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诗经 · 驺虞》：诗与经的双重解读

　　《驺虞》是《诗经·召南》的最后一篇。诗云：

　　彼茁者蓬，壹发五豵（zōng）。于嗟乎驺虞！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bā）。于嗟乎驺虞！

　　关于这首诗的时代，《毛诗序》以为美“文王之化”，自然认为此诗产生在文王之时。胡承珙云：“《礼记·乐记》：‘武王散军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是则《驺虞》之诗，文、武王世已入乐章，故周公制礼，于大司乐、钟师、射人及《礼仪·乡射礼》皆有奏《驺虞》之文。《墨子·三辨篇》云：‘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虞》。’可见《驺虞》为文王时诗，周公、成王用为射节耳。《序》云‘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语必有所本。”这里所述皆先秦旧说，当有传说依据。

　　就诗意而言，这是一首赞美管理国君苑囿的牧场官的歌。诗中所写的是深春在苑囿中看到的情景：泽畔的芦苇荡新绿拔起，岸边陆地上的蓬蒿丛枝叶繁生。时而从高高的芦苇丛中闯出一群体壮腹大的怀崽母猪，时而又从低低的蓬蒿丛中跑出一群茁壮成长的小猪。这种情景，有可能是国君“春搜”活动看到的。面对此景，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国君及其随从的欣喜，他们在夸赞驺虞管理有方；也仿佛可见驺虞得意之形。“茁葭”“茁蓬”记其时，豝、豵记其物，“五”字记物之盛，“驺虞”记其地、其人。前后两章只更易两字，便使得水中、陆地、动物、植物，都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葭”字“蓬”字写环境，“茁”字点春景，“发”字写动景，“五豝”“五豵”写蕃盛之景。葭丛高，故大母猪豝藏身；蓬丛低，故小猪崽豵藏身。“于嗟乎”三字全为虚声，情味悠长。最后点出驺虞，是注眼处。范王孙《诗志》引徐奋鹏曰：“于‘茁’字上，见葭、蓬之盛；于‘五’字上，见豝、豵之盛；又于葭、蓬、豝、豵上，见草木鸟兽之皆盛；又于草木鸟兽之皆盛处，见泰和洋溢、造物同流景象。此等景象，化光并育，万物共囿而不知，不可得而名言之也。”可谓善会诗意。

　　自从《毛诗序》提出“仁如驺虞”后，汉唐以降的研究者，大多把握住一个“仁”字，来发掘诗的伦理道德意义。如郑玄说：“君射一发而翼五豝者，战禽兽之命；必战之者，仁心之至。”孔颖达说：“五豝唯壹发者，不忍尽杀，仁心如是。故于嗟乎叹之，叹国君仁心如驺虞。驺虞义兽，不食生物，有仁心，国君亦有仁心，故比之。”这只是就国君“不忍尽杀”之仁上立说的。到宋代理学兴起之后，这“仁”便由国君之心被推向了天地自然，推向了万物泰和。如朱熹说：“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谓驺虞矣！’”黄佐《诗经集解》说：“大意谓善观仁者，不于民而于物；善观政者，不于朝而于野。惟我侯也，以一心之仁，发而为仁民之恩；以仁民之恩，溥而为庶物之爱。”唐汝锷《毛诗蒙引》说：“草木禽兽之盛，只举一葭与豝以概之，见太和在宇宙间，即此群生之物犹然。至此，其仁民之恩隐然寓言意之表，直有形容不尽处。盖百姓有知，或声音笑貌，尚可倾动；若草木鸟兽，则固不识不知，非仁恩浸灌，安得有此！”沈守正《诗经说通》说：“举一葭一豝，而宇宙蕃育之气象可推矣。此非撙节、爱养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强于其间，何以亭毒无知之草木，无情之禽兽，而使之若此之茂对哉？故以驺虞叹之。仁心自然，即在上 二句内，非进一层语。”胡嗣运《枕葃斋诗经问学》说：“《驺虞》一诗，纯是仁者气象，而于春田之际一露焉。视之齐俗从狼，郑风暴虎，大有天渊之判，舒惨之殊。乃 《驺虞》不言仁，而仁民之余恩，于草木之茂、禽兽之多极力形容，不言仁而仁自见。”

　　一句话，在古代经师的眼里，《驺虞》篇中所呈现出的时和物丰的景象，全在于一个“仁”字，是“君”之仁心带来了天地间的祥和之气。不仅中国学者如此认为，就连日本、朝鲜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诗意的。如日本冈白驹《毛诗补义》说：“芦之茁然始生，春田之得时也。公之射一发而虞人驱五豝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又不敢尽取之，一发而已，亦是仁及物焉。盖文王奉天道而统御万方，则寰宇之间，凡人民庶物，咸赖我以育者也。”日本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说：“盖《二南》之诗，始以后妃、夫人之德，终以《麟趾》，《驺虞》之应。化始于闺门，及于朝廷，推至于里巷闾阎之间，靡不透彻浃冾矣。五典惇叙，风俗敦庞，无一人不得其所，无一物不遂其生，无一事失其道，熙熙焉，暤暤焉，不知其然者，惟此时为然。此治化之极，王道之成也。”朝鲜李瀷《诗经疾书》说：“《二南》皆起于匹鸟，终于仁兽。鸟喻人伦之始，兽喻圣化之极。原始要终，归趋可见。《关雎》《鹊巢》，属在一家；《麟趾》《驺虞》，远及于天下万世。圣人之功，不过如此。又可见鸟兽同得此理，其一路之通，固是纯善；况人之同有是心而兴起者乎！此絜矩所以不可使一人不得其所者也。后王之平治天下者，盍于是勉之哉！”朝鲜丁若镛 《诗经讲义》说：“葭、蓬易伐之草，而若是茁茂；豝、豵易擒之物，而若是寡取，此可见仁爱之物，而致其蕃殖也。”在这里，对于诗意的理解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而在于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显然是以经典为依据来建构东方式的价值体系的。而其意义指向，则在于“万世太平”的理想社会，在于人类永久的安宁与幸福。古代东亚的学者，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努力着，强化着这一价值体系，并希望通过这种努力，实践“王道成”的理想。这“王道”蕴含着对于天地万物的温爱，对于良好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创造与保护。

　　撇开古人的经学诠释，就诗中所体现的观念形态而言，最可注意者是生态保护意识。尽管前人“不忍尽杀”的“仁心”说不一定是诗之本意，但诗确实看不到向自然界索取利益的贪欲，而体现出的是对天地间生机的赞美，无论是“茁葭”“茁蓬”，还是“五豝”“五豵”，都是自然间包含生机的存在，是新生命的培育与发生。而这生机的保护者，便是诗中歌美的“驺虞”。“虞”从古代的社会角度看，就是生态的保护者。在《尚书·舜典》中，即把管理山泽草木鸟兽的官称作“虞”。在周代有各种名目的虞，如野虞、水虞、山虞、泽虞、兽虞等。直到汉唐以降，国家还设有“虞部”，如《唐六典》卷七述虞部之职说：“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蛊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餧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藉；秋实之登，不得焚燎。”显然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以确保草鸟兽虫鱼生生不息的机能，为人的永恒生存提供物质保障。《易传》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这“生”便是自然间“仁心”的体现。在天人一体观念的制约下，古人对天地之德的此种认识，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合法依据。因而在三代文献中，频频可见关于生态保护的记载。如《逸周书·文传解》记文王受命训子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天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榖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孟子》《礼记》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这些都是概念性的。而《驺虞》则鲜活地展示了在驺虞的管理下，生机盎然的苑囿情景。而此诗对虞人的歌美，无疑是生态保护意识的强烈体现。这种意识，对于当代人类掠夺性地开发资源而引发的生态危机，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作 者：刘毓庆，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泽畔悲吟》《雅颂新考》《从经学到文学》《从文学到经学》《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历代诗经著述考》《诗义稽考》《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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