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1934年出生，如何活到1979或者会以什么方式挂掉？
因为我外公就是1934出生的，却一直没有谈起1979年之前的事情
我是1932年出生，如何活到1979年的。
1940-1947.2是我的童年。
1947.2—1950.11我产加了解放战争。
1950.11—1953.7我参加了朝鲜战争，然后帮助朝鲜建设55.10回国。内容请看我的博客。
55.10—1958.5。在军校学习，参加反右运动
1959.5—1989，反右运动 在军队表现不好，到北京邮局搬云邮袋30年，带着161元的工资退休息
老兵回忆录
老兵的童年 难忘的经历
1940-1947年，我八岁有记忆力说起，家中贫穷没吃没穿，每年春天吃糠、吃野菜、，全家盖着一床破被 度日。
我回想 那时人民为什么那么贫穷？
原因一，封建社会给中国造成经济落后、人民贫穷。
为什么说？先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什么样子，男人只管种地，女人不上学、不结婚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结婚后只管生孩子、在家照管男人、干家务，减少了社会生产劳动力，所以经济落后、贫穷。
从我记忆中的邻居说起，我们村有个15厘米长的小脚妈妈，给她四岁的姑娘裹小脚，开始孩子痛的一个劲的苦，她妈责备说：你哭啥！，长大了怎么找婆家；叭，就是一巴掌打在她屁股上，站不起来还让她扶着墙走；太残酷了。
每年3月28日，山东莱州西由有个庙会。1942年我妈领着我去逛庙会，有很多大姑娘的妈妈领着自己的姑娘找婆家，我看到在庙会的两侧，有五寸长的小脚大姑娘，穿着花鞋装扮得很漂亮，坐在一排排的板凳上，等待着有男孩子家的父母来挑选，然后再通过介绍人介绍，父母，包办成功。要是不裹小脚就会受到社会谴责，说，‘家中无教养’，找不到好婆家。我到庙会的那一天，妈对我说：‘我长到十八岁，还不知到我家门外面有颗大槐树’，可见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不能参加社会劳动、不能上学，全家只靠一个男人做工能不穷吗？。
封建社会贫穷的另一个原因。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土豪、劣绅），有钱的人才能到县城上学，上学的人智慧多，才能代代当人领导民众。有90%得穷人不能上学只能代代当民众，成为人和民两个级别的社会。民众只能听天由命；没有能力发明、创造、竞争，中国能不贫穷吗？
在封建社会里，人们贫穷不怨统治者，怨个人无能，命穷，或者怨祖坟埋的不好，要么怨住的房子风水不好，找不到原因就经常到庙里去烧香烧纸磕头许愿，让（上帝）让老天爷救救他。使人们老老实实受封建社会的富人统治，不能对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影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科学长期落后。这就是人民贫穷、落后的原因。
二是， 1926年孙中山去世后，执政党（国民党）不作为，地主、土豪、劣绅、官商勾结繁乱，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穷人没有吃、没有穿。
民族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经济，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村的地主、富农只有5%，却占有50%的土地。另外50%由贫下中农耕种，所以很多人没有地种，给地主富农打长工或是打短工，长期贫穷，每年95%农民，到旧历3月~5月期间靠吃树叶、野菜维持生活，尤其赶上天灾经常饿死人。
地主、土豪、劣绅、官商勾结繁乱是怎样收寡民财的
每逢过年过节，我爸爸都要领着我到北岭、北边、安后、南碱，别人家的田地里去祭奠祖坟，去烧香、烧纸；我十三岁那年旧历十月一日，父亲又领着我到北边祭奠祖坟，我父亲看着正在我家老祖坟旁边用石滚子压高粱穗脱粒的盛占科，（是现在的我岳父）他想起了他父亲盛显明当乡长时，霸占我家这块田地的往事才愤怒的说：“您在这里用场院，把我家的老祖宗的头都压扁了。
这时，我有两件事情想不通。一，咱们的老祖宗为什么埋在别人家的田地里？二，我家为什么穷的厉害？开始问我爸爸。
他回答：你爷爷哥们五个，因为贫穷没有结婚，有四个绝户没有后代。你爷爷（我爸爸）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哥四个死后都埋在自己的田地里，由我们给他们顶门户，给他们上坟拜土。所以他们把遗产（田地）全给了你爷爷（我爸爸），你爷爷死后又把田地、房产撇给我和你大爷，你大爷傻不识数字，没有结婚与我一起过，他死后遗产全归我们家。
地主、土豪、劣绅借此机会开始搜刮民财。地主、土豪、劣绅对我说，你们家的财产有你哥哥的一半。强迫我拿出一半家产殡葬，不经过我准许，土豪劣绅买了上千斤大米、白面，杀了10多头猪，让全村的人大吃七天，再进行大殡葬、唱大戏、放洋炮、放洋枪、吹喇叭、“扎金桥，扎银桥”，让死者上西天，大闹七天，把我家一半家产花光，然后让我负债。最后土豪劣绅一伙人又到我家里去搬磨，我不干了开始纠缠，把其中的一个人被我推倒了；磨，没有搬走又惹出乱子。
第二天他们准备好了擅子（就是用两头驴抬的担架），写好告状书。然后他们走到一颗小槐树旁边，其中被我推倒的那个人，面对着小树把自己脑门、鼻子撑破了皮，乡长盛显明说成了（这个乡长就是我岳父的父亲）。接着上了‘擅子’，驼到40里的掖城（现在的莱州）。他们把钱递给门卫进了衙门，把状子交给法官，法官一看状子，说尹东财（我父亲）在村内无法无天，不但打他的父亲，谁都打。并拿出证据说：‘你看这个邻居就是被他打得头破血流’。旧社会儿子打父亲有罪，法官必须让他的父亲作证。乡长把钱递给县法官，县法官派衙役到我家领我父亲（你爷爷）到法庭作证。你80岁的爷爷没有见过世面，耳聋，到了庄严的法庭，看到全部武装的门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吓得全身哆嗦，法官严肃的问：是你的儿子经常打你吗？常年耳聋的老人，见到法官的嘴一动，吓得，哼、哼、哼。乡长对法官说，这不是他承认了。接着，把着你爷爷的手，在状告书上签上手印，把他架出法庭他们就不管了。法官就把我关进县城监狱。你爷爷有没有回家，你妈在家中急了，小脚的女人在家到处求人去找，终于把你爷爷找回家了。接着县法官送给你妈传票，要求你妈迅速拿二百块大洋到监狱把我保回。你妈到你姨家去借了一百块，又到尹关老婆家借了高利贷一百块，二百块大洋凑齐了，托本村尹召先去保。结果二百块大洋又被截道的劫走，没有保回。我被蹲了监狱40天。你妈在家无法过，她穿着大襟衣服走到井边，把衣襟向头一蒙投入井中；幸好捞的及时没有死去。
我出狱之后，家中没有钱只好买地换账。当时穷人没有钱买，富人家和土豪劣绅有钱，把你爷爷留给我家的田地、房子全被他们半价买走，所以咱们才到别人的田地去祭祖；因此我家没地种才年年受穷。
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对人民的吃穿不问不闻，只管向人民收公粮，各县的官僚衙门，为有钱的人服务，老百姓称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进不来。
1927年国、共两党因为政治分歧不和，互相残杀引起内战，38年日本鬼子趁机而入，中国又开始八年抗战。使中国经济、军事、文化落后，原来就落后，就更落后
人民贫穷从我家乡说起。
有的年轻人实在无法忍受，饥寒交迫的生活，为了吃饭就当了日本兵或是国民党兵。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对亲兄弟，一个是当了日本兵，另一个是当国民党兵，亲弟兄两个在战场上对着打。
看，我家穷到什么样子。我说说当时的社会
因为田地少，我父亲农忙时去给地主、富农打短工挣钱，冬天推着独轮小车出去60多里到东南山沟去买白薯，回家倒卖，养家糊口。
1940年我8岁，有两个妹妹，一个5岁，一个2岁，有两个姐姐，一个11岁，一个15岁；冬天我与两个姐姐和五岁的妹妹铺着半拉炕席，盖着一床破被；到处是虱子、臭虫。还有两个哥哥，一个18岁在姨家学木匠，一个19岁闯关东，在牡丹江面粉厂学徒三年，刚能挣钱溺水而亡；所以我家每年春天的3-5月缺粮，我就与两个姐姐经常到小凹子去挖‘油泊菜’，来家煮、泡，去掉苦味，再买点小麦皮参一起，蒸着吃；大便像羊粪蛋。到街上去看看，也不只是我家到处都是穷人倒得泡野菜的绿水。
我为什么抱着妈妈的大腿哭。
有一天我打草回家，看到姐姐用麦草掐辫子，父亲用姐姐掐辫子的钱到集上买白薯干去了。我饿得难受，找不着一点能充饥的东西，想起昨天母亲在缸里盐的菠菜，打开缸我就吃起来。妹妹饿的迷迷糊糊，不会说话，坐不起来，我母亲赶快找卖糖火烧的邻居‘稳堂娘’，稳堂娘用糖水把她灌好了。好心的尹万宝老婆知道了，来动员我妈说：你快想办法吧，我要不想办法，去年就被饿死了。你看把我五岁的小姑娘送人，换回120斤玉米渡过了难关，现在我只顾嘴，被子我都买了，冬天睡在草里。她对我妈又说，你也把你的四姑娘送人吧，我给你找主，也能换来一百多斤粮食。我妈答应了，我听到后，立即抱住我妈的大腿哭起来了“妈妈不给呀，妈妈不给呀”，我妈也跟着我哭起来了，妹妹终于没有送人
我差点被白署干噎死的故事。
45年春，父亲为了便宜买了一些带煤油味得白薯干（奸商偷着贩卖日本煤油所致），母亲煮一锅，姊妹五个分着吃了一顿。剩余的用泥盆扣到锅里不让吃了，等下午晚饭再吃。十三岁的我饿了。看家中无人从锅里拿出三块白薯干，急忙放到嘴里一块就吃。听到门响，知道我妈回来了，我连忙把手里的其余两块白薯干填到嘴里去了，快嚼猛咽。结果咽不下去，噎死了。不知到什么时间又把我救活了，只知道我醒后，妈妈还在哭。
三是，中国战乱造成经济落后，看我的所见所闻
44年12岁的我不能上学，去给日本鬼子修炮楼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抵挡不住日本鬼子的进攻，边打边往南方撤，日本鬼子后面追，他们后方空虚没有正规军队，为了后方道路畅通，日本军在中国交通要道建立很多据点。鬼子到处抓些老百姓给他们修。在烟台至潍坊公路旁边，十里路修个据点，八里路修个岗楼，内驻有30~50人的日本军队，还有三分之一的二鬼子（中国人），有1~2辆汽车。岗楼约有十米高，便于瞭望、射击，外有围墙加铁丝网，墙外有二米深二米宽的壕沟，进行防守；根据土八路军当时手中的武器，根本攻不进去。
我12岁那年，村长让我到离我家4公里的平里店给日本鬼子修据点。为什么让我去？当时日本鬼子向我们村要民工，加修据点，村保长不敢不派，不派就要掉脑袋。又不敢让青年人去，青年人去，怕被日本鬼子留下当日本兵，只能派60岁以上的老人或是我这么大的孩子。让我去给他们搬砖，有的挖壕沟，有的盖门楼。鬼子拿着棒子监工。谁要站着或是坐着没有干活，就向他屁股上打一棒子。我看到一个老头坐下刚歇一会，被鬼子监察工的过来一棒子打在后背上。没有爬起来。以后被人抬走了。人们等监工的鬼子不在时就说：“鬼子不打勤，不打懒的，专打没有眼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个监工的鬼子拿着棒子又出来了，走到盖门楼的底下，门楼上的木头，砖头突然掉下，正砸到监工鬼子的头上肩上，我当时看到太高兴了， 想拍手不敢拍，想大声喊“活该”也不敢喊。只是咬着牙我小声喊：“好好真解气”。
亡国奴生活不好过
我们村往南四公里是平里店。往东四公里是朱桥，都是日本鬼子看守烟台至潍坊公路的据点，据点又遭到有少量武器的‘土八路’游击队封锁，他们吃粮吃菜都很困难，肉类就更缺了，所以它们经常开着汽车派十个人带着武器，‘二鬼子’领路，一边到农村抢粮一边抓人。那时每个村头都有人民自己组织的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听说鬼子来了，岗哨立即用敲盆、吹哨、大喊的办法，通知全村人民，逃跑到村外，大姑娘怕被奸污女扮男装隐蔽起来，有些没有来得及跑的人，也被鬼子吓呆了。鬼子们不管农民将来怎样生存，他们见了粮食和有用的东西就拿走，农民养的鸡、猪绑起来装到汽车上，装满了车，拉回据点。过了几天吃完了又出来抢。
凡是日本鬼子怀疑你是‘土八路’就抓、就杀，房子就烧。（因为侵略军在国外都有免予起诉权，不受追究），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得生。
44年秋，鬼子在离我村三里的诸冯村抢粮，我看到一名穿黑衣服的青年人（可能是土八路）在尹、迟村中间，摔了一枚手榴弹，鬼子闻声赶来，把尹、迟村包围，凡是村里的青壮年，男人逐个检查，看看他的肩膀上有没有背抢带勒的皮带印，手上有没有干活磨得茧子。有怀疑就被捉走，迟家村的“破头生”被捉走了。一星期后，鬼子通知村去领尸。把尸体抬回来，在迟家老坟茔埋葬，我听埋葬的人说：他身上被鬼子用刀拉了很多的小口，灌上盐水逼他说出土八路军的组织和活动，他说不知道就被杀死了。
鬼子到我村邻居富农张秀君的母亲家，她的金耳环被鬼子扯走了。她的两个耳朵被撕裂，我看到还流了很多的血。所以村里的人们，要听说鬼子来了，非常害怕，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藏，向哪里躲。人民对他们恨透了。
亡国奴的生活不敢回想,
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到外国，他有免于起诉权，杀人不受追究。我记得1943年，突然一位男人敲我家的门，喊着“这是尹东财家吗？”，“是啊”我妈回答，又问“招贤村的闵高约是你们家的什么亲戚？”，我妈回答：“我孩子的舅爷家。”传信的人又说：“他们家四口人，全被日本鬼子杀光了，你们去看看吧”。我妈一惊就哭起来了。立即，我父母领着我到了离我家四里的‘招贤村’。鬼子走了，离我舅家很远就看到他们门前站了很多村民。到跟前一看，他家一扇门立着，另一扇门倒下。我那年11岁，先跑进他们家的大门，向门里边一看，一个老头倒在血堆里，把我吓得立即跑回我妈跟前，哭着对我妈说：“妈，那里有个死人，我害怕”，我父母领着我走进了他家，门里死的老头，是我舅爷，再往里走，看到院里有个草垛，被烧光了，灰堆底下有一片油渍，他家15岁的孩子是我舅爷的孙子，也被鬼子的刺刀刺死躺在正间里。东厢房的老太太是我舅奶奶，被刺死躺在炕上，我没敢看。我妈哭着出了大门，门外很多人。我妈问，为什么鬼子要杀他们全家。一位40多岁的妇女说：“他家15岁的孩子在村头站岗，见了鬼子就往家便跑便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鬼子在他的后面追，鬼子看到孩子进了他们家的大门，把门关上了。鬼子叫门他不开，就砸门，鬼子的火上来了，屋里的老人刚要出来开门，大门被鬼子砸开了，一扇门倒在老头的身上，鬼子看到后，又捅他刺几刺刀。他的媳妇子见事不好，急忙向草垛里钻，又被鬼子看到了，立即把草垛点上火，妇女见事不好，便向外跑，又被鬼子捉住甩进火堆里活活的被烧死了。她指着那堆灰渍说：“你看，周围一片油渍，孩子的妈就是烧死在那里。鬼子到了他家的正间，15的岁孩子无处藏，被鬼子向他胸前连刺两刀。倒在地下。又把炕上的老太太刺了两刀，结束了他家四口人的生命。
亡国奴生活每天提心吊胆
日本鬼子把老百姓吓破胆。 1943年秋凌晨三点多钟，人们在被窝里睡得正香，突然外面传来了村头站岗人的喊声，“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那时农民穿着前后不分的‘大挡裤’，女人穿花裤。张洪彦听到外面的喊声，日本鬼子来了，立即想到，日本鬼子又来烧杀抢夺、捉人、强奸妇女了，把他吓慌了。来不及点上油灯，叫醒了孩子和老婆，穿上衣服领着孩子老婆，跑到野外的高粱地里藏起来了。全村的人也乱起来了，田野里到处是人，天快亮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们表现的特别丧气，我们提心吊胆都在想：日本鬼子走了吗，敢回家吗！突然人们看到张洪彦，穿着他老婆的花裤子，人们哈哈的大笑起来，张洪彦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裤子，也跟着笑起来了，到了八九点钟，人们相互转告，日本鬼子走了，村里的人全回家了。你知道人民对日本鬼子的恐惧到了什么程度了吗？
在我记忆里，从194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们或是成年人在大街上一跑，人们就害怕，认为日本鬼子兵又来烧杀抢夺了。立即每人的心被吓得都像要跳出来似的。成年人没有心事干活，学生没有心事学习。造成人民贫穷、落后、缺吃、少穿。日本帝国主义害了中国。
从我童年的生活亲身的经历事实教育了我，谁都改变不了我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观点。所以我写了一篇博客：《中国的历史确定了我的人生观》
老兵的青年时代 1947-1959
我难忘的经历
我在军队共十三年，参加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在前线纯打仗七年半，别人死了我还活着，感觉到兴味。具体内容请看《春生的新博客_新浪博客》。
我回想起战争年代，没有薪饷，不图名不图利，只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国家独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安定、富裕的生活。我的思想那么简单、那么纯洁。
解放战争时期，我跟随共产党一心一意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跑到台湾，又一心一意为解放台湾在浙江平湖练兵准备活捉蒋介石，串了日本血吸虫，好了后1950年情况转化，美国帝国侵略朝鲜，我又一心意义跟随共产党想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 保家卫国。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了，被美国飞机炸的断墙缺壁的村庄，我们开始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我的思想就复杂了；开始想家了。
妈妈我想你啊
53年10月上级通知我们可以免费向家通信，战士们纷纷向家写信报平安。
当晚我正夜没有睡着觉，在想：1947年2月至53年7月我在枪炮弹头底下钻了七年半，天天行军打仗部队一天换个地方，战争年代没有邮局无法通信。15岁的我离开父母八年了没有回家也没有通信，我想，她们才想我哪，但是我也想他们啦。
夜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联想起46年七月的晚上，1 4岁的我，像往年一样在院里用门板搭了个床铺，两个姐出嫁了，我和两个妹妹、母亲在床铺上边凉快、边睡觉。我问妈，天黑两个小时了，我爸给人家打短工怎么还没有回来？妈妈回答：好孩子你睡吧，你爸爸带回的好东西，等到明天早晨再吃。我面向上仰着，看着蓝色的天空密密麻麻的星星，流星一个个的掠过去，我在想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可能等待着趁雇主不防 偷回块玉米面大饼子给我吃。想着想着院门声响了，我知道爸爸回来了立即坐起来，我问：爸爸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回答：雇主今天收工晚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半玉米面大饼子笑着说：囔给你。我吃到嘴里真甜啊，掉个渣都捡起来吃，母亲说，别都吃了，给你妹妹留点（我写到这里流出眼泪）。我童年的生活在脑子里像电影一样一幕幕过着。爸爸、妈妈我八年没有见到你们啦，家中还那么穷吗？我妈还穿着那件破衣服吗？我想你们呀，你们给我寄张相片来吧。第二天我立即写信，半月之后真的把相片寄来了，我拿着照片看半天眼泪止不住了，妈妈、爸爸你们老了。
54年一月全国出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胜利的高潮。
朝鲜战争停战之后，祖国大批慰问团带着“最可爱的人”水杯，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并给我们照了相。接着祖国各地青年学生寄来的慰问信，也一批一批的到了战士们手中，战士们看到祖国人民来的信特别高兴，把慰问信一抢而光，纷纷给他们回信，以后交上了朋友。有些战士专给**英**花**兰女性回信也交上朋友，开始来信说亲爱的叔叔，以后改为亲爱的哥哥，成了未见面的情人
54年4月丹东市志愿军家属接待处，给我们连队寄来一份电报，说：你连彭德刚的家属在丹东志愿军家属招待所等他，速回。连队批准后他乘火车回国，在丹东只准住一个星期返回。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给我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60多岁的父母去了信，也让他们到丹东看我，她们接着信后，知道我还活着可高兴了，拿着我寄得信老两口立即步行10多里到平里店，坐上汽车三小时到达潍坊火车站，边走边问到了丹东。丹东火车站专设置一个接待志愿军家属的大牌子，火车到达后在车站有人接。服务员像接待客人一样把她们接到招待所，用我寄去的信进行登记、分类，安排住宿，并打电报向军队联系 让士兵回国接见。
我接到通知后立即晚八点起身乘坐火车，夜12点到达丹东招待所，接待所介绍，这里有两间50长 10米宽造酒用的大厂房，四边全是新搭建的通铺。看儿子的老太太住在东大厂房，看丈夫的妇女住在西大厂房，老头分散驻在酒厂周围的小房间里。接待处临时搭建的食堂，内有100多张饭桌，吃饭时每桌10个人、八个菜一汤，志愿军及家属每人给个牌，一日三餐管吃管住。
那里已经有30多名士兵等候早晨6点开门。有的看老婆，有的看父母。我们15个人，五点钟在老太太住的东大厂房门外等候。
六点一开门我们15个人就涌进老太太的房间，各寻找自己的母亲。房间里100多位母亲不眨眼的盯着这15位士兵，看那个是我儿子。很短时间都找着了自己的母亲，母子互相抱着感动的大哭一顿。我看到这个情景，心酸流出眼泪。我又一看，墙角处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母亲。我想，我15岁离开父母八年了，她们还能认识我吗？一个厂房哭成一团，我想，要去接见她，她一定也会大哭一场。我怎样来避免她哭，我在房内转了三圈寻找对策，上百个老太太的眼睛都盯着我，认为他是不是我的儿子？。最后我终于坐到母亲跟前聊起天来，她问我你姓什么?我姓尹，说成姓李，他深深的喘了一口气失望了。我问，你见了儿子也哭吗？我指着哭的那些老太太说：你看他们哭得多么伤心，你见到儿子可不要哭。她点点头说我不哭。我承认了，我就是你儿子春生。母亲激动的与我极了，说：你这个鳖羔子，她哇的一声抱着我的脑袋哭起来了，并说，我在家经常去问村长，我儿子还有没有，认为你不在世了。边擦着眼泪便说走，我领你找你父亲去。
还有一段笑话，另外20多个军人，早晨5点到妇女住的厂房等侯，六点开门涌进10多个军人领着自己的爱人到了办公室登记，住进单间。还有10多个军人，因为是在慰问信上认识的没有见过面，在门外叫名，大喊，什么花，什么兰，什么英，只要女方答应，因为军人只能在丹东住七天时间短来不及交流多谈，领着就到派出所登记，给结婚证，每人发给15尺布票，再回到办公室登记，给一间客房。女人重名重姓太多，有些人结婚结错了。以后怎么办？有的错事错办了，有的各走各的了。哭、笑不得。
我成了姑娘门的追踪目
1955年10月我们24军炮团由朝鲜回国，祖国人民说成是最可爱的人回国，受到祖国热烈的欢迎，给我们唱京剧、放电影。那时谁要与志愿军交友就是她的光荣。23岁的我、一米八四的大个、带着个少尉肩牌，成了姑娘门的追踪目标 但是都被我拒绝。因为我家有个60岁的老父母，姊妹都进城了家中没有人照管，公社分的粮草没有人领，所以我确定在老家找。56年在本村找到，57年结婚。
领导把我看成是个可培养的军官，
让我到沈阳唐冠屯炮校学习一年，回部队教新兵。结果归队后，我在教学中不会写教案。党组织又通过审查，让我到张家口军校85速成中学，学习文化，说毕业后再让我到南京军校深造。58年26岁的我在想，说明党相信我没有在军队白干。我高兴极了，很想一步蹦到学校。增加了我对共产党的信任，我暗暗下定决心，相信党的号召，听党的活跟着党走，党指到哪里我不惜一切牺牲打到哪里。决心下到了，以后怎样。
天有不测飞云。1958年春我到军校报到后, 校领导让我们先回家看看。半月后回来再开学。
我去年才结婚，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进门老婆不在家，58年大跃进，到‘罗泰’挖水库去了，村里砸锅炼铁、我家把老婆娘家配送的箱子上面四个角的铜活及铜鼻子、铜锁全拆掉，成了个破箱子。先让农民集体吃大锅饭，而后又挨饿。我母亲说：让农民卖余粮，实际是逼迫百姓买口粮，造成‘小刘家’个别人自杀。我在家看到的,听到的关于农村大跃进的事很多，心里不满。我认为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得，我不惜生命打天下也是让人民吃饱穿暖的，为什么农村搞得这样遭？
我返校后班里开会，班长先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军队干部，说班务会好，党小组会也好，上级领导要求我们给党整风。同学们，你回家里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说 。要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我听党的话，第一个发言，把我听到的看到的全说了，并做了记录，而后又给我念一遍，让我签字。我想，这些都是实话，不信你们去调查，我怕什么？聪明的人，看到要签字都紧张起来了，要么不说，要么只说好听的。半月之后校园院里拉上绳索，沾满了上万张大字报，其中给我写了20多张，被打成右派，经过调查落实，最后定案，因为我的家庭成分好，处理轻，被划成右倾分子，写进了个人档案，政治上判处死刑。把我九死一生的功绩毁于一旦。学没有上好学，深造的梦破灭了。哪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发到北大荒劳改去了。还好，没有让我去，把我退回本单位教育改造。
经验教训，我把真事当成真理了，倒霉一辈子。
1959年我带着档案回到部队，部队领导看到我的档案就说：你对大跃进表现不好啊，我的右倾思想立即被领导歧视，受到冷淡。我感觉到在军队没有前途了，这时我脚踏两只船昼夜在想，我在军队好，还是到地方好。当时我要顺从不对抗、承认错误、积极工作可能也就没事了，会继续留在军队；结果我想不通，我认为共产党是为民造福的，我死不承认错误，认为共产党在出尔反尔，我的思想钻到牛角尖里去了。对共产党产生了对立情绪，所以工作消极。我又不会口是心非，又不会拍马屁，使领导对我更加不满，成了领导的烫手的山芋，想哄走我。同时也给我增加了思想的压力。再加上军队又不准带老婆，家里的老婆又在老家婆媳闹意见，我想干脆转业到地方工作，把老婆从家调出来，又能解决婆媳矛盾，我的思想也能减少压力。我征求老婆的意见，老婆怕事后受埋怨，让我自己做主。只好我自己做主，要求转业到地方，上级同意了，于59年5月20日把我转到地方，到北京邮局押运邮政火车，运送邮件。
以后反省，我为什么甩了这么一跤。我把真事当成真理，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的安定放到第二位了；（以后才知道时机不对，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共产党进攻，中央民革罗隆基等人让共产党下台之际，我给他们补充了内容，替他们说了话）不打你打谁！。
老兵的成年（1959-1989）经历教育了我
后悔药不好吃
59年5月，我由军队转到北京邮局，邮局把我分配到邮件转运处，让我押运北京至广州的火车当搬运工。
第一关就是晕车。我与王德一班，再与祝正身一班，又与王立秋一班，到广州往返五个昼夜，我在火车上喝水吐水，吃饭吐饭，不用说干活站都站不住，经过三个月身体瘦了八斤，没有人过问。我实在坚持不了，病倒了；我在床上偷着哭 问自己，我犯了什么错误？不是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大练钢铁砸锅，劳民伤财吗？我这个为国献身九死一生的军官，说得都是实话，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撤了我军官的职务，这不是让我在这里劳动改造吗？在解放战争我没有被国民党打死，我去朝鲜没有被美国鬼子打死，我在和平环境要被共产党整死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们把我右倾分子的资料写进档案，你们可以随时抓住我对国家领导大跃进不满的言语、行动发动群众批评我。这时我连发个牢骚都不敢发，苦只能咽到肚子里；否则要给我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万一要扣上，我的后代都跟着遭殃。只能顺着潮流老老实实过渡吧；死不了，也活得难受。又赶上1960年大饥饿，我全身浮肿，没有人过问，后悔药发作了。
这时我想：当时若有个亲人或者是有个好友，劝劝我，我也不会转业了。
在这30年里我经常回想，我要不到军校学习，我在军队是个小领导，知道领导的目的，决不会被打成右派改为右倾，政治上被处判死刑。
我太实在了，58年大跃进我认为是真的给党整风，而是套你的话，当时我不知道。结果我把看到的、听到的全说了，掉进悬井里。假设我在部队继续当领导，是领导别人的，决不会被打成右派改为右倾，结果把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九死一生的功劳全毁掉，落到今天的命运；想着想着落下了眼泪。
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该怎么办
邮局领导看到我的档案，也对我另眼对待，让我押运火车，我晕车，实在不能押了，领导又把我调到永定门当邮局当营业员，押车是重体力劳动，每月49斤定粮。当营业员是轻体力劳动，每月30定粮，由于没有肉、油、水果、菜副食等，纯吃粮食确实不够到月底挨饿。军队党组织把我推到这里，衣食住行 没有人过问了叫天天不答，叫地地不应，我该怎么办？，只能堵着气，不求天、不求地、不求共产党，自己自力更生了。
1959年秋，我老婆由农村迁到北京。邮局不给房，我住在妹妹租的大红门西街三号4平方米的小房里。60年秋老婆又怀孕八个月，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每月25斤定粮，我在永定门邮局营业30斤定量；肉、油每月每人二两，我挨饿开始了。
有一天我捡了一些野菜，包的菜团子。因为厕所离得远，尿盆没有倒，不慎一个菜团子掉进尿盆里，我被饿得舍不得甩，捞出来，用水一冲我就吃了。
我的长子两条腿为什么细
1959年9月，我在珠市口的墙角下捡了一张一斤北京的粮票，一看是9月份的高兴极了，想，我到饭馆买五个烧饼，今天我们两口可以足吃上一顿饱饭。结果我去买，被饭馆工作人员扣下了。说这是58年9月过期的粮票，你来冒充欺骗我们。并且打电话告诉了我们单位，回到单位我受到批评。老婆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60年10月孩子生下后不足三公斤。两周岁两腿发软还不会走路，五岁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把上嘴唇、右鼻角摔裂，经医生缝合至今还有两个大巴，他的腿比别人都细，差点成为残废。
60年代人们被粮食逼得无亲无友。母亲在山东要来京看我，我说这里没有吃的，她在老家到粮食局卖了十斤粮食，换了十斤全国粮票来京了；只住了十天就被饿得回家了。
老邻居也是我的老战友尹鹏年（三老头）到北京看他哥哥，又到我家探望，我没管饭，他对我长期有意见；几年过去了还说我无情无意。
我吃猪食省个馒头给老婆，1961年2月，我被调到邮政机械厂，学习邮政机械。我的户口迁至工厂，管理我们的是张国良，每月发给我30斤食堂粮票，当时没有副食品，就是单纯得吃点粮食。28岁一米84的我，不足20天就吃完了。张国良怕我提前吃完分两次给我，让我早晨吃二两，中午、晚上各吃四两，食堂多吃点，给的量又不足，没有任何副食，几乎天天喝白水酱油汤。每天下午四节课，到第三节课时，我饿得坐不住了。向嗓子里咽口水。这时，我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水的响声，转头向水声的方向看去，原来是做饭的李师傅向水缸里倒喂猪的泔水，倒完后，还向缸沿上磕了几下，我想，缸底下一定有稠的，猪能吃我就能吃，等到下课后，没有人看到时，我把手伸到泔水缸的底下捞着稠的吃了。当时只顾肚子不饿就行，几乎天天如此。
老婆没有工作，每月28斤粮食定量。才生个小孩每月定量六斤。肉、油每月每人配给二两，凡是粮食制品都要粮票，买菜要菜票，买糖要糖票，每月每户凭本供给二两芝麻酱。58年大跃进，因为吃大锅饭果树没有人管理，有的死掉，没有死掉的树长了几个果子，也给苏联还账了。市场上没有卖水果、花生之类的东西。
我在学习班的食堂吃饭，心中始终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由于我吃猪食不太饿，晚上我还常带着二两一个的馒头回家给老婆。
饿极了不顾一切
61年9月北京邮局机械厂食堂病死一头猪，我看到食堂人员把猪的五脏，肝、肺、心、肠、肚子，埋到墙外的田地里去了，我也不怕中毒，等到晚上没人看到时，我就把它扒出来带回家去了；进门我对老婆说：把它洗干净煮熟吃了它，若中毒咱们一起死，‘能当撑死鬼，也不当饿死鬼’。结果我们吃了也没有药死。
一个月过去了，食堂李师傅看到我饿的可怜，他偷偷的对我说：“晚上我值班，等到他们下班你来一趟”，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晚上我没有吃饭，等到食堂人下班我就去了。一看桌子上一盆汤煲饭，李师傅给了我一个直径12厘米的碗，我吃了11碗，把一盆‘米饭菜粥’全吃光。现在想好笑，饭足有十斤，顶到嗓子眼，低下头都能出来，没有撑坏 打几个咯就过去了。
饭，总是不能常在肚子里，1961年10月我被饿得浮肿了，腿上用手指头一压一个坑，11月份进了北京南河沿邮局浮肿疗养所，一个月后养好。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不光是我一家，家家都缺粮挨饿，当时要不用阶级斗争抓得紧，像现在样，全国早乱了。
个人档案的作用
我是个敢说、敢干、敢做的人为什么到了邮局成了绵羊。
个人的档案起了作用，在毛泽东时代档案是个人的政治生命，不准许本人看，调到哪里带到那里。你到达一个新的单位领导先看你的档案。看完后，就对你种下一个刻板的印象。我的档案上写的右倾分子，他们就知道了，此人不能重用；用阶级斗争这根线对待你，开始受到歧视，60年秋我买了200斤萝卜说我抢购，给我写了10多张大字报。好事没有你的，单位要抓坏的典型教育群众时，你有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比别人轻也先抓你，万一不服，用你的档案施压，给你加上个一贯的，就吃不消。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怕说错话扣上阶级斗争的帽子；我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生怕带链子女。有苦、有怨，只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
六零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
原因，一是 我的政治身份受到歧视，因而我的衣食住行公会、领导不过问。二是，我老婆没有工作，六零年之后，每隔二年连续生了五个男孩，定量低，吃得多 穿的费，我的工资每月68元3毛1分，每月还得给农村的父母寄去十元，造成雪上加霜。
要问我怎样把五个男孩养大结婚的，具体请看下面。
我是怎样自救的
在叫爹爹不答 叫娘娘不应之际，61年12月，我由机械厂学习班回到本单位中心局。因为我在机械厂和在永定门干营业这两单位挨饿挨怕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干什么都行，不让我和老婆、孩子挨饿就行。最后我选择还是继续押运火车。因为押车每月能给49斤定粮，还能在火车上三两粮票管吃饱，在外地还能买点便宜货，我决定，克服晕车继续押运火车。管我的韩九如，开始让我到转运，装卸火车，我不同意。所以我要求继续押运火车，领导同意了。
我突破了四关。
第一，关晕车关，在车上吃了吐，开始连胃里的苦水都吐出来甭说工作站都站立不起来；同事劝我不要押运火车了，去干别的工作吧，我想，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死也死在火车上；通过三个月的锻炼总如好了
第二，关炎热关。我与王允启一班，45次车到福州每十天一趟，杭州到金华白天气温42度，门、窗、电扇不敢开，怕刮跑信件。太阳光直射在火车的铁皮上，车厢内温度在50度以上，身上根本看不到汗，有汗立即被蒸发，坚持了多年。
第三，是寒冷关。我与马家鹏一班，每七天一趟牡丹江，气温零下30多度，办公间的暖气管经常被冻坏，喝水杯里的水都被冻实，门把手粘手，在寒冷的车舱里搬邮袋，每一个往返要搬上万次。
第四，劳累关。在火车上不分昼夜，除了抓紧时间吃饭、轮流睡觉之外，就是干活。北京都要装五、六千个邮袋和报纸捆，每件都在10-15公斤左右，有的超过15公斤。开车之后，脑力劳者登单。我在前后两仓搬动邮袋分拣，第一遍，初分各个站应缷的邮件，做好与来单核对的准备，第二遍搬动邮件逐个核对有无缺少；一袋邮件在火车上只少要搬动2-3遍，甚至还要多。两仓邮袋搬完后，再到室内，拆袋分拣信件，从北京开车一干就是4-5个小时。我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每天1.05元的出班费，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不管天冷、炎热，我总是捡重活干，一直干了30年。
1960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自然灾害。
因为我家五个男孩每天比女孩多吃二两不算多，长期下去不得了；我老婆再没有工作每月25斤定粮，我家每月至要缺少30多斤粮。我这个被军队淘汰的右倾分子被推到邮局，我只能自救。
办法一，押运一趟福州往返五个昼夜，在火车上每日两餐，每餐三两粮票管吃饱，我在家为了给老婆孩子省点粮食，少吃点，经常饿着半拉肚子上火车吃，结果在火车上吃的很多，同事警告我说，老尹饭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因为在火车上每人每日限制只能吃两餐，我从福州返回北京时，在车上吃第一餐时，我用大饭盒承回来分两次吃，吃一半留一半，天热怕坏，经常用开水烫烫留着下午吃。剩下下午这一餐，再用饭盒承回来带回家（足有一斤半米、一个荤菜）老婆孩子吃一顿。
我饿怕了，五个男孩心中无底，还不知到今后还能遇上什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简朴。我们到上海休息一天，别人在食堂吃半斤饭，买个甲级菜，我只吃五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养成面’，空着肚子第二天到火车上再去吃。因为我经常这样做，有人就挖苦我。我们到福州邮局宿舍，吴宏泰对李清亮刺笑我说：‘老尹看到地下有一份钱他去捡，捡了一手痰’；真是他们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得饥。
二是，靠靠亲戚、邻居帮助，在和平二村卖菜的王惠珍她家五个姑娘知道我家吃粮困难，每月给我家10斤粮票，姐、妹家每月再给点，就这样凑扶着生活。以后让我押运承德火车，那里没有餐车家中的吃粮就更紧张了。我每月拿凭票供给的20%的面粉到承德，一斤换一斤半的玉米面回家维持生活。以后我又看到市场上有买0.38元一斤的小带鱼，没有油煮着无法吃，那时我押运沈阳，邮政车与行李车挂在一起，行李车经常运送牛、马。到了沈阳我看到行李车地下的木槽沟里，有很多运输中漏撒的黄油与牛、马粪凝固在一起，不知道能吃不能吃，没有人要了。我到市场买了两个大塑料袋子，装了十多公斤带回家，把黄油加温，把粪末烧成灰烬再沉淀，炸三毛八分一斤的带鱼，吃了一冬天也没有药死。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我什么招都用了，就这样度过了33年，1993年取消粮票我家才过了粮食关。
再看我的住房.可把我惹急了‘造反’
我感觉领导总是把我当成政治劳改犯对待。1973年我家五个男孩七口人，宋玉符家三个男孩5口人，住在我隔壁同样大的七米长，2.75宽营业厅改的房间，单位给他两居室的楼房住上了。我问付科长窦国堂：“宋玉符家五口人，我家七口人，为什么不给我？”他的回答：‘你那是干着急！’可把我惹急了，我说看着谁着急！
回家我把宋玉符家搬走的门锁一撬我占上了。因为是我抢占的房，房管局不管改修，我自己从隔壁打门住进去了，一年之后这间房子终于批给我了。
1980年之后，我家七口人住着两间7米长、2.7米宽的长筒房，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要结婚了，钱，我用的出班费准备好了，做家具的木头也准备好了，没有房怎么办？，我向管房子的郭俊英要房，他说，已经给你房子了，你的孩子结婚我们不管，让他到自己的单位要。我说，单位规定职工要够10年工龄以上才给，那么我怎么办？他回答，谁让你要那么多的孩子来！。我又问，你们让房管局给我把七米长的房子打隔断行吗？回答，你去找房管局去吧？我知道我抢占了房子他们对我不满，不会给我打个断，我只好自力更生，自己打隔断，自己做门，把长条的两间房子改为四间，一、二、三子结婚各占去一间，四、五子和我们两口共四人住在九平方米的一间。以后我实在无法住，只好自己捡砖 在院门口盖了一间三平方米的小房，住了六年；我盖小房和给儿子盖厨房，我总共做了六个门。
1992年单位又分房还是不给我，我坐在党委办公室不走，要求党委书记刘兆英到我这个九死一生的老兵住处去看看。我便质问他，你们让我住在三平方米，高1.8米的小房、下雨漏，冬天有煤气，夏天的然热你们忍心吗？。以后给了我沙子口一间12平米的南房；终于有房住了。
有一次把我气急了 真想把副科长窦国堂的腿砸断
77 年我押运北京至牡丹江的邮车，北京缺木头王振明等人在牡丹江有熟人，给他很多的像铁道枕木一样的木头，用邮车带到北京。按着铁路规定是不准带。我看到别人带我也想带，但是没有门路。这时哈尔滨我有个哥哥，我对他说，我的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你能否给我找几块。他给我了八块两米长的木板，捆了两捆送上邮政车让我带到北京。没想到窦国堂半路从锦州上邮车，被他发现，他当时不说，被他跟踪。到北京站他坐在站台上看我怎样拿走。邮件卸完后，我从车后门将两捆木头卸下 扛着就走，窦国堂下了站台就跟踪我。我停下，想对他说说木头的来由，承认错误让他放过，结果他离我十多米也停下。我生气了，扛起两捆木头继续走，我在想你要从我肩上拉木头，我就借你的力量倒在你身上，砸断你的腿，把事情闹大，进法院解决。结果窦国堂没敢动我。我没进值班室交班，扛着两捆木头（由北京站后门到和平二村有两公里）回家了。以后窦国堂快速的进了值班室，对值班员霍安远下命令说：‘老尹扛着两大捆木头走了，你们快去追！’值班员急速出动追，没有追上又返回了。第二天我应该到科里去学习，我知道一定要点名批评我，结果我没去。第三天下午又让尹传霞到家传我，让我到单位，我还没去，我知道我惹事了。
借此机会我以守为攻给我补贴 40 元
第四天该我出班把我扣下；我发牢骚的机会来到了。工会主甄西汉提前把一间房子摆上三张桌子，铺着白布，上面放着暖壶和茶杯，让科长、科员就位，让我进去受审。我进门一看，科长王丰年坐在当中，右边是科员，左边是工会主席，摆设很严肃，真像个审判室，我站在桌前科长审问开始了。
问：你为什么前天不来学习？
答 : 天气结冰了，我的五个孩子还没有棉鞋，到大红门我姐姐家借钱去了。
问，你的两捆木板从哪里来的？
答：我家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我哥哥在哈尔滨他知道后给我的，你们要罚我，我可以拿运费。但是，我不承认错误，你们不管我，我还不能自救吗？
科长王丰年与甄西汉工会主席点点头说：‘给他补助点’。 1977 年，我这是第一次得到 40 元得补助，给五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棉鞋，又渡过一个冬天。
我的孩子就业难
我总是认为，他们把我当成劳动改造政治犯对待。比如说： 92年邮局大楼盖好了，缺空调制冷人员，我的五儿子，正式制冷学校毕业。我找管人事的刘小明问：咱们要不要制冷工人，他说要。我又问需要几个，回答要三个。结果连我儿子来了三个。由五月一日实习到七月一日，他带来的那两个人被留下，把我得儿子哄回家了。管人事的换了一位姓王的，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我儿子了？他回答：‘用人的单位要我们就要，用人的单位不要我们就不要’没有什么原因。第二期北京西站建起，邮政中心局需要60名司机。这时我四儿子在内燃机总厂下岗，（他有大小汽车司机本子）。我找姓段的人事，他开始说：‘人数够了’，我说我在本局干了30年连个接班的人都没有，您看看插进一个去吧；他一拍屁股说：行。结果无影无踪了。
小结，我到邮局三十年的生活背了30年的政治抱负，使我的孩子吃饭、住房、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困难，直到退休我的思想包袱才慢慢地放下。
要问我是怎么放下包袱的？我找到原因，主要是国家穷，政局不稳，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狼多肉少。干部先上楼台先得月，吃到肉的高兴，吃不到的骂大街，这些都一些自然规律，不愿毛泽东共产党。要问为什么贫穷？建国时毛泽东就说中国一穷二白，我说一点不假，把几代老祖宗储存的金银财宝 全被国民党转到台湾，再加上国家三年半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能不穷吗？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要国防建设、还国家的基础建设，哪里有那么多的钱？中国的老兵太多了照管不过来。所以我写了一篇博文《人生的价值不是当官,而是为人类付出的贡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33f730100fy4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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