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爱国诗歌十篇
现代爱国诗歌篇1
关键词：爱国教育 古代诗歌 初中 传统文化 引导 艺术表现
《尚书?尧典》有言称：“诗言志。”意思是诗歌为诗人用以表达自己意志、抒发自己情感的载体。所谓文以载道，也是同样的道理。情感是诗歌的灵魂和归宿，正因为有了情感的重量，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诗歌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许多杰出的诗人才为后人所铭记。
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爱国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情愫和话题，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思想史。在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名篇比比皆是，在引导学生欣赏诗歌艺术魅力的同时，如何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熏陶，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教学课题。那么，我们在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时，应该如何渗透爱国主义的教育元素呢？
首先，以爱国行为作垂范，以英雄人物作榜样，通过诗歌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自强、自立的民族自尊心，激励学生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宏图大志。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历史的脊梁；也有一些另类英雄，为了国家大义不拘一格地在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初中课本里收录的诗歌名篇《木兰辞》，便记录了一个替父从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形象。在引导学生学习这篇诗歌的时候，不仅要让学生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感受木兰的女儿情、英雄气，了解她的胆略、智慧和才能，更应该通过这个人物形象，让学生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论男女、老少、贵贱，都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再如，在学习杜甫《春望》的时候，需要帮助学生解读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通过这个背景让学生体会到诗人在写这首诗时沉郁心中的思想感情。如此，才能够让学生真正读懂这首诗歌，明白诗人遭遇国破家亡时的悲愤心情，深刻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英雄事迹的浸润，通过爱国情怀的熏陶，慢慢就会在学生心灵里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同时也让他们明白：真正的高尚，来源于对国家的热爱；真正的情怀，来自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
其次，通过对诗歌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广袤疆土、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加深学生对祖国壮丽山河无限热爱的思想感情。
初中课本里，还是杜甫的一首诗――《望岳》，诗人用博大的胸怀写出了泰山的雄伟壮观；而在《观沧海》里，曹操用雄健的笔触描绘了大海的磅礴气势；孟浩然和《过故人庄》则以小巧自然的风格，描写了农家生活的静谧优雅。祖国山河的壮美雄奇，在这些伟大诗人的笔下，透射出了无限的魅力。当学生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了解祖国多姿多彩的风景时，一种国家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爱国家、爱生活的理念也将慢慢植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
另外，中国的古典诗歌本身就体现了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在引导学生学习的时候，要感染他们热爱中国的古典诗词，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词发展几乎伴随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初中课本里，精选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众多的名篇伟作。代表中国古诗最高成就的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的作品双峰对峙，如李白的《送友人》、《行路难》，杜甫的《望岳》、《石壕吏》、《春夜喜雨》；有宋词豪放派代表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当然也少不了婉约派的影子，如晏殊的名作《浣溪沙》；有律诗，也有绝句；有古诗体，还有格律诗。总之，内容包罗万象，体裁形形，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巨大的成就和在世界的极高地位。
所以，我们在指导学生诗歌学习过程中，断不能将这些诗歌割裂开来，就诗论诗地进行教学，而应该将单首的诗歌、单个的诗人，放诸于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上来，让他们体会到中国诗歌的杰出成就和独特魅力，使他们由学诗歌到爱诗歌，由此再发展到爱中国文化以至于爱我们伟大祖国这样的高度上来。
还有，古诗词的爱国教育必须要与诗歌固有的艺术表现力结合起来。
我们说“诗言志”，教学生们品诗读句，要着重于诗歌的思想情感。但是，单纯强调爱国诗歌里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这也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流于说教和空洞。没有表现力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叫文学作品，应该叫宣传口号。诗歌是一种最有张力的文学，艺术表现力是诗歌的生命。所以，在教育教学中应该将古诗的独有艺术魅力、表现张力与情感结合起来，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用诗歌本身的感染力感化和教育学生，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爱国主义的情怀。
以杜甫的《春望》为例，这首诗歌并没有通过直抒胸臆的写法，来诉说诗人自己在国破家亡时的愤懑，而是采取了极为高超的艺术手法，移情于物，借景抒情，将自己的情感隐藏于故国家园的花鸟树木当中，每句都没有直接抒发感情，但每句都能读出作者对战争的愤恨，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的同情。面对这样的千古名篇，泛泛而谈杜甫的感情，并不能深入到学生的内心；而通过对这首诗艺术表现手法细腻的分析，让学生细细咀嚼，品读其中的滋味，与作者在感观上和思想上产生共鸣，就一定能够真切体会到作者内心的情感，从而感同身受经历作者思想的洗礼。
最后，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要让学生注意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区别。
诗人和他的诗歌，都是生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和内容也必然会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限制。因此，我们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为这些传统的诗歌赋予新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诗歌，培养爱社会主义祖国、爱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热情；同时也要去其糟粕，摒弃陈腐，防止一些落后甚至危险的思想观念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中国的古代诗歌传承着中国几千年沉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传统文化的传递者，教师们在诗歌教育教学中，应该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始终，并用艺术的方式开展，达成教育预期。
参考文献：
[1]雷海娟.《春望》教学案例[J].文学教育[J].2006（1）
现代爱国诗歌篇2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襤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强暴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 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现代爱国诗歌篇3
关键词：现代诗人；民间理想；民歌韵味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6-0153-05 收稿日期：2011-03-12
作者简介：郑娟，文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210013
诗人也许是最具理想人格的一个群体。现代诗人尽管生活在一个战火纷飞、动荡漂泊的环境中，但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对未来世界缺乏蓝图和想象力的背景下，对民间的向往则是大多数现代诗人最实实在在的理想。
民间是个复杂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①即便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来探讨“民间”，也仍然时常会被困惑。而提及民间理想的精神形态，更是难以简单概括，也许它包括平民精神、自由精神、反抗精神、坚忍精神、乐观的生命态度等等，但民间文化形态中最核心的内涵应是它的“自由一自在”②。这种自由自在的审美形态使得民间文化呈现出最质朴的、单纯的、率真的、原始的和本色的审美特征。具体到新诗创作，民间文化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特质在参与现代新诗建构的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一些层面，一是诗人会在文学作品中展示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以表达自己的民间理想，另一个则是民间文化的自由审美形态会带给新诗一定的影响。
一、田园牧歌里的想往
对自由自在的向往，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描述着理想中的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描绘了他心目中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孟子也在其《孟子》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中的社会呢?通过对众多理想社会模板的分析，似乎那种远离政治中心和城市喧嚣的民间社会最接近古人的理想。也许，现实的民间社会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甚至很残酷，也会有不可避免的苦难和不幸。但是，在民间社会中，生命的本能，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原始的、朴素的生命力，会去顽强地战胜苦难，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民间的自由表现在民间社会，总是有其自己的生存逻辑、生活习惯，呈现出一种自在的状态，有着一定的自足性和完整性。在人们的观念中，民间社会中应该存在着最大限度的自由，最有可能过着那种理想中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也就难怪，古代士大夫中间一直有一种隐逸之风。许多官场失意的人退隐民间，希望能寻求到理想中的民间“桃花园”。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四十岁时，辞官归隐，隐居乡野，过着躬耕自给、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人羡慕不已。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了逃避理性社会中的种种利欲和丑恶，选择居住在湖畔，远离那“疯狂的人群”。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与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自由具有某种一致性。这种带有个性自由的民间审美因素，被作家或诗人理解和接受，就会成为新文学中的内容。这种审美趣味指向民族自身的过去和民间社会的草根性(grass-root)，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他们会在诗歌中书写自己的民间理想，同时，还会和带有个陛主义的“真睛自然流露”的诗学观融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审美的具有民间韵味的艺术世界。
现代新诗中有一些风格明朗、清新的田园牧歌，好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民间风，让人有种返朴归真的感觉。20世纪上半期是一段多灾多难、国运不济的时期。中国社会自古就有“礼失求诸野”的传统文化规律，认为民间乡野保存着传统的礼乐精神。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安，会很自然地让人怀念田园牧歌式的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所以，民间社会安闲宁静、自由自在的画面，首先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刘半农的许多诗歌就有种山花野草般的清香，诗人由衷地喜爱民间文化，也真正在自己的诗歌中体现了民间元素。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就是一幅田园风味十足的画卷，这里没有让人压抑的苦难和忧愁，只有“世外桃园”式的悠闲和自在。暮色中，女人在灶下做饭，“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男人衔着烟斗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便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而孩子们则在场上看月数星星。这是多么令人想往的农家生活画面!尽管清贫，但宁静而和谐，这也正体现了诗人的民间理想。刘大白的《春意》和刘半农的《一个小农家的暮》在意境上十分相似，都描绘了民间社会自在安闲的一面，《春意》为我们展示了色彩鲜明的一副画面：“一只没蓬的小船，被暖溶溶的春水浮着”，一个短衣赤足的男子在船艄上划着，一个乱头粗服的妇人在船肚摇桨，她的左手还挽着个“红衫绿裤的小孩”。更动人的是他们还在谈着、笑着，小孩则在“左回右顾的看着，痴痴憨憨地听着，咿咿哑哑地唱着”。这春水浮动的船上人家，过着多么自由自在的生活，给人以清新、美好的感觉。刘大白也写过如《田主来》、《卖布谣》等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但这首《春意》显然象征了作者所向往的民间自由自在的审美境界，这首诗歌在审美形态上也是质朴、生动、自然、本色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刘半农等人的诗歌思想浅薄，鲁迅先生曾辩护道：“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不如浅一点的好。”①所以，这些看似清浅的诗，却有难得的清澈，这也正是具有民间色彩的单纯与质朴。
自由自在的民间理想是许多作家的一个情结，就像小说家沈从文一直努力地在小说中营造一个美丽、淳朴的边城世界。民间的人情美、人性美、风景美、民俗美都是作者民间世界的重要内容。这些带有民间文化形态的内容已经成为作者灵魂的栖息地和永远的民间理想。诗人朱湘的一些诗歌也有着浓郁的民间风味，《摇篮歌》中，一位母亲安闲地给自己熟睡的孩子唱摇篮歌，这也只有在平静、自在的氛围中才可能有的场景。《采莲曲》一向被人认为是“古典韵味十足”，但它的民间韵味也同样十足。采莲本身就是一个蕴含诗意，给人以无限遐想的民间劳动场面。古典诗歌中就有多篇诗歌涉及采莲，著名的就有南朝乐府《西洲曲》、梁元帝的《采莲赋》、王勃的《采莲曲》等，采莲往往还与爱情有关，与民间社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有关。而朱湘的《采莲曲》更给人一种轻盈的梦一般的感觉。“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
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民间社会的自在美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这也许就是忧郁的朱湘一直神往的理想境界!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代，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还只是诗人的美好理想，那么，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这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尽管这只是相对自在一点的环境。尽管解放区的条件非常艰苦，但人们的心情是开朗的，前景是美好的。于是，解放区出现了许多格调明朗、乐观的诗歌，它们展现了解放区里一幅幅色彩鲜明、优美动人的生动画面，就像小说家孙犁笔下那些战争间隙里难得的温馨画面。战争和艰苦的生活更增强了人们对民间自由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农民更希望能够耕作自己的土地，过上自由安闲的生活。在张铁夫的《土地的歌》中，太阳还没出来，农民就唱着小曲在田间耕作，“耕耘啊，犁面是完整的，/土地是湿润的但不粘犁，/绳套不缺，牛肚带是新的，牛梭光滑，/而牛是肥壮，体力饱满，不用鞭策”，“这里收获的――无论多少/将全归你们所有”，是啊!重新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了无限的激情。也许，解放区的民间社会带有更宽泛的意义，很少局限于一家一户，而更倾向于一种集体的自由和快乐。更多的诗歌为我们展示了延安的自由、安闲、欢乐的场面，诗歌《南泥湾的风光》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处处洋溢着欢乐与祥和气氛的劳动画面。而诗人李方立的诗歌《山野间的歌舞》，则是一副自由自在的民间狂欢画面，“山野间底广场上，/响着口琴声，/不知是哪个机关表演队，/在那里跳起了秧歌舞，/朝那里去的山路上，/沸腾着喇叭声，锣鼓声，/群众喧噪的前进着'/好像无数条江河，/哗哗地流向湖沼。……”解放区的这些诗歌无疑给了艰苦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以无限的希望。
二、民间恋歌里的寻梦
民间文化形态中的自由因素还影响了现代新诗的精神特征和审美形态。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化的这一审美特征。早期白话诗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民间文学的价值，他们对民间文学的那种“率性而为、自由表达”的方式给予了高度肯定。刘半农就指出，民歌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①。周作人也认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共同的精魂”②。国外的一些文学大师对此也有同感，托尔斯泰在晚年所写的《艺术论》中把民歌称为“最高级的艺术”，这是他从毕生丰富的创作经验出发而做出的评价，他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他认为这决定于三个条件，是感情的独特性、感情传达的明晰性和感情的真挚程度。他说：“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条件在民间艺术中经常存在着，正因为这样，民间艺术才会那样强烈地感动人。”③所以，民问文化形态中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特征和民间文学“自由、率真”的情感表达方式对新诗审美形态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于是，新诗中许多如民歌般质朴、清新、真挚的诗歌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五四”前后，《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群体发表的新诗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冲决一切罗网的自由精神。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活的文学”，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歌颂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自由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和技巧，而他们所追求的这种表达方式恰与民间文学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在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在创作上出现了周作人的《小河》、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以及刘半农和刘大白等人的具有民间风味的诗歌。很显然，诗人们自觉吸收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精神营养。
现代诗歌中有部分情诗最能体现诗人的这种民间理想，因为对爱情的追求最能代表对自由的追求。“五四”期间，婚姻恋爱自由是个性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重要内容。许多青年人就是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恋爱自由而走上追求民主自由之路的。民间歌谣中则存在大量的情歌，用周作人的话就是：“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劳动人民爱唱情歌，而且表达方式直白、袒露，表现了他们对自由的婚姻爱情的追求。但是在旧社会，纯真的爱情往往遭到家长和封建势力的破坏，自由恋爱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封建制度下的包办婚姻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越是无法得到的东西，越是激发人们执着地去追求。许多民间情歌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这也是对封建势力的挑战与反抗。初期白话诗中的一些爱情诗，普遍是在表达对理想爱情的自由追求，在审美风格上则率真、自然，情感真挚动人，与民歌的韵味和表达方式极为相似。刘半农的诗歌《让我如何不想她》以类似情歌的缠绵调子，抒发了对意中人的热切思恋。诗情自然流露，情感质朴、真诚，这和许多民间情诗有着共同之处，可谓是深得歌谣真传，后来还被赵元任谱成歌曲，一度广为传唱。而同是思恋祖国的郭沫若的情诗《炉中煤》则风格豪放、情感炽烈，是感情到达沸点时的表露，这和刘半农情诗的质朴和率真显然不同。刘半农《瓦釜集》中的情诗就是模仿民歌的形式和格调写成的，可谓是情真意切，充满动人的韵致。在第四歌《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中，青年男子希望女子“勿送我蔷薇也送个刺把我”，原来为的是“戳破仔我手末你十指尖尖替我镑一绣”，为了能够肌肤相碰而甘愿受伤流血，把男女之情表现得热切而深沉，这也只是在民歌中才有的情韵。第十六歌《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中，“河边浪阿姐你洗格啥衣裳?/你一泊一泊出情歌万里长。/我隔仔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一记一记一齐捣勒笃我心浪。”诗歌运用了比兴的手法表达情感，从洗衣激起的水浪，联想到心中的清波，用一记一记的捣衣声，来比喻对爱情的赤诚。这些村夫野老般的健康、素朴、粗犷的情感在诗人的笔下充满了灵性，也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美，真是大有《诗经》中“国风”的韵味。
要提及爱情诗，湖畔诗社应是一个最不容忽视的诗歌团体。他们以自由、自然的方式来书写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他们歌颂自然、母爱、友情，但歌颂最多的是爱情，他们的诗歌带着特有的清新、率真的风格。他们以少年的天性，自由地歌唱、随意地吟咏。冯文炳对他们十分赞赏：“首先我们要敬重那时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做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作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①所以，他们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天然去雕饰的创作特色，无论写什么，都追求本色和自然。正如朱自清所说：“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的恋爱。”②而这恰与民间歌谣的审美特征极为相似。
湖畔诗社写的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爱情诗，他们的爱情诗在表现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古典诗歌中有着不少优秀的爱情诗，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主要的表达方式多是借物咏情的含蓄，少有大胆直白地袒露心曲的
作品。正如朱自清所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白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隋而歌咏爱情的没有。”③湖畔诗社的情诗在表达上坦白直率、无所顾忌，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和传统束缚，与古典情歌的含蓄不同，倒是和民间情歌的表达方式如出一辙。湖畔诗社的许多诗歌真实地表达了获得爱情的幸福，如汪静之的诗中“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伊的眼》)，“我苦恼忧郁的一切，/都被伊的歌声洗净了。/我全体的神经纤维，/都活流着生之乐趣呀!”(《愉快之歌》)诗^们把爱隋与“自由”和“解放”看成是一体的，是个J陛解放的重要部分。爱情是人之天性，爱情不能自由，其他的“自由”也是空谈。在人性普遍受到压抑的封建社会，自由正常的爱情只是一种奢望。湖畔诗社的诗歌所歌咏的爱情都是民间社会自由自在的理想爱隋，这里没有门第的悬殊，没有金钱的干扰，有的只是男女平等的纯真爱情。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没有平等的爱情，而湖畔诗社则公开表露对异性的崇拜与爱慕。如“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汪静之《不能从命》)。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有同样的特点“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的镇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湖畔诗社的爱情诗让我们想起了现代诗中的其他风格相异的爱情诗，新月派的爱情诗总是笼罩着淡淡的哀愁，象征派的爱情诗以忧郁和感伤为美，九叶诗人的爱情诗则沉重而残酷。只有湖畔的爱情诗格调明朗乐观，大有民间情歌的神韵，这也正体现了部分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民间理想建构。
三、品之不尽的民间韵味
现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构建理想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深刻地折射出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心理以及对现实中国所处困境的忧虑。他们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肯定民间社会的生存方式和伦理精神，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对抗。现代诗人深刻地认识到处于“民间状态”的活力所在，民间一旦摆脱了观念形态的压抑，就会获得个人精神自由生长的无限可能，这也正体现了他们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追求。
在现代小说创作中，沈从文的小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美丽、纯朴、自在的民间审美世界，表达了他的民间理想。这和一些诗人在诗歌中展现的民间自由自在的画面和淳朴、真挚的民间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实世界的动荡和残忍，更让作家去怀念具有古朴民风的天然、和谐的民间世界。对于民间文化形态，不同作家的态度并不相同。“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作家，面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态度就极其复杂，乡村民间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愚昧、麻木、狭隘、自私等面目出现。如“五四”乡土小说就主要以文化批评为主，对封建思想的腐败、落后面进行彻底揭露，抓住民间文化的消极落后面，进行无情的批判。但沈从文、废名以及一些新诗人，却发现了被历史遮蔽的另一层面，也就是民间文化的另一种特征――自然、淳朴、富有生命自由的活力。这种精神特质的最高境界只能是审美的，它带给文学作品的也必然是美的境界。
民间文化形态中所蕴藏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品格，影响了部分新诗的精神特征和审美风格。在现代新诗众多风格各异的诗歌中，它们独具清新、自然的品格，有一种令人神往的民间韵味。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持续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背景下，诞生了许多主题沉重、风格沉郁的诗篇，如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中国诗歌会”的诗歌、“七月诗派”的诗歌等等。同时，西风东渐的文化背景，也诞生了许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以抒写知识分子一己情感为主的诗篇，如“早期象征诗派”诗歌、“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当然，也还有许多兼顾两者的诗篇。而受到本土民间文化影响，抒写田园理想、牧歌情调，带有自然、质朴、率真的民间韵味的诗歌在其间却是韵味独具。
现代爱国诗歌篇4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英国文学；华兹华斯；丁尼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61－02
徐志摩，在短暂的35年生命中，才华横溢的他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经典诗歌。徐志摩的诗歌中普遍体现着个人自由主义的色彩，这一点主要得益于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与培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徐志摩与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关系。
一、哲学思想
徐志摩出身于富裕显赫的商人家庭，从小接受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培养，后来又多次赴欧美留学，结识了当时欧美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诗歌的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信奉欧美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思想，热情的歌颂所有生命的个性解放，在他身上体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体现了五四以来启蒙文学的显著特点。同时，他大胆鲜明地歌颂美好纯真的爱情，借助歌颂爱情来表现他对于人性解放的崇尚。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心灵纯洁，对世界充满了美的理想。这样一个追求爱、美、自由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理想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过程。在他诗歌创作的后期，徐志摩的情感也转向了虚无与悲观。早期诗歌中那样一种激越浪漫的气息不复存在。
早期的徐志摩受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颇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Wordsworth，1770－1850)曾说过“We live by love，admiration and hope”一句话，这也是徐志摩在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热情地歌颂美好与自由的爱情，信奉资本主义博爱的精神，把爱情与人类联系起来。他的“合理的生活，动机是爱”相近于英国现代思想家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的著名论断：“美好的生活失意情爱相鼓励”。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这首诗歌中，徐志摩用澎湃的感情写就了这样一曲反封建的高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跟着我来，我的恋爱，＼抛弃这个世界，＼殉我们的恋爱！……＼恋爱，欢欣，自由－－＼辞别了人间，永远！”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正是诗人否定和拒绝黑暗的现实世界、肯定和向往理想世界的作品。这首诗写于1925年，时值徐志摩与有夫之妇的陆小曼相爱，他们恋爱遭到许多人反对，徐志摩痛感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人的束缚，深深感受到重荷压制下的精神痛苦，他写作这首诗与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关。他咒诅“懦怯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决心“逃出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理解这首诗时，自然不必拘囿于诗人的恋爱生活，一首诗一旦完成，就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和价值。
然而在当时那样一个黑暗的没年代，徐志摩的改良主义思想根本行不通。他所信奉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模式成为了空想，爱情与人生的悲剧使得徐志摩从乐观转向了虚无和悲观中。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哈代对徐志摩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哈代的这些看法与徐志摩理解为“黑沉沉的大口”最后将会把所有的人“吞下去完事”的观点很为接近。《残破》正是徐志摩后期的一首极具悲观主义精神的诗歌：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
“当窗有一团不圆的光亮，风挟着灰土，在大街上小巷里奔跑：＼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为要抒写我的残破的思潮。……”
1931年11月，诗人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在济南附近触山而机毁人亡。诗人正值英年，非正常的辞世，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残破的；回过头来看，他死之前几个月发表的诗作《残破》恰成了他自己人生的谶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择夜的意象，不仅出于审美的安排，还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文化无意识，即宿命论。夜的展开必然以黑暗为基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生存的空间，却无法逃离时间，时间宿命地把人限制在白天和夜晚的单调的交替循环中，逃离时间即等于否定生命。作者用人与时间的关系注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种认识或安排表现了诗人对个体无可选择的悲哀、对社会的绝望。
二、诗歌理念
华兹华斯对于自然的描写也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华兹华斯的《黄水仙》和徐志摩的《云游》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受其深厚影响。《黄水仙》中，诗人把自己描绘成一朵流动的云，高高的飞越峡谷和高山。随着云的漂走，这一切又时过境迁，只在诗人的心中留下一个永恒的美德印记。《云游》的主题也是流动的云，自在，轻盈，在地面的一流涧水中投下明艳的云影，使流水从梦中惊醒，流水叹息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两首诗都是以流水引出美的图画，有相同的空间，和相同的运动轨迹，还有相同的的结果。只不过，华兹华斯是从天上俯瞰地面的花，而徐志摩则是从地上仰恋空中的云。而且，两首诗的节奏、音韵、情调也都非常接近。
I wandered lonely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
as a cloud，云游，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自在，轻盈，你本不想
and hills． 停留。
华兹华斯所写的自然，并非仅仅是自然本身，它的每一首诗歌实际上都有深刻的含义。他在描绘自然的时候，实际是在表白自己的内心，自然的图景常常是他的复杂心情的变化。徐志摩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那些通过自然来揭示自我的情景诗，多少是受了华兹华斯的启发，《五老峰》《乡村里的音籁》等都是人类情感与自然的美好景象相结合的诗作。
以上是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思想和他的创作风格谈了他所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五四时期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徐志摩迫切地希望解决中国落后的根源，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他阅读了大量国外的文学作品，用自己的激情来用母语创作，试图激发国人的灵魂。徐志摩模仿和借鉴了国外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创作，但他并不只是单纯的抄袭。徐志摩对于外国文学地吸收主要还是重在观念和题材选择以及形式方面。这是与“拿来主义”一脉相承的，中国的新文学正刚刚开始，正需要一个这样一个摹拟的阶段，以后才是融会和创新。
徐志摩，他的诗歌充满着童真的灵性，他纯洁的思想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憧憬。然而他的理想是在那个时代无法实现的，他正象唐吉诃德一样，为空想而奋斗着。这种精神同他的诗歌同样感动着我们，正因为有了徐志摩对于西方诗歌的模仿和创造，中国白话诗歌在以后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毛迅．徐志摩论稿[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现代爱国诗歌篇5
我从1956年10月1日发表处女诗作《秋收忙》之后，便从事诗的业余创作，至今已是第50个年头。回顾自己在没有名师指导的岁月里，能够从诗歌爱好者成长为以写爱情诗著称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凭着俄罗斯诗歌对我乳汁般的哺育。如果将我的诗歌创作比作诗海航行，那么我乘坐的舟船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舟船，双手挥动的却是俄罗斯诗歌的桂桨；如果把探索的诗路比作航程，那么俄罗斯诗歌就是指引我永远前进的导航灯。
1958年我应征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在训练团，在海道测量轮训大队，除了读业务书籍、野外实习外，我把业余时间的一部分用在攻读中国的新诗和古典诗词上，另一部分则是放在攻读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歌上。普希金的《致大海》一诗，启发我写出了热爱祖国、保卫海疆的抒情短诗《新水兵》。这首诗发表在1962年6月的《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上，成为我的代表作。这期间我还通读了伊萨可夫斯基的诗集《和平颂》以及他的论著《谈诗的秘密》一书，从而为我在表现水兵情怀的军旅诗歌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导作用。
1971年9月13日以后，由于调查与有牵连的人和事，我从新闻岗位上被派去搞专案工作。在近5年的工作中，除了内查外调，我将空余时间放在研究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涅克拉索夫的《冬天的红鼻子》《在俄罗斯谁最自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好！》《穿裤子的云》等叙事诗上，从而启发我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先后写出了《碧海红灯》《标灯闪闪》等叙事诗。特别是在学习了普希金的童话长诗《渔夫的故事》之后，我掌握并运用了其中的“反复”这一“辞格”的创作技巧，写出了我在上世纪70年代追求叙事诗创作的代表作《蚌姑娘――渔眼的故事》。这些叙事诗后来结集成《董培伦叙事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8年10月，我从海业到杭州浙江电台任文学编辑。随着“”被粉碎，祖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的不断解放，文学艺术开始蓬勃发展。80年代初我转向爱情诗写作，那是由于工作关系我采访了著名爱情诗人汪静之。同他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仅了解了他的恋爱生活，还拜读了他送给我的爱情诗集《蕙的风》。从此，我仿佛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找到了表达诗情的突破口，把久藏心中10余年的恋爱生活素材化作诗情一下子喷涌出来。不几天就写了十三首爱情诗，其中包括代表作《沉默的约会》《我该把你藏在那里》等。请汪老审读后，他在我的诗稿扉页上写下：“培伦同志的《海疆恋歌》，感情是健康的，诗语是清新的，这样的爱情诗不会有一点副作用。”汪老的批语写于1984年2月12日。那时候正在反自由化，一些刊物还不敢刊登爱情诗，汪老的肯定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认真回忆了我的恋爱生活。因为女方家庭成分的影响，常常出现一波三折的困难局面。当我找到第5个恋爱对象时才勉强通过政治关，谈了两年半上级才同意我们结婚。婚后又是12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其中的悲欢离合把我们折腾了大半生。我在心里惦量着，感到我的恋爱生活比汪老要复杂得多，而且他写爱情诗时才十八九岁，只写了四年，而我是人到中年，从不惑的年龄开始写爱情诗，相比之下我占优势。从此我暗下决心，要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超过我的前辈。当我放开胆子进行爱情诗写作时，却招惹来一些同道的非议。1985年在一次关于诗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诗人向我发难说：“爱情诗是青年人写的，你都到了中年了，怎么还写爱情诗？要写你也只能写中年人的爱情……”
要不要继续开掘自己的爱情生活积累的矿藏，对过去生活的积累能否在今天去激活去表现？这时，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中，正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忽然被大雾笼罩。正在徘徊中的我，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声声雾号，向我呼唤着前进的方位；也像眼前忽然浮现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着我的航路。这雾号、这灯塔，正是诗人查良静翻译的《邱特切夫诗选》。当我从新华书店找到这本诗集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邱特切夫（1803――1873年），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大师。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他以歌咏自然、抒发性情、阐扬哲理见长，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俄罗斯诗人，曾受到同时代作家、诗人的热烈称颂，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在这本诗选中，我特别钟爱他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大部分是写给先他而逝的年轻妻子的。篇篇都是生离死别的绝唱；而我写的是作为军人的我同妻子的悲欢离合，虽然不是悲绝，却也有人生的抑郁忧伤。他的感情尽管遥隔一个多世纪，但我同他之间还是息息相通的；其表达诗情的手法完全可以借鉴。在通读邱特切夫的爱情诗时我还发现，他在30岁时写的《呵，我记得那黄金时刻》这首诗，是他回忆20多岁时与女友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一段交往。诗中形象鲜明、感情细腻、思想深刻，读后令人拍案叫绝。这说明爱情诗不仅可以写于谈情说爱的当时，而且还可以回忆往事，其新鲜程度照样像水果刚从树上摘下一样。而他70岁那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写了一首《给》的20行短诗。还是写给他年轻时代的那位女友的：“我遇见了你，／那逝去的一切／又在我苍老的心中复燃／我回忆起那金色的时光／我的心又变得如此温暖……”“过去年代的心灵的丰满，／又在我的胸中轻轻浮动，／我怀着久已忘却的欢乐，／望着你的亲切的面容……”
现代爱国诗歌篇6
内容摘要：比较文学是全球化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的一类艺术研究形式，对诗歌来说，采取比较文学视阈的核心正是跨文化体系的艺术分析和研判。中英爱情诗歌因其各自悠久的历史进程而产生了各自独特的个性化发展特征，但同属诗歌领域的艺术本质却又使二者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本文尝试从中英爱情诗歌的相似与不同处着手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分析，从而得以更好地鉴赏与品评东西方爱情诗歌艺术跨文化的个性特质。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英；爱情；诗歌
一、比较文学视阈下中英诗歌跨文化影响因素
同样属于诗歌艺术领域，中英爱情诗歌之所以在内在关联性之上存在种种不同，本质原因正是跨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主要英语国家都是起源于海洋文化的岛屿或半岛国家，如英伦三岛，在其本土文化发展及其后来向外扩张占领一个个殖民地的过程中，海洋都是其开疆拓土的主要路径甚至唯一通道。于是海洋成为其区域文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组成甚至主导，而在与喜怒无常的大海争夺生存权、控制权的历程中，勇往直前、热爱冒险、敢闯敢拼渐渐成为了欧美地区最主要的民族个性，并且对其包括诗歌在内的各项艺术领域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具体来说，英语诗歌创作往往直抒胸臆、简单直白，情感浓烈到一目了然、无所掩藏，且绝大多数在形式上长短不一，虽在每句结尾处常以相同韵律的词结束，但整句用字数量相对随意等。反观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为主的大陆文化属性诞生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华夏文明，“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的“中庸之道”贯穿了儒家文化始终。“君子戒慎乎其所不暏，恐惧乎其所不闻”的谨小慎微决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格律近乎苛刻的要求，无论五言或七言，古典诗歌在字数上讲究完全一致，在韵律则要求对仗工整。即便是以长短句闻名的宋代，词的创作也受制于严格的上、下阙规制。于是，诗歌作者在表情达意时也就含蓄多过奔放、委婉甚于直接。
二、中英爱情诗歌的相似
（一）擅长比喻、夸张等众多艺术表现形式
诗歌与散文或小说等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其只能在短小的篇幅内表达足够丰富的情感诉求，这决定了诗歌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必须远超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才能充分表达创作者内心强烈的艺术冲动。而这便使中英爱情诗歌在创作过程中极其擅长比喻、夸张等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比如《上邪》中“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种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奇异现象成为了“乃敢与君绝”的条件。而这些非自然现象呈现出逐层递进状态，不仅一个比一个异常，且让深陷爱恋中人特有的情感绝对化特点一览无余，可谓夸张到无与伦比。而这在拜伦《雅典的少女》中也有类似的表达，“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临别以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那就，那就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临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二）大量意象的充分使用
诗歌创作中要使用比喻或夸张等表达方式就离不开大量意象的运用，各种相关或无关的意象组合而成了诗人心目中理想的意境。比如秦观在《鹊桥仙》中用到了“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其中的“云、星、银汉、风、露”等都是寻常生活的意象，将其组合到诗歌中，“云、星”对应的“巧、恨”暗合了古人在历七夕节日有“乞巧”的习俗以及“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故事。诗人借此赞颂牛郎织女坚贞的爱情，并在最后点明了自己“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观。同理，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中也有诸如“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等，这正是诗人心中对爱情的神往，“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
三、中英爱情诗歌的不同
（一）表达风格的不同处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若干年前一位外国友人以图示法展示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窥见一二。当时这位外国人以从A到B之间的线路状态展示东西方人意见表达的不同。西方人是从A到B间的一段直线，中国人则是在A和B之间出现一团乱麻似的线路。类似的道理，中英爱情诗歌表达风格也存在这种不同。中国诗习惯于隐晦含蓄且曲折的表达，英诗则有一说一、直白清楚地全盘托出。比如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漫漫长江万里长流永不停歇，而一头一尾的“我”和“君”首先在物理距离上已远隔重山不得相见，便愈发衬托出心头情丝绵绵无处倾诉的悲苦。而无法相见的情感落差惟有凭借共饮一江水稍得慰藉。如此丝丝缕缕的深情厚意偏偏只以一种近乎淡漠的含蓄表达出来，貌似压抑克制，却反而给予观者以无尽想象的空间和机会，将情到深处的浓烈从诗人转到了观者一端，妙不可言。同时，正因初始表达的隐晦，又给了后续“只愿君心似我心”以厚重的铺垫，让“不负相思意”被前半段的淡漠描绘得反而激烈与坚定起来。而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英诗则直截了当得多，观者往往只需要跟随诗歌字面意思阅读理解即可。比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中类似的相爱却无法相守的表达则采取了层层递进的直白描写，首先从“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开始，接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然而是逐渐深邃、恳切甚至哀痛的“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直至最终的“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这是一种起于痛苦终于绝望的爱情直白，读来令人仿佛产生了切肤之痛。
（二）意境营造的差异性
中国传统诗歌在意境营造上与西方诗歌最典型的差异之处当属其虚实相间、虚从实来，这里的“虚”是意，“实”为境，正如同传统中国画中常常有大量“留白”存在一样，中国传统爱情诗歌格外注重营造意境，明知是虚幻，然而观者却又确可感知，由此形成“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状态。比如元慎《离思》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以实物的描绘托情。“沧海”源自于《孟子.尽心》，用在此处的字面意为见过沧海之广阔无垠后，其他的水就失了气度。巫山是长江三峡著名的高峰，宋玉曾在其《高唐赋序》中称巫山之云为神女所化，胜过世间一切美颜。故而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在这里代表人世间致胜之美，此诗中指代的正是元慎夫妻情深已经到了堪比沧海与巫山的程度。由于已经拥有过如此美妙至极的爱情，故而当遭遇丧妻的落差后，巨大的冲击自然会让生者对俗世间的其他美色再无心肠，于是有了“取次花丛懒回顾”，且为了抚慰极度的伤痛，诗人不得不以“修道”为由聊以，转移一些丧妻后无法解脱的悲苦之情。而英诗则在意境营造方面略显逊色，虽然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对爱人或爱情的热切向往与追逐，但在表相的情感冲击之下，似乎其间可供观者回味之处稍有不足。比如爱尔兰的叶芝在《当你年老时》描绘了一幅真正的爱人会在年老色衰后依然怀有真爱之心的图景：“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四、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英爱情诗歌鉴赏策略
在比较文学视阈下鉴赏中英爱情诗歌应当注意兼顾爱情诗歌产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综合性背景。比如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从古至今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故而其社会发展史中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而文化层面的男女地位也相对平等，因此英诗中有不少男性追求女性、倾慕和颂扬爱情的形式与内容。比如拜伦在《雅典的少女》中所写“我要依偎着那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依偎着爱情的一串悲喜，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欣赏这类爱情诗歌时，常常带给人喜悦、激动甚至振奋的体验。但在众多中国传统爱情诗歌中，表达离愁别绪的形式与内容则占了相当比重。比如“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则显然侧重于女性被动的等待。这显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其在爱情与婚姻中缺乏自主选择权，而是不得不受制于“三从四德”的禁锢与约束。因此这类爱情诗歌往往相对沉郁和压抑，在欣赏时需要有所分辨。
五、结束语：
爱情诗歌作为以诗言志、以歌抒情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诚然会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与关联性。然而东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也必然会在各自区域内爱情诗歌的内在属性方面烙印上质的差异。在比较文学视阈下研究中英爱情诗歌既要了解二者同样作为诗歌艺术内在的共性特点，也要充分把握其受到各自传统区域文化深刻影响而存在的独特个性。这不仅是为认识中英爱情诗歌在形式、结构、内容、状态诸方面存在的相似与不同，更是为了通过对诗歌的比较进一步开展跨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对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当代人来说，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品评诗歌艺术，并通过比较文学视阈下中英爱情诗歌的异同分析提升艺术鉴赏和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1]黄诗海.从内容与表现手法论中英古典爱情诗之诗学差异[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4（28）06:12.
[2]陈兰玉.中英古典爱情诗歌比较[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4）13：2.
[3]魏阳莉.浅析古代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J].北方文学（上旬刊），2015（8）:27.
[4]聂珍钏.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5（21）：7.
现代爱国诗歌篇7
论文摘要:经济浪潮和世俗世界观的冲击，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信阳诗歌的发展?关于信阳诗人方阵的形成，作者追溯了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现实精神三方面的原因，并从乡情意识、现实意识、人性意识中找到了信阳诗歌发展的必然性。
河南省信阳市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1年这20年间，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诗人，并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诗歌创作群体，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士生土长于信阳的12位诗人精心奉献的12部诗集，襄陀欠集体亮相。一个地级市一次出版12部诗歌集。这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大批诗人如繁星一样在大别山区熠熠生辉。据不完全统计:经常在省以上诗刊发表作品的信阳诗人有 200多位，发表诗歌数万首。近些年，平均每年就有六七部诗集问世。其诗歌作品除在全国屡屡获奖外，在河南省较有影响的所有诗歌竞赛活动中.都有信阳的诗人获奖。与此同时，除了从信阳这片土地上写出去、闯出去和现在仍在外工作的诗人外。信阳市还有无数喜爱诗歌，关心诗歌的人们。
在近20年纷纷攘攘的中国诗坛上，在起起落落的经济大潮中，信阳诗人高扬主旋律、同谱奋进曲，走出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和执著的写作之路。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为揭开信阳诗人集体亮相表象下蕴藏的内涵，我们采访、咨询了信阳市文联、作协以及省内外很多知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在他们中间正在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信阳正在形成一个“诗人方阵”，信阳诗歌已经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文学现象，。然而，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形成和产生的背后，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让我们还是从四个方面试解“信阳诗人方阵”现象的成因。
一、神奇的大地.信阳诗歌的沃土
信阳位于河南南部的大别山麓。地处淮河中上游，东连安徽，南接湖北，扼控江淮，屏蔽中原，素有豫鄂皖“金三角”之称。大自然像一个精妙绝伦的美容师，把这片方圆平方公里的土地打扮得妖烧多姿。大别山秀峰万座，叠嶂千层;淮河水清波奔流，舟船穿梭;避暑胜地鸡公山吞云吐雾，青分楚豫，气压禽衡;水上乐园南湾湖碧水激湘，波平浪细，沉天浮云;全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尖就出产在这里。山韵、水韵、绿韵、茶韵、诗韵相映生辉。
此情此境，你不能不歌、不能不诗。信阳，还是我国东西南北的经络、兵家必争之地、经济流通的释站、文化的交汇区域，因而形成了既具有北国粗犷豪放、又具有江南婉约细腻的特殊的淮上文化。在信阳，我们察视仰韶期、屈家岭期和龙山期文化遗址，会为人们“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效饶食，无饥懂之患史记·货殖列传”的生活而欣慰。那个时期，似乎就孕育了信阳人的能歌善舞。历经楚并淮上诸侯，楚并人秦，秦灭于汉，北方文明渐渐撒播在南蛮，而信阳处于淮河流域，对于楚辞汉赋的吸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经三国争战、唐末农民起义、大宋抗金等代代的硝烟，淮河作为军事要地，不论是北方之军还是南方之旅，必会在信阳屯居抗敌，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客观的条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有感于战争的苦难?还是有感于生活的艰辛或幸福?攀山的喊出山歌，浮水者唱出淮河民谣。
太阳哎西沉(来)红(哎)形彤哎，麻雀(那个)单钻 (来)(咳)刺蓬笼哎!画眉叫唤天不早，田鸡子打鼓哎 要收工哎，掌柜的假装耳朵聋哎(《薄秧歌》)就是这些千百年传唱的民间小调，孕育了信阳的五句山歌，孕育了信阳的一代代诗人。
在信阳，先后产生了无数文学艺术巨匠，可以说“江山代有才人出”。汉有邓艾，晋有王珊,唐有王建，宋有司马光，元有马祖常，明有何景明，清有蒋湘南等，特别是到了近当代，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像尚俄.翟永坤、蒋光慈、白桦、叶楠、杨纤如、赵清阁、王昌定等。也正是因了这些无比丰厚的文化积淀，加上大别山的草木山水，信阳诗歌才有了取之不尽的诗源。
二、陈有才，信阳诗歌方阵的先锋
打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一个地区形成一个文学团体，一个作家队伍，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如“竹林七贤”“杨州八怪’“桐城派”等等。现当代文学史上，“未名社’“南阳作家群”“河北三驾马车”“宁夏三棵树”等都闻名遐迩，在全国引起过轰动。而信阳诗人方阵的形成，也必将引起全国诗歌界的关注。熟悉和了解信阳诗歌的人都知道，信阳有一个诗歌舵手，那就是陈有才先生。在暗哑的年代他歌唱苦难，在甜蜜的岁月他歌唱光明，淮河水奔腾的时候他写《水妖》，映山红烂漫的时候他歌唱《将军石》，稻香弥漫的时候他歌唱《乡情》。几十年来，他的歌声从来没有暗哑过。
1942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的陈有才，是我国乡土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前，曾与管用和、刘不朽、习久兰并称为我国五句山歌的“四大歌王”。他以一首《我唱山歌党定音》一举成名，从此坚待诗歌创作40多年而不辍。《中国民歌》把陈有才列人由著名歌手转人纯文学创作并加人中国作协的典型人物之一。由此可见，陈有才是唱着五句山歌步人诗坛的。他1965年出席了全国“青创会，，.受到，委员长的接见。1979年又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经受过文艺春天的激荡，陈有才创作文艺作品14部，其中诗集8部，但他从未停歇，时因有佳作出现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被传为佳话。统观全国诗人，无论名字响亮与否，如此笔耕不辍、坚持终生写作的有几人呢。尤其在当前，诗歌走人低谷，而他仍无怨无悔执着创作。特别是他在1998年因车祸导致大腿骨折之后，躺在病床上创作了3本诗集.并搏得评论家和诗友们的好评。陆键说他躺在病床上的100天，等于别人走了20年。有评论家谓之文学界的“陈有才现象”，中国诗歌学会即将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
可以说从信阳走出来的诗人。大都受过陈有才的影响。有的受他诗歌的影响，有的受他人格的影响。一些已经离开信阳的诗人，像杨晓明、刘高贵等，提起陈有才，那种师生加诗歌的亲情溢于言表。现在仍在信阳工作的诗人，像田君、刘火、扶桑、林平、李庆华等，更是经常聆听他的教诲。陈有才就像一条穿透岁月的骆驼，把信阳各个年代的诗人驮到了一起.大家共同跋涉在新诗创作的征程上。这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
三、老中青，信阳诗歌的三重奏
如果你罗列一下信阳的诗人及其作品，你就会发现，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诗歌创作队伍正在形成，在创作的风格及艺术的追求上既旗帜鲜明.又相映成趣。这或许是时代使然，许是诗人个性使然。为了深人地了解这个方阵的内涵，我们还是先把他们排列组合一下吧;
老一代诗人:叶楠《傲蓄·一兰》、白桦《李白与杜甫》、鲁行《愉庐语屑》等争芳吐艳。
信阳老年诗词研究会有350名会员，每月10日和25日为集体创作研讨日。现已编辑出版《枫叶诗选》、《信阳老年诗词选》29集，不少作品不仅人选(中华诗词》、《河南老年诗词》、《老人春秋》、《中国当代诗词选》、《世纪之声》、《当代诗词六百家代表作品精选》，而且还在许多部级报刊上刊登。现年82岁高龄的老诗人丁量，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创作不减当年，近几年创作的歌颂伟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以及评述建国以来巨变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他的《心声吟》诗集，其节奏美、韵律美兼而备之。
中年诗人陈有才《乡土·乡音·乡情》，《惠超妇去的云》，袁维龙《小绿集》，还有陈峻峰、程光炜等。
中年诗人袁维龙，是信阳电视台副台长，写了700余首诗。这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小绿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