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讲堂｜ 88岁老人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年，Word协和，很傲娇！
春节长假结束
吃好喝好玩好
重返工作的泥萌
是不是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
还是撸袖子时间都没有
已经开干了？
这不，
本周门诊大厅被挤得满满当当
场面堪比春运的火车站
仅周一约有1.6万人次到院就诊
其实，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我们一直在这里守护泥萌的健康
一代代协和人
恪守救死扶伤的职责
坚守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
守护在危重患者的病床前
大年初八
辛勤耕耘五十载的蓝鸿钧教授
重返课堂讲述协和往事
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
铸成闪光的事业
耄耋之年
发银白
腿蹒跚
腰背依然挺直
心怀远方和梦想
他从未停下脚步
……
从本期起，
我们会持续为您奉上《名医讲堂》
聆听名医大家讲述那过去的故事！
一位医生
一个学科
一份事业
一段历史
请走进本期名医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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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鸿钧讲述“心外传奇”第一期《名医讲堂》
蓝鸿钧
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第二任主任。历任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委员，中南地区胸心外科学会常委等。率先在湖北省开展心脏直视手术的研究，80年代中期完成湖北省第一例Fonton手术，在国内率先开展心律失常的外科治疗，并完成中南地区第一例冠脉动脉旁路移植术。1996年完成国内第一例改良Damus手术，为复杂先心病的患儿提供新的手术途径。
他在武汉协和医院心胸外科辛勤耕耘近50年，一直恪守着“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的准则，其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为人师表悉心育人的历程，为他的医学事业增添分外夺目的光彩。
（以下内容为蓝鸿钧教授“名医讲堂”整理提供）
那些年，
Word协和医疗技术很傲娇
1953年，我刚到协和医院报道的第一天，我们科的总护士长把我领到手术室观看手术。我们的老师、前辈管汉屏教授在做一个动脉导管结扎的手术，这个手术在我做实习生的时候从来没见过，非常领先。
我是在上海实习的，当时不是所有医院都能做这个手术，只有中山医院黄家驷可以做这个手术。我记得那时我们班有个同学的朋友患有这个病，当时到处求医，最后找到黄家驷帮他做的这个手术，在那个年代能做这个手术的医院并不多。初到协和就亲眼目睹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管汉屏教授团队于1953年开展动脉导管结扎手术。
管汉屏教授、蓝鸿钧教授，和康复后的小患儿合影
1957年，国内就有人开始做二尖瓣分离手术，这在当时还是一个“禁区”。当时还没有技术可以让心脏停跳或者将心脏打开，因此当时仅仅做闭塞分离，也就是用手指进去捅一捅，把狭窄的部位扩大一些。在那个年代，能这样做已经很了不起了。
1954年，上海仁济医院的兰锡纯教授第一个做这个手术，而我们管教授是1957年开始做这个手术，跟国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只有3年。
到1959年时，我们还不能做“开心”手术，管教授做了一个闭塞肺动脉扩张术。当时那个病人被诊断为肺动脉狭窄，那个时候诊断就不容易，现在很多患者来就医时就已经做了超声波明确了诊断，但是在那个时候诊断的手段就只有胸片、心电图、还有听诊，手术后的监护呢？就更没有目前ICU的条件了！我记得当时那个孩子做完手术后还是蛮重的，有一个护士抱着他坐了一夜，第二天才慢慢恢复了，那时谈不上很精细的监护。
蓝鸿钧教授和兰锡纯教授合影
那些年，
用洪荒之力摸索体外循环
1961年，国内已经有人开始做体外循环了。体外循环是打开心脏最基本的条件。当时，我院医生都不能做，而且也没见人做过，看到的资料也很少，资源十分有限，只听说有医院在开展该技术。
1955年，世界第一例体外循环技术问世。当时湖北省科委高瞻远瞩，希望湖北地区医疗机构也能够开展这样先进的技术。可是在没有任何学习资料的情况下，将该技术应用于临床是非常艰难的。怎么做呢？省科委组织武汉市四家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湖北省人民医院），以及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现中心医院）联合起来做动物实验。当时，我跟随管汉屏教授做了半年实验，对体外循环有了基本概念。
当时做实验时，大家对很多事情都不懂。比如书本上写：跟血液接触的面都要不沾水的，大家对此都不明白。有一天，湖北医学院的姚振教授兴奋地说：大家快来看，我这个喝水的杯子很脏，倒完水水珠都粘在杯壁上，你看我拿肥皂洗一洗，再倒水时就没有水粘在上面了！他说这就叫“不沾水”......
体外循环的起步就在这样一步一步的摸索中走过来的。1957年，我国军医大学苏鸿熙教授第一次做体外循环。他是从美国学习回来，并且自己从美国带了一台机器回来，这样才完成我国的第一台体外循环手术。
蓝鸿钧教授与苏鸿熙教授等专家合影
讲起最老的这台体外循环机器，这也是我国心外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由于当年没有体外循环机，不能开展心内手术。当时上海有个医生在瑞金医院胸心外科，他说没有设备我们就自己做。可是，既没有看过设备，也没有很多资料，他自己跟上海医疗器械厂慢慢摸索后，终于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成功研发了体外循环机。这个人叫叶椿秀，他为我国心外科的发展做很非常大的贡献。
转碟式氧合器
蓝鸿钧教授和叶椿秀教授合影
各个医疗机构都想开展体外循环技术。协和医院当时也继续在做动物实验的探索，试图继续开展这项工作。不久文革开始，此项研究停滞下来。1970年文革晚期，医院十分支持医学创新研究，鼓励大外科（心外科当时还没成立）把体外循环再捡起来。1970年，协和医院叶世铎教授做了第一例体外循环先心病的手术，也开始做简单的先心病手术。一旦能把心脏打开，视野扩大了，我们就想到还可以做更复杂的手术。
那些年，
制作出第一代生物瓣膜
1975年，协和医院器材科购入一批人工瓣膜，并想方设法买到了十几个瓣膜。有了这批瓣膜，我们就开始做心脏瓣膜手术。
叶世铎教授与蓝鸿钧教授等在研究瓣膜的研制
由于受文革影响，当时能重新开展体外循环的单位并不多，所以能开展换瓣手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但是，很快瓣膜就用完了，手术无法继续开展。
在得知北京阜外医院自己在做瓣膜，我们开始积极推进自制瓣膜事宜。1978年至1985年，我国开展的换瓣手术是采用的生物瓣，由牛心包制成。
那生物瓣的使用是怎么开始呢？我们发现，国外专家起初看到患者的瓣膜不能闭合，于是想办法做了三角形支架，类似于牛心包支架。他们把患者大腿上的阔筋膜取下来围在瓣膜周围用在患者身上，可是并没有成功，不久就衰败了。
后来，有个医生从皮样中得到了启发。戊二醛是当时生产皮革用的，他将动物的组织用戊二醛进行浸泡，浸泡以后动物组织变结实，不易破损，而且没有抗原性。因此，有人发明了戊二醛，于是第一代生物瓣膜诞生。
破损的牛心包瓣
我院当时制作的就是第一代生物瓣。起初我们向阜外医院学习做，然后自己学着做，边做边摸索。先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后才移植到人身上。我院制作了一百多例生物瓣，到1985年开始出现衰败后便停止，转向使用机械瓣膜。
蓝鸿钧教授与换瓣患者合影
那些年，
条件落后基础工作重
在当时，辅助条件和设备也在不断进步，这两者对于手术成功十分重要。如果手术做得成功，但设备和条件跟不上同样也会拖后腿。
比如，在刚开始做体外循环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没有专业书本、资料，一切都是从零开始。1985年，苏鸿熙教授担任全国医学会胸心外科的组委期间，翻译了很多国外的书籍供同行使用。
蓝鸿钧教授和《心脏外科学》作者Dr. Kirklin合影
诊断的条件也很重要的：比如没有造影就不能做搭桥手术，因为你不知道血管哪里堵了。我们医院于1986年才购置第一台造影机。在没有造影机之前，我们就听说搭桥手术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当时我国已有医院开始做这项手术，但我们很想将此工作推进一步。
当时有个病人症状很像血管堵塞，预备做搭桥手术，可是没有造影机，那怎么正确诊断呢？听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新买进一台机器可以诊断此病人，我们就写信请求他们帮我们的病人做这个检查，对方十分友好的答应了。
孙宗全教授和周俊护士长陪着病人去西安做造影，还带了一大卷电影胶卷回来。我们医院当时没地方播放胶卷，跑去大礼堂后面放电影的屋子里播放，终于发现问题并成功完成手术。所以说，设备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开展工作以后也会碰钉子。
心外科的医生都知道超声影像也十分重要。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彩超，也没有超声波诊断，为此，还犯过一些错误。典型的先心病的诊断很容易，不典型的就不太容易诊断。
在当时的条件下，体外循环机使用后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工作量大。现在，一次性医疗器械只能使用一次。过去不锈钢的铁盘子、管道都不能丢。我们当时有专门负责清洗的护士，一洗就是一整天，清洗完了还要消毒，当时都是用福尔马林浸泡。现在回想起来，着实辛苦。
术后监护也很重要的，当时没有微泵的情况下，术后患者血压不稳定，用多巴胺、多巴酚丁胺等血管活性药物，多一滴少一滴都不行，用莫菲氏滴管调节无法做到很精确，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坐在那里调。
当时我们有个进修医生，叫王仁忠。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输液器调高一点或低一点来控制液体滴数，后来我们监护室的护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王仁忠微调”。再后来微泵问世，我们都十分欢喜。其实，那时微泵也有，但是数量有限只有一个，只能给一个病人用一种药。
有一年，我们去北京阜外医院参观，看到他们的病人一个人用四五个泵，同时用不同的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觉得好阔气，十分羡慕。
微 泵
这些辅助设备、监护、呼吸机、心室辅助设备、ECMO、球囊反搏等都是对整个治疗起决定性作用。抗凝治疗和监测，我们知道瓣膜术后都要抗凝，抗凝用什么抗，用多少药，怎么监测，这也是在不断进步。
那些年，
学科向专科化发展
1980年，心研所成立。在心外科所开展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组建独立单位——心研所。1980年心外科从大外科分出来成立心研所，由心内科、心外科和超声心动图三个单位组成。当时我们在五楼二有五间病房，每个病房有6张床，总共30张床。
1980年以前，因为手术不多，体外循环的人员还要兼顾病房的工作，从那以后才成立了专职的体外循环组。
ICU十分重要，危重病人术后在这里治疗和监护。1981年，我有幸参加了中华医学会访问法国的代表团，并参观了巴黎和里昂两个单位的心外科。当地医生聊天时问我一周做多少手术，什么时候做手术，我告诉他我上午开刀，有的时候隔天才有手术。这是因为下午要守着术后病人，有时候重病人要守好几天，可能几天后才能开始做手术。他说，该院的重症监护ICU有25张床。该院心外科的工作是分站式的，内科医生做诊断，外科医生负责手术，术后病人交给ICU。
现在的心外科ICU
这是一种新的模式和理念，心外科医生可以治疗更多的病人，解放更多外科医生的劳动，积累更多的经验。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地方，也没有设备，最开始ICU只有2张床，没有专职的医生，但是有专职的护士。随着ICU工作的建立和发展，由最开始的两张床到五张床、十张床，再到现在的三十多张床，没有ICU。我们今天的工作不可能做得这么好。
那些年，
我们遇到失败和挫折
协和医院心外科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心外人的付出，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些都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失败的教训很多，往往让人刻骨铭心。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动脉导管未闭。在我们刚做体外循环不久，有个四岁小孩患有室间隔缺损伴肺动脉高压。由于当年没有超声波，动脉导管未闭诊断不出来，经过多番讨论，我们认为是单纯室间隔缺损。做手术时打开心脏后，里面的血涌出来！“吸引！赶快吸，赶快吸！补起来，补起来！赶快补！关！”可心脏由于失血量过大没能复苏，病人没醒过来。后来做尸检发现有一个手指大的PDA，当时术中也没发现是什么地方出血，尸检才知道。这种情况不但在我们医院发生过，其他医院也发生过这类事情。
因此，在那个年代超声波跟不上心外科的发展的步伐，从而发生漏诊。第一例主动脉瓣换瓣也发生过漏诊。因为当时换二尖瓣我们已经做熟了，可还没有做过主动脉瓣。有一次，术中有个病人左心引流管在心脏停跳后引流处大量鲜血，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再一打停跳液，都漏出来了，才知道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大家赶紧把主动脉打开，当时没有条件和技术分别给两条冠状动脉插管灌停跳液，只能不停降温，然后把二尖瓣和主动脉瓣换掉。这也是当时诊断技术跟不上，才发生的漏诊。
还有体外循环引发的低血钾问题。现在都是定期加钾，这也是在经验教训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当时知道体外循环会引起低血钾，会低到什么程度却不知道，要加多少钾不知道。也会加一点（钾），但不敢加多，万一心脏停了呢？我们也会查血钾。我记得有个病人，换了三个瓣，手术非常顺利，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刚关完胸，心脏停了，没有抢救过来。病人去世之后，血钾结果显示只有二点几。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血样送到检验科，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结果。所以这个事情刻骨铭心，知道血钾的重要性，也查了血钾，还是没能阻止死亡的发生。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抗凝。很多病人换瓣后都要抗凝，现在抗凝的药物、监测的方法都先进了。可当年医院不会做凝血酶原时间，第一例换瓣病人术后要出抗凝药，当时也没有华法林，吃的是新抗凝片。这个药吃多少呢？我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新编药物学》，书上说一天吃一片10mg，就照这个吃。那怎么监测凝血时间呢？没人做凝血酶原时间，我们就做凝血时间，还要跟健康人进行对照，自我感觉工作做得还是很细致的。第一例换瓣的病人手术很成功，三十几天后，病人脑出血走了。这之后才知道，这个抗凝药物不能吃一片，只能吃1/3片，就这样过了好多年。一直到华法林问世，抗凝就相对稳定和安全了。
最后讲一下呼吸衰竭。曾经有一个病人换了两次瓣，第二次手术很成功，但术后呼吸不好，怎么辅助呢！病人插着管，我们就用麻醉科的呼吸皮囊给他捏，捏的压力、频率都没有参考和规定，有的时候连着捏几天病人最后还是去世了。如果当时有呼吸机或者用膜肺，应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那些年，
我们的工作常不被理解
心外科的工作很辛苦，有时不被理解。常常不被周围的人理解，不被家人理解，不被病人家属理解，特别是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有时觉得委屈，也承受着压力。
举个例子。90年代我跟肖诗亮（心外科专家）去日本，碰到一个老先生叫和田寿郎，他是日本第一个做心脏移植的人。因为他做心脏移植不符合当地的伦理或者规矩，身缠官司。
第二例子是我国第一个做心脏移植的专家，移植手术后一百天病人因为排异反应去世了。当时对排异的监测治疗都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但是家属不理解，一直纠缠着他，他后来也不当医生了。
还有，1985年有个香港医生过来帮我们做搭桥手术，他手术做得很不错。有一次，他去印度帮人做手术，这个患者心脏情况很糟糕，于是，他帮这个病人做了心脏移植，用的是猪的心脏，因为没有人的心脏供体。异种移植在特殊条件下是允许的，这个病人最后还是走了。他的家属法律上告他，从印度告到香港。印度人告他不是因为病人死了，而是因为他对猪做了不好的事情，之后他在香港不能当医生了，去了美国做一些辅助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有位专家写了很多文章，很有价值。当时，在体外循环开展以前，没有体外循环机他就治疗四联症，怎么做呢？他利用病人的父母做泵和氧合器，开胸之后把心脏阻断了，用父母的心脏和肺来负担小孩的生命，这个叫交叉循环，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方法，治疗了很多病人，轰动一时。这个人后来也缠上官司，改行去游船上当医生了。
这些年，
我们克服困难勇攀高峰
20世纪50年代，心外科是想做体外循环，把心脏打开后，做心内手术；21世纪初，像现在，我们追求的是心脏移植，把移植做好，把免疫排斥监测和治疗好。
以后会怎么样呢？我想应该会和高新科技同步发展。
我最近看资讯，有人把人的干细胞移植到猪的胚胎中，这些动物长大后就可以把器官移植给人类，所以异种移植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由于移植的供体受到影响，所以人们就想到别的可以替代的方法。
这些年科技发展很快，今后还会改变吗？以前房间隔缺损通过体外循环也做好了，现在简单房间隔缺损如果用导管封堵的方法，可能今天做明天就出院了，同样的病比原来轻松多了。因为现在有材料，超声波定位，以前都没有，只能开心修补，所以以后要瞄准高科技。有什么先进的技术，心外科要紧跟其后，才能发展得更快。
最后再介绍一个例子。有位医生当年做牛心包瓣做得很多，他跟我有书信往来。他送过我一本书，书后面有几张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医生喜欢爬山，他爬过珠穆朗玛峰。他把他爬山过程中拍的一些照片来比喻做心外科临床工作。第一张照片是攀岩、打钉子、拉绳子——很幸苦，很艰难；第二个照片是搀扶、拖拽——帮助、团结；第三张照片是一个帐篷，很轻，能抗寒冷、抗强风——运用高科技；第四张是登顶后觉得一览众山小——也就是当你做成了一件事，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他用这个过程来比喻心外科的工作，我觉得非常确切。
今日心外科的业务日新月异，发展得很快。大家仍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要注意培养年轻的一代，让他们很快成长。年轻人是我们工作的希望，你们要虚心向年长的人学习。年轻人有拼搏的精神，有拼搏的精力，思想上也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是整个心外科的希望，希望你们努力虚心学习，很快成长！新老同志团结奋斗，协和心外科的前程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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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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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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