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1）
第三，探索无知何时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或有害的，以及为什么如此——这是第五章的主题。在这一章，你会发现，在有些条件下，寻求更多的知识注定徒劳无功，在某些情况下，无知是有益的。我们还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重要的社会资本实际上依赖于无知，比如，法律规定的无知协议。
第四，学习有效应对无知的策略。我们在第六、第七和第八章中将探讨这个主题。从第六章开始，我们通过访问环境科学、政治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专家，来了解他们如何在他们的领域中利用未知因素和无知；在第七章，我们研究了在无知状态下有效决策的标准和策略；最后，在第八章，我们提出了管理和应对无知的方法。
每章都包含一部分内容，将该章的信息和知识应用于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或管理国民经济。这些内容为你提供了案例，指导你如何将每章的概念以实际的方式，应用于本质上难以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但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上。
另外，在每一章的结尾，你都会看到加布里尔教授（本书作者之一）专注于复杂问题的某个方面，并进行深入的解读，还会回顾迈克（本书另外一名作者）对它的讨论。比如，在第二章我们关注合作，加布里尔教授会提到一些关于合作的问题，然后再回顾迈克的理论，这样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它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合作的。
最后，你从这本书中学习无知的好处会是什么？在个人层面上，它可以拓宽你对于无知的理解。无知是什么，它来自何处，它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它的用途，以及它的积极和消极后果。总体来说，你对无知的理解会变得更广泛，更深入，更平衡。这本书还为你准备了处理无知的策略，以及在无知下做决策的标准。这将帮助你更有效地处理未知和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希望你能把这本书中的概念和思想应用到你自己生活中出现的麻烦和问题之上。
01 无知是什么
我们比我们以为的更无知
大多数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高估自己的知识量，即使只用常识来界定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也是这样。我承认，加布里尔和我自己也是如此。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无知，对自己的无知有所了解大概算是个不错的开始。我们不仅仅要提及那些我们觉得自己了解、最后却证实并非如此的事物，事实上，我们还要以那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作为开端，简单一点的，比如，地球不是平的。
我问过班里的学生多少人知道地球是个球体，几乎所有人都举了手。然后我又问有多少人可以证明这件事，或者能够提供合理的论证，经受住哪怕是一个温和的怀疑者的质疑。几乎所有的手都放下了。
就像我们一样，他们大多数人从可信任的来源获取信息。的确，我们认为自己所了解的大多数事情，都是读来的或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那些人亦然。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甚至都不只是二手的。它已经被传递了多次，远远脱离了我们的直接体验。
这就与我们由第一手经验获得的知识之间产生了差异，并形成了一种错觉，即我们可以理解被传递的信息，并能够根据支撑的证据和论证追本溯源。我们认为自己所知的大量内容其实是“被社会建构的”，也就是说来自父母、学校、媒体等。不只是谣言或者传说，事实上还有很多我们视为常识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真正知道的比自认为知道的少得多呢
第一个原因是，亲自去查明每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脑力以及其他的可用资源。再说，第一手的发现是有风险的，间接地学习什么是有危害的总比自己去发现安全得多。一些调查也会带来社会风险，比如，可能会冒犯某些文化禁忌或重要的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教授或老板声称其所具有的资格是否属实，询问或查看他们的学位或是证书可能有极大的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具有填补空缺的倾向，无论是追溯过去还是诠释当下。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朋友指向他正在吃的那碗食物，并说“这东西太hot（辣／烫）了”。如果我们是在印度餐厅吃咖喱，我会明白他指的是辣。而如果我们是在俄罗斯餐厅享用小馅饼，我则明白他说的是食物烫。无论在哪种情境下我都觉得自己清楚朋友的意思，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这样。
第三个原因是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我们沟通中出现的大量我们自认为的“理解”都基于上面的推论和解释，有趣的是记忆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构建的。我们只有真实记忆的碎片，然后我们会把空白处填补起来，创造出一段听上去连贯真实的故事。
“我知道她会升职。”
“我一直觉得这匹马肯定不会赢。”
……
后见之明偏误是一种当预测成真后，高估自己“一直都知道”的倾向。心理学对此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论证后见之明的典型心理学实验，要求人们对一项事物做出预测，之后再回忆他们对自己的预测有多大信心。当人们预测的事情真正发生时，他们回忆里的自己，要比预测失误时自信得多。保罗·古德温（Paul Goodwin）也曾指出后见之明的一个缺点，即它使我们对自己的预测能力过度自信。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都受制于对自己的判断和预测过度自信这一倾向。如果我们需要对一个未知数量做出上限和下限预测，比如，一架波音767飞机的重量，而且我们给出的上下限数值，要有90%的概率包含正确答案。结果是我们给出的判断中包括正确答案的概率是40%~50%，换句话说，我们给出的区间都太窄了。
奇怪的是，我们倾向于对那些知之甚少或是难以评估的领域过度自信。不仅我们如此，专家在其专业领域内做判断时，也不可避免地过度自信。和波音767的例子一样，当业务经理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比如，预测他们自己行业的盈利时，被要求给出数额的上下区间，而且数额的准确性要在90%，结果证明他们的正确率只有38%~58%，而非90%。
第五个原因是，使我们误解自己所知多少的罪魁祸首，就是自身大脑的运作。在心理学历史上有关内省的研究几经波折，现在大量的认知心理学家，把它当作无用且不可靠的心理活动的数据来源。该领域中的经典论文是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提摩西·威尔森（Timothy Wilson）在1977年的研究，其结论是人们不能准确描述其心理活动以及一项心理活动是否发生过。
威尔森和尼斯贝特发现，我们有强大的动机让我们认识不到我们的无知。他们指出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了解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天性。想到我们并不比自己的熟人更了解自己的大脑运作，真是可怕。
我们已经在不止一个方面发现我们比我们认为的更无知，但这又如何呢？
我们必须先依赖众多并非来源于亲身经历的知识，这使我们更难意识到知识的更新。曾经每个人都“知道”世界是平的，或者太阳围着地球转，这一“知识”的更新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倚赖他人的知识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很容易被有说服力的人蒙蔽。其结果是我们对于某些权威的意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的重视程度，和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几乎相同，有时甚至要更重。
另外，我们填补空缺的倾向经常会导致沟通障碍。我们都可以从自身经历中找到例子。最后，如果意识不到我们思考中的种种偏见，我们将会陷入其中。我确信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判断和预测经历中，找到后见之明偏误和过度自信的例子。
然而不必为此忧愁，毕竟几乎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顺利度过人生旅程。
本章将探讨无知是什么，它如何出现又如何被消除，在何时何地无知是件好事，以及我们该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无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检验无知与决策、社会互动，甚至是社会制度和经济之间的联系。我们将探讨无知何时有利或不利，也将了解击败无知看上去似乎很难。这个概念是复杂而难以掌控的，一不留神就会落入陷阱。在下节，我们将对无知的复杂性有所体会，并会考察关于无知的各种隐喻。
我们如何看待无知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隐喻是一切思维的总和。”隐喻看上去并不难理解，却是人类思想的最深邃之处。我们对于无知、未知状态、歧义、含糊这一类事物使用的隐喻都很有趣。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无知的隐喻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负面色彩，似乎我们有一个文化或社会共识，即无知是件坏事。
无论是通过发现新事物来克服它，使其消失，还是干脆摒弃它甚至否认它的存在，我们都要摆脱它。我认为这反映出一个盲点，它至少存在于西方智育文化中。而事实上，我们需要无知和未知。因为如我们所见，它们实际上也有用处。
从多种角度思考无知
无知有许多种隐喻。我们可以从几种感官的角度思考无知：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及听觉。蒙者昧，知者明，无知使我们陷入黑暗。蒙昧无知总给人朦胧隐约、暧昧混沌之感。思想可以被感觉到，不成熟的思想是粗糙的，而完整成熟的思想则透亮光滑。
我们还可以借助航行、采集和狩猎等行为来思考无知。学习和发现是一场旅程。了解和发现事物，学习它们，就是开始了一段旅程，并最终会收获知识。之前获得的知识能照亮我们的路途，无知则掩蔽了它。
受人欢迎的知识是饲料和猎物，我们可以获取或诱捕它，但真理难以捉摸，它会从我们手中溜走，一不留神，便无迹可寻。我们可以将真理当作目标并专注于它，而错误或糟糕的想法则不得其所，或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无知与知识有着自己的“地理学”。“荒凉的边境”是对已知与未知界线的一个流行的隐喻。无知是未被征服的领土，学习和发现则是扩张边境，开疆拓土，缩小无知的领域。最后，无知会完全被新知识、新信息所攻克。另一个通俗的隐喻是，未知犹如海洋。知识是无知之海中的一个岛屿，岛屿越大，我们所知越多，而我们已知的区域与未知的海洋之间的边界也越长。
我们还可以将无知看作知识中的漏洞或缺口，这些漏洞就是我们的知识结构中不被了解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用金融术语来形容无知，思想和知识是资源，事实上，它们时常被当作货币来交易。我们会说“知识的财富”，但错误的思想和无知则一文不值，无知等同于贫困和匮乏。
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关于无知的隐喻的来源，比如，权力、暴政、不平等、性与生育、情感。这些都很有意义，并且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这些隐喻也都是负面的。
我们从哪里能找到关于无知的正面隐喻呢？等一下，我将给你们一点线索。
假如，我站在公园里，看看天空，看看白云，然后喋喋不休地和朋友谈论着什么。另一边，你看见我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事务。你看到的这两个我有什么区别？显然，在公园里我更自由，就是这样。
自由是一个关于无知的正面性质的词汇。我在室外的行为说明，我能够更自由地走动，自由地说话、打手势，诸如此类。
如果在你的生命里没有未知，如果一切都是事先注定，那么你就没有选择，也没有自由了。一旦我们有了一个像“自由”这样正面的词来形容无知，就不难想到正面的隐喻。毕竟自由意味着天空、飞翔。我们会说“像鸟儿一样自由”，我们能像鸟儿一样自由，并在未知中，在生命的奥秘和惊喜中狂欢。自由意味着开阔的天地，有活动的空间、自由的空间。无知和未知给予我们空间去活动，并赋予我们开阔的眼界。无知也像自由一样，不被束缚，不被约束。它们能够解放我们，把我们从常规和传统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我们对于无知的看法有多么负面，并通过一些常见的隐喻证明这点。不过，我同时还讲到无知也有益、有用。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这样就可以使之成为我们的优势。
对无知的有效思考
既然已经了解了大众对“无知”的普遍看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思考。
首先可以发现，当谈及无知时，我们尚且要斟酌我们的用词，更别提不偏不倚地处理这个概念了。我们可以直接谈论知道的某件事，但对于不知道的某事，这样做就行不通。我们能直接说知道某事。例如，我们可以说“艾莉森（Alison）知道2+2=4”（Alison knows that 2+2 equals 4），也可以说“艾莉森懂算术”（Alison knows arithmetic）。但如果我们想要在谈论无知的同时，保留主动语态，就不得不采用否定句式，如“艾莉森不知道2+2=4”（Alison doesn't know that 2+2 equals 4），或“艾莉森不懂算术”（Alison doesn't know arithmetic）。
如果我们想直接提及无知这个词，则必须使用被动语态。“艾莉森对2+2=4这个事实一无所知”（Alison is ignorant of the fact that 2+2 equals 4），“艾莉森对算术一无所知”（Alison is ignorant of arithmetic）(1)。相反，如果我们沿用主动语态，即“艾莉森无视2+2=4”（Alison ignores that 2+2 equals 4），“艾莉森无视算术”（Alison ignores arithmetic），那么句子的意思就大相径庭了。在英语及许多其他语言中，仅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动词“怀疑”（doubt）。我们能说“艾莉森怀疑2+2=4是错的”，甚至可以说“艾莉森对算术持怀疑态度”。
但我们以此仅能表达出一种特定形式的不确定性，与无知截然不同。换句话说，这种不确定性近似于不相信。将这些句子和以下三句话作对比：“艾莉森不确定2+2是否为4”“艾莉森不确定算术是什么”“艾莉森不确定她是否懂算术”。你应该已经心里有数了，谈论无知以及类似概念并非易事。所以，接下来我要向你们介绍一组词汇和理论框架，以便你们对“无知”进行清晰高效的思考与探讨。
无知的定义
我们先对“无知”下一个切实可行的定义。它需要同时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简单的缺乏知识，二是错误认识。我们称一个人是无知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某事一窍不通，还可能是因为他对某事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个过程还需涉及主客双方，无论是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是无知的，还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无知的。于是就有了以下定义：“对于B认为实际可行或潜在合理的事，如果A未能同意或并不了解，那么在B看来，A是无知的。”
该定义同时包括了缺乏知识和错误认识两个方面，并且涉及了双方的问题，即A和B可能是不同的人，也可能是同一个人。至于B是否认为A应该知道此事则是不确定的。A和B可以是相同的人这一想法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这一问题，哲学家安·克尔温（Ann Kerwin）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安·克尔温的无知矩阵
首先，她注意到世间存在已知和未知的事物。我们了解其中一些，对另一些却一无所知。接着她画出了这张表格。
“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是显性知识。这种知识可以通过交流讲解传授给他人。例如，怎样煮意大利面，如何换电灯泡，等等。
“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s）是隐性知识。想要通过交流讲解将这种知识传授给他人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怎样骑自行车或如何开展对话，等等。
“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是我们意识到的无知。比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制作衣服，也不知道我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死去。
最后，“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是我们未意识到的无知，即“元未知”（meta-ignorance）。在他人身上很容易发现“元未知”，但审视自己时却毫无发现，除非你回顾往事对比今昔。比如，直到我读到一篇关于准晶体的文章时，我才意识到先前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在我大约9岁时，我曾一度以为“truculent”（好斗的）这个词应该读作“trooselent”，直到我母亲告诉我发音应该是“trukulent”。
迈克·史密斯的无知分类图
现在让我们开始学习相关词汇。自然语言中用于形容“无知”的术语有很多，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就有助于我们对“无知”进行有条理的思考。
在我的分类法中，我将这些关于无知的术语分成两类。第一大类是“误差”（error），它包括了所有涉及缺乏知识或错误认识的被动态术语。在“误差”下有两个子类别，分别是“曲解”（distortion）和“不完全性”（incompleteness）。“曲解”包括有偏差或错误的理解，“不完全性”包括缺乏知识和不确定的知识。
现在转入“曲解”的两个子集，其一是“混淆”（confusion），即把一物错认为另一物。如果我用平板电脑触控笔在纸上写字，那么我就混淆了触控笔与钢笔。
另一子集为“不准确性”（inaccuracy），相当于错估了某事。我以为我的钱包里有50美元，但实际上却只有20美元，那么我就错误地估计了我所带的钱的数额。
“不完全性”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缺失”（absence）两个子集。“缺失”就是字面意思：缺少信息。
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有三种：“可能性”（probability）、“歧义”（ambiguity）和“含糊”（vagueness）。“可能性”代表不确定某事的真实性，或不确定某事是否会发生。一位陪审员认为被告可能有罪，但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猜测明天可能不会下雨，但我不敢肯定。
“含糊”和“歧义”是相关联的两个术语，经常能互换使用，但我更倾向于将它们区分开。“歧义”可能包含几种不同的解读。如果我的朋友只告诉我“这盘菜很hot（烫／辣）”，他的意思可能是这盘菜很烫，也可能是指它辣味十足。另外，“含糊”通常指数量方面不够具体。如果我的朋友说，他今天赴了几个约，这种说法可以指3个，也可以指10个。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的信息很含糊。
第二大类是“无视”（irrelevance）。它包括了所有表示“无视”的术语，这是无知的主动态，我们会无视自己不需要知道的事，或不应该知道的事。在“无视”下有三个子类别：“离题”（untopicality）、“禁忌”（taboo）和“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离题”是指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的事。例如，大部分人通常不需要知道日地距离。“禁忌”是指我们不被允许知道的事。军事机密就是统治当局强制设下的禁忌，在社会文化规范中也有诸如隐私之类的禁忌。比如，在许多工作场所，上级向下级询问他们工作之余的性行为是不合适的。“不可判定性”是指原则上无法判断正误的事。“说谎者悖论”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假定我说“我正在说谎”，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是事实，那么我的确在说谎。但如果我真的撒了谎，那么毫无疑问，我刚才说的是真话。
马赛厄斯·格罗斯的未知之屋
社会学家马赛厄斯·格罗斯（Matthias Gross）在他的“未知之屋”（house of the unknown）中，借鉴了我和其他学者提出的有关无知的概念。和我一样，他将“无知”作为总括术语，但他同时又假定这个词为有意识的无知，即我们已经察觉到的知识盲点。“未知知识”（nonknowledge）也是无知的一种，但人们已对它有详细具体的认识。至少在原则上，它是我们可以克服或者彻底摆脱的无知。例如，如果我有一个问题，与此同时知道解法，那么原则上我能给出答案。
另外，“消极知识”（negative knowledge）是卡琳·克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用以表示我们无法知晓或不想知道的事的术语。我无法知道父亲会如何评价我选择的事业，因为他在我11岁时就去世了。因此，无知能转变为知识、未知知识或消极知识。这是针对无知是否可消除的另一种说法。
格罗斯博士将另一个术语“不可知”（nescience）置于“未知之屋”之外。这个术语类似于我提出的“元未知”以及安·克尔温提出的“未知的未知”。一旦我们意识到“不可知”的存在，它就会转变为“无知”，甚至径直转为“未知知识”。
因此，“未知知识”或“可减少的无知”（reducible ignorance）有时会转化为新知识，或至少是原先知识的拓展。但大量新问题，也就是更多的无知，会伴随新知识而来。神经科学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有一句口头禅：“科学研究的头等大事就是创造更高级的无知。”因此，“未知知识”可以创造新的“未知知识”，甚至带来更多的“不可知”。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概念术语，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种类的未知。我们还给无知下了基本定义，考虑到如果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谈论无知必然是无米之炊。这很重要，因为无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所有的概念术语都有其文化历史根源。那么这些对你有何帮助呢？首先，在整本书中我们会使用这些概念术语。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之后的内容，熟悉这些词至关重要。其次，这些概念术语都是基于人们对无知的思考和反应而产生的。从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似乎能总结出不同种类的无知，每一种看似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用途。接下来我们将会深入了解本节介绍的一些术语。
(1) 英文为被动语态。——译者注
无视的行为
我刚开始研究“无知”及相关的话题时，意识到“不知道”包含了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对某事物“无知”是被动语态，“无知”是一种状态，而“无视”某事物则是一种行为。我现在不是要细说这种分类，而是要关注一种故意的，甚至是策略性的无视行为。
无视比无知应承担更多的道德谴责
首先，无视经常会招致一种道德上的谴责。它不同于对无知的谴责，有时会更甚。人们在大多数无知的情况下，都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意识到无知本身。愚人通常不会无视重要的信息，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其次，与无视事实之人的大量沟通其实是对他们的惩戒。无视就类同于主动犯罪，而无知则类似于不作为犯罪。无视中隐藏着意愿或抉择，但无知通常不会。
我们倾向于认为无视某事物的人是故意如此，无视警告并把自己和其他人置于险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比如，刊登在2011年4月11日《信使报》（ The Courier Mail）上的这篇报道：“三人在昆士兰州中部开车，绕过‘道路关闭’指示牌并掉入洪水后获救。”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对报道的回应是非常严厉的，大家给编辑的回帖和信中都希望透露这几个人的名字、谴责他们、罚他们款，以及对于他们浪费纳税人的钱且给救援人员带来不必要危险的行为进行惩罚。
尽管无知和无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人们还是会混淆它们。《悉尼太阳先驱报》（The Sydney Herald Sun）2014年3月的头条，“四分之一的女性无视子宫颈癌疫苗”，就完全弄错了。文章实际上想传达的信息，不是女性无视疫苗，而是她们对疫苗和癌症本身是无知的。同样，《哥伦布电讯报》（ The Columbus Dispatch）2014年5月的头条，“无视疫苗助长疾病”，大概也搞错了含义。文章的内容不是人们无视疫苗，而是对疫苗以及风险有错误的认识。
由于无视是一种行为，即能够刻意为之，使它被当作一种社交或心理学上的策略来使用，而无知则很少能这样使用。林林总总的自我调剂方法被撕开表面后，都可以归结为策略甚至战略性的无视。让我从这些条文里举出两个例子：“别为小事烦恼”和“活在当下”。第一句劝诫我们要把“小事”减少到某种程度，于是我们大概就能专注于“大事”（无论是什么）。第二句则督促我们别再活在过去或未来，而要着眼于当前该怎么过。我不是想评价“别为小事烦恼”和“活在当下”到底是不是好建议，而是想指出无视也有它的用途。
避免“沉没成本谬误”
咱们现在来看一看无视也有可取之处的情况。有的理性决策方案会无视特定事物，避免“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就是一个例子。对于已经投入了某些成本的努力或项目，我们会有更大的动力去继续，这时就会出现沉没成本谬误，这些成本可以包括：金钱、时间或其他不可挽回的资源。这就导致了认知失调。
为什么会认知失调？想象以下的情境：你正在开发一个产品并且已经投入了计划预算的90%，然后发现竞争对手的企业刚发售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产品，且远远比你的产品做得更好。这时你该如何使用剩下的10%资金？用它继续研发完成产品还是用它再投资一个新项目？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们放弃这个项目，所有投入的资金、时间和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但这事实上与我们如何就当前拥有的资金、时间和其他资源做出最佳决策毫无关系。
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头脑大概都能绕过这个弯儿，忽略沉没成本如金钱或时间，但当牵扯到钱或时间以外的东西又会如何呢？
专栏作家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报道过关于美国政府是否应该进行军事干预，以帮助伊拉克政府反击ISIS的争论。她指出一些支持干预的论点就涉及沉没成本，也就是战争迄今为止的耗费。这些是她引用的其他专栏作家直接提及这个问题的观点。有人断言财政成本是数万亿美元，另一些人说如果不干预就是对2001年以来罹难的数千美国人的背叛。
辛格尔注意到，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不帮助伊拉克政府，那些生命（已阵亡美国士兵）等同于被浪费掉了”是成立的。但她也指出这种想法是认知失调的反应。沉没成本已经失去了，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无法让死去的人复生。她其实已经意识到把失去的生命认定为“沉没成本”会让人感到有失尊严，但事实上她仍然继续以冷血的方式表述出来。无论如何，她提出的观点很重要，一旦我们被某种强烈的情感或直觉影响，我们就很可能会被决策偏好所伤害。
一旦我们把注意力从无视事情转移到无视人上面，情况就变得更加有趣。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时不时地无视某一些人，这么做是有用的，甚至网上还有在线指南来教我们该怎么做。
你还能看到有人在争论无视别人这种行为的道德和效果。例如，父母该如何对待他们孩子的失礼行为？有个育儿网站认为应无视这些行为，另一个则劝你不要把它们全都无视掉。如果失礼的行为有失身份或者狂暴粗鲁，那就应该马上进行教育和制止。无视某人很长一段时间相当于排斥或孤立。排斥行为非常强力，可被用作一种社会制约的手段。最流行的例子大概是旧信条阿米什人，他们以制度化的孤立作为惩罚罪犯的手段，办法就是，即便是你的家人，你也要拒绝和他们一起吃饭，拒绝和他们说话，就算他们和你说话，你也要无视他们。
这有没有效果？从结果来看，孤立或排斥——因其给人被摒弃的感觉——对人有着强烈的冲击力。社会心理学家吉卜林·威廉姆斯（Kipling Williams）已经研究排斥所产生的效应很多年。不无讽刺的是，社会学家们已经无视这个问题100多年了。在他众多巧妙的实验中，其中一个展示了人们被电脑屏幕上的卡通人物无视时，会感到被摒弃的痛苦，以至于威廉姆斯把排斥描述为一种“看不见的欺侮”。实际上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被排斥的痛苦更甚于被欺侮。
无视都是自发或有意而为的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了各种各样的无视，它们都是自发的，甚至是有意而为的。
但我的分类中显示无视并非总是自发的，在无视的三个类别里，禁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狗不是养来吃的，那么我们拒绝吃狗肉就不会完全是凭自由意志做出的决定。我们或许会对这个例子感到厌恶，还有没有其他非自发无视的例子？
拒绝接受也是一例。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他长年坚信他的前妻会回到他的身边，即便她已经和其他的男人再婚组建了新的家庭。这就是一个无视某些显而易见的重要事实的例子。不管它是任性还是蓄意的，大概你最终会得出你的朋友在“拒绝现实”，因为他不由自主地在无视那些事实。
“拒绝接受”对学习无知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正处在无视和无知的中间地带。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拒绝现实的人是在无视某些事情，但他们本身其实是处在无知的状态。
这一节的主要目的是让你认识到无视作为一种行为，它的用处和影响。
我们学到了无视经常会招致道德上的谴责；无视某事可能在道德上被视作比对同一件事无知更严重的错误；但无视也有其用途，有时无视某些事情（如沉没成本）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最佳的决策；无视人（特别是排斥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故而可以用作一种控制或惩罚的手段。
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无视的类型都是自发的（如禁忌和拒绝接受）。
或许，有关无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策略性无视是我们主动构建自身无知的一个例子，是针对“无知仅是其他人或是这个不合人意的宇宙强加于我们的麻烦”这种直觉的绝佳反例。重点在于，我们有时会选择无视，这就是策略性无视的意义所在。
消极知识
卡琳·克诺尔-塞蒂纳首次使用了“消极知识”这一术语来表示对知识有限性的了解。这是元知识的一种，同时也是已知的未知的特例。这些或者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不可以知道的禁忌。现在，我们将着眼于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情。
消极知识的两个方面
消极知识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对于在某一特定领域存在哪些不可知（或不能被知晓）的事情的认知，其二是对于在某一领域，何时能了解一切的认知。这两者互相关联，正如我们所见，它们能同时发生。让我们先集中讨论第一种。
对于第一种情形，在交流中常有以下例子，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很熟悉这种对话。
A说：“你为什么下楼去杂货铺的时候没买牛奶？”
B说：“你没和我说咱们需要牛奶啊，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B就是在作一个消极的无知假定，B猜不到A在想什么。然而，B同时也断言，如果A和她说了，那她就会知道需要牛奶。
因此，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有些事情，原则上或许别人都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然而，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都没法知道。比如，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哥哥布莱恩有没有在2001年4月13日早晨刮胡子时刮伤自己。我没在场，而他也已经忘了。但在那时候，他是知道的。同样，不管是他还是我或者其他人，都不会知道他在两年后的4月13日刮胡子时会不会刮伤自己，甚至不知道他那天早上会不会刮胡子。
消极知识为什么很重要呢
消极知识之所以重要，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了解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知道的，能够提醒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追逐它；其次，对于某件事情是否不可知的问题可能存有争论，这种争论能帮助我们解决重要问题。消极知识让我们停止探究，这其实看起来很不错：没必要试图化圆为方或发明一个永动机，因为这些事情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消极知识是否也会被误用，或者说它是否会误导我们呢？彼得·梅达瓦（Peter Medawar）有过一句著名的格言：“科学是可解的艺术。”一些人（包括一些科学家）从中做出了常理推断，即如果一个问题不可解，则不是科学问题，因此应当把它从科学探究中排除。
然而，通过无视无解的问题，科学家们自己放弃了为那些问题做出贡献的机会。实际上被消极知识定义的问题，包括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和危机问题（rude surprises）。里特尔（Rittel）和韦伯（Webber）在1973年的经典文章中，辨析了棘手问题的特征。
棘手问题
棘手问题的绝大多数特征都涉及各种消极知识，因此，它的确切定义和范围是不能分辨的。这种问题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没有对于解决方案的有效性的最终测试。每一个棘手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办法通过反复试验来习得解决它们的办法。棘手问题包括怎样制定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怎样打击恐怖主义，怎样消除贫穷，怎样结束战争。举个例子，即使我们承认在预测全球气候趋势方面存在一个科学共识，但地方趋势或区域趋势更难以预测。因此，评价任何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效果就尤为困难。
危机问题
危机问题并不总是棘手问题，尽管如此，根据托德·拉·波特（Todd La Porte）的描述，它们是“意外的、有潜在压倒性的情况，很可能对人类生活、政治经济活力和环境完整性有惩罚性的打击”。比如20世纪80和90年代艾滋病的暴发，特别是它对非洲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臭氧层空洞也是如此。全球很多金融投资者、顾问、操盘手都毫无疑问地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危机问题。
科学家为何应当在无解问题上投入精力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是否应当阻止科学家思考棘手问题和危机问题？如果说数学家、科学家或工程师可以在无解的问题上创造价值，这看起来或许很奇怪。然而，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实际上了解关于无法解决的未知的争论，也知道如何忍受它们，并且他们或许能帮助我们其余的人也做到这点。
20世纪许多科学都经历过有些评论家所称的“确定性缺失”阶段，他们实际上所提到的是消极知识中的进展。以数学为例，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保证不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真理，这不是很好吗？许多非数学家认为数学就具有这样一种方法。20世纪初，数学家们发现这个希望破灭了。证明数学是完备的并且是一致的只是他们面前的诱人前景。
粗略地说，一致性相当于要保证永远不会遇到悖论（这是形式正确的数学命题，但既能被证实亦能被证伪），完备性相当于要保证永远不会遇到不可判定的命题（这是无法证明真伪的形式正确的数学命题）。只有确保任何数学命题或假设都能被证实或证伪，数学中的未知才能真正地被驯服。
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在1931年的著名论文中，永远地否定了这种幻景。他表示，如果能够恰当处理自然数的数学理论是一致的，那它将是不完备的。他同时说明，如果能够达到一致性，那它的代价就是不完备。但是，是否有一种方法，能找到哪些数学命题不可判定，哪些命题可证呢？
阿兰·图灵（Alan Turing）在1936年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中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否。这个消极知识有没有导致数学的灭亡？从那之后数学家们仍然有巨大的创造性输出。以此来判断，这些消极知识显然没有导致数学的灭亡。因此，数学家们已经忍受了相当严重的消极知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这些人或许能从观察他们的行为中学习到些东西。
关于消极知识的争论
关于消极知识的争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它为什么很重要？回想一下之前说过的，了解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知道的，能够提醒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追逐它。简而言之，确定有些事不可知，能使我们放弃了解它。如果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犯了错，我们会错失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机会。
为了感受这一切，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了解何时能知道科学中的所有事情的争论。约翰·霍根（John Horgan）在1996年出版的《科学的终结》一书引发了这场争论。
霍根的论点是，在许多科学领域中，新理论的发展已经趋于停滞。因为当前理论已经是人类所能理解的宇宙运行的极限。按照霍根的观点，物理学中的量子论和广义相对论，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理论，还将持续上千年，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进。
这个说法并不新鲜，190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曾说，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基本定律和事实都已发现，而现在这一切已是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以致它们因为新发现而被取代的可能性，如今也已变得遥不可及。1903年出版的《光波及其应用》对此也有相同观点。
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1948年出版的《科学与哲学》中说：“宇宙很大，没有什么要比自鸣得意的教条主义更让人感到奇怪了。在每个历史时期的人们都对现有模式的知识敝帚自珍。”
由霍根的论点衍生的辩论中有趣的一段是对于消极知识的争论。霍根说科学已经提完了它能回答的问题，这蕴含了一个对消极知识的断言。我们对宇宙发现得越多，我们了解宇宙的可能性就越少。他说：“我们用简单优雅的模型描述宇宙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据的缺乏和我们的无知。我们对这个宇宙所有美妙的细节看得越清晰，就越难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它是如何变成那样的。”
在一个细心的、可能也有些愤怒的回应中，当时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一名资深科学家、数学家的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这样评价霍根的消极知识断言：“霍根忽略了理论、实验与仪器制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特征，特别是从根本上获取新数据的规律性挑战了最初寻找这些数据的理论。”
将近20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尔·阿肯巴克（Joel Achenbach），带着自己的观察，回应了科学的终结这一问题：“每个人都认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吗？有个问题偶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确切地说，是什么引起了二叠纪大灭绝？（西伯利亚火山作用？）为什么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而许多物种灭绝了？恐龙是否在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之前就衰落了？”
阿肯巴克接着指出，官僚主义的短视缺乏对于长期的高风险科学研究的支持，会比其他任何人类认知能力受限原因更可能阻碍科学发展。因此，对于消极知识，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本节专注于消极知识，即对于我们知道或可能知道的事情的限制性的知识，我们探究了以下问题：
首先，了解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知道的，能够提醒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追逐它。
然而，有些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棘手问题和危机问题，它们都以消极知识为特点，而我们不能忽略它们。消极知识甚至在最为“确定”的科学领域（如数学或物理学）中，都是一个关键部分。
最后，某件事物是否不可知的问题或许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论能引发重要问题，比如，科学或人类认知的极限。
总的来说，我们呈现了无知的一幅地图，演示了不同类型的未知。到现在你应该意识到无知并不仅仅是知识的对立面，我们还看到了我们倾向于把无知当作一件坏事，但它并不总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地讨论人们何时想要无知、何时不想要它的问题。这个研究将为了解无知源于何处，它是怎样被创造和消灭的问题铺平道路。
无知和复杂问题：什么是复杂问题
这一节，我们将深入地讨论什么是复杂问题。我希望将复杂的、挑战道德的问题和那些简单温和的问题区别开，简单的问题有清晰的解决方案。比如，有多少澳大利亚人每天至少吃一次红肉，或者如何组装一台太阳能汽车，这些都是你能找到一个答案的问题——也许并非轻而易举，但总归还是有个答案，而且你有可能找到它。然而复杂问题是没有清晰的答案的。
复杂问题的五种属性
复杂问题有五种属性，要是具备这些属性，那它就是个复杂问题了。
第一个属性，它们是系统问题。系统问题的意思就是，所有事都相互联结在一起。我不会详细地把整个系统中的每一点都加以说明，但我会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所谓的边界是子虚乌有的。每个问题都同其他问题相关联，因此，如果你解决了某个复杂问题的一部分，它将导向另外某处的其他问题。我们以下面这幅肥胖症流行图为例进行说明。
资料来源：Butland, Bryony, et al. Tackling obesities: future choices-project report. Vol. 10. London: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 2007.
他们确实在上面画出了外侧边界，这是条人为的边界。我不指望你们搞懂这幅图上的所有事，但我要指出的重点是：每件事之间都息息相关。肥胖的成因是我们吃得太多，运动得不够。但反过来说，这和我们的工作模式、能用来休闲和做饭的时间、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购物方式、高含糖量的软饮料广告大行其道等也都分不开。
因此，无数的因素交错作用，对肥胖问题产生影响，这就是复杂问题的复杂性之一，即它们是系统问题，许多因素在其中彼此关联影响。
第二个属性，价值观至关重要，尤其是冲突的价值观。我们仍然以肥胖为例，关于针对儿童和成人的广告规范，就有不同的观点——社会是否应当予以规范，还是说这完全是家长的责任，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想要调和它们绝非易事，所以总是会有人对做出的决策不满意。对于这种困境，不存在两全其美的答案。
第三个属性，是背景的重要性，也就是相关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或其他环境会影响到问题本身，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解决方案。比如，肥胖问题所涉及的背景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的工作和社区生活，或者是可选择的交通方式，如我们步行和驾车的比例；它也涉及加工过的食品的可获取性，以及这些食品的配料；它也关系到社会经济地位，那么是越穷的人越容易肥胖吗？并不完全如此。肥胖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所以极端贫穷的人不会肥胖，他们处于中间位置。但相对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会比地位较高的人更容易肥胖。同时，我们组织社区生活的方式，我们安排进餐的方式，以及类似的所有事情，都是会影响到肥胖问题的背景因素。因此，对复杂问题来说，背景因素非常庞大，而且永无休止。也正因如此，这也是使完美解决方案不存在的罪魁祸首之一。
第四个属性，无知总是至关重要的，总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是说肥胖症流行这个问题。我们不了解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特别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健康食物更受欢迎，我们不知道如何改变工作预期，诸如此类。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但绝不是所有的。因此总会有未知存在，而当有未知存在时，解决问题的方案里就必然会有不完善之处。
所以，让复杂问题变得困难起来的，就是系统性、价值观、背景和未知。同时，其中任意一项都会导致不完善，这就是复杂问题的第五个属性——没有完美的处理方式，不存在完美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我们来看看迈克提及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帮助我们思考无知和复杂问题上的影响。我会从迈克讲述的内容里选三件事来讨论：（一）无知的隐喻；（二）思考无知的有效方式；（三）关于挑战道德的问题与温和问题的对比。
无知的隐喻
就无知的隐喻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观点是，把知识看作无知汪洋中的一座小岛。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有两个：第一，它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所谓的海岸线上，这条海岸线就是指我们已知和未知的边界。因此，随着知识小岛的增长，海岸线——也就是我们对自己无知的认识，也在随之增长，这在复杂问题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认为，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发现。第二，我们辛勤地投身于此，的确发现得越来越多，但事实就是，我们拓展的不仅是知识的小岛，我们也延长了海岸线，意识到自己有更多不了解的地方。所以，这一岛屿的隐喻因以下两种原因而很有效：其一是它强调了海岸线本身；其二则是它强调了发现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事的难度。事实就是，我们试图知道得越多，我们就发现自己越无知。
思考无知的有效方式
然后是迈克讲到过的第二件事，思考无知的有效方式。他用到了安·克尔温的表格，我们迄今为止想到的都是我们意识到的无知，也就是已知的未知。但安·克尔温也没有忽视另外两种无知：第一种是隐性知识，这里先不去管它，但我们后面会处理这个问题；第二种就是未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复杂问题之所以如此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不知道什么的未知。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所欠缺的知识，可是这并非易事。想要弄清我们不知道什么很难，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尽可能缩减它，但确实很难。因此，当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时，我们需要保持敏捷灵活，因为那就是未知的未知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本不需要担心的事情突然间变成了我们需要担忧之事，这绝对会是个意料之外的惊吓。所以我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保持灵活，才能应付各种意外的发生。
关于挑战道德的问题与温和问题的对比
最后，让我们回到挑战道德的问题与温和问题，或是简单问题与复杂问题上来。迈克谈到彼得·梅达瓦，他曾有格言，宣称科学是可解的艺术。但当我们面对复杂问题时，我们也必须更好地处理不可解。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会用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园中这尊美丽的雕塑，由提姆·斯佩尔曼所做的“库拉的涟漪”。
我将它一分为二，并将其用作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隐喻。所以，如果我们取雕塑中较大的一半作为处理可解问题的方式，你会看到我们已经有了无数发展完备的模式。而且尽管我们还会继续扩增这些方案，但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坚实的知识。但如果看向雕塑的另一半，即处理不可解问题的方法，我的论点就是它们还发展得远远不够，它们如此落后，而且数量也少得多。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扩展解决方法，我们需要在对复杂问题的研究上，以及建立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上都获得进展。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像处理可解问题一样，游刃有余地处理不可解的问题，并且能像雕塑中所展现出的平衡一样，在对两种问题的研究上取得平衡。
02 无知的起源
我们宁愿不知道的事情
有些事情是我们宁愿不知道的。其中有些是暂时性的，即我们最终会想了解，但就现在而言我们还不愿知道。而另外有些事情则是我们永远不愿知道的。在本节中，我会先把重点放在我们暂时不愿知道的事，然后在下节接着探讨我们永远不愿知道的事。暂时性的无知（temporary ignorance）有许多用途，其中有些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分别是娱乐、学习与发现以及自由。我们先从娱乐开始说起。
暂时性无知的用途——娱乐
许多娱乐形式都需要以受众的暂时性无知为前提，其中就包括了几乎所有形式的叙事和玩笑。要是没有未知、神秘或惊喜的元素，就没有娱乐可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幽默和叙事，接着再说游戏。
幽默不协调理论（the incongruity theory of humorous entertainment）指出，有些幽默就依赖于先为受众建立期待，接着再打破这一期待。这种“意想不到的事物能带来幽默”的想法至少能追溯到西塞罗（Cicero）时期。比如，踩着香蕉皮滑倒的玩笑，首次通过卓别林的影片《在海边》（ By the Sea）出现在了银幕上。卓别林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个流浪汉，在不经意间将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结果自己踩在上面滑了一跤。人们都说卓别林是这一喜剧桥段的开创者：一个小伙子走向香蕉皮，在当要踩上香蕉皮时，他非常矫健地跨了过去，最后却摔进了下水道。
歧义是许多种谜语、笑话以及双关词的重点所在，不论是词汇还是句法上的歧义。不管人们是否有意为之，我们经常能在报纸头条上看到此类歧义。
为了能够有效传递信息，就算是不带幽默元素的故事，也需要我们暂时处于无知的状态。好比我们不能立马断定谁是犯罪小说里的凶手，我们不确定故事中的恋人是否能终成眷属，我们还不知道在戏剧中表面仁慈的叔父，其实是个心理变态，诸如此类。如果我们没在第一时间看完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然后先在网上进行搜索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剧透”警告，我们最好避开它们以保持娱乐价值。
游戏是另一个娱乐例子，无知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是益智游戏也不例外。预先知晓结局的游戏，其娱乐程度会大大下降。益智游戏其实就是带有趣味的测试。为什么这么说呢？一部分是因为相比测验，游戏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会根据我们的技巧和运气得出不同结果。
早在25年前，在一家大型医院任职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就告诉过我，他是如何开始探索游戏与测验之间的联系的。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观察脑创伤部门里病人的认知功能状态与修复情况。这些病人大多是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或者是中风患者。许多完善的记忆力、运动控制以及持续性注意力测试都有着良好的心理计量属性，但却稍显无聊，以致有些病人拒绝接受这类测试，其他接受测试的人则仅是抱着散漫的心态。测验如下：
某天这位心理学家灵感突现。他发现，那些完成测试的人都会走到医院走廊去玩“太空侵略者”游戏。这个游戏本身就集注意力和运动控制测试于一体。除此之外，不断重复地进行游戏实际也有助于病人康复。所以比起标准的认识测试，这个“测试”有着更好的治疗效果。他将游戏机连接至一台计算机，并建立了一系列基准测量。例如，在什么都不做或者只是随意操作摇杆的情况下，病人能玩多长时间。该测试同时也记录了每个病人的康复进度，得出的结论简直是医生的福音，它不仅能搜集病人康复过程的有用数据，还是一种运动疗法。
暂时性无知的用途——学习与发现
现在我们来说说学习与发现。如果我们要有意地去学习与发现，那我们就需要以已知的未知为起点，所有研究项目以及其他创意项目都是如此。在《劳特利奇国际无知手册》的一个章节里，卡特娅·沃格特（Katja Vogt）和延斯·哈斯（Jens Hass）将无知区分为会与不会激励探索的两类。他们认为总体来说无知会促进探索。不只是他们持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我曾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无知正是使人进行探索的动力。对我们已知的事物，还有什么理由去进行探究呢？
最有激励效果的已知的未知应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它们要有足够的激励性，促使我们必须做出解答。其次，它们需要涵盖足够的信息，以便我们进行解答。“我们能完成科学研究完全归功于某些特定的未知”，这就是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想表达的意思。最后，对已知的未知做出的解答本身，也应为我们提供解答更多未知的动力。这可能就是诗人康明斯（E.E.Cummings）当时的内心所想，他曾说过“妙答总会引出妙问”。毋庸置疑，正是那些科学文献结论背后的无知，推动了更多的研究。
斯图尔特·法尔斯坦的著作也阐述了无知是如何推动科学研究的。所以莫顿、法尔斯坦、哈斯、沃格特和我，都持有一致的看法。我们都发现将无知与探索相结合，不仅能让我们获取更多知识，同时也能改善我们的无知。例如，“不知道地球并非是一个完美的球体”总比“不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要好。
无知推动探索，这一观点说明了情绪因素掺杂其中。我们不只想当然认为自己对某事有兴趣或感到好奇，也切实是如此感受的。好奇心和兴趣也有情绪化的一面，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科研人员的无知中包含了混合动机。从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打破无知，解开一切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有无限的未知因素、谜题和难题，甚至还需要矛盾。因为这些因素就犹如创新头脑所需的氧气一般。
艺术家并不被显见的想法所吸引，科学家也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想化未知为已知，并解决问题。但这过程需要有趣且具有挑战性，这就是物理学家皮亚特·海恩（Piet Hein）这句话的含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价值在讨论过程中更能明确。”确实，有时当解开难题后，这些富有创意的人会怀念之前的未知和谜题。解开了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曾公开表明，在解开该定理后，失落感缠绕了自己7年之久。
暂时性无知的用途——自由
我们最后来说说自由。我在之前说过，自由是一个关于无知的正面性质的词语。要是在你的未来之中没有任何未知可言，那么你便无从选择，也就没有了自由。人们愿意承担风险，并为自己的自由做出牺牲。这里我指的不只是在自由与臣服于暴君统治之下做选择，我指的是在自由与不错的，甚至是最优却带限制性的选项之间做出权衡。人们或许会坚持选择自由，即便那意味着拒绝最佳选项。在申智雄（Jiwoong Shin）和丹·艾瑞里（Dan Ariely）于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上，描述了由艾瑞里著写的《谁说人是理性的》一书中写到的对于这一观点的实验证明。
他们建立了一个线上游戏，其中有3扇门可供选择。每扇门都有一定范围内的回报（例如，介于1到10分的回报）。游戏的目标在于通过100次点击得到最高的回报。其中有个小设定，每当点击一扇门，另外两扇门就会稍稍缩小。如果一直没被点击，那扇门最终就会消失不见。他们发现，即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尖子生也会选择放弃最高回报，从而保证每扇门都不会消失。对他们来说，每扇门关闭的机会成本要远高于他们通过单击最有价值门所能得到的回报。
是什么让我们想要保持所有选项，使我们在面对较差选择的情况下也不妥协？人们觉得只要自己握有更多选择，就能得到更多机会，好运也就越有可能降临。这种捷径思维出乎意料地强大。这一点在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和爱普斯坦（Epstein）于1992年发表的令人意外的文章中得以展示。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两个抽奖选项，分别是10抽1，或者是100抽10。所有参与者都表明自己知道两种选择的抽中概率一样都是0.1，所以两种选择对他们的概率判断都没有影响。尽管如此，在被问到自己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选择100抽10的选项。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选项为他们提供了10次赢的机会，而另一选项仅为他们提供了1次机会。
这节为大家讲述了暂时性的未知和它们的用途。大家现在应该清楚地了解到，有用的暂时性无知存在于娱乐、游戏、学习与发现以及创造等领域。这些领域不仅接受无知，同时它们的存在也依赖于无知。下面是出自释迦牟尼之口的一句话，我想不到比这更好的说法了：“启蒙之光的诞生依附于妄想和愚昧，若此二者不得，又何来觉悟？”
我们永远都不想知道的事情
上一节我们关注了人们暂时不希望知道的事情。那么，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永远不需要或不愿知道的？永远不愿知道的事情可以归结为四类。第一类是我们觉得它们无关或不重要，而选择不去知道的事情。第二类是我们认为自己不知道会更好，而选择不去知道的事情。第三类是我们下意识不愿知道的事情。第四类是我们选择去知道，却发现不知道会更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选择哪些信息是我们能够忽略的，哪些信息是我们懒得去了解的。举个例子，不用舍近求远，看看你自己对电子邮件过滤器、搜索引擎、网上信息源这类工具的选择吧。这些工具反映了你选择不去知道或过滤掉的事情。其中有些选择完全合理，比如，我们提前对信息有足够了解，知道这件事不值得下功夫去探究。但是并不总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觉得一个政治问题或健康问题与我们无关，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与我们有关系，而那时已然太晚。正如我们在“我们比我们以为的更无知”一节中所见，我们必须得做出选择。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而且由于知识爆炸和技术进步，我们现在要比我们的祖先筛选掉更多信息。
可怕的遗传性不定时炸弹
那些我们确实不愿知道的事与那些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有何不同呢？有个由来已久的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名超自然的信使带着一个密封的信封，忽然出现在你面前。信上面写了你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你会打开看吗？说“不会”的人给出的理由通常指向了这个信息所带来的情绪上的厌恶反应，他们会希望为未来准备一些惊喜，同时觉得如果知道这件事会降低他们生活的乐趣。而那些说“会”的人则指向了知道的优势上，比如，能够计划何时退休，以及在他们去世后，怎样为所爱之人做最好的打算。这个问题同样也刺激了网络测试“死亡时钟”的传播，这个测试宣称能够在一些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预测出你的死亡时间。
比起死亡的可能性，眼下的问题是基因检测，它能把我们选择不去知道的倾向提到非常高的水平。此类情况中最痛苦的选择之一，发生在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后代身上。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尚无已知的治愈或预防措施，仅有极少的姑息疗法。最初症状是情感波动并丧失高等智能，之后会出现一些无法控制的运动，并最终无法控制任何运动。
亨廷顿舞蹈症父母的孩子有50%的概率遗传疾病。如果他们确实遗传了该病，那他们的每个孩子概率也是五五对开。然而，如果他们不是，他们的孩子则没有罹患这种病症的风险。这种结果之所以很糟糕，原因是亨廷顿舞蹈症通常在患者进入成年期很久之后（30岁或40岁）才会表现出来。换言之，这会发生在他们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所有子女还会等着看自己是否平安度过自己的40岁。年轻人试图计划他们的生活，但这种不确定性极大地冲击了他们的计划。
之后，诊断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遗传标记的测试发展起来。测试相对廉价，可以对任何年龄的患者使用。并且，对有患病风险的人的早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对测试的接受率很高。让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后代接受测试的理由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很多可以做此测试的国家，实际接受测试率却一直是很低的5%~20%，这是为什么呢？自陈式研究得出以下原因。
一项1992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额外的线索。相比于拒绝参加测试的人，那些选择参加测试的人会认为，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不会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产生那么极端的影响。这就是说，他们没有把好结果看得那么积极，也没有把坏结果看得那么消极。
如今，由于诸如保险等问题的出现，同意和反对参加测试的理由已经变得复杂。2008年的一项纵向研究报道称，对于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参与测试的人来说，是否会损失投保险的机会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同时40%以上的参与者支付了其他医疗服务费用，并向保险公司以及雇主隐瞒了他们的遗传基因。《柳叶刀》（ Lancet）最新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办法保护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免受保险公司的歧视。美国2009年颁布的《反基因歧视法》（ Genetic InformationNondiscrimination Act）规定禁止保险公司利用基因信息来确认保险资格、保险费用，或迫使个人参与基因测试。然而，这部法律并没有扩展到人寿保险、残疾保险或长期护理保险的范围。因此，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每个人是否要为其决定参与测试与否承担责任。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还有谁应当知道结果，同时他们对该信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们是否要对不想知道的事情负责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论了我们选择不去知道的事情。那么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下意识地不愿去知道的呢？我们是否也要对它们负责呢？有论证表明，有些情况下我们确实应该负责。种族主义理论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和女权主义理论家图安娜（Tuana）及吉尔森（Gilson）就是对此的例证。
米尔斯用了“白种人的无知”（white ignorance）一词，来表达白人对非白人存在着不知情的错误观念。在某种意义上，米尔斯指责白人不仅否认了白人的现实优势，而且不愿了解这些现实。简言之，白人不仅有元未知，而且会忽略他们的无知。图安娜对此的版本是她所称的“任性的无知”（wilful ignorance），它类似于米尔斯的想法，一种元未知与不愿知道的结合。图安娜和吉尔森的重点是男性对女性在性方面的无知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在她们的报告中，男人也同时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并且不愿为此做任何事情。
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在之后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闻中也提到了这一话题。在2003年末至2004年初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军事人员折磨、强奸、鸡奸并杀害了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囚犯。齐泽克2004年的专栏中提到，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详述了安·克尔温的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以及未知的未知，但却没有提到未知的已知。
在之前“对无知的有效思考”的小节里，我将其称为“隐性知识”，并举了诸如如何骑自行车的生动例子。齐泽克提供了一个弗洛伊德的黑暗面版本，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假装不知道的信念、假设以及淫秽行为，即使它们构成了我们公共价值观的背景”。
快乐悖论
最后，什么又是我们选择去知道但实际上不知道更好的事情呢？我们所有人大概都能想到具体的事例，但这些事情是否有分类呢？我们绝大多数人更喜欢找出我们经历背后的原因和理由，无论是好是坏。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心理学文献支持这种想法，即总结消极的或伤心的事件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它并从中恢复过来。但积极的或令人振奋的一类事件又如何呢？2005年，提摩西·威尔森和他的同事发表了证明他们所称的“快乐悖论”（pleasure paradox）的实验，即总结快乐的事件会降低人们获得的愉悦感。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实验员在图书馆给人们一张卡片和一美元硬币。一种情况是，卡片上写着比较随意的语句，如“微笑社会”以及“我们想促进随手行善”。在另一种情况下，卡片上则写着问题和答案，在那些语句之前多了一个问题。这时，卡片上写着“我们是谁？微笑社会”，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想促进随手行善”。大约在每个参与者收到卡片5分钟后，就会收到测试，要求他们完成一个简短的情绪调查，其中包括在那一刻参与者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自我评估，这个情绪量表同时也会向根本未收到卡片的人发放。结果是那些收到无解释卡片的人，要比收到有解释卡片的人和那些根本没有收到卡片的人心情更好。此外，收到有解释卡片的人与没收到卡片的人心情并无不同。
为什么有了解释，一件快乐的经历会变得不那么快乐了呢？威尔森及其同事的理论是，解释这一事件会使其不那么让人惊讶，这会降低惊讶所引起的情绪强度（无论积极或消极）。威尔森的团队更进一步，他们让另一个样本的受访者预测哪一种卡片会使收到的人感到更快乐。大多数的受访者预测，二者中，有解释的卡片会更令人开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理学常识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解决我们对于积极事件的无知，并不会让它更令人愉快，而是恰恰相反。
在这节中，我们说明了我们永远不愿知道的事情的领域。我们给“愿意”做出了三种解释，有意识、无意识和第三者的感觉（即别人告诉我们“你不会愿意知道它”的版本）。
同时，在处理我们永远不愿知道的事情时，我们遇到了三个问题。其一，有些事情看似不重要或与我们无关，也许并非如此。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试图了解更多。我们只是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有必要且不算太晚的时候做好改变决定的准备。其二，一些事情因为过于痛苦可怕，还会反过来伤害我们，因此我们不愿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许要为我们的不知情负责。其三是我们愿意知道、但我们最好不要知道的事情，意想不到的积极事件就是一个反直觉的例子。有时候，想要寻求某个意外的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
对话：无知、即兴创作与创造力
迈克· 史密斯（下称迈克）：尽管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和无知做斗争，就仿佛它是某种必须克服或消除的东西一样。但很多艺术家、作家及音乐家却将无知引入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并不去设法消除它，而是与其共舞。无知，包括偶然事件，都是创造力的催化剂。音乐即兴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它的原型是爵士乐即兴创作。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爵士乐手约翰·麦基（John Mackey）参与我们的讨论，来谈谈即兴创作的本质，它是如何使现场创作成为可能的，以及他是如何帮助学生走上即兴创作道路的。
约翰· 麦基：我热爱尝试演奏一些强大而有力的东西，并把它变成激动人心的挑战。这就像在演奏现场产生了一个问题，然后你必须解决它。在绝大部分时间，人们都能解决它。但当然，有时会有惊喜。
其他一些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协和音部分是为观众、为倾听者所准备的。它设置了一个预期旋律。是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听调式音阶时对一些音符很熟悉，就会期待音乐继续使用这些相同的音符。然后你打破了这种期待，对吧？因此在这一瞬间产生了紧张感。是的，它制造了紧张感，因为人们会想，“等等，我本以为我们在这个调上”。我是说，从听众以及表演者的视角来看，不确定因素造成了许多紧张和质疑的感觉。我喜欢你描述它的方式，因为随着我年岁渐长，我开始特别关注设定……
这并不总是正确的，但通常我喜欢“设定音调”，然后走出这个设定去看看另一个调是否合适。你知道的，大家都在这儿，我用与曾经用过的协和音相同的结构演奏，但在这时用了一个不同的调性，再看看我能将和弦解决到什么程度。
所以差不多就是大家都坐在这里听，而我在这里演奏，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样观众就会说“谢天谢地，他做到了”。接着你再去创作，之后两者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到了演奏时，它们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更为模糊。这时候人们会觉得“哇，这音乐听起来很有力，但有些东西也很不可思议”。我发现这更令人兴奋，因为这是对调性的微妙处理制造出了紧张感。而不是说，这是协和的，那是不协和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那么细微，所以我越来越多地尝试着，在和弦内音和外音之间按照百分比缩小差距。
迈克：所以，单独创作一段音乐和即兴创作之间的差别很大吗？还是它们的过程比较相似？
约翰· 麦基：你确实提出了一些相当好的问题。如果我能开始教授即兴创作的话，我的方法就是和每个人说：“你在创作，当你即兴创作时，你就是作曲家。”当然正如你提到的，创作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坐下，说：“好的，我要写一段音乐。这样我就能把这个媒介放在舞台上并用它来即兴发挥了。”当然，我后来或者说近来，尤其是近五年来常常在不知道自己将演奏怎样的音调的情况下继续演出。我会与观众对话，跟他们说接下来是什么。我会说：“我们将为你们演奏一段F小调的巴萨诺瓦（一种新派爵士乐）。”他们会说：“好。”于是我就会打拍子“1、2、1、2、3、4”，我们就这么演奏。
所以说我的工作就是创作旋律，它可能是“boo ba an boo dah ah ah ha”，这正是我曾经演奏过的一段旋律。然后我会将其用作模板旋律，这样我们之后所有的即兴创作都会基于最初的这个。所以这就是现场即兴创作与坐下真正写一首你愿意演奏多年的曲子的不同。
迈克：我认为，或许回到安·克尔温关于已知和未知的矩阵，也是结束今天访谈的不错选择。在这个矩阵中有一个表格是关于隐性知识的，即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知的知识，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想要使隐性知识显露出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在爵士乐上，你似乎在做相反的事。你在尝试做的事情是使人们的显性知识变得隐性，这样人们就可以在这种创造性的情境中利用它，你想对此简要讲一下吗？
约翰· 麦基：当然，我可以讲讲我的童年吗？因为它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你的问题。我从小在家庭中的音乐熏陶下长大。因此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音乐是什么有了很好的领悟力。
我有意地每天听很长时间的音乐，因此在我十岁得到一件乐器的时候，即使我还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却已经在演奏它了。我听到了它是什么，然后我学习，并从不同层面理解它。所以说我将理论与听觉结合，并在之后有意地练习所有这些曲调和想法，然后将它们放入潜意识中以忘记它们。
因为每当你开始思考一些本应凭直觉做出判断的东西时，就会有种受到阻碍的感觉。这就像是开着一辆手动挡汽车行驶在路上，而你试图向一些人解释换挡时的各种微妙协调。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开始考虑这个，那你这一路就不能好好开车了。这就有点像你在即兴创作时的感觉，一旦你开始细想，就会卡壳。而你能听出花费数千小时练习的人，与仍在继续为使音乐达到完美而努力的人的区别。
而我仍然继续努力试图进入下一层次。有趣的是，你知道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你的无知。因此，我发现越通往下一层次，试图弥合这一差距就变得越发困难，因为你正在不断把自己推向极致。
迈克：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对你来说下一层次是什么？你可以讲讲为什么了解越多就会意识到越无知吗？这在你的领域是怎样表现的呢？
约翰· 麦基：当我拿起乐器时，这实际上就像是我手指的延伸。它有点儿像一个转换器，有点儿像你手指的变形，这就是我对它的感觉。因此为了进入下一层次，我尝试运用我的音乐想象力，并演奏出我所听到的东西。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会坐下来直到我能做到为止，所以我仍然在努力做到极致。为了做到这点，我仍在试图关注其中的美感。我曾在多年间因为演奏无数乐曲而获誉。但是当人们以为我现在还是这样时，我会有点儿失望。因为我的演奏真的在好多方面变化巨大，我正在试图以更优美的方式运用我的技巧。
它大概跟两个层面有关。我将其与我自己研究的原理及我试图为自己寻找到的事情联系起来，然而我也将其直接与我多年来的几个偶像，即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和麦克·布雷克（Michael Brecker）联系起来。他们可能是我最大的灵感来源。因此我总在尝试发现他们在做什么并试图在我自己的演出实践中做出相同的事。但这将是一生的追寻，而不是那些我能在几周内学会的东西。因此，我顺其自然。
但是实际上，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很多知识，但是我知道仍然有很多要学的。我真的愿意这样做，我永远不会满意自己所做的那些。因此我将不断在指间寻找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谓的，我所知的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想对此的另一个层面的解释就是，我需要学习理论知识。但当然，实际上将新理论应用到你的乐器上可能才是最大的挑战。
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根据音阶中每个音符下的四音和弦，从结构上探索包含在C大调音阶中的音符C、D、E、F、G、A、B、C。但我偶然发现了一点，这实际上是我在实践中的一个失误，就是我在实践一个特定结构时多弹了一个音符。这样一来我实际上弹奏的就是五声调式，即每个音阶中有五个音符。但我是从大调中的每个音符开始弹奏那些特殊的音阶的。因此其中就会有内在的不协和，因为每个音符都有自己的音调，但它们同时又在一个C大调中。因此就有了这些内在的不协和音和不同层次的不协和，我就是这样试图把它变为一个教学平台的，而不仅是实践媒介。
迈克：这真的很棒。
约翰· 麦基：是啊，谢谢你们的邀请。很感谢这次机会，已经有好一阵子没能坐在这里跟你聊聊了。
认知的代价可能很昂贵
我们已经讲过几种获取知识的成本，获取知识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搜索和加工信息，因此我们严重依赖于事先整理过的第三手知识。我们还发现暂时和长期的无知都有许多诱因。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当涉及娱乐、学习和发现、创造力还有个人自由时，暂时性的无知会对我们造成重要影响。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来决定，那些我们永远不想知道的东西。
但认知是否存在着其他代价，使我们的天平最终倾斜向无知？的确存在，接下来我们将就此进行探究，首先，我们需要一些概念和区别，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成本。
也许最重要的区别是在认知者的认知成本和他人的认知成本之间。得到自己基因编码序列的花费，对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来说都负担得起。但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则是，发现那些基于遗传基因的各种疾病和意料之外的风险。有些发现可能会让你非常痛苦，但这些发现不仅对你适用，对你的血亲也同样适用。《基因组医学》报道的一项针对285名病人的研究揭示了25项所谓的偶然发现，其中一部分对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影响。
那么让我们区分一下三种成本：
1．机会成本
2．交换成本
3．不公平
前两项来源于经济学：机会成本和交换成本。第三种成本与经济无关：它是不公平。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我们选择其中一项，放弃其他选项的潜在益处而产生的成本。如果你选择参加一场音乐会，但会错过一场舞台剧的最后一次演出，那么错过舞台剧就是机会成本。可以这样说，许多决定都会产生机会成本，特别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决定。要说明的是，信任者（trusters）可能比契约者（contractors）更容易受到伤害，但他们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机会。基于信任的关系相对于基于契约关系的优势之一，就是被信任的一方会更自由地发展其他关系。因此关于义务是否被履行或者承诺是否被遵守，尽管契约有着更多的内在信息和保证，但也会将契约者限制在这一关系内，并以禁止建立竞争关系的方式来规避机会成本。
交换成本
交换成本是参与到市场中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它包括了获得相关信息、谈判或是讨价还价，以及执行契约协议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我要讲三种交换成本，分别是：因我们认知事物而带来的负担；由新知识引起的令人不快的无知；新知识对一个人关系、角色或是状态带来的不必要的改变。
通常情况下获取新知识的交换成本是义务、责任、甚至是苛责，因此我们会被道德所驱使。经理发现自己手下会计师在挪用银行款项，如果不向当局报告就会成为帮凶。见习医师诊断发现自己的病人患有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要么遵循医者誓言亲自治疗这名病人，要么将其转到合适的专家处接受治疗。
当我们不想为一件事或是它的后果负责时，我们会否认自己之前知道它。正如丹尼尔·蒂尔在他的文章《犯罪无知》中所指出的，对结果的忽视以及对动机的否认，是人们歪曲和逃避道德及法律谴责的重要工具。在各种组织和机构中，这类无知和否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根据世界范围内在学校和天主教教区发生的教师或是神职人员对学生和教众性虐待的调查结果就存在着这样的案例。比如，2014年4月23日，圣保罗大主教宣称对绝大多数儿童性虐待问题不知情。
但有些机构也有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坚持无知也应罪无可恕。相关的案例是《英国医学杂志》在2001年做出的决定，禁止“意外事故”这个词出现在其页面上。其编辑对这次改动的解释是，大多数伤害和相关事件是可预测、可预防的，因此总要有人对此负责，他甚至将雪崩和地震都囊括在内。显然意大利法庭也是这样想的，它定了六名地震学专家和一名政府顾问的杀人罪，认为他们要为意大利自然灾害负责。法庭判决他们没有对2009年的拉奎拉地震做出有效预警，七名被告被判决服刑六年。
另一项普遍的交换成本源于新知识的获得，导致了新的令人不快的无知。最好的例子就是与“知识爆炸”同时出现的“风险爆炸”。这要归功于飞速发展的医学、环境学以及其他科学知识，当然还有网络和大规模的信息交流，现在的人们才比50年前的人们了解更多的风险。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和评论家，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声称，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产生。吉登斯和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等风险理论学家也表示，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未知的风险，其结果是全球性的，并且不可能预测。
可以预见的是，新知识可以产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不确定性。关于这些知识是否应当被掌握，这样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应该，又应该由谁掌握？例如，1918年流感病毒（也就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的全基因组序列，是否允许让它复活？这种病毒在1918年到1919年的致死人数在2000万到1亿之间，假如恐怖分子得到了这种病毒呢（回头我们将详细考察这种两难问题的辩论）？
关于基因组测序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在基因学家、医学从业者、伦理研究者以及围观者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特定基因和某种疾病风险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清楚发现前，或者由于环境因素产生了偶然结果，如果此时就让基因测序的参与者获取他们的测序结果，那么，人们认为将这种信息带来的负担，加之于参与者和他们的家庭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总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被认为是风险的信息最终被发现是错误的。当亚历山大·蒲柏写下“半知半解是件危险的事情”时，他永远也无法想象涉及现代危机的错误处理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国好运来公司生产的丁酰肼是一种美国苹果种植者一直使用的农药，1989年该公司发布了一份研究表明，暴露在高浓度偏二甲肼（一种在丁酰肼中含量为1%的化合物）中的啮齿动物肿瘤发病率升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将这一发现进一步外推，并声称暴露于丁酰肼中的每4200名孩子就会有1名将在6岁时患癌症。这份确定的报告严重摧毁了苹果种植业，他们请求美国好运来从市场上撤回丁酰肼，公司当年的确这样做了。两年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科学家通过进一步研究，将风险值修正为1/250000。《科学》杂志1991年的一篇文章写道：“一个新闻机构在没有做最基本的可靠性和证据检验的情况下，对一种针对特定利益群体的可能致癌物明显不确定的结果进行了夸大其词的宣传。”
知识的第三种交易成本是关系、状态或是角色的改变。即使是获得知识这一行为也会带来这样的成本，因为有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关于哪些信息是“禁区”的共识之上的。
假设到目前为止，你的老板给你的工作自由度很大。他允许你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任务，而且截止日期也是灵活的，很明显他信任你。但是现在他通知你，将会每天检查并评估你的表现，你被要求对你的工作以及工作方式，还有你对工作站的使用信息记日志，网络使用也会被自动记录到数据库中。
你对你和老板的关系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觉得他不再信任你了。基于信任的关系中包括一个无知协定，它事实上要求我们对信任的人放弃第一手信息。我们通常只信任非常了解的人，然而事实是，对于相互信任的人，是不会时时监控对方的，也不会要他们解释每一个举动。当他们坚持要监视时，他们所表现的就是他们不信任彼此。
不公平
最后让我们谈谈不公平。不公平的例子包括分配不公平、程序不公平和对权利的侵犯。竞争中的公平性，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以及隐私权都要求对无知协定的认同，即详细指定哪些信息是禁止了解的。因此投资市场中的内部交易违背了分配公平的准则，因为内部交易者相比于他们的竞争者有着不对等的优势。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程序公平和保障人权的准则可以在法律中看到，当通过严刑拷打、非法侵入或诱捕手段获得法庭审判证据时，这些法律认为法庭证据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无罪公民和同盟国政府官员电话的案件，被普遍视为违反程序正义甚至是对人权的侵害。
在这一节里，我们探索了获取知识的几种成本，它们使偏好的天平倾向于无知。它们包括机会成本、交换成本和不公平。我们可以发现成本不仅影响认知者本人，也作用于其他人。新知识获得的这一行为会使我们瞬间变得有罪并揭开隐藏的未知和风险，与他人的关系会发生变化，也可能导致不公平。现在你应该很熟悉，关于保密、隐私、具有所有权的知识，以及获取和传播知识方面的公平性的考虑，是当今世界上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律、制度和公开辩论的基础。
对话：选择困难与优柔寡断
迈克：选择困难和优柔寡断，就是不知道怎样选择。为此我决定请教专家斯蒂芬·唐（Stephen Tang），他与我在这里的对话是非常有趣的。斯蒂芬·唐是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他研究的课题是选择困难（indecision）和优柔寡断（indecisiveness）。关于这两个题目他比我知道得更多，因此我会让他来担任主讲。
那么，斯蒂芬，到底是什么让你对选择困难和优柔寡断产生兴趣呢？
斯蒂芬· 唐：谢谢迈克。在学习决策心理学时，我对选择困难和优柔寡断渐渐产生了兴趣。很快便发现我们都是相当糟糕的选择者，至少在传统经济概念上，我们很难算得上理性。我们想要什么，又或者怎么才能让自己快乐，我们都不太了解。
然而大前提是，假设我们是绝对满意且拥有选择权的，某种程度上，选择是即时和不费劲的，只是我们选择后的结果往往不那么理想。我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做决定可能是很困难的，而且人们可能会不愿意去做出选择，尽管他们喜欢“选择”这个概念。
我受临床心理学训练的影响，开始研究选择困难和优柔寡断，当然也由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做决定真的很差劲。
决定研究前，我以为研究了选择困难和优柔寡断，便会学到克服自己难以做决定和选择的诀窍。但研究开始后我便改变了想法，又或者我还未决定该怎样做。
迈克：让我们迟一点再回来谈这个问题，选择困难和优柔寡断有什么分别呢？
斯蒂芬· 唐：选择困难是对做出决定感到困难的当前经验，优柔寡断是指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