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不管中国今天的知识界有多少不足，有一点是我想起来就颇感欣慰的，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位置，而是真诚地站在社会，特别是站在很少有机会发言的阶层那边。本文的写作，便是在向这部分知识人由衷致敬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源自社会的真实经验是什么？社会的立场和构成是什么？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利益何在？这些问题的答案有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即使在一般意义上的调查研究之后，仍不容易确定。那么，站在社会一边，有时便主要不是价值选择和真诚践行的问题，而首先要涉及复杂的知识工作——“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我对“从社会出发的知识”这一问题的关心，始于2005年开始的对1980年“潘晓讨论”的研究。这项断断续续进行了11年，到2016年才算完成的研究，之所以让我深感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之前的学术训练与研究积累所处理的文本，都是由精英文学家和精英思想人物提供的。而“潘晓讨论”中以“潘晓”之名发表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是由《中国青年》的编辑在北京青年女工黄晓菊来信的基础上，少量结合在校大学生潘祎的来信，再加上编辑部召开青年座谈会时听到的一些意见综合而成。因此，这个文本不能被视作我之前熟悉的精英文本。同时，它也不能被视作一般意义上社会人提供的经验讲述文本，如此说，主要不是因为文本经过编辑处理，而是因为这封信的主要作者黄晓菊，其实在用当时精英常用的思想与语言方式来叙述、整理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黄晓菊这种在极大程度上内化着精英思想和语言方式的社会人身份，决定着我处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方式，既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社会人提供的经验讲述文本，也不能当作一般精英文本，同时又要认真地有时把它当成精英思想文本，有时当成社会经验文本，有时则必须把它当成精英思想、社会经验搅扰难分的既精英又社会的文本。1
在被《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个文本所折磨的过程中，我也更多地开始思考“从社会出发的知识”这一问题。我认识到，这个文本因为作者的讲述方式、语言方式受精英的方式所影响，因此它是距离精英很近的那种社会文本。意识到这一点，我便萌生想法，一定要找机会处理那些虽然受到精英影响，但又不完全内化于精英的思想和语言方式的文本，从而积累自己“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的研究经验，锻炼自己“从社会出发”形成知识的能力。
这一想法萌生虽久，但决心尝试则是在今年暑假。7月9-21日，我有幸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重庆大学潘家恩教授组织的“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跨地域（山西、河南、陕西）三农问题调研团。216-17日的调研在位于河南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的弘农书院展开。书院2013年4月成立，同当代乡建运动的重要人物何慧丽有关。何慧丽是中国农业大学老师，2003年到河南东部的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开始了有声有色的乡建实践。她认为自己的豫东乡建实践主要还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没有做到人心里去；故2012年在老家罗家村推动豫西乡建时，她决心从文化问题和最切近的家庭问题开始，并从本乡本土培育人才。本文重点讨论的“欢欢”（本名樊少欢，大家都叫她“欢欢”），是嫁到罗家村的一个1983年生的年轻媳妇，她在2012年底被何慧丽推动的孝亲文化触动后，投入弘农书院的筹建工作，书院成立后又成为骨干，现为弘农书院总干事。我见到她是在7月16日下午参观弘农书院时，她17日下午在我们调研团一行和乡建朋友的座谈会3上的发言，包括她发言时的激动情绪，当时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北京后，我反复听她的发言，更清晰地意识到她的发言内容重要且微妙，而她混杂着一般社会语言、知识分子语言与官方语言的讲述方式，也让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推敲她表达中的这三者间的关系。最后，正是对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的兴趣，促使我对她所陈述的经验问题做认真解析，4并在实际经验内容和语言对这经验内容努力指称又不能有效指称的张力中，来进一步展开我对“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的思索。
为方便读者阅读，也为了更好地展开我后面的分析，本文第二节用楷体字录写7月17日欢欢的发言内容。另外，为了保留欢欢表述的完整而插入的个别字句，写在括号内。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能够请到各位老师到灵宝来，到我们弘农书院来。我们所有的，弘农书院的，包括我们联社的，包括我们这个弘农剧社的，我们所有的人员，我代表她们，再次地感恩各位老师！
弘农书院已经在灵宝推动了成功的乡建工作，包括成立了几个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又组成了联社，以新编蒲剧《弘农儿女》的演出为契机还成立了弘农剧社，并以乡村养老为目标成立了相关公益组织等。
我也不知道从哪说起。我先说说我自己吧。从2012年，自从跟着何（慧丽）老师开始筹备弘农书院，到做我们村的第一个合作社，然后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
2015年之前，我们一直在罗家村没有出村，在做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孝亲文化。今天我们很多的老师都会谈到，我们做乡建，以文化为基础，你没有文化建设大家的心就凝聚不到一块，凝聚不到一块，然后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就做不下去。这个文化建设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我们家庭开始的。所以就出现了昨天晚上大家所看到的那一幕。
16日晚，弘农剧社在焦村镇南上村戏台举行了《弘农儿女》的第四次演出，剧中的一幕，就是几位儿媳给她们的婆婆洗脚——
从罗家村开始，一个村一个村的开始。我们知道一个家庭当中，媳妇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媳妇她，不管是从她的人格，还是从她做事的方式，还是她是母亲，还是她是儿媳妇，或者她是婆婆，都起着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里从罗家村开始，从我开始。因为我是从给我婆婆洗脚，然后改变了我自己，改变了我整个家庭。
一直到现在大家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从最开始的一年不要工资，一直坚持到现在。给我最大的力量，和让我觉得最温馨，或者是让我这个人生有了价值观的那一刻，就是从给我婆婆洗脚的那一刻起的。以前的时候我就像年轻的媳妇，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戏里看到的，不管婆婆做多少，在我们儿媳妇的心中，都觉得她是应该的，都觉得她是做得非常少的，我也跟她们一样。也是从那时候，当给我婆婆洗脚的时候，从那一刻起，我就改变了婆婆在我心中那个位置，让她这个位置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
欢欢讲到最后这句“从原来从一个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情绪开始不能平稳。这时，大家鼓掌，何慧丽老师插话：“从一个老妈子、老婆子真的变成了自己的亲妈。这就知道昨天晚上那个戏（指剧中洗脚那一幕）是真的，真的一个东西。”何老师插话后，欢欢接着讲，越讲越不能控制情绪，从带着哭腔到边哭边说：
因为到现在，从（20）13年5到现在，真的我要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这是从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的亲生父亲，得了大病，就在我们书院正在筹备《弘农儿女》、正在筹备这个会议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后妈的一个电话。因为我这个家庭是不和谐的，所以到现在我心里还一直在难受，今天的会议我都不在状态。
欢欢的亲生父母离异，故有此处的“后妈”与“不和谐”的表达。
我跟大家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我的心目中，就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是他离我太远了，一直支撑我现在能够站在这里的那个人是我婆婆，她到现在还在房间里帮我看着孩子，我走到哪里她就会跟到哪里。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作为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我真的很感恩我的婆婆。
我想到那一刻起，也是从那一年到现在到以后，我觉得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把这种孝亲的文化传承下去。我觉得我以后的责任与任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现在虽然我们只做了我们附近的四五个村，可是我们想要做到整个焦村镇38个村，包括我们灵宝市的，包括我们河南省的，包括整个全国的。我希望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在我做到一百个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婆婆，有一个儿媳妇，像我这样改变了，我觉得我都值了，真的是这样的。
大家的掌声响起，也因为掌声所造成的间歇，和欢欢接下来转向感谢何慧丽、转向新编蒲剧《弘农儿女》的演出话题，她的心绪、声音渐趋平静：
在这里我真的想感谢何老师，没有何老师给我这个平台，没有何老师这几年带领着我做这些事情，也没有现在的我。我也不会认识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也不会认识我们全国各地的各位同仁。所以在这里我也想给何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感恩你。
其实昨天晚上的《弘农儿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里面的这个戏词，这个“弘农儿女”其实是何老师。从兰考到现在，或者从她开始做研究到现在所做的事情的每一步。从文化，从文化建设，从孝亲，从孝亲这个文化活动，还有我们做的农民合作社，等等，其实在这个戏里面，它全部都包括了，每一场每一场她都包括在里面，包括里边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我们的戏时间比较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演员在中间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其实这个戏不单单是以表演的形式给大家看的，而真正的意义上，是让大家从这个中间，学习到我们做这些事情，了解到我们弘农书院，了解到何老师这几年从文化建设到我们做合作社，到我们怎样去做乡村振兴，就是今年所提倡的乡村振兴，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里面所有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这个剧本里边。
说到这里，欢欢又有些激动：
当时这个剧本最后一次改的时候，我参与了。我们请到外边的各位老师来帮我们改剧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里边这个内容是什么，无从下手，改的那个东西完全就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时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后边的那个洗脚部分的内容，是我跟珍珍6我们俩改的这个剧情。因为这中间的东西，是我跟珍珍，我们做过的每一项，不管是洗脚呀，不管是给小孩培训，都是我们这五年当中一直一直在做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昨天晚上戏里的主魂，而并不是谁演的场，谁唱得好，那都是其次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想把这种文化给传承下去，让我们周边的村的乡亲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看到我们台上谁谁谁的儿媳妇给婆婆洗脚了，谁谁谁的婆婆有了孝顺的媳妇了，以这样一种形式来传承这样一种文化。
我们组织了四次演出，这里边有酸甜苦辣。当然大家都知道做农村工作，肯定就是你有意见，他有意见，大家都有意见。你告来他告去，反正大家心里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团队为主，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当时我跟珍珍为了这个事情，真的也哭了好多次，把大家集中不到一块，现在我们演了四场之后，慢慢地去总结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这样一个教训，怎样跟老乡去打交道，怎样把事情往前推，在这中间也是在磨合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里不管做了什么，或者大家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在这个背后，我相信我们的雪琴阿姨，包括艳霞阿姨，也有很多很多的话，可能要跟大家去交流；有很多很多的心酸，可能要跟我们各位老师去吐槽，也希望老师们能给我们做一下指导。
今天非常地激动，有点失态了，不好意思，感谢大家！
说到最后两段，欢欢的声音才从之前的稍急稍尖恢复成平时的语速和音高，可想这背后是她的情绪彻底平稳下来。说到最后一句时，她显然为先前的激动不好意思起来，语带羞赧。
欢欢上面所分享的，显然是她个人生命、工作过程中最强烈、最真挚的经验、感受、认识，令人感喟且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听了欢欢的分享，感动之后却没有深深地体味她的这些经验、感受、认知的历史、时代、思想意涵，我们就未能越过她用来表达的语辞，抵达她这些经验、感受、认知的深层内核。
比如，欢欢特别强调孝亲在她们书院工作中的突出重要性，她对何慧丽老师的感恩之一，便是何慧丽把孝亲文化带进罗家村。试想，孝亲本来是中国观念、中国社会、中国人生活中最核心、最具行为规定性的观念之一，若没有大面积、长时段地丧失，就不存在欢欢这里所讲述的回归问题。同样，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和毛时代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大家说到“三纲五常”、说到“封建道德”，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想想那时优秀青年、优秀团员的先进事迹，有多少是照顾孤寡老人，是长年为之担水洗衣，照顾他们的生活。如果同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对孝亲的强调也不会让欢欢这么震撼。如果说传统的“孝”观念的丧失是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激烈反传统的结果，那么革命文化中关于如何对待老人的新传统的丧失，则是8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
孝亲文化的重新引入之所以给欢欢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另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重要背景是：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生活积累的乡村，在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社会又基本安定的情况下，乡村生活通过千百年的人伦生活探索、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和基于其上的文化、宗教生活探索，乡村生活本来可以很有滋味，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身心也相应有很多机会被启悟、指引、安顿；而此前的欢欢，她所处身的生活世界，显然正是这种“滋味”极为不足，人们重建这种“滋味”的自觉意识也极为不足的乡村世界。这种情况，加上近几十年不论是国家还是知识界，对如何安排、导引追求意义感和精神生活的农村青年这一问题，缺少思考，使得这些若被导引和安置得当，本可以起到平衡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心灵存在，一方面由于被环境氛围中充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所侵袭，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心灵中内含着太多想与这些负面价值观相抗离的能量存在，反而使这些心灵在生活中产生更多的精神不适，更容易烦躁不安。就是说，孝亲文化之所以对欢欢这么重要，她在被孝亲文化改塑前之所以对婆婆缺少理解和耐心，要首先放在时代的这些脉络特征中去理解。
同样，为什么2012年“给婆婆洗脚”这一行为对欢欢这么重要，推敲起来也有多重意蕴可解。欢欢第一次给婆婆洗脚，之所以成为她意识中让人生有了正确价值观的一刻，以及她重新做人的里程碑，有其个人经验脉络：欢欢亲生父母经商，忙碌，对她照顾不足，12岁时父母离异，各自再组家庭，可以说爱在欢欢的生命成长中严重缺失。嫁为人妇后，婆婆并非能言善道，但生活中任劳任怨，默默地疼惜欢欢（像中午带孩子，让欢欢午睡等）。但婆婆做的这一切，并未被欢欢正视。转变发生在2012年何慧丽带学生到欢欢家，何老师自己要给欢欢婆婆洗脚，欢欢于是自己动手。在手接触到婆婆的脚时，电光石火，突然涌现到脑海中的一幕一幕是婆婆怎么待自己好，而自己对婆婆却每每生硬、粗暴，于是既感动又生愧，哭了起来。欢欢一哭，婆婆就抱她，婆婆这一充满怜惜、爱意的身体反应，让欢欢充分接受到了。一方面，欢欢好像瞬间回到了童年，婆婆这时的行为被感受为欢欢意识中其实一直在期待的妈妈的行为，成长中爱的不足因婆婆这一刻的搂抱得到了有力的填补；另一方面，欢欢在为婆婆洗脚时脑海里关于婆婆好处的一幕幕，也因婆婆这如同妈妈的一抱，而自然升格、定格为母爱，而她洗脚时心里的愧悔，也因此被进一步感觉为是女儿对母亲的行为，从而更增加了愧悔的强度与她对自己过去有关行为不能被原谅这一感觉的强度。
就是说，正是以这很短时刻中发生的一切为契机，当何慧丽老师邀请外来团队针对乡村现实讲授包括孝亲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时，第一次人很多，第二次人数急剧下降，第三次本地人只剩下5个人（其中罗家村4个），但欢欢始终在内（珍珍也在内），并对中间很多讲述有真切理解。可以说，17日活动中欢欢如下这些极为精要的认识——“我们知道一个家庭当中，媳妇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媳妇她，不管是从她的人格，还是从她做事的方式，还是她是母亲，还是她是儿媳妇，或者她是婆婆，都起着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重要的角色”——正是以她当初为婆婆洗脚时所发生的强烈经验为种子，进一步在何老师等人带入的文化氛围中迅速、真切地成长，然后才结实长出的。
之所以说欢欢这样的认识精要，在于媳妇这个角色转换一个角度，在家中就依次是儿媳、母亲或即将是母亲、将来还可能是婆婆，也即只有像欢欢如上表达这样来认识媳妇这个角色，她相对于家庭实际存在的多种身份关系才能被充分正视。在这一意义上，她的这一认识是结构性的。确实，对个人在结构中位置的正视，是反思性地承担结构中相应功能的前提。因此，正视结构并决意承担当然意味着更多的自我要求。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有人把积极回应家庭结构对个人的要求，主要理解为对自由的限制和自我的付出是不奇怪的。不过，欢欢在为婆婆洗脚时所发生的强烈情感、经验种子，与接着在何老师等人带入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出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仔细体味欢欢这段话就知道，如果一个人不能弃绝家庭结构对她的要求并对这种弃绝感到心安，那么像改变后的欢欢这样，积极正视这些要求，把这些要求变成省思自己人格、行为的思考契机，进而把自己人格的成长和行为的成熟转化为对这些结构性要求的有效承担，便是一种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选择。因为它追求的是把个人生命成长与回应家庭对自己的结构性期待这两者积极结合起来，而非把两者分开考虑，甚至对立起来思考。
也就是，在欢欢这样的理解方式中，积极面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多种角色位置，就不再只是自我付出，而且还和自己的人格、生命的成长正相关。这样的努力方向若开展得比较顺利，对作出这种努力的个人而言，个人的自我呈现便是对自己家庭责任的积极承担；对所在的家庭而言，则不仅个人为家庭所做的具体事项对家庭有意义，其人格方式和一举一动所带出的气息，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精神与行为，也有随时随刻的有益牵引。显然，这是一种通过自己“人格”和“做事方式”的“齐家”，它依赖的是对自己在家庭中多种角色位置的自觉，对家庭中其他人生命状态的现状和可能性的体贴，和在家庭的现实与可能性中自己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着力方式的领悟，从而达至在看似自然的生活-时间流中对家中他人的自然的承上和启下。
总结起来，欢欢“齐家”的意识与方式是这样的：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多种角色位置积极正视，却又不过度用角色位置去要求和想象家庭中和她自己角色位置互为结构的丈夫、婆婆、孩子等，而是把他们看成活生生的、有更多可能性的“人”，并在这些理解认识中反观自己，寻找自己提升“人格”、“做事方式”的成长契机。这一“齐家”的意识与方式更有利于她在迈出家庭，进入社会场域后，更加心平气和地面对挫折，并从互动经验中多方面地学习。
比如，欢欢这样总结她们推动《弘农儿女》演出经验中的“酸甜苦辣”：“当然大家都知道做农村工作，肯定就是你有意见，他有意见，大家都有意见。你告来他告去，反正大家心里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团队为主，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当时我跟珍珍为了这个事情，真的也哭了好多次，把大家集中不到一块。”从这些话可以看到，号召、组织乡亲自演《弘农儿女》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曾让她和珍珍多么挫败（“哭了好多次”）。但事实上她们最后把事情做成了，而且她们自己看待这些挫折的态度变得极有意味：“现在我们演了四场之后，慢慢地去总结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这样一个教训，怎样跟老乡去打交道，怎样把事情往前推，在这中间也是在磨合我们自己。”她这几句总结其实满含着——和她上面否定地看社会“反正大家心里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团队为主”——不同的东西：如果把“我们自己”“磨合”好了，如果“我们”找到了“怎样跟老乡去打交道，怎样把事情往前推”的恰当方式，“我们”的有些挫折并不是必然遭遇的，在乡村推广同大家直接的文化习惯、生活经验不那么衔接融合的《弘农儿女》，也并不是必然困难的。显然，这样的理解和对家乡社会更具否定性的“你告来他告去，反正大家心里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团队为主”的概括之间，是有相当的张力的。
为了更多把握这些表达中呈现出的张力背后的逻辑，我围绕着《弘农儿女》的上演对欢欢进行了电话访谈。对有关经验过程的更多了解，让我更能组织出欢欢看起来对家乡社会的否定性表述和她的积极性的自我反省之间的逻辑关联：欢欢承认今天家乡现实的困境之一，是大家大多是从自己和自己熟悉圈子的利益与习惯出发，而非从大一些的格局（比如超越一己村庄的“家乡”感觉、“家乡”理解）、从怎么突破村庄生活问题困扰的努力出发。看到现实如此，却没有导致欢欢、珍珍们变得消极，其原因首先在于勇敢承认现实，有助于打破她们开始从事乡建工作时常常有的对现实的过度期待、过度想象，从而在遭遇问题时因主观上有所准备，不容易有过度消耗性的情绪起落，乃至文不对题地自怨自艾；其次，勇敢承认现实，有助于欢欢这样的乡村建设者，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对自我与乡村他人行为互动方式的反省与推敲，以及自己心态与精神状态的积极调适。而这些，当然也有助于像欢欢一样的乡村建设者，更细心、更专注地去体察乡村生活中人的身心与人格中原本蕴有的——可帮助乡村、乡村中人从现在这种伤害乡村、乡村中人，却被受害者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突围的——元素与能量，并在使这些元素与能量发舒出来的文化实践、工作实践、生活实践中，进一步发现与创造可使乡建更稳固扎根于人们真实生命、生活需求的有效实践方式。而所有这些，虽然还不是现在欢欢都自觉到的，但欢欢——正视自己在家庭中的多种结构性角色，而又不仅仅从结构的角度去看家庭中和自己互为结构的他人，而是从自己“人格”和“行为方式”的改善中，看到他人和家庭改善的可能性的——“齐家”意识、“齐家”方式，和她总结组织《弘农儿女》演出的方式，则无疑为上述理解方式，以及这些理解方式要真正落实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与习惯，提供着非常坚实有力的起点。
上面讨论的欢欢的这些进步，都是在2012年欢欢“给婆婆洗脚”这一决定性事件之后发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后面那些和这一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进展，如果没有对这第一次“给婆婆洗脚”意义的持续增强，我们也很难想象，仅仅靠2012年“给婆婆洗脚”的电光石火中所带给欢欢的情感洗涤和心灵震颤，会在5年多中让欢欢说到想到就不能自控地落泪。
当然，第一次“给婆婆洗脚”之后的发展对于巩固这“第一洗”的里程碑地位的贡献，代替不了正面解析这对欢欢如此重要的一刻为什么是在为婆婆“洗脚”时发生的。
试想，当“孝”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时，“给婆婆洗脚”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不被特别强调，但若发生，也很难想象它会唤起太强烈的感受，更难想象会成为如此富有成效并能改变人生的行为。
所以，2012年“给婆婆洗脚”之所以能在欢欢身上发生如此效力，前文所述的各种原因，包括欢欢童年、少年时期因父母关爱的不足所带来的生命缺失感，她婆婆任劳任怨且细致入微地体贴着她，而她之前却对婆婆缺少感念之心等等，固然都是“给婆婆洗脚”成为关键一刻的现实构成要件，但若没有传统孝观念在20世纪屡受打击和在价值观上的边缘化，仍不会让欢欢在2012年的“第一洗”中产生从低谷突然达至极峰的强烈感受。
传统孝观念在20世纪屡受打击，并在人们的实际感受与日常行为中越来越边缘化，带来的一个具体后果就是在通常情况下，若长辈没有衰老或病重到不能自理，家庭后辈给长辈洗脚的行为不仅在实际行为上，甚至在人们的意识中，都不会发生。而且，通常长辈若无行动不便，若未患上任何疾病，若不表现出明白、强烈的喜怒哀乐，后辈也不会像中国传统孝文化所强调的那样，及时、细腻地体察长辈的身体和心情状况，并有针对性地体贴和侍奉。也就是，后辈对长辈的关切与照顾，主要是以长辈身体出现明显问题或心情出现明显情绪征象为媒介的，而非以对长辈内在身心状况的及时和深入的体贴为媒介。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看2012年欢欢的“第一洗”，就会注意辨析欢欢的这一“洗”，和她以后为婆婆的“再洗”，以及和罗家村及周边的媳妇们为婆婆“洗脚”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欢欢的“再洗”和其他媳妇们为婆婆“洗脚”，已经相当程度地被何慧丽所引入的孝亲文化及其所带动的气氛推动和濡染，为婆婆“洗脚”是作为自己踏入“孝”行列的具有高度仪式感、庄严性与象征性的关键环节。也就是在“洗脚”前，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铺垫。
而欢欢在“第一洗”时，她不仅还未被何慧丽的孝亲宣讲活动所熏染，她甚至不了解何慧丽是何许人。所以欢欢的“第一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她后面的“再洗”及其他媳妇的洗所具有的观念和心情，她是没有的。但欢欢这猝不及防的“第一洗”，和其他媳妇们有观念、心情准备的“第一洗”，也有相同之处。她们都身处这样的时代大气氛中，即没有衰老或疾病等特别情境，媳妇们的“手”和婆婆们的“脚”就绝不会因“洗”相遇。而现在却郑重相遇了，这是一种超出时代常轨的行为，尤其洗脚对象不是“妈”、“姥姥”、“奶奶”这样一些小时候常常抱自己、投入地照顾自己的人。现在的对象是看起来熟悉、但身体感觉上其实陌生的“婆婆”，“洗脚”行为的“超常”意味便不能不被凸显，从而使“洗”与“被洗”的当事人身心，尤其是媳妇的身心处于某种超越她们日常状态的激发、脱轨状态。
这些媳妇们在“洗”前，心、脑已有很多准备，故当（自己的）“手”与（婆婆的）“脚”接触时，其经验感受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就是“洗脚”的超常和它已被期待、赋予的意义，使得媳妇们“洗”时的“手”容易被点燃。但问题是，既然脑、心已经在期待这种点燃，期待点燃的手给心、脑的既有感觉意识以确证，那么这铺设的过于现成、顺畅的轨道，也就使手、心、脑的每个环节的感受都不容易充分展开，并因为有心理准备，而不容易达至对身心更为强烈的冲击感受。相比之下，欢欢的“第一洗”在洗前心、脑并没有明确预设，猝不及防地在陌生人面前给看起来熟悉但实际缺少深入身心互动的婆婆洗脚，使其心、脑在洗前的一刻既抽紧又空白。心、脑在感觉上抽紧，会使人心神不外骛；一定程度上的抽紧，有助于人在一定范围内敏锐；而心、脑内容上的抽空，则给这时必须行动的“手”预留了更多开放的感觉和反应空间。所以，当欢欢的“手”在接触到婆婆的“脚”的那一时刻，其手敏锐而若有所待，独立而开放。
当然，心、脑这时不积极在位，手实际上被交付了过分的重任但又没有给其确定方向，也就意味着存在风险。如上所述，其他媳妇们的“洗”，因洗前心、脑已被孝亲观念、情感所感染，因此这超常规的“洗脚”，目的在把人们已有的孝亲情感、观念进一步强化、落实。在这个意义上，其他媳妇和欢欢之后的洗，虽然取消着“洗脚”中的“手”的自由与独立，却是一个非常有助于孝亲情感、观念在媳妇们身上有效落实的保险设计。而欢欢“第一洗”时“手”所具有的更多自由，却使“手”和与“手”相连的身心，并不必然朝着有利于孝亲观念落实、孝亲情感加强的方向反应。比如，因“洗脚”在今天婆婆未老未病情况下的超常规，有可能使媳妇们的心、手感觉都别扭，从而在“洗脚”中真的把这种“洗脚”要求反应为“形式主义”和“多此一举”。
所以，当欢欢“第一洗”时（自己的）“手”与（婆婆的）“脚”相接时，其中存在的风险让今天想到这一刻的我都不能不心跳加快。幸运的是，应该是欢欢成长中爱的缺失和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使得婆婆的善良，以及不期而来的何慧丽老师和学生对老人的尊重等因素起到了积极的导引作用。在这超常的媳妇的“手”与婆婆的“脚”触碰时，欢欢一下跳脱出平时常常抱怨、挑剔婆婆的反应轨道，脑海中出现的都是婆婆的种种好，并由这“好”的认识引发出之前自己对婆婆的种种行为的强烈愧疚。百感交集中，欢欢潸然泪下，既产生出对过去的愧悔，更萌生了对婆婆强烈的爱与感激。正像欢欢所说的，这一切电光石火般一环扣一环发生，使得“从那一刻起，我就改变了婆婆在我心中那个位置，让她这个位置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而这超常规的一切，和欢欢对这一切的强烈反应，对婆婆也是一种调动。不善表达、当时半被强迫才接受“洗脚”的婆婆，在欢欢泪下时，一把抱住欢欢，从而使“婆婆变成妈”的感受在将明未明的时刻，霎那间被明晰、确证。
因此，欢欢“第一洗”与其他媳妇的“第一洗”看似外形一致，也通向同样的孝亲目标，两者的内在机制却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异。其他媳妇的“第一洗”，通向目标的轨道是铺就了的，而欢欢的“第一洗”并没有现成的通向孝亲目标的轨道，反而极可能偏离孝亲目标。不过，也正是这种和风险相伴随的自由，使得欢欢“第一洗”的整个经验过程却是在没有设定的情况下一浪接一浪完成的：先是想起婆婆的种种好，接着想到自己对待婆婆的种种不好，然后是自己的愧悔，因愧悔而流泪而决心重新做人。每一浪都充分接续了前一浪的能量，再汇入新的能量，到最后她这时的强烈愧悔和要重新做人的决心收束到具有核心意义的行为——婆婆把她抱住。这一抱，从欢欢这边看，是浪子回头的被原谅、接纳，是女儿式的强烈愧悔和婆婆的及时包容，当然让欢欢对婆婆的愧悔和感激都更升级、更彻入骨髓；也正是婆婆这一不期而至的妈妈式的拥抱，让缺乏与父母身体接触记忆的欢欢因为成长过程中缺失亲情所形成的心理暗影，在百感交集中被瞬间抵达、照亮，从而让欢欢不能不把“第一洗”中诸般强烈感受最终定格为这时的刻骨铭心：“婆婆变成了真正的……妈”。
何慧丽老师跟我说，欢欢说到2012年她这“第一洗”，说到婆婆变成了亲妈，每次都哭；我曾就此电话回访欢欢，她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到、讲到这些她都会不自觉流泪。7为什么会如此？她这“第一洗”既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又是生命、心灵强烈震颤的极峰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她后来多次为婆婆洗脚，既是孝亲的日常落实，也是对这“第一洗”极峰体验的见证性回复。这种情感与经验基础，使得欢欢即使在视野和理解上已经有了极大扩展的今天，仍会激动地说出如下这段话：
从那一年到现在到以后，我觉得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把这种孝亲的文化传承下去。我觉得我以后的责任与任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现在虽然我们只做了我们附近的四五个村，可是我们想要做到整个焦村镇38个村，包括我们灵宝市的，包括我们河南省的，包括整个全国的。我希望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在我做到一百个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婆婆，有一个儿媳妇，像我这样改变了，我觉得我都值了，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欢欢“第一洗”时满含风险的自由空间作为条件，就没有她“第一洗”中诸种强烈的、具有开启性的极峰体验，当然也就没有此后欢欢用切实行动来不断地确认这“第一洗”的关键价值，也就没有欢欢由自己这些经验所产生的上述认识。
如同欢欢的“第一洗”具备很多历史、观念、心理、社会意涵，待我们清晰厘定，欢欢把“第一洗”对她的关键改变表述为“……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也常被表达为“婆婆变成了亲妈”），同样意味深长。细细推敲，也有一些看似细微，但其实构成着我们社会日常生活、家庭生活质感的历史、观念问题隐在其中，需要我们对之细腻赋形、耐心分析才能真正掌握。
比如，在传统中国社会，儿媳妇有“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婆婆变成了亲妈”这样的感觉不奇怪，但问题是，这种感觉有可能变成一种公众前的表达吗？在传统社会，女儿嫁到夫家为媳妇，当然会被强调是夫家的人，丈夫的妈也就是自己的妈，但是，女儿在亲生母亲的三年不免于怀等抚养中所形成的情感，是夫家婆婆并不具备的，除非婆婆对儿媳特别慈爱，并有契机或创造契机敞开心怀向儿媳传达情感，一个媳妇有婆婆不是亲妈的感觉是正常、普遍的。不过，内心有这样的感觉与认识，在某些私下场合也可以表达这样的感觉与认识，但要在更为公共的场合这样表达，在传统社会无疑会碰到——嫁到夫家就是夫家的人，儿媳就应该用对待亲妈那样的情感来对婆婆行孝——这个高标准要求的障碍。也就是，欢欢的“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婆婆变成了亲妈”这样的感受，如今在公众面前表达大家却不以为忤，欢欢自己也不觉得有压力，本身是以传统中国社会如上高标准要求已经改变为前提的。
当然，使媳妇关于“婆婆-亲妈”这样的话可以自然讲出来的历史变化，是我们容易接受的。但与之相关联的使“婆婆-亲妈”这样的表述在欢欢这里有强烈意涵的另一些现实因素，比如欢欢讲述中特别指出的：此前，“我就像年轻的媳妇，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戏里看到的，不管婆婆做多少，在我们儿媳妇的心中，都觉得她是应该的，都觉得她是做得非常少的，我也跟她们一样”。这里所反映的婆-媳状况，则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想想若在传统社会，一个媳妇碰上欢欢家这样任劳任怨，又很照顾媳妇的婆婆，不知会多么庆幸。而现在，像此处欢欢叙述出的，以及何慧丽紧接着欢欢这句“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的插话，共同指出了尖锐的现实状况：欢欢这里的“婆婆-妈”表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婆婆”和“妈”的不同做出区分，指出在媳妇的情感反应中“婆婆”还不能和“妈”相比，而是揭示出婆婆在很多媳妇的意识-心理感觉位置中被放置得极低，甚至被当作了“老妈子”，或程度好一些，被视为和自己没有任何情意连带的路人“老婆子”。
若追究为什么大陆乡村社会在婆媳关系上有这种惊人变化，当然首先和乡村实际已被边缘化有关。表征现代的工商业、科技教育文化设施，有质量的社会、文化公共服务都以城市和城市人的需求为中心，在这种城乡结构关系中，乡村人处于不利位置，而乡村中一个没文化、没社会权力位置的老人，又是边缘中的边缘。城市是乡村模仿和聚焦的对象，乡村年轻人还有哪怕是以打工、上网来参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机会，而大部分乡村老人则没有这两种参与渠道。
但仅仅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还不至于让没权力、没文化的乡村婆婆在媳妇眼里这么被轻慢无视。如此说，是因为在收入有限的乡村家庭中，任劳任怨的婆婆在家庭日常运转中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婆婆的家务劳动和对家人的关怀付出，使婆婆无论在实际的经济支撑上（通过减少开支）还是心理支撑上都是家庭的梁柱。所以若没有另外对婆婆不利的无形而又通行的意识感觉方式，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感觉与理解状况上进一步“雪上加霜”，实际上非常重要、情感付出也非常多的婆婆，在日常生活中还不会这么被媳妇轻慢无视。
大家知道，缺少细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很容易给传统乡村社会里非常核心的重视宗族、强调孝亲的文化传统定罪，从而给乡村定罪，认为它是中国国家、民族不能顺利踏上现代建设之途的根本原因。这种观念肇始于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反传统观念，在1920-40年代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取得了霸权地位，使得有关观念的影响深远且巨大。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主要停留于现代知识分子掌控的思想文化教育界，然后以思想文化教育为媒介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中国革命则因为囊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更因为1949年掌握了国家权力，其对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心理及观念的影响就不能不更实在而深刻。
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对待农民和乡村问题，与它在思想上处理农民和乡村问题充满张力。一方面，1930-40年代的中国革命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农民革命，这使得这一革命对农民所习惯和认可的价值有很大程度的容受，从而产生了多样、丰富——需要认真体会、细致思考，才能清晰把握和准确定位其中每一种经验的意义与问题所在——的经验群；另一方面，这一革命用来思考农民问题的主流理解与分析视角——农民既是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又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又妨碍对革命中相关的多样、复杂经验作深入认识，更谈不上因之深刻推进对何谓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认识与领悟。所以如此，当然和时间上的紧迫性有关。中国革命在夺取政权、稳固政权的斗争中，面对自己创造的经验中所含蕴的多方面复杂认知意涵，缺少必要的时间、精力和心境来充分面对，从而把这些经验精准地思想化，而只是尽量在革命既有的语言系统、语言习惯中作总结、作传达。夺取全国政权并稳固后，一方面，革命的主要焦点放在它认为非常急迫的快速发展上，另一方面，它也开始更多地把农民的阶级性、革命性解释为响应政治号召，积极向国家和集体奉献，把与这些不相符的农民行为与观念解释为是小生产者观念在作祟。于是，在集体化时期，一方面，因为其时物质匮乏，集体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极为有限，因而不可能正面否定像欢欢婆婆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强调集体，不断推进公有化，把集体和“公”的程度视为农民革命性的判断标准，也使该时代不能正面、充分地理解家务劳动问题，反倒容易先入为主地把农民对家务劳动的重视和投入理解为农民没有摆脱小生产者属性的自私自利。
相比毛泽东时代有时激烈否定，多数时候则因国家、集体经济能力与公共服务不足而默许家庭“私”劳动的相对自主存在，“文革”后的中国大陆看起来更积极地认可家的重要、家的价值。不过细究起来，则可以明白，相伴而生的另一些重要时代认识、时代气氛，却使这些对“家”的积极承认，不会导致对欢欢婆婆这种任劳任怨的家庭实际顶梁柱的正面认可。
“文革”后这种不利欢欢婆婆的家庭认识方式，首先与反思“文革”的思潮出了问题有关。关于反思“文革”的主流思潮逻辑，我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有扼要概括：
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革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这一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8
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现代的运动，并用封建、小生产者等模式来解释“文革”的发生，比毛泽东时代所理解的农民的两面性（同时具备革命性和小生产者属性）更为激进之处在于：第一，把中国社会充斥着小生产者解释为“文革”得以发生的历史-社会基础。而在以前的理解中，小生产心理与特性是社会主义革命要否定的中国社会面，甚至是“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第二，“文革”中、后期用小生产者特性仍然强大来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方面的总的看法越来越不乐观，却并不否认中国社会革命性方面的存在。革命性方面很重要，需要被调动、发挥出来。但“文革”后的解释则认为，小生产者身上的革命性，其本质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是反现代的，因此把小生产者身上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是更为危险的，也就是，被认为是小生产者承载体的乡村社会与中国农民，其存在本身就成了原罪，而要解除“原罪”符咒，前提之一就是他们要走出乡村，不做农民，甚至作为小生产者社会-经济-生活载体的“乡村”本身不再存在，“农民”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
在上述的对乡村与农民的理解中，作为农民存在堡垒的农民家庭，本身当然也就成为问题性的存在，除非家庭当中发生了趋向上述所理解的“现代”的裂变，否则是没有过多关切价值的。在这种对农民家庭的感觉与理解中，欢欢婆婆这种主要在家庭范围内、不生产社会化商品的劳动和情感存在，一方面因为其劳动的非商品化、非市场化，和上述时代思潮所倡导的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无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年纪大和没文化（欢欢婆婆不识字），缺少接受这一思潮所期待的文化观念的有利条件，当然就更缺少对之正视的必要。当这些时代认识、感觉状态一定程度被内化到乡村和农民家庭时，欢欢婆婆这种实际上对家庭和乡村社会非常重要的存在，当然就容易被家庭和乡村社会熟视无睹。
90年代以后，许多80年代思潮都已退潮，但潮流的浪涛退去，不等于潮流冲出的轨道相应消失。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大潮，特别是城市住房商品化后，市场与资本推出的各种广告以及相应论述，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推广着“现代”家居生活，包括关于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人生幸福的理解等。这些以销售为动力的倡导，不必然直接受到80年代思潮的影响，认为乡村、农民因为是小生产者的主要载体而带有某种危险性，但由于这些行销的视觉、观念呈现，无一不与当时的乡村家居生活对立，因此实际上起的是——乡村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是和真正幸福无缘的——意识形态作用。这又和80年代思潮对乡村的否定一样，有着同样的对乡村人、乡村社会感觉的尖锐破坏性。
甚至到了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开始成为公众的重要关注对象，乡村建设运动也开始兴起，很多三农问题的思考者、乡建的参与者，对农村、农民、农业问题都有了深入思考，但那时迄今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乡村问题时，其背后或隐藏或公开的其实都是都市中产阶级视角，是以自己为“人”的标准，同情乡村社会怎么有那么多人距离这个标准如此之远，而不能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地贴近多种生命存在，对人性有更多的理解。正是从这一角度，不能不说，2000年后主流媒体即使是关切、同情乡村，另一面其实也是在以隐蔽的方式宣称：乡村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至少是次级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对乡村的同情，一方面会把乡村带回媒体所形塑出的公共视野，使对乡村的很多不公正政策的调整变成可能，但另一方面，它实际上也在参与巩固90年代以来商业、资本、媒体所共谋打造出的具有价值观破坏性，且对收入有限家庭极具压迫性的关于生活、幸福的狭隘、单一理解。
“文革”后几十年的主流意识，看起来相比以往时代更强调了“家”，但关于“家”的主流理解，并不是从中国人、中国社会具体的“家”的存在，特别是从其时乡村家庭的具体存在出发来展开思考。理想的对“家”的理解，应当观照不同脉络，肯定不同价值，理解不同个性和经济条件的“家”怎么意识与努力，才能真正达至家庭的充实、幸福。而“文革”后对“家”的强调，有着太多先入为主的强势灌输、强势理解，而这恰恰构成了对太多家庭，特别是乡村家庭的意识与价值误导，从而对家庭造成伤害。尤其是家庭中被这些强势理解、灌输推向不利位置的成员，除了社会给她们更少的她们本应享有的肯定与尊敬外，家庭其他成员也会因自觉不自觉内化了这些社会感觉和观念，而对她们在家庭内部的重要意义肯定、尊敬不足，乃至视而不见。
总之，80年代的思潮逻辑、观念感觉，影响到乡村社会，会让家庭里其他人对更多被过去历史、社会、观念所塑造的老人缺少敬意，对老人的看法和经验之谈弃若敝履。而且越是年轻就越可能走出过去，使此前已经遭到严重打击的孝亲文化以及老人在乡村社会更为弱势。在80年代的思潮逻辑与孝亲文化的一进一退中，新时期看起来对“家”有着更多肯定，实际落实下来，反而是乡村老人在家庭的位置更易被边缘化。80年代的思潮逻辑造出的时代气氛，在有关家庭事务方面，容易使决定权更往青壮年人方面倾斜；在家庭的日常运转上，容易转向以孩子为中心。而在家庭事务方面的边缘化，也推动很多老人更把注意力转向孩子，在孩子的照顾成长上寻找他们的存在意义感。
同样，90年代开始的，资本-媒体联手铺天盖地所塑造出的，以光鲜、享受、物质丰盈的都市家居为核心表征的，关于何谓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的理解，不仅在理解上单一化和物质主义，而且乡村社会要过上这样的生活，哪怕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生活，都需要很大的经济投入。一个乡村家庭若被这种灌输所影响，其家庭注意力就不能不像也被上述灌输所影响的多数城市家庭一样，更转向关心货币的赚取。而因为多数乡村家庭赚钱的机会不如城市家庭，所以内化了这种灌输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乡村家庭，比也内化了这种灌输的城市家庭，其家庭注意力会更被赚钱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乡村青壮年即使没有特别的德性与技艺，也会因为可出去打工直接赚钱，而在家中处在更为自信和被尊重的位置；相比，老人特别是欢欢婆婆们这样的劳动与情感投入，则即使实际对家庭的维持至关重要，也会因其劳动主要属于家务范畴，和货币的直接赚取无关，更不容易被其他家庭成员正视与尊重。
商业-资本-媒体发动的另一重使乡村老人更加边缘化的无孔不入的灌输，是由互联网、手机、媒体一起实现的——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智能手机随时随刻地上网，就是没法说的落伍者。欢欢讲述的《弘农儿女》有关情节如下：
丁媳妇：（坐在屋里，嗑着瓜子，玩着手机）
丁婆婆：（上场）哎，才这媳妇是掏钱买的，娶回来是睉的（意思是娶回来还得小心翼翼优待着——引者注），生下娃是他奶的，媳妇还不满意。（哎，叹着气，干着家务，儿媳妇在旁边吃瓜子，瓜子皮扔得满地都是）
丁媳妇：连个地你都扫不干净，你干啥能行？还不赶紧去做饭，不见都晌午啦！整天磨磨唧唧。（婆婆下场，赶紧去做饭了）
这当中对婆婆无礼、粗暴的丁媳妇手里拿着手机，其传达的时代氛围是准确的，这是由有关网络和手机的无孔不入的宣传所塑造出的：看起来是你在劳动，我在休闲，这样看太表面，我是在看手机，是跟世界同步；你不会上网，根本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很忙碌，做的都是些out、完全跟时代脱钩的东西；你这都不明白？没法跟你说话……
当然，称赞这里的手机细节，不等于称赞整段情节。在我看来，因为这段戏要在很短的表达中把现实中不可思议的婆媳关系强烈地呈现出来，使得这段情节缺少铺垫。即便如此，欢欢参与剧本定稿时，还是认为这段情节很写实。剧中婆婆忙个不停，坐着嗑瓜子、玩手机的儿媳不仅不感到惭愧，反而对婆婆的劳动极不耐烦。欢欢认为她自己过去就是这样，也包括她看到的很多年轻媳妇，都存在“不管婆婆做多少，在我们儿媳妇的心中，都觉得她是应该的，都觉得她是做得非常少的”这样的问题。
而我之所以作上面这些展开的讨论，便是要指出，这种“婆-媳”现象在中国乡村社会是相当普遍的存在，不仅因为毛泽东时代和“文革”后事实上都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也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理解、价值取向一再出现问题有关。就是说，乡村不仅一再被边缘化，还由于这些有问题的思考理解、文化意识、价值取向而进一步被伤害，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无能参与市场经济、参与都市文化的农村老人，他们更因这些思想观念、价值理解在乡村的内化，甚至被他们付出极多的家庭后辈歧视、否定，从而成为不仅在物质上，更在认识和价值观上被无视、轻慢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欢欢和《弘农儿女》所尖锐指出的乡村媳妇们对婆婆们的隔膜与侮慢，其实正是上述多方面问题，最后落实到乡村家庭而普遍出现的现象。
痛哉！
相比之前欢欢和《弘农儿女》呈现的媳妇对婆婆的（直接表现出来和隐含在心里的）侮慢，确实很难想象“女儿-妈”关系中的女儿会对妈妈的忙碌这么无动于衷，对妈妈这么缺少体贴与爱，这可说是欢欢等用“婆婆”和“妈”来表达自己有关感受、思考的经验-心理基础。不过“婆-媳”关系中媳妇对婆婆的“孝”的极大伤害，其背后是结构性的“孝亲”理解与感觉的变化，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女儿-妈”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关系样态。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许多乡村妈妈在城镇女儿家中帮助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时，其固有的生活习惯，在新环境中因陌生、不适应等带来的困扰，日常家务所带来的烦累，也很少被女儿认真对待。女儿对母亲的吃、穿、病、伤往往会很关切，但对母亲的精神、情绪感受，身体上没那么明显、强烈的疲累等，是缺少必要的体贴与关爱的。所以，欢欢用“婆婆”、“妈”来表达有关感受与思考，不仅其“婆婆”的表达所依托的经验基础需要推敲厘定，“妈”这一表达所依托的经验基础也不是完全自明的，同样需要推敲才能厘定。
尤其落实到欢欢，童年便因父母做生意，母爱不足，12岁时父母离异，自己跟着父亲，故欢欢在17日传达她“第一洗”的感受，用了“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的表达，而不是用“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妈”、“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亲妈”这样的表达，便既有她个人生命经验的原因——她没有饱满的母爱记忆让她此处自然、理直气壮地讲“妈”、“亲妈”，也有她关于“妈”、她对“她与妈”的理想关系的想象：童年、少年时妈对她饱满、无私的关爱，成年后她和妈妈彼此情感的充分联通。
正如我之前分析的，欢欢的“第一洗”，先是想起婆婆的种种好，接着想到自己对待婆婆的种种不好，然后是自己的愧悔，紧接其后是因愧悔而流泪并决心重新做人，到最后是由她强烈愧悔和重新做人的决心收束到婆婆一把抱住她。有前面几个一浪接一浪的环节强烈冲撞欢欢的心、脑，婆婆的这一抱，从欢欢这边便是自己浪子回头的被原谅、接纳，是女儿式的强烈愧悔和婆婆的及时包容，都让欢欢对婆婆的愧悔和感激更升级、更彻入骨髓；同时婆婆这一不期而至的妈妈式的拥抱，让因为父母关爱缺失而留下的心理阴影，被瞬间照亮。这些使得欢欢最终不能不把这“第一洗”中与“婆婆抱”相关联的诸强烈感受，感觉为她理想中的妈妈抱女儿。
回到欢欢这时的个人情感脉络，“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实际意涵的第一层是“婆婆不是亲妈、胜似亲妈”，婆婆既是理想的“妈”，又超越了实际的亲妈；其次，欢欢用“真正的”来修饰“妈”，则和她这时下决心重新做人相关联，她变成一个发自内心地敬爱婆婆的儿媳，指向外部的沸腾般的情感、思绪，在婆婆适时、动情的一抱中，所触压到的身体部分被点燃，瞬间扩及整个身心。而指向外部的沸腾情感、思绪——也像和婆婆联通后由婆婆灌注给自己般的一一回流，既充分彻底地荡涤欢欢整个身心，使欢欢的身心决定性地朝向和渴求着新的开始，也使欢欢有了极致而清晰的身体记忆，使她可以通过不断地回复这记忆，让身心不断被调动。欢欢“第一洗”时涌动的这些强烈的身心经验，不仅在起点上和婆婆有关，而且在极峰定型时刻也得益于婆婆这一抱。正是这一抱所催生的欢欢的经验、感受，婆婆对欢欢的种种好，才不仅使婆婆被感受为一个“好婆婆”，而是从“婆婆好、自己不好”的感觉再次跃升：婆婆是个好妈妈，自己过去是个多么糟的女儿啊，但将来我会决定性地不同了，婆婆，不，妈妈，你看着吧……
正是“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这样的亲身强烈感受，让欢欢容易理解、共鸣乃至信仰孝亲文化。但正像我上面努力把握、理解的，若我们认真体会欢欢所说的“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的丰富意涵，仔细审视使欢欢这样的感受得以出现的整个近代以来中国史的相关脉络，谨慎斟酌使欢欢不断由衷感激她“第一洗”之后个人的后续发展，我们便会发现欢欢所由衷赞成的“孝亲”和过去中国一个年轻媳妇的“孝亲”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
在过去的中国，一个媳妇对婆婆的孝，是因为婆婆对丈夫的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的养育之恩，和自己嫁入夫家就是从属丈夫的夫家一员。在这样一些认识中，媳妇对婆婆的孝可说是必须的、无条件的。但在欢欢决心孝顺婆婆的启动性的“第一洗”中，我们看到，从认识到婆婆对自己是多么好，转换到自己的愧悔和决心重新做人，推动其转变发生的契机是将心比心。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良心发动，自我批判道：“婆婆对我这么好，我却对婆婆如此，我还算是人吗？”而使其产生“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的极峰体验的，则是她自己在强烈愧悔中，突然和婆婆有了强烈的身心契合的情感交流。这是欢欢之后接受孝亲文化极关键的“第一洗”时最动人心魄的内容，其所以在欢欢身心内强烈发生，和欢欢深层感受中关于人和人该如何互动的基本评判方式，以及她对心灵、情感交流如何才算理想的理解有关。而这些在欢欢孝亲接受中更为基底的存在，不仅关涉对自己的要求，也关涉对对象的要求，当然和过去——一个媳妇嫁入夫家，要求她之孝亲婆婆时所强调的理由与逻辑——极为不同。
当然，一个过于根据婆婆的即时表现来进行反应的媳妇，其和婆婆的关系是容易时好时坏的。相比而言，欢欢在为婆婆“第一洗”后和婆婆产生的难得关系，与欢欢讲话中可清楚看到的——婆婆始终不变的任劳任怨，体贴欢欢；欢欢下决心将心比心善待婆婆，等等——都有直接关系。此外，若我们细心推敲欢欢讲话，还可明了，欢欢为婆婆“第一洗”后与婆婆之间一直是非常融洽的关系，还同如下两方面紧密相关：
一是通过道德讲堂的宣讲等，让欢欢不仅对长辈在自己目力所见之外的付出有更多认知感受，从而在和长辈将心比心时，对长辈之“心”多了更多体会，也相应打开着自己的理解与感受视野；更为难得的是，欢欢接受了孝亲宣讲中所建立的对如何能在“家”发挥个人积极作用的理解：“如果这个媳妇她，不管是从她的人格，还是从她做事的方式，还是她是母亲，还是她是儿媳妇，或者她是婆婆，都起着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重要的角色。”像我前面所分析的，这是一种摆正自己位置后的“齐家”意识。在与家人（包括婆婆）的互动中，这种“齐家”意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和他人的互动中，如果有不愉快，上述意识的拥有者不会急着就对方的表现去界定对方的责任与问题性质，而是会更多反求诸己，先反观自身：对方的问题表现和自己言行、心情、脸色等的关系为何？对方的问题与表现是否有可能在自己作建设性调整后有所改善？自己如何调整才最有助于对方的调整与改善？而一旦在与他人互动中这样来应对所遭遇到的问题，中间的不顺利、不愉快，就更多转换为建设性契机。试想，有婆婆一贯的任劳任怨和关爱欢欢，有欢欢的孝亲决心，和“第一洗”时与婆婆身心共振所建立起的对婆婆的深切信任与情感依赖，再加上欢欢这种与家人的互动意识，她“第一洗”后和婆婆关系之稳定，在欢欢这边当然是多重保证的。
不过，欢欢“第一洗”后和婆婆的良好关系毕竟是两人间的关系，所以在探讨欢欢一面的变化后，也离不开对婆婆方面情况的进一步把握。事实上欢欢“第一洗”后，很快便投入弘农书院的筹备；2013年4月弘农书院成立后，欢欢更是投入其中，第一年没有工资，第二年又到北京学习，还是没有收入；之后欢欢更成为弘农书院顶梁柱，虽然因书院的酵素生产与售卖等，开始有一定的收入，但跟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比，实很微薄。对于欢欢，这些选择可说是更能让她的热情、意义感、身心充实追求落到实处；对于婆婆，这些则可视为儿媳大幅度迈出了小家，即使儿媳喜欢，终究加重了自己的家务劳动，经济上（特别是头两年）也没有吸引力。所以，婆婆对这些行为，却都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实际劳动、心力的支持。这样超越一己之私、家庭之私的行为，当然不能不让欢欢对婆婆更发自内心地感激和肃然起敬。
只有观察如上两方面，我们才算懂得欢欢“第一洗”后婆媳间难得的关系，建基于欢欢哪些情感、价值观、意识、能力的改变；才算懂得欢欢为婆婆第一洗后婆媳间难得的关系，固然得益于婆婆在家里的任劳任怨，对欢欢的体贴、善好，还得益于婆婆不是以家内、家外来划分和理解自我利益场域与公共场域，不以自我利益场域为优先，由此出发来感觉、理解、评判欢欢的选择，而是在对欢欢体贴、信任的前提下，在甘愿多付出的情况下，支持欢欢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外的场域，对从欢欢投入弘农书院工作后的成长，到弘农书院推动的乡村建设都给以积极的支持与认同。
也就是，将心比心不仅是欢欢“第一洗”时她身心诸强烈感受得以出现的核心媒介，也是“第一洗”后婆媳间始终保持良好关系在欢欢方面的重要原因；“第一洗”后欢欢主要精力很快离开家庭场域，进入弘农书院乡建场域，婆婆却能马上不以家庭为理解和支持欢欢的准则，一如既往地给予体贴、支持，更是“第一洗”后婆媳间始终保持融洽关系的关键原因。
了解及此，也就可知，欢欢所热情信仰并宣讲的孝亲，其成立的理由和传统所强调的孝亲不同。传统在讲家庭关系时，固然也常常强调长辈慈爱的重要，但其强调媳妇孝顺婆婆时刚性、绝对的理由，其实意味着要求媳妇孝顺不需要条件。而如前所述，欢欢孝亲经验的核心之一是将心比心，是互相以对方为重。就是说，在欢欢“第一洗”后的孝亲理解中，她实际是以“婆婆慈爱-媳妇体贴”互为结构想象孝亲的。
这样，也就可知，欢欢所热情信仰并宣讲的孝亲，它的活动场域不是以家庭为范围，婆婆也不是以家庭为理解、想象孝亲的范围。事实上，欢欢从“第一洗”对于自己的重要性，理解到何慧丽老师推动的乡建含有一种“义”，对当下乡村很多人家存在的问题都具备有效针对性。而她参与弘农书院，就是在参与落实这种“义”。这正是她讲出如下这些话的心理感觉背景：“从那一年到现在到以后，我觉得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把这种孝亲的文化传承下去。我觉得我以后的责任与任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现在虽然我们只做了我们附近的四五个村，可是我们想要做到整个焦村镇38个村，包括我们灵宝市的，包括我们河南省的，包括整个全国的。我希望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在我做到一百个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婆婆，有一个儿媳妇，像我这样改变了，我觉得我都值了，真的是这样的。”
而明白了这些，也才意味着懂得，欢欢的亲身经验，是对孝亲观念在今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见证，同时也是对传统孝亲观念理解的转化，以及对孝亲观念在今天应具有的形态与意涵的探索。
以上不避繁琐之讥，针对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罗家村年轻媳妇欢欢的孝亲观念、孝亲经验进行细腻讨论，这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一点很清楚，如果没有我之后对7月16-17日在罗家村看到、听到的有关事象，进行再追踪并反复推敲，我对有关事象的理解便会是：欢欢所说的自己曾经的经验，所指证的《弘农儿女》中有关场景所表征的经验，证明今天中国人家庭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所言不虚；而欢欢通过自身经验对孝亲文化的热烈肯定，证明很多朋友所说的中国传统孝亲观念、孝亲文化再度获得了现实有效性，获得了社会欢迎，所言不虚。这些，是我去弘农书院之前已经知道的，这样，现场让我深为感动的欢欢的分享，就为我的这些知识，添加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活生生的例子。
而经过电话追访补上那些——仅通过欢欢17日的分享不易清晰掌握的——细节，更经过我对欢欢这些经验的反复推敲，我得以对欢欢的孝亲观念、孝亲经验有了上述认知和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以上通过认真推敲和细腻体贴所得出的认知和理解，仍是在印证——今天中国人家庭出了很大问题，中国传统孝亲文化对今天中国社会处理这些问题很有帮助——这些说法正确。但经过我这些近乎自我折磨的努力后再接受这些说法，和此前我便接受这些说法，有如下三方面不同：第一，经过这些努力，我开始有一个非常饱满的例子，能帮助我具体且展开地理解——说今天中国人家庭出了很大问题，说中国传统孝亲文化对处理这些问题很有帮助——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对欢欢、欢欢婆婆这些人意味着什么。第二，通过欢欢孝亲这活生生的、饱满的例子来撑开上述相对抽象的陈述，对于我的意义，不仅在为这些陈述充实着真切可感的细节，而且欢欢的典型例子所产生出的理解，让我知道，不应该把这些陈述这么快组织到那些现成逻辑中安置、打发。第三则与第二点有关，就是通过欢欢所撑开的有关当代家庭、伦理问题的认知，也让我真切看到——我这样一个看似与欢欢所在乡村家庭距离遥远的文学、历史、思想工作者，实际上和这个事件，有一种逻辑严密的关联，而这不能不让我反省以往所思所想，和欢欢、欢欢婆婆曾陷入的困扰之间的关系，并因这反省而积极思考自己应该有的工作意识、工作方式。
上述三方面收获，让我相信，当那些更适合处理欢欢这类经验的学科，还没有认真上手时，像我这种平时主要身处文学、历史、思想场域的工作者，如果自己的工作关怀和这些经验相关，那自己来勇敢且认真地尝试分析、把握这些经验，积极从中寻求“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尝试，我们就会被既有的对这些经验的解释带着走，而极可能堕入——自以为自己是为了社会，其实所谓“社会”主要是从自己的理解惯性出发的投射——陷阱，而不自知。尝试有可能失败，但也可能突破自己和学界的惯性投射之网。
从学术分工的角度论，寻求“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社会学、人类学提供的训练看起来最相关。落到本文这样一个主要发生在一个村庄内的个案，人类学已经发展很成熟的——也常被其他学科所学习，特别是社会学众多研究所应用的——民族志方法，看起来最相关。从民族志的角度，本文像是一个不知深浅的冒险。我参观弘农书院和参加弘农书院的活动加起来才一天半，连最初级的人类学踏查都够不上，典型的走马观花，过后的电话追访也只是和欢欢、何慧丽老师不多且每次不长的几次，主要围绕17日欢欢会上的分享。就是说，欢欢17日的表达及她和何慧丽事后补充的说明所含蕴的丰富矿藏，让一向爱读民族志的我，决定冒险，在违背民族志要求的情况下，通过高度聚焦一个意蕴丰富的文本，看自己的认识能走多远。
作这一交待，是想说，我这个致力于“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在工作程序、工作方式上理想的努力。就是说，理想的对欢欢孝亲经验的把握、分析，可以聚焦欢欢的分享讲述来展开，以一个认真、充分的民族志工作为前提，将会更理想。强调民族志问题，是想在民族志的参照下，理解我如上对欢欢孝亲分析的主要工作——反复斟酌欢欢的讲述中哪些经验应该认真审视？哪些语汇和表述方式应该仔细分析？如何把这些经验与表述问题化？如何对这些经验、表述作有说服力、有启发性的把握？显然，这些和我已有的文学、思想、历史工作习惯有关。一方面我会想，如果我在违反民族志要求的情况下，通过转化我的文学、思想、历史工作习惯，仍能对欢欢孝亲经验做出有力的分析，而且其中的某些敏锐性和启发性是通常的民族志也很难给出的，那么就在相当意义上说明，即使在通常认为很适合民族志方式的问题上，若民族志运用者也能富于灵感地结合历史和语言分析，那么对民族志的品质的提升将很有裨益。另一方面，我也担心，文学、思想、历史工作者，在处理欢欢分享的文本时，忽视欢欢文本首先是一个社会文本所带来的众多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学、思想、历史工作者，最应该通过民族志所要求于研究者的程序与意识，这样才能把欢欢文本中的每一部分表述和这表述所传达的经验，都首先放在具体的社会脉络中，而不是直接放在精英主导的思想脉络和精英中通行的历史脉络中审视。只有如此，欢欢文本作为一个社会文本的一面才能被充分正视。而经过这种正视，欢欢的文本在什么意义上可作为思想文本、历史经验文本，才可以确定，对其进行的历史、思想分析才不是文不对题的。
总之，我想通过本篇文章和如上提醒说明，努力于“从社会出发的知识”，社会学、人类学等相近学科所积累的认识论、方法论肯定是不该错过的重要积累，同时其他学术训练，特别是结合历史的梳理能力和对语言表述所蕴藏的理解线索的分析能力，更是使“从社会出发的知识”这一努力目标充分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利器。
1 潘晓研究的最终成果和我总结11年间研究潘晓讨论的短文《小小十年》，均收入贺照田、余旸等：《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8年，第29-134页。
2 关于这次跨学科调研的基本情况，参见周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以多视角在乡村发现中国》，凤凰网公益频道,2018年9月10日。
3 参加这场“从豫东到豫西”座谈会的，除了我们一行和弘农书院团队，还有河南爱故乡团队、中国农业大学和郑州大学的大学生支农团队，以及另一些河南的乡建朋友。
4 当然，仅通过欢欢那次时间不长的讲话就直接作出分析，实在太有挑战性，故我在决定要对欢欢的讲述作展开分析后，曾专门电话访问过何慧丽两次，欢欢四次，虽然每次时间都不长，但对我了解欢欢个人的基本情况和弘农书院的基本情况很有帮助，这是要向她们两位特别致谢的。
5 后来在对欢欢和何慧丽老师的几次电话访谈中，也包括查阅报道，了解到何老师在罗家村推动的第一次道德讲堂是在2013年1月25-28日（之前的2012年8月15日只进行了书院的启动仪式，欢欢没参加）。根据报道，是“何慧丽老师利用放寒假的机会，又邀请了开封敦复书院院长王英杰、国学讲师闫九明、开封日报社记者李战军，带领几十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了罗家村开展志愿服务。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座中，闫九明、王英杰从《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入手，讲述了孔子、孟子等圣贤学说的精华，列举了从古至今的典型事例，阐述了‘家和万事兴’的基本道理，教育大家尊老爱幼、夫妻和睦、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善待他人、克服恶习、远离邪念、服务社会、报效国家”，“讲座之后，在动人心弦的《婆婆也是妈》歌曲声中，罗家村8位儿媳走上台前，恭恭敬敬地向自己的婆婆喊了一声‘妈’，并蹲下身子亲手为婆婆洗脚，深受感动的老人们热泪盈眶，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参见马秀勤：《小山村里的道德大讲堂》，见“和乐家园”新浪博客，2013年2月28日。
在这次道德讲堂中，欢欢也为婆婆洗了脚，也在为婆婆洗脚时流下了眼泪。之所以说“也”，是因为之前在何老师推动下，她已在家中为婆婆洗过脚，并受到极大触动。欢欢在17日发言中所说的改变她人生的这件事，就是指更早的在家中第一次为婆婆洗脚（详细分析见后文）。实际上，欢欢第一次为婆婆洗脚并非始于2013年第一次道德讲堂这个时间点，而是发生在2012年10-12月的家中。故后文提及欢欢第一次洗脚的时间都写为2012年。
6 珍珍全名刘巧珍，是罗家村另一个年轻媳妇，是何慧丽培养的弘农书院另一个核心骨干。在策划《弘农儿女》时，因为想全部由本地人自己组织、自己演，所以在组织每一次演出，特别是组织第一次演出时，就非常困难。珍珍在第一次演出的组织中起了关键作用。
7 7月17日这次她讲到这些也是哭的。
8 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