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时期, 《聊斋志异》涉及的清初农民起义事迹有哪些!
因之清军的入侵，就假着“替明朝的臣子报君父之仇”的谰言而有所借口。所以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不可能同情于农民军，同时又为历史时代所局限，也不可能对农民军推翻王朝政权有正确的认识。
《聊斋志异》中还记载了滕峰一带的农民军九山王俊。《志异》卷十三《九山王》篇，虽然拿神话故事减轻或歪曲了农民军抗敌的气氛，然仍不能削减农民军的英雄事迹。据《清世祖实录》和山东费县、峄县的地方志记载大意是这样的。当一六四O年（明崇祯十三年）九山王俊（原名王肖吾）因为明末山东的灾荒，又加上崇祯帝的横征暴敛，肖吾起兵反抗，占据了花盘山、抱犊崮作为根据地。及至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兵入关，逐渐南侵，肖吾率领着农民群众转变而为抗清的战争，达七八年之久。
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八年）这支农民军南下攻克台儿庄，围攻徐州，与曹州的榆园军合流，由徐州而进攻海州，俘获了清朝政府运送龙衣的船只，截断了运河清军运粮的航路。清廷派进攻浙江的总督张存仁转攻山东的农民军，到次年才把九山王俊这支农民军平定下去，然而滕峰一带的农民群众，盘踞在山寨之中，长久与清兵作战。这支农民军素来就有秩序，有义气，保卫了当地的老百姓，抗拒清兵的入侵。
清赵吉士所著《寄园寄所寄》卷上《囊底寄》说：“山东滕家庄，三兄弟为响马魁，远近州邑被戕，南人入都，此为畏途。······庄中三兄弟，各居大厦，环以高垣，驴马盈谷，器械射人目，厮役不计。·····后数年滕终伏法，庄为墟。”汉奸赵吉士曾经绞杀过山西交城吕梁山区的农民军，可是对于滕峰一带的农民军，秩序的良好，也为赞叹不置，原文很长，可以参阅原书，这里就不多引了。
滕、峄一带农民军抗拒清军，历时既然这样长久，因而《志异》卷十二有《盗户》一篇，他说：“顺治间，滕、峄之间，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为之“盗户”，凡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这可见滕、峄一带农民军抗清时间相持的长久，表现了顽强的斗争，至于“盗户”，显然是清朝统治者对于农民军的污蔑，从而也可知清朝官吏对于农民军是怎样的畏惧了。《聊斋志异》所记的故事中，还记载了“白莲教”自徐鸿儒起义之后，在山东传布的普遍和全国各地起义抗清农民军的一些情况。
在一六四七年山西农民军围攻太原，大同总兵姜瓖畏惧因反正，归顺了明朝。清睿亲王多尔衮亲自出征才把姜瓖镇压下去，可是农民军却盘踞在吕梁山区长期与清军作战。赵吉士的幕友夏骃所著《交山平寇始末》，有详细的叙述。《志异》卷六《狐妾》上说：“姜琅叛，汾州没为贼窟。”记载了这类事迹。至于粤东花山、阳平等地的农民军有“都”和“总”的称号，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说：
“粤中多盗，其为山盗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资本，有谋力，分物平均，为徒众所悦服，故曰都。每一营立，远近无赖者踵至，曰签花红，骁勇者曰花红头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锋一以至先锋十，悉以十人为一曹；十人满，则更一名号以相统。行劫时，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范铜为之，戴兜鍪，持戟长二寸许，使一妖人为神总，朝夕虔祝，且咒骂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盔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神总故多妖术，凡大而攻，小而椎剽，诸盗则遵行惟谨。每分赃，则神总坐得其半，盖盗听于公王，公王又听于神总也······”
广东农民军编制的相当严密，已开了天地会的风气。从明末一直到清康熙初年，农民、昼户所率领的水陆两军还与清廷长期作哉。屈大均《广东新语》和《四朝成仁录》中记载的极为详细，称他们为“仁义之师”。至于江西南赣山区的农民军和袁州建宁的“棚民”军，《明清史料丙编》搜罗了不少的当时清朝“内阁大库”所藏的档册情报，其它地方志里也有这样的记载。
关于粤东农民军，《志异》卷七《阿英》篇上说：“适表兄为粤司理，（甘）玉往省之，久不归。适土寇为乱，近村里落，半为邱墟。关于江西的农民军，《志异》卷八《柳生》篇上说：（柳生）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乱（不是“三藩”事件的发生）。三年不得归。后稍平，选日遵路，中途为土寇所掠，同难七八人皆劫其金赀，释令去。惟生被虏至巢，盗首诘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当即勿辞······”
在清朝统治者所著官书上，所称的“土寇”，而在《志异》上所述的却不是如官书上所说的那样纷扰无纪的情况。其他若山东滕沂的农民军。当时赵吉士同徐新子、徐次全三人“计偕联舟北上”，经过滕家庄，承滕家庄农民军的头目盛情招待，把他护送出去。这就不是统治者所说的“红眉绿眼睛”那样狞猛可怕的情况了。至于湘粤以及南赣的农民军在上面社会背景内我们已经谈过，《志异》这本书中也反映了这种事实，在这里我就不多举了。
在封建社会君主极端专制的时代，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迫使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这是伟大的义举。然在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封建统治传统的观念，是不能理解的。十八世纪末，富于革命传统的农民阶级和城镇各阶层人民为反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利用白莲教的组织形式，经过长期的酝酿准备，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在湖北荆、襄、郧地区吹响了向清王朝进攻的革命号角。
一场农民革命的狂飙迅速席卷了鄂、川、陕豫、甘五省大地。这次农民战争，历时九年，起义队伍曾发展到几十支、数十万人。它不仅以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壮丽的篇章，而且还以其新的特点，丰富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革命内容。反封建的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参加起义军的社会成份也非常广泛，他们对起义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则是这次农民战争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如果说，十六世纪中叶主要还只是在东南地区和个别的手工业部门中（纺织业、制瓷业），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尚在孕育中的话，那末，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就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其地区已经扩大到江南、四川、陕西、云南、直隶、台湾；其范围已经扩大到更多的手工业部门（井盐、造纸、采矿冶炼、伐木加工、制糖、制茶等业），并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已经初露端倪了。
当然，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直至十九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还是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当时的国内交通仅限于沿海、运河、内河航路和几条主要的驿道，而远离这些航路和驿道的大多数中、小城镇与外地的贸易往来绝少，全国性的贸易联系和市场并未形成。在农村居民中，基本上还是豪绅地主同外界接触，农民阶级并没有超出狭小的地域联系。
在这里，设有封建官府、刑狱和军队，集中着官吏、满族权贵、豪绅地主等封建统治者。城市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搜括对象，而且还是封建统治阶级赖以榨取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重要据点。当时的大多数城镇仍然是消费性的，它还不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产品。尽管城镇市民和贫民的数量有所增加，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力量。
结语
事实摆在这里，满洲贵族蛮横的入侵，官僚地主腼颜事仇的无耻，只有农民群众以及杰出的开明士大夫扶起了正义，抗拒了清兵，援救了人民的痛苦。多少具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无动于衷，而况蒲松龄在当时受了种种压迫，自然心怀“孤愤”，有意无意地就把当时农民军起义抗清的情况反映了出来，我们再把当时的历史事实加以证明和补充，那就十分清楚了。城市仍然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严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