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
苏格拉底：不过轮到文字，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
苏格拉底：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象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象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象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还有一层，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他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父亲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柏拉图处理的文本，当人们询问时，它总是说同样的东西。为了讲这个，我们就要谈到字母，因字母再生了话语。要读柏拉图就要重新找到柏拉图所说的，我们在读时就是在询问文本。文本与读者始终有一个差别，文本总是说同样一个句子，而句子是字母文字产生的。因此，文本失去父亲，是个孤儿。刚才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类似性的关系，作者与文本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时，我们逐渐进入西方思想，他者面对我，我面对世界，这些位置都是固定了的。在这三个极之间有一个关系，不同于二极关系。这样一条道路不是中国思想的道路，在中国思想中，我们不区分两者关系和事物。区分一个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术语和术语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一个父亲的问题。因此在西方背景下问题是成为父亲这样一个事实，这和孩子如何成为父亲有联系。孩子要变成父亲，就必须消除父亲，才能占据父亲的位置，因为只有一个位置。
提问（秦）：柏拉图恐惧文字，为什么？为什么柏拉图把文字与性关系等同？
回答：不是柏拉图一个人把文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性关系，而是很多人。在雅典不仅仅在贵族，在公民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在希腊可以看到这种问题，在希腊的教育中存在着师徒间的爱。柏拉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这种爱是美的观念的影子。对你们而言，你们的观念也是我的观念，我希望你们说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说是否重要的，我讲的是重要的，是因为我是西方人，但中国的东西是不同的。（柏拉图）我们看到是个屏幕（相对于实物），少年的美并不是由他的身体唤起的，而是独立存在的观念的美的投影。这个美的观念是看不见的，柏拉图就做了一个区分，看不见的真理和看得见的东西。我本人觉得对于中国的道路而言，用这样一个屏幕隔开是不必要的。看不见的已经处在看得见的东西里面，看的见的并不是做屏障隔开看不见的，看的见的已经包括了看不见的。这方法紧密地说明了，你们的书写与我们的书写之间的关系。字母文字相对思想产生一个屏幕，思想在后面，在另一个地方。正是这样，文字让柏拉图害怕。因为有文字的话，我们就能思考，文字包括思考。我们可以背下书写的东西，而变得与智者一样。因为字母文字能允许忠实记录作者的话，作者不在时也没关系。6岁的孩子可以读，能用字母读就意味着他什么都能读。在汉字中，我们永远在学习，如果我们多认识一个汉字，意味着我们多发现世界的一角。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对中国的孩子来说，世界并不是一个屏障。
问题（黄作）：现代西方思想界关于文本理论有很多说法，但是目前主要是是强调文本自身的作用，而没有强调读者和著者，如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文本中，著者已死。
回答：必须从开始来开始。开始时柏拉图说作者、文本和读者，从这三个东西开始，西方哲学探索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们有许多哲学，柏拉图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他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以后西方哲学家通过各方式与之联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柏拉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出真理的要求，拒绝文本是真理的唯一的携带者。柏拉图之所以是任何的西方哲学家不可绕过的人物，在于他指出真理是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游戏，因此，真理不能简略到一个位置上，这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游戏。在希腊，真理叫“ αληθεια”
（去蔽），词涉及到一条河，这一条河是所有死者都要穿过的。喝这个水，就忘掉过去存在的，记忆就消失了。“希腊的真理意味着不要忘记”，因此，真理对于西方人是有记忆的，没记忆就没有思想，你必须保留记忆才能思考。因此，在文本与客体的东西之间始终和刚才三者联系在一起的。继续做一中国的比较。当然，中国有主客体关系，但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推向两个极端，是个位置问题。很高兴我们正在做这事，是你们让我这样做，我之所以勾划这路线也是因为你们。我们真正的工作是理解差异在何处。如果我们理解这差异，他者就不完全是一个他者，尽管他者仍然保留着差别，但我们知道差异是怎么回事，这种话语和对话就变的可能。就不需要大家处于一个同一性的状态来处理这事情。因此，我就能理解这差异始终是个差别，使我有可能与他者对话。这对话并不是交流，交流的假设是相同的问题。真正的话题是我们讲差异，在差异中讲差异，如我们不认识差异，我们就害怕他者，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而总解释他是危险的。我们总认为自己有罪，我们是因为并不理解他才把他看成要惩罚我们。因此，我拒绝他者，这是种族歧视的起源，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问题上的，而不是他者。解决种族主义的方式并不是说“我爱你”，不是等于用一个面纱来遮避自己的问题，而是去理解他者说的事情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引导了他的逻辑和信念，这正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亚里斯多德是一个极端，严肃而固执的人，他紧紧抓住了柏拉图的问题不放开。对柏拉图来说，有一个言说真理的可能性，且并没有停止在表面。那么，讲真理，寻找真理是通过表象来领悟实在的真理。对柏拉图来说，能做这个的东西就是数学。因数学是在现象外，计算事物间关系的科学。数学用一个精确的方式来定义事物，如有一个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三个角相同，这个定义是完美的。但每个图画并不完美，三角是他的定义，不是我的图画。这就是真正的知识。相对于另外一个现象的知识。意见是我的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错误的。是否是真理，不依赖于我想不想，三角的真理不是依赖我想的，是真理。哲学是一种工作，让我的想法与真正的知识对应起来。因而亚里斯多德非常严肃对待此事，提出新的问题，建立一个真理的文本。讲一般性事件，然后对世界进行分类，想构造一个科学，包括尽可能多的事物，这个思想就是真实的知识。为此，他就寻找所有真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研究“是之所以为是以及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其所是的是）”。亚里斯多德给的是一个客观性，必须有一个客观的真正的知识的科学，那就允许对所有的事物说它的真实，尽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这开始成为西方一个伟大的工程，抵达了１６、１７世纪的西方科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讲存在”，存在（亚里斯多德建立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对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所有事物的收集，它整合了柏拉图的思想，存在是支持事物的次序，使这些事物呈现原来的状况。正如此，亚里斯多德创造了他的科学，因此必须考虑在何种基础上科学如何发展，这个原理就是非矛盾原则，即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个事物。正是通过这一原则，才能发展出科学。亚里斯多德马上遇到一个大问题，他做了所有的努力做一个关于时间的科学的所有的学问，遇到的时间是活的，在运动，而这运动在这个位置同时也在那位置的状态。在此，遇到一个真正差别（西方与中国），亚里斯多德做很多努力。他做了很多努力，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中国处理问题是用《易经》的方法，处理的是变化，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易经能处理在于作者与读者的问题没提出来，读者与作者之间并不是个问题。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此问题建立在他思考世界这个问题上，我能写三角的定义，我始终遇到的是书写的屏幕，我是一个字母的阅读者，真实的三角并不在文字中，因此我总是在意见之中。通过文字我不能达到真知，因此这有一个紧张。也许你们始终认为我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并不提出这个问题。如易经并不提出真理在事物之外，就象“爻”这些东西。宇宙运动在八卦之中，不在之外。对西方，他们写的总是不在那的东西。真理是不可进入的。在某种程度上真理是整体记忆，这个整体记忆是上帝那儿。因此，对于亚里斯多德，他虽然提出非矛盾原理，但他不能证明这点，就不能让其进入人们的思想中，使人们认为这个原理是真理，不能使他与其他人分享。首要的原则他无法做一个证明，而不求助于这原理本身，不能证明A=A。当我们证明Ａ≠-Ａ的时候，就要用此原理，亚里斯多德希望这原理是真理，同时也是基础。但亚里斯多德发现，希腊物理学家在研究时间逻辑时，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因他希望这个真理是真的，认为这些物理学家不能在这原理之外思考，但他又不能客观的证明，怎么办？我们仍然还在西方文字的道路上，证明始终与他者联系，亚里斯多德需要一个他者。亚里士多德对他者说：你们讲，如果你们讲我就能证明它不是相反的东西。我们仍然能看到三个对话的范畴。他不能证明，这个证明在这个原则上或之下。他不能证明，所以他必须沉默。他想让他人说这条原则不是真的，于是就让他们说。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物理学家HERACLITE（赫拉克利特）讲类似庄子讲的“我们从来不会穿过同一条河”和“同样的东西不存在”，因此他否定这原则。和他一起的物理学家都应该是智者，PROTACORA（普罗泰哥拉）是亚里士多德的对话者和提出质疑的人，还有诗人也是。他们说那个文本我们能读，我们能够理解A不是非A。这些东西对于讲话的人来说能支持他们的思想。因此这些讨论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支持他所认为的。亚里士多德说：当你们讲时，希望讲你们想讲的就能达到的非矛盾原则。某人讲，同时他支持他所讲的。我们不能讲不支持的事物，然后说他们是真的。如说一个东西是又不是，正是《易经》的立场，与之相连的真理的定义是不同的。另一些人并不支持他们所说，仅仅是为了高兴而讲，因此他们能讲矛盾的东西。在此，这有另一战略，词给了一个意义是：我们就必须讲话语本身（物质化的词，就是字母记录下来的声音）。因此问这些人：说这个词是为了说这个事还是为了说那个事。这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说话的人认识到说的是某些矛盾的事，就把他们带到背景下（见下面法文标记）.
(他们为了说话的快乐而说话) ( 他们回忆他们所说的) ( 不可证明) ils parlent pour le plaisir de parler ils souviennent ce qu’ils disaient indémontrable
在亚里士多德的地方碰到另一种人，人们都同意我们讲话能讲矛盾，他们能维持所说的。这时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是可怕的。亚里士多德的判断：这些人(智者)比动物还低等，类似植物，无权属于人类。这些人就是分析者，因为精神分析的原则是你说到达你头脑中的事，什么都说。我们能看到，精神分析从西方哲学冒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分析者，在2000多年前，即用2000多年来等待精神分析，因此精神分析家不是哲学家。
下午的讨论：2002/09/25
翻译：李安（Antoinne）
问题一（秦）：在上午你讲到柏拉图，主要强调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后我不知是否与法文的一致。文字的传递是一个耻辱的性的传递。如同师父与徒弟的性关系，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字传递可以等同于性传递，尤其是男性间的传递？
回答：在希腊，可以接受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家的男孩，真正的教育这个词可以说得重一点和轻一点。轻一点是指教育就是欢迎小孩子，告诉孩子在社会中应该怎样生活。重一点是：教育是给他一个计划，让孩子实现这个社会的想法。雅典公元前5世纪，就有一种学校强调这种教育，小孩要离开家，有一个男老师，他们的关系有性关系。小孩开始长胡子后就不是小孩子，就不能再接受教育，这种教育在学校3-4年就结束了。有一般的教育，也有性教育。强调体格的训练，训练成武士。5世纪这种教育发生一种变化，越来越知识分子气。能统治人们的是能讲话的人，在雅典，有一家族（最厉害的）最能打仗，因而能说服别人，但有些家族 是用说服：“你们需要的是我”。法国政府的地方是个圆形,有一些木板上面写着法语：“规则，最重要的是规则”。有最主要的任命，都要在这个小院子里，都要讲民主性的对话，写法语。在这情况下，有一种人“sophists”（智者的意思），是能讲话的人，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想法，只会讲话（如政府中的人），你给钱他就替你讲话。“sophists”给他的学生教的不是智慧，而是一些如何说服别人的办法，就像广告公司所教的一些微妙的如何说服大众顾客的方法。但柏拉图认为这种情况很糟糕。实际上，sophists对学生的影响不好，不要忘记了苏格拉底被谋杀了，他认为sophists对学生不好。不要忘了柏拉图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努力写的东西是强调苏格拉底是好的。但是苏格拉底从未写过东西，他反对sophists。有一种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矛盾，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是不是也是一个sophist？柏拉图也是口头讲，柏拉图的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正是这一点，他强调书写语言不能用来教育，今天早上所说的也就相当于这一点。书写是一个***的鸡奸男人。（重复今天早上讲的例子，谁看到这个便条，就是被鸡奸的过程。而老师与学生之间有这种关系，是耻辱的）。sophists与学生之间是靠写来传递的。看书是大男子主义的，因为看书的时候你对看的东西没有影响，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要求老师继续爱上那个学生，不是爱他的身体的表现，而是爱在表现的后面的美的观念。同样他不想用写的书来教育。真正的教育的方法是师生间不用字母，柏拉图的这个意图就是老师是在写在学生的灵魂上，通过话语定居在学生的灵魂上，柏拉图的工作，同时也是教育中无性化教育，即柏拉图式恋爱。
问题二：为什么文字是一个屏障，在人类与真理间？
回答：这永远是个老问题。语言这东西，字母让你看得见，语言一部分是耳朵听见而看不见，拉丁字母要分我能听的和我能看的。读者的工作是通过这些唯一的字母抓住语言的意义。矛盾是一个东西是无声的但却是表示声音的，读书先是解码。为了接受西方教育就得学会书写拉丁字母。读书一直有两点：一是去找字母的声音；二是通过声音寻找意义。小孩学习，先是说出一个声音，最后他问他们是什么意义，“我读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不知道是什么意义。这是文盲，应该解码，允许解码的是让他能看他不懂的东西，这是二个步骤。老师要强调孩子说出看到的东西的意思，这比第一步更重要。第一步是自发的，看到拼音就能读，眼睛通过一行行句子，而且写上能震动他的。一个西方读者在阅读时遇到不懂的文章就不能继续读，如果遇到困难，就回到第一步，自然地就象小孩子那样发声。屏障是因为书写是话语的一个表象的声音。根据我的想象，中文是这样，用中文读写对他没有二个步骤，只有一步，即二者结合起来工作。中文字是声音意义同时来的，不能分开。书法家写诗歌时同时有诗歌汉字的意义在里面（一个动作中就将二者合二为一）。我不停地讲分离，实际上是在中文中不一定是需要的。但这一点在西方文学上是一直存在的。像足球比赛有一个场地，但没有一个场地要求西方与中国哲学相遇。他们有各自的场地。弗洛伊德是西方来的，无意识与任何一个说话的人有关，当然你的无意识只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接近，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国会有自己的方式，只会有一个中国的精神分析来解决中国的精神分析中的问题。但中国有一个危险（象美国一样）让精神分析变成一个哲学，包含世界物的哲学。作一个西方人，荣格开始接近中国哲学，但是荣格在那一点上并不是精神分析。
问题三（李霞）：你所说的老师与徒弟间的鸡奸关系是思想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回答：是身体上的。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是柏拉图讲的精神恋爱；一是身体上的，是贵族间才有。老百姓不太接受教育，尽管有一些民主，但95％是奴隶，没有钱，不受教育，每一代都像父母一样，不会变成贵族的。实际上这种现象不超过100年，只有几十年。性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小孩是要克服的是一边遵从一边克服老师，小孩并不应该觉得舒服。这还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现象，女人在许多地方不应得到快乐，只有男人。最近几十年还是听到一个女人不能得到快乐的话，小孩也一样。如果小孩得到快乐，就是教育没有得到成功。但为了解决，有一种很特别的方法（一种仪式），是一种表象，老师在这个性行为（老师是通过学生的腿间来做爱）中象征胜利。如果老师爱上这个学生，是很危险的，学生应该拒绝。柏拉图反对肉体的爱，然而爱是师生间必须的感情，但应有其他的形式。柏拉图认为在爱中应该是一种观念的美的传递。学生喜欢看书和喜欢鸡奸是一回事，不要太喜欢看书。柏拉图认为需要爱，老师要将爱的意象写在学生的灵魂上。
我刚才讲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西方思想很长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是为了强调，剩下的工作是可以被重复。还有一个先生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无意识没有联系，这是你们可以做的，但是还是应该通过西方的。人的关系中有性的关系，有爱欲的关系，通过这个弗洛伊德才发现无意识，他看到了别人不好意思看到的爱欲。小孩也有爱欲，爱欲不是成年人才有的，而是生来具有的，这个欲望在人的身体里就像语言在人的身体里一样。这是拉康不断重复的，语言结构存在于身体中。精神分析中只看中语言，要么听，要么说，是因为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有爱欲的部分，爱欲部分是孤立于性行为的，与性行为无关。在这个结构中，不是让性在社会现实中实现，而是让它冒出来，不用理性，也不用客套话。在实践中回忆与爱欲有关的事情，这个实验不要超过语言。如分析者与分析家有身体关系，就不是分析了，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在社会中实现一个爱情故事，那与分析实践没关系。所以分析与柏拉图做的有关系。柏拉图区分了爱情与爱欲。但精神分析中什么都有，不超过说话，你要通过说话表现无意识，在分析中，如你谈到爱欲，你也会感到爱欲的感觉，那时，我会给你一个耻辱，也能得到教育。在精神分析中，有一种把爱的感情压抑下来的情况（一种感觉，你一直想说却没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通过分析规则，一个人无法回避那些冒出来的情感。分析者不会说，不帮助你，相反，他希望了解你的情感，在这里是渲泄这种情绪。分析者希望他说，但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说的。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没有一个对视的关系，这就有一个保证，二者之间没有爱欲关系。这是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区别，在一般的心理治疗中，有什么问题，也要干涉。精神分析的作用是与你的现实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话语与现实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分析中，对分析者是很困难的，要碰到的是一个说话者的孤独，但就是通过个实验开始影响你的无意识。而在心理治疗中却不能达到，一般的心理治疗也是一种帮助，但精神分析与之无关。这就是精神分析为什么那么猛烈（就是自己在说话，自己发现语言中的爱欲），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哲学都是绕过这些，我刚才的态度有点过分。我不是想吓住你们，是想让你们明白什么才是这个学科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和实践，不是哲学。
“精神分析与哲学”第四讲
9/26/02
翻译：霍大同
我们继续。我们非常快地到达了希腊哲学的两个顶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能看到在那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中心的。因此这个问题（作为事物真理性的问题）总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仍然是语言，如：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那么这问题就在于，我不知在哪一时候，语言给我们一个进入，或者是这个堤坝将我挡住。对西方人来说，语言始终是堤坝。是因为文字使语言成为可视的东西，做一个屏幕。在书写中使它成为可视的并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声音，即我们能听到的。如用这种方法，声音就孤立于空白纸页，这时，语言起了一种物质性作用，意义就是纯粹精神的。这二者是分开的，把它们重组的问题就被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话时能否认识世界，正是这个问题就造就了整个西方哲学，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引导人们推动哲学的动力是：我是否能认识世界，我们怎样确定好坏，依赖于我们能否认识这个事物。我想重复，一种紧密联系在语言与哲学中的，差别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作为文字的两个方面。汉字在空白纸上书写的是语言，当他们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声音和意义，在写汉字时同时写了声音和声音所包含的意义。因此，虽然中国提出了与西方一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依赖于一种可能性，就是“能否认识世界”，如公孙龙没有一个奠基者的位置。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公孙龙并不是中国哲学奠基者。中国哲学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和庄子。他们直接讲道 。当一个中国的圣人在发展一种道的理论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是在讲知识。道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方，有一个先在的事情是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认识事物，他们被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认识世界）所困惑，这问题不可能使他们走得很远并解决。在这路上，中国一直走，而西方则停下了。正是这停顿影响了西方的思想。这正是西方的思想，正是这样，对话才是困难的，中国哲学家指责西方哲学家停顿在那里，相对地，西方哲学家指责中国哲学往前走得很远，但没看到问题，因此没有解决。因此，我们很困难讲同样一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做个间隔，离开哲学。对我来说，在四月份会上，我对大家提的问题有兴趣，所以就来这里。我是在哲学以外来讲这些问题。精神分析不需要和某种特殊的哲学粘在一起。对于哲学家来说，什么都讲，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基础，这就是一个真理。所有人都讲，讲的不一样，因为没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并不是为了思考而做分析，如果处在分析中，仅仅讲就可以了。正是这样，我说，精神分析是哲学的祖国或者家乡，尽管精神分析产生于西方，但它仍然可能成为所有讲话人的东西，精神分析并不是思考这或者那的事物，是面对话语，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因为话语寄在心灵上，并在身上产生了症状。
现在，讲公孙龙，讲亚里士多德到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的转换。公孙龙子引用了白马非马的例子（我想知道哪些人知道白马非马的事）。我们能看出公孙龙子提的是个语言问题。在西方就认为那个词怎么能引导我们直接到那个事物。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那个词能驾驭事物。正因此，亚里士多德停在那里，他开始寻找一个一般性的科学，能谈论所有事物。他找到了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同时说这个事物，又说那个事。恰恰我们能说，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是植物，不是人，比动物还糟糕，因为动物能用喊声说，而这些人乱说。因此，比动物还不如。因此，他想建立一个要求：你们能够讲，但讲的仅仅是一个东西，这与公孙龙子说的是同一事情。公孙龙子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国人说不是一个绝对要求，是关于语言思考的有意义的问题，但不是中国人赖于思考的基础。引用公孙龙子《指物论》：一个个地指出一匹马的100个部分，并没获得一个马，因为你将马的100个部分建立于另一基础上，这基础仅在于将这些东西称为马，而不是马的整体。韩非子是个雄辩家，他认为白马不是马，是与齐国的稷下学派联在一起的。一天，他骑在白马上，穿越国界线，他逃脱了关税。对于收税的人来说，白马仍然是马，白马不是马是什么？但他经过这个国境，韩非子将仅思考的东西重新带入日常生活中，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对于公孙龙提的问题，并不能阻挡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反思这一刻不能阻挡人们停止了日常生活，而在西方，这个反思的问题恰是停止了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前提是要解决反思的问题，这是他们非常焦虑的问题。在古代后期，欧洲变成基督教领土。基督教对于西方哲学的关系与佛教传入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不同的。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对于西方，诞生在同一地点，而不是外部进来，是创造字母文字的同一民族创了一神教，并不是外来人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了显示新的基督教的信息，显示在什么程度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显示出上帝的一种气势，因此就有一个文本，叫《福音》。基督教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将《福音》带到人间，《福音》使当时人们面对世界有很好的交流。因为是上帝自己在讲，而上帝的话就肯定是真理。因此基督教就提供了一个方式，对于信教的人，就能解决语言阻隔问题。你必须考虑当时人们的焦虑状态，神谕能解除焦虑。上面那种形式的思维就形成一种思维的紧张。逻辑思维引起人们的焦虑，而神谕仅仅是一个情感的领域。在近1000年中人们一直试图把理性的思考和情感回答联在一起，就成了基督教。在这之前，欧洲就仅有一个上帝，这一千年年中理性仍然在工作，但不是焦虑中工作，而在一个能够获得真理的确定性中工作。哲学就变成了神学，神学意味着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没有给你们定义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是柏拉图发明的，是由两个词组成，philo：爱某种东西,sophia：知识，真理和智慧。在柏拉图时代，有的人说他们有知识。柏拉图的师父苏格拉底说，我们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柏拉图寻找表象之上的东西。要成为哲学家的第一件事，必须说他不知道，这正是苏格拉底对智者说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就是他知道他不知道，这是通向哲学家的第一步，你知道你不知道，是你愿意走向真理和智慧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所以你才爱它。在欧洲基督教中，上面的词变成Theologikee,就是理性和神学。神学就是唯一的神的科学。我们讲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 ，圣•不是他的姓，奥古斯丁是他的姓。天主教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所以说是圣，人们认为他是教会的智者，当时用了一个词doctor，现在称博士。当时，对神的信仰变成一个教义，一个真理性的东西，词的前缀就是doc(教义)，后缀是or, 即把对神的信仰塑成一个真理性的东西的人就称博士。后人就延续用了下来。神学家并不是研究宗教的原理，而是创造这种原理，所以我们称为智者。他们在讲上帝时就能懂得真理，是处在一种真正的知识层面中间。正是这样我做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分，哲学的知识在寻找知识，而神学非常确定真理就在那儿。在基督教时兴的时代，理性就遭到了排斥。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被纪录下来的事情。
在4、5世纪之间（注：从基督教诞生算起），圣•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后到罗马学习，他想成为一名教授，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圣人（AMBROISE），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AMBROISE是一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主教，他要对别人讲基督教的原理。当时，基督教仅仅是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在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地方传播。因为首先接触的是最下层的人民，哲学家和有修养的人没兴趣，因这些话语很没有理性。当时，圣•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从不接受这些东西。到接受这些东西的时代，是西方基督教处于扩展到欧洲并持续一千年的时代。这件小事使导致他的一个完全混乱，而后完全改变。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放的精神状态，很想与AMBROISE有一个讨论，当AMBROISE在教堂里讲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希望有一个私下的对话。他去AMBROISE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面对一本书，但并没朗读它。在那个时代，默读是非常稀少的事，更多的是大声读，重新找到话语。不仅是AMBROISE不讲，而是他完全专注于书中，而不与圣•奥古斯丁讲话。圣•奥古斯丁就看着他，而这个老人就在那里看书，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圣•奥古斯丁想，为什么人们更希望沉默的看书，而不是象希腊那种传统的对话。因为当时哲学的所有学员是在对话中寻找真理，如果人们在连续沉默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变成疯子。AMBROISE看的书是一本圣书，是由上帝写的书，也就说，有一个与真实的话直接接近。而不需要与别人对话就能找到答案。圣•奥古斯丁想知道AMBROISE在书中想找到什么，他发现是上帝在以沉默的方式书中讲，他将以理性的方式，确定整个阅读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什么问题，当他确定整个行为是好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这里有一个文本，是圣•奥古斯丁和他儿子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他的儿子当时13岁，很年轻，很聪明，对话1年后就死了。奥古斯丁就在记忆中写了这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向他儿子展示他所有行动步骤。这个步骤不是他做的，而是让他儿子做。文本是用拉丁文写的，他讲拉丁语，向主人提问，这个主人是上帝，讨论的问题是语言有什么用。回答是：语言用于交流。奥古斯丁就带领他的儿子重看语言的所有的作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知道词能用于交流。他们重新阅读书本，从而得出结论是：我们必须通过词，否则我们不能直接讲事物。你们看到，始终有一个焦虑（在声音被字母化以后），是语言被超载了（多余的），通过字母文字，我们能抓声音的物质方面，这情况下，声音是孤立存在的，没有意义，对西方人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文字走向世界。比如为了传递某种东西给他们的儿子，语言作为一个屏幕挡住了教育。就有一个问题：不用语言符号，能不能教育。但回答是不行，必须要有语言，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不能让另外一个人知道我的思想。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话的转折，伴随着下面的论证：我能不能说一个不在的东西（当我不能找到它在的证据的时候），回答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找到则不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结论，奥古斯丁在这里显示了整个希腊哲学的知识。尽管有许多例子都说明我们的交流不可能不借助于符号（这是希腊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来做一个绝对的结论，奥古斯丁当时正在做的是将理性带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但他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理性永远不能达到事物的末端，在这做一个不可能性结论时，我不可能做另一个结论，这个不可能是绝对的。这样，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说：相反，我们也许可直接认识事物而不需要命名它，如孩子学说话，每个人不可能都用词来教育孩子，孩子听周围人讲，他如何能知道词意（没人跟他说词意）？他逐渐将声音与出现的周围对象联系在一起。他注意到大人讲话的时候词是与哪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并不需要命名事物的名字。单独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他用眼、耳等所有的器官，这时就能理解名字，并具有一种意义。因此，这个意义是人们将它和那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如在白天，太阳光线把整个场面照亮，我们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看到同一事物，他们面对同一个山，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就能命名这个山，如果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命名事物。奥古斯丁向儿子解释，有一个阳光在我们灵魂深处，当一个人相信上帝时，他就被照亮，这就让看不见的事（与整个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变得看得见。这光线或太阳就是我们真正灵魂的主人，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灵魂中都有这种光线，因此，就必须听取外部人的话语，他们就能给予一些空的名称，我们就能通过内心的真理去知道他说的词是真是假。正是这样，传递在奥古斯丁处就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真理始终在我心中，就不必要到别人那去找，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别人的东西给传给我，师父只能传递词，那些词仅仅是引起我做内心的这种工作，然后知道这些词相对我心中的主人来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时，哲学家的交流就变成平静，同时人与人间的交流保持了其重要性，真理不是由他人而来，他人的话语仅在于帮助我知道内心的真理，这是基本的交流，这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从这知识得到解决开始，伦理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同样得到了解决。基督教是伦理、道德，同时是生活的方式。根据这个，基督教有一个政治的计划，就是要使整个世界变得和平。那些国王生活在现实中，而基督教是对未来的问题，这计划要在于让那些国王屈从于基督教。由此重新构造一个罗马帝国，是由教皇来构造，但教皇并不像国王那样统治，他像一个皇帝一样（对于基督教信徒而言）。因为罗马帝国分东西两部分，因此东方的基督教徒们就不承认在罗马的教皇，这新的罗马帝国实际是建立在欧洲的。这样一种政治计划在1千年中塑造了欧洲。直到16世纪的灾难。那时，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战争，教徒间战争不严重但经常发生，这个地方的战争不涉及到占领别人领土的问题，而是为了神学领域。因为他们不同意关于同样一个上帝。这导致了一个裂口，在此基督教的主义就终止了。当时，基督教的特性是想将整个大地全包裹起来，然后走向一个未来，路德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因为仇恨在他们中爆发，仇恨显示了基督教的政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和平是因为上帝的定义引起了人与人间相互斗争。他们以同样一个真理的名义相互仇杀，正是这个我们不能修复它，正是这打开了近代史。
提问：
1 居：苏格拉底听到一种声音的神谕：你最聪明。这和奥古斯丁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回答：谕言类似神性的东西，在大地古老的地方都存在。当时是一个习惯，人们都会说，你长得很漂亮，很聪明。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很严肃的问题，苏格拉底让大家知道是一个神在讲，至少我们相信柏拉图是这样说的（是柏拉图讲的）。苏格拉底说话时，这个神的声音在苏格拉底的内心说：苏格拉底，你停下来，你不要乱说。苏格拉底很重视这一事件，他讲了内心的神谕，他声音不是内部的主人，这个内心的主人是一个神，它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奥古斯丁最早写的书是《忏悔录》，写了他的私生活，是一个对上帝讲的书，类似一个回答。因为我们有个《圣经》，是上帝写的，他看了后就对上帝说：你是最最伟大的，但是我还是把你包在我的心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因我最小，我能包容你。奥古斯丁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说阳光照射后，人们能利用同一名称来谈事情（因为内心有阳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
再问：苏格拉底听到的是声音，而这一点是不是和字母文字产生哲学有关？
回答：苏格拉底与那些人讲，并不是和神对话，因声音是出乎意料的来的，是传过来的，而不是神说的。
第四次讨论：2002.9.26
翻译：李安（Antoinne）
问题一（萧）：我以前去韩国的牧师那里，牧师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教就是基督教。他说佛教，穆斯林等宗教都不是信仰，是哲学。圣经里讲的都是故事，就没有什么对还是不对。我想到上午讲的西方人为什么信一神教？我的理解是因为西方人在思想的时候就是书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这是不是圣经里有很多故事的原因？而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让人相信？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答案，先可以说的是：一个人为保护自己的信仰宗教，肯定要说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因为这个基督徒回答时(牧师)同时也是在批评他的书《圣经》，他想说的是关于他的信仰。法语有两个词表示信仰：“你自己相信一个道理，只是相信”和“你接近一个道理，一个人说服你，你就相信”。书里有很多故事，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些故事，他相信自己的“foi”（信仰）不是从书里来的，而是从外面的另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注意到，基督教是两个文化相遇在宗教里的一个结果，有一神教在基督教之前，这个一神教是犹太教，犹太教也是靠书讲自己。基督教他们先用犹太教的书，对基督教来说，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的书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一种实现，一种历史上的实现。在犹太人中有一些人不停地看这本书，《圣经》的第一部分，因为他们真的的相信这本书就是上帝的话语。一个人能意识到世界万物都在这本书中，去跑全世界看东西就是浪费时间，这种阐释在这本书都有。要提示的是，书中有更多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东西，但一定在书中。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而这种想法在法国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严肃的，不是通俗的。我用希伯来语来写：BERCHIT YAWEH CRRA LE CIEC ET LATERRA即“上帝开始创造天和地”。犹太文人都学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每个字母都是一个数字，每个句子中的数字相加都是一样。这个句子是《圣经》的开始，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如何到世界，《圣经》有四篇文字非常重要，是JEAN写的，但这些文章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同时，基督教最重要书都是用希腊语写，因基督教系统慢慢地建立自己实际上是在罗马帝国，最常用的语言是希腊(那里的普通话)。这是他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实际上是犹太牧师写过的。
我继续说他的假设，这些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毁掉，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中的少数民族，同时罗马的部队要毁坏他们的国家。从那时起，犹太人就四处散，现在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的以色列是2千年前消失的国家，这是发生在那时历史上较奇怪的事情。原来这个民族像他们写自己的书那样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这本书后来变成了罗马的用希腊语写的了。为什么我敢说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看Jean的文章要看希伯来语，如果你仔细看希腊语，有许多说法实际上是希伯来语的说法，一个常用希腊语的人肯定不会用这种写法。如果你们把这个希腊语译成希伯来语，在每个字母下要写一个数字，最后发现数字是一样的。那段话的意思：开始是话语，话语在上帝身边，话语是上帝。这句比上面更长，但数字是一样的(每个字母对应于一个数字)。第二个句子已经有所发展，比上面的句子多了一些解释(顺便可以看看希腊人与希伯来人用词的区别)。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用词的时候，字母对他们来说有自己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字母不是像我昨天讲的“字母是屏幕”，因这个字母就是真理，唯一可以写的就是用上帝的手来写。同时几百公里的地方外的希腊人的字母表比西方多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的人字母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而不是学上帝，他们用字母写悲剧，所以希腊与世界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通过上帝。基督教是继续发展犹太人的工作，让犹太牧师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因为有了希腊的东西在里面，这文章突然与历史事实有关了而与犹太人的书无关了。准确地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了一起：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在《福音》里大家都能接受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历史的意思，在书上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你刚才讲的牧师，可以说《圣经》上的文章与牧师没关，同时他可以相信有一个真理超过书上的东西。今天上午讲的奥古斯丁与这本书有关，每个人相信书里面是上帝的寺庙，上帝每天可以在里面说话。基督教一神教的特色是，穆斯林和犹太的宗教都是来自一本书或者是上帝自己写的或是上帝启发的，但基督教他们不稳定，因为已经通过了希腊人。昨天讲过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即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说他看到上帝进入这三角的概念，奥古斯丁自己就变成了基督教教徒。
问题二：上午说的一段话“如果是处在分析中，仅仅是说就足够了，所以精神分析是哲学的家乡，祖国”，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回答：我当时说话的意思是，哲学思考同时也是记住你自己的思想的记忆方法。就是说，可以把思想联在一起，推理从而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思想的过程。用书写对这些很有帮助，可以把每个思想连起来。这是为什么哲学是可以写下来的东西，哲学思考比人的记忆力更宽广。精神分析不写，是话语的一种实践，我们也可试试把它写出来，但这不是分析。分析只需要说话，不需要别的，书写也不要。做分析时就不写字母，因为分析是说话时的情况，在分析中，你分析的每句话都重要，特别是出错的地方(在写中可以改)，在分析中这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家不停地听每一个被说出来的东西。我还是说，在分析中不需要思维，而哲学需要推理，不停地思维。在分析中你不停地有思维而不能控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话语的推理是不同的。如果讲精神分析，大家可以结合起来，把它看成一个祖国是大家的祖国，特点是排除推理，只是用分析实践而得出结果，准确地说，在中国和法国那里一个人正在分析与分析者二者之间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他正要讲话，与一个不认识的人讲话。
“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五讲
2002-09-27
翻译：霍大同
今天早上人稍微少一点，很有可能是一种教的东西理解起来很困难。我们思想的运行已经经过了几个比较困难的阶段，为了到达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前几次讲座是作为一个序。
今天，我们讲欧洲科学事件，这事件是科学上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了理解精神分析的诞生，为了不失掉我们的目的，我总是考虑到我的想法，有时也许会岔开而讲了别的东西而似乎失掉了目的。因有两周讨论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做我们很少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非常详细化地讨论精神分析的史前和史后的事情。
我希望具体描述基督教的特征，神学（关于上帝的非常确定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是强调关于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一个呼唤的破灭，而这种东西是与希腊敏感、细腻的思想是相对立的。这个对立通过一个解决方法而结束。正是这样，基督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严肃的宗教，仅仅是两个东西相遇的结果，是相遇而产生的新的东西。在两拼音文字（文化之间）之间，中东总是受到埃及的强大影响，及叙利亚文明的影响，希伯来民族是第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的民族。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犹太民族是通过上帝在讲话，这些话在书中，书是最珍贵的东西，被保存在神庙里。希腊语是闪米特语言的分支，在希腊语中，《圣经》是书的意思。当时写书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差不多是音节文字。在他们看来，每个字母都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的一个片断。这个民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民族特征在其它民族之间做一个屏幕，为了解决这个真理的屏幕间隔，他们就说他们的话语是上帝在说，通过呈现真理而将屏幕去掉。
相同或稍晚些时候，希腊也在利用文字，希伯来的书也继续在书写，同时被希腊人读。在这种相遇中有一个拒绝，因此需要4、5个世纪。首先是基督教的东西被写成希腊文，再往西走，写成罗马文，拉丁文。相同的时候，罗马军队到了犹太人的地方，毁了他们的神庙。犹太人没有了土地，仅剩下书了，这样书就成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认为哪有书，哪儿就有上帝，哪儿就有他们的国家。问题是从那开始的，那时就有两个一神教，是一些犹太人忠实于传统（也就是犹太的一神教），他们在等上帝拯救。，基督教说，拯救者已经来临了，而犹太人始终在等待，因他不能确定能拯救者。
有些犹太人，他们能认识拯救者，就创造了不同的东西，相对于传统而进入了现代，同时推动了西方的文化。那些基督教徒说，他们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因为是由历史事件造成。尽管这事件是不可理解的，尽管这一事件说一个人可能是上帝，一个上帝可能是个人，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变成了看得见的。你们从这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这时就可看到希腊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时西方人就处在一种矛盾中，要么跟追随理性道路，这道路对他们说，我们能通过符号抓住世界，穿越或利用这些符号可以理解存在的世界；另一边，宗教对信徒说，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就有一个直接道路，不是理性的道路，而是一个相信的道路。相信的东西是理性不能解释的。基督教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即不能理解的），这是西方人的矛盾（能理性地理解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步骤，但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而仅仅是基督教的神秘性。就是神秘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在人类上仅有一次，它覆盖了所有的事件和国家，这种紧张在基督教始终存在。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圣•奥古斯丁试图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差不多一千年后这二者将分开。我们第二次讲这事，肯定比第一次理解的要好，尽管没讲圣•奥古斯丁的论证。有一历史时期叫基督教时代，这一时代是在智力上是相对平静的时代（霍附：西方一词modern有时称近代、现代，我们这里翻译成现代）。西方从16世纪到现在都称现代，之前的时代产生的新东西太少，因为它希望一个稳定的建立。在这差不多1千年历史中，尽管在许多国家、王国中有很多冲突，但基督教把所有国家集合在一起。所有的基督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这计划考虑的是死后的问题，因为在地球上的生活仅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人们希望可能在地球实现和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物质等世俗问题对他们信仰的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们都同意这个目标。有一天，这个同意不存在了，基督教时代被分开了，这时已经到达了16世纪，这就在于路德、卡尔文和其他人的改革。必须理解，当时在欧洲发生的战争，表达的是一个差别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在其他地方也可发生。这种所谓“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不尊重规则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寻找其他人财富的所有权，人们在寻找被另一人威胁的真理。当时的问题在于：要么你同意我，要么我杀掉你。这个说法，就预先假定了一个超越人的生命的目的。当一个人处于超越人的生命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不遵循一切人类的规则。这也许是一种幻想主义（如果一个人追求一个超越的理想，他就认为有权毁掉一切与这个理想不符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城市村庄、人，而不遵守一切人类规则）。
这正是基督教教徒之间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导致一种内讧。作为一个结果，有一些基督教的变种，但这变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那时意识到，人们为了绝对真理并不能和其他人分享它。这种观念接受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我自己非常确定它是真理而别人不这样觉得？为什么一个人通过他的灵魂是一个正直不邪恶的人，而他人却完全感觉不到？人们试图说服他人，这种改革是战前的改革。这时，存在一种经历（即不可能说服他人在自己看来是真理的东西），这经历是相互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讲。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上帝给我一个真理而其他人不能接受”，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唤起了人们内心的东西，比基督教神秘主义唤起的东西更强烈。尽管一个神不能说，但能吸引很多人。当我们开始试图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提问。神学的进步导致宗教的改革，它让我们处于同样的紧张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理性仍然存在天主教、新教中，它能理解相同的神秘主义，因为它涉及信仰的神秘性。这种宗教改革的讨论引起了战争，因为不可能这两种都是理性。两派都同意各自的观点，所以相互仇杀、引起战争。人们必须同意我们同意的那一点，而且这一点对两派都是本质的。当时发生的战争是“法拉第式”的战争，要说的是欧洲为现代性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最后放弃了“法拉第式”战争，也同时是对基督教政治计划的放弃。人们再也不（通过死后的事情）来主宰地上的生活，再也不通过宗教理想来阻止地上的生活。如果做了就会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宗教必须成为一个私人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的事，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真理，而且每个人拥有的真理是不同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每人都保留自己的真理。如果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宗教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宏大的包括所有东西的真理。人类的共同生活（理想生活）就被处理生活的不同方式所替代。人们宣布一些基本规则，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选择生活，能思考所有他相信是正确的东西就叫宽容。我保留我的观念，同时接受他人有他人的观念。我可以通过讨论试图说服他人，但有一个界线，不能因为他与我们有不同的观念而杀掉他。
法国有一个名字代表着现代人的觉醒，他叫蒙田（MONTAIGNE），他一生中写了一本《Les Essais》（论文集）。他一个孤独的人，在战争时代生活。通过思考做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推理，他写的这个类似个人日记的东西反映的主题我们称之为现代性。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此那个事件已构成了很多世纪的事件，因此仅有宽容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能想他们认为对的东西。从柏拉图那里出发的哲学家寻找着真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完全是发散的，这时就强调哲学的再生，尽管神学还没有结束了，但神学时代本质上是完全结束了。因此所有问题就都提出来了。正是在那个时期，欧洲发明了印刷术，正是那个时期人们复制了那些寺庙、古代的书籍。复制者实际是基督教教士。我说过那不是复制所有的东西，他们在希腊、拉丁文中选择他们认为值得复制的东西进行复制。人们找出一些书，然后印刷出来，同时做了一个很巨大的翻译工作。为了阅读柏拉图，就要翻译成各种语言（德文、法文、荷兰语等），这个工作从16世纪开始。正是那些同意宽容的人在希腊文本中想寻找新思想，寻找一种所谓人性的东西，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时西方人开始通过自己来学习和思考，并不是通过在教育中学到的真理，而是通过自己精神来做判断。这些古老的文本构成人们思考的基础。因此这时人们突然理解到神学也是建立在希腊、拉丁的文本上，仅仅是对它的观念一个解释。人们开始理解神学是怎样构成的，人开始从神学退出，考虑他自身。这时有三个事情发生：文艺复兴，宽容以及科学。
我现在使用科学这个词。这词在拉丁语中是真正的知识的意思。但在现代性背景下，这个词成了一个独立思想的知识性的类型，也对应遵循完全独特的规则的人。如果没有刚才宗教的战争科学就不可能诞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科学让人们认识到，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将世界分开，必须将圣•奥古斯丁的理性与神秘缠在一起的结打开。这时再次找到了希腊人首先已经感到的问题，但第二次感到这个问题上是用粗野的方法实现的。基督教的上帝是把所有的希腊的神拢在一起。如果这个上帝不能给一个真理，现代人就什么都没有，人们感觉到世界如同虚空，叫PASCAC危机，它充满了欧洲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创造了出来，这种形势下科学创造是必须的。什么叫学者？现代学者不能对那个不能讲的世界讲话。在基督教理论中，自然界是一个哑的世界。在圣•奥古斯丁那儿，自然的美歌颂的仅仅是它的创造者。对于伽利略，星星的运动仅仅是一个自在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认为那个星星在那个程度上能跟人们说话，他不试图破译星星传递的信息。他将世界分开来了，为了观察他用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当他看月亮时并不是为了沉思自然，夸张点说他并没看见。他只是提问，智者不能再对自然界沉思，智者们是通过看来寻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提出的。什么是伽利略提出的问题？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在看天，中国也是。当我们看天时我们是处在地上。这时我们并不思考我们赖以观察的点（点在运动），恰恰是星星在运动。我们看到星星在运动，而且是有规则的，我们能确定星星，它有一个中心，其他星星在围着他转。古代人对天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天空的星星在运动，有些小星在闪烁，在迅速流动，这运动闪烁又好像是和其他不同的。人们试图理解这种星星的运动轨迹，因此计算、画图并预计，什么时候星星到达什么地方，如早看的启明星和晚看的长庚星都是金星（西方叫维纳斯，Venus）。
这时有一人有一非常独特的观点，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这个行星的运动在我们看来是特殊、不规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地球在天空的中心，但不一定是宇宙的中心，很可能太阳是中心。我们每天看到太阳早东晚西，实际上太阳没动，是我们在动。尽管这运动是我们看到的，但并不是太阳产生的。哥白尼是一个15世纪的教士（你能看到基督教教士所想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禁忌）。哥白尼不是一个学者，是个思想家。伽利略是个学者，一个现代人，伽利略再也不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伽利略不仅创造理论，他拿他的望远镜询问星星，哥白尼理论是不是真的。他放眼于世界，这时这世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而是可看的、可询问的。这时他不沉思而询问，他需要工具不断更精细地询问，没有工具就没有科学。因为科学不等于看世界，而是测度它。对世界的测度给了问题一个回答，问题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他不涉及一个观念，而涉及到去证实真理。通过望远镜他将有一个答案，他用眼睛看。地球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地球在动，因此哥白尼是正确的。哥白尼也是不正确的，因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地球在动，太阳也在转。哥白尼没说，伽利略也没有说，伽利略做的就是他创造了一个确定性，这确定性是他在观察天空的那一点不是一个定点，这是一个仅有的确定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这一确定性都是不能抹去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忘记地球在转，他通过他的眼证实这点，是不可能抹掉的真理，并不是神学真理，如同上帝的真理。我们可以有新教、天主教的真理，但它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地球转动就是这样，没有人说地球不转。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由确定性创造出来的方法。科学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立场上产生的。伽利略观察天空时并不知道哥白尼对还是不对，他怀疑他，他接受一个确定性——地球在动。但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全，没说的更多。而伽利略确定的仅仅是一个事情。你们需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科学的确定性找理论，但科学不是这些理论，科学总是质疑这些理论。随着工具的越来越完善，我们就越来越建立了对的事物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总有一个人将小的确定性连在一起建立一个理论，而真正的科学是建立确定性的实践。19世纪末有些工具比以前的更完善，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牛顿后的一些新的理论，如果用牛顿时代的工具看待世界，牛顿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用天文工具而只用眼睛看世界，那么牛顿的理论与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但我们在智力上知道爱因斯坦更正确、更有说服力。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建立了越来越细的事情，我们通过实例来解释世界。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看世界如同2000年前祖先看世界，我们获得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能感觉到的，通过科学知道的。
现在该讲笛卡尔了。他的东西对现代人是一个苏醒。他自己所写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怀疑”，现代人的怀疑，他再也没有一个真理在他的口袋里。他在一个寻找真理的范围内怀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现代人？人们使用同样的词“哲学家”称柏拉图和笛卡尔，他二者共同之处就是有一个渴望真理的欲望。但在古代与现代哲学家间有一个大的区别：在古代，哲学是个实践的东西，哲学学校是一个生活的、伦理的学校（我相信，古代西方哲学家与古代中国哲学家相似。在中国，哲学家互相讨论生活、伦理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哲学家讨论关于生活问题的更少）。如亚里斯多德的例子，亚里斯多德希望有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科学，他试图唤起一个反思——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区分，赋予知识于价值，这价值与善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们能找到知识，但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善。在中国古代真与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能看到在希腊就有一个区分的东西的存在，在基督教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真的善，也有个善的真。哲学希望通过真理的道路来寻找善。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是真，接下来是这个真如何将人带到善。这时笛卡尔还不在。笛卡尔是孤独自由的人，他当兵服役，有很长军队的时间。他不做事而仅思考，思考实事是不是真理。
有一个时刻，他相信我们获得的所有东西是真的，但不确定。我们能找到一个确定的名字，但是笛卡尔的确定与所寻找的相反，那个确定性是新的东西—一个科学刚触及的东西。从伽利略开始，确定性并不是给宗教一个理由，或给某个理论一个理由。笛卡尔寻找到的确定性是伽利略的那个确定性，是任何声音话语都不能抹去的确定性。所有他相信是真的东西都能通过一个话语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这时笛卡尔做了一个决定。在欧洲，现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点疯狂。这是真相，是他们的疯狂使我们认为他们伟大。什么是疯狂，疯狂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希望追溯一个逻辑直到尽头。我们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停下来了，不那么逻辑，能接受另外的人的想法。疯子是严格带着逻辑的人，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兴趣，除了他自己，他们在谵语状态下讲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兴趣。因此，他们有非常悲惨的生活。有一些人对几个问题有逻辑的对待，而所有人都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疯狂。对一般人来讲，我们没有他的勇气。他的书让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孤独时）。笛卡尔的是疯狂是现代人的疯狂—怀疑。疯狂是存在一个孤立和焦虑状态中的，在这之中寻找一个科学赖以建立的确定性。有一个科学的时刻来了，科学允许人们获得确定性（通过他自己）。确定性并不是理论，仅仅是事实。相对于事实，信仰显得非常软弱。现代人不愿意其他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思考而宁愿独立思考。笛卡尔就是这种人。因此，他做出一个决定，每次我相信我所思考的东西是真实的的东西，因此每次通过这种相信我就能批评一个信仰。根据这信仰我相信所有的东西是真。一个真理是真的在于我能怀疑它是假的，当你在怀疑时，这个怀疑是真的。这样他怀疑所有的东西，当我看、听、触外部世界，通过感觉我接受了它，我怀疑它，怀疑感官欺骗我，我怀疑所有东西。我们能看到现代人与世界分开了，所有我们所听所触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笛卡尔拒绝通过一个感官建立一个理论，科学也拒绝通过一个知觉建立它的知识。对于科学来说，并没有笛卡尔逻辑那么严格。他们接受某种东西，认为科学是经验性的东西。对笛卡尔主义来说，没有一个科学直接从经验来。伽利略并没有看到星星，仅仅利用一个望远镜，证明一个假设。一个假设仅仅是个智力的问题，地球是转动的吗？回答不是对世界的描述，仅仅是为了是或者不是，由此就得到一个确定性。我们在描述时不能获得确定性，仅获得对世界现象或多或少的精确。也许足够充分（也许对制造一个技术是充分的）,但是仍然不是确定性。
科学的经验有两种方式，一是笛卡尔式：以确定性术语提出问题；二是美国的方法：科学完成它的工作在于利用它有效的技术，技术也许不是真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用。因此，笛卡尔时代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确定性与科学联在一起是理解笛卡尔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拉康提到了笛卡尔。我们更多将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联系在一起，评判它是根据结果来的，更多地把当成一个技术。对拉康来说，我们不能通过结果来判断精神分析，只有在忽略结果的时候，精神分析的实践才是可能的。如果在此前我知道将会到什么地方，那么精神分析将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技术。拉康谈到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一个实践，不是技术（是一个自由的实践，而不是一个影响的技术）。
因此，笛卡尔做出他的决定。有一个真正的经历，在一个晚上，1619年.11月冬天晚上，在荷兰，有雪，外面是黑夜。在某一时刻，世界是被抹去的，因为所有代表脑子里的东西都被放在怀疑里，世界是不存在。我说不存在是通过自己的方法（他还没有疯狂），是一个方法的怀疑，是一种精神的操作。操作是技术性的。笛卡尔说，在我身上有一刻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如也许我睡了，我在做梦，怎么能确定我做的一个恶梦，如同庄子梦蝶一样。笛卡尔有一个明确的经历但他走的更远，因为他是数学家，是科学家。尽管我睡了，做了梦，但至少存在着一个三个角加在一起是180度的东西。尽管我睡了，我还能梦到2+3=5，为什么我脑子中想2+3是真的？是一个创造者的力量通过他的方法将这些东西放在我脑子吗？我能不能找一个方法来发现2+3=5的确定性。这时他比疯子走的更远，他说世界的创造者也许是有恶意的，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上帝因欺骗了我而高兴，就将2+3的确定性放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如此，但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一个鬼精灵将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脑子里。我有最基本的观点允许我们推理2+3=5，如因果性。如在实践中一个事情在另一事情中，也许是我头脑中的某种思维创造了他们，并不对应所有现实。我这样是因为鬼精灵把我创造成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放在怀疑上，摧毁了所有的确定性。我是不是存在，我只能说不。没有身体，我不能说任何话。在做这个理论时，他说“我在做什么”“我正在想，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是我。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人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洞，思想是个洞，世界是个非现实化的世界。笛卡尔就将非确定性达到了某一点，将放在否定上的确定性达到了这一点，“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是亚里斯多德在科学努力时所做的关于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东西（想做一个存在的科学）。笛卡尔想，通过“我在”做什么呢？如果我在，是我创造，如果我在，上帝也存在。笛卡尔的步骤不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的遗失是依赖于人自身的遗失，这样就离开了宗教信仰。宗教首先确定上帝，然后才是他的创造者。笛卡尔否定了所有的东西，抓住了他的“我”，离开了上帝。确定一个我，才有上帝的存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才开始。
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被分离的东西，并不是我与它之间有个自然的关系。这个世界有一个与我思想对立的东西。我思的是外在的世界。思不占有任何一个位置，而世界是占据位置的东西，是思想的他者。仅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接触是真的，也就是科学对世界的测定，而不是世界的形象。可以看到，在科学的路上有一个法国的道路——笛卡尔的，另一个是美国的路。
“精神分析与哲学”第六讲
2002.9.30
翻译：霍大同
今天我将谈卢梭（Rousseau）和萨德（Sade），通过他们我将给你们展示什么叫现代性。为了让某些东西重新进入你们的记忆，你们必须记在脑子里的就是人们做的一种教育带来了现代性。在很长时期(上周)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带星号的，因为这选择不是与你的意愿联在一起的。在欧洲，这选择首先是拼音文字的选择，人们书写声音而不是语言的意义。这个唯一选择的是希腊民族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发生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一个决定主义(不知道是谁决定的)。之所以我喜欢“选择”这词，因为尽管这选择不是自愿的，不是与它的意义联在一起的，但至少是西方人的欲望干预进去的。人的欲望始终干预一个人的讲话。生活方式和干预方式是相连的。在中东地区，人们发明文字时仍然被欲望引导而找到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当时那些文字仅仅是始终和唯一的语言联系在一起。重大的一步发生在公元前3千年，有一个外来民族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遇到这个文字，他们（古巴比伦人 ）就将它变得与他们的语言相适应，那就发生在我们现称为两河文明的地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叙利亚文字是用芦苇在泥板上写字的（因为当时没有纸），称契形文字。
刚才说一个“选择”在希腊，但在美索布达米亚已经发生，即同样一种文字可以写两种语言。这时出现一个区别在书写的文字与话语之间，这种区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并都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在腓尼基被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对他们来说仅仅需要22个字母。他们用字母写下的东西是22个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语言。如我用国际音标写[K]，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就必须加上一个元音，为此就要有个声音序列，所有序列都从[K]a-u-o-e等开始。举个例子，腓尼基的22个字母相当于中文的部首，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仅仅是声音，这些声音被选择出来而成为腓尼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与字母文字非常接近，这个文字的声音已非常接近我们的语言。一个文本写成文字，写在文本上的文字声音是不能发出来的，因为只有辅音，是读者将声音放上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读文本（文本是我们先认识到的），这个文本就只能帮助我们记忆（我们通过口头知道文本，若有问题，文本能帮助我们唤起记忆）。现在的阿拉伯文字直接来自这个形式，阿拉伯文字仅标识辅音，因而与腓尼基语言有亲缘的关系。因为不能直接发音，所以必须通过文本读原著。今天为了使人们相互间交流更方便（通过文字），我们就加进了这些点子，就是所谓的元音。正如此，阿拉伯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抓住了字母文字，但字母文字是在希腊被发明的，我说选择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决定性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相遇，是亚述文明的辅音文字与希腊文字的相遇。而希腊语是一个如不能清楚区分元音就不能理解的语言。希腊与所有欧洲语言一样，主语对于宾语是补充关系，中间就要有一个谓语（根据主语的状况和时间而改变）。而所有的标志哪个人讲，再是什么时间讲，都在元音基础上。因此，希腊人将腓尼基人的文字转过去，修改使之既具有辅音又带元音的字母，正是希腊人做了这件事，我才能做这些。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能够写一个音节，而这个音节包括两个字母。因此当我写ka后，西方人就知道k是可以孤立出来的，另一个则不能。
希腊人遇到的事实27个世纪后西方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将它理论化的。对于索绪尔（Saussure）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学的基础并不是音节。音节是如果我们慢慢讲就能区分开的东西，音节就成了我们自然讲话的语言单位。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cobson）和索绪尔，他们揭示语言类似一个结构，即很小的因素（音素）在他们之间相互定义，结构元素就叫语素。语素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就把它们分开的东西。严格意义上讲语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于语素的定义是整体的。如法语有36个语素，有17个辅音，有16个元音，但我们只有6个字母是元音字母。雅各布森是从音位学来建立语言结构的，对他来说有一个区别，我们听到的元音能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词，如法文中的Bo和Bon，在它们之间有一个语素是相同的，即[b]，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是[]]，声音从口出，后一个则是鼻音，同样的气流从口出来。对雅各布森来说，鼻音和非鼻音的语音差别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区分。大家注意，我正在讲结构的概念，仅仅有[]]并不是语素，一个语素是与[]]是有区分的。重要的不是声音，重要的是一个声音相对另一声音所具有的区别，这区别完全能通过讲话来使大家知道。语言学家教导我们说，语言是声音区别性的系统。正是这样，所有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声音系统，这样就具有一个区分性，就成了语言的本身。而所有语言都是建立在这种区分性上。希腊用一个非常接近这个系统结构的方式写，但还没有写类似国际音标的方式，在这意义上，真正的字母文字是国际音标写的。但目前为止，还没人用这个音标来写，若这样写了就是非常的逻辑了。这样世界就能用同样的音标清楚的表达一种声音。为什么？因为刚才的选择是具有权威意义的。
所有民族与他们语言的联系是躯体性的联系。因为语言是刚出生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吞进去的，进入身体，让我们很舒服，如母亲的唱歌一样，但同时它也会让你恼火（若父亲阻止时）。语言是躯体性的，通过嗓音气息表达的，在这有个物质性发明。文字展示了语言的物质性方面，因为他们做了语言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书。对结构主义语言家来说，人们选择某种语言是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区分，这区分能允许意义被表达出来。正是这个在成人与孩子之间传递。当孩子长大，就开始对其他东西和自己都有了一个意识。他的记忆基础是被童年的遗忘构成的。没有人能回忆他的童年，而语言就唤起了那时的东西。你们认为母子关系是建立在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唱轻柔的歌是关于词的意义或者是父亲讲话的意义（如父亲对你的惩罚）。其实你有能力认识到这个意义的很早之前，这个声音就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你们听到并消化了这个声音，证据是你们讲了同样的语言，尽管你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有意识，你应先讲，我怎能学会讲呢？
pot和pont，差别在于pot是[p] []]，pont是[p] [鼻化音]。语素的区别是对整个语言的区分，也可以是专门注意一个声音的区分（松气和不松气的区分），如[b][p]。孩子在母亲那里吞掉了[b][p]的区别。诗在做这种区分性的游戏，它让我有一个情感的唤起。如果我要传递诗歌的情绪，那么我就要翻译这个诗歌，但它仅仅让这个意义过来（而且是不准确的），但就没有同样的情感。之所以我有这个情感是因为我在意识上懂得这种声音的意义，在无意识上回到了古老的从前。世界上各种语言都会产生他们的诗（诗歌就像字母上的花，但这花是不一样的），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的语素。为什么世界上不采取国际音标系统，回答是因为语言不是在书中也不是在媒体中，也不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而是在躯体中，正是这称为语言的无意识选择。没有一个欧洲民族采取音标，他们都采取一种拼音系统来记录声音。每个语言都产生自己的诗歌，利用正字法在学校里教孩子正确书写他们的文字。中国汉字100％是拼写的文字，你们写你们思想的东西只能用这个唯一的方式，其他的不行。正字法是正确书写的方式。在欧洲常有个大问题被提出来，人们说正字法太复杂，如在小学上学的孩子能学会BEAU（美），但我们简化写成BO，这从正字法上来说是错的，但小孩常写成那样。BEAU中的每个字母都与[o]无关，但三个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发[o]。人们认为这样复杂，为什么不用国际音标来教孩子，这样岂不简单？但这种改革从来没有实现。在欧洲总是用正字法教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是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学生离开中小学时仍然带有很多拼写错误，为什么要写成BEAU，因为文字收集了整个语言的历史。拉丁字的传递在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同，许多法语是从拉丁语过来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都在罗马，变化就不大，但在较远的地方如法国，就有其它语言的影响，就将之转变为BEAU。因为我们总处在两个或多种文化之中，法国恰恰处在南北欧之间，南是拉丁语，北是日耳曼语，如果我们耳朵听到了[bo]，法文始终写beau这词让人们想到拉丁语，o始终在BEAU中出来.对这些我们没有时间和孩子讲，他们仅仅学怎样写，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但必须这样，否则是错的。正字法在学校始终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让孩子面对一个不理解的文字，另一个方面要让孩子做出判断，然后你才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变成非常有文化的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有教养的人来理解这些，因此正字法始终有这个问题。
现在将你们引到结构这个概念，开始理解拉康阅读弗洛伊德时的发现，我不愿把它推得太迟。我想走快点，但我必须讲一下从希腊到现代性的过程。关于希腊，我想展现的东西是字母文字系统的实践，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浓度或厚度。字母文字让人们能意识到语言文字的物质的方面，声音的稠密性类似画家染料的东西的稠密性。当我们在写这个声音时就让语言的物质性展示出来了，“我们怎样从声音出发写一种真实东西”这个问题的提出正是哲学的诞生。因为在希腊，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个经历。现在世界的表现比我们所想的更复杂，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很早以前就存在，是以话语的形式。而这个话语的解释总是带神秘性的，不那么准确，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批评它，它打开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哲学产生的原因（柏拉图说，我不拥有这个知识，所以我正在寻找）。第一次人有一种退行，通过退行然后重新面对世界的明显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与一神教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在于说，人仅依靠自己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这个解决方法是上帝来到人间，是和人一起才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理，尽管这是个神秘的解释，一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更强烈的方式重新打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属于一个话语。据蒙田（Montaigne）说，新教讲一些东西，而天主教讲另一些东西，但都是讲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是让人们重新和世界建立协调性。但笛卡尔所做的事更强烈，比希腊人走的更远，做了一个思想与世界的分离。这样一种打开带来了一个科学的很小的确定性，这时科学就开始观察离人类更远的客体，如星星。在科学的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在世界中，人们看到的是客体是和看它们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的客体，如星星是与我们无关的客体。这时，人们再也不向星星询问它们对我们命运有什么作用，星星仅仅是客体。而产生的问题是：客体是如何运行的。带着这个问题人们创造了一些工具，使我们距离星星更近，从而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希望你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步骤和方法，科学首先要求观察者必须是与客体分开的。这样一种分离意味着客体再也不跟人讲话（以前讲的人与客体和谐，是意味着客体要与主体讲话），这时科学家们再也不要求获得一个世界的意义，因他们不假设世界有意义，以至他们可以计算它。现在人们再也不请教（询问客体）但仍然对客体提问，得到的一个回答并不是让客体给我讲而是通过对客体的观察找到一个事实。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请教，例如对教授请教是教授有一个知道的答案，而对客体的询问是要靠自己去证实才得到一个答案。这时科学活动不是对意义的智慧的寻找，科学活动可能是在于人们不再寻找智慧，在于人们不再假设世界有意义，而让这个意义悬起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物理、数学去计算客体。而这计算是与一个假设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就是根据客体是怎样发生的而建立的，科学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能处理这个客体，而这个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做科学的人。人们把客体看成一个死的，星星运动是通过外力造成的——机械性的特征是只能通过外力力量来导致它的运动。在此之后，人们开始计算地上的事，如炮弹的轨迹，所有这些与几何联在一起。再后来看到一个自发的运动，如人们研究电磁，最后人们发现这种运动是活的，它们可以自己动，同时人也是活动的，因此他们接近人，这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开始。到现在人类可以控制基因，我们干预到生命的内部过程，但总是有些问题。研究客体的是人，始终是外在于客体的，它不给人带来任何意义。正是这样当科学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伦理问题就越来越明显。正是这样人们提出了“我们能否制造生命”的问题。“干细胞”使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我们能制造一些植物，例如水稻，她们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的。我们有权做这个，但谁说我们有仅做这个事情？这时科学的运动超越了人的意愿，正是在这我们看到科学的实践并不通过意义来实践的，而是通过实践遵循自己的规律。
当科学注意到人的时候，人们这时就处于无意识中。这时就很明显地显示出，人们能做的事是一种不能有意识控制的力量，精神分析伴随着科学运动但不是科学，它并不参加这种运动。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就试图参与这些科学，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因为他们天天都遇到伦理学的问题。心理学在研究人的时候将人看成一个客体。相对科学来说，精神分析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精神分析伴随科学但并不是一种智慧，精神分析不是对意义的寻找。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智慧，那么它将在人类注意到人之前就产生了。我不是批评某人，而是为讲清楚而必须说到荣格。荣格把精神分析看成是对于科学在处理人的时候的一种保护，他在智慧中重新翻译了弗洛伊德。正是在做这个的时候，他重新找到了传统智慧，给传统智慧一些力量，但拉康做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是对着现代性来回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是处在科学运动中，过去的智慧不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因为那智慧不认识现代性，那种态度（荣格）是害怕现代性而想回到古代性的表现。拉康认为神经症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处于一个科学主体的位置上。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科学的主体，而在意识层面上他可能认为他完全不懂科学。但是今天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创造的条件中，这种问题越来越被科学技术所证实，我们应看到这个技术后面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位置，主体始终在智慧中转，因为他失掉了主体关于生命意识的控制，但他获得了一个关系即世界建立在科学的确定性的，这个确定性是我们不可能将它抹掉的，是伽利略式的意识。
他也可以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如牛顿是非常宗教化的）。当他把望远镜对准星星时，突然收到对其观察的确定性，这时哥白尼的假设并不是一个观察（星星以某个方式运动，这是伽利略在一个定点是不可能观察到的），这时伽利略就触及到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话语都不可能颠覆。这时有个冲突，官方话语的真理有个政治上的权力，他能将伽利略送入监狱并杀掉，但他不能对现在来到的确定性起任何作用。伴随着科学的确定性，现代人超越了话语的真理性，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失掉了意义，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现在的冲突依赖于科学的确定性，或在科学中寻找真理性（一种想象），这是现代科学的冲突。我想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与文化都不能逃避它，为什么有精神分析在成都出现，因为你们都处在现代（无论愿意与否），正是因为现代性唤起了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我们就与这些东西有一个外在关系，你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你们的传统与我们的一样不能充分给我们解释，也不可能重新复制一个古老的传统。传统存在，语言也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非常强，你们和我们都类似笛卡尔的位置上，能从外在看传统。当那个传统非常有效，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传统，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传统中。今天你们并不是在这个传统中，而是有一个传统。正是这样有一个科学的冲突。
正是在这，主体对峙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无意识的东西。在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经验：是你们的身体在讲。这不是涉及重新构造道德和伦理，而涉及到重新把我们身体和科学连接起来。神经症者做这联结的不可能性是担心、焦虑、有罪恶感等。精神分析并不消除这些东西，精神分析允许我们面对这些，但是不应该害怕。精神分析试图允许现代人生活的稍好点，允许每个现代人与超越他的意愿的力量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好一些。政治也正是想攻克这个力量，但它将所有的意愿合在一起。整个政治的努力并不能让人信服，如民主是一个接受政治而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解决方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实现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更智慧更容易的方法是每天都去处理这种冲突，这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问题并不能回答主体提出的本质问题，正是在这，精神分析安置了这个提议。
我们没时间讲卢梭和萨德了，因为我前面讲的是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仍能用三句话来概括，卢梭与萨德是两个生活在18世纪的人，卢梭是法国革命以前的人，萨德是处在革命中的人。这时科学已经存在并已开始产生一些效果，但它仍然讲外部的事，而没有涉及到人。生命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正是在法国革命后开始的。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人对科学都非常信任，没有看到一种危险，他们相信他们能创造科学也能控制科学，仍想不到科学将要做的事，如同今天科学在世界上所做的。在法国18世纪，希望是政治性的，他们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同时认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些。但是人们想这些时并没有理解科学是什么。我想人们开始知道是在20世纪，因为20世纪科学获得了一些结构，科学超越了人的能力，科学的仪器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不能想象科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我能确定你们想象量子力学的事，科学计算的世界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认识的，科学的解释是我们的感知不能抵达的，现在科学所做的是我们用工具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客体的效果，科学越进步就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不知道的。科学发现了一些力，我们对它没有一个观念而只能计算（如引力、斥力等等）。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道德没有关系，同时相反，科学到达这程度产生的一些成果不仅是个人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