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退休老师：难忘的岁月——18岁那年我娶了15岁的她为妻子

　　

　　难忘的岁月（一）

　　——记我与前妻在一起的日子

　　文/周宇刚

　　我早就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的前妻，以此来表达我对她的思念。她是一九七七年离世的，至今已有四十六年。她的离世，是灾难性的，给我留下了锥心的痛，我将永生纪念她。

　　我俩均出生于十分贫穷的家庭，那吃的，往的，现在想来，都令人唏嘘。

　　先讲她的家庭吧。那些出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人，是不可以想象到的。妻在一个小山村出生，那里叫张家湾，从西到东，一共5户人家，第二户便是她的家。

　　一座低矮的茅草屋，夹在两栋大瓦房之间，显得格外寒酸。

　　我想，那茅房，或许就是原来的牛栏吧！怎能用来住人呢？

　　可是这儿却住了人，而且住了不少人，最多时有10个人，老的、小的一大堆，我妻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小时候住在小村东头，偶尔从她家走过，但没有进去过，我那时太小，不会轻易走进别人家去的。

　　我只是感到那房子太小，从房顶到房基，应该就是4米不到吧，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从西到东，一排儿也就12米左右。

　　我的妻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直到她出嫁。

　　她小时候，没有上过街，我估计是她胆子小，不越雷池半步。

　　她从记事起，就要帮父母料理许多家务，她是长女，待她出阁时，后面又有了6个妹妹，父母要挣工分，她要照看妹妹，还要洗衣服，剁猪草，协助奶奶做饭。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熬着。

　　待到12岁时，她就下田劳作，开始挣工分为父母分忧了。

　　她没上过学，也没机会上学，那年月，她的父母无力供她读书，虽然学校就在不远的山岗上，她却没有进过学校。

　　几年过后，她结婚了，年仅十五岁，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结婚，使她从一个虽然贫穷，但也十分温馨的家庭走出来，却又走进了一个病态的、同样贫困的家庭。

　　我和她结婚，全凭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

　　准备结婚了，我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家，是与媒人一道给岳父岳母送彩礼。说是彩礼，也不过就一些糖果、饼干什么的，哪像现代年轻人，手握大把大把的现金及首饰、鲜花。

　　我终于走进了她的家门，彻底看清了她家的真实状况。大门前，阶沿下，一块青石横卧，我蹬上去，走过窄窄的阶沿，走进门去，我抬头一望，刚好，我一米六几的个头能顺利通过，如果是高个子那必须要低下头，不小心就会碰破脑袋。

　　那套房子，三间带一偏，从前门到后门，不足7米深，每间占地十八平来着，这样算来，整体占地也就不足七十平米。

　　那天，我在她家过了一夜。哇！那床，那供人夜憩的床，竟是用土砖砌就，放上几根木棒棒，用铁钉一盘，放上一块竹垫，铺上一块垫絮，不知那辈祖先留下的，黑不溜溜。

　　垫絮上面是床单，然后是盖絮，用过多少年，我不知道，有被套套着，床帐也是黑黑的。

　　我躺在床上，一动，咯吱咯吱地响，我一夜难以入睡，她家那么多人，他们睡在哪里呢？我的妻睡在哪里呢？我胡乱地想着，不知不觉天已放亮，我便起了床，道个别，回家去了。

　　不久，我的妻也跟了起来，怯怯的，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我家。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与她家相比，我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人口单纯而已，养父、养母，再就是我，我家只有3人，住的茅房，年年翻盖，年年漏水，除南面外，其余三面均被泥沟裹着，春雨泛滥时，前面的沟哗哗地响，后面的沟汩汩地流，东面那块空坪，原本是有房子的，大跃进时被拆走了，留下一块坪，春雨时节，一片白茫茫，真个是大地真干净。

　　应该说，我五七年进伯父家时，条件是可以的，住在小镇上，小镇很繁华，我辞别了乡间的寂寥，接纳了街市的喧哗，小镇上俊男靓女，穿红着绿，让我心怡。

　　可好景不长，大跃进的狂风巨澜，如洪水猛兽，毁了教堂，毁了庙宇，把小镇上的市民赶下了乡，我的一家就这样下乡来到了与妻相同的村。

　　从此，小镇风光不再，我家也开始衰败，原本疼爱我的养母变了，开始看我不顺眼。

　　因为那日见衰落的境况，养父变得更古怪，他从不施一点爱，哪怕一点点，甚至懒得朝我看一眼。

　　我也很怕他，长时间地怕他，只要他一冒头，我就下意识地躲到一边去了。我就是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

　　我的妻生在乡下，在封闭的小山村长大，非常胆小，我们俩都胆小，懦弱，不敢与人交际。

　　好在我受过中等教育，见识宽阔一些。而她呢，一天学也没上过，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因而更胆小，更怕见人，也就酿成了尔后的那场悲剧，导致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

　　我们的结合可以说有点偶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家，就是我寄养的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或者说是灾难性的危机，养父出轨了，也难怪他，长期的性饥渴让他忍无可忍，我养母二十八岁断了月经，因而性冷淡，不能生育，慢慢的危机发生了。

　　这时的养母，一个中年女人，哪能容忍丈夫的出卖呢。几番折腾下来，双方矛盾加剧，养父死不悔改，养母去意已决。

　　养母先是将家中所有物什洗劫一空，也就是那些坛坛罐罐全部搬走了，然后准备拆屋，拆掉那半间瓦房，搬到乡下去了。

　　这下可苦了我，如水中的浮萍，一时不知路在何方。

　　危急时刻，我亲生父亲出了面，他先是苦口婆心劝说养父回归家庭，看见他有那么一点松动，立刻叫我去请来大队长，也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到张家湾去劝说我的养母。养母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她倒能把握时机，回了家，回到那几近破碎的家。

　　一家人又集聚在一起，马上要给我张罗婚事。我知道两位长辈的破镜重圆，是与我的结婚捆绑在一起的，是我的允诺换来的。

　　老实说，在当时，我根本不想结婚，我才十八岁，而妻呢，仅仅十五岁，而且刚生了一场大病，还不知复原没有？我担心，她的心智还不成熟，她那单弱的身体，难以打理一个家庭。

　　然而，结不结婚，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她，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起，那是一九六九年正月十六日。我没能拒绝我的父亲，他要拯救一个家庭，我能不服从吗？可苦了我那年幼的妻，等待她的不是幸福的生活，是一场持久的磨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