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道德论文十篇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1
一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背景
1 学校留学生特点。温州医学院现有各类留学生近300人,他们来自23个生源国,遍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五大洲,其中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菲律宾、也门、伊拉克、索马里、巴勒斯坦、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的学生。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但是伦理学是属于人文学科,来自不同国家学生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对同一社会伦理问题有不同看法。针对留学生的特点,医学伦理学教学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展开。
2 医学伦理学教学要求。现在学校开课计划课时仅32学时,要把医学伦理学课讲好,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让留学生掌握这门课的核心内容,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并非易事,也必须对传统的在课堂上理论讲解为主,期末知识考核为唯一的对留学生评价标准的方式进行革新。
医学伦理学课注重伦理知识的思考与应用,可以将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有机的结合起来,增加平时考核的比重。让留学生进行小组分组,让他们制作相关医学伦理学专题的课件上台演讲。同时在医学伦理学课堂上展开案例分析、问题讨论、论文写作等形式加强了平时成绩的考核。通过平时考核调动了留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添了课堂的生动性,不仅仅受到他们的欢迎,而且更好的反映了他们的实际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水平,也使得教师在课堂上能针对不同的留学生进行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引导。
二 对医学伦理学教学多样化的探索
为了让留学生学好医学伦理学这门课程,教师在教学理念上进行了创新,教学方法上采取多样化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互动型理论学习。伦理学是哲学的分支,要学好伦理学的理论部分,有必要给他们讲解一些医学伦理学相关的哲学基础知识。留学生在学习医学伦理学时接受伦理的理论显得有些困难。主要原因是留学生以前的课程中没有中国哲学思想的学习,哲学基础十分薄弱,对于他们来说很难理解和掌握。医学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如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生命神圣论与生命价值论等都是西方哲学原理的一部分,教师主要是通过讲解中西方主要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每个哲学家及其思想有各自特色(西方古希腊思想、中国儒释道),引发留学生对哲学的兴趣,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比较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留学生通过比较能更好的理解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相应的掌握好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文化背景。在课件的制作表达上,尽量用简单明了的图形、表格,让留学生能很好的接受新的哲学知识。
医学伦理学上课主要采用了分小组讨论,为了充分发挥留学生的自主性,由留学生自己组织各自的小组成员。在对各种案例进行分析时,注重选择生命伦理学中的与重要理论相关的案例来进行分析讨论。如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留学生通过案例(美国爱林案例)分析,自主讨论得出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这样让留学生自己讨论,表达观点,他们能更好的理解生命伦理学基本理论中的差异。教师再结合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如果单单是由教师讲解理论,缺少互动环节,留学生难以很好的理解,学习起来更加艰难,并且很容易产生厌倦感,不愿意再去深入的思考理论问题。
2 情景化现象反思。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书本上的知识主要是伦理理论为主,普遍性的伦理原理原则与伦理问题。在课堂中更多的是要与现实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在课堂上学会用伦理理论和原则分析实际问题,应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的留学生能根据现实问题进行现象分析,谈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思想。留学生在分析案例的时候,适当地引导他们从各种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分析,甚至时间的角度,如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情况的分析,或者结合自己切身体会来分析等等,充分发挥留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扩大其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种思想是自发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也就是说是一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对问题经过伦理理论的反思。因此,在留学生自己回答问题之后,如在案例(医学技术的现代问题)分析之后,展开进一步的提问讨论,一步一步地追问他们,留学生继续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时再用哲学的理论深入的引导他们。通过这种不断追问的哲学问答方式,使留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透过问题的现象分析,达到对事情的真理本身的思考。
3 创造性解决问题。留学生在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时,更多是着重医学知识基础知识的学习,医学基本技术的熟练。他们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知识的学习上,对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却很少问津。在课堂上引导留学生思考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留学生以医学知识的学习为主导,在这样的学习中他们势必会进入一种特定的视角,就是从他们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医学伦理学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扩大他们的视角,让他们从社会伦理的合理性方面来思考问题,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变化发展,及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医学伦理学通过不断地哲学伦理的思考,使他们不局限于从医学这单个领域来思考社会问题,通过哲学伦理的方法论锻炼,成为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人。在案例教学中引入最新的医学伦理的社会问题。如在讲解人体实验时,让留学生进行分析人体实验伦理问题。美国的历史上曾发生过诸如Tuskegee梅毒试验等许多临床试验丑闻,65年后克林顿总统还为此向所有受试者道歉。[1]通过分析让留学生直面问题本身,发现社会伦理问题所在,如国家立法中需要考虑的伦理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 医学伦理学多样化教学的作用
医学伦理学通过多样化教学方式的探索,留学生不仅很好的掌握医学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 有助于留学生对道德理论的透彻理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生命伦理学。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分析要追问到哲学本身。首先在理论上,生命伦理学的原理不应该是对某一种或几种道德理论的应用,而是在对所有道德哲学理论进行清整的基础上,研究和创制适应于生命本体或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哲学;必须在提供价值和意义判断的“是”的充分理论后,才有理由指导具体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选择,才能解决生命伦理话语的“应该”或“善行”。[2]道德哲学分析需要进行伦理正当性的思考,让留学生渐渐加深对道德哲学理论的理解,能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
其次,在学习道德哲学中,思考道德哲学含义的同时,思考医学的目的,医学伦理的目的。把目的本身是什么东西要找出来,搞清怎样的目的是正当的,才是我应该追求的目的。这就是道德理性,道德哲学一开始要做的,就是要找这个第一原则。最高原则找出来了,其他具体规则就可以从中导出来了。这就是伦理学、价值判断和实践理性需要遵循的东西。[3]留学生在原则理论思考中,找到正确的医学伦理目的,从而也达到医学德育的目的。
最后,生命伦理学不仅限于解释与论证生命行为和生命科学技术行为的合道德性,而且必须帮助人们努力认识生命的所有问题或难题,其中,对灵性生命和精神生命的道德哲学注释,是其重要的使命。需要纠正的是,“生命伦理学研究对象为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学问题”应为: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4]让留学生对人的生命有深入的哲学思考,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
2 有助于留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医学伦理的现在社会实践问题思考是对国家政策、法律制定的伦理反思。任何对个人和集团行为之“应当”与否的价值判断的理性根据问题,都属于规范性的道德判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法律的理念前提之一是对个人和团体行为的正当与否作出严格区分,因此立法的规范性根据的合理性论证必须要逻辑地服从道德哲学中的价值判断的论证。就此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5]留学生在学习医学伦理学案例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提高了他们现实社会思考能力。
医学伦理学主要是提出现当代世界医学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社会真理和人文价值的分析。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并不在于使留学生记忆多少知识,而在于通过人文教育提高留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素养,增强其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
3 有助于留学生道德情感的内在提升。医学伦理学在进行医德教育的同时,注重留学生内在的道德情感。留学生在道德哲学的理论与原则分析判断中,学会了善恶的伦理判断,对现实实践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更需要对医学的爱,对患者的爱。道德良心、道德责任,尊重患者,热爱生命。他们以后在遇到各种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时,会以患者的利益为重,能排除万难,保护生命的权利。生命伦理学从爱的金律中引出比彻姆四的原则――尊重自主、公平正义、切勿伤害、医疗至善。生命道德哲学的三位一体(生命存在、行善、公正)――归于一个道(爱)。[6]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需要在课堂上根据他们的的不同文化背景,而引导他们内在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培养。“爱”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都是能有作用的,让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背景来感受医学伦理学的道德感,使他们的医德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1]Anon.An apology 65 years late[EB/OL]. (199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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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Tristram Engelhardt. J r: the foundations of chr istia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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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翟振明.哲学的内在精神[J].学习与探索,2005(4):43.
[4]孙慕义.生命伦理学的知识场域与现象学问题[J].伦理
学研究.2007(1):48.
[5]翟振明.论克隆人尊严问题[J].哲学研究,2007(11):101.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2
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医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认为，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我国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途径以及当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前提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首先，“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医生运用某种技术医治病人，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其次，“医生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手段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突现了许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质量与医学道德问题等诸多道德难题。杜治政认为，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我们“是什么”而断定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医生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美德要求。他指出：“医生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医生做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认为，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要求。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首先应当是医生的美德伦理。医生的美德是有效处理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医生美德显得尤为重要。杜治政认为，一个医生对身患疾病的患者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患者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医生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保证。首先，医生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对各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执行力上；其次，医生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其对患者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现在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医生美德才构成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医生美德已很难适应医学科学的飞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完善。对此，杜治政剖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点，其一，“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病人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医生不仅要面对病人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重要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认为，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际的医学行为。医生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尤其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首先肯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医生如果没有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无法实现，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剖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征，尤其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认为，医学技术就是医生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医生在应用技术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这是医生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必须通过医生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方法来实现。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生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愈来愈多，这就引发了该如何应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和方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医生自身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身的发展潜能去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实现医学技术的自身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医生大量依赖检查数据、过度使用高新设备，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医生自身的经验性和病人的特殊性。此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征，造成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首先，技术伦理具有群体性特征。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医生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以及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其次，技术伦理具有多维性特征。医生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再次，技术伦理具有过程性特征。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思考。最后，技术伦理具有或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三、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诸多实践行为尤其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现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医生、患者以及相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以及调和中产生、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往往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这种忽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时代性特征，也缺失了一个能够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重要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仅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要我们精心思考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些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实际上，我们对当代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有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这样，杜治政从我国当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性。
杜治政认为，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病人利益放在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医疗服务的一切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导致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我们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以及医生患者都能够将各自的利益置于合理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正的实现。杜治政所主张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首先，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必须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其次，利益的博弈应具备合理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提倡的以病人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3
1.1以医学人文课程为基础的全程医德教育途径
西方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医学人文教育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医学教学改革的强劲趋势。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对毕业生“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将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作为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1]。1995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人文课程。1978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而且人文课程的讲授从开始一直延续到医学教学全过程。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课程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年时间。1987年英国的医学院校就将医学伦理学贯穿在整个医学教育全过程中,并在临床见习、实习中按一定时间间隔由医学以外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整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西方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认为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实现医学和人文教育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为了达到医德教育的目的,采取了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如伦理评议、伦理讨论、教学辅导、扮演角色和直接阅读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中心,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从而提高医学生的道德辨析能力[2]。
1.2通过多种活动,以参与方式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西方国家医学院校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利用课外活动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是其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些活动包括讨论会、社会活动、角色扮演等。德国的医学院校让学生走进医院、走近病人,开展“关爱生命”义工活动。深入到医院为病人提供一些自我保健的基础知识和心理陪护服务,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让病人在快乐中痊愈。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医学生的医德情感。美国的医学院校都有相当规模的学生活动中心,许多学生参加社区义务服务工作。如帮助移民子弟补习英语,到医院为病人服务,帮助残疾人,救济无家可归者等。哈佛大学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来加强医德的课外教学,成立了“哈佛医学院道德期刊编辑部”,学生可以就涉及医学道德的话题进行热烈讨论,并由医学道德教研室为该编辑部提供指导和资助。为了激励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科的兴趣,1998年设立了“亨利•比车从医道德奖学金”,奖励那些对医学道德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作者。
1.3设立专门辅导机构,对学生日常品德进行引导的道德教育途径
美国的医学院校,几乎都设有学生辅导中心。由一名副校长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辅导中心工作的人员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有专长的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职业辅导、道德教育及心理咨询。辅导的方法可以是上课,也可以是座谈、个别谈话、个别咨询,还辅之以电影、电视教育。美国俄亥俄州医学院设有道德咨询,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最初是由导师讲解,并做咨询,让学生观察,然后学生在导师指导下,逐渐参与到道德咨询中,并对咨询的案例进行跟踪。加拿大一些医学院校通过网络创办了“道德教育社区”。定期各类医疗道德事件,围绕着这些事件建立“道德聊天室”,“主持人”在学生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具有正面导向性的观点,这无疑使道德观点的交流具有真实性和及时性,使道德教育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从而大大增强道德教育的效果。
1.4通过早期接触病人,临床医德实践加强医德教育的途径
西方医学院校明确规定:早期接触临床的中心任务是医德教育和实践,培养未来医生对病人的责任感,把课堂医学教育内容运用于实际,把课堂理论教育、医德实践和医疗实践有机结合,注重“床边教学”。西方伦理学家认为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内容的理解只是起点,体验和实践才是深入核心的根本途径。让学生早期参与临床医德实践是国外医学界和医学伦理学界医德培养的重要途径[3]。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生要想进入医学院学习,必须先花半年时间学习为病人擦身、剪发等生活护理工作,目的是使他们真正了解病人的需求和心情,知道如何尊重生命,以及作为医护人员应有的态度。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在课堂传授的知识,是学生在未来的医学实践中面临的道德矛盾问题,并通过临床实习这种非正式的道德教育方式来解决这些实际的道德问题,从而提高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国医学院校发现学生们在早期见习和临床实习中经常会遇到道德难题,因此,学校派伦理教师在教学医院进行伦理学查房,予以帮助指导和解决难题。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在医院里设病房伦理小组,小组由学生、实习生和高级住院医生组成,每天早晨巡视病房,将诊疗活动中遇到的道德问题每周讨论一次,并规定参加此活动可获得15个学分,如果通过了犹他大学医学院和临床道德委员会的演讲,可再得一个学分。并且每月还开展一次午后活动,让学生与在各种环境下工作的医生讨论伦理道德问题,活动规模为每次5~12个学生。通过以上几种方式调动了医学生主动、自觉、创造性地学习医德理论的积极性,并在医疗实践中进一步掌握医德理论,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3]。
1.5强化专业课职业道德教育功能的道德教育途径
西方伦理学者认为,随着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单独、刻板的德育教育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排斥,因此,必须发挥专业课的“载体作用”和“渗透作用”,在专业教育中拓展道德教育的空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医学院校都把道德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在专业课学习中学生会获得解决医德冲突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提高道德辨析能力,并使其意识到医德对每天医护工作的重要性。例如,在教授关于脑死亡和人处于植物状态的相关伦理问题时,最好是在学生学习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课程的过程中传授。同样地,在解剖学讲解过程中也提供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对死者尊重及死亡教育的医德教育机会。在学习医疗诊断的课程时,如果很好的融入一些例如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对真相的告知,保守秘密等相关的伦理知识,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拿大多伦多医科大学在医学生学习和实习的4年内,穿插了总学时为50小时的道德教育课程,这样在重要的专业课学习过程中给与更多职业道德教育,有助于确保医学毕业生具备道德医师所应具备的技能和道德素质。
2完善和健全我国医学生道德培养教育途径
2.1实施以医学人文课程为基础的全程医德教育的途径与国外医学人文教育相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偏少,相关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不够,以至于我国的医学生文化底蕴薄弱,医德素质不高。医学人文课程的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最终提高道德水准”的基本思想,避免我国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的问题,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改变教师上课满堂灌,学生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的现象,采用西方的评议、讨论、教学辅导、扮演角色、直接阅读、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医德教育。
2.2医疗扶贫实践是医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借鉴西方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可采用医疗扶贫来加强医学生的道德实践。我国是以大多数尚不富裕的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去贫困地区义诊,为他们服务,强化了治病救人乃医生义不容辞的职责,对病人一视同仁的医德观念,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利他主义。通过医疗扶贫实践可以使学生接受生动而又深刻的医德教育。这种体验将是刻骨铭心的、不易被遗忘。
2.3通过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网”加强医德教育的途径
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应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资料库”。以文字、图片和多媒体资料的形式展现医德医风现状、医患关系、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及医学最新进展等多方面内容,再逐步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网”,并开展网上咨询、辅导和讨论。
2.4开辟学生自我道德能力培养的途径
长期以来,我们学校德育教育一直将德育的价值趋向与德育过程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教师把道德观念和价值概念讲给学生,学生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实际上受教育者从接受道德观念到形成道德行为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能力的养成,这样才能保持受教育者自我道德素质的形成,否则就会使受教育者只会背记大量的理论、条例,而在道德实践中表现出不道德。因而,我们应借鉴西方的经验,注重道德能力的培养和注重学生道德的自律。通过自我道德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从单纯的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转变为双重角色,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者,这样,学生就由被动接受道德转变成主动生长道德,由“要我”的服从式转变成“我要”的追求式。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4
1.护理伦理学教育现状与思考
2.关于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3.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
4.作为普遍哲学的伦理学——论斯宾诺莎伦理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多重维度
5.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进展
6.论伦理——伦理概念与伦理学
7.德性论与伦理学
8.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
9.农业伦理学:一个有待作为的学术领域
10.护理学专业伦理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11.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12.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变迁
13.应用伦理学的论证问题
14.厘清伦理学的对象与定义
15.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16.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17.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18.一种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解读(英文)
19.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
20.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21.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生与垦拓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医学伦理学——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三
23.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24.全球化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述论
25.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伦理学评价
26.康德伦理学的历史遗产——兼论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内在关联
27.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8.永恒的道德 无尽的思念——写在俄罗斯著名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教授20周年忌辰
29.基因工程药物引起的伦理学问题
30.后现代状况下的伦理学志向与文化更新——梁燕城、万俊人对话录
31.对于伦理学研究中的生物学进路的五重辩护
32.境界伦理学的典范及其改善——有关冯友兰《新原人》的思考
33.铸造新德性: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
34.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十大热点问题
35.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
36.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37.西方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概述
38.真、善、美视界中的伦理学
39.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几个问题——三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40.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
41.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42.反思应用伦理学——兼论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
43.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44.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进行探究的构想
45.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
46.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
47.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历史承继及其理论特征
48.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综述
49.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50.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51.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创建研究
52.身体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视域
53.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构想
54.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
55.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伦理学问题
56.医学伦理学新进展与发展设想
57.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
58.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西方规范伦理学的联系和区别
59.信息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
60.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
61.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62.应用伦理学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63.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64.重建现代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65.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66.打造塑造医学生高尚医德情操的优质课程群——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四
67.关于伦理学性质与方法的辨正
68.论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
69.微观、中观和宏观工程伦理问题——五谈工程伦理学
70.中国民族伦理学研究概述
71.法伦理学如何可能——法伦理学的属性、使命和方法
72.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
73.工程与伦理的互渗与对话——再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74.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以斯宾诺莎为例
75.在个体善和城邦善之间——亚里士多德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76.应用伦理学:冲突、商议、共识
77.论伦理学的性质——兼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
78.信息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
79.道德学与至善学——康德的两种伦理学及其内在融贯性问题
80.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
81.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
82.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83.绝对命令伦理学和协调伦理学——四谈工程伦理学
84.文化多元与全球化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
85.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评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86.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87.法律论证的伦理学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
88.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新高度——“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89.当代西方规范美德伦理学研究近况
90.中西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
91.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
92.现代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可能与实践意义
93.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最近进展
94.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导论
95.什么是应用伦理学?
96.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97.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
98.环境美德伦理学:环境关怀的一种新尝试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5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能够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种价值引导下的活动。［1］教育作为一种活动，由三个基本因素构成: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资料，教育活动表现为以教育为中介(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边共同进行的活动。［2］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作为对已参加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的医学伦理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临床医疗伦理决策能力提升的一种高层次追加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医务人员施加伦理决策影响，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内在潜力与条件，逐步提高其医学伦理认识，培养医学道德情感，锻炼增强医学道德意志，坚定医学道德信念和养成良好的医学道德行为习惯的活动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医院内部各类医务人员面对医疗服务市场取向，如何领悟和实践医学伦理的问题。比如医务人员在追踪医学前沿的时候，如何尽力满足服务对象的基本医疗需求，对病人高度负责任，具备解决医疗实际问题的能力，并通过自己的工作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2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现实依据
2．1医学专业伦理精神重塑的社会期待
传统意义上的医德，强调的是医务人员的奉献，比如“医乃仁术”思想，就是在自然经济和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3］它在确立医务人员的价值观、树立行业形象、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有着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但随着医学科学及其实践活动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医学的专业伦理精神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质疑。［4］如医学分科不断细化导致的“板块医疗”和医疗高技术应用“泛化”问题，疾病预防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不足导致的患者资源向城市大医院聚集的问题，城市大医院超负荷的诊疗工作压力使医务人员产生职业倦怠问题，医疗新技术、新药品超范围应用问题，医疗保险经济的公平与公正问题，“科室定额承包”体制与机制导引医疗机构主要追求业务绩效问题等，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医疗人际关系复杂化程度在逐渐加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日渐加大;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仍然区域性存在;医务工作者的个体奉献与索取意识时有碰撞;临床决策中技术与伦理、医疗卫生经济与伦理的两难选择时常面对。医务人员如何建立起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新型医学伦理价值观，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适应国际生命伦理学发展潮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使命所在。
2．2医疗伦理思想临床贯彻中的“知而行难”与“行而不知”并存
随着学校医学伦理学教学的逐步完善，医院临床医疗活动中伦理诉求的不断加剧和医德医风教育的逐步开展，医务人员对于医学伦理思想的认知度有所提升，但仍然存在着把医学伦理思想与临床医疗实践活动看成是互不关联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医疗伦理思想在临床贯彻中的“知而行难”和“行而不知”现象。我们的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研究中，在某地三家三甲医院的骨外科各抽取了44名护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了解其对临床护理伦理的认知情况(见表1)。调查数据表明:现今在医院，存在着加强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空间。
2．3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亟待完善
文献研究发现，医院的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存在不完善情况:一是教育内容体系不科学。绝大部分医院都将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等同于医德医风教育;［5］二是教育方式单一。多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做法;三是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研究不足。通过维普和知网数据库搜索发现，研究医德医风教育的文献较多，研究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文献非常少(见表2)。鉴于此，创新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和科学性强的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内容体系成了本研究的重点内容。
3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切入路径
根据医院现有医学伦理继续教育情况，以及市场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和提高医务人员综合素质的需要，创新以伦理认知、规则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契约伦理和美德伦理［6］教育为导向的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内容体系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3．1伦理认知教育
伦理认知是指道德主体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认识，包括道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等。医院医学伦理认知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于:一是要求医务人员明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作用，即临床医疗实践中为什么需要伦理学的问题;二是明白临床医疗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医学伦理的约束，医疗中的许多判定往往是医疗技术判断和伦理判断的结合，用伦理判断的合理性来保证医学技术判断的准确性;［7］三是学会应用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分析判断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四是学会医学伦理决策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8］
3．2规则伦理教育
医院医疗规则伦理教育应从四个层面入手:一是医学伦理原则、规范教育;二是国际性的医学伦理法典教育;三是卫生法律法规教育;四是临床医疗纪律制度教育。其中的医疗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教育本身就是临床医疗的底线伦理教育。医疗法纪制度是临床医务工作者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然而，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医务人员将医疗伦理与医疗法律法规看成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事物，或者不知道医疗法律法规本身就是规则伦理，甚至有的医疗科室主任也这样认为。
3．3服务伦理教育
服务伦理首先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客观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是人们在相互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伦理关系。调节服务伦理关系的规范不仅有道德，还有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服务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主题，体现着时代的发展趋势和道德精神，研究服务伦理正是对现时展趋势和时代精神的一种道德哲学的把握。随着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要逐步加大，强化了卫生经济、卫生管理和医疗保险经济对于人民群众健康权利的影响，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要意义。医务人员有必要从伦理学的视角懂得:医疗服务的可得、易得、有效、态度和服务收费合理等问题;只有当医务人员满足了患者的这些基本求医目的与需求，其提供的医疗服务行为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率的。
3．4交际伦理教育
交际伦理作为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入口之一，是基于医疗人际关系复杂化的考虑。现今的医疗服务，呈现出一个包括以病人和医生为中心的用人单位、医院、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医疗保险机构、政府等多主体的“博弈”态势，医务人员斡旋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各主体利益追求之间，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影响着医疗服务质量与和谐医疗人际关系的形成。医疗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分为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和医务人员与社会关系三种类型。在医患关系层面，交际伦理强调医务人员要将其服务对象看成一个主体，要求彼此之间建立起能够相互交流的医疗人际关系，强化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因为患者“医病”与医务人员“救人”的价值目标是—致的，一个符合伦理要求的医务人员应该以病人为中心，忠诚于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己任。在医际关系层面，交际伦理强调医务人员之间的工作既要相对独立，又要相互支持，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彼此信任、互相协作与监督，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和发挥优势。
3．5契约伦理教育
在医学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建立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背景下，医疗契约已广泛地存在于临床医疗活动之中，如临床医疗文书。现如今的临床医疗文书一般以三种方式存在:一是一般契约。如号签、住院安全须知、一日清单、人工(药物)流产术、上(下)环、分段诊刮手术同意书等名目繁多的医疗文书;二是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应用申请书、手术知情同意书等;三是医疗保险合同等。这些医疗文书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证据，蕴涵着广泛的伦理诉求，如契约关系中应遵守的人道、尊重与自主、有利与无伤、公平与公正、知情同意等原则，以及对公共秩序规则的维护等。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契约伦理教育，首先使医务人员明确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医疗契约类型及其伦理诉求，其次明确一般医疗契约不能言其微，重要医疗契约当慎重。履行医疗契约的先决条件是遵守医疗规则，恪守职业道德，养成良好的医疗服务品质与习性。
3．6美德伦理教育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6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7
就现实情况而言，在医学领域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尤为迫切，综观最近几年来我国医学生的教育质量，可以说人文素质缺陷是医学生整体素质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有些学生缺乏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病人缺乏同情心；一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模糊，在学习中表现出重专业轻人文社科、重效率轻公平、重利轻义、重自我轻社会等思想理念；一些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面过窄，思维不活跃，缺乏创新思维，综合素质不高等。另外，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医院与市场接轨，价值多元选择的一些负面效应也就集中地体现出来了。价值标准的变迁和心理失衡导致一些医生将追逐经济利益放在了救死扶伤的责任之前，收受红包、回扣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天价医疗收费现象不仅严重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损害了卫生行业的形象，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一些医疗黑幕的不断被揭露更让人触目惊心。通过调查分析，我们认为人文素质的欠缺正是导致他们对一些涉及医学领域的社会现象认识不够明确的关键因素所在。因为一些学生对于涉及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观念模糊、是非不清。
要切实地提高医学院校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涉及到医疗领域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深刻剖析，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目前高等医科院校的课程设置的普遍性而言，能够将这些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社会现象和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道德修养结合起来的课程只有《医学伦理学》了，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客观问题是：《医学伦理学》在教授过程中，理论性的讲述还是占很大比重，所以在进行医学伦理教育的时候，必须要直面这些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在进行医学伦理教育的时候只是更多地关注如何形成终极的理想人格和制定良好的行为规范而不回答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的话，就会导致一些学生只把《医学伦理学》当成是一门理论课程去学习而不会内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就会导致理论和现实的严重脱节。我们相信许多学生在高校接受到系统完整的德育教育后能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我们必须对一些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医学伦理现象作以深刻的分析，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后，学生方能形成较为正确的价值观念。而且医学伦理也并不是单纯的思辨之学，其突出的职业特点和与现实高度关联的特性使得医学伦理教育要能紧跟时代的发展的步伐就必然要直面生活、正视挑战和剖析现实，才有可能真正地在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要使医学伦理教育真正地面向生活世界，在教学内容上要始终紧密联系现实基础。因为教学不是给定的、确凿的和由线性的因果关系支配的，而是由人给出的、具有众多可能性的、复杂的和开放的。教学论如果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确定的知识体系，被先验的逻辑推论所规限，或拘泥于事实的发掘，被奉为不变的真理，其作为“人文之学”的理解性、意义性、引导性和可批判性就可能丧失殆尽，从而失去人文学科应有的魅力。因此，凸现医学伦理教学人文性的要求拒绝我们只是单纯地面对由概念、范畴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世界，只有切实地面对生活世界，才能真正促成医学伦理教学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有机融合，才能真正体现我们进行医学伦理教育的原初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临床方面的出现的许多错综复杂的诸如基因工程、器官移植、试管婴儿许多伦理难题也迫切地需要我们去回答和解决。人们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更趋向复杂，而且对传统的家庭理念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因生物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造成的影响已超越传统伦理所能处理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进行医学伦理教育的时候必须要重视。医学伦理的教学内容如果能始终着眼生活世界，医学伦理的内容便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坚实的生活基石，医德教育的内容便成了有情感、有意志的东西。学生便能从自身的结构和需要中寻找一种与之融合的契合点，医德规范便能更多地变为医德行为，学生就不仅是一个学知识的人，而且就会变成一个内心具有崇高道德律令，身上肩负着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具有完整精神世界的一个生活着的人。
从这个目标出发，首先要将医学人文学科看作为一个旨在关注和考察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中的人类价值、探讨医学的终极关怀问题的学科群，其意义在于从哲学、伦理等多个维度来审视医疗保健实践、卫生服务制度以及卫生政策的制定，来探讨医学的本质与价值。尽管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问题，但也动摇了长期以来医学所坚守的人类价值标准的基石。当下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强调，对医学职业价值的重估，目的也在于确保医学的正当性。英国医学总会在“明天的医生”中提到，人文医学可以提供几个益处，包括培养临床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能力，更敏锐地抓住病人散漫叙述的核心，寻找更多样的方法促进健康、减轻疾病和残疾的不良后果等。特别是对于慢性病（生物医学只提供部分对策），临床医学似乎可以通过将治疗本身与对病人独特经历的理解相结合，更好地服务于病人。这可以有助于避免开过多的处方（或者偶尔开过少的处方）和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再者，患者对自己病因的解释往往不足取。况且疾病除了身体因素外，心理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更多的交谈来理解疾病，在诊断上也可能是重要的。此外，医学人文学还具有沟通医学与公众的作用。对医学技术和卫生服务的正确、适当的宣传是影响社会舆论的关键，目前医疗卫生中的问题，部分上也是由于医学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不足所致。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人格和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是确立医德规范的科学依据，医德规范又指导着临床实践，因此在讲授医学伦理课程时，要针对所学内容言传身教，利用环境熏陶、自我教育、影视形象、讨论启迪等方法，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医德理论的灌输，还要列举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换位思考，使学生做到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使学生明确医务人员应自觉自愿的履行医德义务、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增强自觉和奉献精神，将学生引入崇高的医德境界，以培养主动为病人服务的意识。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关键要把学生当成是一个具有鲜活思想的受教育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受教育客体。传统的课堂交往单向化和静态化只是片面强调知识的接受，因而容易导致老师满堂灌输，学生被动接受，这样的固定化模式和程式化教学的结果往往使学生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多的是是记住了一些僵死的条文规范，当他们在现实生活当面临一些医学伦理难题时也往往是手足无措，无法应对。因此，在医学伦理教学过程中，老师要更多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相对于医学伦理教学而言，在教学活动中，不是单纯将学生看作教学客体，而是将教学活动看作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样医学伦理的教学关系就不单是一种知识传授关系，而是一种密切的生活关系，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便有了同构性。真正的互动关系营造了一定的生活体验环境，从而打破了伦理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壁垒，缩短了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空间距离。这样，再复杂的内容，知识体系，在老师的引导下，在一种熟悉的生活环境的体验中，学生都感觉不是非常陌生，也就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最后，要处理好伦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关系，在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前提下要使医学伦理教育面向生活世界，并不是要缩短理论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而是说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身边的生活世界，二者实质上是不分轩轾、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医学伦理学涉及到哲学、医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哲学的终极论证和现实行为规范的制定密切的交错在一起，要使医学伦理教育更多地面向生活世界，我们必须要承认道德还是可教的，还是要以传播理论知识为基础。相对于医学伦理而言，若无终极视域的充满思辨的深刻的哲学论证部分，多数规则就会陷入空洞的说教而流于表面形式。而且元伦理学还从可靠性和严密性的角度研究我们所推行的规则之所以成立的原初理由，有助于我们合理地做出生活和实践中的道德抉择；从而让人对许多规则的成立有了信服感，所以具有高度理论化、体系化的形而上思辨之学必须在医学伦理体系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因此，使医学伦理面向生活世界，实质上并没有淡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相反，关注生活世界还是要以传播这些理论知识为基础。而且学生要对这些理论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掌握透彻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能力和明晰的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这就要求老师在加强学生主体性教育的同时，还要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按照书本知识内在的逻辑组成由简单到复杂的结构链进行教学，我们进行教学的目的不仅要让学生理解与结构链相关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发现、掌握和灵活使用医学伦理内在逻辑结构的能力。这样，学生虽然面对的是以医学和哲学知识为主，其它相关学科为辅的一个复杂的知识结构，但是只要他能明晰这个知识结构的内在的逻辑结构，他的头脑中就能形成诸多有差异又能相通的结构思维，这对学生在面对复杂的学科体系时去分析、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思维方法形成后，对学生知识的自我学习、自我更新也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医学伦理道德论文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医疗保健；伦理决策；访谈；定性分析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社会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为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日常行为提供了哲学基础[1]。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郭照江[2]指出，儒家的道德观念，比如仁义，博爱和孝顺，在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范瑞平[3]指出，医疗领域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某种延伸。
本项研究调查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困境，以及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医生和护士的伦理决策。山东是儒学发源、延展和研究的重阵，且相关的研究人员可以组织当地的医务工作者进行访谈，所以我们选择在山东省进行调研。研究在中国山东省的两所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章丘市人民医院）进行了小组访谈（医生11人，护士13人）。
二、分析和发现
以下5个从访谈分析中得出的主题反映了儒家价值观在相关领域的影响：1.病人的经济条件，2.家庭因素，3.儒家文化的影响，4.伦理决策过程，和5.伦理教育（见图1）。
1.病人的经济条件
疾病不仅会给患者到了躯体的痛苦，还会带来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痛苦。社会层面的痛苦可以用疾病经济负担来表示，包括直接的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的经济负担，以及无形的经济负担等。本研究的第一个主题是有关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治疗的影响，也就是疾病经济负担造成的伦理问题。小组访谈中，病人经济承受能力经常被医生和护士提到，并且将之视为最紧迫的一个伦理问题（占15.2%的访谈内容）。鉴于过去三十年的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改革，原本对城乡居民免费的医疗服务不再由政府全部负担结果，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讲，选择什么样子的治疗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支付能力。因此，经济条件在医疗卫生系统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生和护士的相关伦理决策。在研究中，医务工作者提到的伦理难题包括：是否给病人昂贵的治疗，是否继续治疗（在病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的情况下），如何为病人制定切实可行的医疗计划，以及在病人由于无法负担相关费用而要求终止治疗时该如何去做等等。被访医生做出了如下描述：
在肾脏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老年人。主要的问题是患者的经济条件。对于那些绝症患者，比如说，当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时，我们会告诉病人家属实情，由家属对是否继续治疗来做最终的决定。因此，最终决定是由家属来决定而不是由患者。许多患者会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放弃治疗。如果患者选择继续治疗，他们家属的生活水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一点不仅提到了相应的经济因素，同时也提到了儒家观念的照顾病人与医院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
2.儒家文化影响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从山东走出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个文化资源和伦理思想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儒家文化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影响。在访谈中，13.5%的参与者提到文化和宗教因素对于他们的伦理决策有着不小的影响。根据儒家思想在中国医学伦理中的角色，医生和护士应该遵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访谈的医务人员做了如下说明：
在山东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医生们大部分的伦理决策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是主要的道德观，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医疗卫生系统，同时也在其他的社会领域，例如商业，政治以及教育等等。儒家道德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互动。例如，儒家思想决定了医务从业人员的伦理观，而他们的伦理观又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有趣的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道德观与功利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医务工作者的相关伦理困境。
3.家庭因素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有机个人，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有机体。家庭不仅提供经济支持，而且提供情感支持，不仅承载人的成长和人的再生产等基本职能，更是一个神圣的伦理实体。在生命伦理视阈下，家庭具有关心成长、呵护健康的职责，具有共同负担医疗费用、共同承受医疗后果的功能。本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是有关病人的家庭因素。在小组访谈中，有大约20.3%的讨论涉及到了这点。医生和护士将患者家属的态度或者是相关的家庭因素视为他们所遇到的一种伦理问题。特别地，家庭因素影响到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以及他们对病情的接受程度，这两点在西方的医疗系统中是很基本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由患者家属作出最后的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或者接受何种程度的医疗方案，医务工作者将遵从患者家属们的决定。在中国，通常情况下医生和护士是不会直接告诉病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