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哈特 奈格里：《诸众》（七）——2.诸众-2.2论身体
无器官的身体现在依赖于欲望-生产，吸引它，并将其据为己有。现在，这些器官-机器紧贴在无器官的身体上，就像击剑手的软垫夹克，又或者，这些器官-机器就像是别在摔跤手运动衫上的奖牌，当他向对手扑去时，奖牌就会发出叮当声。——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截至目前，我们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劳动和贫困问题，试图证明在各种独特形式的生产之间存在着充分的共同基础、相互作用和交流，从而使诸众的建构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已经认识到，今天的劳动和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联合在诸众中的人物——产业工人、非物质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失业者、移民等等——都代表具体场所中的不同生活形式的生命政治人物，我们必须把握每种人物的物质特殊性和空间分布。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维持全球等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贫困和从属的地理学。简而言之，我们的分析现在必须从剥削的地质学(topology)转向剥削的地形学(topography)。地质学研究的是生产中的剥削逻辑，而地形学将描绘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权力体系的等级及其不平等关系。这些控制和从属的空间关系是理解制度矛盾如何转化为对抗和冲突的关键。
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来看）后现代劳动的独特形象并不是碎片化和分散的，而是通过交流和协作汇聚成一个共同的社会存在，我们现在必须把自己深陷于这个社会存在之中，就像沉浸在一个既富有又悲惨、既充满生产力和痛苦又缺乏形式的东西中。这种共同的社会存在是强大的矩阵，[2]当代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核心，具有创造一个新的、替代性的社会的潜力。我们应当把这种共同的社会存在看作一种新的肉体，一种尚未形成身体的无定形的肉体。在这一点上，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共同的奇异性会形成什么样的身体？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将被征召加入资本服务的全球军队，屈从于奴性归属(servile inclusion)和暴力边缘化的全球战略。换言之，这个新的社会肉体可以形成资本的全球社会体(social body)的生产器官。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共同的奇异性通过一种“肉体的力量”自主地组织起来，这与长期以来的哲学传统是一致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塔苏斯的门徒保罗。[3]肉体的力量是通过历史行动改变我们自己并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力量。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冲突是由两种形式构成的，通过这两种形式，诸众的社会肉体可以被组织成一个全球社会体。
早期的现代欧洲政治哲学著作通常以“论身体”(De Corpore)一节开始，这一节同时分析了人体和政治体。政治实体是法律作为规范的社会秩序的化身。[4]与人体的类比加强了这种秩序的自然性——我们有做决定的头脑，有战斗的手臂，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类(classes)或器官，每个器官都发挥其自然功能。在早期的现代分析中，这一整个秩序通常是由上帝的权威来确认和保证的。这一传统在现代欧洲政治思想当中形成了两个流派。第一种流派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君主决定并保证政治体的秩序：所有人都服从于君主，并在君主的意志下统一起来。这是主体性的政治生产，在这之中，全体民众形成了同一性。由此产生的政治体，通常是一个民族国家(body politic)，是反动意义上的绝对主义，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或职能，在君主的指挥下绝对统一。这一传统的第二种现代流派，是以共和国的形象来塑造政治体，即res publica，一个公有物。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处于政治体内部，基于某种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先于社会契约和向君主移交权利和权力。在这种意义上，政治体也是绝对的，君主的权力是统一的，尽管共和思想坚持主权的局限性。在这个现代共和版本中，主体性的生产采取了构成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形式，规范着等级政治体：就像个体的身体器官和肢体一样，社会的每一部分在构成共和的政治体中都有自己的有机位置和功能。
由于稍后我们将列举英国和法国的例子（参考霍布斯和卢梭）来讨论这种替代性，所以现在让我们把它放在德国法律理论的传统中来讨论。第一种流派最成熟的例子是德国的Reich[5]概念，无论翻译为政府(government)还是帝国(empire)，它实际上都是一个“Gemeinschaft”[6]，即由身体、血液和土地组成的共同体，形成一个Heimat[7]或家园(home)。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威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有机元素，但正如在部落和家庭中一样，它是父权制的，并在社会之上的最高点表达出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把这称为控制Obrigkeitsstaat[8]（基于权威的国家）义务的源泉。另一种流派，即共和主义和立宪主义思潮，可以从十九世纪德国公法的伟大传统中得到体现，在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及其学生的著作中，德国公法达到了民主的巅峰。然而，在这方面，除了统一的主权控制之外，也没有其他选择。任何主体权利，即使在政治领域，除非得到有秩序的公共机构的认可，否则都是无效的。即使在从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到恩斯特·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传统中，确实允许社会体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从而将来自各种社会权威的“附属性质”理论化，但控制的轴心仍是绝对统一的。公共立宪机构仍然是一个有机的权力体。在这两种流派中，政治体的现代理论都是生命权力的明确表述，在统一的主权权力下提出了社会主体性和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绝对和全面的秩序。
研究全球化政治形式的当代学者通常重复这两个版本的现代国家(body politic)[9]。一方面，有些作者将全球社会解读为一种全球安全制度。他们认为，由于民族国家和旧的国际秩序已不足以保护我们免受在世界上面临的威胁，因此必须创建其他形式的主权来管理冲突和维护全球秩序。对于这一流派的大多数作者来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时与其他大国或更广泛地与“西方”一起）必须行使主权，以确保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全球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一些当代的“共和主义”作者在全球层面上寻求社会与主权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以减轻世界新秩序的过度行为和减少冲突。他们再次假设，基于隐含的原则或价值，主权存在于全球社会之中，他们的目标是将现代政治机构扩展到国家边界之外，通过全球宪法秩序建立世界主义治理，从而创建一个全球政治体。我们将在第三章论述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全球社会都没有完整的民主概念，因为若是继续将社会的所有要素组织在一个有机的政治体中，它们必然会减少各部分的差异和自由，并在各部分之间建立等级。一个民主的诸众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体，至少不是在现代形式之中。诸众就像一个拒绝身体的有机统一的独特的肉体。
首先，我们在此应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不认识到全球政治体是如何由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的划分和等级组成的，这些理论都无法理解全球政治体的新性质。政治实体的器官实际上主要是经济部门，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于理解身体的解剖学(anatomy)是必要的。其次，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构造政治体的现代传统无法把握全球政治体的新形式，因为它们过度依赖国家模式。当这些理论不再将权力和主权严格地置于一个或一群民族国家的范畴时，它们只是将现代民族的概念和制度扩展到更大的区域甚至全球范围。最近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民族国家的主权的衰落，破坏了现代政治体建设的条件。全球政治体不仅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国家实体。它拥有了一种新的生理机能(physiology)。[10]
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period of transition)，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权空白(interregnum)。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由谁来统治政权空白，以及新制度的基础是如何构造的，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永远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vacuum)。权力有时会更广泛地分布，有时会被两个或几个统治者瓜分，但唯一绝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权力的完全缺失，一种空虚(void)。实际上，当学者们使用无政府状态(anarchy)一词来描述这类时期，他们通常指的不是权力的缺失，而仅仅是制度的混乱、生产的超额(excesses)或缺陷(defects)的规范，或者权力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确切地存在于英格兰十七世纪的政权空白时期，正如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当这个领域似乎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了“新法律结构的热带植物”的种子。[11]在我们当代的政权空白中，政治体的现代国家范式正朝着一种新的全球形式转变，也充斥着大量新的权力结构。唯一永远存在、永不离开的是权力本身。
为了避免混淆，应该强调，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个政权空白的民族国家不再强大，而是说，它们的权力和功能正在一个新的全球框架之中发生转变。在当代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作者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独有的替代：要么民族国家仍然重要，要么权威的形象已经全球化。相反，我们必须明白，两者都是正确的: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当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重要），但它们在全球背景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称之为“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过程。她认为，国家在决定和维持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方面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它们的行动越来越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而是以新兴的全球权力结构为导向。[12]从这个角度看，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并不矛盾。各国在政权空白期继续履行其许多传统职能，但由于它们服务的新兴全球权力的逐渐增长而发生了转变。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须解决这一过渡时期的问题，并认识到其时间过渡如何与全球权力的空间转换相对应。今天，世界各地的经济财富和权力仍然分布不均，但用来定义权力版图的国家界线正在发生变化。不平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和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概念是二十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经济学家的战斗主力(battlehorses)，旨在突出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剥削水平的根本差异。[13]这些概念有助于解释全球划分和等级的顽固存在——为什么富裕的国家保持富裕，贫穷的国家保持贫穷。不平衡发展描述了世界上的特权国家如何在从属国家的支持下，以牺牲从属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和利润制度。不平等交换指的是贫穷国家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断贬值，因此实际上是贫穷国家在资助(subsidize)富裕国家，反之则不然。此外，这些不平等制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矛盾，在某些政治条件下，这种矛盾可能会使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的脚手架崩塌。然而，资本主义全球化以一种最糟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通过使世界各国的劳动关系平等，而是通过将参差不齐和不平等的反常机制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天，在洛杉矶最富有的社区和最贫穷的社区之间，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之间，在每个欧洲城市的中心和外围之间，在地中海的北部和南部边缘之间，在日本的南部和北部岛屿之间，都存在着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交换——这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洛杉矶中南部和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都存在着通过劳动力的价格差异进行的生命政治倾销过程，使某些工人的劳动更有价值，另一些工人的劳动价值更低，而还有一些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当然，一般地和近似地说，国家之间和世界上的大地理区域之间，欧洲和非洲之间，北美和南美之间，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这些区域并非同质的区域。等级和划分的界线要复杂得多。今天，只有地形学家才能描绘出剥削的地形图。[14]
全球政治体不仅由全球分工决定，而且由密切相关的全球权力划分决定。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国际劳动分工描述为一种自然现象，聪明的资本家了解各种成本和收益并能够利用这些现象。然而，从殖民统治到后殖民时期的权力关系，一直存在着协调和维持这些权力和劳动的国际划分的等级制度。全球体系中的分工和权力等级是如此密切相关，所以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把握。此外，如今这些划分往往不会直接按照国家的路线进行，因此，我们应该按照詹姆斯·米特尔曼(James Mittelman)的说法，将其称为“劳动和权力的全球划分”，而不是“国际的”(international)。[15] “劳动和权力的全球划分”的概念意味着：一方面，不可能以固定的方式确定发展和剥削的程度，而是必须认识到地理区域和人口之间的划分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划分既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权力斗争的目标。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实施规范化、自然化和控制划分的规则，才能实现稳定划分的平衡。在全球体系的控制下，等级和剥削的界线不断变化，一个复杂的例子就是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财富的起起落落。在二十世纪80年代，这些经济体被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外围福特主义”(peripheral Fordism)所改变，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口的工业产品在全球经济强国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指导下，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全球排名中迅速上升，在某些情况下远远超过了印度和巴西等中等水平国家。然而，二十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尤为严重，并且仍在全球经济机构的指导下，它们在全球等级中地位的陨落几乎与上升的速度一样快。[16]简而言之，全球劳动分工、贫困和剥削的地形学是一个政治建构的等级制度的不断变化的矩阵。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更加详细地讨论统治全球体系等级的一些政治机构。
最后，我们应该像一本邪恶(sinister)食谱里写的那样，加上最后一种成分，以完善全球贫困和剥削的全球地形学的配方。加入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人口统计学的部分，即与生命权力联系最密切的社会科学。早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国教牧师(Anglican minister)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就警告过人口过剩的灾难性后果。今天，国际援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发出的类似人口控制的呼吁并不罕见。这些组织提出的建议（以慈善和人道主义的口吻），实际上往往是由主要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以更为险恶(sinister)的措辞口述和颁布的。今天的马尔萨斯主义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拒绝向一些人提供食品或卫生基础设施援助，甚至进行强制绝育运动。在此，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战略也从跨国公司对利润的渴望那里得到补充，它们不愿意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投资，有时甚至拒绝以他们能够承担得起的价格向他们出售药品。贫穷和疾病成为人口控制的间接的工具。我们当然赞成自愿接受的生育控制和计划生育项目。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大多数关于人口爆炸和人口危机的讨论，并不是真正着眼于改善穷人的生活，也不是为了维持一个符合地球承载能力的可持续的全球总人口，而是主要关注哪些社会群体能繁衍后代，哪些不能。换言之，这场危机的具体表现，是世界主要地区和次要地区的贫困人口都在增加。（自从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Malthus)在他的英国国教(Anglican)教区考察“人口控制的自由经济理论”以来，就一直憎恶穷人那令人厌恶的生育倾向。）当我们将对人口危机的讨论与灾难性的宣告联系起来时，这一点尤其明显：白人人口，尤其是欧洲的白人人口，无论是从绝对数量来看，还是相对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非白人人口而言，都在急剧下降。换言之，最根本的危机是全球人口的肤色正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深。很难不将当代大多数人口控制计划与某种种族恐慌联系在一起。这是导致政治阴谋和全球人口警戒状态的主要原因。生命的繁殖必须进行调整，以保持全球空间的等级制度，并保证资本的政治秩序的再生产。这也许是生命权力最基本的形式：如果像他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数量就是力量，那么所有人口的繁殖都必须受到控制。
在当代过渡时期，即全球政权空白，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种新的剥削和经济等级的地形学，其界线在国家边界上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种族隔离体系之中。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种族隔离不仅仅是一种排斥(exclusion)体系，就好像从属人口被简单地切断，毫无价值，可以被任意处置。在今天的全球帝国中，就像以前的南非一样，种族隔离是一种生产性的分层包含(hierarchical inclusion)体系，通过多数人的劳动和贫穷来使少数人的财富永久化。在这种意义上，全球政治体也是一个由劳动和权力的全球划分所界定的经济体。
瑞士达沃斯是每年（除非抗议活动使其变得无法实现）冬天世界金融、工业和政治寡头们举行为期数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并规划资本主义全球化命运的地方。当前世界秩序的许多拥护者和批评者都认为，全球化似乎是由一种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决定的，这种资本主义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然而，短暂地去一趟白雪皑皑的达沃斯，有助于消除这种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型公司的领导人需要与占主导地位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超国家经济机构的官僚进行谈判和合作。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实际上并是不相互冲突，而是密切合作。简而言之，在达沃斯，我们可以看到支持和调节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制度关系。这是全球政治体的神经中枢。
在达沃斯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这样的会议是必要的：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和官僚精英们需要在恒定的关系中一起努力。通俗来讲，它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经验：离开政治秩序和监管，任何经济市场都不可能存在。如果说自由市场意味着一个自主的和自发的、不受政治控制的市场，那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市场。这只是一个神话。随着这一神话的持续存在，人们对过去的印度局(Indian Bureau)的怀念似乎依然存在，而且十分强烈，因为在那里，大英帝国的伟大经济学家曾在外交部和英格兰银行之间无畏地来往，在那里接受训练。然而，即使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全盛时期的自由市场，也是由国家权力、明确的法律结构、国内和国际的劳动、财富和权力划分等来创造和维持的。经济市场总是必然地嵌入社会市场，并最终嵌入权力的政治结构。[17]那些主张将市场或贸易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的人，并非真正要求更少的政治控制，而仅仅是要求一种不同的政治控制。这不是国家强弱的问题，也不是政治力量是否干预经济的问题。这只是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将如何干预的问题。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探讨政治和法律的干预对保护和扩大私有财产领域的必要性。就目前而言，仅谈到政治控制来安抚和阻挠劳工与资本的斗争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每一次劳资谈判背后，都有政治权力及其力量的威胁。如果没有政治监管，也就是说，没有解决劳资冲突的力量关系，那么就没有资本主义市场。例如，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末取得胜利的原因。如果撒切尔首相没有在威尔士击败矿工，如果里根总统没有摧毁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市场的自由时期就不会存在。所有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都深知，只有政治的监管和力量才能允许自由市场。此外，当我们考察商业公司本身的形式和管理时，政治控制和经济市场之间的兼容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二十世纪，学者们注意到，公司和国家机构的体制结构是如何发展得越来越相似的，以及企业如何越来越根深蒂固地融入公共机构。[18]同样的，少数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经常毫不费力地通过最高政府部门进入公司董事会，这不足为奇。当商业、官僚和政治精英们齐聚在世界经济论坛时，他们当然并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彼此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结束甚至减少对公司和经济市场的政治和法律控制，而是意味着各种控制的转变。全球市场力量同法律或政治制度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别或层面：1）全球市场上由公司自己创建和管理的私人协议和私人形式的权威；2）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建立的监管机制，直接控制特定的国际贸易和生产的实践；3）以及在国际或全球层面运作并得到国际或超国家机构支持的一般准则。
第一个层面的特点是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私人权威形式，企业借此在民族国家或其他政府机构的控制之外管理全球经济活动。[19]这种私人权威的一个例子是新的商法(lex mercatoria)，或“商业习惯法”(law merchant)的全球形式。商法传统上指的是一种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允许商人或企业（特别是航运、保险、银行和商业企业）根据共同的习惯法理解，在国家控制之外的领域独立地签订合同。[20]商法最初指的是中世纪欧洲在所有主权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中心来管理商人之间进行贸易的法律结构。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有一个私人商业合同的广泛领域，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商法。人们可以想象，在许多情况下，企业需要一个法律框架，这一法律框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而是在全球商业领域的国家结构之外发挥作用，并对其进行补充。例如，想象一下，在纽约的办公室里，一家法国公司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合同，从其在哈萨克斯坦的油井中输送石油。合同是受美国，还是受法国、德国或哈萨克斯坦的法律管辖？商法的习惯法结构旨在处理此类案件，并提供一个共同的框架。事实上，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签署的许多商业合同并非是由民族国家批准的，而是由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制定的。
今天的商法及其所监管的市场比过去要广泛得多。市场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上——可交换的商品不再被驮在佛罗伦萨商人去往勃艮第的骡子上，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旅行——也体现在交换商品的性质上，包括各种非物质商品，如服务、思想、图像和代码。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也将其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不仅包含流通，还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商品的生产，甚至包括人口的社会再生产。此外，新的商法对这些市场施加的监管范围更加广泛。例如，侧重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理论，即商品或服务交易中产生的货币价格之外的成本，突出了国际贸易领域中企业的自我管理能力，并详细说明了实现这一点的最低条件。被这些理论认定为必要条件的市场凝聚力要素，在这种背景下，真正成为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准则或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公司及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一种国际甚至全球的商法制度，从而建立了控制全球化的规范程序，那么资本便以其最薄弱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由此产生的全球法律制度不再是国家结构的束缚，也不再采取书面法规或预先制定规则的形式，而是纯粹的墨守成规(conventional)和约定俗成(customary)。在此，法律不是监管资本的外部约束，而是资本家之间意见一致的内部表达。这真可谓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
然而，不应夸大这种在新的商法中发展的“合同法”的普遍性以及公司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能力。事实上，资本自治的梦想是非常有限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新的全球商法能够在过渡时期得到发展，是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放松对经济监管力量的掌控，公司能够部分地打开缺口。然而，人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在商业合同领域中出现的私人权威，只有在政治权威的支持下才能够存在：在每一个资本主义自治的乌托邦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支持性的政治权威。例如，要使这样一个体系发挥作用，不同的国家市场必须是稳定的，并且彼此之间的配置是相似的。最重要的是，资本的权利，如保护财产和控制劳动的权利，必须在不同的国家市场中得到类似的保障，以允许生产活动以持续的流通和最小的摩擦相互参与。此外，由于私法总是依赖于公法来保障义务和制裁，因此，当商业互动的监管需要法律制裁时，商法就无法满足了。民族国家是国际商业合同的幕后推手，并不断背负着制裁的威胁。当然，一些民族国家拥有压倒性的权威，而另一些则几乎没有。也许我们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实际上代表的不是所有人的机会，而是少数人的特权。
在第二个层面上，我们发现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实质性的全球治理概念，它引入了更强大的权威元素。民族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是权力和力量关系在更高、更普遍的层面上被编纂和制度化的一种方式。国际贸易协定早已存在，但现在它们正趋向于创造真正的全球权威形式。世界贸易组织(WTO)也许是此类全球机构中最突出的例子。世贸组织是一个真正的全球贵族论坛，在这个论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之间的所有对抗和矛盾，包括它们相互冲突的利益、它们不平等的力量、以及它们沿着南北分裂的趋势。我们可以在第二个层面上最清楚地认识到从国内和国际法到全球或帝国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的全球治理受到大量法律权威、规范体系和程序的支持。在通过国际协议形成的相互矛盾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中，全球化趋势和复苏的民族主义因素交织在一起，既有自由主义的提议，也有对自由主义理想自私自利的扭曲，既有区域政治团结，也有商业和金融统治的新殖民主义活动。我们可以认识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例如，当最强大的国家在本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如钢铁生产或农业）受到全球市场的不利影响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自私自利的扭曲，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来：由最主要的国家通过的旨在捍卫国家经济竞争的反垄断法的削弱和颠覆，以允许垄断行为并破坏国际层面的竞争。关于金融支配权，我们只需要看看强加于各个地区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例如东欧的欧元和将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拉丁美洲货币委员会规定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矛盾因素同时存在，但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是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主权变革并不是对民族国家权力的简单减法，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全球主权。[21]
最后，在第三个层面上，我们发现了全球经济监管机构中最明显的制度化因素。其中许多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的经济发展组织，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建的，目的是规范旧的国际秩序，但它们已逐步转变了它们的职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秩序的需要。这些超国家经济机构由成员国代表管理，但没有平等的投票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每个国家都有一票，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有一种奇怪的”一美元一票”制度，即投票权与货币贡献成正比。例如，在2003年，美国控制了有183个成员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7%以上的投票权，其他七国集团(G7)国家的投票权加起来超过46%。[22]世界银行的投票比例大致相同。然而，这些机构并不完全由有投票权的成员国控制，这经常会引起美国等强大成员国的不满。与所有大型官僚机构一样，它们发展出有限的自主权，并非作为国际机构，而是作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机构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这一全球层面上，合法性来源于系统内部的，也就是说，经济、政治和法律决策往往彼此一致。当然，主要的超国家机构确实具有非常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机构文化，这有时会导致机构之间的冲突和意见。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经济技术人员主导，而许多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援助机构工作的人的社会福利道德与非政府组织的道德相近。[23]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们认为，这些超国家机构行使着共同的和连贯的(coherent)经济和政治控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许是在意识形态上最连贯的超国家经济机构。它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成立，目的是规范国际货币合作，以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它的任务明确是避免《凡尔赛和约》带来的货币灾难。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沿着贸易全球化、市场金融化和生产流程的全球一体化这三个主要坐标，对其使命进行了重大调整。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肩负着通过金融机制来管理全球社会生产新形式（现在是后福特主义的、后现代的，由诸众的生命政治状况来定义）的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任务已经变成迫使各国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社会计划，采取货币主义政策。它为境况不佳和贫穷的经济体规定了一项新自由主义方案，其中包括在公共福利、公共产业和财富私有化以及减少公共债务方面的最低支出。这一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方案一直饱受来自外部和超国家经济机构内部的批评。[24]例如，一些人基于经济原因反对政策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应用于不同的国家，而不考虑国家的特殊性，也不考虑货币政策与社会动态之间的关系。其他人则更普遍地反对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政治议程：货币警察从不中立，总是支持某个特定的政治政权。1997年东南亚和2000年阿根廷发生的经济灾难，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这种模式受到了更广泛的批评。然而，尽管受到了批评以及经济上的失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继续主导着基本不变的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
在全球机构范围的另一端，世界银行不断宣布致力于社会福利的计划，旨在解决全球贫困和饥饿等问题。世界银行于1944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成立，主要通过为特定项目提供贷款来支持从属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其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1968年至1981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 任职期间，世界银行越来越重视贫困问题。[25]确实有许多人在世界银行和各种联合国伞状组织(umbrella organizations)工作，如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减少全球贫困，减少全球种族隔离的分裂。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自己的信念，也不应该低估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每天都让他们感到沮丧的真正局限性。从在这些机构工作的人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限制之一是他们被迫与州政府合作，并通过州政府筹集资金。因此，这些国家的所有腐败、政治分裂、经济、种族和性别等级都必然成为发展或援助项目的一部分，往往会扭曲或破坏其预期效果。许多人希望他们可以绕过国家直接与人民合作，但所有这些国际机构的任务要求他们只与国家合作，而不干涉其内部政治事务。他们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对援助施加条件，来约束这些国家——通过削弱国家主权来限制腐败。即便世界银行确实面临贫困或移民等社会问题，它也必须使这些项目与全球秩序保持一致并支持全球秩序。因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不少人批评世界银行鼓励的项目类型，并抱怨世界银行留给各国偿还的债务。
我们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歧和家庭口角中退一步，来看一下，尽管存在这些冲突，但这些机构仍旧团结在一起的总体设计是什么。职能不同，甚至制度文化不同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的行为方式相互矛盾。最终，一种普遍的约束决定并统一了所有这些机构的活动，因为它们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其政治设计的结局，也就是说，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建立自由秩序的计划。考虑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同样陷入危机，表现同样糟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向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构成更大威胁的国家（也许阶级斗争的因素很有力，比如阿根廷）施加严格的紧缩条款，而不会对维护全球秩序的必要元素施加这些规定（例如土耳其，它现在是中东帝国秩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将为后者提供比前者更多的财政援助和更多的商业优势。当然，这些机构规定的规范和条例并不总是统一和连续的，但尽管存在障碍和冲突，它们确实在一个普遍的协议范围内运作。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三个层面的监管机构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和法律-政治机构的组合结构中共同工作，形成一个准全球政府(quasi-global government)或全球准政府(global quasi-government)的总体设计。第一个层面是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自我调节，目的是保证利润；第二个层面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斡旋，以在国际层面建立共识；第三个层面是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权威的组成计划。新的全球商法的合同协议、国家和区域的贸易政策与协议、以及超国家的经济机构相互协调，为全球经济进行立法，以维护和再现当前的秩序。例如，它们都必须努力创造和维持必要的市场条件，以保证公司之间的合同。尽管存在冲突，但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公司和国家的利益必须得到解决。它们必须一起保护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劳动和权力的全球划分，以及定义全球政治体的等级制度。正因如此，在冰雪覆盖的达沃斯，惬意的个人会面的画面是理解该体系的一个有用的视角。企业领导人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做到这一点，国家官员或超国家官僚也不行。他们需要合作。
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一些反对超国家经济机构的人要求改革甚至废除这些机构，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持世界上财富和权力的划分和等级。然而，我们需要时刻牢记，这些机构如何与其他两个层面的全球经济监管一起运作。从这个复杂的整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并不会减少全球等级。另一个有机体或机构将不得不崛起，以填补其在整体结构中的角色，或者，更糟糕的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国家的监管将会减少——这对资本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局面，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则一定是一场灾难。此外，超国家机构的改革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有可能，因为正如我们所说，它们被限制在复制当前的全球秩序。因此，最终更重要的是将阻碍任何实质性改革的系统性限制。超国家经济机构必须与国家官员和商业领袖合作，复制全球经济秩序及其内部等级，在这一点上，灵活性的余地很小。这是一块坚硬的磐石，将粉碎任何严肃的改革努力。
事实上，大政府(big government)从未离开过，但近年来，尤其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大政府变得更加明显。例如，从那时起，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各种全球安全军事和法律项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稳定和保障全球经济秩序。在某些方面，9·11事件之后，全球经济的私人权威形式，如新的商法，以及使其成为可能的所有国际贸易机制和宏观经济平衡陷入了危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保证各个层面的经济互动——金融交易、保险关系、航空运输等等。这场危机迅速提醒人们，资本是多么需要一个主权权威机构的支持，每当市场秩序和等级出现严重裂痕时，这一事实就会凸显出来。
保证市场秩序的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借助于军事力量。资本有时不得不召集一支军队，强行打开不愿被打开的市场，并稳定现存市场。例如，在十九世纪初，英国资本需要英国军队以鸦片战争的胜利打开中国市场。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军事行动都可以用特定的经济利益来解释。例如，认为美国最近几十年领导的军事行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更不用说索马里、海地和巴拿马——主要是为了获得特定的经济优势（比如获得廉价石油）是不够的。这些具体的目标是次要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利益之间的主要联系只存在于一个十分普遍的分析层面，从任何特定的国家利益中抽象出来。军事力量必须保证世界市场运作的条件，即保证全球政治机构的劳动和权力划分。然而，这种努力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安全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国家军事力量的部署对于保障全球市场的安全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安全制度往往会抬高国家边界，阻碍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循环，而这些循环曾是一些最大利润的基础。美国和其他军事大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协调和互相补充。
我们应该清楚，特别是自9月11日以来，新出现的需要一个大政府来支持经济的突出需求，并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在凯恩斯主义下，民族国家通过提供机制，来调解工人阶级的冲突和利益，并在此过程中扩大社会对生产的需要，从而支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相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主权形式，完全站在了资本一边，没有任何调解机制来协商它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关系。有趣的是，在这方面，当风险成为经济活动和发展的主要特征，甚至是所有社会互动的主要特征时，资本的立场是多么矛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大政府和军事干预的作用是在维持当前秩序的同时降低风险并提供安全保障。
大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也是必要的，但在目前的背景下，这就像它的军事作用一样自相矛盾。正如9·11事件残酷地提醒人们安全的必要性一样，安然丑闻(Enron scandal)也提醒人们，需要大政府来打击腐败。安然丑闻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因为许多投资者受到影响以及一些著名的政客与该公司关系密切，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腐败的商业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涉及一种普遍的经营方式。安然公司的高管和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审计师当然不是唯一从事此类战略性虚假陈述的人。腐败在这段过渡时期变得普遍，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国家法律法规的弱化，不成文的规则凌驾于成文的规范之上，以及治理形式的薄弱，都为逐利者打开了方便之门。每当从一个政权过渡到另一个政权时，过去的规则便不再适用，新的规则也未真正生效，腐败就会大行其道。然而，当监管破坏了利润至上的正常商业行为时，大政府打击腐败的任务就变得自相矛盾起来。安然公司的灾难不仅仅是伪造账目的问题，还有利用能源期货进行金融投机的风险行为，这对加州能源市场造成了直接的和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做法被公认为是腐败的一种形式。有人可能会认为，股市价值的膨胀是另一种腐败行为，各国都有责任打击这种腐败行为。美联储主席和央行行长必须在不损害经济利润的前提下，平息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正如塔西佗(Tacitus)所言，当共和国最腐败的时候，法律是最多的，但是，我们应该补充道，这些法律尽管数量众多，却无法防止腐败，因为腐败对制度至关重要。
当腐败问题与“民主转型”和“国家建构”计划中的军事行动结合在一起时，它就变得更加矛盾。这些项目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一个稳定与和平的政权，而且是一个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通常以从属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政权，来作为全球政治体的一个机构。在这方面，当代所有国家建构计划背后的典例，是前苏联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随着前苏联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劳动和权力的全球划分，私有化的国有工业和独家的进出口许可证随着家族和政治关系转移，为新的寡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此同时，强大的俄罗斯黑手党出现，控制了广泛的犯罪活动。我们了解到，“民主过渡”是腐败的代名。这种腐败也许与建立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需要相冲突，但同时也有利于融入全球经济市场。无论如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漫长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腐败形式的现象，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大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保护私有财产。自从有了财产，就出现了盗窃、伪造、腐败、破坏(sabotage)和其他类似的违法行为。很明显，所有移动形式的物质财产，如汽车和珠宝，都经常处于被盗的危险之中。固定形式的物质财产也会被破坏或因简单的破坏行为而存在受损的风险。即使是土地，这种最安全的财产形式，也受到不安全因素的影响。换言之，所有的私有财产始终都需要警察的保护，但在非物质生产的范式中，非物质财产的扩张更加不稳定和不可控，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随着财产变得虚无缥缈，它往往会脱离所有现有保护机制的控制，这就要求主权权威加大保护力度。
非物质财产这种新的、日益增加的安全风险，主要是由于使这些商品有用和有价值的相同的质。例如，由于计算机系统的广泛连接性(connectivity)，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很容易受到破坏和损坏。计算机病毒、蠕虫病毒和类似的东西是一种破坏形式，因为就像机器的机械齿轮被扔进去的木屐破坏一样，它们也利用机器本身的功能来破坏机器，但是它们比其他形式的破坏在安全方面要困难得多，因为它们不需要物理上的接触。对计算机的破坏，只需要虚拟访问。
与通过连接摧毁或损坏非物质财产相比，一个更重要的安全问题是可复制性(reproducibility)，它不会威胁到财产本身，而只是破坏其私有性质。许多非物质产品的非法复制形式都非常明显和简单——复制书面文本、计算机软件或音频和视频财产。它们之所以如此明显，是因为这些非物质形式的财产的社会和经济效用恰恰取决于，它们可以通过从印刷机和复印机到数字记录的技术，易于以低成本复制。使它们具有价值的可复制性，正是威胁它们私有性质的因素。当然，复制的形式与盗窃的传统形式有很大不同，因为原始财产不会从其所有者那里被夺走；对其他人来说，只是拥有了更多的财产。私有财产传统上基于稀缺的逻辑——物质财产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如果你拥有它，那我就不能拥有它——但是，这些非物质财产形式的核心是无限的可重复性，这直接破坏了任何这种对稀缺性的构建。[26]奈普斯特(Napster)[27]的发展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它提出了以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复制的问题。奈普斯特网站为众多用户提供了一个以MP3文件的形式来自由分享和复制录制音乐的平台。在用户之间的交流中，录制的音乐不再作为私有财产，因为它变得很常见。这远远超出了盗窃或盗版的传统概念，因为这不仅仅是将财产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而是对财产本身私有性质的侵犯——也许是社会盗版的一种。奈普斯特网站最终被关闭，理由是它助长了侵犯版权的行为，但在网络上还有无数其他的文本、信息、图像和其他非物质形式的私有财产，它们被非法地自由访问和复制。这些例子表明，在管理私有财产方面，存在着一些巨大的新的困难。
然而，在私有财产的建立和保护方面，警察的活动和力量实际上是次要的；大政府保护私有财产的首要力量必须不是强力(might)，而是权利，也就是说，一种使私有制合法化的法律结构。新的财产形式，特别是非物质形式，需要新的、扩大的合法性和保护的法律机制。许多形式的非物质财产与公认的规范相比，似乎立即变得不公正，因此需要激动人心的法律创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生命财产”(bioproperty)，即已经成为私有财产的生命形式。当然，个体生命早已有资格拥有私人所有权，但这里的问题是一种更广义的生命财产形式。传统上，一个人可以拥有一头、十头或一百头荷斯坦奶牛或麦金塔苹果树，但一个人不能拥有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荷斯坦奶牛或麦金塔苹果树。广义的形式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不符合所有权。也许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生命财产的新例子是肿瘤鼠(OncoMouse)，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获得专利的动物类型。杜邦实验室和哈佛大学通过将人类致癌基因移植到老鼠体内，创造出了肿瘤鼠。这种老鼠易患癌性肿瘤，因此对肿瘤学研究十分有用。[28]杜邦公司出售小鼠个体作为研究工具，但这里的新奇之处在于，杜邦公司不仅拥有老鼠的个体，而且拥有老鼠的整个类型。
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为生物的私人所有权开辟了法律道路，该裁决不仅允许对制造新生物的过程颁发专利，而且还允许对生物本身颁发专利。1972年，一位微生物学家以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名义申请了一项专利，该专利所涉及的这种细菌可以分解原油，从而有助于处理石油泄漏。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授予了他的专利，专利既包括细菌的生产过程，也包括将细菌放在漂浮在水上的稻草上的方法，但拒绝了对细菌本身的专利。专利局认为微生物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不能申请专利。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微生物学家的细菌不属于这一类别，因为“他的专利新特征申明并不是针对迄今为止未知的自然现象，而是针对非自然产生的自然制造物或自然组成物——人类智慧的产物……”[29]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推断，这种细菌不属于自然界，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后来，完全相同的逻辑为其他生命形式如肿瘤鼠的专利奠定了基础。
保护这种非物质私有财产的法律创新，在于对非物质劳动的承认；换言之，我们以前认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是共有财产，这种观点认为，实际上它是人类劳动和发明的产物，因此符合私人所有权的条件。这种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的创新和拓展，广泛适用于各种新的财产形式。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涉及遗传信息的所有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关于人类遗传信息所有权的最广泛讨论的案例之一，对医疗和研究很有价值。1976年，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病人开始接受毛细胞白血病(hairy-cell leukemia)的治疗。医生们发现他的血液可能具有治疗白血病的特殊性质，并在1981年以加州大学的名义获得了一项T细胞系(T-cell line)——一组从病人血液中提取的遗传信息序列——的专利；据估计，该公司生产的产品的潜在价值为30亿美元。该患者起诉了加州大学，要求获得T细胞和遗传信息的所有权，但加州最高法院裁定他败诉。法院的理由是，加州大学是该细胞系的合法所有者，因为一种自然产生的有机体（他的声明中所依据的）是不能申请专利的，而科学家从中获得的信息是能够获得专利的，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30]
涉及植物遗传信息所有权的案件，以及最终涉及种子和植物品种的私人所有权的案件，都是根据同样的法律逻辑作出裁决的，它们同样也建立在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之上。例如，思考一下“种子战争”(seed wars)，在这场战争中，种子和植物品种的私人所有权，沿着全球南北的分界线展开争夺。[31]就植物品种而言，全球北方在基因上很差，但绝大多数获得专利的植物品种都在北方；全球南方就植物品种而言在遗传上很丰富，但在专利方面却很差。此外，北方拥有的许多专利都是基于从南方的植物中发现的遗传材料中获得的信息。北方的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产生利润，而南方的财产不产生任何利润，因为它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对植物品种的私人所有权的法律基础与其他生物（如食油细菌和肿瘤鼠）的法律基础基本相同，明确地指劳动。如果植物、植物品种和种质(germplasm)（即种子中编码的遗传信息）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就有资格为私人所有。[32]
对我们而言，所有权的问题似乎是当前关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核心问题。一些人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转基因的弗兰肯食品(Frankenfoods)[33]正在危害我们的健康，扰乱自然秩序。他们反对试验新的植物品种，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的真实性或种子的完整性不应受到侵犯。[34]对我们来说，这有点像神学上关于纯洁性的争论。相反，正如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的那样，我们坚持认为，自然和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是人为的，这一点在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尤为明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改变都是有益的。就像所有的怪物一样，转基因作物可能对社会有益，也可能有害。最好的保障措施是在共同的控制下，以民主和公开的方式进行实验，这是私有制所不能做到的。在这方面，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动员，让我们有权力民主地干预科学进程。就像在艾滋病大流行的早期，来自行动起来(ACT-UP)等组织的活动家们成为专家来挑战科学家对研究和政策保持的独家控制的权利一样，今天的活动家也需要成为转基因及其影响方面的专家，以便开放这一进程，实现民主控制。[35]此外，基因改造导致专利的泛滥，将控制权从农民转移到种子公司。这是我们先前讨论的集农业中控制的一个关键手段。换言之，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人类正在改变自然，而是自然不再是共有的，它正在成为私人财产，完全由它的新主人控制。
在涉及传统知识的财产纠纷中，非物质劳动的同样逻辑也最终成为法律依据。首先，考虑下经常被引用的印度楝树(neem tree)的例子。几个世纪以来，印度农民一直将印度楝树的种子碾碎，撒在田地里，以保护作物免受昆虫侵害。楝树是一种天然无毒的农药，对植物无害。1985年，一家跨国化学公司W. R. Grace and Company申请并获得了一种基于楝树提取物的农药专利，该农药以有机、无毒的形式进行营销。该专利在美国法院遭到质询，但未获成功。事实上，在1985年至1998年间，基于楝树的产品获得了40项专利，其中一些授予了印度组织，而另一些则没有。[36]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1995年，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获得了“姜黄在伤口愈合中的应用”的专利。在印度，姜黄粉是治疗擦伤和割伤的传统药物，已经在几代人中使用。1996年，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CSIR)对该专利提出质疑，并将其撤销。这项专利被撤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在印度的使用非常普遍。美国法律权威不需要接受在美国境外产生的传统知识证据，除非这些证据在科学期刊上得到承认和引用。姜黄粉的专利被撤销，是因为其先前的使用已经在科学出版物中有记载。当然，这个案例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揭示了对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不同标准。有人可能会说，法律制度只承认正式的科学活动为劳动，因此只有其产品才有资格获得财产；知识生产的传统形式不被认为是劳动，因此它们的产品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37]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新的财产形式——微生物、动物、植物、种子和传统知识——的权利取决于主张它们是被生产出来的，具体来说，它们是被作为知识、信息或代码产生的。生命财产，即生命形式的所有权，依赖于定义生命的代码的生产。这是一个两步走的法律逻辑：既然生命形式是由代码定义的，代码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生产代码的人就有权拥有生命形式。
对于当今非物质财产和生命财产的巨大扩张，一些最有力的批评声称，使共有成为私有，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将思想等非物质商品作为私有财产加以保护的传统理由之一是鼓励创造力。例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支持技术创新而撰写了著名的美国专利法，在我们这个时代，由联合国发起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任务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促进创造和创新。然而，如今限制思想和信息获取的私有制越来越多地阻碍了创造和创新。[38]长期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学者和从业者一直坚持认为，尽管控制论革命与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创造力，是通过对信息和技术的开放和可获取而实现的，但现在这一切都在各个层面上逐渐被关闭：物理连接、代码和内容。电子“公地”的私有化，已经成为进一步创新的障碍。[39]当交往成为生产的基础时，私有化会立即阻碍创造力和生产力。微生物学、遗传学和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同样认为，科学创新和知识的进步，基于开放合作和思想、技术、信息的自由交流。科学家通常不会被专利带来的财富潜力所驱动而进行创新，尽管使用专利的公司和高校确实如此。知识和信息的私人所有权，只会是社会和科学创新基础上的交流与合作的障碍。
如此多研究知识产权和互联网的学者使用“电子和创意公地”(electronic and creative commons)和“互联网的新圈地”(the new enclosures of the Internet)等术语并非巧合，因为目前的进程让人想起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早时期。事实上，如果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进程继续下去，我们的时代可能会像巴洛克时代（即欧洲文艺复兴危机出现的时期）一样结束。文艺复兴时期“新人性”(new humanity)的理性清醒(rational lucidity)和激情现实主义(passionate realism)已经枯竭，为了表达——也就是说，为了交流和创造美——巴洛克不得不诉诸于夸张和伪造。在风格和时尚的转变、语言的神秘化和知识本体论基础的背叛背后，一场更深刻的历史戏剧正在上演：制造业先行发展的危机、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以及最重要的，农业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和公地的最终私有化。在巴洛克时期，制造业资产阶级的幸福开端及其“美德”被贬低为少数人的“财富”，未来的前景被对资产阶级发展本身所创造的新的生产阶级的普遍恐惧所笼罩。今天的私有化有一种明显的巴洛克式的、新封建主义的味道——知识、信息、交流网络、情感关系、遗传编码、自然资源等等的私有化。诸众日益增长的生命政治生产力正被私人挪用的过程所削弱和阻碍。
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逻辑，导致了对非物质财产和生命财产扩张的第二种挑战，即谁拥有所有权。传统的资本主义财产法以劳动为基础：谁的劳动创造了商品，谁就有权拥有它。我盖了一座房子，所以这座房子是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新的财产纠纷中，这种劳动逻辑仍是基本的：当法官裁定细菌、种子或动物类型完全归创造它的科学家所有时，财产的劳动逻辑就起作用了。事实上，非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劳动，越来越直接地生产生命形式和知识，而越来越多的生命形式和知识成为私有财产，这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非物质财产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支持了我们先前关于非物质劳动霸权的主张。）然而，在整个非物质生产领域，对财产的权利或所有权被支持它的同一逻辑所削弱，因为创造财产的劳动不能与任何个体甚至一群个体相提并论。非物质劳动日益成为一种共同的活动，其特征是无数个体生产者之间的持续合作。例如，是谁生产了遗传编码的信息？或者，是谁提供了植物的有益医疗用途的知识？在这两种情况下，信息和知识都是由人类的劳动、经验和创造产生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劳动都无法孤立于个体而存在。这些知识总是在协作和交往中产生的，通过在广泛而不确定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两个例子中，是在科学界和土著社区——共同工作。科学家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和信息不是由个体，而是由集体协作产生的。这种协作的、交往的、共同的知识生产过程同样具有非物质生产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所有其他领域的特征。根据约翰·洛克的观点，创造私有财产的劳动是身体的延伸，但今天这种身体越来越共同化。私人所有权的法律正当性被生产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所破坏。当传统资本主义对财产的权利或所有权减弱时，除了暴力之外，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护私有财产了。
当下关于非物质财产的悖论，似乎使青年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人道主义谩骂再次焕发光彩。“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他写道，我们为了简单的拥有感(sense of having)而诋毁一切形式的存在(being)。[40]人类所有的感官，包括认识、思考、感觉、爱——简而言之，所有的生命——都被私有财产腐蚀了。然而，马克思明确表示，他不想回到任何一种原始的公有制。他更关注的是资本逻辑中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指向了一种新的未来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建立在生产者的个体劳动之上的，但另一方面，资本不断地引入更多的集体和协作的生产形式：工人集体生产的财富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种矛盾在非物质劳动和非物质财产领域变得越来越极端。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愚蠢，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为私人所拥有。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一种商品除非是私有，否则无法有效地保存和利用。然而，事实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都不是私有财产，我们的社会生活之所以能正常运转，也完全是得益于这一事实。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看到的，除了土地、工业和铁路等传统形式的财产外，遗传信息、知识、植物和动物等新的商品也正在成为私有财产。这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征用公地的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如果语言、话语形式、手势、解决冲突的方法、爱的方式以及绝大多数的生活方式都无法共有，我们就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我们不共同地积累大量的知识、信息和研究方法，科学就会停滞不前。社会生活依赖于共同性。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回顾，在我们发现怎样将社会生活完全托付给共同性之前，这个时期的我们是多么愚蠢，以至于让私有财产垄断了如此多形式的财富，阻碍了创新，腐蚀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