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用六篇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报告 法律属性 品格证据 意见证据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概述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268条确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据此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或者委托其他机构和组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意见，形成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参考和依据。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证明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罪轻的事实情况；第二，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予以调查；第三，查清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对其步入犯罪泥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时间的详细情况；第四，调查未成年人的兴趣爱好、情感情况、身心发育程度等；第五，注意未成年人生理、心理有无畸形变态等。
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如何？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新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属性，持此种观点的人基本上都把其归到品格证据或意见证据一类，本文试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和意见证据进行比较以求阐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
由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所包含的内容与国外的品格证据有一定相似之处，所以有些学者就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品格证据看待。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社会调查报告与品格证据的属性，没有认清调查报告的真正作用，不利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二者所包含的内容有区别
品格证据是证据法上颇有争议的内容，依据英美证据法，品格证据按其证明内容的不同，包括三大类：一是前科劣迹；二是名声；三是评价。我国法律传统上没有品格证据的概念，结合英美法对品格证据的理解，我们认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未成年人品格特征的材料总称。包括未成年人在其生活、工作、学习的环境中享受或获得的公认的声誉和评价，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某种行为倾向性所发生的特定事件。
相比较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覆盖面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受教育情况、兴趣爱好、社交情况、家庭环境等，还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的悔罪表现、犯罪犯罪动机等，一般还会附有社会调查人员的处理意见。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
（二）二者的使用目的有区别
根据英美等国家适用品格证据的法律习惯，使用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者附随事实；二是攻击被告人辩解的可信性。毫无疑问，品格证据有一个内在的缺点，那就是它所具有的偏见和不公正的影响，因此当品格证据所带来的偏见影响大于其所具有的证明价值时，即使满足了证据的相关性要求，法官也可依自由裁量权排除其使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考察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成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是出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和教育，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处理未成年人的最佳方式，使这种方式能够符合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归来规律、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最大利益；二是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据此制定出恰当的教育和矫正方案，以便在矫正工作中能够有效的治愈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意见证据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最后一般都会有调查员的处理意见，据此有些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意见证据的属性。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理论和实践来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和意见证据无论是从制作的主体和证明的内容来讲都有所不同。二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一）二者的主体不同
英美法系将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加以区别，普通证人只能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提供证言，而专家证人则可以提供意见证据。因为专家拥有专门知识和经验，而该专门知识或者经验恰恰是裁判者所缺乏的，是构建某一事实时不可或缺的。由此，意见证据规则允许专家证人作证时给出推断、观点和看法。在诉讼中，以专家身份就实质问题进行作证以前，一般要通过一个所谓“证人资格”认定程序，即由对方律师（或本方律师）就该证人接受专业训练或获得专门技能等相关问题进行提问，以解释其专门知识之有无，确定其专家证人资格 。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体应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环境、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社会调查报告的人。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社会调查可以由公、检、法三个司法机关独立完成，也可以委托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部门、共青团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故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主体——社会调查员的主体范围相对来讲比较宽泛，不一定是专家、学者。
（二）二者的作用不同
英美等国家确立意见证据规则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见证据规则的存在能够确保相关证据客观、真实、可靠。一般而言，证据的可靠性与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密切相关，而证据来源的可靠与否又往往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能力与知识 ，因此严格掌握证据提供者的能力水平及其知识便成为确保证据真实可靠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意见证据规则恰恰从证据的源头也就是从证据提供者的能力和知识内容的角度为证据的可靠性架构了坚实的屏障。所以，意见证据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还原法律事实，法官公正的裁判提供了依据。
相对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自行调查或委托调查未成年人个人情况、性格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情况后形成的报告，其反映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其作用并不在于证明案件事实如何，也不能证明证据来源的客观、真实性。调查报告的功能和作用是证明了未成年人的品格与可信度、可塑性，从而成为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矫正的重要依据。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参考材料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源于教育刑和刑法个别化的理论，教育刑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应而是教育，以教育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复归社会为目的。 而刑罚的个别化则主张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征来确定刑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过将未成年人犯罪前的社会环境、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情况引入到对未成年人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来，据此制定恰当的教育和矫正方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对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参考作用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法的未成年人，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新刑诉法也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第四、第五、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有期徒刑符合起诉条件，但是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和评估“犯罪情节轻微”、“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于刑法”、以及“有悔罪表现”，各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见仁见智。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则为检察机关考察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悔罪态度是否较好，是否可以免除处罚提供了参考资料。
（二）量刑的参考依据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过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背景能够说明未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和悔罪态度，而这两方面都是量刑的重要情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在第二部分也会有社会调查员关于如何处理、教育该未成年人的建议部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是否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对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报告 证据属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刑法理论中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教育刑理论以及刑罚目的的再社会化理念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典型反应。大庆地区为顺应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工作的需要，自2008年起创建少年法庭，2010年开始大庆地区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归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少年法庭审理，自成立以来“共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1件，帮助、挽救失足少年242人。其中2008年5件8人，2009年4件5人，2010年54件65人，2011年138件164人。2008年以来，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数为108人，约占总人数的45”。在审理过程中，少年法庭一直重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尤其是在适用缓刑案件以及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教育挽救过程中社会调查报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上海长宁区法院、北京石景山区、云南盘龙地区等最先开展未成年人诉讼改革的试点地区相比，高新区法院在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上尚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众多基层法院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完善，对于我国少年法庭适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意义十分重大。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社会调查制度是随着犯罪原因、目的以及刑罚理念的发展而诞生和不断完善的。在新的刑法理念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刑事诉讼中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如根据美国各州法律规定，少年法院或者少年法庭除设立少年法官外，另设缓刑官员。少年法院在接到相关人员或机构提出的控告后，由缓刑官员启动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对涉案青少年的背景性材料进行调查，其社会调查制度包括庭前调查和判刑前调查。此外，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也在其相关少年法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我国1991年签署的《北京规则》16.1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做出明智的判决。可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处遇的普适性制度。
我国自签署《北京规则》以来，一直积极探索和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上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首次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意味着社会调查制度在基本法中得以确立。2012年12月陆续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也分别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方面，全国多地司法机关进行了社会调查工作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几个典型模式，如上海长宁区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上海模式；以海淀区为代表，自下而上由基层司法机关推动并联合社会专业力量进行社会调查的北京模式；合适成年人自侦查阶段介入并负责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云南盘龙模式；以及河南兰考县在少年法庭内合议庭之外设立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的兰考模式。
二、大庆地区少年法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社会调查制度的实施现状
1.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高新区法院少年法庭对于社会调查工作比较重视，特别聘请了专职社会调查员一名，该调查员曾经是一名教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并与大庆市妇联、大庆市法律援助中心及被告人所在社区协调，认真开展调查工作，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深层原因。在案件比较多的情况下，会聘请兼职的社会调查员，大多为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在职教师，工作都认真负责。
2.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对象。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主要围绕未成年被告人的个人性格特点、文化程度、成长经历、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前后的具体表现和实施犯罪的原因等情况展开，调查范围主要在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派出所、居委会、生活的小区、学校、网吧等地；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父母、邻居、老师和同学等。
3.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高新区法院目前对于社会调查采取选择性适用的原则，数量大概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30%左右；调查开始的时间一般为案件移送法院经审查适宜适用社会调查报告的则通知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或者合作的专门机关进行；在庭审过程中社会调查报告不作为证据在法庭出示及质证，也不需要社会调查员出庭接受询问。但是在量刑阶段，除证据外，社会调查报告有时会成为是否对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等的参考依据，在庭审后报告也会被作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主要依据。
（二）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调查主体单一、有限，调查制度无法覆盖全部案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可以由哪些组织和个人担任，故全国各地法院在社会调查主体的选择上都不一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高新区法院的社会调查员过于单一，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做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存在一定难度，由于人员有限，兼职的社会调查员本职工作繁忙，不同程度上存在精力有限、时间不充裕的现象无法保证完成所有案件的社会调查，因此通常只能选择部分案件进行，这在实质上造成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不公平对待。
2.报告的法律性质及适用规则不明确。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争议不断。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在报告的运用上“是否需要进行质证”，“是否需要进行法庭宣读”“由谁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等问题存在争议。高新区法院同大多数地方法院一样认为报告不属于证据，因此在法庭阶段不出示也不宣读社会调查报告，但报告确实会对一些案件的量刑产生影响，这无形中剥夺了控辩双方对报告询问和质疑的权利，会导致当事方产生司法不公的印象。
3.社会调查启动时间过晚、报告内容过于简单、调查经费不足。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涵盖了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社会环境、人格特点以及犯罪前后表现等丰富的内容，需要社会调查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全面细致的工作。目前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一般都为法院受理案件后，受审理期限的限制，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天，远远不能满足社会调查的时间需要；社会调查员一般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对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深入的认识；加之社会调查的经费严重不足，法院委托社会团体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调查，一般都为无偿劳动或是仅报销必要的车旅费，调查员从事调查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这些都导致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和公式化，进而无法起到预期的效果。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丰富调查员种类、提升专业素质，实现调查工作的普遍适用
从长远来看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由专门的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是社会调查主体最佳的选择，但现阶段我国社工发展落后，因此在社会调查主体的设置上“应坚持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要注意吸收更多有益力量，建立起“多层次互补，专兼职相辅”的社会调查主体模式，即既包括实践经验丰富的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专业功底扎实的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既可以设立专职的社会调查员，也可以吸纳兼职社会调查员⑤”。基于社会调查工作的专业性，应当注重提高社会调查主体的专业素质，定期开展必要的业务培训和业绩考核工作，以更好的适应社会调查工作的专业性要求。
（二）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及适用规则
对于我国一直存在的关于社会调查报告性质的争论，2012年1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明确规定其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就刑事诉讼法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针对实践中的困惑，《解释》明确，调查报告并非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不属于证据；但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监护帮教条件，对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和准确适用刑罚，有重要参考作用。”虽然官方已明确表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但笔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这一解释与证据法基本原理相悖，并且在实践中无法通过证据及证明规则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实践中依然会延续报告在适用中的混乱现象。因此必须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并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关于社会调查报告使用的质证规则、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证明规则，惟其如此才能使司法机关高度重视调查报告的作用，并做到规范化使用，从而维护未成年被追诉人的权益。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构建
2012 年3 月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其中第268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的规定，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的里程碑，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适用基础。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化的规定，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运行和具体操作上看，实践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试在分析目前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和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指派人员或委托其他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各个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对其身体情况、一贯表现、性格特点、精神状态、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学习教育情况、社会交往经历、犯罪行为特征、犯罪动机及原因、认罪及悔罪态度、犯罪前后及羁押前后表现、社区及家庭帮教监护条件等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在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和评估其自控力、社会危险性及责任程度，并形成书面的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司法机关做出涉罪未成年人处遇决定及制订其帮教措施的重要参考依据。
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社会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全面掌握涉罪未成年人的各方面情况提供了有效参考，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原因及社会危险性等进行判断，从而作为对其个别化处遇的依据，例如，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可以参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对涉罪未成年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及其捕后羁押必要性、量刑建议等作出适当决定；另一方面，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和矫治的重要资料，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针对性教育和犯罪预防及矫治，依据社会调查报告体现的其个性化因素制订帮教方案，提出犯罪预防和矫治措施，提高帮教和矫治的效果，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年10月27日）、《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12月28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0年11月15日通过）中均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2010年8月14日）中也专门用了八个条款对社会调查制度作了集中阐述，足见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重视。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诉讼法更是在法律层面强调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但由于上述规定原则化、宽泛化的表述，也使得在实践中进行社会调查时面临诸多问题。
（一）多个调查主体参与调查引发的问题
新刑诉法虽然确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均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辩护人的诉讼角色也决定其有义务将其收集到的社会调查情况提交给司法机关，但有观点指出司法机关或辩护人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可能会因工作角色而带有先入为主的倾向性，且各个诉讼阶段若均进行社会调查也难以避免产生重复调查、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而现实中司法机关由于人力、财力、时间的限制，也往往不能指派人员亲自调查，而多是委托其他机构或组织进行社会调查。
（二）调查内容不详实
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的情况。有的涉罪未成年人由于不在户籍地居住，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或村委会无法得知其迁移后的生活及表现情况，不能如实地对其社会经历等情况进行描述，而街坊邻居、学校、教育部门、社区矫正部门也仅了解涉罪未成年人与各自相关的部分情况，无法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其社会调查情况。这就导致了受委托的机构或组织通常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即要么仅将上述部分的社会调查内容制作成报告，要么用表格形式让上述人员或部门自己填写社会调查内容，这样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敷衍了事、流于形式，内容简单空洞，带有随意性，其实用性、真实性和客观性都难以保证，并且没有挖掘和分析涉罪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原因，这样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到了司法机关手里也几乎丧失了其应有的作用。
（三）社会调查启动时间过晚
由于社会调查的内容比较宽泛和具体，有时遇到外来人口犯罪还需异地协助，因此需要较多的时间去收集材料和进行调查分析，现实中有的司法机关由于没有意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直到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但因时间仓促该调查也容易流于形式。因此，若社会调查没有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就进行，将使司法机关无法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作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作为对其是否适用强制措施、羁押必要性等的参考，从而无形中增加涉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时间。
三、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专门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公正性、客观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可以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建立社会调查员机制，参照鉴定机构做法，由司法机关主导社会调查，委托该专门机构进行社会调查，避免多头调查。同时，加强异地委托调查，建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协作网络，建立委托调查合作机制，从而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有益价值[1]。
（二）规范社会调查程序、充实内容
新刑诉讼法基于其原则性的规定不能对社会调查的内容给予过多阐述，实践中应当从社会调查报告的功能及作用出发，把握社会调查报告的总体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调查综述，包括社会环境、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教育或职业情况、涉案前后表现等；二是综合评价，即结合调查综述对其人格品行、可塑性、人身危险性等作出总的评价；三是附所访人员的签名、所访单位证明、相关凭证等[2]。
（三）在侦查阶段即开始社会调查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就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由此得出的社会调查报告不仅可以作为公安机关是否对涉罪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依据，也可以作为移送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或的参考，从而避免社会调查拖延至审判阶段，不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别化处遇和帮教。（作者单位：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调查；理解；适用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9-0049-01
一、何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说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可概括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在查明案件本身事实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家庭生活环境、帮教条件等情况进行了解，形成的对犯罪主体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可谅解性的系统评估报告或资料。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解、适用
目前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主要为《刑事诉讼法》，但该规定较为原则、宽泛。若要在实践中发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应有效用，则必须先充分理解其内涵。
（一）调查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通常我们认为，公安、检察、法院既可以是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也可以直接是调查的实施主体；但是社会调查一般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目前司法实践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状况，办案人员往往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细致调查，很难保证社会调查制度得到真正的落实，发挥其应有效用。
因此，如何才能真正使社会调查工作落到实处、发挥实效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必须保证其客观与公正性，本着节约司法成本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适时建立多元化调查主体格局，考虑成立一个专门性社会调查组织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社会调查，该组织人员由青少年保护组织、社区服务机构等中立调查机构等组成，并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包括法律、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使调查员具有独立性、专业性、专职性以及长期性。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将此项调查任务交予该组织人员进行。但与涉案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或者与调查事项和所涉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作为该案的调查人员。
（二） 调查的内容
我国对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规定主要包括“六部门意见”和《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对社会调查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这些规定往往是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的信息、生活经历等较为表面的指标来考量未成年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或者社会帮教条件，并未涉及到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内在原因。
所以，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的内容上，我国可以参考俄罗斯和日本的相关做法，在现有普遍对个人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居住环境调查的基础上，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做专业的测试，利用专业知识全面分析，深层次挖掘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根源或内在原因，进而作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评估、提出帮教建议。
（三） 调查的方式
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应该在侦查阶段，手段也应尽可能多样化。但实践中，调查方式普遍比较单一，通常为传统的访谈方式，主要包括：到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走访，通过调查问卷调查、面对面谈话、观察情况、电话采访、书面函件调查；不定时地对未成年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谈话等方式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
上述调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调查报告的内容采集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为了使调查内容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我们仍需积极拓展社会调查新方式、新渠道。将各种不同的调查方式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如通过心理测试、医学或精神病学鉴定等方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专业的科学鉴定，以期更好地印证走访所得到的信息，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真正有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
（四） 调查报告的适用
社会调查报告是一个综合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资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以及可信度都能起到比较直观的证明作用。实践中，调查报告可适用于公安侦查、审查逮捕、审查、缓刑建议、法院审判以及教育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个环节中。
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情况，决定是否提请批捕、移送审查；审查逮捕过程中，检察机关可通过参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综合衡量查明其社会危险性，查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审查过程中，公诉部门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做出是否提起公诉、附条件不或者不的决定；在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缓刑建议时，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所反映的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以及是否具有有效监护、帮教条件可以为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提供有效参考；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品格证明，在量刑中适用。除此之外，在判决生效后，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教育挽救过程中，可参照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的思想情况调查，摸清其综合表现，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前途教育，真正做到帮助未成年人罪犯，使其拥有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参考文献：
[1]陈冰，李雅华.德国少年司法保护简述[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03）：59-62.
[2]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176.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 全程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①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如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之中。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经过多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社会调查制度渐趋程序化、规范化。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社会调查的启动阶段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后进行的。这也将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遇，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第二，目前的调查报告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项内容，范围不够广泛、项目不够全面、内容不够深入，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第三，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结论由检察机关或由青少年事务社工一方作出，而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范，现有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方式以及调查报告是否具有品格证据规格都没有规定。此种操作模式无法使法庭“兼听则明”地决定对这些背景材料的采信与取舍，也疏于制衡，难以实现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全程运用的可行性考量
由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进行，即在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都具有终结诉讼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有必要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启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有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逮捕必要、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等。从犯罪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直接反映了其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智力结构、身心状况、家庭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其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因，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从犯罪客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其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未成年人的自控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以及平时一贯表现来考察判断其自控能力。此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往往也是司法机关判断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记录也是司法机关掌握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
其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理的最佳方式；二是探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教育矫正方案。由此可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用来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就是出于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定价值诉求，因此，将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就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引入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及审判工作中，并从中了解其犯罪成因，以期实现个别化处遇。
再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贯彻刑事诉讼“全面调查”原则的充分体现。“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应查明案件事实本身之外，还应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结果选择适用最佳的处理方法。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特殊的诉讼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贯原则，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犯罪特点考虑的，目的就是为有效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人。
综上，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即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适用，有利于确定对涉嫌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应当立案；在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适用，有助于确定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在审查阶段适用，有助于判断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或者不；在审判阶段适用，则可以据此判断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更加有利于其回归社会。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构建设想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有助于司法机关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鉴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现状，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第一，应当明确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前移至案件的侦查阶段。如前所述，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提请批准逮捕或之前，委托专门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慎重决定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具有先天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