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矛盾论文范文
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 梳理； 展望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5-0043-04
收稿日期：2013-02-25
作者简介：费 萍（1979- ），女，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诞生之初，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关注度并不高，当时学界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的视线逐渐转入了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系统的子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多年来，经过广大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全面客观地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历史梳理并据此展望其未来发展轨迹，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历史梳理
本文以有代表性的教材、专著、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论文为理论依据，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笔者将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
1.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起步阶段（1987-1999年）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起步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划分的依据是：1987年，学界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著作，该书由金鉴康主编。1999年，邱伟光、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看作一个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规律体系。该研究理路为学界分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发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代表性观点有：
（1）金鉴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最早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 金鉴康主编，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首次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1]该书从思想政治教育总过程和各个环节的发展变化中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总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规律。在笔者查阅到的文献资料中，该书是最早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著作。但由于受学科发展历程短和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缺乏的限制，该书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观点还不成熟。
（2）邱伟光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进行了揭示 邱伟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该书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就是教育过程发展中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阶段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是由于教育过程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所构成的。”[2]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理论贡献为：第一，该书是最早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内涵进行揭示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能否科学建立。第二，该书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时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本质联系。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界定为本质联系的反映，抓住了规律范畴的实质。第三，该书提出的“本质联系是由教育过程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所构成的”观点符合唯物辩证法。
（3）王礼湛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规律的内容 王礼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规律的内容。该书指出：“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基本规律是：在各种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中定向引导的规律；教育过程的迂回曲折中发展的规律；层次递进地进行教育的规律。”[3]该书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的矛盾运动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规律所涵盖的内容进行了阐释。但笔者认为该书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规律更像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
（4）邱伟光、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 邱伟光、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分层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该书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是一个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多侧面、多层次的规律体系。”[4]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要素的本质联系及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据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是‘适应超越律’。”[5]该书在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规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该书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要素的本质联系及具体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6]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该书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分层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分为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为后续研究者分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提供了范例。第二，该书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界定为“适应超越律”。这一界定准确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因而得到了理论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2.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发展阶段是2001年至今。划分的依据是：2001年，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明确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区分开来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展开了积极探索，代表性观点有：
（1）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吴潜涛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明确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区分开来进行论述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明确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在不同章节中区分开来进行论述。该书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7]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有：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理论贡献有：第一，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分开进行论述，纠正了过去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混同或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和做法。第二，准确界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该书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时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不仅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要素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不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始终充满着矛盾运动的过程，该界定更能准确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运行状态。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规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为后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规律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但该书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上最大的遗憾是：只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而没有论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致使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没有建构起来。
（2）罗洪铁、董娅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从系统论分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 罗洪铁、董娅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从系统论分层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该书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内涵时，将它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加以科学区分，从而得出如下结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而言，它是其中的一条具体规律。如果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作为一个体系，那么，它又是由若干具体规律构成。”[8]该书从系统论的视角，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中心范畴——教育者、教育对象以及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的科学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韦冬雪撰写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和规律研究》建构了较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和规律研究》是韦冬雪于2008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出版专著，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文指出：“当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看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一个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多层次的规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是高层次的规律，我们且称之为第一层次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规律是中层次的规律，我们且称之为第二层次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规律的子规律属于较低层次的规律，我们且称之为第三层次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第一层次规律、第二层次规律、第三层次规律的有机联系，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体系。”[9]该文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和发展阶段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体系，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具体规律以及具体规律下的子规律的内在规定性进行了有益探索，建构了较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以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出：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客观地讲，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仍处于初探阶段，分歧迭出。出现分歧的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的时间较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相对比较欠缺。而且，规律的探究是学科理论体系中难度最大的部分，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系统探究任重而道远。也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的难度决定了它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笔者基于研究的兴趣，仅在此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中应明晰的几个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轨迹，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同行专家学者的关注。
1.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界定及诠释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研究中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能否科学建构。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内涵，首先需要明确规律的内涵。何为规律？列宁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0]“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规律，认为规律是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具有客观性。”[11]基于规律的内涵，可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内涵的诠释包括以下要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联系。如前所述，规律是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联系，它既不是人们从外部强加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也不依赖于人的意图和愿望而转移。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并不是所有联系都是本质联系，都可称之为规律。只有那些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才可称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联系。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稳定联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变动不居的现象中相对稳定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稳定性也就是它的重复性，即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稳定性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普遍性。
2.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关系辨析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和各个环节。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仅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具体过程中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内含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在一个方面、一个层面的体现。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的分层研究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2]“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多变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联系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有的本质联系对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整体运行起根本的制约作用，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整体运行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反映这些本质联系的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而有的本质联系只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某一方面、某一环节起根本的制约作用，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某一方面、某一环节运行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反映这些本质联系的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是一个系统，具有层次性，我们应学会分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
4.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的内容确定
在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具有层次性之后，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中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分别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厘清可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入手。如前所述，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那么，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所构成的。也就是说，规律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而事物的本质联系又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掌握的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关涉两个方面：其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要顺利开展，必须适应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现状。其二，教育者的教育活动要达到引导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目的，必须超越受教育者原有的思想政治品德水准，使受教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升。基于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理应是“适应超越律”。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则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而涵盖了丰富的内容。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可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同的具体规律。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构成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运行阶段（内化、外化、反馈调节）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
5.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的建构原则
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个系统工程，就必须以系统论的相关理念为指导。借鉴系统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应坚持的原则有：第一，整体性原则。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要素的功能之和。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时应从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单向研究进入多向研究。也就是说，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时，既要研究单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自身的本质联系，又要研究过程规律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建构起一个完整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第二，有序性原则。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不能杂乱无章，而要有一定的有序性。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时，既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中各个规律的相关性，又要注意相关性中的有序性，使之同向发挥作用产生整体功效。第三，层次性原则。系统内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层次性反映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变历程。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时，应从系统论出发分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通常，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中反映基本矛盾的基本规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中第一层次的规律，而由具体矛盾决定的具体规律作为第二、三层次的规律。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体系。
参考文献
[1] 金鉴康.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2] 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3] 王礼湛.思想政治教育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4][5][6] 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 张耀灿，郑永廷，刘书林，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 罗洪铁，董娅.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 韦冬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和规律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10]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本质；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119―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程的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个元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重要领域。据我们收集的资料，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的专著还很少，目前所见较为系统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著作主要是李合亮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的观点主要散见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专著中。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合乎条件11(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为题名，模糊搜索，时间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选范围)共有纪录104条。搜索合乎条件2(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为主题，模糊搜索，时间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选范围)共有纪录375l条。文章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共234篇，90年代共610篇，2000年至今共2846篇。在博士文库中，中国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五篇，层次上以硕士学位论文居多，时间上集中于2001年以后，有邓晓霞《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潘传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唐桂娟《从日常生活理论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袁晓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探析》。李合亮的博士学位论文已以专著形式(见前文)正式出版。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不仅关注度正日益上升，且研究层次也在不断深入。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的主要观点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是什么?学界对此争议颇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进行了阐述：
(1)政治性说。改革开放条件下，江泽民同志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彻底的唯物论，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有学者从这一认识出发，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政治性，它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政治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主要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言的。这一认识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如有学者认为：政治性科学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时间先在性”(对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的陈述，它所表达的是经验对象之间在时间排序上的先后顺序)而言，先有政治后才有或至少同时伴有思想政治教育；以“逻辑先在性”(事物之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来说，政治都较之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2)意识形态性说。有学者认为：政治性不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因为政治性主要体现了政治教育的本质，却难以体现意识形态中包含的受政治制约的思想、道德等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因此意识形态性相比于政治性，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进一步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单纯的思想教育和单纯的道德教育，是因为它们都不是把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内容作为主要内容，而且都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整体概念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只反映了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内容，而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中的思想、道德等内容。因此说意识形态性相对于政治性不仅更全面，而且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属性。
(3)灌输论。有学者认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的研究，可以开辟一个新的角度，即“观察它的实践方式，由对它的理论本质的研究进入到对它的实践本质研究。回答这项实践活动是‘做什么’的，就是我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的出发点。‘做什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怎么做’是指它完成任务的方式。我们认为，二者结合起来，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这就是‘灌输’。”确切地说，“意识形态灌输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4)人的工作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也是由人来开展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不断生成的，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具体些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解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
(5)阶级利益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阶级利益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动因、目的性指向及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三个方面都服从服务于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共性体现为阶级利益性。
(6)价值导引论。有学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有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所有这些特性都可以归结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党性。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是阶级斗争发展的高层次产物。“自思想政治教育的诞生那一天起，它就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它自然具有很强的党性。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党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带有强烈的价值导向色彩。”
(7)政治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论。有学者从事物本质属性应贯穿事物活动始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出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应为政治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因为政治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且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的一个特有属性，而科学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客观实践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8)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统一论。有学者认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既需要考察其满足阶级与社会需求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寻它的属人性，既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质，也要看到它的目的性本质。”并认为：“工具性与目的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单纯强调任何一点，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与对其运动规律的违背。”
(9)目的性、实践性、超越性论。有学者从思想政治作为一种有目的、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目的性、实践性和超越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性或价值取向性(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性或党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来的发展性及社会实践活动和 人的行为的先导性。
(10)阶级性、服务性、工具性、启蒙性多维度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单纯以意识形态性为本位难以获得人们的内心认同；即使以科学性为本位，也难以满足后工业社会来临给人们带来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应从多维度来解读。即政治维度的阶级性、伦理维度的服务性、社会维度的工具性、个体维度的启蒙性。
(11)个人与社会思想政治关系论。有学者认为：个人的思想品德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外部的矛盾关系之中，而且存在于内部联系中，成为沟通思想政治教育内外部联系的桥梁和统一的基础。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的思想关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而这种个人与社会的思想关系的核心是政治思想关系。因此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的思想品德和社会意识形态同质发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实践活动。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阐述可分为几个类型：
(1)(2)(5)(6)是比较传统的说法，但是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反映了早期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索。
(3)是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论或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多样化，坚持灌输论原则是必需的，但并不能将这一方法论或原则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4)主要是从人学的角度而言，但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人学的差异性。
(7)强调了政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却对两者之间有机统一的社会基础以及两者间存在的一定紧张关系关注不够。
(8)(9)(10)是多学科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阐释。
(11)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的认识状况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由这一路径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了新的探索，但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表述则显得有些冗长。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的方法论
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各自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论不同所造成的。这些研究的方法论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1)系统论。有学者认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因此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时，一方面要“根据它自身的结构、功能、过程来认识它”；另一方面，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又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系统有着广泛的联系，故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从它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层面，认识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质”具体些说，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出发，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功能。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揭示和反映了其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其本质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出发，从其本源上揭示出人和社会为什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2)矛盾论。“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性质。――而关系就是自身联系与他物联系的统一。”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决定。故大多数学者认为：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出发。
(3)多学科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什么，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是“一”，而是“多”。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是多重的，因此不能从单一的学科视角出发，应采取多学科视角加以剖析。
(4)多层次论。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范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因此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及有关原理的哲学方法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融为一体，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关系，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的逻辑基础。具体些说，就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事物间的关系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来考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运行来考虑”，即通过多层次的研究方法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什么。
我们以为，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能仅仅从其自身出发，也不能停留在对相关学科概念的直接移用上。系统论这一方法看到了这一点，但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关系研究还缺乏深度，更多地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功能层面来讨论其本质，但又因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关系研究得不够细致，致使对其规律与功能的研究陷人了“原地踏步”的状态。矛盾论方法常用来揭示某一事物的本质，但问题在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作这样的界定：“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这一界定很难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同教育的基本矛盾加以有效区分。因为教育学中一般把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系统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探讨局限在教育本质研究之中的重要原因。多学科论不满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单一性界定，尝试着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值得肯定。但不足的是对相关学科的概念没能很好地甄别，即在缺少对相关学科概念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进行考察的情况下就匆匆地将其移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造成了许多概念的非法移用。如哲学中关于事物本质属性规定有三个属性，就将其直接移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即将哲学中事物本质规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直接等同起来，而没能认识到哲学上关于事物本质规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间是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多层次论尝试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关系加以分层次剖析，但因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中心概念的不明确等，致使这一研究方法所取得成效也实为有限。
三、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研究的总体评析
纵观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成果，学界立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所处的现实境遇，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进行了审思与探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暴露出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有待继续深化。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概念相混淆。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并没能加以严格区分，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出现了用本质属性代替本质的现象。如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中经常将“某某性”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并不是一回事。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存在的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性质、特点。当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同其 本质属性是密切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间的等同。
其次，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认识还不成熟。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相比较于政治性虽更全面，但一方面因意识形态性在其内容上的极其广泛性，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丧失学科边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虽具有先导性，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即“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生活过程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而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直到社会存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意识形态才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性，将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工具性(政治性)和目的性(属人性)相统一这一说法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和教育之间的矛盾，但工具性终因受目的性的制约，即是说政治性在其根本上受制于属人性，从而最终磨平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之间的差别。因为教育终究在于实现人由“实然”向“应然”的转变。
有的研究者还没能区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与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规定性，致使提出的观点欠成熟。一切事物的本质总是要表现在一定的现象之中，而任何事物的现象也总要反映相应事物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有现象和本质之分。对于前者，我们用感性认识反映；对于后者，则需要我们用理性认识加以把握。但对事物理性认识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曾在分析理性认识过程时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是说理性认识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前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认识，后者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确切地说，前者属于知性思维，后者才是理性思维。知性思维不同于理性思维，主要在于认识起点的不同，前者的认识起点只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开始，后者却以前者为认识的切入点，故把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质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都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都以客观必然的形式起作用，这常常在形式上给人以误导，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质与本质相混淆，相等同。如目的性、实践性、超越性、启蒙性、服务性等，都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质误认为其本质，因都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内存联系的把握。具体些说，目的性，实践性，超越性关注了教育的特性，却忽视了思想和政治的本质属性。启蒙性、服务性过多地关注了思想的特性，却忽视了政治和教育的本质属性。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是什么和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目前对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规律、基本矛盾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真正弄清楚，大多徘徊在教育学研究成果中。另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作深入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即使有少数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源起做了研究，但不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国家的产生、阶级的产生简单等同，就是和人的政治社会化的产生加以等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历史不是依附于政治，就是依附于教育，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自身独立的历史。
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篇3
[论文摘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国情的认识和了解，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基本途径；胸中有“数”是正确认识国情的着眼点；矛盾分析法是研究和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古今结合是研究、认识国情的时间要求；中外联系是研究、认识国情的空间要求。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特别重视认识和了解国情，善于研究国情，提出了很多认识国情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基本途径
毛泽东向来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基本途径，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一个基本方法。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对他熟悉中国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在1921年春天，他就和一名同学徒步考察了湖南的五个县，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25年回韶山养病期间，他又对附近农村进行了调查。1927年初，他赴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此后在井冈山及寻乌、兴国等地，他更对农村做了系统的、深入的调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深刻体会，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调查研究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他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中，他还一再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党的历史也充分地证明，要正确认识国情是非常艰难的，要反反复复地进行。党对国情的认识，就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应该不断地、深入地调查研究。
二、胸中有“数”是正确认识国情的着眼点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不仅要深入下去，还要作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要胸中有“数”，即注意到事物的数量方面，作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着眼点。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毛泽东曾批评说，许多同志一直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估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在强调胸中有“数”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特别要探求和掌握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他说，实事求是的“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事实也证明，只有掌握了事物内部的规律性，调查研究才真正达到了目的，对国情的认识才真正达到了深刻的程度。
三、矛盾分析法是研究和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认为，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国情，必须坚持矛盾分析法。就是在分析矛盾时既要分析其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在处理各种矛盾的关系时，首先要抓住重点，即抓住主要矛盾，并把它作为解决其它矛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他写的《矛盾论》一书，就为我们用矛盾分析法研究国情树立了典范。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又根据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成为次要矛盾。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这个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也是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然后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可以说，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研究国情的最基本的方法。四、古今结合是研究、认识国情的时间要求
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今天的社会，乃是昨天的社会的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的今天，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一再强调，现实和历史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割不断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因此要认识国情，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历史。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是从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至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入手，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的。他对封建社会所作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国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尖锐地批评那种不重视研究历史的态度，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不但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去认识国情，毛泽东还强调从静态和动态的关系中去认识。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国情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从静态方面去把握国情相对稳定的一面，从动态方面去把握国情发展变化的一面。他对各个时期国情的分析，就非常重视其新特点。
五、中外联系是研究、认识国情的空间要求
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篇4
[论文摘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毛泽东重视传承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从“实事求是”观、辩证法思想、知行观、伦理思想及社会历史观上，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点或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
一、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继承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理论前提。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的哲学思想，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与“实事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的放矢”时，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叶适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强调立论要象对准靶来放箭一样，以此来论证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认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以此来阐发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这不仅改造了其原来的含义，深化了其内容，而且还充分体现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民族化、群众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色。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地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地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思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而是古代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读书，广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的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它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式，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批判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毛泽东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941年冬，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毛泽东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十分熟悉，并灵活自如地对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资料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立时，毛泽东就引用《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解释事物的两方面，明确讲到，“一点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叫毛泽东还对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等哲学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改造，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论》中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两点论”、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等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用民族语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复杂的哲学矛盾观点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改造并吸收《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毛泽东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已知彼此，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改造和吸收中国优秀辩证法思想，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代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毛泽东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时，他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思维活动和个人的道德践履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意加上附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固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结合起来，指明了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阿。
第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编撰《礼记·礼运》篇，首先描绘出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终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毛泽东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
在社会历史观问题上，毛泽东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民贵君轻的重民、民本思想及仁者爱人的人权思想，把“人定胜天”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重要。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篇5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5-0111-05
李达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在为宣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斗争。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要以李达为榜样,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一、李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
李达从早年留学日本开始,便积极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译著,并向国内投稿,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一大,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二大以后应毛泽东的邀请,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任学长、主编机关刊物《新时代》、讲授唯物史观。脱党后继续宣传马列,出版《现代社会学》专著,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翻译出版了包括苏联西洛可夫等人撰写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13部,发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3部专著。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北平等地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货币学和社会进化史,发表《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4部专著及《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多篇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西大学任教、在重庆冯玉祥研究室讲学。解放战争期间李达受聘于湖南大学,在险恶的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法理学,撰写《法理学大纲》,成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理学的拓荒者和带路人。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主政湖南大学,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出版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谈宪法》等重要著作,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晚年呕心沥血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早就提出“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论断以及如何实行这种改造的政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1923年5月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的学说改造社会”,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强调根据《共产党宣言》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的国情”,即“当时的产业情况和文化程度”,完全可以定出一个改造的政策来〔1〕。1929年1月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又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他在其哲学巨著《社会学大纲》的扉页上题字:“献给应用的抗日战士”,在第4版序中说,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推动历史的飞跃〔2〕。他总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二是注重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
1928年他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针对我党建党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多数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浅即投入革命实践活动而发生盲目行动的倾向指出:“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意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扣上研究系的头衔。”〔3〕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要求从学理上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的态度终其一生而不悔。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就是他从理论体系上全面深入研究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出发,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论述了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变革,以及家庭、氏族、国家和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分析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机械论,并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等问题的判定提供了有力论证,代表了那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这部著作流传甚广,影响至深,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在当时革命者中差不多人手一册。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集大成,其体系之严谨,内容之深刻,超过了当时在我国翻译出版的所有同类著作及国内学者的同类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部著作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把自然观与历史观、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论与辩证法统一起来,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完整性,凸现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更是体现了从学理上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在编写过程中李达一再向助手交代:“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4〕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该书既继承了原《社会学大纲》的逻辑体系,又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该书在概述人类认识发生和发展史的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概括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尽管该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存在一些缺点,但就其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表述的深刻性和明晰性而言,比较国内同类著作,无疑具有更高的专业学术水平。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第一次大论战,李达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后两次论战,他都是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将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改良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与欧美、日本国情不同,中国现在太弱、太穷,受列强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呢?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是农民、游民,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因而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当务之急应该“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而这一点只能靠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做到。只有等经济发展了,“造就”了无产阶级,将来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那种鼓吹社会革命、打倒资本家的做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李达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将,接连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批判了张、梁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虽然与欧美有所不同,但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受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受国际资本的掠夺和压迫,其处境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要悲惨,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具备了客观条件,而且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他还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开发实业,但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只能使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奴隶,同时在帝国主义互相掠夺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恐怕要糟到极点,不免是空谈罢了。所谓等到经济发展了,“将来”再实行社会主义,只是虚伪的欺骗而已。张、梁宣称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是要唤起资本家的觉悟,去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这实际上是企图把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轨道,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欺骗劳苦大众的假社会主义。李达的这种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高举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揭露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鼓吹资本主义、实行改良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过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来看,这种批判,并没有打中要害,令人信服。反驳张、梁等人的谬论,应该这样说:中国现在的确还很落后,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而要先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反帝反封建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发展经济,以后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搞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胡绳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张、梁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5〕当然,这种批判的局限性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难以避免、不能苛求和责怪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在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论战中,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区声白、江亢虎等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荒谬观点,指出无政府主义各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利,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至于无政府主义所谓的“自由管理”和“平均分配”的口号,其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革命后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企图维护分散的和个体的小生产,实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李达还专门批判了江亢虎用所谓“新社会主义”的幌子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揭露了他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更为重要的是李达还追根溯源,从理论上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指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各派代表人物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们共同的世界观基础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积极参加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胡适的错误,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实用主义与不可知论、信仰主义、主观真理论、诡辩论之间的关系,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宣传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一点看,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应当承认,由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这种批判打上了许多“左”的印记,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也是不能回避的。
1956年6月,毛泽东在与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对李达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战斗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李达说:“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李达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没有一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的。”〔6〕总之,李达是“理论界的‘黑旋风’,是理论界的鲁迅”,这就是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
二、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从上述李达在中国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可以看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
一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卓有建树,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李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问题,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全面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别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尤以《社会学大纲》最为突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7〕。他的《经济学大纲》忠实地遵循着《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原则,准确、精当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并提出了撰写包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经济在内的广义经济学的宏博构思,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其影响至深且广,由北平大学的讲堂传至延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他的《货币学概论》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著作之一,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的崭新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向部门经济渗透的开端。李达的法学专著《法理学大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了法律与国家关系、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通过对“各派法理学之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以往各派法理学的原则界限,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献,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法学理论的拓荒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谈宪法》一书,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出发,论述了我国新宪法的意义及基本精神,说明了我国宪法的性质和特点,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主要表现是,20世纪30年代李达的哲学译著,成为毛泽东接受、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介”。李达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为《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一些观点为“两论”所采用;毛泽东受该书的启发,发挥和创新了某些哲学原理。李达本人的哲学专著《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如《大纲》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前史的论述给毛泽东以哲学史启发;李达关于认识过程三阶段的论述给毛泽东发挥“两个飞跃”的思想提供了契机;李达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看法启示了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大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论述启示了毛泽东强调区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重要性,为毛泽东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了资源准备。20世纪50年代李达通过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中的某些观点有所纠正、补充和发展,使“两论”更加完善、更加丰富。〔8〕
三是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通俗化,即用通俗的语言文字、体裁形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现实化,即使马克思主义走出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更加贴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成为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一个艾思奇,一个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李达各个时期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两论”解说,具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点,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毛泽东的称赞。1951年3月当《〈实践论〉解说》即将出版的时候,毛泽东致信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9〕。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庸俗化,而是在注意概念、范畴、原理的准确性、完整性基础上作出深入浅出的解释。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向李达学习,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胡乔木1990年1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10〕他号召我国老中青理论界的同志都以李达同志为榜样,向李达同志学习,希望产生千万个新的李达,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
我们今天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就是要向李达学习,促进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首先要学习他满腔热情、毫不动摇、毫不懈怠地以毕生精力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职志的精神。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要像他那样勤奋地学习,勤奋地研究,勤奋地写作,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培养和造就成百个成千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式的理论家,提高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执政能力,紧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当代化的事业向前发展。
其次,要学习李达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李达做学问勤勤恳恳,做人铁骨铮铮,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特务殴打、被反动派通缉,毫无畏惧。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党的正确领导坚决拥护,但对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从不随声附和。他对毛泽东非常尊敬,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如20世纪50年代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曾当面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对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提出过质疑,对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学术界、文化界掀起的极左风潮、错误的“大批判”拒不参加;对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坚决反对;对“文革”初期对他的批判从不承认和屈服,表现出为捍卫真理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要学习他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不随风倒,不趋炎附势,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独立思考,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人民大众忠实的代言人,像李达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最后,要学习李达不断前进、永不停息的超越精神。李达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一生,他从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对于自己的著作经常准备修改、改写。他晚年就订了这样的计划:要修改《社会学大纲》,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撰写《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还要修改《〈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他总是要求超越自己、超越前人,力求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达到当代最高水平。我们今天学习李达,就是要端正学风,克服浮躁情绪,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学术腐败,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
〔参考文献〕
〔1〕李达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02.
〔2〕李达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3〕 李达. 中国所需要的革命〔J〕. 现代中国,1928, (2):1.
〔4〕 陶德麟. 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A〕.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C〕.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215.
〔5〕 胡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A〕.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
〔6〕 唐春元. 毛泽东与李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60.
〔7〕 郭化若.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N〕. 解放军报,1978-12-28.
〔8〕 雍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8-49.
〔9〕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07.
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篇6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写作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