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人的“陶片放逐法”：你名气太大，所以要被放逐10年

　　前言

　　陶片放逐法是古雅典民众大会中的一种特殊投票法。公民将其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记于陶片上；被放逐者的得票数不能少于总数6000票的一半，得票多数者则被放逐国外十年。

　　

　　一、陶片放逐的规定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治》中记载“在第六届主席团任期中，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要进行一次投票来决定是否要进行陶片放逐，来决定那些被控恶意告发者的先期对人告密是否要受理”那么如果投票通过的话就进行陶片放逐，如果陶片没有通过则本年不会实施陶片放逐制。当需要进行下一阶段的投票的话，也就是进行陶片放逐制。

　　从这些记载来看陶片放逐制并不预设名单也就不特指某个人，但是从后期被放逐的人和投票的人数来看的话，如果不是有倾向性的放逐一个人的话是不会达到放逐的目的的。

　　二、陶片放逐法的实行

　　陶片放逐法的实行是看雅典人能投出多少票，那么这样就需要一定数量的雅典公民雅典最盛时的公民人数不过四万。据估计，经常参加者只占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即被放逐者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每个公民的想法都不同，那么让本身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就少的大会，怎么才能使得被放逐的人的得票能达到6000票？

　　并且在制定陶片放逐的前5世纪初，雅典正处在发展的时期，即使大胆的估算雅典当时的人口数，当时雅典的公民数也不会超过万人，因为毕竟投票这个事情是由雅典公民投票选举，并不是由生活在雅典的人进行选举。

　　

　　在我看来,认为6000的人数为法定人数是十分合理的，但是是否应该过半数还是其他还是需要考察。并且根据"汉森对雅典公民大会现场考察的情况来看，公民大会的会场最多也只能容纳六千人,"并且在当时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还是不会有津贴的发放，这样就可以认为当时参加大会的公民人数应该不能比6000人多很多。

　　并且陶片放逐是随意让公民按照个人的意愿去投票，那样投出来的名字和人是不可估计的，并且本省参与投票的人数就不可能超过6000人很多，那么这么来看的话某个被放逐人的名字要想重复达到6000票是很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并且在马拉松之后所放逐的人数来看，陶片放逐能够得以放逐威胁城邦的人并没有过多的严格要求，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6000票这个票数是可以实施陶片放逐的总的票数，而不是某个放逐人得到的总票数。

　　

　　三、放逐者无法为自己辩护

　　被放逐者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被放逐者须在法庭上处理好自己的私人事情，在十天内离开城邦。放逐期间被流放者的财产不会被没收并且被放逐者能够享有其财产收入,流放期满后回到城邦其权力自动恢复。

　　在选票结果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被放逐的是谁，因此没有办法事先准备辩护，并且陶片放逐制的决议相当于一次公民大会的决议，是公民集体意志的结果，相当于最终审判的结果，因此被放逐的人是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

　　被放逐的人将会失去在雅典的居住权利，这是最核心的要素，被放逐的人是不能居住在雅典的，并且在放逐期间的居住地在哪里，都有明确的规定。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中提到，“在薛西斯远征以后，雅典人规定被陶片放逐的人不能住在从革赖斯图斯到斯库莱伊昂一线之内，否则将永久失去公民权，这样的规定可能是想到被放逐的人如果居住地离雅典太近，会得到从海路迅速回雅典的机会，就不会真正的发挥陶片放逐的效用，所以会将他们安排到离雅典很远的地方。

　　被放逐的雅典人将会失去在雅典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因为像公民大会这种的政治活动都是在雅典举行的，但是被放逐的家庭成员是不允许进入雅典的”，因此也就失去了参加雅典政治活动的机会，失去了作为雅典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

　　即使是履行公民义务参军打仗都是不让的。最著名的就是客蒙，当他被放逐后爆发了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客蒙携带武器准备加入军队守卫雅典，但是五百人议事会不准将军们接待客蒙。

　　但是陶片放逐法只是针对被放逐的个人，不会牵扯到家庭成员和放逐人员的财产。被放逐者的家庭成员依然享有本应享有的公民权，并且将会依然留在雅典，放逐只是被放逐的单个人。

　　

　　普鲁塔克明确的讲，被放逐的人“有权享有其产业收入”被放逐的人在雅典的产业不会被没收，被放逐十年回来后，他仍可以恢复所有的公民权利，并且也包括在雅典的财产。

　　并且在牵扯通敌案之后将财产偷偷的运往亚洲，因为没有通敌的话会保护他的财产，但是一但通敌将会没收其财产。

　　陶片放逐制是一年只流放一人的，这样只放逐一派的首领并不殃及其他的人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因为这样不会大规模的进行流放的话，公民的利益有所保障就不会造成国家动荡混乱的局面，并且也有效的发展了民主制。

　　公民是拥有绝对审判和定罪的权力的，一旦认定你被放逐那么说明你就是有罪的，被放逐的人是不可以进行辩护的，即使这个罪名是强加上去的并不成立，但是一旦认定你有罪你只能被放逐，没有其他条件。

　　并且在当时党争激烈的情况下，可能被放逐者根本就没有罪，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而被放逐，因此你是无罪的但是因为你不能进行辩护也是会被流放的。

　　

　　并且流放并非是不再被使用，一旦城邦遭受重大的灾难或者被外族入侵，被流放的优秀将领将会被召回，重新担任他们的职务去保卫城邦的安全，如阿里斯泰德和客蒙。并且此时被流放的将军对城邦做出大的贡献，依然授予他们应得的荣誉，那样流放将会终止。

　　权力得以回归。普鲁塔克曾说过:“这一制度并不是对放逐者的卑劣的行为给予的惩罚。并且放逐者并非一定是干出了什么卑劣的事情而被放逐的。”

　　四、修昔底德的放逐

　　修昔底德是客蒙的亲戚，在政见上与伯利克里持相反的意见。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伯利克里的政策是怎样的，当时的伯利克里采用的是亲民政策。他在国内政策以加强民主政治为核心。并且在公元前462年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实行公薪制；限制取得雅典公民身份的范围。

　　公元前451年规定，凡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利克里代表的是民众的利益。这时贵族派看到伯利克里权力日益旺盛，就扶植修昔底德去制衡他。

　　修昔底德和客蒙保持的是一种观点，但是在军事策略上是比不上客蒙，但是在演讲上则十分的高明。并且修昔底德这时代表的是贵族的利益那么就会反对伯利克里的与民主一体的民主政策。这样城邦出现了一道沟壑，一边是民众，一边是贵族拥有的少数派。

　　

　　这样修昔底德和伯利克里的斗争变成两派之间的斗争，并且他们成为这两方代表的代表人物。

　　并且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党争最为剧烈，以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经过10多年的艰苦斗争甚至流血牺牲，终于战胜了以修昔底德为首的贵族党，使奴隶主民主政治在雅典不断发展、巩固以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伯利克里选择站在大多数平民的一边而不是少数的富人一边，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派，他的选择完全是违反他的本性的。他是怕人家怀疑他想当僭主，并被雅典公民抛弃。又看见客蒙站在贵族一边，得到贵族的器重，于是他就不声不响的投到民众一边去，一边自保一边也好准备对付客蒙。

　　而此时的客蒙已经下台，代表贵族阶级利益的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属于贵族派的真善党，一直是伯利克里的政敌。

　　伯里克利的对外政策以扩大雅典的势力和利益为根本原则，力图在加强控制提洛同盟约基础上，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撤同盟为敌，建立雅典在希腊世界海陆两方面的优势和霸权。

　　而在对外观点上修昔底德代表的贵族派仍然坚持的是对外与斯巴达结好，这点上就是和西蒙犯了同样的一个亲斯巴达的错误，这样必然会让雅典的人民感到很不舒服，既而会让雅典人产生排斥感，这也就为以后被陶片放逐埋下了伏笔。

　　

　　修昔底德是贵族一派的演说家，他针对伯利克里挥霍公款一事对伯利克里大肆攻击，说他将岁收用的一干二净，于是伯利克里就跑到公民大会上去问，问人民是不是嫌她花的太多了，人民都说花的太多人民都回答说花的太多，于是他就说:“那好，就算不为你们花费，都是为我花费的，在那给神的建筑物的提款上都只写我的民资就好了。”伯利克里这样一来，大家也许是佩服他的度量，也许是想再那些工程上和他争名。

　　于是便让他尽管从国库里取用，用到一个钱不剩也行。从中伯利克里也看到了修昔底德的力量和煽动力，并且认识到要出手对付修昔底德，维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应该怎么做还是伯利克里考虑的。最后伯利克里冒险发动过了一场斗争，决定和修昔底德在陶片放逐法上来进行斗争，看他和修昔底德到底该谁被流放，结果修昔底德被赶走，和伯利克里作对的那个政党也就解散了。

　　修昔底德被流放后，分歧全部消除，城邦又团结一致，伯利克里就把雅典以及雅典拥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他对人民也就不再那么的顺从。在修昔底德被打倒和放逐后，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伯利克里每年都被选为将军，大权在握，从不间断。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陶片放逐法伯利克里将政敌放逐出去也就拥有了在雅典的绝对权力，并且由于放逐了一派团体的领袖，那个团体也就自动解散了，从而可以说陶片放逐法是最温和也是最有效的打击不同声音的，和不同观点一方的最快的方法，具有兵不血刃的效果，并且使公民自主选择。

　　

　　但是也是有风险性的，即使是最高的领导者和掌握权力的人，对使用陶片放逐法也有一种投机的心理，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知道运用陶片放逐法谁能成功和夺取最后的胜利。

　　但是取得胜利以后是绝对的胜利。从中也可以看到，当动用陶片放逐法的时候也就是两派都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派系斗争最关键的时刻。陶片放逐法也就沦落成派系斗争到最后解决的手段。过程民主但是实质上已经脱离了民主。

　　总结

　　在陶片放逐法的赞赏者之中，卡尔波普尔是比较显著的一位。他指出：“在民主国家能力越强、威望越高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越有可能施行暴政，因此对这些人需要采取放逐的办法，事先加以防范。

　　在波普尔看来，这种放逐实际上并不是惩罚，而是对受人爱戴的杰出公民的称赞和肯定，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陶片放逐制相对于其他的放逐形式是非常温和的，并且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它和其他的政治流亡而言并不带有赶尽杀绝的意味，一般的政治流放都是一方以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将另一方胜过之后不是将对方杀死就是将对方打击的再无还手之力，并且失败一方的财产必然会被胜利的一方没收。

　　被放逐的人不会是一个可能会是失败一方的整个家族和支持者。并且一经放逐便是终身，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也将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陶片放逐法只是流放最重要的那个，流放党派斗争中失败一方的领袖。并且被流放者在城邦的财产会被保留，家人依然享有在城邦的权力和财产。被放逐者的时间是有限制的规定是十年。

　　其政治权力只是在流放中不再拥有，但是流放时间一满其政治权力是恢复的。如果城邦遭受威胁的话，被流放者将被召回保护城邦，在保护城邦的过程中如果再立新功，依然是荣誉加身。

　　被召回后即使流放时间未满也是流放期满不再流放。政治流亡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完全是胜利的一方用强权打压出来的。

　　而陶片放逐制是依据法律的形式实行的，是运用了公民大会投票选出的，是代表的广大人民的意向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