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德育思想论文通用六篇
[关键词]传统德育；开发与创造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因此，在德育创新过程中，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东西不进行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其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东西的糟蹋，如果对传统的东西“生吞活剥”，难免会“食古不化”。所以，“现代诠释”是古为今用的重要环节，绝不可少。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前人早有尝试，顾炎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时代要求，对古人的“亡国”与“亡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加以严格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与有责焉二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利益的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之俸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卫“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俗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对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真正涵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诠释：“古人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几句话，清楚明白地对古代忠德作出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精神，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顾炎武、孙中山的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要切实找准传统德育资源与当代德育思想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共同点、相融点。有了共同点、相融点，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如古代的“天下为公·观念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就有相同相融之处，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统一起来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鼓励今人学习前人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自觉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论语》中有关为政者道德规范的论述，其中许多与今天的公务员道德建设之要求有共同点和相融点。比如，孔子与他的学生关于“为政”的对话就是鲜活的例子。“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德性规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公务员的勤政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能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提倡为政者要举贤尚能，决不能任人唯亲。这对于我们当前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有深刻的启示。“季康子问玫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这三句话中要强调的是：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见解令人深思。这对于我们今天强调的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为政者只有求真务实，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任凭时光流失，岁月变迁，蕴涵于其中的真理颗粒仍然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只要能找准传统德育资源和当今德育建设的结合点，并对传统德育资源进行现代诠释，就能超越传统；没有共同点、相融点的东西，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实现结合；强行将其扯在一起，也不过是牵强附会，达不到超越传统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且糟粕与精华杂糅在一起，即精华中掩盖着糟粕，其糟粕中埋藏着精华。传统德育资源之所以到了今天还有用，就在于它内含着对新时代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即现代价值。我们用优秀的传统德育为现实服务，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传统德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其现实价值上，要下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的时代价值。例如，传统德性规范“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与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规范的要求有诸多相似或对应之处。以“孝”为例，古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如《孝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与，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践行“智”、“仁”、“勇”诸德性的出发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对“孝”进行了具体阐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关于什么是“孝”的提问时，孔子说：“无违。”为了解释樊迟对“无违”二字的疑问，孔于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得出来，孔子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学生子游的问题时，孔子进一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另一类是基本属于糟粕的部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背，是要极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子强调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语·离娄上》)如此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甚至不惜“杀父杀母”，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因此，现在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大力加强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时候了。
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有着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尊重和弘扬中华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育服务，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3．转化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活动永保生命力之关键所在。不管是尊重传统、源于传统，还是发掘传统、超越传统，关键在于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生活着的、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有着具体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的具体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并且是针对一定的具体社会现实的，所以，它们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时代局限性。然而，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经提出，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总要为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应用，在应用过程中还会被不同的人们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们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时代性。传统德育思想的双重特性，还通过其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即传统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特点，纯粹属于精华的或属于糟粕的很少见。
在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转型期的现阶段究竟如何看待与处理好传统德育文化与新时期德育文化建设的关 系？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德育学科体系如何建设得更为 完善？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全国50余位德育专家学者于1994年10月24─—28日参加了在山东曲阜召开的中 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德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立足于我国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 现状，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把握我国当代社会思潮的趋势，热切关注改革过程中学校德育出现的新现象 ，围绕“传统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德育学科建设”等问题，开展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讨。
一、传统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
如同我国现时代整个的社会文化一样，德育文化处于既有德育文化趋向消解、新的德育文化正在建构的文 化转型阶段。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过程实质上便是既有德育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那么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究 竟怎样看待传统道德与德育呢？传统道德与德育体系中又有哪些因素具有现代因子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能够纳 入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德育文化，并为与现实的德育所用呢？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什么原 则呢？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既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新的德 育文化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割断中国的历史，脱离国情。在急剧变改的社会中，对传统的维系与科学地弘扬对 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因观念突变而出现的思想阵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德育文化的建设固然以对传统的 扬弃为重要特征，但尤为重要的是科学地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是我们赖以建构新的德育文化体系的基 础。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证明：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依据基础而创造新的思想，而是依据基础而改变传统意 识。对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而言，所依据的“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据此应予 改变的“传统意识”主要包括了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的精华。
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虽有糟粕，更有精华，继承其精华，有利于加强学校德育及德育学科 建设，这是与会的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礼、义、廉、耻、信，以及孝等传统的 道德观念，传统美德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具体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强调集体利益）、辩证思想（ 具体表现在强调“为政以德”与人际和谐）以及“先义后利”等，虽然其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但都拥用合 理内核，所蕴涵的基本价值有一定的超时代特性，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结合现实赋予必要的时代内涵，完全 可以变现实的德育及新的德育文化建设所用。在研讨过程中，有些专家还特别指出，传统道德与德育是一个有 机的思想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儒家以外其它学派（比如道家、墨家等）的思想在内，在 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儒家的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专门就“先 秦道家的德育思想”、“《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作了研讨，与会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传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既是一个理论，也是个实践问题。那么，在批判继承过程应遵循哪些原则呢？ 经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必然要遇到三 大矛盾，即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要正确解决三大矛盾，必须 区分、认识和处理这三大矛盾关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正确区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中的精华与 糟粕，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2.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发展创新 的原则；3.正确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原则。在对 待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的问题上，“五四”以来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度和主张：一是毫无批判兼收并蓄，食 古不化；一是全盘否定，“全盘西化”。受其影响，在批判继承的实践中也多出现过国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的错误。与会的专家学者强调，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批判和警惕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出现。基于对此现象的高度关 注，有的与会者提出，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德育文化尤其需要遵循这样四项原则：1.化为 现代的而非守成的；2.实践的而非体用的；3.抽象的而非具体的；4.历史的而非学理的。
二、德育学科建设
德育学自80年代初从教育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始终受到这样一种非议，即认为它缺乏 理论，没有科学的体系。与会的专家学者勇敢地面对这种非议，视之为加强德育学科建设的一种动力，站在使 德育学更为完善的维度上，就德育学的学科性质、德育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既有德育原理教科书的体系编排等 问题作了研讨；与此同时，运用整体辩证思维、系统论、现代全息论等现代的新思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德育学 理论及体系。
究竟怎样认识德育学的学科性质，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应 用学科。在这种观点看来，德育学是从德育的现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德育的本质问题，并运用从实践中 总结来的德育规律去指导实践，其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学是具有多种性质、多种功能 的学科群，包含众多具体的德育学科，比如德育社会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工艺学等，不同的具体 学科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功能。
一门学科的概念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科的科学性。德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有作进一步界 定的必要。在这一方面，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德育”的内涵、外延、功能、目标、任务等作了探讨。与 会者认为，我们现在对德育所下的定义仅仅是自学校教育的维度出发的，因此无法涵盖社会及家庭教育中的德 育的内涵：一般认德育的外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但在教育学的各个领域的阐述过程中，却 只有道德教育是贯彻始终的且有实在的内容；在表述上，“德育的功能”、“德育的价值”、“德育的作用” 并存，有的专家主张用“功能”更为确切；至于德育功能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它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越 一面，我们强调它的现实功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它具的的超越现实的功能，即按照 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 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的功能；德育的“目标”与“任务”是有区别的，“目标”是概括的、相对稳定的。任 务则是根据目标所制定的具体化措施，现行的《德育原理》及德育实践中将它们合二为一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德教
1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所谓传统文化，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经过千百年封建社会积淀起来的长期流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等古籍文书。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发展、积累和传递的方式和工具。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收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2]”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形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其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工具。并且，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该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他们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把该社会的文化含量推向新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目标、内容和环境。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这里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经过中华民族长期实践和思想家们概括提炼的，指导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行为，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它们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这些积极因素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结果，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这些积极因素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例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中都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成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凡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并对其发生影响的外部因素，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容。其中，文化环境是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宏观环境之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同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将把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了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一定的载体即特定的支撑。
2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逻辑到方法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富有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关于如何推进道德理论教化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说对前者的继承，有益于我们增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民族特色、认同感、丰厚感与感染力的话，那么，对后者的继承，则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借鉴，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2.1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求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是制定教育目标的依据、是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注意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来探求德教的方法。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教化的施行应遵循相应的规则、运用相应方法，并且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德教方法确立的基本的方法论，如效仿法、神启论、比附论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方法论的掩盖下，更为实质的则是基于对教化对象的深刻分析和全面认识从而确立德教方法的方法论。如荀子强调教化“必由其道”，做到“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3]；董仲舒强调教化对象“知其气”、 “知其声”、 “知其行”、 “知其物”，才能 “言虽约，说必布”、“事虽小，功必大”[4]；张载强调“知其人”，才能“教人使人德[5]”等等，都明确地表露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掌握教化对象的特性与德教方法的确立之间基本关系的深刻认识。
2.2从递替相关的多个层次分设德教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之一是教育要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中国古代德教目标的设置体现了这一规律。在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作为最高的德教目标出现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但中国思想家们在强调“圣人”这一最高理想人士对于德教过程的目标意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将其设置为整个德教过程中的唯一的目标，而是在“涂之人百姓”与“圣人”之间设置了种种相互关联而又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如孟子将这一相互关联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设置为“善――信――美――大――圣――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泽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此外，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大量的“士”、“君子”、“贤人”、“成人”、“大人”、“大丈夫”之论，其实也是对个体德化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人格的不同表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表述，实质上是从多个层次为教化对象确立了一个前后继替、紧密关联的德化的目的链，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和推进。因此，中国传统德教的目的理论，表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终极性与阶段性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得德教目的给个体接受教化的行为、个体进德的行为以巨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
2.3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观照德教的运作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受这种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较少从局部的、静态的、孤立的层面看待德教的动态运作，而总是从整体的高度，从德教活动的实际推进方法、从德教内部各部分的相关互动、从德教与相关系统的互动之中来观照整个德教活动。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历时的过程性和共时的展开性两个视角出发，对德教活动进行观照，得到了很多成果。如从历时的过程性出发，朱熹得出了对教化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及各阶段的不同特性的认识：“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 [7]等等；从共时的展开性出发，在教化与环境方面，古代思想家强调环境习染对个体德性发展的影响，并由此主张“择友”，“以友辅仁”，“择处”，“择不处仁，焉得知”。在观照德教运作的过程中运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许多方面都深刻地揭示了德教的社会性及其运行的社会条件，揭示了德教运作的内在机理。这种观照德教运作的方法，使得中国传统德教理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系统色彩。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除了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以外，更有赖于对自身发展经验和传统的扬弃。因此，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拓展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摘要：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而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知识系统与生活系统脱节、实际效果不佳、传统文化要素缺乏的状况，要求其尽快实现对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既是土壤和养分，又是方法与途径。思想品德教育只有回归到优秀传统文化中来，才能弥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达到知行统一，才能弥合政治取向与德性取向的脱节而提高实效性，才能激化传统文化教育要素与现实教育内容的结合而造就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品德；文化回归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95-05
土反其宅，水归其流。回归就是复位，就是由游离飘忽到尘埃落定，呈现出其事物应有的本来面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就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在传统文化框架中的复位，也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应有面貌的呈现，亦即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支撑和丰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从而达到塑文化之魂、造文化之品、建文化之行、树文化之人的目的。回归不意味着否定，也不意味着放弃，已有的仍然在回归的行囊中，是成果依然可以分享。但是，回归是不可迷失的路径，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所获得的是无穷的养分和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回归具有医治痼疾、提高实效的根本性意义。
一、文化回归是对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勘正
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是多年来人们共同探索的结果，从设计到实施、从内容到形式初步构成了一个集中统一、重点突出、目标明确的整体，在现实操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以实效性、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尺度来衡量，这个体系还有很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尽人皆知，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
一是知识系统，或者叫主渠道、主阵地，即我们常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系统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以及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几部分。统揽其发展脉络，这个系统正在由碎片化向整体化改进，越来越具有知识完备、结构严密、说理充分的特征，特别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对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对于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价值和意义均作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无疑，这个系统有利于学生从理性层面认识和理解其所阐述和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它所遵循的是自身的知识逻辑，强调的是知识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对于学习主体的关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习者究竟是谁，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他们最关心和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正面临着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对其有何影响，等等，这一切，如果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和解答，这个系统就会变成一个无血无肉的冷漠系统，学习者也会以其与自己无关而漠然视之，更有甚者会将其当作空洞说教而形成逆反心理。在课堂上，我们经常看到的到课率、抬头率和入脑入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系统自身缺陷的一种现实反映。
另一个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生活系统或者叫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学工部门和学生辅导员与学生所形成的某种结构关系来运作的。该系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很多载体、有很多平台和活动，从经常性的工作到重、特、大项目，常会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从思想品德教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缺陷：其一，不论是其历史发展过程还是现实活动内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与思想整治教育衔接不当的脱节现象以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问题。其二，也是最关键的，这个系统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有某种实际需要和问题针对性，而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目标上没有自觉而系统的安排。
以上两个系统一个关注了知识的传输而忽视了学习主体的需要，一个关注了主体的需要却很少顾及理论对生活等实际过程的渗透，因而造成了两种教育资源和力量的相互脱节。在目标、内容、方法甚至人员队伍都没有达到统一和合理配置的情况下，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必然表现出知行分割的问题。如何弥合这一分割趋向，使大学思想品德教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在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上形成一个由虚到实、由理论到实践、由知识传输到实际行动的往复循环的完整链条，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勘正系统。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现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勘正，主要体现为：
首先，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特征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既非形而上的，也非形而下的，它是理论与实践在主体身上统一的做人做事的文化，亦即知行统一的文化。强调知与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1]；“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2]等都是传统文化在人与事、理与实的关系问题上所阐明的知行统一，而且对于传统文化的正脉来说，礼义廉耻、忠信诚勇等，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知行系统，都有意义的阐述、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与安排、实际行为的佐证。如“孝”在传统文化中既有《孝经》之孝，也有《二十四孝图》之孝，虽有糟粕，但作为一个伦理教育的体系是完备的，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较好地解决了两张皮的问题。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如果能够融入和把握这样一种融通性、整体性思维和理念，再加之以顶层设计，并在内容的建构和资源的配置上体现出来，则思想品德教育就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效益也将大大提高。
张卫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其次，优秀传统文化是立身立人的文化，其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完全切合的。通过传统文化统合某一部分思想品德教育内容，或者让思想品德教育内容在传统文化的意蕴中获得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如把爱国主义教育、诚信教育、廉洁教育与传统文化所取得辉煌成果联系起来，使教育内容文化化、具体化、故事化，对于同一文化的“潜意识”[3]群体和具有相同认知“格式塔”[4 ]的人来说，往往能够提升认同和内化效度。相反，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些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或者只从政治的意味上来认知和把握它，割断其与生长土壤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这种教育就必然会因缺少生命力而失败。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的渗入和一定程度的统合与延伸，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两个系统有效统合并焕发生命力的重要路途。
第三，文化的语言是一个文化人群对事物文化性理解和表达的工具，具有民族性、生动性、感染力和吸引力。如，拿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发展的思想成果，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与概括，是引导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有利思想武器，无疑是精粹的理论、是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化表达形式和其经典作家所处时代背景与当代社会的差别，每每造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人人都在谈马克思主义，人人都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人并不多，读懂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掌握了其精髓并能运用于实践之中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克思主义理论表达范式的文化转换问题。对此，进行了有益而成功的尝试，因而思想便成了人们喜闻乐见且家喻户晓的思想资源，在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其作用大为加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转换依然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不是翻译成了中文就是实现了转化，只有当其内容、其思想的精华用“毛氏语言”表达出来之后，才会真正成为人们的思想武器，才会有真正的大众化、时代化。
二、文化回归是对思想品德教育实效性的反思
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效性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仅得到了高度重视，而且成为了一个系统改革过程的核心。从知识体系到实践活动，这种改革的力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平心而论，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也因此有所改观，广大学生受益良多。但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效性并未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几年内有明显提高”。反倒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让我们感到震惊[5]：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正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智商高、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令人不解的现象：有的人说，他在大学受教育期间一辈子（终身）难忘的是思想品德课，后来，他当上了大官而且有权有势，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广范围内影响群众、教育他人，本应成为楷模、典范，可是在台上的讲话还没落音、批评教育他人的话还没说完，自己却因贪污、腐败、通奸等罪名落下马来。他政治上不坚定吗、事业上不进取吗、大是大非上态度不鲜明吗？那么光鲜的他为什么就轰然垮了，他们身上到底缺失了什么？又如，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为什么总有“代考”等现象发生，那些“”不都是正在大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人才吗，怎么会如此不管不顾地去干这些令人不堪的事情呢？一些大学网站上，有那么一批“愤青”，他们一遇事，不管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就骂党、骂政府、骂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愤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何以如此愤怒？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屡有发生，即便不是大学生思想和精神状态的主流，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须全部担负的责任，但是不能不引起思想品德教育系统的反思，而回归传统文化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副“良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群文化背离主义者，也是当代社会特别是西方文化思潮浸入和市场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经济理性、市场理性等思想和行为模式下的产物。在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中所培养出来的“清流”则与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具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往往是社会的良心，是重义轻利的主体，他们智商高，学富五车，但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去迎合、去表演。相反，他们往往会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奔走呼号，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鲁迅等无一不是如此。因为他们读圣贤书为的是取义成仁，他们血脉中流淌着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俯首甘为孺子牛”[7]、“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9]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历史上也不乏贪官污吏，仔细探究，其中真正是受正规教育出身的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很小，至于高俅之类，那都是一些混混出身。因此，回到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品德教育拒斥利己主义者的有效途径。
反观那些口谈道德而志在穿嵛的高官，之所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首先是因其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基本文化准则――“孝”，孝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人保全性命，好好地活着。活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须做的事，而且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事亲也好、尽忠也罢，或者目标更远大些“扬名后世”，都是从当下的活好开始的，不知如何“活好”、保全性命的人，在文化上都是不遵从家庭道德与准则、社会道德与准则的人，都是忤逆之人。其次是不知何为“慎独”，传统文化强调“君子慎独”，是因为“人之视己如见肝肺然”[10]19，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慎独”是一种文化哲学观，是对“因果律”的文化表述，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干什么事情都可以瞒天过海、都能够避人耳目，那就是欺骗，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后果就是反取其辱。因此，“慎独”是一种文化自觉，落实到个体身上，有益于身心健康、安身立命；作为社会行为，有益于正风肃纪、纯洁社会。在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中融入“孝”与“慎独”等因素，既能促进教育内容对主体的关切，又能使其在一定文化氛围中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三、回归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激活
对于思想品德教育而言，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思想品德教育回归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掘和激活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在既定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规格的前提下，丰富教育内容、提高教育实效、塑造文化品格的过程。
但是，由于时代的久远、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现代化进程中去传统倾向的强化，似乎传统文化离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遥远，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创造物，似乎已成了庙堂之器，虽受人景仰却不为人所用。特别是那些具有较强精神意识性和理论性，且表达为传统文言形式的经典思想文化成果，虽然在潜意识层面还影响人们的思想言行，但人们对它的阅读理解和运用却远远不够，甚至是基本处于一种未开垦的状态。近年来，虽有国学的兴起，在社会上也或隐或现地涌动着一股复古思潮，但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并没有多少路径和方式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并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思想与生活。
通观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在回归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大致可从如下几方面激活传统文化资源：
第一，从教育目标上，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与培养“君子”结合起来，使之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建设者、接班人是指向社会和国家需要的，具有社会本位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考虑个体的需求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君子”则是主体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传统文化的君子观，首先是“天、地、人”“三才”之一，其次是正义和正气的代表，然后是一切优秀品格的集成者、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正能量。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42、“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兴比”[11]40、“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11]1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1]87等等均是这样一些意思的表述。因此，二者结合既可以融通“以社会为本”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又可以防止政治取向与道德取向的相互脱节，还可达到德能统一，从而极大限度地减少“有能无德的危险品”和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二，在教育内容上，可以把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自强不息”、“忠孝廉耻”、“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要素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和精神气质，使之成为“活”的思想品德教育要素。五千年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其根就在于“自强不息”，这是民族之大德，也是时代不可或缺之德，有此德行，中国就能自立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不息就是遵道、审势、弘毅、勤勉、不屈不挠，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屡经劫难而不沉沦，才会朝着梦想一步一步走向辉煌。“忠”即是敬事正直、尽心竭力，《说文》曰：“古以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12]可见，忠的概念及其理论和行为体系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人的基石。“孝”则是一个由事亲的家庭伦理到事君的社会伦理的互构系统，这个系统把做人的一些基本道理和规则通过一种血亲关系社会化而确定下来了，具有很强的规范力和合理性。“廉”则是官德之要，廉生明、廉生公。公正廉明，才会有大道之行。“耻”即羞耻、耻辱之意，人，则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必成祸之大端；人知耻，则能“知耻而后勇”，以至奋发图强。“仁”可视为一种博大的“爱”，即“泛爱众”，与爱党爱国爱人民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义”与利相对，标示着做人的高度与品位，重义轻利者君子，重利轻义者小人。“礼”，社会的规则与法度，具有强伦理性，可把依法治国和法制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智者尽其谋，“智”即是韬略、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能力，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无一不需要智的运用。“信”者诚信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强调的是诚信对人、对社会的重要性，守信是人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失信必是人与社会败坏的缘由。因此，在教育内容上把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结合进来必将产生积极效应。
第三，在教育过程上，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0]4-5作为学生成长成材教育的一个完整过程来把握，从源头“治理”开始，逐步开展教育，做到遵循外部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相结合，人才选拔任用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让那些德行才能兼备、内外兼修俱佳的人得到重视、获得重用，使那些心术不正、德行不良的人失去晋升之阶。如此，传统文化的因素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就会大大活跃起来，并成为人们自觉吸纳和充分运用的资源。
第四，在教育方法上，把“自省”、“慎独”和“践行”等要素结合进来。“自省”就是自我反思反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1]3，表明内省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自我修炼和提升的方法，按照孔子的说法，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1]199。一个人如果能把内省的功夫做到了，其离圣贤也就不远了；“慎独”揭示的是人的自觉性和主体精神，也就是，任何外在的教育要求都代替不了主体的自觉，慎独把无约束作为约束，把无要求作为要求，既是对人的最高要求也是对人的最高肯定，慎独方法的运用必是指向道德高地的建设；“践行”或者“行”，是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重要学习方法，孔子教育学生的四科“文、行、忠、信”，行即是其中之一，也就是他所说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1]50，说明传统文化把行当成了学习的更重要的一方面，而且道德教育不仅是要让人有高尚的道德意识，更要求人们把这种意识转化为行动，做身体力行的“躬行君子”。所以，在教育方法上融入传统文化因素，必将有益于教育实效的提高。
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是由问题到需要到可行的回归，是如今思想品德教育的“大义”与“微言”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路径。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我们如果不去吸取其有益的养分，或者对其富有的资源视而不见，则说明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是不成熟、不完整、不合宜的；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采纳和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我们的教育有促进、有提高作用的东西，那么，我们所走的就是一条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品德教育活动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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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意识（unconscious），即“无意识”，正在进行的某种心理和行为对个体而言是意识不到的、毫无知觉的，是对正在进行的某种心理和行为属性的描述。亦称“下意识”，个体毫无知觉的某些事件却影响个体大脑信息加工过程的现象。参见：林崇德，等.心理学大辞典[K].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24.
[4]“格式塔”为德文“Gestalt”的音译，意为“完形”、“形状”，其含义在于强调意识经验的完整性或完形性，如知觉中实际呈现的形（形状、形体、形象、符号等）。参见：林崇德，等.心理学大辞典[K].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401.
[5]钱理群.中国的大学正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DB/OL].凤凰视频.（2013-09-12）[2014-10-21].http：///news/society/201309/01ef27d6-210d-4a73-82c9-5b0e6a13f4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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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佚名.大学[M]//王国轩.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
关键词：儒家文化圈；德育共性；启示
0 引言
儒家文化圈是指以儒、 佛、道思想为社会基本道德理念的国家而形成的具有同根同源性的文化、生活圈。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作为亚洲地区各具特色的后发展型国家代表，具有儒家文化特点的德育工作在推动三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比较研究的多元视角来看，对比研究儒家文化圈三国的道德教育，对于我国当前文化激荡与多元文化冲突发展时期的德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德育共性分析
1.1 强力性与政治性是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德育的前提
任何国家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德育具有明显而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各国政府把德育工作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并强力推行符合本国特色的德育工作。
在日本，政府对公民道德教育进行全面性干预，日本政府亲自参与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制定，由此日本的公民道德教育形成了一套由政府主导的“统一管理、统一布置”的政府干预体系。可以看出日本的公民道德教育一直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要求，日本公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就是全面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在日本得以延续。
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显性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政治倾向性的。在韩国虽已历经了多次重大的课程改革，但道德教育在韩国课程体系中的的地位和作用是始终不变的。从其政府主导上看，政府主要是发挥导向与决定作用， 韩国政府不断的调整其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民教育体系；从其教育目标上看，无非就是为了维护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内容上看，最主要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不动摇，弘扬与宣传其资产阶级民主。从以上这三个表述与具体实施情况完全可以窥见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挂帅与政府主导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继承东方儒家伦理文化基础上，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都能接受的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同时从本国实际出发把含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国策，实行统一指导、全面干预，从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在里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指导角色。
1.2 兼容性与结合性是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德育特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社会发展模式是儒家思想主导型文化结构和现代文化结构和现代西方技术成功的结合体。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学校德育同样具有兼容并包与中西合璧的特点：
日本儒学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日本更加注重适用性和政治性。考察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本土思想和理论）――神道教理论、武士道精神，又善于吸收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如儒家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民主主义教育、国体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德育教育在内容上开始不完全照搬东、西方教育的内容，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吸收东、西方德育教育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采用东、西方结合的德育教育模式，并逐步使日本德育教育更加符合本民族的特色，从而达到兼容并包的德育效果。
韩国一直处于东亚儒家文化次中心的地位，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韩国儒家理论。韩国儒家理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教育为根本，全面推行自成体系的儒家理论教育有效提高了公民道德素质，显著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新型的自成体系韩国式国民精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文化的矛盾冲突加剧，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价值观侵袭下，韩国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日渐受到影响，不言而喻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适时主导与强化了本国传统儒家伦理价值观教育，试图形成一种融汇东方传统与现代西方价值观的道德教育观念。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种族和多文化的国家， 中华文化精髓也深深影响着新加坡的生活形态。近年来，新加坡在国民道德教育施行过程中积极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积极推行内外兼修、东西合壁的教育思想，就是不仅崇尚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又注重对东方价值观念与道德传统的传承，力求走出一条务实上进的的国民道德教育之路。
1.3 民族性与国民性是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德育基础
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体现了日本德育的民族性与国民性。
在韩国，德育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国民精神教育，在积极推行国民精神教育过程中，始终把传统道德教育作为德育之本。通过对全体国民进行的“国民精神”教育，弘扬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精神，提高竞争意识。正是以这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冲破了美国的统治和日本的奴化教育，特点鲜明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2 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德育对我们的启示
2.1 明确导向：坚持“意识形态化”，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导向放在第一位
各个国家都在旗帜鲜明地宣扬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学校德育对比研究，从中我们会发现，三国公民道德教育自始自终坚持资本主义这个政治方向不变，始终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本国的积极推行来推行意识形态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中也始终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倾向和对共产主义抵制与批判的内容。作为社会主义高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类人才，积极有效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体现其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义，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导向放在第一位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的。
2.2 及时调整：有效激发政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政府应该对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各类社会思潮、思想动态、风气风尚、国民精神及行为特征进行及时有效的体察、归纳、总结并及时对道德教育进行改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竞争与合作的局面，为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与自由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悄然渗透，我们务必要学会善于抓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既要解决现实存在的与面临着的道德困境，又兼顾道德内容的有效施行、推广与教育内化。所以，我们要全面认识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创新性，与时俱进积极坚守好思想政治教育这块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
2.3 古为今用：发挥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时代价值
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思想在本国公民道德教育中的积极引领作用。作为东方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我们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一味墨守成规地继承，也不能一无是处地摒弃，要吸取精华，弃其糟粕，确实加强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再研究、再开发和再利用，确实把握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结合当今时展的新特点，不断充实改革创新的时代内容。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公民，我们还应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在不断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挥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促进作用，充分展现其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价值。
2.4 中西融合：综合吸取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精髓充实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我国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上同样面临东西方文化的不断融合与碰撞，所以，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在做到保存与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要做到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兼容并收为我所用，进一步体现了时代性与融合性，很好地解决与调节东西方文化交互、冲突、对抗过程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将外来文化传统与精髓与本国文化传统与精髓进行有效的再整合与再创新，综合运用东西方的文化精髓来充实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3 结束句
综合利用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精髓来充实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以上三个国家的根本办法，三国既不是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敌视西方文化，也不是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文化，而是能够以本国国情为根本出发点，对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精髓进行有效整合利用并创造性地发展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达到了既保持了自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吸收兼容并包了外来的优秀文化，使传统儒家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在三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中共同叠加，发挥促进作用。同样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要体现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也务必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融合，方能产生积极的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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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德育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思想。中国优秀的传统德育资源通常指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涵盖了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本质，如墨家、道家和法家思想等。
（一）传统德育资源之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英雄事迹和励志名言，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无私气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对培育青年学生的民族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当代青年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德育资源之仁爱和谐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爱”是所有优秀品质的融合，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仁爱”是与人相处的准则，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都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做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