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初期，俄国“进步民族主义者同盟”的成立有何影响？
民族主义者曾经是斯托雷平的亲密战友，斯托雷平试图将俄国从专制国家转变成一个法制国家，而转变的前提就是需要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
因此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斯托雷平的西部地方自治改革，民族主义者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能够使国家更稳定、民族更团结。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以后，斯托雷平在向杜马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俄国政府“要与杜马共同工作”，民族主义者与俄国政府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斯托雷平遇刺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俄国的民族主义者贯彻“神圣联盟”的主张，保持着与俄国政府的团结与合作。
但是到了1914年底，战争初期的“神圣联盟”基本土崩瓦解，俄国政府逐渐失去了来自社会的信任。
1914年11月，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克柳巴金警告说：“自7月26日‘历史性’的会议以来，国内的情绪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情绪已经崩溃，到处都被巨大的幻灭所取代。”
战争的爆发使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开始与左派自由主义者和解，“我们与米留科夫本来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敌对关系。”
民族主义者舒里京回忆道：“但是在7月26日，一切似乎都消除了。”
俄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失利严重刺激了民族主义者，他们开始意识到俄国政府的软弱和无能，更加积极地接近立宪民主党人。
1915年夏天，舒里京从前线返回彼得格勒，并且拜访了米留科夫，这次谈话后来被舒里京称为“进步同盟成立的序幕”。
在交谈中，米留科夫向舒里京坦言：俄国政府各部门的混乱和无能是导致俄军在战场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替换掉那些没有能力的官员，并用有能力的人来取代他们。
除此之外，米留科夫还向舒里京展示了取得社会广泛信任的内阁，即“信任内阁”的可行性。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是依靠个别党派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局势的，必须进行党派之间的联合从而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立宪民主党关于拉拢民族主义者建立自由主义性质的党派联盟的设想使民族主义者内部出现了分歧。
左派民族主义者如舒里京、萨维科等人认为应当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俄国的保守主义应该适应现代化的改革，尽快恢复“神圣联盟”时期政府与杜马之间互相信任的局面。
温和派民族主义者鲍勃林斯基在接受《自由报》采访时承认了民族主义者发生的分裂，以及左派民族主义者观点与立宪民主党人的一致性。
民族主义者中的右派如巴拉舍夫等人则坚持类似黑色百人团的观点：俄国应该实行君主专制和独裁，由自上而下对政权的控制实现政治上的统一。
萨福诺夫在党派会议中说：“我们的政党的纲领不允许出现向杜马负责的政府，也不能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那么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与右派合作。”
萨维科坚决反驳这种观点：“我们国家目前所经历的一切都要求我们同左翼接近，同中间派和十月党合作，而不是同右翼。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国家体制的崩溃，而是如何通过国家和人民代表的友好团结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这场分歧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民族主义者发生了分裂。
1915年8月13日，萨维科、舒里京、鲍勃林斯基等36名代表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从民族主义者中脱离，这些人被称作“进步民族主义者”。
萨维科在与他妻子的信中庆祝与巴拉舍夫的决裂：“我们像孩子一样高兴，终于能够从闷热的巴拉舍夫的监狱中逃离，在那里我们被恶臭熏得无法喘息。”
进步民族主义者很快倒向了米留科夫的阵营，进步同盟成立后，“进步民族主义者”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进步民族主义者属于进步同盟中的右派，倾向于在改革中保留沙皇的专制和俄罗斯民族的传统。
但愿意做出一些改革，来促进国家的团结和进步，对于进步同盟中的左派，进步民族主义者采取了妥协的政策。
萨维科认为，与其在战争失败后国家陷入革命和无政府的状态，有限的接近左派是可以被接受的。
舒里京认为，政府部门的官员要由进步同盟的成员或支持进步同盟的人士担任，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至于这些官员的行为是否激进则不需要担心：“曾有激进分子成为大臣，但谁又见过激进的大臣呢?”
进步同盟中的左派也对进步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了一些妥协，根据舒里京的回忆，在一次交谈中“完全赞同犹太人平等的米留科夫以一种相当温和的措辞降低了他的要求：‘开辟一条废除限制犹太人权利的道路’。”
而舒里京也欣然接受了这一观点。
在进步同盟的领导人看来，缓和进步同盟中各党派的矛盾，维持同盟内部的团结和完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同盟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才有可能推进改革。
因此同盟中比较有争议性的内容都在其纲领中被刻意模糊化处理。例如立宪民主党人暂时放弃建立“责任内阁”的打算，取代以“信任内阁”。
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也被模糊化了，进步同盟不提犹太人获得平等权利的内容，只是很笼统地表示要“取消限制犹太人的法律”。
此外有关土地改革、政治自由的诉求也都被模糊化了。
这些问题在进步同盟看来都是可以被牺牲的，进步同盟成立的根本就是要帮助俄国取得战争胜利，避免战争失败导致的革命出现。
因此，进步民族主义者认为进步同盟的政治主张与民族主义者的纲领从根本上并不抵触，因为只有俄国赢得战争胜利才能保证沙皇制度在俄国的存续。
因此，在加入进步同盟后，舒里京等进步民族主义者在加入进步同盟后，仍然将自己视为右翼君主主义者。
除了民族主义者外，一些十月党人如罗将柯和古契柯夫等人也参加了进步同盟。
进步同盟认为领导俄国的政权性质必须得到改变，进步同盟的成员认为，战争的失利充分暴露了沙皇领导的俄国政府难当大任。
俄国人的祖国不应属于沙皇个人所有，而是属于帝国的全体人民，而杜马作为对人民、社会负责的机构就应该领导整个国家，而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俄国人民的国家”的命运。
进步同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最大的党派同盟，其成员占第四届杜马的一半多，虽然同盟中仍然中仍然矛盾重重，纲领也较为模糊，但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主导了杜马的活动，并且推动了一些改革，传统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在进步同盟的成立中，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作为进步同盟的参与者，对进步同盟的纲领和活动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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