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 《菊与刀》：耻感，罪感
前言：最早从书中接触日本文化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以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不过印象不深，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体验。之后读过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剑与禅》，第一次对日本的武士精神，禅法修行以及高洁的精神价值追求等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和感触。
再之后又接触过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等人的传记，相对于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而言，日本所谓英雄辈出的战国时代，实在狭小局促的很。之后对日本文化就没什么直接的接触了，只是最近几年，开始深入学习中国古代哲学、佛教等一些内容，又间接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相互关系。 总的来说，表现为三个层面:古代中国对于日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传统的保持以及日本对于汉学方面的深入研究（一二本文有所涉及，三不及述）。
文化与军事很早以前听说过这本书，但因才学鄙陋，一直以为是一本关于风花雪月的畅销书，所以兴趣了了。而在陈来先生所著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中，见陈先生多次引用本尼迪克特的观点，且直接引用本书，方才知晓这是一本关乎文化研究的著作。通读之后，方悔读的晚了。
本书原本是作为对日本文化的考察报告，始于1944年6月，其时美国对于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战火燃到日本本土。完成于1946年，美国面临对战后的日本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按说，军事与文化是两个不甚相关的领域。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烽火硝烟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家，他们有的甚至连字都不认识，如李云龙同志。文学家、社会学家在这个时代相对暗淡，他们的意见能有什么用呢？美国为何要任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来研究和理解日本？
常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申，而很少思考政治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不妨说政治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且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来看。起初（17世纪），基于“礼乐文明”的封建士大夫们是不屑于洋玩意儿的，将工业革命的创造视为奇技淫巧。旨在来华通商的马嘎尔尼几乎吃了个闭门羹1。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船坚炮利第一次让中国士大夫体会到科技的力量，琦善、杨芳、李鸿章无不承认在中国军事上的无能。严复、李鸿章、张之洞纷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依托在封建的思想文化制度上，学习西方的科技。“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而来，却有它们的来源2”，其结果自然令人失望。再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进步青年主张进行政治的改革，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效仿西方，但结果又失败了。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基本上沿着这种思路，“以为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不单在办实业、兴学校，而在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3。”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于是大家又思索更进一步的改革，此即《新青年》陈独秀等先生的事业，他们主张从根本上学习，即整个西方文化。陈独秀等先生看到西方与东方根本上的差异不是军事、政治、科技的不同，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呼吁“德先生”与“赛先生”，进行一场全民的思想改革。从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中，我们看到前人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一次比一次深刻的改革，最终是落实在文化与思想的层面上。这是因为，文化与思想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军事还是政治都由此而生。两个关于文化的思考本尼迪克特正是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并且坚持从日本的角度出发（不是美国人处在相同环境下会怎样做）理解日本的。她说“我们得知道日本人平时的思维和感情方面的习惯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模式。也必须得了解日本人这些行动和意志背后具有什么样的制约力。”“不能再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揣测日本人的行事。说什么在某某情况下，我们会如何做，日本人一定也会如何。”这一公正、客观的态度回答了长久以来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诸多疑惑。
第一，自唐开始，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千余年之久，为何发展道路迥异，尤其在近代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虽然在历史上中国也曾侵略过周边，但要么出于防卫，如汉武帝迎击匈奴、明成祖五出北元；要么邻邦不听号令，而皇帝又有好大喜功的毛病，如隋炀帝出击高丽。而且往往遭到朝臣的批评，隋之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讨伐高丽。）书中给出的理由是日本试图构建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在此秩序之中，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事。基于对秩序的追求和安排，日本发动了侵略世界的战争。而这秩序的追求恰恰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体现。子曰“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者不能不说是一贯的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所谓的“礼乐文化”，日本只承袭了礼的一部分，而忽略了“乐”。《礼记·乐记》有“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陈来在论述儒家思想起源中也曾提到，礼以“辩异”为特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而“乐作为礼的补充是必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等级制度的内在紧张，它与礼具有不同的特性，是一种能够增益等级之间亲和关系的东西。因此，礼乐文化是中国自古以来具有的辨证智慧的一种体现4。”“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在日本文化中同样被忽视的还有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且看几段陈述：“对于中国人的这个前提，日本人从来没有接受。”“中国对于‘仁’的信仰显然与日本对于天皇的信仰彼此不容，因此，虽然这是一套完整的学术理论，但日本从来都无法照搬。”“日本的伦理体系是把“仁”排斥在外的，与“仁”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情况完全不同。”“总之，在中国有着崇高道德位置的“仁”，在日本已经难以附加地被贬抑，不再是道德的至高点。日本人虽然篡改并贬抑了中国体系中地位最为崇高的“仁”，但却在吸纳中国体系的同时没有为这个体系找到一个足以代替“仁”的新的道德标准。“仁”作为履行道德的前提和条件，在日本行不通。”
这或许可以部分的解释，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在侵略过程中所何以做出种种暴行。因为战胜者对于战败者拥有绝对的处置权（礼），而少有怜悯同情的心理（乐与仁）。（文中提到日本会善待俘虏。但对于经历了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能认同这一说法。）孟子的“义”也被曲解，在日本它被视为“地痞流氓黑社会之间所遵循的的道德标准”，明治维新以后，遭到官方拒绝，从而成为一种民间流行的小传统。中国早在上古时代就已认识到了“礼”的缺陷，刚硬、强制，是一种严酷的他律。所以同时强调以乐来“培育人的内在情感”，以达到万物有序而和谐的目的。孔子更以“仁”来作为“礼”的基础和支撑，通过提倡“爱人”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可惜日本没有吸收这一点。
第二，向来以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抛弃了从中国习得的文化和思想，而转向西方学习，从而换来了近代工业的崛起。因此奇怪，一个民族、国家何以能够如此迅速的抛弃其传统的思想文化而转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时百年，期间坎坷无数，守旧派、维新派、革命派接踵而至。最终在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后，才在瓦砾废墟之上转向了西方化、现代化文明。通过本尼迪克特的论述才知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同样深入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曾发生过浩荡长久的守旧派和维新间的争抢）。而且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文化传统，日本才可以迅速的转向西方学习。“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十九世纪后半叶，刚刚结束封建统治的日本，并不比现在的泰国更有朝气，它的国力十分衰弱，可是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批洞察时势的领导人？...我们认为，之所以有这样一批有卓越能力的领导人，不管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长处还是短处，都是由传统日本人所具备的民族特质而来的5。”“他们(明治维新时政治家)没有消灭什么东西的想法，其心中的目标只是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他们没有有意地对众人崇拜的东西进行破坏，封建制度及其体系没有被指为一无是处，也没有出现剥夺封建统治阶级财产的极端情况，反而用优厚的俸禄劝诱这些阶级，让他们支持新政府。”
“‘复古王政’之后，天皇的地位登峰造极，依然是绝对权威的等级制。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将日本人最为熟悉的等级制习惯否定，只不过塑造了一个全新含义的等级制。这些新的领导人被称为“阁下”，他们为了把自己的政治目标推向国民，甚至进一步让中央集权。”“他们竭尽全力地让日本在现代世界中继续保持“各得其所”的传统和优势。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彻底丢弃等级制习惯。”从上可以看到，“明治维新”所依据的根基仍是内在的传统思想、习惯、文化、习俗。概括的说，就是“等级制”，“只有人人做到了各守本分，人们才会平和安宁地生活下去，同时他们才是安全的。等级制才是日本人的信仰，有等级的区别在日本人看来是合理的。”而西洋的科技、宪制则不过是表层的皮，西方化，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发展方式，骨子里日本社会坚持并骄傲于自己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保持。当然，这是仅限于对战前日本社会所进行的考察的结果。
一个关乎传统的思考在解惑的同时，本书同时启予我一些新的思考。与书中记录的日本而言，当代中国显然是一个传统意识、文化观念薄弱的国家和民族。那么，我们在没有了传统之后，所依据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观念呢？答案很显然，西方化的。《菊与刀》给我带来最深刻的感触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西方化比我之前所认为的要深远的多。以我个人为例：自少年时代沉迷四书五经，以圣贤为榜样，此生志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发扬。然而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上，也崇尚自由，追求物质，视听言动皆不依礼，“忠孝”全无，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叛意识。这样的思想意识，自然是更近似于西方的“自由民主”观，而很难说是传统的“礼乐文明”“圣贤宗教”下所培育出的价值观。我相信，我绝非是个例。观当代中国互联网上的言论，也确实难以见到多少传统的影子。在这一点上，恐怕当代日本与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本尼迪克特讲了一个“压抑”“刻板”的日本女孩在处于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油然而生“幸福感”与“喜悦感”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日本传统在“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观念面前是何等脆弱。当前，日本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用外来词（即拉丁语发音）表达（以其为表现时尚的方式）也能说明现下日本社会与以往价值观念的不同。这也是本文标题中何以说“过时的”原因。
在一个西方的价值观念盛行的时代，如何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如何与西方的价值理念一较长短，甚或是发展成普世的价值观。想必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关于为何不能由西方价值观念一统世界，托尔斯泰，梁启超，梁漱溟、汤比因等都有论述）。另一个思考其实是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吐槽。战时的美国即能以同情、同理心去了解日本，思索如何与这样一个矛盾的民族相处。而当代中国仍然报以仇恨刻板的观念看待日本，抗日神剧漫天飞……我并非说要遗忘历史，只是无论将日本视为敌人还是朋友，我们至少应报以平等的观念去研究她，而这一研究当从文化开始。这也是标题中“过时的”三字何以标引号的原因。
关于本书的一些不足关于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中国文明史的生疏。如，作者将“神风特攻队”的起源安在成吉思汗身上，其实是源于忽必烈为割裂南宋与日本之间关系而进行的远征。类似基本历史错误还有许多，如以日本宗教不存在神秘主义，以禅宗为荒诞，以闭关锁国为德川幕府的独创等等。而任何一个试图对日本文化传统有深入理解的人，都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影响。无论是日本的佛教、关于精神上的或是内心的修行、忠孝的文化、礼的体系、人情往来的社会责任等都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作者书中许多所谓日本所特有，或某种文化思想难以理解等，对任何一个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所了解的人而言，想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其二，是作者对西方文化的过分自信。或许是出于即将成为战胜国的喜悦，作者十分自豪“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表彰美国与西方的文化。但“自由”“平等”或许是美国的理想追求，却绝不是他们必然的实际行动，更不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真实写照。黑人贸易、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奴役、强迫印度种植鸦片7、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对华工的毫无人性的凌虐8，这都是血与泪的指控，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抹不去的污点，是对“自由”“平等”最大的羞辱。正如马克思说：“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德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9。”注：限于时间、精力也有能力的关系，本文未能对书中的“耻文化”、“恩义”、“教育”等问题一一展开探讨。所谓“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尽就个人所得做一分享，不当之处，还望书友批评指教。以后若条件允许，当再做以全面深入的探讨。参考文献：【1】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07.【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卷一.340页【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增订本）.2018【4】鲁思·本尼迪克特著,潘星汉译.《菊与刀》.新世界出版社.2012【5】夏国美.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2 【7】 夏国美.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6 【8】同上.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