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是如何处理“漂流船事件”的？
19世纪中叶，美国印刷术普及，报纸和大众媒体兴起，政治体制趋于完善，“公众舆论影响政治”的现象也日益凸显。
在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影响下，美国将东亚刻画成是一个野蛮、残暴、专制和麻木不仁的民族国家。
为了争取话语权，它擅长以舆论为导向，将利己主义与和人道、文明之类的观念进行包装，以此来论证对东亚外交政策的合理性。
19世纪中叶，近代殖民国家曾尝试将日本漂流民遣送日本，以求换来日本开放港口。
幕府却认为春夏两季出现的外国捕鲸船队对国家构成十足的威胁，规定因渔船失事等漂流海外的日本人，不问其情由一律不许回国。
但是，幕府却无法阻挡各阶层对外部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美国漂流船刚来到日本时。
因当地官员上传情报的滞后性，美国漂流民与日本本地人在一个无国家行政权力约束和保护的时空内，不可避免的有了东西交流和思想碰撞。
富农商阶层迫切的向漂流民打听国外的珍闻，想要了解幕府与对外的关系，这向我们展示超越民族的国际关系。
历史学家威廉·斯蒂尔认为，日本民众以善意的好奇心和民族敌意的复杂心态来看待美国的漂流民。
漂流船事件发生后，如果美国政府意在诉诸报复或战争，单单将拉格达号罹难水受的待遇问题是可作为借口的。
没有发动战争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印刷技术的发展，报刊媒体对政坛的影响与日俱增。
政府外交行动需要考虑如何迎合受众的心理，以此彰显国内舆论自由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由下往上的监督行为。
因此，政府对东亚的扩张方式不再是简单凭借其军事或经济优势，而是借助新闻媒体这一载体，渲染美国漂流民“受害者”的形象，形成国内公众舆论，以此形成美国侵略日本、台湾的有效手段。
1849年，海军准将詹姆斯·格林率舰队来到日本领回这批船员时，趁机将记载大量美国漂流民对日本愤恨的故事展示给公众，以此向总统提出与日本缔结条约的建议。
国务院备忘录中以此将日本描绘为“人类共同的敌人”，也对美国屈服于台湾生番这样弱小且未开化的民族表示愤慨。
1852年，马修·佩里的日记中记录，“我欲将在海上漂浮几个月的日本漂流民一同接回日本，几乎所有漂流民都拒绝了回国的邀请，因为他们深知日本法律，回去就意味着被处决。”
马修·佩里还观察舰队上的日本人见到日本官员后，屈膝下跪，一副吓坏的表情，最后选择返回美国。
于是，美国官员陆续援助沦落海外的日本漂流民，以此体现本国开放包容的文化，主张日本应当推崇美国的文化，扬言要将日本改造为美国“理想主义”中的国家。
在改造方式上，无论是马修·佩里还是李仙得，都主张东亚国家需要引进商业、基督教和共和政体。
商业最能化解这一困境，因为“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族群中引进商品……能够自发形成更多供给的欲望”。
美国自觉承担起“父辈”的角色，东亚国家是天真烂漫，需要得到庇佑的“孩子”。
美国“善意”的将文化价值观传播给“未开化”的东亚，认为日本和印第安人一样，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需要用文化的理念扶植日本民族。
《纽约时报》一篇社论呼吁驳回主权在国的概念，提出国家的主权属于上帝，日本不符合这一理想，违反了美国的道德立场，成为全球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
《华盛顿日报》认为，文化外交给东亚带来了文明、自由、“好”政府。
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兼上将罗伯特-布里斯特，赞扬了马修·佩里)成功扣关漂流船事件，将之称为潘多拉盒子和文化的巧妙结合。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两国官员共同来到劳伦斯号、拉格达号遇难船员的墓前献花。
在纪念马修·佩里叩关日本的百年庆典馆藏中，马修·佩里叩关日本的炮舰外交相关文件要么被全部删除，要么某些字眼被精心的剔除。
19世纪时期，民主与平等之风吹拂美国大地，20-4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克逊民主时期，美国社会受到市场革命主导，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进。
与此同时，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正在覆盖全美大地，加之受到1848年大革命的洗礼，一些进步人士自发组织社会运动，试图建立一个理想国，这就是“人道主义改革运动”。
在这个社会环境下，美国政府认为本国船员遭遇的伤害，是对具有同情心和博爱精神的基督教国民的间接伤害，美国政府有权利创造政治干涉的法律权利和道德义务。
美国社会将“人道理念”与外交政策捆绑，使得单个的漂流船事件成为美国入侵日本、中国台湾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了美国一种优越者情结。
首先，19世纪中叶是美国捕鲸业最繁荣昌盛的时代，美国船员是捕鲸行业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美国采用1758年瑞士学者瓦特尔的《国际法》条例保护捕鲸船员，“它国虐待本国公民，并造成间接伤害的，美国必须保护本国公民，否则公民也没有义务为国家服务。”
美国船员“合法追求”的事业，政府就有义务为其提供保护。
1790年，国会颁布一系列法律，将船员纳入受政府保护的群体，不过禁止船员逃跑出国，否则会面临监禁。
1796年，政府签发“保护证明”，给船员提供证明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证。
1799年，“疾病和残疾船员救济法案”要求船主为船员缴纳医药费用，用来支持全国各地的海洋医院。
这促使政府在船员经常作业的港口附近修建了几个美国医院。
上述立法最大限度保护船员免受船主的虐待、海盗的奴役以及它国的虐待。美国将《国际法》视为金科玉律，船员也将之作为背书。
然而，政府是出于服务公共目的，捕鲸者和海上船员这类劳动群体既能当作商业资产，也是发动战争时的非官方海军储备，在家长式的管理下，政府成为海上劳工的监护者。
其次，漂流船事件坚定了美国向东亚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信念。美国主流媒体痛斥东亚政权对自由和民主的压抑。
一篇表达时代精神的《美国：一个肩负传教的国家》文章评论：
当我们睁开眼睛，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上帝的指示，上帝的工作领域是由罪恶和无知的世界所构成，东亚似乎是提供这种世界的源泉。
1830年，美国作家抨击日本是一个铁血专制政府，整个国家的运行如工厂的流水线一样机械。
1851年北部海军指挥官格林曾说，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推翻这种自私的政府，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
1855年，《民主评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日本民众彻底沦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辉格党评论》认为在东亚政权下生存的人，与南海的斐济人和北方大陆的爱斯基摩人的生存环境一样。
东亚各国政府还安插间谍，每个公民要监视和举报同邻，以此形成互相监视的闭环。
《波斯顿报刊》指出，是时候让北方佬(南北战争时的北军)来主持正义了，他们非常自信于自己的能力。
阿尔伯特·温伯格（指出，这个时期的中产阶层和新教复兴主义者习惯使用“自然权”这一概念代表自己认可的思想观念，“非自然权”与文明国家和主权国家的价值标准冲突。
从自然法的角度看来，漂流船事件中美国船员的不幸遭遇被无限放大，美国人感到在东亚受到了羞辱，激发了美国人民的愤慨，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个体的尊重以及对同类意识的同情。
美国政府将同情心和怜悯心政治化以获得向日本、中国推行“人道理念”的使命感，他们自视站到道德制高点，试图短时间内把自私的东亚政府变成自由共和国。
讽刺的是，美国以受害者身份谴责东亚国家，但美国官员在调查劳伦斯号、拉格达号漂流船事件中却没有谴责屡次逃跑。
违反日本法律的本国船员，而是将日本官方报告中的一名美国难民自然窒息死亡改为上吊自杀。
1849年4月美国军舰普雷布尔号接走遇难船员后不久，7月，一艘“三叉舰”捕鲸船返航回国时，美国政府却把三位美国船员流放到库页岛。
次年，新上任的长崎地方法官评论到：
“......美国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反而以这种省事的方式抛弃本国船员，这相当于故意谋杀。
但是美国也并非没有“人情味”，去年不就大动干戈的派遣普雷布尔号接走遇难的水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以批判性态度来审视美国话语背后的权力政治。
最后，站在日本的立场来说，美国把日本官员描绘成残忍和缺乏人情味的刽子手的同时，后者何尝不是这么想呢？
在日本官员看来，劳伦斯号和拉格达号的美国漂流民是他们见过最无教养、粗俗、只会制造麻烦的祸害，弄成这副狼狈样是作茧自缚的结果。
1842年以后，幕府就颁发了天保薪水令，规定对来航后缺乏物资的外国船只，帮助使其返航，有尊严地对待所有处于困境中的外国人。
美国公民拉纳德·麦克唐纳就是一个积极的榜样，同样是来到日本的美国漂流民，在长时间的交流中，他却实现了双方的语言互同，传播了母语，弱化了日本人对英语的宗教化的恐惧。
他和拉格达号船员乘坐普雷布尔号回国期间，其他船员都信誓旦旦说道在日本受到的屈辱时，拉纳德·麦克唐纳却认为一个天生健谈的民族通常也是幽默的。
它会对世界上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怀抱好奇心态度，但显然不会流露出军国主义的倾向性，反而会接纳不同国家的信仰方式。
同样的经历却表现出对日本不同的态度，大致由于美国漂流船员选择不停逃跑来破坏日本规矩。
而拉纳德·麦克唐(纳却认真遵守日本法律，当普雷布尔号抵达长崎，格林将军解救十三名船员的时候，意外发现拉纳德·麦克唐纳正耐心等待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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