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最牛校长”郑强：特权也好，歪风邪气也罢，我统统都给你治了
原标题：“最牛校长”郑强：特权也好，歪风邪气也罢，我统统都给你治了
“谁现在是汉奸？某某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用学习的知识帮外国人开拓市场，打败我们中国的企业！”
“日本、美国人很善良吗？弄了那么多留学生过去，就是想培养汉奸。”
“国难当头时，支撑我们中华民族的绝非京城里黄浦江边那些开着奔驰宝马的百万富翁。”
想象一下，这些犀利又惊人的观点应该是出自谁的口中？愤青？网红？还是批评家？
实际上，只要是时刻关注教育的老师、家长或学生，都对这些话印象深刻，同样也知道它们出自于国内如雷贯耳的教授——郑强。
因为向来以“敢怒敢言，不畏强权”著称，他被称作了教育界的一股“清流”。
只要是有郑强演讲的地方，场场都是爆满，如果不提前到场的话，甚至连站着的地方都没有。
多年来，有人夸赞他敢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也要为中国教育发声，是最牛“愤青”教授。
也有人斥责他为人师表，不好好做学问，出什么风头？
对此，郑强一概不在意，就像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你们要想让我闭嘴，我不会闭嘴！”
那么，这样一个敢为人先的师者，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呢？
山城重庆走出来的学生
1960年，新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多个省份遭遇大旱收成惨淡，“吃饱饭”就成了老百姓们担心的头等大事。
而郑强就出生在了这样特殊的一年。
不过，较为幸运的是，在家里人的支持下，他有机会可以上学，并且顺利读完了高中。
1978年，国家终于步入了新的阶段，学生们也有机会可以继续参加高考上大学。
得知这个消息，郑强就忍痛卖掉了他心爱的手风琴，从当铺换来一些钱，在父母的陪伴下坐着火车去了杭州。
当时的条件有多艰难呢？
高考的时候，郑强只能拿着一个馒头搭配着豆腐乳坐在地上吃，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好在，最终结果不负所望，郑强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学系。
四年后从学校毕业，由于能力出众，他被分配在了某家研究院担任了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新型有机硅。
而工作三四年之后，郑强决定继续往上考，于是他又去四川的大学读了硕士和博士。
1992年，对于郑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当时国家教委跟日本的京都大学达成合作，可以联合培养博士生，履历漂亮的他自然就成了其中一员。
可以被挑中去国外深造，肯定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但是待了4年下来，郑强却发现了很多问题。
上课期间，当他跟日本学生谈论到当初的抗日战争或者731部队等历史的时候，台上的老师就会脸色大变，呵斥他出去。
在即将完成学业时，日本方面又给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很多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工作。
最终，大部分都没能抵挡住诱惑选择接受，而愿意回国的，只有郑强一个人。
尽管如此，在离开日本之前，一位日本教授还曾拉着他的手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将来万一中日之间发生冲突，一定要替他们说话。
那一刻，郑强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快点离开。
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问题，美日等国家招收中国留学生，就是为了培养汉奸，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也绝对不可忽视。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郑强就立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搞好国家的教育。
“网红”教授的演讲之路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郑强的身上似乎有着川渝人与生俱来的“豪气”和“匪气”。
这也体现在他教学的方方面面。
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郑强就留在了自己的母校浙江大学担任了教师，继续教书育人。
但是，相比于别的老师安安生生地做学问，他却走起了不寻常的道路。
不仅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还以自己对中国教育的独特见解，在国内掀起了一阵“强风”。
21世纪初期，很多家庭受惠于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为了能让后代们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就把孩子送出了国。
这群人从小没有在中国长大，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自然也不会对这片土地产生多深的感情。
最终大多数都选择了留在国外，为别国效力。
此外，祖国也曾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
可是当他们走出了国门，见识过了外面的世界，却不再对祖国有留恋，更有甚者还会在海外诋毁中国。
针对这一现象，郑强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演讲上痛斥过，他也始终不认同“科学无国界”这个说法。
毕竟，几十年前那些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千难万险也要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们就是最好的例子。
除了留学生的问题以外，郑强也十分关心国内孩子的教育模式问题，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相比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而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也成了他们坚守的信条。
所以，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地为孩子们报各种班，学习不同的技能。
发现这一现象的郑强，总结出了一句，这其实是让孩子累死在了起跑线上。
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不是谋生，而是唤醒兴趣鼓舞精神，当父母的应该教育孩子能自食其力，不要把太多焦虑的情绪和压力都转移到孩子身上。
郑强一次次地用自己犀利的观点，指出了不少教育上的痛点，让人在听得爽的同时，也思考了很多。
久而久之，也有更多的老师、家长和学生愿意来听他演讲，一座难求也是常有的事。
只不过，郑强的观点也并不是一味受人推崇，期间不乏有反对者。
有的觉得他太敢说，属于是哗众取宠，也有一些同样是知识分子的人，责怪他把那层不存在的窗户纸捅破。
对此，郑强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
除了学生的教育问题以外，郑强也十分看不惯以权力压制学校老师和教授的官僚。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无知，才会让这些风气存在。
所以，不论是特权还是歪风邪气，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而且都要好好地治一治。
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这些年来，郑强去过了很多高校，开办了很多场演讲。
他用自己人格魅力征服了很多人，名气也越来越大。
然而，过多的曝光度容易将他的一些心直口快的言论放大，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说”多于“做”。
面对外界的舆论，郑强并没有过多反驳，有问题他要指出来，具体做他也会落到实处。
2012年，郑强离开了浙江大学，去往了贵州大学工作。
之所以会选择贵州，其实还是跟他心中一直佩服的前辈竺可桢有一定的联系。
曾经身为浙江大学校长的他，为了培养出更多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付出了很多努力。
而在抗战时期，为了保留更多的精英人才，他不辞辛苦带着所有老师和学生一路从杭州、江西、广西辗转到了贵州，在这里留下了7年之久。
因为跟竺可桢有着不少相似的经历，所以，郑强对于贵州也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他要感谢贵州人民曾经的“养育之恩”，他也相信自己一定会让贵州大学换一个新面貌。
一辈子离不开教育的师者
2012年6月，郑强正式到贵州大学担任校长。
初次来到这里，他就发现了很多问题，破旧的校门、不太美观的花草树木，差劲的卫生条件等等，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一所大学该有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风气也很奇怪。
有的老师公然把餐馆开到了学校，有的老师长时间没参加过考核，论文都没写过几篇。
学生们也是各有各的问题，其中最让郑强痛心难过的就是考试作弊。
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来临时，他曾经亲自去校区进行巡考，结果刚进考场，他就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住了。
原本应该白花花的墙面上，竟然写的都是答案，学生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老师也是默认装傻。
郑强当时就被气的大发雷霆，他找来工人把墙面刷白，坚决不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之后，郑强就对贵州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除了把上述的问题一一解决，在学习上，他还决定实行“三学期制”，主要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推出新政策必然要迎来争议，很多学生害怕适应不了，纷纷匿名表示反对。
但是对于他来说，贵州大学要想改头换面，必须加快发展。
除了注重内部的问题以外，郑强也十分关心国家对于西部地区教育的支出。
看着那么多的人才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往了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他的内心也不断在滴血。
郑强认为，只有国家加大支持西部高校的建设，“人才”才不会流失得那么快。
所以，2013年两会召开时，他将这个深埋在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最终政府也采取了他的建议，迅速推出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此后，中西部的十四所高校都得以从中受益。
在贵州大学的几年时间里，郑强没有太多时间休息，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改革上面，尽管最后有赞扬也有争议。
2016年，郑强回到了浙江大学，被任命为了党委副书记，三年多过去后，他再次来到了太原理工大学任职。
彼时已经年过六旬的郑强，还保持着跟以往一样的作息时间，每天之休息下四到五个小时。
有时候太忙，他下午一点多才能吃上饭。
有记者曾经问过郑强，预计什么时候会退休，或者未来的人生规划是怎样的？
他的回答却是：我看来一辈子都离不开教育。
也许将来离开了太原理工大学，他还会再去开办下一所大学，而他的目标，就是成为让更多学子受益的教育家。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