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时时的回忆｜《流浪地球》：历史片般的厚重感
因成奇观，而称“元年”
2019年中国电影贺岁档的票房排名着实引人兴味，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雄踞前两位(截至发稿前)，前者更是在上映八天之内就霸占了过半票房总量。两部国产科幻片傲居榜首，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现象级的奇观。而《流浪地球》以7.9的豆瓣评分（截至发稿前）藐视着19年贺岁档的同僚们，以至于曾经被提了又提的“科幻元年”在今日被做成桂冠，《流浪地球》高高戴起。
所谓“科幻元年”，无论其是观众们的过誉还是商家的噱头，《流浪地球》一片，当之无愧具有“元”的意义。在此之前，以《长江七号》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影片，剧情往往以表现小人物的惨淡经营直到最终成功为主，科幻元素在其中只是扮演着成功的垫脚石的角色。这是小人物在小场景下，仅仅是因为需要科幻而科幻，甚至把科幻当作给情节的佐料。由于它们太过于或者说不得不侧重日常生活，加上缺少科学理论的支持，影片中的科幻力往往显得很脆弱。纵然想象离奇，但其定性却因此在科幻片、剧情片和奇幻片的边界摇摆。《疯狂的外星人》就是这样，小人物惨淡而活，外星人突现，人物命运因此改变。而这种日常生活包容科幻的模式则在《流浪地球》那里被完全打破了。影片以恢弘的未来科技为场景，在全中国甚至是全人类的生存空间下，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全人类的命运，剧情完全是在科幻之下运作。以科幻为日常场景，情节在科幻里进行，人物的故事目标也超越现今生活，加上大制作的高成本投入，而非五毛钱的特效，这些都使得影片的科幻力强韧了许多。《流浪地球》不如“小七”那么萌了，但是有力量了，这标志着中国科幻片在视听效果上由以软萌为卖点向以强硬宏大为日常的过渡。这样的进步被人看作是国产科幻片从孩童到青壮年的成长。
《流浪地球》在外交部记者会上
国产科幻片在《长江七号》模式下裹足太久了，对单一样板的大规模消费称不上是业界繁荣。科幻片做科幻又不够“科”，深陷于剧情和奇幻不敢自拔或者不能自拔，在这个追求新鲜力的消费市场里，在这个追求大场面、寻求大奇观的眼球经济里，无疑是把大好市场拱手让人。国产科幻电影拍不出来或者拍出来没人看，好莱坞大片一进大陆市场就飙升榜首引人追捧，便是为此，《疯狂的外星人》6.4的低分（截至发稿前）便是例证。《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同时上台，比较观之颇有意味。影片《流浪地球》向世人宣示着，中国科幻能生产奇观了，中国科幻的生产力有突破了，中国科幻电影工业能证明自己有创造力了，这不仅满足了观众的胃口，更坚定了中国电影制作人的实力自信。《流浪地球》的爆红展示的市场方向或许能开挖国产科幻电影创意油田的第一口井。
《流浪地球》剧照
因其文化内涵，而成厚重
一个优秀的科幻作品如一台钻机，能挖掘到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能开采到一个时代精神面貌。以刘慈欣另一部广受赞誉的小说《三体》为例，小说中提到三体人即将入侵地球时，权贵们乘飞船出离地球被所有地球政府视为叛逃、是非法的。这就把握住了当今时代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平等大潮洗礼之下，公众形成的集体心态。《流浪地球》把中国文化作为影片情节发展的大环境，中国人为主角，并且人物以中国文化思维主导情节发展。影片选择中国人来拯救世界，但不仅仅是中国人，片尾发动机的启动是靠着各国救援队的一同努力，由此展现了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共同体意识超越任何个人甚至国家独体，唯有全球集体主义才能使人类继续生存，并且应该为共同体寻求代言人而代言人的地位分配也应该符合国家实力配比。
《三体》
刘慈欣
带着地球家园流浪，这是中国人的基因
并且，更深刻的是，《流浪地球》展现了中国文化引导下人性的光辉和弱点（不谈论全球公民以中国文化思维来思考选择带着地球逃离这一重要的环节多么不靠谱），把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和伦理观念浓缩到两个小时的电影里，品来隽永厚重。这也是大制作的《流浪地球》区别于好莱坞大片的最重要的点。2016年郭帆赴美与工业光魔公司谈影片合作，虽然谈崩了，但是对方的反应却饶有趣味，对方问道郭帆“为什么地球出现大危机的时候，你们跑路都得带着家”。这里不禁让人想到《雷神3》的结局，死神海拉发动诸神黄昏，阿斯加德臣民生死攸关，当索尔一行难以招架时，奥丁告知索尔阿斯加德是因为他的人民才成为阿斯加德，索尔于是选择了毁灭阿斯加德来杀死海拉，带领子民们逃离已经消亡的土地。想想吧，如果阿斯加德人是中国人，让人羁旅异乡、寄人篱下的索尔，恐怕要留下败将害民的骂名。在黄河流域发祥，于广袤的土地上发展的中国文明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海洋文明。农耕时代形成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面朝黄土背朝天精耕细作形成的自然农业，把“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一切”的信条编写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带着家园出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影片的戏剧性与新奇性，更体现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土地为本、安土重迁本能观念。这是浪漫主义的，但更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实际的。
刘培强|片中刘启之父
《流浪地球》中刘培强做的不是拯救而是牺牲，驾驶载有人类受精卵（被视作人类的希望）的飞船在脱离休眠舱之后冲向木星，以做爆燃的导火索（且不论此举是否明智），这种大义已然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是人类的大义。在这消费时代、在这低欲望时代、在这嘲笑牺牲和奉献的时代，刘培强的牺牲大义无疑是一股清流。影片的好评也给社会展示了，大义在这个时代还能存活，我们的公民还需要大义并且还能养活大义。刘培强的牺牲是具有革命色彩的，但这却不是反人性的。在刘培强和其子刘启那里不是简单的父子和解的老命题，更展示着中国文化里父辈牺牲来换取子代延续即“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时间的厚重与人格的崇高。这是家的情感表达。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推己及人”，推父及子，推小家而至大家，所以家，所以国，所以国家。在这种自私公义纠缠盘绕的思维下进行的努力，是父亲的英雄主义，是革命的英雄主义，这是超越了拯救世界的爽快，超越了简单单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一次，庸常的谈笑的舍生取义，终于在人类存亡和世界大义面前，终于淬炼出了他应有的价值和热情。纵然剧情有纰漏，但是中国科幻元年开门大吉。
《流浪地球》剧照
在这个时代，大义不该继续流浪了
《流浪地球》的大片感证明了中国电影工业可以制造奇观的能力。加拿大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陌生化”的文学类型，它要求认知性的出场以区别于奇幻小说的神秘性陌生化（如不可科学认知的魔法世界）。科幻作品在最求符合认知逻辑的新奇性同时也应该注重厚重性。视听盛宴，观来新奇有趣，更要品之又味，要内容为王。中国科幻电影走出了有剧情无科幻、有奇幻无科幻的圈套，但这不是意味着进入新元年就要被束缚进新的单一模式，还要提防被一味追求奇观裹了小脚。好的电影应该具有以文化化人的能力，在时代的焦虑与迷茫中，电影以及其他大众媒介应该有“铸定海神针”的能力与担当，电影制作人以及其他传媒人应有冷静的思考和火热沸腾的热血。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是化于人心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慢慢坏下去是很难让人察觉的。这世界上应该有清醒的勇敢的敏感的有良知的人，给时代号脉，给文化刮毒，给人心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