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科尔曼博士：从误解到理解的“青春期沟通指南”
今天的推文来自英国青少年心理专家约翰. 科尔曼博士。他即将给中国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们带来首场直播公开课。
文/约翰. 科尔曼博士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研究青春期？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青春期是一个“灰姑娘”主题，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很少人关注。所以，为什么要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个不讨人喜欢的成长阶段？
我的一些同事可能认为，这个选择与我自己的青春期经历有关：也许我在试图理解自己曾经的“青春期风暴与压力”，又或者说明我依然是个还没长大的人。
其实我的青春期并没有不愉快的记忆，这个选择可能与我20岁的经历有关，而不是源自我年少时未解决的创伤时间。
那时发生了两件事，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
第一个是我的暑期工。我当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加拿大的暑假很长，于是，我有机会找到了很不同寻常的假期实习工作。
1960年从6月到8月，我在纽约下东区，与拉丁裔青年一起参加一个教会项目。在漫长而炎热的夏日里，我们试图让年轻人远离街头，远离麻烦。
第二年暑假，我在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一些有情绪问题的青少年们一起。
这两个夏天成了我职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非常享受那段时间，发展了新技能，还遇到了一些很棒的人。
毕业后我回到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遇到了第二件对我影响重大的事情。
我的导师同意收我作她的研究生，但是要我研究关于攻击性的课题，她还有另外四个研究生，在研究关于攻击性的不同方面。
我觉得只要是儿童或青少年主题就都很好，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研究10岁儿童在操场上的攻击行为。但我的导师不以为然，她说：“这不够好，学术贡献很有限。”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在伦敦北部的街头徘徊，很不开心，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在研究领域取得成就。
终于，我有了灵感：为什么不研究两个年龄组的攻击性？一组10岁、另一组13岁，扩大了研究范围，还可以看到关键的发育阶段——青春期的开始。
我的导师勉强接受了这个主题，而我由此开始了对青少年研究的终身兴趣。
从那时开始，我在各种环境中与许多年轻人一起工作，担任了各种角色。
在学校、社区、监狱和儿童之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项目
成为了青少年临床心理学家
担任一个治疗机构的主任，为陷入困境的青少年提供帮助
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与干预机构
在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岗位上退休
这些工作经历，共同塑造了我对青少年发展的看法，让我在职业生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而，此刻激励我的那些信念，和我在二十多岁、最初开始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几乎没有变化。
我相信青少年有明显的优势，也是很好的伙伴。
但很可惜，成年人往往将一些青春期特点视为威胁而不是积极的资源，从而破坏了许多良好的关系。
我还认为，对于父母和专业人士，要揭开青春期的神秘面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青少年很多时候看起来令人费解又自相矛盾，但不用太费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那样做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家的一项关键任务——让父母们获得所需的知识。
01
佛罗里达之旅
1964年，我读博士一年级，开始感受到许多研究生都很熟悉的挫败感。
我很怀念北美的气氛，想重拾我大学经历令人兴奋的感受，所以我去了伦敦图书馆，找到一些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给他们写信，问他们是否愿意招收我做几个月的助理。
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有点胆大妄为，所以没期待能收到任何回复。
可是，正当我正准备收拾行囊和家人去法国度假时，收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沃利·肯尼迪教授的来信，他说，我们很乐意在夏天接待你，只要你不要对你的工作太挑剔！
那年夏天，我在佛罗里达州心理学系的诊所担任助理，负责评估和访谈、做基本统计。我与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研究生同住， 还学了一点汉语。
这一切都与伦敦完全不同，激发了我对家庭治疗的热情。我开始考虑从事家庭治疗。
我在这个夏天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将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
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大学也可以提供临床服务，因为在英国，学术和临床实践之间似乎有着严格的区别。
佛罗里达州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之后的大部分工作中，我都试图找到将研究和临床干预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02
白教堂，位于伦敦东区
完成博士学位后，我接受了临床心理学的培训。
非常幸运，我的大部分培训时间都在伦敦市中心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儿童中心，与儿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一起工作，我由此获得了基础的儿童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宝贵知识。
因为米德尔塞克斯是一所教学医院，我也在这里了解了有关医学教育的知识。
更幸运的是，这是英国医学教育扩张的时期，最古老的教学医院之一—东区的伦敦医院—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病学系，招聘临床心理学讲师。
我不认为我有机会，因为我太年轻了不适合这样的职位，但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位同事鼓励我去申请。
那是我第一次去东区。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白教堂市场的各种噪音、各种颜色、各种国际的人群……
第一次进入这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社区的震撼。
新精神病学系的负责人是德斯蒙德·庞德，一个非凡卓越的领导者，他是社区儿童精神病学的最早支持者之一。
而我得到的职位不仅是教授和研究，还有机会为伦敦最贫困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建立创新服务。
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与一群杰出的同事合作。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临床心理学讲师，并且筹划一项为东区家庭服务的新项目。
当时儿童“非意外伤害”一词正被广泛使用，许多临床医生希望及早干预、预防此类事情发生。
我当时领导建立了日后被称为“伦敦学前部门”的机构，为五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提供服务。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快速学习的时期，通过录像和单向玻璃，我们帮助父母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孩子。
当学前部门已经运行良好，我再次将注意力转向我的另一个研究兴趣——青春期。
我的博士研究发现了10岁和13岁孩子之间许多有趣的差异，我认为这很值得继续研究，思考之后，我决定对四个年龄组进行研究，11岁、13岁、15岁和17岁。
我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在这些年龄阶段人际关系的概念和经验有何差异，并把它写进了我的第一本书《青春期的关系》（1974）。
从这项研究中，我形成了自己对青少年发展的核心观点。
许多实证研究的证据表明，大多数青少年在这个生命阶段应对得相当不错。
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青春期是一个动荡时期”的观点相矛盾，这些结果对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cson）等人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埃里克森是当时最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他将这个阶段视为“身份危机”之一，然而，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所以，如何解释理论与证据之间的差异呢？
另一个让我着迷的问题是，青少年是如何适应青春期的身体、情感和社会变化的？
面对变化带来的挑战，大多数人却应对良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的关系问题会在不同的年龄出现，例如，对友谊的焦虑会在某个年龄达到顶峰，而另一个年龄会和父母的关系最紧张。
根据研究结果，我提出了“焦点模型”表述这种现象。
我认为大多数年轻人，通过在不同时间关注不同的问题，将青春期必须要面对的议题分散，进而良好地应对了这一阶段的挑战。
焦点模型显示出青少年是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
03
青春期研究基金会
1980年代末，我开始重新思考十年前我脑海中的其他一些目标。我的很多亲友认为我应该回到学术道路上，但我仍然决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有两个因素使它成为可能：
第一，我得到了一笔慷慨的信托赠款，使我能够建立新的中心。
第二，有一些相信我的愿景的同事愿意一起来工作，于是，青春期研究基金会（TSA）于1990年代初开始运作，其目标是开展青春期研究，为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专业人员提供培训，为青少年父母提供支持。
因为资金稀缺，以及专业研究领域对青春期缺少兴趣，当时在英国，甚至据我所知在全世界，都没有类似的组织。
TSA创建之初只有几个人，当我在2005年离开时，扩大到32名员工。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成为一个大学下设的机构，我们和大学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保持独立让我们可以出版、培训、专注于在学术环境中无法做到的，向公众普及最新研究的证据。
我们为青少年父母编写手册，讨论被忽视的话题，比如，年轻的父亲、青春期自杀、照料者离别（从事照料工作的专业人员离开时的支持）……
在TSA早期，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该选择哪些项目。显然，青春期领域有许多问题都需要被关注。
我们希望提升人们对青少年的理解、破除刻板印象，也想影响政策，所以我们选择了诸如少女怀孕之类的话题，也选择了青少年自杀的议题。
养育是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领域，对TSA的发展至关重要。
1997年对青少年父母的干预少之又少，我们有机会为担任顾问，为青少年罪犯的父母提供服务，我们直接和家长团体合作，并出版了书籍，直到十年后还在被使用。
由于经济原因，TSA于2011年关闭。但它的建立代表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实践，在实证研究和政策之间建立了联系。
04
退休到牛津
我离开STA的时候已经65岁了。
和大多数达到退休年龄的同事一样，我不确定自己接下来会做什么。
当时，我有幸被邀请到伦敦卫生部担任为期六个月的政策顾问，协助制定有关青少年情绪健康和福利的政策。
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对精神障碍非常熟悉，却很少考虑如何促进幸福感，这份工作对我并不容易。
任期结束后，牛津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主任英格丽·伦特，邀请我进入牛津，让我可以继续青春期的工作。
我与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为青少年的父母举办研讨会，和当地教师建立联系，提高他们对青少年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在牛津大学工作。
在我撰写本文时，仍在继续研究青春期，试图让研究结果影响实践和政策。这条道路似乎没有尽头。
当我与青少年的父母或老师一起工作时，他们都很渴望高质量的研究证据。养育中的许多挑战都发生在这几年中。
从儿童到成人，青春期是我们经历的最大心理转变之一，关于青少年的研究十分重要。
你也许不会相信，与青少年一起工作，其实非常愉快。
引用
科尔曼，J（1974）青春期的关系.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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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J（2009）学校的福祉：实证措施还是政治家的梦想？牛津教育评论.35. 28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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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er，D和Coleman，J（2007）（编辑）与年轻人的父母合作：研究，政策和实践.杰西卡·金斯利.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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