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范文
资本主义篇1
第一，在我看来，东北新世纪发展战略应当包括一个内容，即保持东北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不说我党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后的22年武装斗争史，就说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了多少人？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在东北战场又牺牲了多少人？这些革命烈士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东北和新中国吗？任何有损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如果东北经济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东北地区失败了，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难道我们不是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吗？
第二，目前在我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崇拜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股错误思潮正在严重损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理论战线上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要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本质；不要被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所迷惑。
我们要把崇美思想与向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合理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区别开来。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上，我们面前有两种人。一种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为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必须坚持前者而拒绝后者。
现在进入正题。
一、究竟是“新经济”，还是“资本主义”
1999年4月，当“新经济论”、“知识经济论”、“网络经济论”等等为资本主义制度高奏赞美歌的论点从美国纷至沓来的时候，当我国一些经济学界人士（不包括在座诸位）跟着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鹦鹉学舌的时候，我应邀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北大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发表过一篇演讲，题为《论美国“资本主义”》。我在那篇演讲里指出，美国的所谓“新经济”基本上是由股市泡沫和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构成的虚拟经济，因而基本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它是由三权分立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权一手造成的，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衰落阶段的重要标志；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必然破灭。当时，我在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是少数派。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零八个月，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在国内、特别是在国外，对美国“新经济论”的批评者开始增多了。这里略举数例。
第一篇批驳美国“新经济论”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1月6日出版、在报道和评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方面颇具权威性的英国《经济学家》上。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不要谈论“新经济”》。文章第一段是这样：“目前正在发生的证券市场心理的逆转，是几十年来最突出的一次。仿佛仅仅是在昨天，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家们差不多还在一致为所谓的新经济喝彩。他们劝告人们：把那些陈腐的证券价值模式扔掉吧！把那些对公司利润（已经发生或者预测）的愚蠢担心扔掉吧！把工商业周期扔掉吧！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发烧的股市利率和它的全球规模吧！啊，把谨慎忘掉吧，慎重是一种新型的鲁莽。这些鼓吹者中的一位代表当时竟然扬言：在现在这种时候，唯一的危险就是退出证券市场。”文章在讲了华尔街高科技股市的崩溃（2000年一张股票市值达100美元，现在仅值一美元50美分）和“新经济”鼓吹者事后诸葛亮式的辩解并反过来指责投资者以后写道：“现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对高科技公司的前景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普遍上升。这不仅对那些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而倾家荡产的家们是坏消息-他们活该，不值得任何同情-即使对大批无辜的人们也是如此。……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经济破纪录的增长部分地是由高度攀升的证券价格导致财富增长所推动的。人们感觉到自己富裕了，因而疯狂地花钱。证券价格下坠将起同样的作用，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就是不再花钱了。如果华尔街突然从欢欣鼓舞转为悔恨交加，此事本身就证明，在未来几个月内，一场经济硬着陆正在降临。它具有充分的依据要朝这个方向走。”文章在这里所说的“硬着陆”，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全文看，这篇文章主张发展实体经济；尽管这样做发展的速度会慢一些，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靠股市泡沫发展经济，速度虽然快，但终究要垮下来。应当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的。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家》的《展望2001年》专辑上，作者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叫罗伯特·鲁宾。此人原先是华尔街著名的戈德曼-萨克斯投资银行的负责人；后来从政，曾先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银行的负责人。这位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人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1997年袭击东南亚、突破其金融防线、引发亚洲和世界许多地方金融、经济危机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现在，金融危机眼看就要降临到美国头上了，此人却摇身一变，成为金融风险的反对者。他在这篇题为《持谨慎态度是明智的》文章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的所谓“新经济”。他说他对金融风险有三种担心。第一种担心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基本原因至今仍未完全消退”。“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失误和结构性失灵造成的，同样也是由于工业国家资本过度外流。”这段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事实，但主要是自我辩解。第二种担心是，“新的信息技术完全可能会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肯定会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这些经济实惠同时也可能导致对股票价格估价过高和对摆脱未来经济和证券市场行情下降后享有自由的过高期望。经济史是一部充满发展的历史。比如铁路、电力的出现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消除工商业周期。它们也都使人们过分乐观，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一番麻烦而痛苦的纠正。今天，弥补了我们经常项目赤字的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国内经济增长超过产出增长、较低的个人存款率和从历史水平看股市价格的偏高，都可能是过度行为，可能是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实力、包括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的过火反映。这就必须以软着陆或硬着陆的方式予以扭转……”他的第三种担心是，“新技术将改变金融服务。就客户连接和运行成本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信息技术给银行体系、金融机构或证券市场带来的一切，无论如何都不会减少这种固有的容易过火的证券市场活动。事实上，由于全球几乎瞬间就可以进行的信息传递及其相互作用，以及交易速度加快和新技术使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量增加，这种危险会更大。”这就触及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实质。从作者所说的这三种担心中不难看出，这位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人对即将降临美国的一场灾难已经感到不寒而栗了。
第三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1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标题就是：《再见吧，新经济》。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新经济理论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提供了高工资、高利润的前景，以致于人们可以无节制地花钱。按照这个逻辑，新经济是无懈可击的……”“因此，美国人为他们的狂热和铺张浪费找到了正当理由……”“问题是，这种逻辑没有留下失误的余地。它假设人们能预测新技术的后果，任何人都会万无一失地使这些技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技术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经济，也没有消除工商业周期。”“虽然想象中的财富是一种幻影，说明人们过分乐观或者是贪婪，但由此引起的开支产生了影响。开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利息率，增加了生产。是高需求、而不是高技术提高了生产。正因为如此，生产的提高可能转瞬即逝。”“如果持续下跌的股市、高债务和对失业的担心使消费者感到不安，那就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由于人们的储蓄率低以及人们已经购买了各种物品，他们紧缩开支的可能性很大。……消费开支的减少可能影响利润、股票价格和公司投资，导致公司裁员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迹象已经出现。”“我们不能说新经济已经消亡，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过是一种思想倾向，已经在几乎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消失。”
第四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10月17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标题是：《引发科技股繁荣的六大神话》。文章说的六大神话分别是：1、“科技公司能在今后许多年里创造利润、销售额和生产率令人叹为观止的增长”；2、“科技公司不受像经济减速或利率上升这些普通经济力量的约束”；3、“垄断创造了所向披靡的优势”；4、“因特网的指数式增长方兴未艾，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会加速”；5、“前景比现在的利润重要”；6、“这次情况非同寻常”。文章指出：“这第六个神话的错误超过了其他任何失误。它是迷惑人们的种种神话中最根本的一个。……因特网、无线通信和电脑联网，以前很少有这样一系列现象像这样快地成为这么多人生活中这么大的组成部分。分析家们把这种情况比作以前的革命性发展，如电话、无线电、电视和汽车的普及。但是，科技迷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连深深卷入一场科技革命的公司最终也必须面对市场力量。大多数早期的汽车制造厂家都未能幸存下来。20世纪20年代，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是最热门的股票中的两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在1929年免于与市场上的其他股票一起暴跌的命运。美国无线电公司最终丧失了98％的价值。”文章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科学技术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的冲击。
最后，提一下美国《商业周刊》态度的变化。在美国垄断资本舆论制造业中，《商业周刊》是20世纪90年代高唱“新经济论”的主角，是它最先提出、大力宣传这种经济理论的。我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的第一部分曾列举该刊“新经济论”的全部论点，然后才展开议论的。现在，连它的调门也变了。一向深信“新经济论”的该刊编辑迈克尔·曼德尔，现在也不信了。他专门撰写了一本书：《即将到来的因特网萧条》，并将该书的内容改写成一篇文章，在《商业周刊》上发表。该刊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曼德尔提出的警告值得重视。
由此可见，说美国的“新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是站得住的。
二、200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惨败的一年
我在拙著《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里已经援引具体材料说明，美国上一次经济危机不是终止于1991年3月，而是结束于1993年第三季度，同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1994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总体呈现增长状态。按1996年美元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第四季度折成年率（下同）为74611亿美元，1995年第四季度为76219亿美元，1996年第四季度为79313亿美元，1997年第四季度为82729亿美元，1998年第四季度为86545亿美元，1999年第四季度为90841亿美元，2000年第三季度为93695亿美元。就是说，从1994年第四季度到2000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共增长了19084亿美元，一年的总额已经快要达到十万亿美元了。照此看来，美国真不愧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了。
但是，与这种国内生产总值高度膨胀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美国的物质生产部门从1998年以来一直陷于停滞状态。
物质生产停滞，而国内生产总值却不断增长。那么，它的经济增长点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股票市值上升的状况。
首先，我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以华尔街历史最老的热门股（直译为蓝筹股）、由30家巨型工商垄断企业的股票价格组成的道·琼斯加权平均指数（以下简称道·琼斯指数）为例，说明美国统治集团越是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衰落阶段，就越是依靠金融过活。当时我对这个指数的历史发展是从1928年10月开始计算的（另一说为1896年），截止到1998年。在1973年以前的44年有余的时间里，这个指数平均每年上升21.6点；1973年以后的25年期间，它平均每年上升328.92点；特别是1995年2月~1998年12月，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它平均每年上升1300点以上；1998年年底，它上升到9274点。随后，它的攀升达到了加倍疯狂的程度。1999年1月~2000年3月上旬，在一年零两个多月的短短期间，这个指数竟从9200多点猛升到13000点以上，达到顶峰。
其次，说一下以科技公司股票交易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以下简称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971年2月。20世纪70~80年代，它发展较缓。由于它是以科技股交易为主，随着90年代下半期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新经济论”的出现和垄断资本舆论制造工具对这种经济理论大张旗鼓的宣传，纳斯达克指数即猛烈上升。仅1999年一年，它的指数就攀升了85.6％，接近3500点。2000年1月至3月10日，在仅仅70天（实际上没有这么久，因为要扣除周末闭市的天数）的时间里，它的攀高也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一下子就上升到5048.62点，达到顶峰。
再说一点概貌。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股市总值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0年3月顶峰时期，股市总值达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1％。另据日本《经济学人》周刊的统计，1995~1999年，美国的股市价格总额连续五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倍以上。
我在这里还没有说美国的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这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金融。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曾经提到，截止于1998年6月底，美国各种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金融衍生品总金额已达45万亿美元；现在这个数字就更大了。
上述几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它们说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不是物质生产或曰实体经济的增长，而是靠金融吹起来的虚拟经济的增长。实际上，现在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物质生产或曰实体经济所占的比重不到30％。
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它的躯体表面看来很肥大，但这种肥大基本上是浮肿。
既然是浮肿，就必然要消肿。
2000年3月，消肿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先说道·琼斯指数。2000年3月上旬达到顶峰以后，它在3月14日即开始曲线下泻。4月14日再泻，从13000点以上降到10305点。此后即不断动荡，摇摇晃晃，起伏不定。10月起又基本上直线下降。10月13日，降到接近10000点；第二天，首次跌破10000点心理防线，降到9975点；10月16日，它进一步降到9660点。随后又曲线升降。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它仍处于10786点的低位上。从3月14日到年底，它一共降了2214点以上。
但是，在这一年，跌得最惨的，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它从3月10日达到顶峰后，即开始大幅度下降。4月14日，它就从3月10日的5048.62点降到3321.29点。仅仅到这一天为止的一周、即五个交易日之内，包括拥有道·琼斯和纳斯达克股票在内的美国持股人所受的损失即接近两万亿美元。就是说，这接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在五天之内就化为乌有了！5月23日，它跌到3164.5点。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它在低位曲线上升。从9月1日起，它再次直线下跌。10月11日，它跌到3168.49点；11月10日，它跌到3028.99点；11月20日，它跌破了3000点大关，降到2875.64点。这时候，就有人宣称，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跌到谷底了。但是，十天以后，即11月30日，它进一步跌到2597.98点。12月19日，它跌到2511.70点。第二天，即12月20日，它跌到2332.77点。至此，纳斯达克指数已从它同年3月10日的顶峰向下坠落了53％。到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纳斯达克以2470.52点收盘。这一年，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创造了它成立29年以来最糟糕的纪录。2001年元旦刚过，纳斯达克指数继续下降。1月2日，即在格林斯潘先生采取突然行动的前夕，与2000年3月高峰时相较，这个指数下降了55％。
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惨跌和美国国民经济的恶化，道·琼斯指数和其他股市指数很可能进一步下挫。随着股市各种指数的崩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也将难以避免。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问题就更严重了。
仅就目前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论。从2000年3月10日以来，仅纳斯达克科技股的持有人所受的损失就高达三万亿美元以上。这一年，美国股市全面跌落，而以纳斯达克跌幅最大。如果再加上道·琼斯、标准普尔等指数的下降，美国股票持有人所受的损失至少在四万亿美元以上。就是说，四万亿以上的纸面财富在九个多月的短暂时间里就灰飞烟灭了。
我们把以从事金融投机为业的家们撇开不谈。正如《经济学家》所说，他们倒霉是活该，不值得同情。但是我们不能不提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这场股票狂跌中所受的损失，因为他们是靠投资股市所得补充家庭消费开支的需要或者退休后靠它养老糊口的。
据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人口普查局2000年12月公布，美国常住人口总数为28142万人。另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统计，1989~1998年，直接和通过种种投资基金拥有股票的美国人总数已由5230万人增加到8400万人。这就是说，早在1998年，股票投资就几乎扩展到了美国所有家庭。由此可见，2000年，差不多美国的所有家庭都由于股市狂跌而遭受了损失。
涉及面如此之广的严重金融资产损失，对美国经济（包括电子计算机软件业、半导体制造业、证券商行、银行业、美国工业的主体-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业，等等）的冲击就非同小可了。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狂跌。因为它涉及到高科技（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二重性问题。
我在《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一书里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加速垄断资本集团的资本增殖，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它不能防止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兴盛转化为衰落；它不能防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由于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下发展，它本身的生产过剩也就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垄断资本集团的经济政治统治，但它的发展最终将埋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我又简略重申了上述观点中的主要之点。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新经济”学派不肯承认这些客观规律。他们不相信高科技会出现生产过剩，会引发经济危机。然而事实上，高科技的生产过剩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发生过（当时主要是电子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生物技术等），而且现在在所谓“网络经济时代”也同样发生了。
新华社记者陈如为2000年年底在从洛杉矶发回的一篇电讯中写道：“2000年可谓美国网络公司的‘大灾之年’。……此次崩盘中，首当其冲的是网络公司的股票，平均跌幅达到75％以上。岁末之际，美国网络公司的景况真可谓‘哀鸿遍野’。据彭博美国因特网指数显示，该指数旗下280家上市网络公司中，79家公司的股票过去一年里的跌幅超过90％，72家公司的股票跌幅为80％~89％，只有五家公司的股票跌幅低于5％。这280家公司过去一年里股票损失总额为17750亿美元。从股票市值来看，损失最大的是思科、雅虎、美国在线三大公司，分别损失2100亿、1020亿和920亿美元。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公司是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网络零售商、完全依赖广告收入的网站以及向它们投资的风险投资商。”“据统计，1999年12月~2000年11月，建立的美国网络公司有22267家，其中16％已经倒闭，其余的均在不同程度上裁员和收缩经营。从硅谷传出的消息说，目前几乎没有不裁员的网络公司，几乎没有不收缩经营的网络公司，几乎没有股票不下跌的网络公司。”他援引美国梅林咨询公司研究人员的话说，95％的现存网络公司最终将“光荣牺牲”，生存下来的将只有5％。
问题还不仅仅限于网络公司；受到严重打击的还有包括电信、电子计算机制造在内的其他信息技术部门。这些产业的投资过高、生产能力过剩，直到2000年秋季才被人们发现，但为时已晚。从2000年秋到年底，这些信息技术部门的股票价值也有50％左右化为乌有。
难道这种情况还不算是生产过剩吗？难道这种生产过剩就不会引发经济危机吗？难道美国躯体的脂肪就不会因此而削减吗？
三、股市价格惨跌是金融的恶果
2000年美国股市价格惨跌，是很反常的。这是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折成年率，2000年第一季度增长了4.8％，第二季度增长了5.6％。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很强劲的增长。按照正常情况，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通常应当是股市价格上升的时期。然而在2000年第一、第二季度，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股市的突然崩溃恰恰是开始于2000年3~4月份。
那么，美国股市为什么恰恰在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突然崩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事大规模金融这种活动了。
这里说的从事金融活动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主要是：（1）拥有大量资金的商业银行。按照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上台执政以后制订的几道法律规定，商业银行是不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的。但实际上，商业银行有的是空子可钻。它们照样可以使用种种方式从事股市投机。（2）按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制订的规章条例，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可以从事证券买卖业务。这就是掩耳盗铃。因为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是这些银行的主管机构，它们随时可以从其下属银行调动资金。（3）拥有大量资金的保险公司。（4）各种投资基金。（5）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几千家“套利基金”。如此等等。尽管美国的持股者已扩展到8000多万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持有的股票数量不仅很小，而且极为分散，不可能形成为一股左右股市行情的力量。真正操纵股市走向的，是上述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
我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已经提到，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相伴随而产生，相伴随而发展的。股票交易的规模越大，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也随之增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以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为主的大量资金在世界各地游动，到处寻找薄弱环节，实行突然袭击，从中牟取暴利。现在，这种资金总额已达7.5万亿美元之巨。由于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金融家们有可能在瞬间把资金从世界各地迅速调来调去，为他们到处兴风作浪、牟取暴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97年对东南亚实行突然袭击，大规模抛售和收购当地金融资产，突破其金融防线，引发亚洲以及世界许多地方金融、经济危机的，就是这股力量。2000年秋，世界石油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供过于求。在通常情况下，当时的油价应当下跌。然而发生的事情却恰恰相反，油价大幅度上涨。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与美国石油巨头关系密切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石油交易所大规模收购石油期货，导致油价猛涨，使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大幅度上升。随后油价猛跌，也是由于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在抬高油价后再大量抛售平仓的结果。
2000年3、4月份，在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的形势下，美国股市价格突然开始猛烈下降，同样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事金融所致。他们在证券市场上大规模抛售股票，准备在股票价格压低以后再从事收购。但出于他们意料的是，在他们大量抛售后，股票被他们抛售的那些公司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也随之下降，美国股市的下跌因而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他们企图在压低股价后从事收购、从中渔利，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在这次中，他们赌输了。不少家在这次投机活动中大量亏本，有些家（包括企业和个人）甚至倾家荡产。华尔街金融巨头、世界著名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上述在东南亚从事金融的有他，在世界石油领域从事期货的有他，这次在美国股市从事证券的也有他。不过这一次他赌输了。2000年4月，他将其基金投资重点转移到网络股，一下子就赔了50亿美元。他的基金集合的资金曾经达到200多亿美元，由于2000年在股市中输了，现在只剩下60亿美元了。事后他很懊悔。他说：“虽然我曾坚信技术股肯定会下跌，但我还是没有能说服自己早点儿脱手。”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家心理。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会跌得这么惨呢？
这是因为，除了成立历史较久、基础较稳固的少数几家以外，大多数成立不久的高科技公司的资金都来源于风险投资。这些高科技企业主要靠“点子”生存，本来就容易失败。这是它们的弱点。因此，在股市上，它们就成为易受袭击的薄弱环节。大批新出现的网络公司，就属于这一类。金融家们于是就集中力量向这些网络公司进攻。在他们的攻势下，这些网络公司纷纷中箭落马；一部分彻底垮台，大多数受到严重伤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后，包括电信技术在内的其他高科技公司也遭受严重打击。出于这些家的意料之外，由于这些公司的股票下跌后难以回升，家们自己也受了重伤，许多家们与那些倒闭或临近破产的网络公司和受到严重损害的其他信息公司或者同归于尽，或者亏损严重。严重受伤的还有许多风险投资商。他们也是家。他们的大量风险投资在短期内就严重失血甚至丧失殆尽。
资本主义篇2
《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实质上是一部追寻当今政治经济学“关键词”的著作。
在这部讨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经济理性、发展、全球化、贸易等等重大经济问题的著作中，作者忧心于一些人工构造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等，简单化地代表了今天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然后把“资本主义”上述系列概念连接成一个“不证自明、自有永有的实体，有固定的意义并反映固定的‘现实’”。因为正是这些简单化的概念扭曲了人们对于多元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简化了人们的思维。他担心长此以往，我们会失去对世界本真认识的能力，失去我们说话的语词，失去勘探现实真实的可能，失去社会的公共生活，甚至失去对于有意义的个人生活的理解。
在揭示这些概念真义的路上，首先而且重要的是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它要求我们时刻把问题放到“当下”、“当地”的文化、经济状态中考察，时刻把分析对象的“身份”置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确立。所以，许宝强的文字明确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立场的正确与否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他追求的是思考对于现实问题的穿透力和思想的有效性。他从来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万恶之源，相反，他试图寻找其中的合理性。他要批判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单一、化约、固定的理解。
因此，在许宝强的思想图谱里，资本、市场、商品、私产、消费、效率、管理、利润等并不是天然地与互助、合作、信任、自主、民主、本土、社区、好玩等相对立而存在的，前者可以为后者所用。他指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是为了打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想象，使之成为一具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更为开放的“身体”，使之变得不那么有破坏性，甚至是生产性的，从而让更多更“好玩”的策略产生。在这种“超越”固定概念的思维启发下，许宝强放眼世界，看到了不被“全球化”所概括的，活跃在全球各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更加开放的，更为人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延续着沃勒斯坦的思考，他提出疑问：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于改善人的生活状况而言，除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外，有没有另类发展的可能？
资本主义篇3
去过麦德龙的人都知道,这家德国大卖场的购物发票是一张有购物明细的大发票,麦德龙拒绝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发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本地超市或者购物中心可以用购物小票换手写发票,购物名目可以变更为办公用品和礼品等。这两种不同的发票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伦理原则。
麦德龙坚持的商业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换句话说,麦德龙来到中国完全可以像本土公司一样,为了提高销售额,给顾客提供各种方便,换发票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麦德龙的高层也曾为了采用何种发票形式有过争论,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商业环境下,如果不能“借道”公款消费,很难赢得市场份额。但麦德龙最后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价值准则。为此,麦德龙曾一度业绩滑坡,迟迟不能打开中国市场。麦德龙坚持了下来,几年以后,麦德龙的“德性”为它赢得了大量民营企业的青睐,业绩直线上升。它的价值治理模式证明利益和“德性”的结合是最具有盈利潜力和长期价值的。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麦德龙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最近IBM公司掀起反商业贿赂风暴又是一例。这些企业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一种道德原则,违背原则的“富贵”遭到摒弃。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是野蛮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不会改变,即使对劳动者和社会有所同情,也是为了调解劳资的矛盾而已。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崇尚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越来越多的资本家相信资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能无所不能。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很强的超越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平衡着资本与劳动、私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中,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倡导的“考克斯圆桌原则”,成为西方商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共同准则。这个原则源于两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共生”和人的尊严,确认企业除了谋利经营之外,还要承担义务。企业不应当仅信赖市场的“魔力”,还要在法规和市场力量的行为方针之外,对商务策略和商务活动负责、尊重员工的人格和利益。这个原则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共同富裕义务,对于全球共同体和较小规模的共同体都是重要的。总之,这份原则肯定了“经济决策过程中道德价值的必要性”,认为“没有这种价值,稳定的商务关系和一种能长久持存的世界共同体都是不可能的”。
“考克斯圆桌原则”对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还是很陌生的。虽然现在很多企业家都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把社会责任上升到一种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和道德底线,大多数人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还停留在捐助的狭隘层面。像富士康这种漠视员工利益的企业在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中国社会里并不少见。正如“考克斯圆桌原则”所言,无视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市场一定是不稳定的,即使短期内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也终将变成没有持续生产力的腐朽资本。
资本主义篇4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跨行业的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以上就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的规定性。它对政治制度结构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
（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得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被明显地摆列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即使对马克思这样的抽象思维大师，我们也要试图鉴定他的抽象思维过程。
我们可从（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 要想使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是二种情况之一：（1）S，下降同时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马克思显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况。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就必须先做两个假设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马克思认为q上升比较符合经验材料（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后面会论及），两个假设就变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这两个假设条件的。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两个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在《资本论》整个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假设与经验材料相 对照的部分。在随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中将S，的提高作为了一个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这样，实际上马克思的假设又变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证明这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6）。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马克思已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它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据此断言说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所谓客观规律。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强调这种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还会论及利润率变化的极端复杂性。
（四）垄断和帝国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积聚和集中，各个生产行业的企业数目大大减少。这些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规模大都十分庞大，接下来的竞争更可能带来的将是两败俱伤，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胜利。这时在大资本家头脑中占上风的已不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更不是商品生产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而是过去封建领主们惯用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封建契约，这是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契约的一种超经济的契约。这种封建契约有企业同盟、卡特尔、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种形式。从此现实社会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样接近于较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主要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全面触及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划分新增价值的另一方——劳动力出卖者靠自由市场原则调节自己利益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了，他们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蔑视市场的资本所有者，他们现在的地位用工奴来描述毫不为过。
我们再次强调，严格的抽象思维方法一定能判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结果，决不能把一切现象材料都装进资本主义范畴内。不能把垄断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找不出垄断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垄断产生之前完成他的经济著作的，因此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列宁等人用新的经验材料来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时，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审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没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种杂乱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乱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混合社会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样，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阶段。
二、关于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p=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利润率变化的实际状况。
上面11种情况的每个假设条件，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对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断定它与实际不符。例如，马克思认为q的上升一般来讲比较符合经验材料，而实际上q的变化也非常复杂。当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时，技术进步往往直观地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的和较长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第一部类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定实物量的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也包括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当C下降时，也是下降的；弥补存量损失后的利润部分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利润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价值的划分上，也是下降的。紧接着的应该是第二部类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消费品的贬值，全社会在维持绝对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v降低了。 明显上升，新增价值的划分中也上升；也上升。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进步会由于微观单位的竞争推动而成为影响两个部类生产的长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会的q,S，p更倾向于随着两个部类技术革命的更迭而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变动状态。而绝不是单纯的上升或下降。
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但不一定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的价值。这是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重要区分。马克思也提到过的不变资本贬值绝不能摆在一个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劳动力贬值同样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现的因素。
（二）在现实中的p绝不仅仅是S，和q的被动的因变量，它的水平和变化反过来直接影响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时刻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提高S，往往就伴随着q的提高，但它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此外，现实社会的q, S，p还会受到种种市场契约天法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影响。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肯定得不出某种P的单一 趋势的规律。因此面对多变量共变的情况时，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的确无能为力，求助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到目前为止，关于资本主义自动走向灭亡有两大核心理论。一个是前面已分析过的在资本有机构的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关于这个规律的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个是假设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样就必然带来消费不足这种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自我调节的生产比例失调问题。按比例生产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如果资本主义最终带来的是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无可争议。
我们仍用马克思的方法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ц部类。我们先把剩余价值分为四个部分（8）；第一，适量的消费支出，数目刚够把资本家的消费维持在前一期的水平，记作SC；第二，资本家消费的增长额，记作SC；第三，资本家用来扩大可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v；第四，资本家用来购买追加的不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c.为了保持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就必须使所有代表对不变资本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不变资本的总产量的价值（生产价格），并使所有代表对消费品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等于消费品的总产量的价值。用等式可表示如下（字母右下角的数字1和2表示生产部类）：c1+sac1+c2+sac2=c1+v1+sc1+sc1+sav1+sac1
v1+sc1+sc1+sav1+v2+sc2+sc2+sav2=c2+v2+sc2+sc2+sav2+sac2
化简后得：C2＋Sac2＝V1＋Sc1＋Sc1＋Sav1其中方框内所含项目就是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以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为例，C2＝V1＋Sc1，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就意味着等式中V1在不断缩小，理论上不能由此就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等式C2＝V1＋Sc1不再成立了，简单再生产的比例已被破坏了。因为显然还有理论上的替代办法；Sc1不断加大，并且Cz在实物结构上适合加大了的Sc1的情况。即劳动力出卖者减少的消费由资本家增大的消费替代了，这时等式仍旧成立，简单再生产仍是按比例的。按比例生产规律本身不能证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会是一个按比例生产的破坏因素。
按比例生产是超商品经济的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是更抽象更一般的规则。它对现实生产的要求只是有前后一贯的、系统的生产比例，并且再无其它要求。至于现实中按比例生产的多样性则是由这个抽象规律以外的作用要素形成的。重视这种区别是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
马克思曾嘲笑这种把资本家变成一个只关心使用价值的善良市民的假定是把资本主义最实质的东西—笔钩销了。但是最先一笔勾销资本主义的是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且不再受资本主义调节的假定，是前一个荒谬产生了后一个荒谬，当你假设剩余价值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持续提高时，你就已经假设剩余价值率由市场法则调节而上下波动的资本主义已不起作用了，你就已经假设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证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直接导致对按比例生产规律的破坏的演绎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杜冈那个著名的一个工人操作全部机器的假说无非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问题，但不幸他始终没能说透。就纯粹的资本主义作用要素而言（抽象的、理论上的），V和S的划分是由市场契约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本主义，就不考虑外来因素的纯模型而言，按比例是可以由市场调节来完成的。
但是越来越频繁的V或S一方借助资本主义以外的作用力量来参与新增价值的划分的作法，使得比例问题也不可能单有市场调节来完成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介入使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契约原则失灵了。但如果这时出现了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的罪恶，承担责任的不应是纯资本主义概念所概括的东西。而是那些资本主义以外的混合要素。在资本主义模型下，生产的按比例是要不断经过市场调节才能达成的，特别是V和S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当V过多S过少时就会出现产品不足，市场通过价格变化能把它们的比例调整过来；当V过少，S过多时，就会出现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市场同样能把它们调整过来。但如果有一些超经济因素引起V或S的过多或过少时，市场就成了多个作用力中的一个，V和S的最终比例是取决于多个力的合力，而不仅仅是价值规律的力量。但不能由此说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就过时了，它仍是重要力量之一。
（四）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理论抽象模型，它不等于现实社会。如果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比较接近资本主义模型，那只表明现实社会患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偏执病。人类社会正常的和长期的情况就是各种抽象模型的混合社会。
现实社会不等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危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在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如果在概念上搞不清这种区别，接下来的错误和混乱就不言白明了。
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因为利润率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或工资水平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所引起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应当如鲁道夫·希法亭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比例的失调。只要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等指标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契约原则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调节归位的。如果支配这些指标的还有某些超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思维要下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现实的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单纯调节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就无法单独完成调节这个现实危机的任务，起作用的应是某种混合的方法。例如，1929年危机就主要是由垄断造成的新增价值的划分长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引起的。危机持续时间长，破坏力极大。至少有两种解决危机的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继续维持新增价值划分有利于资本家的状况，同时将产品结构调整为可将工人消费不足的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或投资来替代，接下来还必须有人口减少、超级消费形式的出现（如太空旅行等）等经济政治配套条件。人类社会否定了这种选择，而采用了解决危机的第二种途径：通过国家机器等手段改变新价值划分明显不利于工人的状况，使比例重新回归。毫无疑问，这两个办法都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能单独奏效的。
就纯粹的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危机而言，“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利润率下降趋势，或离不开消费需求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要求的趋势，或者两者都离不开，那么，这个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随岁月的推移而加剧，而资本主义关系变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锢的时候，也必然同黑夜跟随白昼一样，非来不可。既然这样，周期地打断社会经济生活的危机，就的确必须看作是现存社会体系的死亡象征”（9）。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随着全面技术进步在两个部类交替出现而呈上下波动状态，资本主义至少不会因为那两个原因而灭亡，资本主义危机也不是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象征。
但我们绝不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远起主要支配作用的结论。由于单位价值所代表的物质量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的社会物质代价也越来越大，资本主义方式可能会因为这种日趋增高的社会调节成本而逐步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此外，按照需求交替理论（参见《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物质、创新、依附、平等、自由这五种基本需求，区别只是量的不同格局而已，资本主义将这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再不接受新的概念系统，人类社会简直就要失去方向感了！这些是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不合理性的根源。显然这种不合理性还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单有资本家就可以把资本主义推进死胡同。并且，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具备全面消亡的条件，无视这一点，只能得到以另一种不合理或不完全全合理法则代替现在的不完全合理法则的结果。
在现实社会，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日益集中时，资本主义调节成本日益增高的不合理性可能带来两种不同的超资本主义力量在和资本主义法则对抗。这两种力量的任何一种达到某种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可能是不合理地灭亡）；这两种力量没有出现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它们和资本主义法则相互混合共同作用的混合社会状态。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封建主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大资本家为限制竞争而采用的封建领主划分 势力范围式的超经济契约；另一种是社会产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国家机器而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平等性的分配。
资本主义与这两种主义的关系并非截然不可过渡。如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集中到一定临界点时，资本家很容易放弃资本主义法则而选择封建主义法则；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0）。如果接着演绎下来，当一个国家的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稍多一点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中也就会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要素，资本主义显然向社会主义原则过度了一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当历史按时序发展到一定条件需要将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化和稳定化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
另外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的，一些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可强可弱，可接近于零，但这不意味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这种主义就永远不再发挥作用了。起根本作用的规律是我在《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描述的需求替论。
混合社会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混合，才会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包括所有制（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五）所有制、国家制度
我们把人类现实社会按一定标准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或它们的各种混合形式，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冠以某种主义的追求和实现追求的条件使该主义对社会的作用力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内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是指这种内在要求或内在力量只有以所有制、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形式予以制度化以后，才能完整地、系统地和稳定地表现出这种主义的全部内容和发挥出全部的作用。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形成、稳定和变化的基础或内生力量；第二个层面决定第一个层面能否充分地现实地发挥作用，从而甚至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某一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资本主义最基础的制度是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11）。在使私人产权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不让未获授权的个人使用它，并且运用资产的全部获益和成本都应归属于资产的所有者。只要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都可能需要用某种超经济的政治办法来决定资产的运用和获益。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另一些外在制度为条件，这些制度允许并保证自由缔约和确定明晰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外在制度就是法律和国家强制。它们“都立足于公共的强制执行组织（法院、警察、检察员、监狱）。统治者和议会曾普遍使自己成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因此外在执行机制往往增强着缔约伙伴的信心”（12）。但这些外在执行机制在保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所有制，以至现实的产权制度往往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排它性的对财产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外分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国家的限制。绝对排他性资本主义所有制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某种混合的所有制。只不过在一定阶段，顶多这个混合的所有制比较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已。
作为强制手段的国家的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其实，至少当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社会力量时，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是：a、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b、阶级之间的转化较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东等等。因此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
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制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的混合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它总是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排它性产权关系的必不可少的保护机器；它同时也是削弱排他性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并使社会迈入混合状态的超经济的双刃剑。
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13）。
有两个原因导致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混合状态的规律性给予充分研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理论上的资本主义模型与现实社会，引者注）也就越大。”（14）。虽然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消除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现实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封建社会的一个混合社会，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已是发展的趋势，它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已接近于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专注于资本主义理论模型的研究，实际上就近似地等于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的研究。二是在方法论上单一的抽象思维方法实在无法胜任对几个完全不同质的概念混合和交织在一起的规律性研究。它除了能说明现实经济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的混合经济以外，无法进一步得出有意义的通例性的结论。
资本主义到了成熟期以后，现实经济的新的混杂不清的情况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的近似程度又开始出现由大变小的情况。在资本家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倾向，在无产者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倾向。如果要求马克思的理论应对将要出现的新的混合状态做出解释和预测，那是对理论家的苛求。马克思的后人作了各种企图以单一抽象思维方法描述新现象的尝试，这种方法论就决定了他们都讨厌混合状态，于是出现了信奉资本主义的阵营，也出现了信奉社会主义的阵营，他们最初都试图通过现实的消灭对方来恢复社会的单一状态，但这个结果未能如愿出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阵营分别从内部开始了政治家们的对峙的松动，两个单一社会都先后出现了混合的状态。但探讨混合规律的系统理论仍旧没有出现。马克思和他以前及以后的理论家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封建 主义模型、资本主义模型、社会主义模型等的理论构建是人类思维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这些抽象思维的结晶为出发点，采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进一步探讨混合状态的规律。因为混合状态是和现实社会近似程度最高的情况。
一个相对稳定的混合状态不仅是经济的制度化的混合，也是政治、文化的混合，我们更愿用混合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范围广泛的混合。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粗略的阶段划分，我倾向于认为：a、14世纪中期——16世纪中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繁荣，这个时期是以封建主义制度体系为主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的混合社会。b、16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均力敌，矛盾比较尖锐。c、18世纪中期——19世纪7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逐渐占上风的混合社会。特别是到了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使现实社会几乎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型。d、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科技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大资本的形成，大资本家最先摒弃资本主义规则而采用了封建领主式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垄断方法，单纯的资本主义规则已无法保护小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也开始借助社会主义的平等规则而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自由契约规则加入社会选择过程。这一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等的混合社会。资本主义和大封建主义的力量占伏势。e、20世纪30年代至今，垄断的封建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力量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等的混合社会。
当回头看我们走过的历史时，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晰，因为时间已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抽象工作。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几百年间，我们已习惯于把当时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混合社会，能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封建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理解多种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在这里我们更习惯于形而上学。我们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社会的鸭嘴兽。但现实社会的确是鸭嘴兽，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混合社会理论有可能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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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7）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页
（8）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83页
（9）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0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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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46页
（1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5卷，195-196页
资本主义篇5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宪章（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情色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