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化论文范文
印刷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中德双学历;学位授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对于知识的发现、研究、传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市场发育和社会需要也对大学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国际化特征是他从中世纪创建初始就具有的特性，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人才资金的国际流动，表现出新的形式，具有崭新的内容。这种高校国际化的发展有利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中心地位，有利于高校教育体制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变更。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能起到不断优化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快速发展积极践行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发展方针，加强对国际交流学生的研究意义重大。[1]
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友好合作历史开始于1985年，1999年签署了共同培养中德留学生计划的协议。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工程专业创建于1974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印刷工程本科专业，1993年取得国内首家印刷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是世界著名的印刷媒体领域高校，其与印刷相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853年。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在顺应时展需要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德两国双学历学生培养工作的探索。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从普通本科生的培养慢慢过渡到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现行教育培养机制中的最高环节，它重点在于培养人才的科学研究才能，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由于研究生具有培养周期时间短，与国民经济发展结合容易，匹配性强的特点，成为发展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研究生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是随着这种补偿性数量的增加凸显出教育质量的问题，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质量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德双学历硕士培养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它的培养质量先天存在一些问题：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同一文化背景的教育，或者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教育，不管是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差异。②授课教师很多是使用母语进行讲授专业知识，课程对学生入学时的外语能力有较高要求。③留学生在学习上和管理上都处于边缘化状态，很难进入学校主流学习状态中。[2]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留学生的学习管理和生活管理一般都相对集中，集中学习、就餐、休闲，与中国师生的交流接触只在上课时有短时间接触，更多数时间都封闭在个人或同国籍学生圈子里。④中外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差异比较大。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和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经过多年的合作总结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选拔制度。通过层层筛选选择出外语水平比较高，并且专业课学习比较好的学生相互选派，并且在出国留学前由具有留学经验的老师专门进行辅导，有助于解决语言问题。同时两校学生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课程学习，均会安排社会、文化的了解，如在中方安排有汉语和专业汉语的课堂内容讲解，同时有全国印刷会议的参加等活动，从而整体提高留学生的学业、学识、知识、能力以及综合素质。西安理工大学一直进行的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课程和所修的学分，这样也有利于减少中外教育上的差异，也有利于两校互派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学分的认定。
研究生教育水平最关键的体现在于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时间只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是对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研究能力的要求，学位论文的撰写正是这一能力的体现。目前中德双学历教育中的学位论文的评定采取在本国取得学士学位后可以在对方国家申请第二学历的学士学位。
目前在国内学位论文评定中主要针对论文中的理论应用价值、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态度与写作水平以及社会应用价值方面进行考察从而综合评分。[3]针对于目前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申请中德双学历论文的评定方法采取的工作有：首先通过广泛和导师座谈，通过对全院导师调研，了解导师认为双学历学生目前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的问题，我们分析处理，提出一个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其次，重点和双学历学生的导师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培养这些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对这些学生的期望，通过在初步建立的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上进一步修订，做出专门针对双学历学生的论文评价指标。同时要专门跟参加双学历教育的中方学生和德方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学生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文撰写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最终通过请一些专家评审双学历学生论文，检验建立的双学历学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是否合适。
通过这样的方法确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比较适应两校目前的培养现状。但是双学历教育的发展是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还在不断开拓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力求在新的时期发展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双学历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
[1] 戴宝印，查芳灵.刍议美国海外学历留学生对我国发展学历留学生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4.10.
[2] 殷君.外国留学生学历教育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J].高等理科教育，2007.4.
[3] 王欣，殷阿娜，段亚敏.硕士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与评价方法[J].大家.2011.5.
【作者简介】
印刷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分类号]G250.9；G239.19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益、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
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益、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
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印刷出版行业的大型高等院校――北京印刷学院充分利用在出版印刷方面的知识资源加强了对印刷文化、出版文化的研究，由学校领导挂帅立项研究印刷史，并成立了印刷史研究室、出版印刷文献研究中心来开展出版印刷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文献建设与学科研究，学校先后完成了北京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印刷史”和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与撰述工作。2009年北京印刷学院又申请成功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2010年8月上旬将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印刷史研究的官方支持、民间氛围、学术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在不断加强和壮大。
印刷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科技期刊 现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1-0095-03
Status Analysis of Sci-tech Journals in Kazakhstan
Liu Jinding
（Institute of Sci-tech Information， Xinjiang Academy of Animal Science， Urumqi， 830000）
[Abstract] Through the item development of cooperate research of animal husbandry sci-tech journals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the author surveyed sci-tech journals and exchanged with Experts， scholars and publishing staff in Kazakhstan. Through research and exchange of learning， the autho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status of sci-tech journals in Kazakhstan， in order to absorb experiences and establish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item.
[Key words] Kazakhstan Sci-tech Journal status
1 绪 论
哈萨克斯坦面积272.49万平方公里，人口1716万（2014年1月），是一个由哈萨克（64.7%）、俄罗斯（23.7%）、乌克兰等140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哈萨克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共有14个州和阿拉木图、阿斯塔纳两个直辖市[1]。
中哈两国领土接壤，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一直都有合作交流。2006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精神遗产协会共同主办的《友邻》杂志创刊[2]，这不仅加强了哈中两个友好邻国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也为两国共同办刊提供了先例。
新疆畜牧科学院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哈萨克斯坦畜牧与饲料生产科学研究所等众多著名的畜牧教学、科研单位在人才培养和科研项目方面都有多年的良好合作基础，因而新疆畜牧科学院主管主办的《草食家畜》杂志在哈萨克斯坦畜牧界有一定影响，在哈萨克斯坦的职称评定及博士论文答辩中都有很高的认可度。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科研教学人员向《草食家畜》的投稿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不乏哈萨克斯坦著名畜牧专家学者的论文，而新疆哈萨克族同志也有投稿哈萨克斯坦相关期刊的现象。《草食家畜》与哈萨克斯坦的部分主要农业期刊一直保持着期刊交流赠阅的做法，双方也都有意在相互推荐稿件、增加彼此知名度及广告业务等方面进行合作尝试，并有意不定期地进行办刊经验交流。
为更好地服务于两国的科研人员，交流办刊经验，探索与同领域期刊合作的模式，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的联系和新疆外专局的资助下，受哈萨克斯坦《农业世界》杂志社、《科研成果》杂志社的邀请，2013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新疆畜牧科学院《草食家畜》编辑部一行8人前往哈萨克斯坦实施“中哈畜牧业科技期刊发展合作研究”项目。按照项目内容，相继在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最为发达的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和奇姆肯特三地进行调研，并在相关科技期刊社、印刷厂及科研教学单位进行学习考察，与有关专家、学者和杂志社人员就两国科技期刊的现状、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数字出版与传播、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评价体系、数字模式下科技期刊的发展的目标取向、经营模式及办刊经验进行了沟通交流。通过此次项目开展，不仅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办刊经验，同时为后期开展期刊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哈萨克斯坦目前登记在册的杂志650种[3]，但许多私营期刊由于经营不佳处于半停运状态。有别于我国的期刊审批制度，它的期刊由于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入行条件相对较为简单。据作者的市场调研，其报刊亭零售期刊以情感、健康、时尚、汽车、体育及时政类期刊为主，印刷精美，广告份额普遍较大。城市固定人群大多通过邮局订阅，所以期刊整体上以邮局发行为主，零售只针对流动人群。与中国市场不同的是，少儿启智类期刊在报亭也颇为鲜见。其中，科技期刊由于发行量小无法在市面直接零售，这与中国市场大致相同。
2 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类型
哈萨克斯坦的科技期刊与其他种类的期刊一样，实行不同部门的登记备案制度。由于备案部门不是唯一的，所以期刊种类繁多，经营状况也不尽相同。哈萨克斯坦的科技期刊主要有两种办刊方式：一种是以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为主办、主管单位的纯学术性科技期刊，资金来源有保证，出版连续性强，出版时间较为固定;另一种则是由个人出资、私营性质的科技期刊，完全由市场决定期刊的存亡。作者以较具代表性的高校所办《科研成果》和私营性质的《农业世界》两本科技期刊为进行阐述与分析。
2.1 科研机构、高校或学术团体主管、主办的科技期刊
此类科技期刊由主管、主办单位固定拨发办刊经费，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编辑部人员较多，编辑工作分工也更为细化。期刊首重社会效益，论文质量要求较高，但通常无盈利。
以创刊于1999年的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学报《科研成果》为例，其在国家期刊管理局登记备案，属农业类学术期刊，双月刊，大16开，每期页码无固定限制，随论文多少而定，约为200―300页，这一点有别于我国的页码审批制。期刊内容以本校所开设专业的科研成果为主，面向科研、教学为主的单位公开发行。
由于该校为哈萨克斯坦的核心农业大学，同时在中亚地区颇具影响，所以该期刊知名度较高。80%以上的稿源为该校教师、博士生撰写的论文。作者发现，该刊内文有俄、哈、英三种语言，此种情况在哈萨克斯坦并不违规。后经了解得知，哈萨克斯坦为实现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从小学教育阶段就实行英、俄、哈三语教学，因此论文无特定语种限制。自从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2010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科研成果》对学术文章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在对科技期刊的评价体系中，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特别注重核心期刊建设，同时也看重国际重要文献数据库的收录，目前正在积极运作争取进入科学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学报与中亚部分国家的相关院校签订了免费互登学术文章的协议，由于哈萨克斯坦大学注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国际高质量稿件也较多。该刊未刊登广告，封面设计简朴、素净、稳重，力求体现纯学术期刊的厚重感。内页全文彩色印刷，印刷质量较高。其副刊《科研管理》 则以专门登载硕士生文章为主，论文质量及设计、印刷质量稍逊于正刊。
在管理上，此类期刊有两种管理模式。一般由科研机构或高校的科技管理与国际合作处指导、管理;如若单位有印刷厂，则杂志社的实际运作归印刷厂管理，如《科研成果》归校办印刷厂管理。这有别于我国的运营模式。本校教科书的印刷为印刷厂最主要的收入部分，期刊的经营无任何赢利节余。 印刷厂总体归总经理负责，杂志社又细分为行政主任负责制和业务主编负责制，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编辑、校对及发行等岗位一应俱全，与中国无异。稿件处理已实现软件化，在接受电子版稿件的同时，也接受纸质稿件由杂志社自行录入，这主要针对习惯于手写稿件的老专家作者。由于哈萨克斯坦已实现科技资源数据库免费共享，对稿件的相似度比对和较为简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论文的首创性。在对论文的修改方面，严格实行稿件返修制度，主编及专家只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内容改动必须返回作者自行修改，充分体现了对作者的尊重。刊物收取版面费，但校内外稿件价格差半，本校投稿每页700坚戈（28元）、校外投稿每页1500坚戈（60元），总体费用低于我国。该刊无稿酬制度。刊物图片的处理、排版在校办印刷厂完成，为追求高质量的印刷效果，印刷通常在校外大型印刷厂完成。
2.2 私营科技期刊
哈萨克斯坦的私营科技期刊一般由个人独资或合资办刊，经营场所一般以租赁为主，运营良好的杂志社也拥有自己的固定办刊场地。此类科技期刊都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按业务开展需要再设不同的业务部门。私营期刊首重经济效益，所以专业编辑人数不多，文章质量普遍不高。期刊的专职采访、撰稿记者一般都较多，期刊信息量极大，因此吸引不少科研机构和企业刊登技术成果推广和新产品广告，广告占据极多的版面。此类刊物完全由市场决定存亡，经营模式也相当灵活，普遍注重以各种方式加强期刊宣传以扩大影响力。
以2008年4月创刊的月刊（创刊时双月刊）《农业世界》（Agro?lem ）杂志为例，期刊文种为哈萨克文和俄文。发行范围是哈萨克斯坦、整个独联体国家和以色列、加拿大等亚欧国家。发行量3000册/期，期刊750坚戈（30元），对于通过期刊网站电子征订的客户，可免登信息或论文一篇。除正刊外，还有赠送的副刊、增刊、专刊，主要作用为扩大期刊宣传。刊社在国家文化信息产业部注册登记，自主经营。该刊目前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主流农业刊物之一，是介绍哈萨克斯坦农业、畜牧业政策、信息、新技术及科研开发成果的综合性科技期刊。其刊登内容涉及面广且多，以农业信息交流为主，也包含农业科研机构领导和专家的独家专访。稿源除少数作者自行投稿部分学术性文章或专家约稿外，其余大部分信息均来自于杂志社的记者。期刊不收版面费，也不发放稿酬。《农业世界》实行经理负责制，下设广告部、采编部、记者部、行政部等部门。杂志社共27人，其中13人为实地采访撰稿的专职记者。该刊密切关注并跟踪国内外农牧业信息和相关展会、研讨会及学术会议等活动，从而保证了期刊内容的原创性和时效性。期刊为自主经营模式而且拥有较大的读者群体，因此刊物中广告量也占有较高份额，相关企业或科研机构也会主动要求在该刊登载企业广告、科技成果或实用技术。
该期刊定位符合世界银行信息类项目资助条件，所以世行对其进行资助。杂志社经常参加国际书展，还通过不定期举办圆桌会议、研讨会及邀请农业供货商参加杂志社举办的活动等方式来扩大期刊宣传。杂志社与中亚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欧盟、以色列等1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合作。
3 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现状分析
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门类繁杂众多，经营模式及效果也不尽相同。
国家行政事业的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主管主办的科技期刊由上级部门拨款，无办刊经费之忧，所以经营模式较为单一。一刊里允许有不同语种同时出现，且出版页码不固定，所以自由度较大，在此方面中国由于受我国出版政策所限优势不及哈萨克斯坦。此类期刊首重内文质量，所以在岗位设置方面业务岗位一应俱全，且专职人数明显众多，工作分工更为细化，与中国的科技期刊编辑部普遍存在的专职人员不足，职责重复有很大的区别。在对科技期刊最为重要的论文相似度方面，哈萨克斯坦纯学术性质的科技期刊明显优于我国，哈萨克斯坦已实现数据库资源免费共享，且与多国签订数据库共享协议，而中国大多数科技期刊通常在知网、万方、维普三大中文数据库进行，外文数据库由于收费颇高一般均未购买。哈萨克斯坦科技期刊的评价体系与中国大致相同，也很重视核心期刊建设，以能被SCI、EI等国际数据库收录为荣。从整体论文的学术质量来看，哈萨克斯坦由于受科技总体发展水平所限，论文质量不及我国。但在追求论文学术质量的同时，他们很注重期刊的印刷质量，全文均为彩色印刷，中国由于办刊条件所限，内文一般以黑白为主色调。在广告经营方面，此类期刊虽然在经营上总体无盈利，一般也无广告刊登，在经济增效方面意识弱于中国的科技期刊。随着哈萨克斯坦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改革，期刊独立经营，增加广告业务，增创经济效益，也是此类期刊以后的发展方向，杂志社也在此方面做进一步的考虑。
相反，占哈萨克斯坦大多数的私营性质的科技期刊由于自主经营，已完全走向市场，同时市场竞争激烈，所以忧患意识强烈，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出版社工作人员的敬业程度也更高，争取一切对外宣传的机会扩大期刊影响，注重宣传成为私营期刊生存的重要条件。如《农业世界》获得世行项目资助为例，并无任何后台运作，完全是注重宣传平台，一次偶尔的国际书展上双方机缘巧合所得。此次开展科技期刊发展合作研究，也是《农业世界》杂志社行政经理 主动约见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馆科技参赞，希望能与《草食家畜》开展合作交流。在阿斯塔纳KazAgro-2013/KazFarm-2013农展会上，笔者亲眼目睹了杂志社总经理 女士亲历亲行率记者不远千里从阿拉木图赶来，下车即匆忙采访和收集相关信息并进行排版、编印和传输的过程，同时向参展商免费发放刊物，积极洽谈广告业务，短短一个早上即有3家参展商与其达成广告或赞助合作意项，让人感触颇多。哈萨克斯坦私营科技期刊在经济创收方面的思路及模式上的大胆创新，值得我们思考。重广告、轻文章，学术类文章少，科技含量普遍不高，在刊载及吸引学术论文方面私营科技期刊明显处于弱项，在一定程度上与科技期刊的定位名不符实。
4 总 结
虽然中哈两国国情不同，期刊发展在运行体制上与我国有很大的差异，但仍然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通过培训交流，我们深刻感受到哈萨克斯坦对期刊出版的高要求和对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视以及相对开放的办刊特点。
总体认为，哈萨克斯坦在科技期刊印刷质量方面普遍要求较高，大多全文采用彩色印刷，期刊的设计、装订、打印，色彩都很有品位，追求欧美国际科技期刊标准，中国科技期刊在印刷质量上不及哈萨克斯坦，值得借鉴。对期刊的封面设计极为重视，与期刊定位相得益彰。纯学术期刊追求稳重、简约，但并不显单调;自主经营型科技期刊则更考虑受众的感觉和品位，色彩运用更为大胆现代。国内的科技期刊的封面要么追求传承性一直不变，要么不注重封面重要性而难显期刊特色，更有甚者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封面也被广告所占，在此方面我们应该加以重视。
中国科技期刊在论文质量方面普遍优于哈萨克斯坦，印刷质量由于办刊经费所限不及哈萨克斯坦期刊。广告经营方面强于哈萨克斯坦的纯学术期刊，但与哈萨克斯坦的私营科技期刊存在较大差距，他们出色的经营模式与创新的办刊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的科技期刊应该首重内文质量，继续刊登高质量论文，同时拓展经营思路，在广告业务方面加强主动意识，扩大经济效益，以经济的创收来提升外在印刷质量。还应注重期刊的宣传力度、方式、封面设计等办刊的细节问题。
注 释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哈萨克斯坦国家概况[EB/OL].[2014-03-20].http：///mfa_chn/gjhdq_
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210/
[2]郭晓琴.《友邻》杂志对外传播影响力分析[J].新闻传播，2012（1）：129-130
印刷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申报》 印刷媒介 电子媒介
一、研究缘起
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由来已久。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技术发展最快的100年，本文试考察旧中国电子媒介初露端倪时，印刷媒介对电子媒介的兴起的反映。选择五四运动时期的《申报》作为研究对象理由有如下几点：
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19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也给旧中国带来了新的传播技术。从19 世纪末开始，西方现代摄影技术、电影摄制技术、无线电传声技术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摄影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新闻、插图和招贴画中。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些媒介因其生动的表现方式，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
《申报》的影响力：它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发展历程，是旧中国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史量才在1912接手《申报》后，大力改革，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本文选取的1919年到1924年正是《申报》处于发展繁荣的阶段。以此为研究对象，可以管中窥豹，从中了解当时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共存的情况。
五四运动促进了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民众对于新思想的渴求以及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得大众媒介得到迅速发展。本文选取五四运动及之后共计6年（即1919-1924年）的《申报》中，有关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报道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初，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间是如何共处，并寻求发展的。
二、现有研究综述
（一）“《申报》中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研究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申报》印刷媒介”“《申报》电子媒介”为主题进行精确搜索，找不到相关论文。分别以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所包括的具体表现形态为主题进行精确搜索，在1999年到2011年的期刊中以“《申报》报纸”、“《申报》杂志”、“《申报》照片”、“《申报》录音”、“《申报》录像”为主题词都没有相关论文；以“《申报》书籍”为主题词可以搜到5篇相关论文，以“《申报》电影”为主题词也仅搜到5篇相关论文。
（二）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申报》中与媒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将《申报》当作一种历史资料，通过《申报》的相关内容，了解某一媒介发展情况，如：李道新的《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
（2）通过《申报》中相关报道，侧面反映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如张晓玲的 《从〈申报〉影评看民国社会对〈孤儿救祖记〉的社会认同》；
（3）通过《申报》中的相关报道，研究书籍、电影产业情况，如梁玉泉的《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申报〉书籍广告为例》以及叶宇的《历史的另一种面貌——从〈申报〉广告看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的商业类型建设》。
现今对《申报》上关于印刷媒介及电子媒介报道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的角度较为单一，多是针对具体媒介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缺乏整体宏观的研究；
2、在《申报》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共存的情况，没有给予关注。
3、研究者不多，有些作者是针对《申报》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如叶宇就从《申报》中有关电影新闻的报道，发表了2篇相关论文。
综上，有关于《申报》中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研究论著较少，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共存时体现出来的特点也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虽然，关于《申报》的研究很多，但是从媒介发展角度来考量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共存状况的研究却是从未进行过的。
三、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既对《申报》中关于印刷、电子媒介报道的整体状况进行全面统计，也对其中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读解，以求点面结合探讨《申报》中有关印刷、电子媒介的报道。
四、结果分析
（一）定量研究
1、由表1可以看出：《申报》有关电子媒介的报道数量在1919年开始稳步增长，1920年到1922年之间报道数量基本持平；报道数量从1923年开始突增。相较于有关电子媒介的报道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趋势，印刷媒介展现出一种持续增长的态势。虽然在1919到1923年之间有所起伏，在1921年最低；在1924年到新高峰。
2、电子媒介，分为电影、无线广播。由表2可以看出，作为新兴的电子媒介，在刚引入中国的时候，有关的报道数量不多，1919年—1922年间有关电子媒介发展的报道屈指可数。但报道数量增长速度极快，1922年《申报》上关于电影的报道只有11篇，1923年就增长到258篇。但是同期，有关无线广播的报道数量的增长幅度就没有电影大。这也体现出电影媒介相较于广播媒介的优势，一是对接收设备要求低；二是声画结合，更好的现场感，受到受众的欢迎。
3、印刷媒介，分为报纸、图书出版。由表3可以看出：印刷媒介作为传统媒介，大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申报》中有关报纸这一印刷媒介的报道呈现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申报》中有关图书出版的报道数量在1920年这年有所增加，随后又有所降下，是由于在1920年《申报》对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予极大关注，有关报道分别为18篇和11篇。总的来说，除特殊情况外，《申报》关于印刷媒介的报道数量呈现平稳的增长态势。也反映在新兴的电子媒介出现的情况下，有关印刷媒介的报道数量没有出现明显减少。
（二）定性分析
对《申报》中关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内容进行梳理，发现《申报》从多个角度报道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
1、《申报》涉及到媒介发展的内容，版面分布在《申报》的新闻、言论、广告三大块
（1）在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反映当时媒介的发展情况。这些报道从与媒介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对当时媒介发展给予充分关注：有关于媒体经营活动，如1924年3月27日《中美无线电台将发行债券》；涉及到媒介管理活动，如1924年4月14日《商务印书馆股东年会选出董事及监察人》；还有很多关于中外媒介交流活动，如1923年1月7日《东京朝日新闻之解剖》；电影在旧中国引发观影热潮后，还有很多影评，《如观〈荒山夺金〉影评》，当然还有涉及媒介技术的革新，如1924年5月21日《美国电传照相新法》，1923年4月27日《摄取影片音浪器之发明》1923年2月2日《造纸进步与新闻界关系》；《申报》报道反映当时已经开始注重媒介人才培养，如1924年11月30日《北京燕京大学设新闻科 聘美国教授任教》；有媒介相关政策法令，如1923年4月4日《出版法与著作权法之修改》；在2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受众研究，如1923年12月4日《纽约电影及戏剧观众统计》。
（2）《申报》刊登有关媒介发展的言论，如1923年6月21日刊登的《一份报纸与一盒香烟》、1923年12月17日刊登的《取缔无聊印刷品之我见》。
（3）在《申报》发展过程中，广告一直占有很大的分量。广告也是反映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申报》中可以看到有关当时媒介的广告。如照相馆的广告，还有电影公司的广告，尤其要说的就是《申报》书籍广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大量的这些广告也反映出媒介在当时的发展状况。
2、《申报》开始关注媒介的社会功能
《申报》中关于媒介的报道也涉及到利用媒介进行教育，如1923年3月25日《用电影办通俗教育之先声》；还有诸如媒介与社会风气的关系，1923年12月12日《影戏与社会》。
通过对《申报》中的有关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进行统计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申报》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涉及范围广、内容多，其中不乏具有深度的评论，可谓是几乎囊括了媒介本身的发展，媒介发展环境等所有内容。
五、讨论
通过对《申报》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申报》对于其他媒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申报》中有关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报道、广告等信息对媒介发展有宣传作用，但《申报》对于印刷、电子媒介的关注，没有意识到二者间的协同发展问题。
《申报》中关于印刷、电子媒介报道为我们当今媒介发展提供了借鉴：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新媒介通常不会消灭旧媒介，媒介融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借助其他媒介来发展自身，才能有利于媒介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①《申报·上海书店影印本》[M].上海：上海印刷厂七厂，1958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1级研究生）
印刷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出版技术；出版自由；权利
一、机印书时代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和出版自由价值观的确立
按照西方的主流观点，出版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延伸，彰显着媒体或个人言论免受政府干涉或控制的独特价值。然而，出版自由的理念并非自古有之，它是在机印技术出现后并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才最终确认的。
出版在印刷文化时期经历了两个阶段：手抄书时代和机印书时代。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把一台酿酒机改造成一台活字印刷机，并印刷了《42行圣经》。自印刷机发明以来的40年间，印刷机进入6个国家的110座城市。50年之后，机印书籍达到八百多万册。①由于机印书时代印刷品生产的成本大幅降低，书籍等印刷品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贵族和僧侣垄断知识的局面开始动摇。《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机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紧密相关。仅以宗教改革为例，印刷机出现后，印数庞大的《圣经》使得民众能够自己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文本，摆脱僧侣们有意无意的曲解。机印书时代和手抄书时代出版物在宗教宣传方面的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宗教改革。可以说，印刷机宣告了理性时代的来临，打破了神权的统治枷锁，播下了出版自由理念的种子，使西方文化走上了一条充满活力的道路。
印刷机带来知识普及的同时，也让王室看到其日益加剧的统治危机。为了维护现有统治，封建王权采取了一系列扼杀出版自由的法令和措施。在出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坚定地发出了争取和捍卫出版自由的呐喊。在欧洲大陆，出版自由的话题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充分讨论，涌现了大量学术论著。从要求取消出版物的事先审查到提出出版自由的边界及其伴随的义务的讨论过程中，出版自由的本质获得了最充分的阐述。在有关出版自由的理论中，出版自由是“观念市场”得以建立的前提，有益于激发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在有关出版自由的自我实现论中，出版自由是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表征，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在有关出版自由的民主论中，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促进政府的善治。
在自由主义理论不断演变及欧美国家政治民主的进程中，出版自由从一种思想理念逐步发展为实实在在的权利。1695年，英国废除了1662年制定的《许可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英国出版自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出版自由的精神和理念通过源源不断的出版物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开去。在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出版自由得到确定无疑的承认和保护。尤其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正式生效奠定了出版自由的宪政地位。在“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有关法律”的明确条文下，美国出版业成为唯一受该国宪法保护的私营经济形式。其后，美国在有关出版自由的司法实践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基本体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而且，出版自由先后被写进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有关出版自由的制度建设和日常实践是属于各个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一定会存在差异，然而，出版自由被写进多国家宪法的事实无疑昭示了出版自由的普世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技术史上印刷机的出现不仅促成了出版产业的诞生，而且引发了人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珍视和追求。出版自由最终被奉为人民的重要基本权利之一和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和关键。
二、机印书时代出版企业对个体出版自由权利实现的制约
从传播学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与出版产业的成熟和发展密不可分。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建立在印刷技术基础之上、以打造文化产品为主业的出版企业担负了向公众传播思想、知识和信息的文化使命。然而，在以机器印刷为特征的传统印刷时代，基于大规模生产行为的出版活动垄断了整个出版业。被拒绝于大规模生产之外的个体表达无法实现经济可行性，必须通过出版企业这一中间环节。又因为出版企业的运转会受到复杂社会系统的制约，因此个体思想通过出版物自由表达的权利会受到以下不同层面的阻滞。
1.出版企业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可能会出于经济考量而放弃文化。
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始终贯穿于出版企业的出版活动中。一方面，出版企业的产品是要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因此必须具有思想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经济人”，出版企业也和所有市场主体一样，受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出版商决定出版图书之前，会综合分析作者名望、图书内容、读者阅读需求等多项指标，从而预计图书的成本和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一些出版商就可能选择放弃没有经济收益的出书计划。因此，从经济层面而言，“出版自由仅限制于市场空间内”的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现代出版业中，经济与文化的冲突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实例是，1921年，当代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未成名前写就《逻辑哲学论》一书并准备出版，然而却多次遭到出版商的拒绝。后来，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已经享有巨大学术声誉的罗素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这部著作最终在附有罗素导论的前提下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此书一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逻辑哲学论》因为罗素的导论而得以出版，为当代哲学宝库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然而，我们可以想象：还有多少类似的作品出于经济因素而被出版业以“不正当”的方式拒绝？
2.出版企业的出版活动会受到强大政治力量的破坏和钳制。
出版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历来都是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分界。“维持国家靠笔而非刺刀”的现代政府致力于通过国家舆论和国家机器来引导、规范文化的走向。因此，与统治意志相背的思想和观点必然会遭到扼制或扭曲。这在出版自由精神极度贫乏的时代和民族国家表现得尤为显著。1530年，哥白尼写就《天体运行论》。虽然在今人看来，这只是一部提出“日心说”的天文学著作，但它却以一种颠覆性的宇宙观对中世纪的封建教会提出了挑战。由于担心自己的发现与教会的宣扬相左，哥白尼迟迟不敢将之出版，只允许其在几个同仁中传阅。最终，他在学生的说服下同意印刷手稿。此书的出版者是教会的人，他不满太阳中心说，因此替换了哥白尼原版的序言，肯定了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哥白尼原著中关于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说法只是纯粹为了计算方便而做的假设。③这完全违背了哥白尼的理论。1543年，这部著作终于在哥白尼临死前得以出版。由于作者思想被篡改，《天体运行论》出版后并没有引起罗马教廷的太多注意，甚至许多天文工作者也只把这本书当作编算行星星表的一种方法。如果没有后来布鲁诺和伽利略对日心说的公开宣传，自然科学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会被进一步推迟。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更是被扭曲的幻像。1952年，斯大林接见苏联作家团体，有作家问，“现在应该写什么？”斯大林回答说：“写真实！”随后，就有数百名作家因为想“写真实”而被逮捕或被杀害。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新旧作品一律被禁止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不准在苏联发表。虽然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是他们被认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敌人”，因而无法拥有在本国发表作品的权利。当今，政治因素对出版自由的压制呈愈演愈烈之势。英国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对出版自由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其深刻的洞见。他认为，现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审查时代”④，“出版自由”理论必定要与国家对公共舆论的种种干涉进行妥协。在政府所圈定的几大限定范围内，出版企业不能也不愿越雷池一步。
3.人类认知的不完善性会导致出版人（或编辑）做出错误的出版取舍。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依靠思想构建了庞大、复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包含了精密的计算和逻辑。知识领域的无限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个体认知的不完善性和片面性。此外，对他人文本的理解是以历史为根基的，很难脱离已有的传统和成见。基于以上两点，出版人或编辑对手中稿件的判断不可能正确无误，尤其是对于那些质疑权威和传统的稿件的判断。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的正式发表宣告了信息经济学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论文也险些被国际专业权威期刊淘汰。据阿克洛夫本人讲，该文发表前曾经先后被《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评论》等三份期刊拒绝。四年之后，《经济学季刊》才最终接受了这篇论文。阿克洛夫认为期刊编辑们拒绝该文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担心将信息的考虑引入经济学而使经济学丧失其精确性，二是他们不喜欢论文易懂的风格，因为它不像通常的经济学论文那样“一本正经”。⑤
在建立于印刷复制技术基础上的机印书时代，出版业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技术发展水平对个体表达自由的某种限制。即便在出版自由精神和理念深入社会每个细胞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存在着个体出版权利无法顺利行使的情况。因为即使排除政治、经济和出版人专业素质等固有阻碍因素，个体作者也存在着向公众正确表达自己的现实困境。根据《作家文摘》（Writer's Digest）的资料，60%的大出版社不给作者最后认可文字编辑工作的权利；在23%的出版社，作者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名；20%的出版社在设计书籍封面时不征求作者的意见。⑥这一切都源于传统出版企业对出版的技术垄断：繁琐的排版工作或昂贵的排版软件、可观的印刷成本、与个体作者隔绝的发行渠道等都在技术层面上制约着通过出版物表达自我权利的实现。因此，在出版自由度较高的欧美国家，自助出版模式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数字印刷出版时代为个人开辟了更大的表达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出版业经历着出版技术的大洗礼。比出版形式、流程和商业模式重构更为深刻的变革是，新型出版技术的出现为个体提供了更进一步接近出版自由理想的技术支持。肇始于传统印刷的数字印刷技术让按需出版成为可能，自助出版者可以不再受制于代价不菲的初始印数。技术门槛的降低为自助出版提供了发展契机。如今，全球出版业正在迈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时代。从技术层面而言，网络空间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理想的“观念市场”，因在其中实施的表达活动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数字出版对于个体的意义在于：它在技术上打破了传统出版企业对出版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垄断，为个人拓展出新的表达空间。就出版技术层面而言，传统出版空间不能实现的出版权利能够突破各种羁绊得以顺畅实现。维基百科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传统出版人都拒绝接受维基百科模式，也无法理解其成功之道。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超过一半的谷歌搜索都会把维基百科的相关页面排在第一位。相比之下，《大英百科全书》的搜索结果则差强人意。维基百科的成功就在于它相信人类的理性，并通过有效的机制为那些坚持内容原创和知识共享理念的个人提供了一块自由表达的园地。“自由的百科全书”也只有在数字出版时代才能以维基百科的名义实现。
维基百科的“知识共享”并不意味着数字出版时代版权的终结。相反，数字出版为个体获取经济收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数字出版发展最好的美国，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都体验到了自助出版带来的收益。他们无须得到出版商的首肯，就可以将作品投放到市场，等待读者的评价。在技术实施环节，作者只要掌握了并不复杂的电子书制作软件，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将作品到数字出版平台上。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屡被出版商拒绝的作者选择绕开出版商投身自助出版。随着免费电子书制作软件的不断，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可以利用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的电子书制作软件来完成以前必须由出版商完成的工作。与印刷、发行打交道的工作已经被简单的上传操作取而代之。至此，技术的发展已经将除编辑环节在内的所有出版环节都个人化了。作者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同时，也收获了市场给予的丰厚回报。相比于出版社支付的10%左右的版税，自助出版平台许诺的自主定价和70%的版税，着实让一些作者赚得盆满钵满。最近的、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无疑是阿曼达·霍金。这个生活拮据的“八零后”女孩曾经多次被传统出版社拒之门外。2010年4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将自己的作品放到亚马逊和其他电子书网站。6个月后，其定价仅为0.99美元的作品为她带来了20万美元的可观收入。截止到2012年2月，阿曼达共售出150万本电子书，收入250万美元。⑦阿曼达作为“草根”一族的成功，让“自助出版”这一在美国文坛地位低下的行当变成了一份令人期待的工作。中国的“网络文学”与美国的“自助出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网络作家先在网上免费作品的小部分文字，吸引读者后，剩下的大部分内容则须读者付费才能阅读。这种模式已经成就了不少网络作家。他们通过数字出版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也取得了可观的版权收益。
四、结语
在人类持续不断追求出版自由的过程中，出版技术的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随着出版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通过出版物表达自我的自然权利得以最终确认，表达自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和限制被不断打破，表达自我的能力也因此逐步提升。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教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
② 韩秋红、王艳华、庞立生编著.现代西方哲学概论——从叔本华到 罗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3.
③ [英]约翰·O·E.克拉克、迈克尔·阿拉比等编蓍.世界科学史[M]. 马小茜、张晓博、张海译.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123.
④ [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M].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3：85.
⑤ 陈钊编著.信息与激励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17.
⑥ 参见.
印刷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数字出版；稿件采编系统；网络监督；期刊推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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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董琳.网络版权技术措施刑事保护研究[J].中国出版，2012（7）.
[18] 张小强，赵大良.学位论文再次发表的版权与学术不端问题分析[J].编辑学报，2011（5）.
印刷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
从以上可看出，书籍形态的更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需求。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怎样将二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既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设计之源泉所在。在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此为人的设计不是一种片面的行为，而应充分总结前人经验，不能认为书籍设计是一个简单的包装过程，装个封面，美化了事，应充分考虑“为人的设计”，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出发点，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去创造和满足人的更高需求，创造出消费生态和观念的有序化。人文主义精神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思考、设计、创新，其创造性则更能够给人以启发，进而引导人们赋予生活以不断更新的内容。
成书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印刷，而纸是印刷的载体之一，但不是惟一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印刷系统被桌面系统所取代，使以前种种不可能印刷出的效果成为可能，印刷方式的发展使得能够印刷的载体更加丰富，在书籍设计过程中，可根据内容选择纸、布、皮革、海绵、有机玻璃、塑料等。只要是能够运用于不同印刷手段，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所讲授内容的材料都可应用。在现代印刷中，单是纸的种类便十分丰富，要考虑诸多要素选择纸张、确定开本，不同的主题，都有其适合的纸张。
一本书不单单是几十张或几百张印有文字的纸装订在一起，而是一个“活体”，并且是一个极富“表情”的“活体”。在这个活体中承载着写书人和做书人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合体”，可如君子之交般的淡然，可如暴风骤雨般的猛烈，可如清泉流淌般的平稳，亦可如浪花拍打岩石般的碰撞。写书人已运用文字将内容、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做书人则要充分运用书籍的要素，构成人们享受这些内容的特有空间。书籍是人们交流的平台，实现这种交流，就要使读者融入其中，而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书籍的结构设计。可以通过一些独特的设计，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走入这个“世界”。在设计过程中，通过一些行为、动作使阅读成为一种互动，使读者的阅读方式成为主动接受。
在书籍这个“舞台”上，文字、图形、色彩都是其中的角色，它们的不同组合、搭配能够达到各种效果。在文字、图形、色彩的编排过程中，则要符合人的一般视觉习惯，并设计出与同类书籍不同的视觉流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读者接受信息的程度，营造该书特有的阅读氛围，使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并在享受过程中实现对知识的把握。不同种类的书籍，视觉流程的特点是不同的，如文学类的小说，其视觉流程应具有连贯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把握其“单线条”的整体性 ；而信息较多的杂志，其视觉流程可以是多条的，可并列而行、可主次有别、可正反相对。这其中的种种变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提高人的阅读效率。另外还需考虑版面的调性变化，通过调性的变化使人的视觉得到调节，达到松弛有度。
书是人所阅读的，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如今“超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颇具发散性的技术。这种技术具有相互沟通和多声渠道的性质，从而有利于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超文本的读者和作者被称为是互相学习者、共同创作者。由此可看出它同样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永存。
参考文献：
印刷文化论文篇8
论文摘要:书是人所阅读的,人通过各种书籍得到不同的信息,书的设计必然要围绕人而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我们不要陷入某一方面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
《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易·贲》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这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的、多才多艺的人。同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在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民而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千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黑暗,建立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现在,人文主义已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主义在中国书籍形态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中国书籍设计历史就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最好例证。
装潢工艺的产生、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简牍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被册页形式取代等,都表明了人文主义精神在书籍设计中的作用及意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简牍始于周代,至秦汉最为流行,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取代。中国古代许多着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如《诗经》、《礼记》、《春秋》等,但由于竹木的分量很重,长篇的文字翻阅和携带很不方便,并且时间长了编绳容易折断,易产生脱简和错简的现象,很难复原。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这样就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书籍形式——卷轴装。为了方便人们查阅,卷轴装的结构更加明确,分为卷、轴、、带四部分,并且每个结构上都进行充分设计,以满足阅读的不同需求。但卷轴装同样存在不易查阅中间部分的缺点,由此又产生了龙鳞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等,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与现代书籍形态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包背装、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