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笔记戏谑故事在当时的价值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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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东尼的树屋
编辑|安东尼的树屋
文史互证
戏谑故事中多有涉及北宋典章制度，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北宋承袭唐代以它名标榜官名的风气，笔记中记有对官名戏谑的故事，这些官名的戏称和官职联系密切，有利于研究者直观地了当时的官制。
例如《麈史》中记有士人戏称龙图阁学士为大龙，戏称直龙图为假龙，戏称直学士为小龙，那些直阁却得不到升迁死在任上的官员戏称为死龙。
从中可以看出学士、直龙图和直学士三种贴职业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及龙图阁对于文官晋升的非凡意义。
《麈史》也记有对七寺的一些别称：忙卿、走卿、饱卿、睡卿都是针对不同的工作内容对大府、司农、光禄、鸿胪的别称。
《梦溪笔谈》中提到过“冷中允”“热中允”和“冷修撰”“热修撰”就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同一官职不同授予情况的描述，这些对官名的戏谑有利于人们更为直观的了解北宋官职的相关情况。
对朝廷制度的戏谑也常见于北宋笔记之中，这些故事展现了这些制度实际的运行情况。
诸如调侃三班院和群牧司收取进香钱和马粪钱的“三班吃香，群牧吃粪”的故事，或是调侃官员常常以肚痛缺席馆阁值班的“害肚历”。
又或是调侃议事堂议事流程中“叫屈”这一环节的故事等，为后来人了解北宋某些制度具体运行的情况提供了参考。
还有些故事还牵涉到制度的变迁，呈现出熙宁元丰变法当中的制度变化，如《谈苑》中记负责軷祭的官员的戏谑之语，元丰变法前礼院负责軷祭事宜，一日朝会，陈侗看到年老皇亲走过，偷偷调侃道：“可軷矣”。
却被同在礼院的陈汝羲听到，他继续发挥道：“次未当公，此吾物也。”元丰后軷祭归太常博士负责，一博士也调侃道：“此皆戟材也。”
这个故事脉络清晰地展现出在熙宁元丰变法中，负责軷祭的官员从太常礼院官到太常博士的变化，这样的故事对于研究熙宁元丰典章制度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北宋笔记中绝大部分的戏谑故事都是文人雅士社交生活的反映，对北宋文人的形貌特征、个性爱好多有记载，同时反映了北宋文人的生平、思想以及交游，这些对相关研究者的研究都大有帮助。
《东坡志林》中记载的故事真实反映作者的交游情况，如《记与欧公语》一则反映了作者和欧阳修的交往情况。
《冷斋夜话》中多则戏谑故事涉及僧人和文人交往的情况，由此看来北宋笔记简直就是文人雅士谐谑交往的小史。
北宋笔记中的戏谑故事还大大丰富了北宋文人的形象，展现了他们的世俗生活中的一面。
比如杨亿，杨亿在史书和人们的印象中，往往以稳重的形象示人，然而笔记中却表现了他们私人生活中轻松幽默的一面。
如“杨文公一日置酒，作绝句招之，末云：‘好把长鞭使一军。’石立其仆，即和云：‘寻常不召犹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挥’”。
杨亿在诗中本就有戏谑之意，有驱赶众人前来参加的味道，石中立承接杨亿诗尾中的意味，把将杨亿视为宴会上的指挥官，指挥客人前来参加。
互相对答中妙趣横生，令在座的宾客开怀大笑，带动了宴会的气氛，而这样的故事让读者对西昆诗人领袖杨亿的性格中诙谐搞笑的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北宋谐谑诗词有一些也是出自北宋笔记中的戏谑故事，这些诗产生的背景，涉及的事件以及文人交往都能在戏谑故事中找到相关本事，对谐谑文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如欧阳修的《戏刘原甫》的本事来自于《侯鲭录》中欧阳修戏刘原甫再娶一事，苏轼《献寿》一诗的本事出自《侯鲭录》中苏轼参加张吉老妻子生日席间赋诗一首相赠，黄庭坚《戏和清老诗》出自《侯鲭录》中记载俞清老因忍受不了僧人生活的清苦而还俗的故事等。
除了这些诗歌本事外，有的故事还记录一些诗歌周边的故事，例如“（米芾）尝大字书曰：‘吾有瀑布诗，古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曰：“此是白乐天奴子诗”’”。
这个故事牵扯到苏轼恶评徐凝的《庐山瀑布》的一桩公案，苏轼认为这首诗“至为尘陋”，米芾站在苏轼这一方，批评徐凝诗风浅易，以打油诗的风格对原诗进行评价。
反话正说，越是赞扬，越是能在其题诗中看出他对徐凝的恶评：简直就是白居易诗歌的奴仆！还有梅圣俞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尔，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
将原本阐述人生得失中或许有尽力寻觅却不得，反倒是不经意间便有收获的哲理，理解成猫咪得而复失。这是由于诗歌太过平易导致人们容易歪解诗句的意思，从而偏离诗歌的原意。
从这两则可以看出米芾和梅圣俞都有反对浅俗诗风的倾向，有助于人们了解他们的艺术思想。
反映社会风貌
北宋笔记以记载历史琐闻为主流，而戏谑故事作为其中特殊的一个部分，也承担着记录历史的责任。
戏谑故事虽然聚焦于当时文人雅士之间的玩笑戏谑，却也真实反映了北宋文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为人们了解北宋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北宋文人在北宋政坛中异常活跃，这些士大夫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参与到政治当中，以戏谑为武器对政坛现象发表观点，抨击黑暗。
熙宁元丰变法是北宋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戏谑故事多以此为背景进行展开。
这些戏谑展示了诸多变法的措施，诸如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编写《三经新义》等等，然而故事中这些措施并未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在朝廷和民间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
故事中暴露出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一派，大权独揽一意孤行，在推行变法中没有注重体察民情，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给民众带来了苦难，令百姓苦不堪言，同时新党结党营私大力培养新党势力排斥旧党，更遭到其他官员的侧目。
值得一提的是优伶在此次政治活动中表现突出，他们将现实夸张表现搬上舞台，站在广大民众的角度对变法提出批评，展现了北宋伶人为民请命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一面。
正如《丞相魏公谭训》作者苏向先评价伶人：“俳优非滑稽捷给，善中事情，亦能讽谏，有足取者”。
由变法衍生的新旧党争也是当时的社会焦点，其中又以乌台诗案最为突出。
苏轼作为乌台诗案的中心，戏谑故事中多选取其乌台诗案入监前的临危不惧，在流放过程中乐观豁达，被赦免后讥嘲当初陷害者的片段，表现出人们对于苏轼遭遇无妄之灾的同情。
乌台诗案牵连甚广，使得和他互相唱和的诗人们惶惶不安，更有因此埋怨苏轼之人，如刘攽就曾以“某不幸和着贼诗”来调侃自己因为和苏轼交往密切而受到牵连的境况。
这场文字狱一度使得一度喧嚣的诗坛沉寂了下来，苏轼戏谑语有“若还兴也，便有笺云”便是来影射吴处厚借评诗来陷害蔡安州。
文人们互相提醒避免因文入罪，这在笔记也多有体现，如潞公以“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
然而诗祸并没有令文人们放弃诗歌的创作，不少文人在故事中展现了其创作的勇气。
如释文莹就没有听从友人的建议，甚至反讽其畏手畏脚：“公痴叔诗如食鲥鱼，唯恐遭骨刺耳”，这些敢于坚持真理的文人，面对文祸依然选择坦然处之，展现了士人刚正的一面。
戏谑故事中有许多故事都和北宋社会风俗息息相关，可以说戏谑故事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北宋宴饮之风大盛，自宫廷到民间无不流行宴饮，为诙谐故事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宫廷中开展各色的宴饮活动，例如君臣之间的宴饮活动、节日赐宴活动等等，在这些活动当中承担戏谑者身份的往往是宫廷中的俳优，他们作为宴会烘托气氛的工具，在这些活动中总能博得大家一笑。
在北宋曲宴内容丰富，帝王赋诗，群臣唱和，兼有赏花钓鱼助兴。
在曲宴当中群臣创作诗歌面临着时间紧迫内容又不易出彩的困难，俳优则常常以此嘲谑臣子们的诗歌，如《东斋记事》中记载的一次天圣年间的赏花钓鱼会。
这次宴会因为进贡山水石的缘故，临时更换了咏诗的主题，导致许多提前几天准备诗歌的大臣而不得不弃用之前的准备好的赏花诗临时即兴创作诗歌。
因此多有鄙恶之诗，被俳优嘲谑，他们扮演这些大臣来回走动，苦思冥想，突然跌倒在界石之上，嘴里念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逗得众人大笑。
又有俳优戏谑大臣们曲宴作诗押韵都押“徘徊”的“徊”，他们一伙人扮作寻找房屋租赁的租客，他们于堂前堂后徘徊，所以有“可则可矣，徘徊太多尔”的感叹来影射大臣们押韵的千篇一律。
除此之外，他们在宴会上排演的节目有时候还能以时政作为背景，能够抨击一些不合理的政治现象。
主要集中在嘲谑变法方面，如在春宴中牵着一头驴进殿，在士兵呵斥下回应道：“我以有脚者皆可上殿。”以此来影射新法派不限资格，大力选拔底层官员或者士大夫的问题。
除了宫廷中的宴饮活动，民间的宴饮活动更是层出不穷，府宅私聚活动在士人之间蔚然成风，每逢节日、生日等特殊的时间便士人们聚在一起宴饮取乐在其间调侃戏谑气氛轻松热烈。
如《侯鲭录》中记载有韩绛在上元节组织的一场聚会，他邀请门生故吏前来参加，但钱穆父却迟到了，引来他的不悦，为了缓和矛盾苏轼出来解围：“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
苏轼借调侃钱穆父相貌形似寺庙中的九子母的丈夫，以缓解其迟到带来的紧张气氛。
在这些私聚活动中，常常有官妓家妓在宴会上为客人们助兴，其中出色的女子可以向其中诗文名声出众的客人乞诗，当时苏轼常常成为妓女们乞诗的对象。
然而幽默的苏轼却借这个机会调侃这些女子，如《侯鲭录》中也记载有鲁生向苏轼所乞得的诗：“窗摇细浪鱼吹日，舞罢花枝蜂遶衣。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
苏轼赠诗鲁生，在诗的开头设计藏了“鲁”字的拆字谜，后接当天发生的鲁生跳舞之后被蜜蜂蜇伤一事，结尾处是诗人对当天欢愉的眷恋，可谓相当诙谐幽默、别出心裁。
北宋丰富的宴饮生活极大丰富了士人生活，为善谑的士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宴会上各类谐谑频出，为人们增添了许多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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