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身处地球灾难，人类文明该选择如何延续？
数字生命、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在科技与想象的交织里，电影《流浪地球2》在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将诸多的未来概念通过特效的方式呈现。
MOSS离我们有多远？MOSS是否会拥有或者超越人类意识掌控人类的命运？随着《流浪地球2》的热映，有关MOSS的讨论甚嚣尘上。MOSS即电影中研发的智能量子计算机550W，是领航员空间站核心智能主机，有自我意识、自我迭代、自我更新的特点。MOSS是它给自己取的名字，也是550W的倒置，颇具意涵。
电影中，MOSS经典的台词是“延续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是毁灭人类。”由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竟然作出毁灭人类的选择。这让现在的我们不禁遐想，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自身的深度学习之下人类是否会让技术成为自身命运的掌控者？
反观当下，现实世界中元宇宙概念爆火、数字人实践功能飞跃迭代、脑机接口不断上演突破性进展、AIGC内容走向多元化等诸多技术现象也让人们不仅深思，未来是否真的会出现数字生命代替人们文明的留存和延续。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当科幻照进现实，或者说当现实愈发走向科幻，如何建立具有人性关怀的技术伦理去规制技术的无限向度的发展，在工具理性不断强化的未来去真正理解“没有人类的文明毫无意义”。
在电影《流浪地球》的世界观设定中，人类因为太阳急速膨胀从而使地球、人类和地球生物陷入危机。为了寻求生命与文明的延续，人类不得不踏上寻求生机的路程，《流浪地球2》中则重点阐述了由于应对危机方式的不同，带来两方势力的对抗与纠缠，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面对如此的末日危机，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提出了“移山计划”，也就是后来的“流浪地球”计划，其主张建造一万台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带离并寻找新的恒星系统，进而拯救人类集体。与之相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飞船派则提出的“方舟计划”——通过建造星际飞船带着部分人类逃离，放弃人类栖息已久的地球家园。和地下城的抽签方式一样，以少数人类的存留去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在电影中，这一计划以太空电梯和空间站的建造为前期工程，后来2044年发生的太空电梯危机宣布该计划的告终。
除此之外，信仰技术的一派人则认为只要将人类的思维意识通过数据的方式存储在不断迭代的计算机中，借助算法的深度学习不断更新意识的实践向度与长度，从而达成数字的永生。
之所以会出现“移山计划”与“方舟计划”的不同价值倾向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因为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方舟计划”起源于西方的神话故事里，诺亚依据神的嘱托而建造的一艘巨大船只，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让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陆上生物能够躲避一场因神惩而造成的洪灾。而与之相对的“移山计划”则脱胎于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在该故事中愚公面对挡住家门的太行、王屋二山，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带领子子孙孙开始移山，面对“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大山，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最终感动神仙将大山移走。
诺亚方舟
在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表述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维度存在，他认为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盛行个人主义，而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的行事风格与文化传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在《诺亚方舟》的神话里，神的意志选择诺亚及其家人，而《愚公移山》中，无论是一代又一代传承努力，还是为集体所生活的家园更美好的奋斗，都是集体主义内涵的外显。
电影中平行叙事的三组以师生传承为人物关系的主人公：周喆直-郝晓晞、张鹏-刘培强、马兆-图恒宇，暗合了“移山计划”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的主体。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中，沙溢所饰演张鹏等老一辈宇航员喊出“五十岁以上的出列”这句话，更是将中华民族传承、团结的集体主义情感展示的淋漓尽致。同时，李雪健所饰演的联合中国代表周喆直对“我们的人”的坚信，对“移山计划”希望的坚信，以及“危难之下，唯有责任”的铿锵话语，都是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
处于《流浪地球》中的此时此地，即使是威胁地球的存亡危机，中国人依然构思出了和人类集体一同带着地球流浪的浪漫选择正是源于集体主义的民族意识。从古至今，乃至未来，“一个都不能少”不仅是面向复兴未来的普惠实践，亦是危机之下的不二选择。
从现实映射走向文艺作品，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乡土文明和人文精神的内涵，这是中国式情感的认同，更是集体勇气下追求共存与探寻未知浪漫的延伸，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在电影《流动地球2》中，人类的技术发展已然步入更加发达的数字时代。太空电梯代替火箭，将人类以无法形容的迭代速度送往位于太空的空间站中，领航员国际空间站中的中国航天员刘培强接收紧急入列通知信息的手机采用的是中国移动 7G 网络，“数字生命”可以透过屏幕与人类生命对话。可见，当虚拟技术使用频次越来越高，麦克卢汉口中的“内爆”在技术的进步中成为更加真实可感的存在，不仅“媒介即讯息”的内涵逐渐丰富，而且赛博空间的诸多现象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技术的发展创作了太空电梯交通感知飞跃，通信速度更加实时无差别，也让数字生命可以与人类生命有意识地交谈，甚至虚拟人可以直接操作全球互联网的重启。从技术影响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对生活尺度的感知来说，不仅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消失，而且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的模糊也逐渐模糊。在技术促成全球成为一体的同时，人类世界中所有的界限、地域区隔或差异也趋于消除。
在麦克卢汉“内爆”的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内爆”更具有一种消除所有的界限、地域差异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中，首先是真实与虚拟之间界限的消除。电影中，图恒宇希望已是数字意识的图丫丫拥有更长的生命，给其一个完整的人生，以及被禁止的“数字生命”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真实与虚拟的混淆驳杂。
数字时代，媒介所制造出的信息符号已经成为我们赖以感知世界的主要手段，媒介可以通过信息符号来建造虚拟的世界，这便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进而由此产生“超真实”的幻境。目前，元宇宙正在从概念成为现实，未来，人类是否可以进入赛博化世界，以何种方式成为赛博化世界的居民，我们不得而知。但正如，电影中最后的彩蛋所展示的一样，在图恒宇与图丫丫的房间之外，已经存在更多的“数字生命”。
此外，对于个人的“内爆”，鲍德里亚更忧虑的是社会的“内爆”：总有一天媒介不只会控制我们想什么，还会控制我们怎么想。从人到技术的意识，也就是MOSS的出现，不断帮助人类作出选择。作为媒介的技术具有综合景观的功能，使得社会大众深陷其中，难以脱离技术控制。
另一方面，MOSS的成形让此时存在于赛博空间中的全景敞视更加现实与具象化，由MOSS发起的各项指令与周喆直与摄像头的对视都隐喻了现实人类的行为处在监视之中，且这种监视无处不在。全景敞视主义由福柯提出，是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此刻，徜徉于赛博空间的我们，正处在敞视之中，每一种操作甚至意识都在被算法记录，被技术权力所监控，自我审查也在不经意地发生。
电影中，当镜头转移到摄像头时，我们不免有一种噤若寒蝉的感觉，会思考自我行为是否符合已有的主流价值标准。一旦真实场域融合虚拟世界，权力的操控者就不仅仅蛰伏于网络中心，如同照亮众生的光源，无孔不入地监视、调度着整个规训社会。回想到MOSS对人们的监控以及学习人们的行为，以及作出毁灭人类的决定，其是否会成为技术化权力中心，规训甚至宰制人类的行为与生存。
未来，借助技术的发展，原本存在于赛博空间才会发生的现象，会更加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虚拟与现实的互动和交织越来越多，技术凝视与规训逐渐严重的同时自我审查也成为普遍现象。对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及影响。
一直以来，在科幻电影之中，意识上传、人类数字化是一个经典的叙事命题，从《黑客帝国》三部曲到剧集《黑镜》，“数字生命”的讨论热度不减。在《流浪地球2》中，面对末日危机的风险语境，“数字生命”计划相较于上述的“移山计划”与“方舟计划”无疑更具有可行性，但作为具象化实验载体的图丫丫的生命仅仅定格在两分钟，地球联合也将其列为非法，并引来了“数字生命”派的反对甚至发动攻击其他计划的进行，可见其本身在人类中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虽然“数字生命”计划不被承认，但为什么会产生以“数字意识”代替人类生命与文明留存延续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对此，我们需要从技术应用产生并强化工具理性的可能性出发。
电影中的“数字生命”派认为，只要将每个人的思维都存储在计算机中，并借助计算机强大的算法使思维能够自我更新和推演，那么这个人就相当于拥有了另一种形态的数字生命，即使他的肉体毁灭了，灵魂却又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得到永生。即使缺少人类与人性的内核，但“数字生命”计划确实达到了最终的目的。
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解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思想维度，他认为，工具理性行为即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是根据目的、手段和后果作为其行为的取向，是把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各种可能的目的进行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
在工具理性行为实施后，目的和后果之间可能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作为目的至上的行为，“数字生命”计划便是如此，将人类意识传输到技术载体，不断模仿合乎身体与大脑的意识与行为，成为个人化的数字孪生体，久而久之，随着深度学习的进化，MOSS化的“自我意识”也只会作出工具理性行为。电影中图恒宇和图丫丫在500W形塑的平行世界中相遇，这种生存是否真的是生命的延续，即使文明留存，未来是否还有人性的内涵。
在科学技术愈发发达的今日，以及更加发达的未来，技术理性不断发展，也使得理性愈发工具化。对此，霍克海默批判说，“如今理性不仅成为商业工具，而且理性的主要职能在于找到通过目标的工具以适应任何既定的时代。”在高度工具理性化的时代，目的至上主义盛行，传统思想中的价值思维逐渐消弭，而作出选择的人类也将愈发异化，我们不禁发问，到底是人自己选择，还是技术思维替人行为。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流浪地球》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技术应用的未来、对人的影响以及伦理倾向提供了思考的话题。当下，技术已然成为生活中耦合勾连的生命性因素，不可或缺，影响纵深。
正如赫拉利所说：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还将会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现代，人类文明的促进因素已然从互联网走向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现代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但从技术成为社会结构发展的动力以来，有关技术实用的伦理性问题屡见不鲜，克隆人、基因编辑婴儿及数字生命等本质上都是在现实技术的“催逼”与“摆置”之下，使用者渐次异化的产物。
对于“数字生命”计划而言，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模拟出一个人类的数字意识，通过上传和学习缔造数字孪生，个体与其数字孪生的关系是什么呢？数字孪生是否真的可以复制体代替生活呢？与现实生活中的本人是否会产生冲突呢？在数字孪生的世界里，价值理性还能存在于公平与正义的考量之中吗？这些问题一一等待解答。故而在《流浪地球》的世界观里，首要厘清的是，“数字生命计划”拯救的那个人类文明，实际上只是抽象的人类文明，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个体。
2018年，一则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国内122名科学家联名抵制，直指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诚然，“基因编辑”的应用可以规避某种疾病的发生，但是这种技术存在阶层的门槛。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可以编辑的基因必然会塑造永恒的不平等。阿道斯·赫胥黎在1931年出版的名著《美丽新世界》中曾经幻想过这么一种阶层永久固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通过药物和教育，人类被永久性地塑造成五种阶层当中的一员，然后一生服务于固定的使命。如果技术始终缺乏伦理应用的边界，人类的文明将走向缺乏人文主义关照的未来。
在诸多的科幻作品中，基因编辑、数字生命等技术想象囊括了技术对人之异化的产生以及主体性意识困厄的生命伦理指向，从中思考技术伦理的建设是一种警醒与必要的未雨绸缪。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坦言，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未来世界物理空间的消解，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虚拟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危机。如今，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技术伦理的研究也走向了逐渐完善的阶段，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技术怎洋发展，都要坚持平等向善的人性主义。
当下，在消费主义与工具理性盛行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没有时间与地点边界的媒介应用正在塑造人们对高度逼真的VR世界，或者说是元宇宙的向往，却降低了人类对探寻星辰大海以及生活实践的热情；另一方面，单向度的制造社交也在侵蚀使用者的多元认知与包容交往。
在2018年克拉克奖的颁奖典礼上，《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刘慈欣表示，“信息技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
诚然，正是由于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科幻的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
回归现实生活，技术对人的异化才刚刚开始，媒介依存症不仅在外部扩大，症状也在内向延伸，大多数人成为被技术捆绑的存在，在工作陷入技术近视的泥沼，在生活中走向犬儒主义的漩涡。但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漫长要尝试断连虚拟，拥抱现实，以价值理性去度量过程的浪漫。
此刻，身在井隅，心向星光，面向未来，你是否有着流浪地球般的勇气寻求希望的星辰大海呢？
参考文献：
[1]陈昌凤,石泽.技术与价值的理性交往: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算法推荐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考[J].新闻战线,2017(17):71-74.
[2]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 上卷 )》第 57 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3] 文艺报1949 寻找《“技术向善”的可能——科幻作品中的技术伦理关怀 》
[4]知著网 【《流浪地球2》：“带着家园去流浪”的中国式浪漫】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