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初俄国进步同盟与黑色百人团之间的冲突
对于进步同盟的成立，黑色百人团的领导者实际上是有预感的。
早在1913年10月，一些黑色百人团成员就指出将来在杜马可能会形成反对俄国政府的团体。
马尔科夫、普里什凯维奇、赫沃斯托夫都曾表示：“除了舒宾斯基领导的8-15人，十月党人将会和进步主义者进行合作。”
对于属于温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也认为他们不够可靠，他们预测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会抛弃其领导人巴拉舍夫，最后的结果也与黑色百人团领导人的猜测相差不远。
然而黑色百人团对进步同盟的团结程度和影响力有所低估，由于进步同盟是由多个政治主张存在差异的党派组成的联盟。
因此起初一些黑色百人团成员认为它必然不会持续很久就会因为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马尔科夫和普里什凯维奇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马尔科夫在杜马的演讲中讽刺进步同盟：“你们说社会和国家信任你们，是6个联合党派的代表，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信任你们的只有6家犹太报纸的代表。”
普里什凯维奇则讥讽米留科夫领导着一群乌合之众。虽然黑色百人团认为进步同盟是脆弱而不团结的。
但当1915年8月进步同盟成立后，黑色百人团还是立刻展开了对进步同盟的攻击，一些黑色百人团成员认为进步同盟的成立是“沙皇制度的敌人团结起来的标志”。
他们尤其敌视原本同属保守主义阵营的进步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将萨维科、舒里京等进步民族主义者当做保守主义事业的叛徒，指控他们拥有“双重国籍身份”。
马尔科夫后来在一次演讲中说：“幸的是，右翼的前成员，民族主义者的前成员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里京阁下两次从这两个派别中走出来，逐渐向左翼走近。
他找不到更好的时机来指责他的前同志们从现在开始，这位前狂热的反犹太人士舒里京却和弗里德曼先生和博马舍先生（均为犹太人的姓氏）勾肩搭背。
进步同盟对犹太人的宽容态度以及停止迫害犹太人的政策显然无法被黑色百人团所认同。黑色百人团很快成为了进步同盟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对手。
为了与进步同盟对抗，黑色百人团举行了一系列的君主主义会议。
1915年11月，在彼得格勒和下诺夫哥罗德举办的两次右翼代表会议中，黑色百人团对进步同盟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和给予芬兰地区自治地位的政治方针进行了强烈谴责。
黑色百人团认为，进步同盟提出的废除对犹太人居住区域的限制、以及废除犹太人受教育以及从事相关职业的主张违背了俄罗斯的传统。
可笑的是，黑色百人团的领导人对战争时期犹太人的情况缺乏了解，受到战争影响流离失所的难民已经让犹太人的定居区域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为了与进步同盟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相对抗，极端保守主义者鼓吹君主专制在战争时期的优越性，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进步同盟不应该在战争时期强调改革。
1915年秋，普里什凯维奇在公开演讲中强调，战争时期杜马自由主义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而马尔科夫列举了古罗马人的例子，说他们“不比六个杜马党派的领导人愚蠢”，而古罗马人在战争中推翻了共和国，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
民族主义者舒里京对黑色百人团的顽固不化感到遗憾，他在一份私人信件中提到：“如果愚蠢的右翼分子像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聪明，并试图通过为取得战争胜利而努力来恢复自身的名誉，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进步民族主义者对黑色百人团展开了反击，萨维科指责黑色百人团的君主主义会议把进步民族主义者排除在外。
黑色百人团领导人的亲德国态度更被进步同盟严加指责，1915年11月到12月，舒里京与属于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巴甫洛夫进行了一场论战，巴甫洛夫认为除非俄国的军事预算能和德国相当，否则俄国将不会是德国的对手。
他认为进步同盟提出的“信任内阁”的口号是空洞而不切实际的，只有杜马不干预当局和俄国军队，战争才有可能取胜。
舒里京则在《基辅人》报刊上回击巴甫洛夫，文章的题目是《贵族冯·巴甫洛夫》，舒里京批评巴甫洛夫的逻辑更符合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的政治传统。
如果杜马有罪，那么俄国当局就罪加一等，因为当局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而是致力于国家内部的斗争。
杜马在战争开始就支持政府，直到发现一些右翼的官员存在通敌嫌疑。进步同盟首先关心的是国民和政府的团结，其次是为军队准备一切的必需品，并且扫除任何妨碍战斗的障碍。
此外，进步民族主义者反对战争时期一些黑色百人团成员亲德国的倾向，他们认为英国作为战时俄国的盟友是应该被团结的对象。
萨维科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与德国的民族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德国人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奴役者，既残忍又无情”，而英国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一直都很谨慎，因此俄国应当与英国成为盟友。
最让黑色百人团难以接受的是进步同盟试图改变俄国的政权性质。
他们认为进步同盟是沙皇的敌人，其所作所为是在动摇沙皇的统治，将俄国的政权所有者由沙皇转变为杜马，对此，他们建立起“白色同盟”与之对抗。
1915年8月，黑色百人团中的杜布罗文派主导召开了萨拉托夫君主主义会议，在会议上，极端保守主义者要求沙皇解散第四届国家杜马。
1915年11月，在彼得堡和下诺夫哥罗德举行的君主主义会议上，极端保守主义者则否定了进步同盟要求建立“信任内阁”的主张，他们称建立“信任内阁”“违背了俄罗斯国家的基本法律”。
只有在杜马讨论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上，黑色百人团和进步同盟才能达成罕见的一致，苏联历史学家瓦苏科夫形象地评论说：“这就像两个人为了娱乐而决斗，但剑的尖端都上了保护装置，不必担心伤害到对方。”
这可能是黑色百人团与进步同盟之间达成的唯一共识。黑色百人团与进步同盟的斗争在1916年底发展到了高潮。
1916年11月1日，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科夫在杜马发表了题为“愚蠢还是叛国”的演讲。
米留科夫将矛头对准了时任总理大臣的施蒂默尔，他指控施蒂默尔和俄国政府犯有叛国罪，试图与德国达成和平。
议员门捷列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米留科夫一边指责当局实施错误的经济和军事政策，一边重复着他“愚蠢还是叛国”的指控。
随后，舒里京等人也发表演讲支持米留科夫，进步同盟成员要求施蒂默尔引咎辞职。对于进步同盟的指控，黑色百人团认为这是对总理的诽谤，因此坚决予以否认。
马尔科夫认为进步同盟的反政府宣传会导致俄国军队失去斗志：当军队知道了这一切，当他们得知政府正是舒里京和其他左派所描绘的那样，他们就会斗志昂扬地进攻。
不,如果军队对政府失去信心，他们就不会进攻，而德国人会进攻。你准备这种攻击是向人民的思想引入完全的不信任，甚至完全蔑视他们的最高统治机构政府。
既然这种信仰不在，就不会有战争。你是失败主义者，因为你会让人民和军队失去信仰。
黑色百人团领导人最担心的是米留科夫和舒里京的演讲会掀起一场革命，从而彻底摧毁俄罗斯祖国。
马尔科夫在演讲中攻击舒里京：“我理解一位进步民族主义者舒里京的演讲。他，舒里京先生，只剩下一种手段——那就是一直夺取政权，直到舒里京先生及其朋友的强大打击将俄罗斯国家政权带入深渊。”
他也警告米留科夫：“你想在俄国引入一场革命，以便这场革命摧毁一切，或是精心打造的俄罗斯国家。”
虽然最后的结果证明马尔科夫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但在当时进步同盟获得普遍支持情况下，几乎没有人在意他的警告。
进步同盟成员演讲期间，杜马最右翼的议员一直在高呼“诽谤”。
但他们的声音显得相当渺小，杜马大多数的议员都支持进步同盟的观点，甚至一些保守主义者也受到影响，为进步同盟鼓掌欢呼。
根据立宪民主党的宣传刊物《言论报》的记载：在舒里京演讲时，有一位极右翼的农民代表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立场，为进步同盟鼓起掌来，马尔科夫看到后，马上过来握住了他的手，不让他继续鼓掌。
结果这位右翼农民代表先是疑惑了一下，然后不管马尔科夫，继续鼓起掌来。
后来，甚至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领袖普里什凯维奇也倒向了进步同盟，这让杜布罗文和马尔科夫等黑色百人团中的顽固派感到非常困惑和痛苦。
这一事件最终对黑色百人团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黑色百人团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分裂和衰落。
11月22日，马尔科夫与普里什凯维奇等人在杜马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情绪激动的马尔科夫冲上讲台辱骂了进步同盟成员、杜马主席罗将柯。
最后，马尔科夫被愤怒的议员们投被驱逐出杜马，只有扎米斯洛夫斯基等少数极端保守主义者仍然支持他。
11月22日的事件宣告了马尔科夫和黑色百人团的倒台，罗将柯从社会各界收到了众多的感谢，杜马主席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鲜花，即使是赫沃斯托夫也向他表示祝贺。
大多数人都为马尔科夫被赶出杜马而感到高兴，但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一场针对马尔科夫的阴谋。
君主主义者雅各比认为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不是马尔科夫，而是杜马主席罗将柯，后者一手策划了这场闹剧，就是为了让极端保守主义者失去理智，最终名誉扫地。
右翼报纸《风暴》不仅完全支持马尔科夫的行为，甚至认为马尔科夫对杜马多数派的侮辱恰如其分。
但无论如何，马尔科夫从此彻底失势，很多从前志同道合的保守主义者都离开了他，最后马尔科夫的阵营仅剩下20名成员。
包括几名贵族和一些农民代表，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影响力，按照一些保守主义者的说法，曾经不可一世的“库尔斯克野牛”变成了“爬虫”。
而其他从马尔科夫党派分离出去的黑色百人团组织，势力也远远无法与进步同盟对抗。
属于俄国保守主义者的时代就此终结，进步同盟和黑色百人团的对抗由自由主义者的暂时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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