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漫画改编电影中的流行文化与价值呈现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2年第4期
张 燕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良栋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
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漫画从“抗战漫画”创作起步。60年代，香港以老夫子系列电影开启了漫画改编电影的历史。回归25年来，香港持续推动英雄漫画电影、温情漫画电影、功夫漫画电影等潮流。经由漫画到电影的跨媒介转化，香港漫画改编电影以两类流行文化叠加的方式，通过编织承载大众共同记忆与情感体验的精彩故事，引领新的流行文化，对香港市民的文化消费与娱乐需求予以想象性满足，并有机建构香港社会的价值理念、道德图景与文化意识。
关键词：香港漫画改编电影 流行文化 道德图景 文化意识
20世纪中叶，香港处于以“不干预”为主导政策的港英当局管辖下，又身陷冷战格局中，成为多元意识形态短兵相接的全球性场域。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席，导致香港社会日渐向两个维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腾飞、工业化转向及其后都市化演进，改善了草根民生，催生了新的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挑战，渐重物质财富与个人权益的消费价值观形成；二是区别于精英文化的流行文化粉墨登场，为迎合草根人群的娱乐需求与生产销售、自主消费及市场利润相挂钩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商业、媒体等高度结合，日渐深度介入社会意识的生产与建构。贴近大众生活原生态的流行文化融消费性、娱乐性、通俗化、可复制性为一炉，是基于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文化层面的一种社会认同。
区别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严肃的高雅文化，香港流行文化具有娱乐精神和市井趣味，涵盖电影、电视、广播、动漫、歌曲、广告，并体现城市潮流、青春文化等丰富内容，集合形成香港极具影响力和风格化的城市表征。其中，香港电影是香港流行文化最突出的部分，作为很长一段时期内港人主要的娱乐及生活方式，香港电影是“反映香港人的文化及身份认同之重要指标”1，并承载港人主体精神建构、身份探询、集体意识的标志性文化载体。与此相同，在资本化、消费化的社会语境下，香港漫画常采用夸张、比喻、象征等创作手法叙述民间故事，反映民生百态，戏谑、讽刺或歌颂特定时期的人和事，呈现出较强的社会性与娱乐性，成为香港社会畅销的流行文化读物，“道出香港人的心声，真的能代表香港”2。自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至21世纪，香港漫画一直百花齐放并曾井喷式发展，不乏如《小流氓》《中华英雄》等畅销读物，前者迄今出版1000多集并曾每期发行量高达10万册，后者创下每期销售20万册的纪录，香港漫画的整体产出也非常可观。尽管近年来市道显颓势，但据官方数字显示，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每年总增值额近63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1％，其中，漫画与动画产业是一大分支，年产值高达50亿港元。3
在此背景下，香港漫画改编电影因势而动，更以双重流行文化的交汇形式，给予香港市民文化消费与娱乐需求的满足，编织着大众的共同记忆与情感体验，并呈现出香港社会的价值理念与文化意识。从回归前发展的鱼龙腾越至21世纪的深度全球化，香港漫画改编电影具有“与当代商业和媒体系统的高度结合，又使流行文化同时具有文化、商业和意识形态的三重性质”4，呈现出对道德图景和文化意识的想象与建构。
电影《龙虎门》剧照
从漫画到电影：流行文化的
形变与再生
香港漫画的发展历史迄今已80多年。20世纪三十年代，在内地漫画创作的影响下，香港漫画从“抗战漫画”创作起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内地文化界人士数次南下香港，其中包含了电影界、漫画界的创作人员，将内地漫画文化传统和创作实践带到了香港。“一九三九至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前的一段日子，上海及广州部分漫画家退居香港，使香港成为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漫画中心，一九三九年在叶浅予号召及筹组下，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并于同年年底举办了以抗战为主题的‘现代中国漫画展’”5。抗战胜利后，“香港政治及时事漫画被以通俗小市民趣味的连续漫画及连续图取代其领导主流的地位”6。由此，香港漫画逐渐转向关注本土市民喜好、表现香港生活时空的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漫画迎来了发展高潮。许冠文的《财叔》、王泽的《老夫子》等连载系列迎合市民趣味，在当时极受欢迎。70年代，“新一代港漫主笔深受其时日本漫画和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的影响，加上窥见香港社会‘六七风暴’，市民情绪未平，尤其低下弱势社群衍生极需强者保护的意欲，在龙蛇混杂的动荡社区环境中，虚拟强者的出现可能正是他们的心声”7。以黄玉郎的《小流氓》（第100期开始更名为《龙虎门》）、上官小宝的《李小龙》等为代表的港式功夫漫画正式面世，契合了香港大众渴望英雄的内在文化意识。80年代，马荣成的长篇漫画《中华英雄》《风云》横空出世，特别是《风云》连载24年成为港漫的一大传奇。90年代，香港漫画注重展现香港本土时空和在地人物，牛佬的《古惑仔》系列“一方面替连环画杀出了一条新路线，另一方面又再度看到以香港时空作真实背景的连环画作品”8，谢立文撰写、麦家碧绘画的《麦唛》系列漫画开始推出，真实细腻地展现了香港城市日常景观与普通人的市井生活。
由漫画改编的香港电影是对漫画流行文化现象的承续与再创作。漫画改编电影倚重漫画的流行优势，从商业价值出发，挑选具有影响力的漫画进行电影改编，在银幕上接续并拓展了漫画引领的流行文化。香港电影从业者认为“香港片从来都是以商业为主的”9。漫画改编电影针对漫画在青少年读者间的流行，努力将漫画既有的广泛读者群转化为电影消费的观众群。同时，因为日本动漫产业的发达以及在香港的广泛传播，日本漫画也成为香港漫画改编电影的重要来源。回归之前，香港创作过相当体量的日本漫画改编电影，比如《力王》（1992，蓝乃才）、《妖兽都市》（1992，麦大杰）、《红场飞龙》（1990，霍耀良）、《孔雀王子》（1988，蓝乃才）、《阿修罗》（1990，蓝乃才）、《流氓医生》（1995，李志毅）等，更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漫画家北条司的作品《城市猎人》，先后被改编成《城市猎人》（1993，王晶）、《孟波》（1995，袁俊文）等作品。上述漫画改编电影涉及动作、喜剧、科幻、奇幻等多种类型，其商业化、娱乐化与丰富性给香港电影带来可观的市场收益，并以本土化、现代性的方式融汇了香港的青春文化与时代风貌。
然而，客观而言，更接地气、更具文化显影的是根据香港漫画改编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风行香港的漫画家王泽（原名王家禧）编绘的四至六格系列连载漫画《老夫子》，深受香港读者喜爱。《老夫子》漫画在不同时期被多次搬上银幕：1965-1966年，仙鹤港联公司率先连续推出三部粤语真人黑白片《老夫子》（1965）、《老夫子与大番薯》（1966）、《老夫子三救傻仔明》（1966）；70年代，粤语片名导李铁创作第一部粤语真人彩色的漫改电影《老夫子》（1975），邵氏亦出品《老夫子》（1976）、《老夫子奇趣录》（1978）；80年代，漫画家胡树儒监制并执导《老夫子》（1981）、《七彩卡通老夫子水虎传》（1982）、《山.T.老夫子》（1983）三部彩色动画片；21世纪初，徐克编剧监制、邱礼涛导演真人与动画合成的《老夫子2001》、杜国威导演《老夫子动画大电影：反斗侦探》（2003）等。香港电影史上《老夫子》漫画改编电影有十余部之多，绝大多数作品都保留了原著漫画趣味、搞笑、写实、讽刺等风格，贯穿香港社会从经济腾飞到回归前后的历史演进，表现出港人勤奋善良、人性美好、敢于担当等精神特质。
回归之际，刘伟强导演的漫画改编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横空出世，帮派奇观、兄弟情义、青春动作等类型特色，激发起观影热潮。影片“本是连一众片商甚至王晶自己都不看好的小制作电影，岂料在圣诞后新年前这一‘死档期’上映时，仅午夜场就收了130万港币，最终票房高达2100多万港币，眼见于此，“赶拍续集”变成了公司的首要任务”10，古惑仔电影宇宙的能量生产与香港漫画改编电影的多维度热潮由此开启。
电影《中华英雄》剧照
首先是英雄漫画电影的热映。牛佬编绘的《古惑仔》系列是香港漫画史上最长寿的帮派漫画，1992年推出后便长久畅销。《人在江湖》票房爆红后，“古惑仔电影”进入常态改编。1996-2013年间，除去《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1996）、《古惑仔3之只手遮天》（1996）、《97古惑仔之战无不胜》（1997）、《98古惑仔之龙争虎斗》（1998）、《胜者为王》（1998）等7部原画改编作品，还有《古惑仔情义篇之洪兴十三妹》（1998）、《友情岁月山鸡故事》（2000）、《古惑仔激情篇之洪兴大飞哥》（1999）等各种关联、外传、正传的数十部古惑仔电影。此外“由《古惑仔》漫画及电影引申出来的电玩可谓层出不穷，而且遍及电脑与手机两大平台”11，小说《陈浩南传奇》风靡一时。借着《古惑仔》系列兴起的江湖英雄浪潮，开创新武侠英雄漫画的马荣成作品《风云》《中华英雄》被最佳拍档公司搬上银幕，改编成《风云雄霸天下》（1998）、《中华英雄》（1999）两部电影，异域他乡、民族英雄、武侠传奇引领港漫潮流，再加上“武侠＋漫画＋游戏＋特效＋明星”的创新影像，促使《风云雄霸天下》荣登年度香港电影票房冠军，《中华英雄》也取得票房佳绩。2008年“风云”传奇继续，林超贤执导了2D＋3D技术制作的漫画改编动画片《风云决》（2008），在武侠伏魔世界中自觉融汇中国传统国画的文化韵味与民族内涵。
其次，对温情漫画的港味改编广受好评。面对“黑社会”的功夫拳脚与热血江湖，描绘“小家庭”温暖含蓄的漫画及改编电影也自成一派。1993年，谢立文与麦家碧合作小猪麦唛系列漫画，因其内蕴的浓郁香港生活气息而广受欢迎。1996年，麦唛表哥麦兜的故事更是发展成为香港动漫史上的重要品牌。在《麦兜与麦唛》等电视动画剧集成功的基础上，《麦兜故事》（2001）、《麦兜，菠萝油王子》（2004）、《春田花花同学会》（2006）、《麦兜响当当》（2009）、《麦兜·当当伴我心》（2012）、《麦兜·我和妈妈》（2014）、《麦兜·饭宝奇兵》（2016）等系列漫画改编动画电影陆续上映，巧妙承载了香港经济低迷困境中励志温情的精神旨归。
最后，功夫漫画持续改编探索。著名漫画家黄玉郎在20世纪70年代初推出的《小流氓》及2000年后创作的《新著龙虎门》，通过讲述龙虎师兄弟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故事，契合了特定时期草根阶层面对困境呼唤英雄的文化诉求，同时紧扣了香港社会从小渔港而后经济腾飞、再至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2006年《龙虎门》在功夫影像创作方面力求创新，创造性地将漫画的分格技巧运用到电影空间呈现上，“王小龙、王小虎及石黑龙在日料店初遇的一幕，镜头把每一房间作为漫画的一格处理，让各自打斗发生，然后再不断穿插于不同房间中营造漫画视觉上的纵行特色，到最后竟然来个鸟瞰全景镜头，于是各房间恰好完成等同于平面漫画中的不同框格，令人耳目一新”12。
香港漫画改编电影是对漫画的再度创作，承续了香港漫画的流行文化因子和商业价值取向，并在类型化、系列化、品牌化方向上持续深耕，除了上述英雄、温情、功夫等漫画改编电影潮流，还有爱情题材（《百分百感觉》，2003）等其他漫画改编电影。刘伟强、徐克、叶伟信等电影创作者们在漫画文化的影响下成长，本身具有很深的漫画情结与情感内动力，在香港回归25年中，他们将日常经验与社会感悟放大整合进银幕影像中，创造性地引领香港漫改电影的新浪潮。
电影《风云决》剧照
描摹道德图景：中国文化底色与现代价值阐释
如前所述，香港漫画文化产生于主流意识形态缺位、文化多元混杂的时代，是一种源自民间生产并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小人物带来审美娱乐、情感慰藉的流行文化，其创作始终尊重香港草根小人物的现实生活与情感诉求，讲述与港人息息相关且港人爱看、想看、想表达的香港故事。从某种意义而言，香港漫画体现了“流行文化更是一种人的文化，摒弃制度与尊严，权贵与等级的束缚，人性得到更为彻底的释放”13。香港漫画改编电影亦是如此，在流行文化与时代语境中，其在把握原著作品草根性、生活化等精髓的同时，特别重视漫画读者、电影观众的评价见解，吸纳反馈以反哺创作。正如漫画家黄玉郎所说，“一部漫画成功要有其适合社会的独特内涵，比如《龙虎门》推出就反映了当时港人强烈渴望锄强扶弱的正义之士与当时横行的黑社会抗衡”14，香港漫画改编电影成功的背后，承载着香港特定的价值呈现与社会内涵，自觉反映着港人内心的道德图景。
香港漫画改编电影中的价值内涵与道德图景具备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正如著名学者李欧梵所言，香港文化“表面上它是西化的、商业性的，然而在表层包装之内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因素”15，但是在中西碰撞的国际化语境中，并不完全“抄袭‘大传统’，而是将‘小传统’做商业性的‘转化’”16，在通俗趣味、多元形式中，承载表达青春成长、江湖道义、伦理情感、民族责任等文化道德主题。在《古惑仔》系列、《风云雄霸天下》《中华英雄》《龙虎门》等影片中，主人公常常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严峻的现实处境使其时刻感受着生存焦虑，因而有着叛逆或者反抗的行为，并采用暴力打斗、帮派争抢获得自身地位与社会权力。整体而言，尽管故事内容仍是武侠电影中常见的歃血为盟、惨遭背叛、清理门户、争夺地盘、江湖落难等类型情节和惯常主题，但英雄人物在反秩序或另类秩序中仍坚守着江湖道义、兄弟情义、善恶理念，并始终渴望回归正常秩序。
例如，《古惑仔》系列电影虽是帮派江湖权欲斗争的类型故事，但“在‘明为颠覆、实为继承’的包装下，依然还是宣传了主体意识形态”17，表现出对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护。《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片头字幕，已初步营构了球场/地盘的空间意象:“1956年，石硖尾大火，香港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的迅速成长，数以万计的家庭生活在狭小空间，父母为生计奔波，填鸭式教育，使很多少年因此走上迷途。徙置区的球场是他们释放精力的场所，培养古惑仔的温床。”18古惑仔群体就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被生产出来的，生存焦虑使其渴望得到强者庇护，将自身纳入秩序之中。年幼的陈浩南、山鸡在球场遭到欺负，便主动拜大哥，以求得到庇护。编剧文隽直言《古惑仔》系列并不是黑帮片，“我们的《古惑仔》是青春片，或者说是江湖片加漫画加青春成长题材”19。古惑仔是特定时代青春的写照，抢/守地盘成为在动荡时局下求得生存的手段，其中表现出青少年对社会规训的反叛以及自我价值的追求，灰色空间与身份的社会属性，并没有抹杀其身上保有的传统价值。
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剧照
强调英雄叙事的香港漫画改编电影尽管在视听奇观、影像形态等方面有诸多创作探索和跨媒介融合，形成了“漫画＋游戏＋电影＋特效”等创新模式，但主题仍一以贯之地承载着传统的义利价值与伦理规训。例如，《风云雄霸天下》植入了原著作者马荣成“铺陈的人被命运所限的宿命论人生观”20。四句占卜谶言“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九霄龙吟惊天变，风云际会浅水游”，主导了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成也风云，败也风云”，雄霸前后半生截然不同的命运，传递出一种命运的无奈感。与此同时，风云二人在江湖拼争和爱情纠葛中，一方面明辨是非，进行个体思考，尤其是步惊云主动追求与搏命守护爱情的情节设置，呈现出年轻一代不信命、不认命，追求自我实现的现代价值观，另一方面，风云从情敌化干戈为玉帛，联手惩恶扬善，打败雄霸，呼应了传统价值与江湖道义——邪不胜正。事实上，影片的人物角色设置另有巧妙构思，步惊云的桀骜不驯犹如年轻气盛的青年，聂风的沉稳文雅代表壮年后的人生状态，剑圣无名的淡然超脱则又指代中年后的生活态度，整体隐含着青春成长、生命历练的人生哲学。
再如《中华英雄》的主人公是武功高强的华英雄，但因“天煞孤星”的命格，历经亡命天涯、妻离子散、寄居美国唐人街，中年后父子相遇共同对抗外敌等传奇故事，还有生奴和鬼仆收养守护华英雄的儿女长大等情节编排，不仅强调了英雄文化与价值理念，同时亦传承了传统的兄弟亲情、家庭伦理。在华英雄与日本“五术人”的较量，无敌为修得武功“最高境界”不惜杀害妻儿，最终仍败给有情有义的华英雄的情节设定，凸显了武侠传统里“仁者无敌”的武学与道义思想。作者马荣成曾说，“我构想故事时较倾向民族性，而我又很崇拜李小龙，所以在这方面我很容易掌握那感觉，如《精武门》之类的电影情节和表现”21。影片重点讲述了华英雄与华人坚守中华楼、保护唐人街的故事，结尾还特别编排了华英雄与无敌在作为西方文明典型符号的自由女神像上决战的场景，彰显了反抗强权、维护民族尊严、团结协作的精神大义。“中华楼”作为华人联络和聚集的场所，仍保持着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信仰的象征。牌匾，更是中华民族尊严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投射物，如同李小龙在电影《精武门》中对“精武门”牌匾的捍卫一样，华英雄守卫了“中华楼”。美国唐人街作为异国他乡与中国传统的复合空间，实际上也隐喻了曾经身处英国殖民统治境遇之下的香港。
无独有偶，电影《龙虎门》将叙事时空压缩和虚化、武侠世界与香港现代都市空间交叠，亦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漫画到电影，《龙虎门》将情节精简为龙虎门与罗刹门的正邪对立。片中龙虎门与罗刹门象征着正邪对立，龙虎兄弟身负保卫龙虎门的使命并行侠仗义、惩恶扬善，反映了小人物受制于强权当道而渴望英雄解救的社会心态，也折射出特定时期的香港社会文化心理与道德价值建构。电影再次延续牌匾意象，多次展现“龙虎门”与“罗刹门”的牌匾，在罗刹门内尽是黑帮流氓的邪恶勾当，而龙虎门下都是习武以维护正义的底层民众，这两种力量对应出现，表现了对秩序与正义的诉求，亦显示着本土对抗他者的民族主义情结。漫画原著“有特定的香港道地色彩，那是六七十年代城市刚开始转型，香港由一个三山五岳、品流复杂的社会，逐步转向文明秩序迈进，所以由前身《小流氓》开始过渡至《龙虎门》的世界——希望有人出来伸张正义，平定各方利益”22。《小流氓》易名为《龙虎门》之后，“故事场景从香港地区搬到日本的“罗刹教＇、韩国的“白莲教”、泰国的“通天教”等，藉此营造与生活的疏离感”23。
综上可见，香港漫画改编电影创作中，作为故事主角的底层英雄在变动的江湖世界中，始终坚持寻找不变的东西，即传统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呈现出对道德图景的多元且典型的想象。实际上，香港漫画电影以两种流行文化叠加的方式，在银幕上讲述不同时期的香港故事，成为香港社会生活描摹、社会记录、文化观照的重要媒介与叙事话语，通过广泛传播与深度演化，进而也发展成为香港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从个体、民间上升到地区与国家层面，承载起身份认同、价值塑造、信念建构、国族意识等深层主题。
电影《风云雄霸天下》剧照
建构本土意识：温情记忆书写与民间叙事路径
20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土意识逐渐形成。1997年回归后，香港与内地在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香港本土意识的构建进入了全新阶段。在电影方面，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的互动融合。“第一，坚持本土，塑造香港良好形象，重建家庭价值，强化香港主体性与港味文化表达。第二，在两地合拍片中，兼容并蓄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之所长，主要努力挖掘内地元素、融入香港元素，建构国族意识。”24回归25年来，香港漫画改编电影不仅推出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而且在叙事内容和策略上呈现为接地气、扬情怀的温情记忆书写与民间叙事路径，着重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描摹中凸显香港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导演徐克曾说：“电影的感染力有几种是最基本的：1.泥土性:生命的来源，乡土、国族情感，成长的文化根源……2.官能刺激:紧张、惊恐、愤怒、悲伤、嬉笑，对异性强烈的情与色的感觉。3.感情:亲情、友情、爱情、师徒关系等，特别是温馨的感情。4.正义感:对是与非、黑与白、公平与不公平的直接感觉。”25可以说，回归以后的香港漫画电影也承载泥土性、视听感官、情感化、正义性等多样化的本土感染力。
21世纪之初，《老夫子2001》巧妙融汇视听奇观、怀旧情怀与特效技术。一方面邀请漫画原著者王泽扮演自己，现身银幕之上，充分调动香港漫画迷、电影迷的怀旧情怀；另一方面借助电脑特效将真人与动画结合，通过香港空间的在地书写与银幕类型的想象拼贴，表现了温情而乐观的香港本土精神。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从漫画中走出，进入香港市民世界，在插科打诨中促成美眷重聚，阴差阳错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影片基于青春爱情片的主线基调，对“古惑仔”电影、警匪片、功夫片等类型进行戏仿、拼贴。比如老夫子来学校找工作的见闻，有周星驰《逃学威龙》系列电影的痕迹；青少年在球场争地盘约架的场景是对《古惑仔》电影的戏仿；警员阿锋意外失忆是对香港电影“九七”叙事中“失忆症”的戏仿，但却一扫后者的焦灼不安感。至于结尾，黑帮团伙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碰头，背景中昂然挺立的是“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在象征香港回归的特定场景中，犯罪团伙丑态百出、自投罗网，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危机也得以化解。整体上，《老夫子2001》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显示出香港社会在回归后乐观向上的情感基调和积极的本土身份认同。
2001年，与老夫子同台露相的还有《麦兜故事》中拟人化的麦兜。银幕上一老一小两个动画形象的交汇承接，揭示了香港漫画改编电影流行元素与文化意识的时代接续。麦兜电影最早源自1993年谢立文与麦家碧创作的麦唛漫画系列。麦唛是一只有文学修养、知识分子情怀的小猪，随后更受大众喜爱的、长相一般、相对笨拙懵懂的表哥麦兜隆重登场，娓娓叙述香港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与情感想象，以独特方式揭示香港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21世纪以来，以影片《麦兜故事》为起点，麦兜漫画渐被改编为系列动画电影，通过麦兜朴实简单、懵懂本真、童趣幸福的成长故事，以浓郁鲜明的香港空间、港式话语、港式生活态度等鲜明特征，成为香港银幕上具有典型港式文化价值的“成人童话”。
电影《麦兜故事》剧照
在麦兜系列电影中，空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简单背景交代，而作为香港故事的重要地标，成为电影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有学者言，“都市形态不仅是物质的、色彩的、高耸物体的集合体，也是居民的感知与精神的表达体系……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与城市景观是互相塑造、互相影响的”26。电影中香港空间的景观展现既为故事与人物渲染了真实的氛围感与现实感，同时真实呈现香港大角咀旧区风貌，折射出对香港城市改造与社会变迁之深思。《麦兜故事》开头，画面呈现的是鸟瞰香港西九龙和大角咀的街景，旁白介绍“麦兜”名字的由来，“麦太快要临产时梦见一个塑胶盆在九龙上空飞过……兜啊兜啊，最后塑胶盆兜进了广华医院的候产室……”观众跟随着红色塑胶盆的飞行方向，香港市民生活面貌、居住条件都被一一呈现，这不仅是对主人公个体生存环境的介绍，也带出了香港普通大众的群体状态与集体记忆。麦兜和麦太生活的香港是一个处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城市上空繁忙的塔吊，显示着这座城市始终处于“拆”与“建”的动态过程中，并喻示着香港变动不居的城市文化，而香港的本土性也在时时变化中更新建构。《麦兜，菠萝油王子》开头描摹了大角咀建筑崩塌，带出了旧区将面临被拆毁的窘境以及香港城市的发展规划。“如果说上次油麻地的拆卸，早已说明香港处于永恒变迁状态的“本土性”……麦炳之流落香江，由货柜码头开始；而香港的经济起飞，也不谋而合由此起步。透过货柜码头的选址，《麦兜，菠萝油王子》锁定了香港作为移民城市的基调，此也是香港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结合点之一。”27
在麦兜的成长故事中，香港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充溢着扑面而来的“泥土性”与港式气息。香港大角咀的春田花花幼稚园和家里、街景、商铺等旧区风貌，“狭窄的认知空间和琐碎生活细节构成了这只‘小猪’地道的生活趣味，所以就有了与年轻一代香港人的共鸣”28，将香港人的成长环境、生存语境、生命心境等尽显其中。吃，是麦兜系列中的重要环节，在显示出“民以食为天”的质朴生活理念的同时，还通过茶餐厅、幼稚园、家里等具有包容性、多元性、适应性的特定空间呈现出来。《麦兜故事》中茶餐厅的鱼丸粗面；《麦兜，菠萝油王子》中送外卖的披萨小龟；《春田花花同学会》中的“啰仔记”窝蛋牛肉饭；《麦兜响当当》中的武汉热干面；《麦兜·我和妈妈》中结业的“靓煲皇”饭店，麦太制作的“斋肉团”，大表伯售卖的鸡蛋泡面。诸如此类，食物是麦兜电影的重要部分，食物可以慰藉在工作和生活中倍感压力的人们，既呈现香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也是地方习俗、亲情伦理、城市文明的传承与怀旧。
作为回归以后现实题材的麦兜电影，在家庭温情叙事中，呈现出典型港式生活态度。麦太是独立自强的单身母亲，更是香港自强乐观的精神象征。在麦兜电影中，时不时会穿插一段香港女工工作的黑白纪实影像，那是20世纪80年代麦太和无数港人为香港经济起飞、跻身“亚洲四小龙”奉献的青春。从辉煌历史到现世安稳，麦太仍怀着拼搏奋斗的精神，努力工作憧憬未来。麦太将希望寄托在麦兜身上，期待他长得帅、读书好，虽愿望一直落空，但对麦兜的爱却始终浓烈。在《麦兜故事》中，她给奥组委写信希望将抢包山列入奥运项目，因为“看着儿子拿到奥运金牌，是母亲最大的荣耀”；生活拮据中，麦太一次次制造“假旅行”来满足孩子愿望。麦兜不太聪明，但他心里始终爱着妈妈。他不喜欢抢包山，但仍坚持训练，因为“我爱我妈妈”。“麦兜是一往情深，表里如一的麦兜，是香港这座文化沙漠里的诗意”29，麦兜天真质朴的形象，朴素的港式语言，贴近了香港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因而能引发年轻一代港人的共鸣。现实或许并不理想顺遂，但港人的内心平静充实，常怀期待与希望，暗暗契合了21世纪新语境中港人所持的积极从容、平和致远的生命理念与价值观念。
应当说，21世纪以来，麦兜系列电影已经成为香港动画电影中的超级IP，赓续了香港都市的情感体验、主体意识与文化记忆。与此同时，在香港回归25年的新历史语境中，麦兜系列电影主动将内地元素适时植入，巧妙融入国族意识。比如幼稚园校长是山东人，抢包山源自潮州传统，麦炳的书桌上放着内地作家的书籍，长江三峡与武汉热干面广受热议，麦兜去武当山拜师等。同时，麦兜系列在内地市场获得不俗的票房和口碑，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构的市场优势，反映出内地与香港文化融合的实绩以及可预见的中国文化融合的加速趋势，当然，最根本的是民间叙事所带来的情感联通、民心互通，从而建构起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电影《麦兜响当当》剧照
结语
香港故事怎样叙说？香港人的情感生活怎样展现?香港人的文化怎样呈现?面对这些问题，香港漫画改编电影在历史与现在、本土与异乡、商业与艺术、主流与非主流的时代交织中，找到了独树一帜的创作路径。回归25年来，香港漫画改编电影通过融合漫画与电影的流行文化元素，讲述丰富多样的承载大众记忆的香港普通小人物故事，调用民间叙事和家庭价值，已然形成了系列化、品牌化的优质创作，创造性地在银幕上再造了新型的流行文化，并且映射出香港社会的道德图景和本土意识、文化想象，在温情表达中将香港本土性与国族意识紧密联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香港电影文学改编史（1949-2019）（批准号：19BC039）阶段性成果。］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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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范永聪. 我们都是这样看港漫长大的. 香港:非凡出版，20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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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文隽. 拿什么拯救影艺圈.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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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黎明海编著. 功夫港漫口述历史：1960-2014.香港:三联书店，2015: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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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黎明海编著. 功夫港漫口述历史：1960-2014.香港:三联书店，2015:13.
24 张燕. 香港电影伦理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与国族意识（1949-2019），电影艺术，2019（4）：149.
25 罗卡，石琪. 访问徐克：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修订本，第1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香港市政局，1999:97.
26［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 方益平，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73.
27 汤祯兆，香港电影血与骨.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65.
28 列孚. 十年不易，一见就十年——1997至2007香港电影漫谈，当代电影，2007（3）:33.
29 安宕宕. 别来无恙：香港电影1997-2017.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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