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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思辨篇——上帝能够被证明出来吗
所以，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以唯名论为理论武器的进步力量一直受到教会的打压和迫害。教皇把威廉·奥卡姆关进监狱，为的是不使他的思想得到传播。大哲学家阿伯拉尔惨遭阉割的宫刑，书籍被焚烧，被迫隐居乡间，郁郁而终，正是因为他有着不向教会屈服的倔强性格。但是，黑暗的势力终究不会长久，金子迟早会露出光芒。到了15～16世纪，伴随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席卷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唯名论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直接成为了英国经验科学诞生的滥觞。奥卡姆的剃刀，锋芒所向，不仅“削”出了一个个精炼得无法再精炼的科学结论，而且还造就了无数个像培根、哥白尼、牛顿那样的科学巨匠。从此以后，人类的理性终于再一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启蒙时代应运而生。
七、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35年，当时在位的周天子襄王之后母弟太叔带勾结狄人争夺王位，襄王被迫出居于郑。晋文公率领军队勤王，杀太叔带，把襄王安置于郑。襄王为了表彰晋文公勤王之功，打算“劳之以地”，即赏赐给他土地。但晋文公对土地不感兴趣，而是提出了“请隧”的要求。在当时，“隧”是天子的丧礼。当天子去世以后，不是直接挖一个坑把棺材放进去就完事了，而是要在都城和墓地之间挖一条长长的隧道，将棺材从隧道中运送到墓地。而一般的诸侯，则是直接在墓地悬棺而下，没有这么一套程序。所以说，只有周天子去世以后，才有资格享受“隧”这样高规格的丧礼仪式，而作为诸侯国君的晋文公，是没有资格的。
现在，晋文公竟然以“有大功于王室”而提出这种大不敬的要求，襄王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严辞拒绝了晋文公。襄王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意思是说，“隧”还是“不隧”不仅仅是拿铁锹、镢头刨地的问题，而是显示了“王”与“诸侯”、“天子”与“国君”的一种差别，是“章显王者异于诸侯也”。现在还没有改朝换代就出现了两个“天子”，恐怕叔父（对晋文公的尊称，古者天子谓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这样的事情也很厌恶吧！如果不是如此，叔父你家的土地多的很，你自己开凿一条“隧”不就完了，何必还来向我请示呢？
果不其然，听完襄王的话，晋文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请“隧”的事情了。
后来，在卫国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
卫国的国君孙恒子曾经在新筑与齐国的军队发生了一次战争，结果卫国的军队打败了，而孙恒子本人也是羊入虎口，岌岌可危。幸亏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名叫于奚的新筑人，出手救了孙恒子。孙恒子为了答谢这位救命恩人，决定赏赐给于奚一个邑的土地。可是，于奚辞谢不受，而是提出要孙恒子马匹上佩戴的繁缨。而在当时，这种繁缨是只能由天子和诸侯所用的辂马所佩戴的，其他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结果，孙恒子碍于情面，还是把繁缨赏赐给了于奚。
据说，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不高兴，他说：“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孔子的意思是说，还不如多赏赐给他一些土地呢！像“名”和“器”这样的东西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土地再多，也仅仅是土地而已，上面没有承载身份和名望。但是，一个小小的繁缨，上面凝聚的却是政治的“礼法”，所以比土地要重要得多。
哲学之所以是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是一种形而上的动物。人不仅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中，而且还要给这些事实赋予意义。前者是经验的事实，后者是超越经验的价值。
正因如此，自然的一切一切，无不打上了人的痕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两个故事。对周襄王而言，晋文公立了大功，完全可以通过“劳之以地”的方式进行犒赏。因为“地”是纯粹的物质和财富，上面没有承载任何意义和价值。多给一些，少给一些，不过是量上的差别，而没有质上的不同。但是，“请隧”的要求，周襄王是万万不能答应的。一条“隧道”，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衡量，它仅仅是一条隧道而已。但是，它上面所凝结的“形而上”的东西实在太重大了，那是纲纪伦常阿！所以，周襄王在这里维持和捍卫的其实是天子的尊严。而尊严和价值，永远都不能和土地进行换算。而孙恒子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遭到孔子的批评。
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终究在世界之外。文德尔班也说，在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事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越经验的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是表象世界、现象世界、理论世界，价值世界则是本体意义世界和实践世界。与这两个世界相适应，存在两种不同的知识，即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这两类知识有着重要区别。事实知识都是普通的逻辑判断，比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红的”，就只表示花与红之间的关系，其间丝毫不混杂主观因素。与之相反，价值知识则是表示主体对对象的估价和态度。例如，“这朵花是美的”。这就是我对这朵花的估价。这朵花美与不美，不决定于花本身或花与其他对象的关系，而完全决定于“我”的估价。因此，价值知识根本不受诸如因果规律那样一些支配事实知识的原则的支配，而是决定于主体的情感、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德尔班说：哲学就是关于普遍价值的批判科学。
哲学的辩证
在哲学上，辩证法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提及的。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解决什么（What to solve），而是如何思考（How to think），如何解决（How to solve）。所以，辩证法是一种思维的规律，它是哲学的灵魂，是智慧的化身。
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所谓辩证法，通俗地说，就是要在差别中看到一致，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反过来说也成立，即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在一致中看到差别。离开差别和对立，就没有真正的统一和一致。因为这种统一和一致，内在地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单独而又纯粹的一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比如，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如果让我们去寻求纯粹的一致，我们只能说“我是我”。说“我是我”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要回答“我是谁”，就必须让这个“我”走出去，去寻找自己的对立面，并在这种对立中达成一种统一。比如，我们可以说：“我是张三的父亲”，“我是《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作者”。在这里，“张三的父亲”“《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作者”，已经和“我”构成了对立，当我们将二者统一起来，就对“我”有了一个具体的认知。
因此，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一个事物既是它自己，同时又不是它自己。说是它自己，是说它总是维持着自身的统一性，将外在的对立和差别化解。说不是它自己，是说它总是冲出自身的限制，主动构造外在的对立和差别。对立和差别是绝对的、永恒的，而统一和一致则是暂时的、相对的。于是，从对立到统一，从统一再到对立，就构成了辩证的运动。
在西方，辩证法的开山鼻祖是那位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由火构成的世界万物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当中。正因如此，他才说了那句近乎诡辩式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万物皆流，无物永驻，你在抬腿的那一瞬间，此河流已非彼河流了。
但问题是，世界万物何以永恒地运动和变化？如果这是由火的本性造成的，那么，这种运动的原因又在哪里？
对此，赫拉克利特使用了一个让我们大跌眼镜的词——罪恶。他说，火在生成世界万物的过程中奉献了自己，不仅消耗了能量，而且还受了内伤。原来熊熊燃烧，现在却渐渐地熄灭了。这无异于说，火生成的事物对火本身犯下了滔天大罪。有罪就要受到惩罚，就要遭到报应。于是，必须有些事物复归于火进行赎罪或者补偿。正是在这个不断犯罪而又不断赎罪的过程中，火才得以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他明确地说：“世界的构成是不足，焚烧则是多余。”火因为生成万物造成不足，而又因为多余重新燃起火焰。其中，“逻各斯”内在地把握着万物转化的频率，控制着火燃烧和熄灭的节奏。
由此可见，在赫拉克利特这里，原始的统一和平衡是没有的。火不停地燃烧，同时又在不停地熄灭。火的多余和不足始终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创造即是毁灭，毁灭即是创造，从而形成了永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赫拉克利特将这种对立形容为战争。他说：“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他对荷马所说的“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如果听从了荷马的祈祷，那么，万物都会被消灭。”“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斗争就是正义，世间万物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灭亡的。”如果没有斗争和对立，世界就会消亡——停滞或者毁灭。对立和矛盾统一起来才能产生和谐。“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是同样的东西。后者变化，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回来，则称为后者。”
赫拉克利特这种“无物常驻”“万物皆流”的观点，正是看到了对立和差别的绝对性。这种对立和差别不是让人生厌的，而是世界永恒运动变化的真正源泉。这种观点使他成为当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流动派”的卓越代表。后来的恩格斯对赫拉克利特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对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二、接生婆的“助产术”
西方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是由苏格拉底开创的。这种辩证法的表现形式就是“对话”。苏格拉底的“对话”，也因此而出名。
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唠家常，而是一种反诘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在谈话过程中，先是诱导对方说出自己心中的观念，然后再通过反诘揭示出对方错误观念中的矛盾，让对方否定自己，从而使其不断完善自己的观念，达到教育的目的。
苏格拉底说，让人否定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这种痛苦是必要的。不如此，人就无法发现自己心中被遮蔽的真理。苏格拉底称之为“分娩前的阵痛”。这也是苏格拉底的反诘法被称为“助产术”的原因。虽然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苏格拉底与一个名叫曼诺的青年进行的关于“美德”的对话。这段对话比较长，希望大家能耐心读完。
曼诺：请问，美德是学来的，还是天生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苏格拉底：很惭愧，我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说出它是怎样获得的呢？
曼诺：真的吗？那个有名的智者高尔吉亚在雅典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
苏格拉底：见了。不过我记性很差，请告诉我他是怎么说的，或者讲讲你的看法，什么是美德？
曼诺：你的问题不难回答，男人的美德是懂得管理国家，女人的美德是懂得管理家庭。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美德，每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都有不同的美德。
苏格拉底：我真幸运！我只是问一个美德的概念，你却告诉我许许多多的美德。如果我问你什么是蜜蜂，你回答有许许多多的蜜蜂。难道你不认为作为蜂它们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其他方面，例如外貌和个头等等？
曼诺：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没有节制和正义，能不能把国家和家庭管好？
曼诺：不能。
苏格拉底：如果不节制、不正义，一个青年或一个老人能不能成为善良的人？
曼诺：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好了，现在我们已经证明，所有美德都有共同的东西。你再试试告诉我美德是什么？
曼诺：如果要用一个定义概括各种美德的话，我认为美德就是管理人的能力。
苏格拉底：难道小孩能管理他的父亲，奴隶能管理他的主人？
曼诺：不能。
苏格拉底：我的好朋友，你说美德是管理的能力，是不是应该考虑“正义”或“非正义”？
曼诺：是的，因为正义是美德。寻求定义必须处理好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苏格拉底：你说正义是美德，还是一种美德？例如，圆形只是一种图形，白色只是一种颜色。假如有人问什么是图形，他是问所有图形的共同特征。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曼诺：我想你来回答。
苏格拉底：如果我回答了，你就告诉我什么是美德？
曼诺：是的。
苏格拉底说：那么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因为有可能赢个大奖。我给图形下的定义是：立体的边缘。
曼诺：那什么是颜色？
苏格拉底：你这个坏蛋！你自己懒得回忆高尔吉亚给美德下的定义，就这样折腾我这个可怜的老头！
曼诺：等你讲了，我也讲。
苏格拉底说：好吧，我让步。听清楚我的意思。颜色是物体发出的可以被视觉接受的射线。
曼诺：这是个绝妙的回答。
苏格拉底：现在轮到你讲了，我已经提供了范例。
曼诺：在我看来，美德是获得美好事物的希望和能力。
苏格拉底：人人都希望获得美好的事物。在这方面，每个人跟他的邻居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美德就是获得美好事物的能力了？
曼诺：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难道用不正义的手段获取也算美德？
曼诺：不。
苏格拉底：看来任何表现，如果具有正义或诚实的性质就是美德。
曼诺：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嚷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蒙骗我！我们刚才不是说正义、节制等是美德的组成部分吗？你现在却告诉我：具有一部分美德的表现就是美德，这有什么意思！
曼诺（喊起来）：啊！苏格拉底，在我认识你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自己总有疑问，而且使别人感到疑惑。我过去作过无数关于美德的讲演，现在却说不出什么是美德。
苏格拉底：我使别人感到疑惑，并不是因为我清楚，而是因为我自己十分疑惑。我不知道什么是美德，看来你跟我一样。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进行探索。
上面的对话包括六个回合。在最初一个回合，苏格拉底指出，讨论任何问题都要先将概念搞清楚。在第二个回合，他告诉曼诺，寻求定义就是要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性。在第三个回合，曼诺尝试给美德下定义，苏格拉底指出其中两个漏洞。在第四个回合，苏格拉底给图形和颜色下定义，为曼诺作示范。在第五个回合，曼诺再次尝试给美德下定义，又被苏格拉底挑出其中的毛病。在最后一个回合，苏格拉底指出曼诺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是美德，鼓励曼诺和他一起进行探索。
苏格拉底这种形式的“对话”，被他的学生柏拉图视为辩证法的典范。这种方法，总结起来，包括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首先，要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必须是坦诚的，既不是欲擒故纵的圈套，也不是大智若愚的自嘲。正因为无知，讨论的主题才没有现成的答案，对话才能富有张力地进行下去。否则，这种对话就有“耍猴”之嫌。苏格拉底说，按照雅典的习俗，仍能怀孕生育的妇女是不允许给人接生的。同样，真理的“助产婆”在对话过程中也不能酝酿成熟的观点。
其次，反诘法运用了智者的矛盾术。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导向相对主义，而是让对话者破除成见，形成接近真理的观念。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助产术中最高潮的技艺是辨别胎儿状态的好坏与死活，对坏胎和死胎进行流产。在这里，反诘法并不是智慧，它只是达到智慧的手段，只是为真理的目的服务的工具。
再次，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向人们灌输真理，而是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们掸去心灵中偏见和谬误的灰尘，在自己的心中发现真理。在对话过程中，对话者必然要经历否定自己根深蒂固成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好比是“分娩前的阵痛”。没有风雨，不会见彩虹；没有阵痛，也不会接近真理。真理不是灌输的，也不是兜售的，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只不过被成见蒙蔽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就是让对话者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助产婆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他自己并不生育。
最后，苏格拉底的“对话”不同于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几何学中的推理，是由假设出发推导出结论。而辩证法，由假设上升为原则。在这个上升过程中，它依靠的主要反诘式的“对话”，一步步剔除谬见，走向澄明。一旦目的达到，先前的假设就不需要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辩证法实际上把假设当做梯子和跳板，只是为了暂时搭一脚，一步步向上爬，到达目标之后就不再需要假设的“梯子”了。正如助产婆把孩子接生下来以后，任务也就完成了。而养育孩子，则是母亲自己的事情了。
三、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莱布尼茨是17世纪最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兼数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还是外交家、发明家、法学家、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的多才多艺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涉猎数学、历史、语言、生物、地质、机械、物理、法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人。正是这些职业的工作经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显得卓尔不群。也正因如此，他的哲学广为人们所了解。后来，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并在德国第一次用德文撰写哲学著作，他的著作在欧洲各大学普遍被当做教科书使用，使得莱布尼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是，与其哲学成就和数学成就相比，莱布尼茨的人品实在很成问题。他为人贪慕权势虚荣，在金钱上极为吝啬，每有王室贵女结婚，他送的礼物无一例外都是“有益的格言”。晚年他极力讨好当了英国国王的汉诺威选帝候乔治一世，希望能在英国得到重用。然而不幸的是，因与牛顿在微积分发明权上的争执，使英国人和英国王室对他没有好感，最后只得在白眼中孤单死去。
据说，莱布尼茨还曾经当过“宫廷顾问”。有一次，皇帝让他解释一下哲学问题，莱布尼茨对皇帝说，任何事物都有共性。皇帝不信，叫宫女们去御花园找来一堆树叶，莱布尼茨果然从这些树叶里面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皇帝很佩服。这时，莱布尼茨又说：“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宫女们听了这番话后，再次纷纷走入御花园去寻找两片完全没有区别的树叶，想以此推翻这位哲学家的论断。结果大失所望，因为粗粗看来，树上的叶子好像都一样，但仔细一比较，却是形态各异，都有其特殊性。
四、合同异之辩
世界上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东西。“同”和“不同”总是相对而言的，纯粹的“同”或者纯粹的“不同”都是不存在的。“同”中总是包含着“不同”，而“不同”中又包含“同”。总之，“同”与“不同”既对立，又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合同异之辩”，与上面莱布尼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惠施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句话比较绕口，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人都是人，所以所有的人都相同；所有的人又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人意味着是动物，但动物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不能称为“人”。这里的“相同”和“相异”，就是惠施说的“小同异”。
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作为一个普遍的类，那么，不论是动物，还是人，它们都属于“万有”，都应该算在“万有”这一大类里面。所以说“相同”。但是，每物作为个体，又都有自己的个性，都与其他的个体不尽相同。所以说，它们又“相异”。这种同和异，惠施称之为“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
《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据说在春秋时期，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弓丢失了。左右的侍从立刻要去寻找。楚王制止道：“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必找了。”
此话后来成为了名言，在列国间广为流传，这一天就传到了鲁国孔子的耳朵里。孔子听说此事后也很欣赏，说：“这话说得真好啊！但是，为什么要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呢？不妨说：‘人失之，人得之。’这样就符合仁义了！”老子听说了孔子的评论后说道：“为什么要把‘人’与‘天地’区别开来呢？不妨说：“失之，得之。’这样就符合天道了！”
五、肯定即否定
肯定即否定，这是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见于他关于实体的学说。他说，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借助于他物。因为它是无限的，没有陷入到与他物的差别和对待之中。从实体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实体不被他物所产生或创造，也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存在，更不用借助于他物而得到说明。
对于有限性的事物，我们总是结合着差别和对立加以认识的。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在于它不是别的东西。“张三”之所以是“张三”，是因为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同样，我们一旦对“张三”作出了某些具体的规定，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李四”，不是“王五”……再比如，在象棋中，“车”之所以为“车”，仅仅在于“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等其他棋子而已；并没有一些积极、实质的因素决定着“车”成为“车”。
但对于无限性的实体而言，我们是无法进行规定的。因为对一个事物的肯定，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否定。因此，所谓的肯定，总是一种限定。而无限的东西，一旦限定，就不是无限的。理智掌握的东西永远都是无限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东西都是在黑暗的深处无人知晓的。
就此，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做一个圆环。一条线段，当它构成封闭的圆圈时，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而其他任何一种开放区间的线段，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后来的黑格尔也总把“绝对理念”比做圆圈。
在中国哲学中，“道”就是一个类似于斯宾诺莎“实体”的东西。“道”的绝对性、无限性决定了我们无法以任何肯定的形式对其作出规定。《道德经》开篇第一章讲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旦被说出来，被规定了，就不再是“道”本身了。这充分说明，知性的思维，概念化的语言，总是进入不了“道”的。
就此，老子经常用“无”和“有”来说明“道”与万物的关系。他说：“无为万物之始，有为万物之母。”那么，老子的“无”是什么呢？有人批评老子的“无”是一种虚无主义，这其实是对老子哲学的误解。老子的“无”，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说“无规定”。这仅仅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正因为任何的“规定”都是“限定”，所以，要想达到“万有”，最好不要去规定。
对此，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胶泥（当然，在城市中称之为橡皮泥），我们可以把胶泥捏成小狗、小猫、小老虎……可是，我们却无法将一块胶泥同时捏成小狗和小猫，这块“无定形”的胶泥，一旦定形就受到了限制，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就是借助一个碗来向郭靖解释“空”和“无”的玄妙的：碗是空的，所以什么也能装，如果碗不是空的，就什么也装不了。正如人生的选择，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自由的选择，而一旦选择，就没有了回头路，无法回到一开始那个充满了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开始。正所谓“弱水三千，人仅能取其一瓢饮”。那个看似什么也没有的“无”，在逻辑上看，不是包含着全部吗？
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就是以这个“无”作为逻辑起点来完成其哲学建构的。他说，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但这个“有”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无”。其实在老子那里，“有”就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纯有”，也就是“无”。一旦有所规定，就不是“纯有”了。
“无”和“有”（纯有）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东西，都是包含着一切可能性和丰富性的“大全”，因此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道德经》后面的那句话：“吾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黑格尔在《小逻辑》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有”和“无”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而老子却用了二十几个字就有了异曲同工之效，让人实在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二人表达得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法”，而老子称之为“玄”。
六、两性中的辩证法
西方的辩证法，向上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而中国的辩证法，向上则可以追溯到伏羲。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12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创作八卦的时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意思是说，先关注的是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试想，伏羲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身上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当时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奥秘。
那么，伏羲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地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估计不怎么感到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1）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2）男女不能互相替代，男人不能替代女人，女人也不能取代男人，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位置。
（3）男女性别又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男女的结合才可能有生殖行为，才可能有“生”。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阳”两个符号的原始意象。从此以后，阴阳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那个神秘莫测的阴阳鱼和八卦图，就成了中国哲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万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的道理。17世纪，中国的伏羲八卦吸引了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有意思，于是阳爻作为“0”，把阴爻作为“1”来处理，结果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二进位的数学，成为了我们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七、阴阳里的奥秘
如果说伏羲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文始祖，那么，《周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本哲学书。这本书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预测吉凶的算命知识，但其在精神主旨上则是在谈阴阳关系。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宝典。
至于阴阳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左边这个图形可以看出，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测。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明显的斗争双方“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性的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的辩证法一开始就是源于对生命的体悟，而不是对大自然的思考。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因此，西方的辩证法都是要从“变化”中发现“不变”，在“多”中发现“一”。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做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探究知识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而是要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知识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人和人之间的博弈没有套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踏准阴阳变化的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行，而非找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定法则。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的确，《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阴阳观”所引发的思维模式并不是荣格所说的“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因为，阴阳之间变幻莫测的关系根本就不是统计学研究的范畴，而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神”的辩证法。比如，用兵如神，料事如神，神出鬼没，出神入化……这里的“神”，靠统计学的知识是总结不出来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局势随机应变，相时顺势。不论是人生的跌宕起伏，人际间的口舌之争，还是你死我活的硝烟战场，唯有对这个“神”有深深的体悟，才能真正做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这里，是哲学的智慧发挥作用的地盘，科学知识是无效的。
因果律还是阴阳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哲学与科学的分野。探究外在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是科学的任务。而体悟阴阳之间那种变幻莫测的辩证关系，则是哲学的目标。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且，“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线性的、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
但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二者处于整体的结构中。因此，它强调的不是因果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阴阳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注重的是“时机”，强调的是“时中”。而且，“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它们既可以维持平衡（中庸之道），也可以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更可以变化不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不像因果关系那样单一、确定。
八、神秘莫测的《周易》
在我们中国，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无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如果我们细细观察，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的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逊色得多。
而且，即使你对《周易》中所有的卦象都了然于胸，对所有的卦辞和爻辞都倒背如流，也无法掌握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在《周易》中，卦象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结构图，卦辞和爻辞更不是说明书。否则，《周易》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而实际上，六十四卦的卦象根本不具体指什么，它们总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因此，古人占卜的时候，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其中的吉凶。
由此看来，《周易》中记载的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正因如此，《周易》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不论一个人怎么钻研它，都会觉得意犹未尽。
比如，按照传统的说法，《周易》中的这个“易”字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知道，在《古汉语辞典》里，“易”有“变化”和“容易”双重意思。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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