未因文化运动而毁坏，反倒去除了神化、宗教化遮蔽，更切近原初的人本精神。但几经政治社会运动乃至“文化革命”，终于如许嘉璐所称，断层了。
传统更有如“大象无形”，退出显眼的位置。不过，在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时，人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传统的希望。一旦某个角落里出现复兴传统的躁动，国人的神经便被刺激起来。
一年多前，浙江温岭曾出过一条新闻，称当地官方主导“二十四孝”的复归，因其间包括“郭巨埋儿”等如今视为惨无人道的事例，一时激起笔仗。本刊记者后来到当地才了解实情，不过是几个石雕商人所为而已。这只是一次误会，但足见传统在当下的敏感度。
当代儒师蒋庆呼吁立儒教为国教，走激进路线；几个年轻人在北京举办一耽学堂，一点一滴地传承文化点滴，践行道统，乃务实路线。无论激进还是务实，都是媒体关注较长时间的看点。
还有媒体主动出击。央视“百家讲坛”持续火爆，并非《论语》专家的于丹在那里讲《论语》，出的书大卖了几百万册。
书斋研究与民间躁动多时后，为政者近几年亦明显地表示出对传统的重视。祭孔、祭炎黄，办孔子学院，直至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呼应了人们内心的需求。
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现实变了，传统已是百无一用。“继承和发扬”只是场面上的话，实际上都不想被它拖累，追赶时代潮流都怕来不及。
再到后来，危机出现了，“思想的苇草”越来越脆弱，无以自持，开眼看世界以寻求良方的人们发现，那边厢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盯着我们的背后看，以解决他们的困惑。
但失落的人与传统，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什么。
无知者无畏
2007年底，研究分子生物学这一西方医学前沿的新任卫生部长陈竺说，“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表示，中医医疗机构也将被纳入医保定点单位。政府的鲜明态度似乎没有受到持续一年多中医存废之争的影响。
文化断层的结果之一，是在判断精华与糟粕中的无力感。在中医争论中，与一个世纪前不同，当今反对中医最力者，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本刊记者在网上看到一篇五万多字长文《问中医几度秋凉》，为之动容。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根据地，但也身处极大的生存困境之中。最大的困境是对其无知而产生的误解、抵制。
中华传统以包容为特色之一，但在当今往往得不到他者的包容。
反倒是不少真正的西医大家对中医表示敬重。记者有一次问美国华裔医学遗传专家钟南教授如何看待中医，他说：
“中医自成体系，有的是我们西医讲得清楚的，比如掐人中让人恢复清醒，可能是人中处的面部神经刺激大脑所致。也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西医讲不清楚的，像掐虎口能止胃痛，我们不明白，但它就是有用。另外，拔火罐啊、针灸啊、经络啊、穴位啊，我们也讲不出道理。但现代西方医学讲不清楚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不存在。”
钟南毫不掩饰对中医药的“无知”，但对之却有惺惺相惜之感，称：“对中医既不能神秘化，也不能贬低，关键是在尽可能搞清楚它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日本花那么多钱研究中医药，我们为什么不？”
陈竺也曾表示，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
“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人，今人，虽有古今之别，但终究都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许嘉璐说，对中国的儒学、传统文化，需要把当年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娃娃”抱回来。“娃娃”是什么？是千百年、上万年积累的，带有普世性的东西。
欲以传统为解决我们当下问题的药方，首先得问一下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它。如果没有，那就拿出老实的态度，从“自知其无知”开始。
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也是需要足够的智慧与老实的态度来区别的。
在卫生领域，陈竺预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中国传统的每一个部分，不都包含着这样的哲学？而每个人，是否有力量寻求这样的对接？
对注重内省修心的儒家而言，它从个人的起心动念入手，追寻“明明德”，将个人的生存目标定为“止于至善”，这是对人类个人价值的最大肯定。
不被外界所左右，摆脱欲望束缚。
“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
择善固执善待自身
逝者如斯！洪流之下，中国的社会环境同样为当前核心价值的塑造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
对“以人为本”、“和谐”、“公平正义”等理念的张扬和深入阐释，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对接的平台。仅对儒家而言，还能大大减少对“庙堂孔子”制度性歪曲引起的误会，恢复“布衣孔子”的本来面目。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既冲击了家族、家庭，同样也凸显了家庭价值的重要，使家族、家庭有机会成为比较纯粹的感情港湾、精神纽带。
技术理性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价值理性的空间，但也为价值理性的传播、交流提供了便利。
自由观念的深入，也可能增强分辨力，夯实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同、接受的基础。
浮世功利的泛滥，可能遮蔽了心灵，但不堪重负往往又是激起反思，开拓另一种可能的转机。
人人可以为圣贤，也是社会共同价值的担当者。在麻木与偏执之间，在焦躁与迷茫之中，我们还有更多选择：
从向真、向善、向美开始，达成价值观的基本共识；
从反省心念与生活方式开始，渐至制度与价值层面的改良；
从个体精神生长成熟开始，寻求共同的精神家园。□
《瞭望》文章：制度承载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在权力运作体制中得到体现
文/韩庆祥
中国共产党人近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不是杜撰出来的僵硬意识形态，也不是仅仅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提出来的。其实质，就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方向问题，用共同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营造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定之后，实现这一价值体系的行动更为重要。
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除了要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升出基本价值，并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加以表述，进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以外，还需要确立体现这些核心价值的各种制度与体制。笔者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循序渐进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循序渐进改造社会层级结构
政治体制包括许多内容，但核心内容是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体制。传统的政治体制之根本特征是：
在权力结构上，政治权力力量过大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微弱，因而总体上属于“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自下而上反映基层意见会相对遇到某种阻力。
在权力运作体制上，政治权力至上，权力自上而下运作、逐级管制而对其缺乏有效制衡，由此重权力，讲集权、讲身份、讲人治、讲等级、讲服从。
这种权力结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特征，是由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造成的。这里的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实际上是一种注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身份层级和关系层级的社会层级结构。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形成社会层级结构的现实基础。在传统社会，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今天社会的运转并非完全不必要。由于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今天我们的许多理念和政策不同程度上仍然是通过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来运作的。
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必须循序渐进地改造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已有很大改变，但其消极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些观念，置于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或传统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中，就难以变成切实有效的行动，甚至某些“做法”比较落后。既要利用它，又要改造它，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具体来讲，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或“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体制”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
——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然而，在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个人权利服从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斥民众的合法权益；身份挤压能力，这在一定意义上会排斥人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地位高于平等，这在一定意义上会排斥人们之间的平等交往；服从高于自立，这在一定意义上会排斥个人的平等、独立人格。
——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以人为本。这些价值理念却与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存在一定程度冲突。在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因过于注重对人的控制而会影响民众各尽其能和社会焕发活力，进而会影响国家富强；因权力过于集中便会影响民主；因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并产生腐败便会影响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因权力至上会影响以人为本的实现。
——影响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发扬。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一个国家尊重人民、关心人民且热爱人民，人民会更爱国家。然而，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容易滋生权力排斥个人权利的现象，而这会影响爱国主义精神在一些个体身上的顺利实现。
——影响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发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确立是以个人的独立人格、自主个性和思想解放为前提的。然而，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容易排斥个人的独立人格、自主个性，这最终会影响改革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影响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致思趋向是培育人的德性和善行。但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因人治而容易使一些人不是凭能力和业绩获取权力，而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又容易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去攫取社会财富。而这，正背离于德性和善行。
逐步建设新的社会结构
由此，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从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入手。
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把自上而下的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平衡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政治权力控制、但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集权型”社会结构，转变成注重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横向沟通，且相互制约的社会结构。
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蕴涵着新型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体制，这就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制约、相辅相成。
这样的新型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权力运作体制，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因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内在要求尊重民众的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尊重人民、关心人民且热爱人民，倡导人们之间的平等交往，注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以人为本等基本价值，并且善于以自身的德性和善行来带动民众的德性和善行。
同时，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以及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的相互制约、相辅相成，有利于消除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的各种障碍，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铺平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造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人是改造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关键。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迈开了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步伐，采取许多现代理念与措施，力求消解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世俗基础。对此我们应充分肯定并满怀信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循序渐进地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建立新型社会结构的过程。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超越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过程中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执政能力、和谐社会以及公平正义和民主法制的执政理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努力建立健全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这实际上为构建新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和目标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建设为主”。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影响是长久的，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当今的某些领域，虽然有形的社会层级结构被打破了，但无形的社会层级文化、层级观念和层级思维依然存在。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我们许多人都受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不同影响，甚至一些人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建构新型社会结构的进程中逐渐缩小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生存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并建立新型的社会结构，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因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党的执政地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而新型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形成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也要求实现这种转变。□（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
《瞭望》文章：人文化解价值危机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满足人的需要和精神追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方立天教授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但对时下的“欲”与“矩”感到不安。
物质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学知识增多，道德素养欠缺；传统精华毁坏不少，新的共识尚待重建……方教授认为，这是一种价值危机，成为当今人类进步的重大障碍，也是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不过，他并不悲观。他对传统人文精神寄予厚望，却非复古主义者。他相信个人心性大有修养空间，共有精神家园不会是空中楼阁。
治学半个世纪，他并不完全是书斋中的学者。传统学问的核心，关乎人道。治学传统，旨在修己以安人，经世致用。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之举，在方立天教授看来，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尽一点社会责任的表现。
以人为本当注重精神
《瞭望》：现在提共有精神家园，是否要基于个体对心灵、精神、道德的重视？
方立天（以下简称“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需要好好研究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每个成员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取向，但也不排斥个人发挥积极性，个人没有信念，就无从谈共同信念。
《瞭望》：“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举国共识，个人应当以什么为本？
方：以人为本，是相对以神、以物、以钱为本而言，古代还讲以“民”为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言，而“人”，包括所有人。以人为本是以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为本，不仅要保证物质生活——国家强调民生就是这个意思，还要不断提升精神生活，使人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良性发展。人的生活不等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人是有思维的，有精神追求的。物质是基础，但精神生活更高，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瞭望》：“个人解放”提了很多年，现在物欲与性欲的放纵人所共知，但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成熟是否有进步？
方：提个人解放，针对专制、封闭，是人类的进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首先，个人解放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应当是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解放是有限度的。人对自己要有约束，不能完全放纵。
再者，自由的内涵很丰富，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个人解放不等于放纵欲望，物欲与性欲的过度放纵，对个人身心健康、幸福很不利，比如享乐主义就带来了很多富贵病，对社会也是消蚀力。人对自己要有约束，不能完全放纵。
这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道德面貌一方面前进了，个人主动性、积极性、主体意识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出现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这不好，要下功夫去逐步引导解决。
人要有信念、信仰，没有信念、信仰，方向、动力就没有了。当然，不一定要信教，或信哪个教。
《瞭望》：全民认同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五千年的根本所在。现在这样的精神文化还存不存在？
方：可能在重建过程中吧。现在人们思想比较多元，旧的共识被破坏不少，而新的共识也还难说明确形成了。这一百年，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有很多绝对主义的做法，把它破坏得厉害。我最近有个想法，将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但单个人做不来，应当共同努力。
中国学术的根本是人文精神
《瞭望》：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国学热？
方：这关系到国家文化战略，我认为要冷静对待。根据我个人反复思考，初步想法是，要给国学很好的定位。国学是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主要是学术意义上的。经世致用也有，比如中医。
国学之魂，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国学所包含的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观点，即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这对世道人心自然有良性作用。
国学无疑是与中华民族相联系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保存发扬国学中的优秀成分，对保持民族的独立性，保持文化的根、思想的根、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国学确有让西方作参照的地方，以佛学为例，在当今世界宗教冲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领土争端、资源掠夺以及邪教等而引发的种种人类苦难当中，佛教的一些理念，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都有化解作用。当然，我们不能说国学要取代西学，来指导全人类。我主张东西方文化互补、交融，最好通过融合，形成大家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现在在探讨全球伦理，能不能进一步探讨“全球价值”？这个很难，可能要有全球性的大师来整合。
《瞭望》：中国贤哲所强调的道德责任、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为何没有在实践中延续下来？
方：独立人格是道德责任的前提，它们在早期贤哲那里是统一的。
但社会很复杂，哲人那么说，为政者不一定那么干。秦汉以来的专制制度，削弱了自由意志，这是传统思想演变的一种偏向。现在需要适当重整，处理好道德责任与独立意志、人格尊严的关系，使之良性互动。
从个人修养到社会责任
《瞭望》：儒释道三家的心性思想及其源头对当代人有何意义？
方：我有个想法，要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去弘扬传统文化。传统不止是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综合研究，进而深入探讨三者价值理念的精髓。
儒家的人本，道家的自然，佛家的解脱，这是基本的传统，都有一个中心，就是如何完善自己，成就理想人格。三家统一在心性上，注重心性修养。
心性修养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心性内涵包括理念、意志、情感等，一个人对宇宙、人生要有正确的认识，这要通过教育、学习、修养来实现。这对当前也很有借鉴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去恶存善。人有好的一面，把它阐发出来，不好的，克服它。
《瞭望》：修心养性如何身体力行？
方：从小就要开始教育，扎根一辈子。不要放弃，要努力去做。做也要讲究方法，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要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考虑，要考虑内在的东西，启发内心觉悟，不能生硬灌输。
《瞭望》：从个人修养到社会责任，儒家、大乘佛教都有明确的道路，这还适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方：它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自然应当汲取。地藏菩萨发大愿入地狱，要待众生得救自己才最后解脱。这是何等的精神。
《瞭望》：如果做不到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有价值吗？
方：独善还是应该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君子慎独，对自己严格要求。虽然人处社会之中，受到各方面制约，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主体作用发挥得比以前要好，各显神通，空间很大。
《瞭望》：赚钱大有空间，从善也一样。
方：光独善还不够，应当发宏愿，正因为环境不太好，大家素质不太高，就正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不能回避。
官方诉求应打动民众心灵
《瞭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官德是否该起表率作用？
方：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传统和现行体制下，官员一直是大家的仰视对象，对官员的人格要求应该更高，官员道德涉及我们国家命运，腐败就可能亡党亡国。
《瞭望》：有官员求神拜佛，有官方祭祖祭圣，您怎么看？
方：要具体分析。祭礼炎、黄、孔，可能是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寻根追求，对光大民族文化有作用。但也可能为推动旅游、发展经济。
有的官员信教，比不受一点约束、大肆贪污腐化的还要好一点。其实，官员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也就是把老百姓服务好，比信教重要得多。官员崇拜的对象应当是当地人民。
工作搞不好，求神拜佛有什么用？佛又不会保护腐化分子。
《瞭望》：现在有反权威、解构的潮流，一些典型人物、道德楷模的反响往往不如民间选秀热闹、“深入人心”，为什么？
方：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以前政治斗争太严酷，让人对政治畏惧，宣传灌输又太生硬，令人反感，引起逆反心理。
而现在执政党讲以人为本，领导人亲民，和老百姓讲感情，在调整。朝这方面大力下功夫，抓紧民生方面的事，慢慢就会转过来。要形成一种印象，政府做的事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这是基础性工作。
在具体的宣传方面，应当把外在灌输转成内在需求。宗教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值得学习。它关切人的终极问题，能打动心灵，使信徒自觉自愿接受它的理念和道德规范。
《瞭望》：当前的价值理念与制度之间契合程度如何？有何改进之处？
方：制度内及精神，外及物质，是起保障作用的。这些年，我们的制度是在不断改善的，在公平正义方面，如教育、医疗、城乡差距等，都在努力改变。另如民主，也在适应民众的要求，不断提高程度。
知识分子须正学以言
《瞭望》：面对大众的精神失范，道德失序，知识分子有的随波逐流，有的道德狂热，这有何后果？
方：这两种都需要克服、调整。一方面不要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好为人师，效果也不好。社会的进步，道德面貌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不断前进。
《瞭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还适用么？
方：可以，知识分子仍然应有这种志向。
《瞭望》：以前“学而优则仕”，现在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怎样去“为万世开太平”？
方：“为万世开太平”，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讲。为未来发展提出理念、方向，出思想、出主意、出智慧，也是在发挥特定作用。政治家、知识分子、民众应良性互动。
《瞭望》：您治学半个世纪，能不能以己身说法，讲讲所治之学对您个人的影响，以及您作为学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方：学习、研究佛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对我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在事业上是儒家指导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外，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佛影响，不争名利，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好的传统需要体认，要去实践。“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总的来说，想努力工作，做点事，不愧对这一生，同时多少给这个社会留一点东西，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瞭望》文章：养护青少年心灵
一代代青少年的心灵状态，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争 汤耀国
“为什么杀人者如此冷漠？为什么自杀者如此无情？”
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秘书长孙浩哲教授近年来对沈阳、鞍山、抚顺、阜新等市的大量“优秀中学生”进行了多次访谈，竟发现他们中不少人想到过自杀，越是重点学校的学生，问题越是严重。
另外，从青少年犯罪案件中还可以看到，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杀人者的父母、同学、朋友，有的青少年杀完人后，还能正常上学，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没有恐惧感，没有罪恶感。
这让孙教授有了上述惊心动魄的一问。
自杀、杀人固然属极端事件，暴力、偷盗、损坏公物等事件也频频发生在一些青少年身上。孙浩哲认为，这些事件的背后，国民教育负有主要责任。他认为，在当前的青少年教育中，有五大核心价值观缺失：生命观、幸福观、仁爱观、义利观以及公德观教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陆玉林教授则认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不能说没有，但缺乏感召力，并且与实践严重脱节，起到的作用有限。
从小追寻生命的价值
近年来，大、中、小学生伤害自己（自杀）和攻击他人（群体青少年抢劫、杀人）的案件时有发生，且有上升之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孙浩哲访谈了解到，一些学生考试考不好，被老师和家长骂后，常常想到死，有些女学生还常在一起讨论自杀的方式。
孙浩哲称，一些新生代孩子从小受到家长呵护有加，养成惟我独尊的自我中心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蔑视别人、漠视他人、自私自利成为左右其行为的一种力量。
而上学后，繁重的作业、应试教育的压力、家长高期望值的累积，使许多学生难以承受，导致一些青少年人格与心理的双重断裂。
从大环境上看，学校、社会对成绩独尊，对文凭、金钱的崇拜，暴力动画片、游戏电影中江湖杀伐镜头潜移默化的影响，情感电影中殉情者的执迷，使一些青少年从小就向往草莽英雄、杀人越货，甚至使自杀逃避成为时尚。
据重庆公安机关统计，从2002年至2006年，在公安机关抓获的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青少年占到总数的48.79%。重庆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研究发现，从作案手段看，青少年犯罪手段呈现成人化、凶残化倾向。
孙浩哲认为，青少年犯罪的根源可能是多元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今天青少年成长的环境着实令人痛心：部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某些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一些媒体粗制滥造暴力影视作品；成人社会中家长和教师间肆无忌惮的金钱关系和裙带关系。这些精神鸦片，使青少年成长的心理环境和物理环境都遭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这造成一些孩子只关注成绩，放松修身和人格塑造。
“生命观教育是人格和心理统一、同一的教育，是每个生命必须实现的教育”，孙浩哲说，这是今天中国青少年急需培养的教育。要教会孩子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最可贵的品质，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孙浩哲说，“仁者爱人”，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而这些年来，不少学校老师、学生家长还普遍存在的“重智轻德”的倾向，淡化和淡忘了对青少年“仁爱观”的教育培养。让青少年学会关注自己、关注他人、承担责任和使命，这是青少年“仁爱观”培养的最重要的课程。
拓展广阔的心灵空间
鞍山市某中学一名初三女学生告诉孙浩哲，她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到学校，上课学习做题，每天晚上九点半放学，十点钟洗漱完毕后，开始做各科老师留下的作业。每天迷迷糊糊地上学，迷迷糊糊地回家，不知道一天都干了些啥，只是机械地一天又一天地生活。
应试教育的高压，在一些学校往往异化为将生命的培育，集中到掌握知识工具、甚至狭隘到应试工具上。
孙浩哲说，一些青少年产生麻木、偏执、虚荣的心态，是社会、家长和老师没有给孩子足够广阔的成长空间，没有让孩子建立起幸福观。应该让每个孩子有生活的情趣，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体验到挫折的坚韧与困境突破的快乐，在能承受的挫折限度之内，每天去感受生活的新奇与成功的喜悦，让孩子爱生活、爱自己、爱他所爱的人，和被他人所爱，让幸福感在生命中荡漾，让幸福观成为他人生支持的一种力量，则真、善、美的教育才会实现。
沈阳某中学，高二女学生与校外男青年发生冲突，该女生回校后，跟同学男友哭诉，男友气愤不已，携请两名“好哥们”前往复仇，找到后将其痛打一顿，走出200多米后，觉得还不够解气，又返回再施拳脚，打完后仍不甘心，又从被打者身上搜出100元钱，离开，结果被打者报案，四名高中学生以抢劫罪被抓。
孙浩哲还曾一个晚上接了两个求助电话，其一为学生母亲谈自己上高中的儿子平时要啥给啥，却还偷母亲的钱，每次被发现教育后，都说改，结果还继续偷妈妈的钱……另一个电话是某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老师打来的，她说，一名女学生长得漂亮，学习又好，但却有偷别人钱的毛病，问怎样帮助改造这样的学生……
他认为，第一个案例，昭示着今天的青少年学生缺少正确的义气和正义价值取向的教育，案例二则反映出一些孩子有好逸恶劳的恶习，贪小便宜、爱金钱不择手段，直接反映了中国当今教育中过分地重视成绩而忽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人格培养，其背后是青少年“义利观”缺失的直接反映。
他说，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见利忘义”、“君子固穷”的气节是妇孺皆知的人伦道德。现在需要扭转只讲“成绩”不讲“正义”的教育做法。
塑造公德重在以身作则
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孙浩哲看到几个喝醉酒的少年在大街上闲逛，其中一少年欲打电话，走到电话亭旁，拿起电话使劲拍打，可能是电话占线，把电话猛地一摔掉了下来，又很气愤地打了几下公用电话亭，骂骂咧咧地走出电话亭，电话在半空中挂着，发出嘟嘟的忙音……
孙浩哲认为，公德是社会文明和秩序的基础，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是成人主体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向青少年亚文化渗透的主体部分。一个民族如果公德观教育断裂或缺失，则这个民族就很难走向文明和秩序。
所以，全民族应该一起努力。每个成人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去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道德环境，让每个孩子感觉或模仿到社会主体文化的和谐与文明，即每个青少年公德的培养，只有在其生活的吃、喝、拉、撒、睡过程中学到的秩序和文明才是社会公德观所需要的秩序。
孙浩哲说，青少年五大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现象不仅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对民族的振兴发展也构成巨大威胁。“如何把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活动在青少年的培养中科学化、实用化、实战化，是全民族的责任和使命。”
陆玉林教授指出，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受制于家庭、学校、社会和其他因素。所谓“系统工程”，需要分清责任。但学校教育无疑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从6岁到21岁左右，是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年龄段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
深谙学校运作情况的陆玉林表示，目前，“从小学到大学，在管理和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人员管教师、教师管学生的潜规则。”这不利于教育主体的自主性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要共建共享的，教师、学生也要参与建设而不能只被动接收。”
陆玉林认为，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主体的挺立”。价值观的内化，靠行政化的强制、形式主义的活动和外在的宣传，解决不了问题。
陆玉林称，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目前存在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大学和中小学的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内容交叉重复，没有形成一个体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特点、有序合理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他认为应当照顾学校和学生特点，统筹兼顾、合理规划。
道、理、行三足鼎立
培养核心价值观，明辨是非、善恶、美丑，要传“道”，更要讲“理”。陆玉林认为，“道”，就是告诉青少年应该怎么做，而为什么这么去做则是“理”。
当前重“道”轻“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使得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缺乏感召力。“小学老师告诉学生要艰苦奋斗，可学生不知道买一件新衣服算不算不艰苦奋斗。相信这个问题很多老师都回答不了。可见抽象的教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陆玉林说。
讲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实话。具体分析现实情况，就能将理讲清楚。陆玉林说：“讲热爱社会主义，就要告诉学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现实问题并存，优越不等于完善。让学生从内心理解为什么要热爱社会主义。理讲得越明白，越能为青少年接受。”
掌握“道”、“理”后，还需要将其实践化，教之怎么做。陆玉林认为，目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课堂与社会脱节、知与行脱节的现象。如大学生在课堂上学科学，课下去烧香以求职。
“没有实践，价值观教育将是纸上谈兵。”陆玉林说，只有理想信念、道德理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与之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实践问题研究清楚、梳理透彻，并将其具体化为可以实践的原则、规则和方式，才能够让学生抓得住、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