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前沿三十年：以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
改革开放30年，广东要再出发，在新时期科学发展征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在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为全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贡献，就需要回顾一下这30年来曾经走过的道路。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广东这30年率先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抓住各种机遇加快发展，从原来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一跃成为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业绩，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0年来，广东的GDP共增长了41倍，剔除物价因素，人均增长13.8倍；广东的财税总收入增长192倍，人均增长20.8倍；进出口贸易增长400倍，人均增长23.8倍；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42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28倍；城乡居民存款总额增长1310倍。这些数字背后是广东过去30年的发展轨迹，这条发展道路共有五个特点：
解放思想。广东以解放思想开路，“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末。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开放促发展。广东和其他省区市不一样，它的发展不是从改革开始，而是从开放开始。广东依托毗邻港澳的地缘和人缘优势，率先打开大门，然后才是引进外来的技术、理念进行改革。
以加工贸易起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从前在大家的印象中，广东的工业就是指佛山的加工业和江门的一个肥皂厂。而后广东承接了上世纪80年代港澳的加工产业转移，以加工贸易起步，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外向经济，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来提升产业，以轻型产业来推动重型产业的发展。广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现在广东的重工业比重已经超过60%，进入了以重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周期。
以区域协调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为双轮驱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同时，广东在政治、社会、文化、党的建设多个层面取得众所瞩目的成就。
广东的成功不仅是一个地区的成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成功。它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关键抉择。(文/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谢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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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改革开放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时可以看到：3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时间搞好社会体制改革；50年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也阶段性地完成了
文/刘延英林旭娜
30年前，对贫困落后的刻骨铭心使得广东人内心深深积聚着对富裕进步的渴望。1978年，改革开放如激活了这深藏已久的渴望。一路走来，这种渴望使得广东人对于一切禁锢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敢于首先破除；这种渴望使得广东人对于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事物，敢于首先试水。广东人始终坚信只要是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就可以大胆尝试。从经济制度到社会制度，从文化领域到党委政府，广东的改革深入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时，在坚持开放中，从资金、技术到人才，只要愿意为广东作出贡献、谋求共同发展的，广东就随时敞开大门。各种学术观点、新颖多变的艺术形态，只要符合社会伦理，都能在广东找到自己的生存土壤。
理论创新是广东的巨大贡献
在谈到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田丰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中，广东发挥了试验田的独特作用。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广东发表了“南方谈话”；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天，胡锦涛同志在广东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三个春天，三次理论创新，都发轫于广东的土地上，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探索，也刚好与中央提出来的几大文明的认识相呼相扣，这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的。
田丰认为，广东对全国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GDP，而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所以，在总结广东改革开放重要历史经验时，不要过多地讲GDP，要多讲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解放思想是一切的起点，理论创新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节点，全国各地都会进行总结，广东尤其如此。因为它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改革开放最得益的地方，人们享受成果最多的地方。要从思想理论的角度来对广东改革开放进行总结，把我们整个改革开放思想理论与改革开放的过程、成就结合起来讲。讲广东的贡献，一定要讲思想理论和解放思想上的贡献，因为没有这些的先行一步就没有后面整个改革的成功。
改革与开放互动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蒋年云回顾说：“1995年我作为专家被引进到广东，从一个内地人的眼光来看广东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应该倒过来讲：开放改革。从全国看，是"改革—开放—改革"30年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广东突出了"开放—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特点。”
蒋年云总结道，广东在改革开放当中，首先把开放作为先导。在上世纪80年代，广东有两个最重要的贡献：一是价格放开，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价格波动；另一个是引进港资，三来一补，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带来了所有制的结构变化，市场结构两个最主要的基石就奠定了，没有开放的先导，就很难有这样的改革。
蒋年云认为，改革开放当中，广东有四条基本经验：一是开放作为先导推动改革发展和经济发展。二是以开放作为一种前提，为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三是广东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利用市场手段来调控经济，以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进行引导，做得比较好。四是今后广东仍要以开放为主导，走国际化的道路，如果广东不走开放和经济全球化道路，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很难，因为广东经济外向度达85%，资源特别缺乏的时候，不走开放这条路，不行。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茂芹说，广东改革开放的特色，有几点是比较明显的：
一是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办特区没有先例，当初靠的就是敢于冲破各种条条框框，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探索，在探索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前进。
二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首先通过引进外资特别是港资，发展工业、商业，同时学习境外、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开阔眼界，推动自身的改革，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三是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人华侨众多的地缘人缘优势。在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港澳同胞、华人华侨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别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但当时广东没有经验，不知道究竟怎么改革、怎么办特区。有一个例子，为创办深圳特区，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吴南生同志找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总裁庄世平，希望能借钱搞特区建设。庄先生说，这钱不是我的，是银行的，不能借，但我可以帮你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当时国内还不知道可以贷款来搞建设。后来广东建出口加工贸易区，也是通过华人华侨关系收集世界上各国加工贸易区的有关资料，借鉴外国经验办起来的。应该说，港澳同胞和华人华侨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不仅在投资办企业方面，而且在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目前广东所利用外资中有大约70%都是港资、侨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说，广东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中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先行一步”，率先探索价格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调节机制；探索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分配制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探索企业和产权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正是这些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空前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导致广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陈广汉认为，广东之所以能在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除了党中央和国家的支持外，还有以下原因：首先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就是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产物。
其次，通过开放推进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和提升开放的水平。这可以说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从全国来看，广东是全国外向型程度最高的省份。
再者，是借助广东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优势。香港和澳门在中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香港和澳门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的移植是珠三角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今天，广东的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转“危”为“机”的机遇，广东惟有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方面先行一步，才能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国际视野与特区模式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乐正说，从宏观看，广东是中国最有世界眼光的地区；从历史上讲，它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一个关节点。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三个超越：首先是超越了西方的经典现代化模式；其次是超越了苏联模式；第三是超越了孙中山等先贤志士的追求，在执政党主导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三个超越，换来今天举世公认：现代化中的中国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从微观看，以深圳为例，伴随着改革开放，所有的争论，在深圳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争议中，深圳成长起来，从出口加工区到经济特区、到经济中心城市，在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功，它是改革开放的缩影。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重要石子，乐正解释道，它的改革开放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从成立时到1991年，深圳一枝独秀；二、1992年至200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后，改革开放在全国铺开，呈万马奔腾之势；三、2003年以后，是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相结合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不是效果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动力，最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发展中找改革开放的主题，在发展中检验改革开放的结果。
深圳最突出的特点包括：先行观念，担当起经济特区的使命；务实观念，干了再说；还有市场观念。整个广东都是在这些观念上开始发展的。深圳的工业化第一步就迈进了国际产业链条，遇见问题就到国际上寻找经验，而且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者，有很强的创新观念。2003年以后，深圳更强调这一点。如果自主创新这一块没有弱下去，深圳就不会衰落。
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面对抗击国际金融风险、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要求与任务，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说，回顾总结成就可以增强信心，但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不足。
汪一洋指出，从广东看来，30年过去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承认我们还只是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市场经济走了很远，市场化程度也很高，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还未完成。而这两个恰恰是核心，古语讲“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不能沾沾自喜。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目前还相对滞后，改革不敢迈出大步子。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GDP年年都是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年年上新台阶，但老百姓感到生活难了、生存压力大了，这是社会体制改革相应滞后带来的症状。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提出要科学发展，表明我们已经正视了这个问题，社会体制改革正面展开，希望我们能用5年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体制改革是这样，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如此。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提出，市场化是我们的方向，并用了10多年的时间进行探索。而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怎样实现，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激发起改革的激情和勇气。希望改革开放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可以看到：3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时间搞好社会体制改革；50年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也阶段性地完成了。那么，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模式。
“以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以"特"的意识、"特"的思考和"特"的举措，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文/郑诚崔华超
8月20日，正值北京奥运期间，第一次到深圳的中山大学学生小李遇到了一点麻烦。长途汽车行驶到一处类似收费站的地方停了下来，所有人都被要求进入检查大厅查验身份证，而小李刚好把身份证忘在了学校。
在简单的解释和口头验证后顺利过关的小李长吁一口气，笑道：“过关了！特区毕竟是特区。”这个“关”指的是“二线关”，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启用至今已有20多年。在人们对“特区”概念已有些淡然的今天，它仿佛成为一种提醒。
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
“回顾下来，1992年前，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我认为主要工作是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障碍方面先行先试。具体来讲，比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土地拍卖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建立，从生产要素的配置上确立了市场经济框架。”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郭小洲处长如此总结。
郭小洲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深圳的改革重心则逐渐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作为。“国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最近几年推行的事业单位改革，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近30年，循序而至的变革一路相伴。可以说，正是一项项突破既有制度的改革，成就了特区之“特”。
然而，随着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特区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深圳三大传统优势似乎都在逐渐弱化：在“天时”上，随着“两税合一”等政策调整，“我有人无”的优惠政策优势已成历史；在“地利”上，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门打开，特区的窗口功能逐渐弱化；在“人和”上，随着浦东开发、西部开发、振兴东北、滨海新区建立，成都、重庆综合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试验区等相继成立，有上千万新移民的深圳出现了人才回流和招工难等现象……
深圳，今天你还“特”吗？近年来，这样的疑问不断被提出。在互联网上，讨论更是持久广泛，参与者众多。
早在2002年底，一篇网络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人民网强国论坛首发，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关于深圳特区命运的大讨论，讨论从网上延伸到了网下；时隔五年，《特区不特：深圳路在何方？》的长篇思考和诘问，同样在网络上引起一片激辩之声。
“实际上，特区该不该特、特在哪、怎么特的疑问，从创办至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接受采访时笑言，深圳人已习以为常了。
没有完成的使命
乐正认为，任何意义的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调整，而既得利益者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这种阻力会加大。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不排除推动改革者认为经济发展更实惠，从而改革意识淡化。
另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较短的时间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局部出现了“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现象，而这些维护部门利益的法律法规成为今天深化改革的一个个红灯。
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改革触及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显得更为谨慎，“少说多做”更成为今日特区推进改革的首选做法。
“我注意到，深圳人包括党政干部和广大市民，多年来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骨子里的改革创新意识，今天非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伴随着对发展路径的思考越来越强。”乐正表示。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沈毅接受采访时，对这一判断表示认同。但他同时认为，特区并不是自己闯就能闯出来的，而是需要国家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设定：“什么是特区？我理解主要有三个内涵：特定的区域、特殊的使命、特定的政策，缺一不可。”
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2003年春天，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寄语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作用。”这既是对经济特区已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对特区今后发展的要求。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曾明确指出，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今年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圳要“继续高扬经济特区这面旗帜，以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以"特"的意识、"特"的思考和"特"的举措，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于冲破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障碍和束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而不懈奋斗”。
“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是发展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要现代化没有完成，那么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作为"窗口"和"试验田"的使命就没有完成。”乐正说。
继续“特”的突破口
7月初，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深圳定位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同时，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求，深圳新一轮发展要体现出在粤港澳合作方面的先行、先试、先导作用。
“规划提出了一套衡量深港合作程度的指标体系，仅在跨境人流量指标方面，便提出了将由目前的每日42.2万提高到100万。”提到这份修编后已上报中央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多年关注深港合作的乐正感到由衷的兴奋，“成功的改革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技术操作和精心的程序设计。对深圳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特区来讲，下一步改革更应该选择一个好的切入口，选择一个好的操作方式。我认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新定位，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着力点。”
乐正分析，深港合作的“最高境界”是制度性的合作，而不仅仅是经济性的。“有人或许担心，一国两制会否成为深港合作的障碍？我觉得，两地深化合作的前提恰恰在于"两制"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深港合作不仅仅是两个城市GDP相加那么简单。那边是"特别行政区"，我们这边是"经济特区"，两地合作产生聚合反应，形成制度创新，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山大学金融学教授陆军认为，深港金融合作是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带动深圳等腹地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双赢之举。
郭小洲认为，深圳接下来的路径是用进一步开放来促进改革——下一步的深港合作正是加大开放的一大契机。深港合作首要在于经济上的互融互补，但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法律、政务等软环境上的交流和碰撞，在突破制约中国社会和谐、平衡发展的体制障碍上获得经验，从而确立一个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相匹配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压力。
在“体制突围”方面，深圳已提出要研究借鉴香港、新加坡的经验；拟用5年时间建立起全新的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包括重新界定设置政府职能，整合调整政府机构；创新政府运行机制和模式，完善决策执行监督的运行机制，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彻底理顺市、区、街道事权，逐步将区和街道全部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在不少城市沉迷于“GDP神话”的背景下，珠海显得颇为“另类”
文/许彬杉汪慧君刘洁琼
如果说深圳是“激进”的，珠海则是“温和”的。
就在珠江对岸的兄弟城市为“特区不特”展开激烈讨论的时候，珠海似乎始终“置身事外”。
实际上，对于自身发展的思考和探索，珠海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珠海默默地走着一条有别于其他特区、有别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道路。
缺点乎，优势乎
清新的空气、洁净的街道、没有烟囱的工业区、平静悠闲的行人……如果不是路边一些“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宣传牌的提醒，初来乍到的人很难意识到这里就是“特区”——没有印象中应该有的“激情四射”和“紧张繁忙”。
就在其他特区大步前进，珠三角其他城市也乘势而起的时候，珠海“慎重的步子”的确显得有些另类。当珠海的经济总量不仅仅被其他特区，甚至被周边的一些城市超过时，质疑和批评也随之而来：“珠海的特区实践走了弯路”、“珠海特区政策用得不足，错过了发展时机”……
恰恰是这些被一部分人认定的“缺点”，在专家们的眼里却是珠海的“优势”。
“为什么这些年珠海与周边城市相比经济指标相对落后？正是因为珠海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超前探索科学发展之路，虽然跟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发展路径、环境不太相吻合，有点鹤立鸡群，但却是有远见卓识的发展，不仅给珠海人留下非常优美的环境和高端城市形态，也给全省树立了一个样板。”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梁桂全评价道。
珠海人也如此认为。“我不认为发展走了弯路，”珠海市经济贸易局党组书记杨川说，“珠海虽然发展速度不及一些城市，但保住了"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这不是弯路，而是一条不同于珠三角一些城市"先发展后治理"的新路。”
“珠海市是全国仅有的几个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建设的城市。科学的规划在珠海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处于龙头地位。”珠海市规划局副局长潘明介绍道，在特区建立初期，“发展经济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成为珠海的指导思想，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造就了珠海现在的“城市品质和格局”。
“经济发展要与保护环境相协调、发展工业要有选择性、人口发展要与经济相协调、经济发展要兼顾城市整体规划、经济发展要保护好珍贵的土地资源。当年制定的这五项政策，时至今日仍然对珠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曾连续16年在珠海市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梁广大如是表示。
珠海的名片
珠海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沈莉为珠海航展忙得不可开交。像奥运会一样，两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吸引大量记者前来珠海采访报道。
“已经是第七届了，”作为珠海航展乃至珠海特区的主要缔造者，梁广大感慨道，“当初谁能想到小小的珠海能牵动这么多部门，办成这样的大事。”
“对珠海而言，航展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名片之一。”沈莉说。
珠海的城市名片还远不止这一个。规划的前瞻性和政策的持续性让珠海的发展有条不紊、按部就班。这在不少城市沉迷于“GDP神话”的背景下显得颇为“另类”。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人居中心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2004中国魅力城市”和“2007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等众多荣誉，让珠海多年来在自然和人居方面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珠海“高端的城市形态”。
黄斌今年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后来到珠海工作。“虽然才过来几个月，但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舒服。朋友和同学听说我来珠海工作，第一反应就是"那里环境很好啊！"听他们这么说，自己脸上也挺有光的。”
近几年，珠海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切切实实解决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2007年，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的惠民措施，使全市民生福利显著改善，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十二年免费教育"，"小病治疗免费、中病进入保险、大病统筹救助"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对农民工实施医疗救助，这些都是我们的首创。”珠海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科科长杨静说，“最近我们还在探索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节机制和困难群众基本消费品价格应急补贴动态调节机制，目前已完成调研工作，实施方案正在草拟中。”
2007年，珠海市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传媒、环境保护、农林水利等六项民生事业的财政支出33.88亿元，增长34.6%。其中教育、文体、医疗支出分别增长39.4%、66.1%和49.7%，远远高出GDP增幅。
“珠海的经济总量不高，但人居指标在全省却名列前茅，让改革成果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是珠海的一贯做法。”中共珠海市委书记甘霖表示。
“很高的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珠海“率先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争当我省科学发展的示范市”。
“这对珠海是很高的要求。”甘霖说，“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今天，传统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受能源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环境门槛等因素影响，不但不能沿袭，而且想走也走不通了。我们率先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就是要全力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共进，建设经济发达、生态良好、社会公平，既有魅力又有实力的城市。”
“珠海人与自然和谐的良好环境已经成为城市的品牌，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空港海港齐全，各种资源相对丰富，又构成了珠海的空间优势。加之目前已经有一定城市特色和经济品质的产业集聚基础，珠海有能力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产业格局。”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综合法规科科长王梦阳认为。
王梦阳介绍道：“以航空业为例，珠海已经编制了《珠海航空产业发展规划》。珠海航空产业园正式被确立为广东省培育发展航空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将制造业和原有的维修、会展相结合，珠海就具备了一条完整的航空产业链。”
随着港珠澳大桥融资方案的确定，长久以来珠海人“一桥飞架东西”的梦想即将实现。大桥通车之后，珠海将成为全国惟一一个和港澳两地有直接陆路交通的城市，区位优势愈发凸显。
“改变会是全方位的，”杨川说，“珠海将在新一轮的粤港澳合作中占据桥头堡的地位，对珠海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城市面貌改善甚至市民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能否续写传奇
文/郑诚
“广东四小虎”——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象征，它们承载着广东的自豪与骄傲，是胆识的象征、财富的象征，也成就了一个区域“先富起来”的神话。
“四小虎”，在改革开放中崛起，根据各地情况形成适合自己的发展特色。顺德重点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乡镇集体工业成了支撑全县经济繁荣的支柱；中山则以地方国营经济为龙头，带动全市经济稳步均衡发展；南海，“五个轮子”一起转(县、镇、区、联合体、户)，三大产业齐发展；东莞，“三来一补”遍地开花，“借腹生子”经济起飞。
时至今日，经过多年发展，“所有制”的印记已然模糊，“三来一补”已经转型升级。然而“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却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历久弥新。
顺德：综合改革成就“虎先锋”
“不到顺德，不知钱少；不见老冯，不知胆小！”2001年12月17日，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薄熙来率团考察顺德，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他说的老冯，是时任顺德市委书记的冯润胜。
顺德人的“胆大”是出了名的。早在1978年8月——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4个月，顺德容奇镇就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300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20万美元。《顺德志》用直白的文字记录了这段历史：大进制衣厂成立，成为中国最早“三来一补”企业。
正是这种“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成就了顺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顺德人凭着“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这三板斧，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局面。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屡建奇功，顺德人很快就发了财。
然而，政府扮演大老板的直接后果就是“有限收益，无限责任，包袱越背越重，风险越来越大”。1993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来到顺德，当时的顺德领导陈用志、冯润胜向他汇报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用了“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这句话。
改革势在必行。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党组书记、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的曾牧野事后回忆起1993年顺德进行的那场风云激荡的改革时，用了“艰难突破重围”六个字。
在1993年广州珠岛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广东省委决定让顺德关起门来，进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配套的、综合性的全面改革。是年8月，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正式启动。顺德的改革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曾牧野回忆，谢非当年到北京开会，收到有关方面转来的一大沓“告状”材料，他顶住压力，只是找到时任顺德市委书记的陈用志，叮嘱他注意一些敏感话题的处理。
顺德人转脑子、卖企业，创造了“全员股份化”、“贴身经营”、“靓女先嫁”等不少新名词。借助于综合体制改革，顺德突破了“顺德模式”，进而在此后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屡居榜首。
如今，民营经济已成为拉动顺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山：走出一条协调发展之路
曾几何时，“威力、威力，够威够力”的广告语，响遍全国。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大门初开，睿智的中山人抢抓先机，将发展重心定位于轻工业，以公有企业为依托，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技改为突破，推动市属工业向规模经济发展。
1988年，凯达、威力、晨星等市属公有企业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这一时期的积累，为中山下一轮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由十余家市属企业集团组成的“中山舰队”，曾经制造出了工业发展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39.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被国家统计局列为全国第一批36个率先跨入小康水平的城市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由县级市升格为“只辖镇的地级市”。
1998年，中山人又一次站在了改革的潮头。当年5月，中山市委、市政府果断实施市属公有企业产权体制改革。犹如凤凰涅槃的体制改革，激发了中山民营经济的活力。数年之后，中山民营企业数量迅速达到2万家，占中山各类企业总数的2/3，民营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
也是在1998年，中山正式提出“工业立市”战略，高起点整合建设工业园区，推动工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次年，中山十大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成立，名牌战略拉开帷幕。
工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后，中山审时度势，于2001年提出从“工业立市”向“工业强市”迈进。通过启动名牌战略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加工型发展模式，向工业“微笑曲线”两端发力。
由工业立市到工业强市，再到产业强市，10年间中山工业走出了由求大到求强，由求量到求质的科学轨道。事实胜于雄辩，中山涌现出25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3个省级专业镇和7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成为全省专业镇密度最高的地级市；共创出373个省级以上名牌名标。
亦正是10年间，中山工业产值纵身跃过1000亿元、2000亿元和3000亿元三大台阶。
中山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生态保护，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环境，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综合协调发展之路。
南海：开启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办起了一批小五金、小冶炼、小化工、小塑料等个体私营企业，南海的非公有制经济由此起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海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三分天下。
1993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的推动下，南海开始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这一年，南海洲表村、下柏村、沙涌村一起成为农村股份合作制试点，尝试成立股份合作社，把村民土地折价入股，村民凭股权证定期分红，并将全村土地划为农业保护区、工业区和商住区，集中土地引资办工厂，迅速走向工业化。
由于是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当时南海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得到了中央的一个珍贵表态：可以搞，但不宣传，不推广。1995年3月，终于尘埃落定，1574个股份合作组织开始登上南海的历史舞台。
此后数年间，南海农村呈现出这样的景象：连片的厂房起来了，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南海农村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解决了南海区人多地少、土地收益低的矛盾，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该制度随后在南海全区以及珠三角推广。这种创新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及征地制度的改革，后来被总结成“南海模式”，而农村股份合作制也成为全国农村发展经济的一个经典模式。
改革不断在探索中深入。南海区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介绍，从2003年起，南海全面推进农村股权固化，切实做到固化存量，避免增量，有效防止新增农村“出嫁女”。同时针对人口的不断变动，适当扩大出资购股的覆盖面，逐步建立“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定期调整，合理流动”的股权新机制。
东莞：“三来一补”大转型
“我1992年第一次来到大陆东莞考察，和台湾相比，这里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让我很吃惊。”台达电子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他在东莞支付给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350元人民币，而这在内地还算偏高的，相比之下，台达台湾工厂的平均工资是这里的7倍。
毫无疑问，凭借毗邻港澳，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等优势，“三来一补”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东莞的经济起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30年的时间里，东莞辖区内32个镇和街道几乎每一个都发展成了专业从事某类产品加工制造的城镇，从电脑组件到软饮料，从毛织服饰到家用电器，雀巢咖啡、索尼唱机、诺基亚手机……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近3000亿元人民币的GDP，无论谁都不能不叹服，这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创业神话。
“世界上每5台电脑就有一台是在东莞制造”，“每5件羊毛衫就有一件是在东莞生产”。这样的数字让东莞有理由为它超强的产业规模引以为豪，但顶着“世界工厂”帽子的东莞，却也最能体会到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
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调研时指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今天的东莞，再一次站在了“爬坡换挡”征途的起点上。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坦言，产业调整升级是一项艰巨和复杂的工作，要经历不可避免的阵痛，要忍得住暂时的发展速度的放缓，忍得住暂时收入的减少。
刘志庚提出了“双转型”战略，即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
“东莞就像一列快速运行的列车，到一定时候就该保养、检修一下。”刘志庚说，东莞市经济过去一直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点。由于这类企业前景不好，所以从去年开始东莞就已陆续推出一系列转型的重大措施。
东莞将连续5年拿出50亿元支持企业发展，这些资金主要用在产业转型、中小企业贷款、企业贴息设立创业基金等方面。
“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6年过去了，一想到参加十六大的情景，还是充满激情，感恩！感谢！”
文/袁仲尼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广东非公领域的党建工作也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全线飘红”。
两个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亮点不能不提到，一个是打破了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禁区，省、全国党代会有了私营企业主代表，新社会阶层跃上政治舞台；另一个是给成千上万流动到广东非公企业的“党员游子”构筑了“家”，使他们“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
首次出席全国党代会
刘思荣(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2002年广东省惟一以私营企业家党员身份当选的中共十六大代表)：
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6年过去了，一想到参加十六大的情景，还是充满激情，感恩！感谢！自己能成为党的十六大5位私营企业主代表之一，真的从内心感谢党的信任，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创造了这一机遇。
我参加十六大时，与其他5位来自广东基层的党代表，提了两项建议，一个是关于实行党代表常任制的建议，另一个是加快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建议。中央对我们的建议非常重视，中央办公厅专门给了书面回复，大意是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已部署在浙江、广东等地试点；私营企业主入党，也将大胆慎重地推进。
参加全国党代会，使自己提高了一个层次。有人说我是从“裤衩大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我不忌讳这个说法。1980年，我揣着借来的4000元钱，创办了一家生产平脚内裤的厂子。如今我的企业经营婚纱晚礼服、光盘生产、房地产三大板块，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5亿元，上缴利税2488万元。最近被评为潮州10强企业之一。
这是企业的发展，而政治地位的提高更是超乎想象，除了当选省、全国党代表，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还被选为潮州市市委委员，作为民营企业家进入市委领导班子，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因了这些经历，我特别看重非公企业党建。厂子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党支部，如今公司设有1个党总支、3个党支部，有58名党员，公司党总支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有着32年党龄的我，一向认为党组织是企业凝聚力、向心力的所在。
企业主站在了党旗下
2002年“七一”这一天，令深圳友邻公司总经理刘敬伟终生难忘，经过15年的执著追求，他终于光荣地站在了党旗下，成为深圳市首批入党的7名私营企业主之一。他说，当时非常激动，宣完誓一出礼堂门，马上就是给父母、爱人打电话，和家人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
刘敬伟等私营企业主入党，意味着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春天”的来临。伴随着改革开放，私营企业在广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私营业主入党，在较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禁区，1989年有关文件还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直到2001年，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明确“将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此后，中组部在部分省(市)开展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试点工作，广东深圳、佛山被确定为试点市，自2001年8月至2004年3月试点期间，两市共发展24名私营企业主入党。
这期间广东新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的破冰之举，引起全国关注。2002年5月，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首次出现了18名来自非公企业的代表，尽管人数不多，但私营企业主在党代会上亮相，这在广东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开放的广东，对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诉求的重视。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刘思荣作为5名私营企业主代表之一出席了党的十六大。这也是非公企业代表首次出现在全国党代会上。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首次提出可吸收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为私营企业主入党铺平了道路。党章还第一次写入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责。
5年后，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党的十七大，非公企业的代表人数均有所增加。如今，广东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站在了党旗下，成为非公党建的积极推动者。
给“党员游子”一个家
高汉光(东莞光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我1988年“下海”办企业，当时36岁，是比较年轻的处级干部。为了断自己的后路，我档案、人事关系都没有要，只要了党组织关系，因为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上高中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整整执著追求了12年才入了党，因此非常珍惜这个党员身份。可没想到，这下自己成了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口袋党员”，当时既没有流动党员管理的有关规定，也没有非公企业成立党支部这一说，我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在口袋里一揣就是一年，不知该落到哪里，心里说不出的郁闷，后来我找到了我们企业所在地的东城一个村党支部，他们“收留”了我这个“党员游子”，我就在那个村党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一过就是十几年，可我内心是多少渴望非公企业能有自己的党组织。终于盼来了这一天，2001年4月，在东城区委的关心下，我们企业成立了党支部，是东莞民营企业中较早建立党组织的企业，我当时特别兴奋，真的有多年之后又找到“家”的感觉。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党建是生产力”，非公企业挂出了党支部的牌子，起到了“外树形象，内聚力量”的作用。对外，不少客户认为，有党支部的民营企业信得过，我们在美国的最大一个客户，当初签约时就是冲着我们的“红色背景”，他觉得跟这样的企业做生意可信度高。而对内，重要领导岗位都由党员担任，研发部、营销部、物控部等关键岗位也都是党员担纲重任。对党员实行绩效考核，普通党员考核合格，也可享受主管级待遇，包括房补、伙食补贴、通讯补贴等。我们是东莞第一批发展外来工党员的支部，现有20多名外来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曾被评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我本人连续两年被评为东莞市“两新”组织优秀党组织书记。
非公党建“无缝化”
1994年7月22日，广州市委《每天快报》刊登了《私企900多名党员盼望有个“家”》的一封信，“党员游子”的呼唤，引起了中共广州市委的高度重视，1996年4月，广州市工商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个私营企业协会党委，使1200多名流动党员回到组织的怀抱。
深圳特区早在1995年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总商会民营企业党委，使流动党员有“家”可依。2001年9月，珠海市成立新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作为市委派出机构，专门负责全市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在全国地级市中最早设立这一机构。2003年，深圳、东莞相继成立了民营经济工委和企业工委，并在区、镇(街道)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形成归口管理系统。
广东作为全国流动党员最大的“集散地”，不断推出流动党员管理的新举措。东莞创造了“一证一卡一系统一中心”的流动党员管理办法，并在镇(街道)成立32个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在村(社区)成立了609个流动党员管理服务站，为流动党员提供学习培训、过组织生活、就业等“一揽子”服务。深圳推行“片区建党”、“楼宇建党”，实现了非公党建“无缝化”全覆盖。广州探索流动党员IC卡管理、网上过组织生活，不断探索流动党员管理的新载体。
“炒更”、“打的”、“埋单”、“炒鱿鱼”、“生猛”、“搞笑”……这些老广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在过去30年里，纷纷成为某个年代、某一特殊时期炙手可热的流行词。
粤语对汉语及汉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大特点。粤语，尤其是粤语词语，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被全国人民所熟悉，被各地传媒所钟爱，被权威辞书所采用。
随着粤语“北上”的强劲势头，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氛围也悄悄地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氛围。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一出反映特区风貌的现代剧带出了“炒鱿鱼”一语，一出《霍元甲》电视剧唱红了一支粤语主题歌。自此一大批粤港词语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中华大地。一夜之间，“先生”、“小姐”代替了“同志”和“师傅”，“巴士”、“的士”也取代了“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结账”一词不知何时已经让位给“埋单”，“拷机”、“大哥大”日益成为身份的象征，“按揭”“物业”等词不断出现在报刊和广告的标题，“扮靓”、“搞掂”也逐渐为人们所乐用，“劲歌”、“金曲”则天天萦绕耳边，挥之不去；“吃生猛海鲜”、“唱卡拉OK”俨然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粤语从来没有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四大天王”和他们的情歌，港产电视剧也前所未有地成为成千上万“追星族”、“追戏族”之至爱；粤风、粤俗更是史无前例地走俏于大江南北。
在过往30年里，到底有多少粤港词语在汉语普通话中流传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陈章太教授说，有六七百之多。另一位社会语言学家陈建民教授的统计结果是：进入汉语普通话的粤港词语有600个。光从这两位知名学者的统计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天粤语给普通话造成的影响，就其数量和规模来说，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
有专家认为，作为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能够在过去的30年中对汉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充分说明了存在或者起源于华南的某些社会变革，它所营造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引发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格局，正在逐步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能远比语言学层面上单纯的粤语对汉语的影响来得更为深远。(文/曹建民）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