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注参考】关于脚注中引用的日本文献和朝鲜文献的名称
今天早上终于收到了样书。原本十分激动，但读了一会儿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此书参考了大量日本和朝鲜的文献，我在翻译此书时，将这些文献名称的英文都还原成了原本的“汉字+假名”，或“汉字+谚文”的写法。但在出版的书中，这些名称却又都被改回了英文（比如我原本将Tsuko ichiran还原成了《通航一览》，但在出版的书中又被写成了Tsuko ichiran）。在询问了编辑后得知，这是为了统一整套书的体例而做的改动，她也觉得抱歉。
既然如此那也没有办法了。虽然这本书中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整理了所有文献名称的原文，但考虑到不同于别的用英文写就的日本研究书，这本书参考的大部分文献都是日本或朝鲜的文献，因此如果不还原文献原本的名称的话，可能会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觉得很不方便。因此在与编辑商量后，决定将名称还原好的版本放在这里，以供有需要的读者参考。
这篇文章中的页码和脚注序号与书中的页码和脚注序号一一对应。
另外，也将全书的翻译凡例一起写在这里（其实一开始也写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体现在出版的书中），供读者参考。
一、关于书中的史料翻译，若史料原文为汉文，则翻译时直接引用汉文原文。若史料原文为古日文（即文语文或候文），则翻译时将作者在原书中使用的英译内容译为现代中文，并将日文的史料原文标注在注释中，以便有需要的读者查对。
二、引文中的[ ]符号代表作者补充的内容，（）符号代表作者标示的原本的日语词汇。
三、原书中存在的个别史实错误经与作者沟通后已作改正，译者会在具体改正之处添加注释予以说明。
p.4
[1] 这一引用来自Engelbert Kaempfer的The History of Japan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 1690-1692, tr. J. G. Scheuchzer, 3 vols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6), 3:301。此书附录中的论文标题与德川早期的对外关系相关，因为此标题正是日本锁国论观点的由来。
[2]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362.
p. 5
[1] 例如，Howard Hibbett, The Floating World in Japanese Fictio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75), p. 8; Thomas C. Smith, “Pre-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and the West,” in Past and Present, 60 (1973): 146-150。参看George Elison, Deus Destroyed: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3。
[2] 例如，岩生成一：《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弘文堂，1958），第1页、第369页以下。
[3] 例如，三鬼清一郎：《朝鮮役における国際条件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62（1974），第15页；John W. Hall, “Tokugawa Japan: 1800-1853,” in James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70), p.64.
p.7
[1] 宽永16年9月 日宗义成写给东莱府使的书信，《本邦朝鲜往复书》120卷（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抄本）卷4。（这一时期的书信经常不会标明具体日期，因此笔者用“月 日”来表示。）
[2] 小田省吾：《朝鲜陶磁器文献考 附釜山倭馆考》（学芸书院，1936），第117-163页。
p.8
[1] 参看Mitsugu Matsuda,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Ryukyu, 1609-1872”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1)以及 Mitsugu Sakihara, “The Significance of Ryukyu in Satsuma Finances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1)中的详细论述。Robert Sakai, “The Satsuma-Ryukyu Trade and the Tokugawa Seclusion Polic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3 (May 1964): 391-403对萨摩和琉球之间的贸易进行了更集中的论述。
[2] 冈田信子：《近世異国漂着船についてーー特に唐朝鮮船の処遇》，《法政史学》26（1974年3月），第39-40页。关于德川时代营救漂流民的更全面讨论，参看金指正三：《近世海難救助制度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二部第一章第六节的“外国船救助义务”。
p.9
[1] 老中，江户时代幕府官名，直属于将军而负责总理政务的主要长官之一。又称阁老。
[2] 永积洋子译：《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4卷，（岩波书店，1969-1970）4，第208-218页。永积洋子：《オランダ人の保護者としての井上筑後守政重》，《日本历史》327（1975年8月），第2页。
[3] 《德川实记》10卷，（吉川弘文馆，1964）3，第164页。
[4] 宽永16年9月日（1639年9月27日至10月26日）宗义成写给东莱府使的书信，《本邦朝鲜往复书》卷4。
p. 10
[1] 幕府对中国内乱的回应将在第四章中进行详细讨论。
[2] 正保3年6月11日阿部重次、阿部忠秋、松平信纲写给岛津光久的书信。参看《鹿儿岛县史料，旧记杂录追录》8卷，（鹿儿岛县，1971-1978）1，第45页。
p. 11
[1] 三月朔日曾[根]源左卫门吉次（花押）、村[越]治左卫门吉胜（花押）、伊[丹]蔵人[胜长]（由于没有登城，因此没有花押）写给平野藤次郎、角仓与一、末吉八郎左卫门的文书。（京都市史编纂所所蔵，角仓家文书）。笔者十分感谢京都市史编纂所以及林屋辰三郎教授和川嶋将生先生为笔者提供这封文书的照片以及与其一同被发现的其他五封文书。川嶋将生先生在介绍这些文书的《鎖国後の朱印船貿易家》（《京都市へんさん所通信》143,1981年4月）中认为这封文书的作者是幕府勘定奉行，并且翻刻了此封和另外两封文书。根据文本中的证据，川嶋先生认为这封文书写于1652年到1659年之间，除此之外，更准确的日期已无法得知。（史料原文：“大猷院様御代ニモ両年異国江船被相渡候処、其以後渡海御留被成迷惑被申候間、唐船之御朱印頂戴被致度之旨被申越、令得其意候、乍去、久被致中絶候儀候条、早速相談も難成候、頓而五味備州可為帰京之間、其節水野石州、備州江被遂相談、其上にて可被申越候”——译者注）
[2] 林屋辰三郎的话被登载在《朝日新闻》1980年11月23日。
p. 12
[1] 当时的用语有“海禁”（明朝的用语）、“御禁制”、“御严禁”、“御禁”。
[2] 石井良助编：《徳川禁令考》6卷，（创文社，1959）6，第375-379页。
[3] 《国书总目录》8卷及其索引，（岩波书店，1964-1976）3，第692页。
p. 13
[1] 根据1639年夏写成于葡萄牙驱逐令发布前几周的平户荷兰商馆日记，在幕府驱逐葡萄牙人之前，幕府曾仔细确认了这一行为不会阻碍日荷贸易。原始文献参照永积洋子译：《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3，第331-333页；永积洋子：《オランダ人の保護者》，第10页。
[2] 《少年必读日本文库》12卷，（博文馆，1891-1892）卷5。板泽武雄是第一位指出发明“锁国”的人是志筑忠雄的学者。参看板泽武雄：《昔の南洋と日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40），第145页。
p. 14
[1] 这一点在井野边茂雄：《維新前史の研究》（中文馆，1935），第275-295页中有所讨论。
[2] Engelbert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3: 301.
[3] Engelbert Kaempfer,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2 vols. (Stuttgart: F. A. Brockhaus Komm., 1964) 2: 385. 小堀桂一郎：《鎖国の思想》（中央公论社, 1974），第58页以下讨论了这一误译。
p.15
[1] “归来号”事件在岩生成一：《锁国》（中央公论社, 1966），第431-434页中得到了简要讨论。相关文书收录于林韑编：《通航一览》8卷, （国书刊行会, 1913）6, 第352-398页。
[2] Iwao Seiichi, “Reopening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Siam during Tokugawa Days,” in Acta Asiatica, 4 (1963): 1-31.
p. 16
[1] “通信之国”与“通商之国”的区分依旧被一些日本史家看做是17世纪30年代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也常被用作分析17世纪对外关系的前提，而不是被视为产生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概念。例如，荒野泰典：《幕藩制国家と外交——対馬藩を素材として》，《1978年度歴史学研究大会報告》，第95页。
[2] 《通航一览》7，第94页以下。松平定信：《宇下人言·修行录》（岩波书店，1942）第164页。Herman Ooms, Charismatic Bureaucr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Matsudaira Sadanobu 1758-182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p. 119-121.
[3] 《通航一览》7，第192-193页。
[4] 《通航一览》1，第1页。林韑受将军之命编纂此书以作为外交手册。此书搜集了德川幕府在1825年前处理对外关系的先例。其续编《通航一览续编》5卷，（大阪，清文堂出版，1967-1973）则记载了1825年至1850年代之事。
p.17
[1] 德川幕府为处理对外问题而设置的职务。——译者注
[2] 《大日本古文书 幕末外国关系文书》44卷，（史料编纂所1910—）16，第549-552页，安政4年6月日（1857年7月-8月）。1637年至1638年的岛原之乱是一场发生在西九州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许多起义者都是日本基督徒。关于反叛的起因，现代的研究者们讨论了基督徒的反抗和野心勃勃的地方大名的过度剥削这两个原因中，但幕府似乎将其看作一场基督徒的起义，并依此进行处理。关于这场叛乱的大致情况，参见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pp. 375-383; Elison, Deus Destroyed, pp. 217-222、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1975），第279-325页。朝尾直弘仔细考察了大名的严酷统治和基督教热情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关于岛原之乱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参见中村质：《島原の乱と鎖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975），第227-262页。（史料原文：“御三代様寛永十三年、南蛮船を御制禁被遊候以来......阿蘭陀之外......御厳禁与相成、島原之逆徒伏誅之後、天下之為ニ鎖国之御法を御創建被遊......”——译者注）
[3] 大老是高于老中且在特殊情况才下被任命的特别官职,它也会作为荣誉授予老中当中受到特殊眷顾的人。在德川时代260年的历史中,共任命了13位大老(相比之下，老中共有175位)。关于堀田正俊作为大老的特殊意义,参见Conrad Totman, 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 pp.211-214。——译者注
p. 18
[1] 《大日本古文书 幕末外国关系文书》2，第255页，嘉永6年8月2日（1853年9月4日）。（原文：“鎖国ノ法ヲ守ル能ハズ”——译者注）
[2] 《稿本国史眼》（史学会，改订版，1908），第436页以下。
[3] 同上，第451页。（原文：“鎖国ノ旧法。”——译者注）
[4] 同上，第463页。（原文：“鎖国ノ積習人心ニ染ム深シ”——译者注）
[5] 同上，第396页以下。
p. 19
[1] 中村孝也：《江戸幕府锁国史论》（奉公社，1914）。
[2] 同上，第1页。
[3] 同上，第5页以下。
[4] 同上，第6-14页。
p.20
[1] 同上，第290-310页。中村只关注日欧关系，但唯一的例外是他也简单考察了郑芝龙向日本求援以复兴明朝一事，参见第358-365页。中村认为幕府之所以拒绝郑芝龙的请求是因为存在锁国政策。中村忽视了他自己曾提出的锁国定义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他更没有意识到幕府拒绝请求的实质以及影响这一决定的其他因素。参见本书第四章。
[2]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3卷。（吉川弘文馆，1965ー1969）下，第245-336，465-563页。
p. 21
[1] James Murdoch, A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Century of Foreign Relations, 1542-1651, 3 vols. (Kobe, 1903, 1910; London, 1926), vol.2.
[2] Ibid., 3: 259-312.
[3] Ibid., p. 252.
[4]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5] Ibid., pp. 362-387.
[6] Ibid., p. 362.
p. 22
[1] George Elison, Deus Destroyed, p. 3.
[2] Ibid., p. 2.
[3] Eijiro Honjo, Economic Theory and History of Japan in the Tokugawa Period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5), p. 215.
[4] W. G. Beasley,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Publishers, 1963), p. 2.
p. 23
[1] William A. Williams, “The Legend of Isolationism in the 1920’s,” in Science & Society, 18 (Winter 1954): 1-20, reprinted in Issu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ed. Armin Rapoport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pp. 215-228.
[2] Stephen Peter Rose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Domestic U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Diplomatic History, 5-3 (Summer 1981): 183-202.
p.27
[1] 家康位居五大老之首的地位体现在《丰臣秀吉遗言觉书》中。参见《大日本古文書 家わけ第二 浅野家文書》（东京帝国大学，1906），第135-138页。
[2] 家康在1598年独自处理对外事务的一个例子可见于庆长3年11月15日他给浅野长政的书信。参见《大日本古文書 家わけ第二 浅野家文書》，第119页以下。参考中村孝也《徳川家康文書の研究》（4卷，日本学术振兴会，1958-1961）2，第357页，及庆长3年11月4日德川家康给藤堂高虎的书信，收录于中村孝也《徳川家康文書の研究》，第356页。
p. 28
[1]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第141-302页对丰臣秀吉前的日朝关系做了全面考察。参照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第53-94页。
[2] George H. Kerr,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8), pp. 151-156. 新屋敷幸繁：《新讲冲绳一千年史》2卷（雄山阁，1961）2，第420页。
p.29
[1] 《大日本古文書 家わけ第二 浅野家文書》第117-120页。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53页。
[2]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54页。
[3] 关于日本的朝鲜侵略最后一战的简要记述，参见李丙焘等：《韩国史》7卷（首尔：乙酉文化社，1959-1965）3，第657-669页。
p.30
[1] 《朝鲜通交大纪》抄本，10卷（宗家文书，对马万松院所藏）卷4。参照近年出版的田中健夫、田代和生编：《朝鲜通交大纪》（名著出版，1978）第147页。为了读者方便，本书在引用《朝鲜通交大纪》时将一并写上抄本和刊本的页码。这份抄本标记了交给幕府版本中被省略的部分。由于对马藩需要持续记录实际发生之事，这一抄本可以被认为真实地反映了对马藩的所知所闻，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对马藩所了解的被幕府记录之事。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第249、261页和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创文社，1981）第37页质疑了此处对马藩声称的得到了家康授权的真实性。
[2] 《宣祖大王实录》卷107，第20页a-第21页b，《朝鲜王朝实录》48卷，索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63）23，第547页以下。
[3] 中村荣孝：《ツシマの歴史的位置》，《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第311-338页。关于对马岛农业疲敝的生动历史叙述，参见3世纪的陈寿编：《三国志·魏志》5卷（北京：中华书局，1971）。
p.31
[1]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57页。
[2] 《通航一览》1，第303页；《朝鲜通交大纪》卷4，第148-150页。
[3] 同上。
[4] 同上。详细情况参见内藤雋辅关于战俘送还的仔细考查，即《文禄慶長の役における被虜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同时参见《宣祖大王实录》136卷，第2页b，《朝鲜王朝实录》24，第228页中庆尚左道兵使金太虚1601年的报告，他称自己从一群归国俘虏处听闻小西行长“因战致死”（实际上是被处刑）。1601年5月26日，归国俘虏中的一位名叫姜士俊的人报告了自秀吉去世至关原之战之间政治发展的详细情况。他总结道，日本“只欲交邻，通商贾之船云云”。他同时报告说对马藩的和平性试探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支持。《宣祖大王实录》136卷，第21页b-第23页b，《朝鲜王朝实录》24，第237页以下。
p.32
[1]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57页。
[2]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60页。李德馨的上书参见《宣祖大王实录》144卷，第19页b-第20页a，《朝鲜王朝实录》24，第330页；《宣祖大王实录》145卷，第8页a-第9页b，《朝鲜王朝实录》24，第335页以下等。李德馨在1602年3月26日（宣祖24年12月3日）成为了领议政，《宣祖大王实录》147卷，第3页a，《朝鲜王朝实录》24，第350页。
[3] 《通航一览》1，第308页以下。
[4] 《通航一览》1，第308-313页。
[5] 《宣祖大王实录》171卷，第19页b-第20页a，《朝鲜王朝实录》24，第572页以下；《宣祖大王实录》171卷，第22页a-第24页a，《朝鲜王朝实录》24，第575页以下。关于金光，参照中村荣孝：《朝鮮役の金光俘虜の送還》，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中，第477-496页。金光与宗义智的外交顾问禅僧景辙玄苏的谈话被认为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中，第479页以下引用了二者的谈话。关于玄苏以及禅僧在日本外交中的作用，参见长正统：《景轍玄蘇についてー外交僧の出自と法系》，《朝鲜学报》29（1963）：135-147。
p.33
[1] 《通航一览》1，第308-313页。
[2] 《通航一览》1，第314-327页收录了关于松云使节的史料。关于松云和加藤清正，参见李元植：《壬乱僧将松雲大師墨跡の発見に寄せてー加藤清正陣営への往返を中心に》，《韩》5，5-6（1976年）：218-234。
[3] 《宣祖大王实录》174卷，第9页b，《朝鲜王朝实录》24，第611页，辽东御史的书信。
[4] 《宣祖大王实录》175卷，第7页b，《朝鲜王朝实录》24，第617页；《通航一览》1，第314页。
p.34
[1] 《朝鲜通交大纪》卷4。万历32年4月（1604年7月27日-8月24日）成以文给对马守的书信，同见于《通航一览》1，第315页。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内外书籍，1930年）第466页以下写道，“1604年，朝鲜接受了对马宗氏的请求，允许对马人前往釜山进行贸易”。成以文确实写道，“赍持物资，往来交易，姑且许之”，但依管见所及，笔者并未发现在1611年前除外交使节附带的贸易之外，还进行了常规贸易的证据。或许这句“日本若能自此更输诚意”给出了这样的提议。
[2] 《朝鲜通交大纪》卷4；《通航一览》1，第317-322页。《方长老朝鲜物语附柳川始末》，《新订增补史籍集览》41卷（京都：临川书店，1967）28，第455页；《宽正重修诸家谱》22卷，索引4卷（群书类从完成会，1964-1968）8，第255页；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466页以下。
[3] 《鹿苑日録》庆长10年2月28日（1605年4月16日）条，《大日本史料》（史料编纂所，1901-）12-2，第989页以下。
[4] 《攷事撮要》（京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41）第112页。
p.35
[1] 《通航一览》1，第317-322页。
[2] 《朝鲜通交大纪》卷4，第173-174页。
[3] 即中宗（1506年-1544年在位）之墓和成宗（1469年-1494年在位）嫔御之墓。
[4] 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467页。
p.36
[1]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64页以下。伪造的家康国书被记录在《宣祖大王实录》205卷，第10页a，《朝鲜王朝实录》25，第284页宣祖39年11月12日条中。朝鲜将此封国书报告给了明朝，这收录在《皇明实录》中。近藤守重编：《外蕃通书》，《近藤正斋全集》3卷（国书刊行会，1906）3，第15页。该全集中近藤的作品都是独立编页。
[2]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64页以下；《宣祖大王实录》205卷，第14页a-第14页b，《朝鲜王朝实录》25，第286页。当副使庆暹看到秀忠在1607年给宣祖的回复时，他立刻确定1606年的的国书是伪造的。庆暹：《庆七星海槎录》，《海行惣载》4卷（京城：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2，第49页。
[3] 三宅英利：《徳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朝鲜学报》82（1977年1月）第109页。
[4] 《宣祖大王实录》185卷，第10页a，《朝鲜王朝实录》25，第63页；《宣祖大王实录》187卷，第3页a，《朝鲜王朝实录》25，第63页等。
[5] 庆暹：《庆七星海槎录》，《海行惣载》2，第1、43页。朝鲜历的5月相当于日本庆长12年的闰4月。不同的史料对于使节人数的记载不一致。参见三宅英利：《徳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第119页以下；第130页，注85。
p.37
[1] 《孝亮宿祢日次记》庆长12年4月8日条，《大日本史料》12-4，第785页。（史料原文：“日本與朝鮮国和談之御礼申将軍。”——译者注）
[2] 《鹿苑院日录别录》庆长12年4月8日条，《大日本史料》12-4，第785页。
[3] 《方长老朝鲜物语附柳川始末》，《新订增补史籍集览》28，第456页。
[4] 《庆长日记》，《通航一览》1，第318页。朝鲜和日本对于1607年朝鲜使节性质的不同看法在三宅英利：《徳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第110-113页中得到了详细考察。
[5] 奉复即答复。——译者注
[6] 《外蕃通书》，第9-15页。担任德川家齐的书物奉行等文书管理职务的《外蕃通书》编者近藤守重（1771-1829）是第一位发现1606-1607年伪国书的人。这份国书的原本收录在《朝鲜通交大纪》卷5，第173-174页中，其中还写着不应让幕府看到的提示和“柳川景直此时伪造了两封国书”的注释。
p.38
[1] 江户城的拜谒被详细记录在庆暹：《庆七星海槎录》，《海行惣载》2，第48-50页。
[2] 《朝鲜通交大纪》卷5，第176页；《通航一览》3，第87页收录了吴亿龄的书信内容。庆暹：《庆七星海槎录》，《海行惣载》2，第48页中记录了这一转交。
[3] 三宅英利：《徳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第113页。
[4] 庆暹：《庆七星海槎录》，《海行惣载》2，第65页。
p.39
[1] 同上，第49页。
[2] 《通航一览》3，第88页以下。
[3] 这两个问题的意义留待之后的第三章讨论。
[4] 庆暹：《庆七星海槎录》，《海行惣载》2，第55页。
[5] 同上，第54页。
[6] 同上，第49页引用了对马顾问僧规伯玄方的话以强调这点。
p.40
[1] 本表格的制作依据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302页以下；《海行惣载》；《通航一览》；李元植：《朝鮮純祖辛未対馬の訪日についてー対馬における日韓文化交流を中心》，《朝鲜学报》72（1974）第4页。
[2]（日）意指日本的观点，（朝）意指朝鲜的观点。第41页注1中列出的三宅英利的论文详细分析了朝鲜与日本对这些遣使活动的不同看法。
[3] 1811年的使节比家齐继任将军晚了27年，一方面是因为幕府不愿意承担接待使节所需的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井白石最初在1710年对在江户接待朝鲜使节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新井白石全集》6卷，国书刊行会，1905-1907，卷4，第628页以下），毕竟前往朝鲜的日本人甚至不能离开釜山。关于这次使节的详细内容，参见田保桥洁：《近代日鮮関係の研究》2卷（京城：朝鲜总督府，1940）下，第639-894页。
p.41
[1]三宅的许多论文讨论了这一认识分歧。例如，《元和朝鮮通信使来聘理由への疑問》，《九州史学》52（1973年）第31-42页。
[2] 这一侦察使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讨论。
[3] 《本邦朝鲜往复书》各处；《朝鲜通交大纪》各处。
p.42
[1] 这一点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讨论。
[2] 《通航一览》3，第403页。
[3] 《宣祖大王实录》221卷，第4页a，《朝鲜王朝实录》25，第395页宣祖41年2月1日条。
[4] 《通文馆志》（京城：朝鲜总督府，1944；首尔：景仁文化社，1973再刊）第81页；《增正交邻志》（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4）第158页。
[5] 《攷事撮要》，第120页。
p.43
[1] 《朝鲜通交大纪》卷3，第127页。
[2] 这里的“约条”指的是朝鲜王朝与对马藩主之间的协约（相当于英文的“agreement”），不同于作为国与国之间盟约的“条约”（相当于英文的“treaty”）。作者在下文中也指出了二者的不同。——译者注
[3] 即1443年的《癸亥约条》、1512年的《壬申约条》以及1547年的《丁未约条》。——译者注
[4] 1443年、1512年和1609年的约条内容收录于《通文馆志》第81页以下，以及《增正交邻志》第171页以下。关于1443年的《癸亥约条》，参见濑野马雄：《正統癸亥条約について》，《史学杂志》26-9（1926年）第103-123页；《朝鲜通交大纪》卷1；《世宗大王实录》卷100-104页各处。关于1512年的《壬申约条》，参见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9-12页；李铉淙：《朝鲜前期对日交涉史研究》（首尔，韩国研究院，1964）第278-293页。关于1547年的《丁未约条》，参见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170-183页；李铉淙：《朝鲜前期对日交涉史研究》，第294-299页。关于1609年的己酉约条，参见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82-300页；李铉淙：《己酉條約成立始末?歲遣船數?對??》，《港都釜山》4（1964年）第229-312页。李铉淙：《己酉條約内容?史書別綜覽檢討》，《大丘史学》7-8（1973年）第281-300页中收录了1609年约条的所有现存版本，这些版本来自《通文馆志》卷5、《增正交邻志》卷4、《边例集要》2卷（首尔：探求堂，1973）卷5、《攷事撮要》卷2、《接待倭人事例》卷1以及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的宗家文书。李铉淙在《己酉条约内容》第279页以下给出了一个整理本。
[5]倭馆类似于后来荷兰人在长崎建立的商馆。
p.44
[1] 根据外交礼仪，朝鲜应当为前来朝鲜的日本使节提供食物，而日本也应在朝鲜使节来访时提供食物。
[2] 田代和生：《近世対馬における日鮮貿易の一考察》，《日本历史》268（1970），第88-114页。
[3] McCune, “Kore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1800-1864”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41), p. 12. James B. Palais, “Korea on the Eve of the Kanghwa Treaty, 1873-1876”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7), p. 537.两篇论文都认为这一“条约”决定了1876年前的朝鲜与日本关系。Key-Hiuk Kim, 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pp. 15-16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虽然汉城与江户之间的交涉并不规律，但它们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基础。
p.45
[1] McCune, “Korean Relations,” p. 12；参照Key-Hiuk Kim, 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p. 23.
[2] 《承政院日记》115卷（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25，第10页；Ronald P. Toby, “Korean-Japanese Diplomacy in 1711: Sukchong’s Court and the Shogun’s Title,”《朝鲜学报》74（1975年1月），第10、23页注40。
[3] 《国书总目录》5，第694-698页列出了50余册与江户时代的朝鲜使节相关的同时代书籍，它们将使节称作“来朝”或“来贡”，这二者都含有臣属和朝贡之意。其中的2册，即描绘1617年使节的《朝鲜来贡记》和描绘1624年使节的《朝鲜信使来贡记》都由林罗山写就，因此具备了半官方的性质。在林罗山为本多正纯起草的1611年给中国的书信中，林罗山将朝鲜描绘为向日本朝贡的国家。本多正纯给福建总督的书信，收录于《林罗山文集》（大阪：弘文社，1930年）第130页。地方的官员同样认为朝鲜是前来朝贡的，例如《朝鮮人来朝ニ付村々宛之書上帳》（抄本，1710年，笔者私藏）记录了1711年为了接待通信使而向东海道的滨松附近各村征收物品的明细。参照中井竹山：《草茅危言》，《中井竹山と草茅危言》（大正洋行，1943），第165页。
[4] 新井白石主张应在对马接待朝鲜使节，以改善这一情况。参见《新井白石全集》6卷（国书刊行会，1905-1907）4，第682页。这一主张在75年后，即1787年德川家齐继任将军之位时，由中井竹山提议，被松平定信积极采纳，最终于1811年得到实行。参见田保桥洁：《近代日鮮関係の研究》下，第639-894页。
p.46
[1] 李瀷（1682-1763）有感于日本人忠诚和义理的美德。参见他的《日本忠义》，《星湖僿说》2卷（首尔：景仁书林，1967）1，第602页。这部份的日文引用参见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314-315页。李瀷曾预言尊皇派会发起叛乱，推翻将军，复兴天皇，并使其恢复原有的权力。他所描绘的场景与一百多年后实际发生的倒幕过程惊人地相似。他的这种想法是基于阅读崎门学派的学者山崎闇斋（1618-1682）、山崎的弟子浅见絅斋（1652-1711），以及浅见的弟子若林强斋（1676-1732）的著作的而得来的。这表明18世纪初期的朝鲜能够见到日本学者的学术作品。相反，山崎闇斋也是朝鲜朱子学者李滉（退溪，1501-1570）的崇拜者，这点山崎自己也承认。参见Ryusaku Tsunoda et al., comp.,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56.林罗山积极向朝鲜使节询问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可以更进一步体现出这种崇拜。同上，第350页以下。
[2] 例如，田代和生：《十七、十八世紀日鮮貿易の推移と朝鮮渡航船》，《朝鲜学报》79（1976年4月），第14页。
p.47
[1] McCune, “Korean Relations”, pp. 156f.
[2]请比较李铉淙：《己酉條約内容?史書別綜覽檢討》，第291-295页中的文本、李铉淙在第297页以下给出的整理本、《通文馆志》第82页以下的文本和《增正交邻志》第12-17页的内容。尤其是，马科恩将后者史料注释的一部分（第14页）解释为“（上述日本官方贸易船的类型）应当被分门别类。他们不被允许前往汉城，而应当在釜山的倭馆受到接待”，将其认为是约条的一部分（他还将这一约条看做是条约）。笔者认为这一内容是注释和既有礼仪的一部分的看法与铉淙的分析以及中村荣孝：《己酉约条再考》，《朝鲜学报》101（1981年10月）第49-50页一致。
[3] 万历8年3月1日（1610年3月25日）礼曹的记录，收录于《朝鲜通交大纪》卷5，第180-183页。
[4] 《朝鲜通交大纪》卷5，第199-200页。
[5] 参照第三章。
p.48
[1] 三宅英利在下述一系列论文中考察了日本幕府和朝鲜政府对这些遣使活动所抱有的不同目的：《徳川政権初回の朝鮮信使》；《元和朝鮮通信使来聘理由への疑問》；《寛永の朝鮮信使》，《九州史学》53-54（1974），第63-64页；《寛永13年朝鮮信使考》，《北九州大学文学部紀要B系列》6（1974）第1-20页；《鎖国直後の朝鮮通信使》，《北九州大学文学部紀要B系列》51-52（1971）第23-52页；《李氏孝宗朝日本通信使考》，《北九州大学文学部紀要B系列》3.1（1969）第1-32页；《天和朝鲜通信使考》，《史学論集対外関係と政治文化》2卷（吉川弘文馆，1974）1，第163-192页。
p.49
[1] George H. Kerr, Okinawa, p. 155; 新屋敷幸繁：《新讲冲绳一千年史》1，第420页。
[2] 关于萨摩的琉球征服和尚宁王的江户参府的相关文书收录于《通航一览》1，第5-291页。关于此事的英文概述可参见George H. Kerr, Okinawa, p. 151-166; Robert K. Sakai, “The Ryukyu (Liu-Chiu) Islands as a Fief of Satsuma,”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15-118. （此书的中译本为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
[3] 庆长14年7月13日本多正纯给岛津家久的书信以及同日本多正纯给岛津义久的书信。收录于《大日本古文書 家わけ 第十六 島津家文書》2卷（东京帝国大学，1942-1966）2，第336页以下。
[4] 相关讨论参见Robert K. Sakai, “The Ryukyu Islands,”pp. 118f。
p.50
[1] 《人见竹洞全集》3卷（抄本节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卷3。荻生徂徕的《琉球聘使记》（抄本，南葵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反映了对1711年琉球使节的一种矛盾。荻生徂徕一方面明确地将琉球看做外国，但同时又写道，“盖中山王实为萨附庸而其使人与萨侯之老比者”。
[2]关于笔者对日本接待朝鲜使节和琉球使节时安排的相对外交地位问题的看法参见第五章。
[3] 《林罗山文集》第130-163页。
p.51
[1] 林鵞峰编：《华夷变态》3卷（东洋文库，1958-1960）1，第79-91页各处。
[2] Mitsugu Sakihara, “The Significance of Ryukyu in Satsuma Finances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1), p. 11.《德川实纪》5，第403页。（史料原文：“琉球は日本の藩屏”——译者注）
[3] 《承政院日记》25，第10页；Ronald P. Toby, “Korean-Japanese Relations in 1711: Sukchong’s Court and the Shogun’s Title,” 《朝鲜学报》74（1975年1月），第10、23页注40。
[4] Oliver Statler, Shimoda Story (Random House, 1969), p. 491.斯泰勒对这段的引用有误，但《大日本古文书 幕末外国关系文书》卷16，第42页（安政4年7月21日下田奉行给老中的书信）以及同上卷16，第158页（安政4年7月16日海防掛大目付与大目付给老中的书信）证明了面临重大外交危机的幕府高官们将与琉球和朝鲜的关系看作可参考的先例。
[5] 《德川禁令考 前集》6卷（创文社，1959）6，第375-439页。《御触书宽保集成》（岩波书店，1934）第1336-1356页等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分类。
p.52
[1] 本表的制作根据《通航一览》1，第1-250页；《通航一览续辑》5卷（大阪：清文堂出版，1968-1973）卷1；大岛延次郎：《琉球使節の江戸参礼》，《历史地理》61-3（1933）第50页；Shunzo Sakamaki, Ryukyu: 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Okinawan Stud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3),p. 90；《人名辞典》10卷（平凡社，1953-1955）。琉球姓名的读法根据Sakamaki, ed., Ryukyuan Names: Monographs on and Lists of Personal and Place Names in the Ryukyus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1964)。
[2]使节接见通常在旧历的最后一个月进行，这在格里高利历中算作是前一年。以下1644年、1711年、1753年、1791年、1797年同。
p.53
[1]大岛延次郎将此次使节误认为是谢恩使。参照《通航一览》1，第198页。
[2] 经与本书作者确认得知Robert Sakai的姓氏Sakai对应的汉字为堺。——译者注
[3] Robert K. Sakai, “The Ryukyu Islands,”pp. 112-115.
[4] 武野要子：《薩摩藩の琉球貿易と貿易商人石本家の関係》，秀村选三编：《薩摩藩の基礎構造》（お茶の水書房，1970）；同：《藩貿易史の研究》（ミネルヴァ書房，1979）第5、9章。
p．54
[1] 渡口真清：《近世の琉球》（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第359-373页。
[2] 山本美越乃：《誤れる植民政策の奇形児——琉球》，《经济学论丛》23（1926），24（1927），28（1928）。
[3] 关于这些使节以及中国对琉球的册封的详细考察，参见Ch’en Ta-tuan, “Investiture of Liu-Ch’iu King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135-164.
p.55
[1] Robert K. Sakai, “The Satsuma-Ryukyu Trade and the Tokugawa Seclusion Policy,”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3 (1964): 391.
[2] Ibid.
[3] Tashiro Kazui, “Tsushima han’s Korean Trade, 1684-1710,” in Acta Asiatica, 30, (1976) p. 97.
p.59
[1] 伊东多三郎：《江戸幕府の成立と武家政治観》，《历史学研究》131（1948年1月）第1-11页；132（1948年2月）第29-47页简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p.60
[1]Dolf Sternberger,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9: 244.
[2] David Margarey Earl, Emperor and Nation in Japan,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Tokugawa Perio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p. 15ff; John Whitney Hall, Government and Local Power in Japan, 500-1700, A Study Based on Bizen Provi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345-353; Conrad Totman, 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 1600-184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9f; Herschel Webb, The Japanese Imperial Institution in the Tokugawa Perio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68-174.近十年来关于将军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特别参见Japan before Tokugawa: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1500-1650, ed. John W. Hall et 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中收录的以下论文：Asao Naohiro, “Shogun and Tenno, ”Fujiki Hisashi, “The Political Posture of Oda Nobunaga,” John Hall, “Hideyoshi’s Domestic Policies,” Katsumata Shizuo, “The Development of Sengoku Law,” and Sakai Junnosuke, “The Changing Rationale of Daimyo Control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Bakuhan State.”
p.61
[1] Charles P. Korr, Cormwell and the New Model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5, 7.
p.62
[1] 与恢复外交关系过程相关的史料和基本研究，参照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465-480页；《外蕃通书》，第9-21页；《通航一览》1，第241-328页；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第234-336页。
[2] 早在1609年，家康就曾下达命令告诉朝鲜“欲假道路修贡大明”。 鱼叔权：《攷事撮要》（京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41）第120页以下。《朝鲜通交大纪》卷5中收录了一封重复这一要求的书信。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473页以及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第54页同样记述了相关证明，但辻善之助避开了含有“贡”的意思的语句。
[3] 参见林鵞峰：《朝鲜来往外集序》，《鵞峰先生林学士文集》（目次，序言1，序言2，120卷，51分册，1689）90卷，第3页b。
[4] 欧阳修：《正统论》，《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59，第5页a-第18页a；苏轼：《正统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11，第5页b-第11页a；司马光：《资治通鉴》11卷（北京：新华书店，1956）3，第2185-2188页。加上训点的文本参照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全13卷（大修馆书店，1955-1956）6，第673页以下。
p.63
[1] 本多正纯给福建总督的书信，收录于《林罗山文集》第130页。
[2] 《通航一览》1，第9-39页；《鹿儿岛县史》5卷（鹿儿岛县，1940-1943）4，第660-679页。关于家康试图通过琉球与明朝取得联系，参见木宫泰彦：《日支交通史》2卷（金刺芳流堂，1926-1928）卷1，第459页以下。关于萨摩入侵琉球的英文简述，参见George H. Kerr, Okinawa, pp. 156-166; Robert K. Sakai, “The Ryukyu (Liu-ch’iu) Islands as a Fief of Satsuma, ”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15-118.
[3] 《明史》6卷（国防研究院，1962）1，第145页以下；6，第3700页。琉球与明之间的通信被收录在《历代宝案》中，引自宫田俊彦：《近世初期の琉明貿易》，《日本历史》340（1976年9月）第2-6页。
p.64
[1] 这一关系还包括了从日本不定期地派遣使节到明朝。详细讨论参见Wang Yi-t’u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以及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至文堂，1961）。
[2] 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改订史籍集览》全33卷（近藤出版部，1900-1902）21，第37页以下。
p.65
[1] 佐藤进一：《室町幕府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全23册（岩波书店，1962-1964）7，第48页。
[2] 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第23页以下、第55页以下对“表”有所解释。
p.66
[1] 《林罗山文集》，第130页。
[2] 《明史》1，第145页。
p.67
[1] 欧阳修：《正统论》，《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59，第5页a-第18页a；苏轼：《正统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11，第5页b-第11页a；司马光：《资治通鉴》11卷（北京：新华书店，1956）3，第2185-2188页。关于三代标准的精彩论述，参见小岛祐马：《中国の革命思想》（筑摩书房，1967）第25-28页。
[2] 大部分通信被收录于《外蕃通书》8-9卷，第52-62页中。1620年前写给明朝的所有书信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请求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并与明朝展开直接贸易。所有书信都反映了日本对承认中国普遍正当性的矛盾心态，这一矛盾心态可见于《林罗山文集》第130页收录的本多正纯写给福建总督的书信。然而，经过1619年至1621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日本便不再寻求对明朝的直接贸易，日本在此后写给明朝的书信在内容上集中于基督教问题。这明显体现在《林罗山文集》第136页以下、《外蕃通书》第58页以下收录的1625年8月末次平藏写给福建总督的书信中。林罗山起草了这些书信，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体现了幕府的决策。
p.68
[1] 朱印状是由幕府颁发的特许状，它加盖了将军的红印，允许其携带者进行特定的海外远航。家康最迟在1604年开始实行这项制度。在发行朱印状之前，家康曾致信包括吕宋和暹罗在内的东亚诸国的统治者，告知他们这些朱印状可以证明其携带者的真实性，并请求允许携带者在被许可的目的地进行自由贸易，任何没有携带朱印状的日本船只都应该被视作海盗。参见《外蕃通书》第73页收录的1601年春家康写给安南王的书信。这一制度几经修改一直持续到1635年。在执行力最强的时候，它甚至能保证战争区域的航行安全。简单的相关论述参见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pp. 261-267。权威的研究参照岩生成一：《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
[2] 此事被记录于以心崇传：《异国日记》4卷（抄本，史料编纂所）卷2。《通航一览》5，第555-561页也进行了收录。后者还给出了书信的原文。其他相关记录参见以心崇传的日记，即《本光国师日记》7卷（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70）5，第103-117页。下文的讨论建立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之上。
p.69
[1]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卷，第141-202页。
[2] “様”，日语中对人的敬称。——译者注
[3] 《异国日记》卷2；《外蕃通书》第58页；《通航一览》5，第558页。
p.71
[1] 《林罗山文集》，第136页以下；《外蕃通书》，第58页以下等。
[2] 朝尾直弘：《锁国》，第359页以下；朝尾直弘：《将軍政治の権力構造》，《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10（1975），第5页等。
p.72
[1] 前往京都的雅称。——译者注
[2] 辻达也：《寛永期の幕府政治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横滨市立大学论丛》24-2·3（1973），第31-35页。对比Totman, 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 pp. 38f.
p.73
[1] 关于此次使节派遣的背景，参见三宅英利：《元和朝鮮通信使来聘理由への疑問》。关于使节自身，参见《通航一览》1，第381-384页；同上2，第303页以下；同上3，第90页以下、第209-213页；朝鲜正使吴允谦的日记《東槎录》，《海行揔载》2，第78-110页以及副使李景稷的日记《扶桑录》，《海行揔载》2，第111-205页。
[2] 《光海君日记》112，第9页b，《朝鲜王朝实录》32，第565页；《通航一览》1，第381-384页。
[3] 《本光国师日记》4，第143页；《大日本史料》12-27，第417-656页，秀忠给荷兰人的朱印状参见第606页，对葡萄牙人的接待参见第581-588页。
p.74
[1] 《大日本史料》12-27，第308-360页。关于对大名下达的命令，参见《本光国师日记》4，第135页。
[2] Richard Cocks, 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1615-1622，《日本関係海外史料 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 訳文編之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2，第156-157、77-78页（儒略历1617年8月31日）。这一版本取代了村上版Diary of Richard Cocks, 2 vols. (Sankosha, 1889)，不过读者可以通过日期在后者的版本中找到引文。
[3] Cocks, Diary, 2: 171 (21, 22 September 1617 [O. S.]).
p.75
[1] Diary, 2: 170 (20 September 1617 [O. S.]).
[2] Diary, 2: 171 (22 September 1617 [O. S.]).虽然这些传闻不符合朝鲜的真实想法，但它们十分流行。老中酒井忠胜在18年后也说了一样的话。他记录道，1629年的汉城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宽永12年8月29日（1635年10月10日）酒井忠胜给宗义成的书信（带有花押的抄本，宗家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根据酒井的说法，流言称朝鲜想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3] 《义演准后日记》12，元和3年8月26日（1617年9月25日）以及同书，元和3年9月18日（1617年10月17日），引自《大日本史料》12-27，第884页；12-28，第12页。义演生于上层公卿之家，而后成为最后一位足利将军的养子。他也与丰臣家关系密切。出于回报，丰臣家也对义演的寺院三宝院进行财政支援。三宝院的住持曾在室町时代在天皇对将军的任命过程中担任证明将军合法性的礼仪人员，家康在1603年也如此任用了义演。参见伊东多三郎：《江戸幕府の成立》，第31页。
p.76
[1] 《林罗山文集》，第248页。
[2] 小槻（壬生）孝亮：《孝亮宿槻日次记》5，元和3年9月18日（1617年10月17日），引自《大日本史料》，这里同时记录了使节。即使在朝鲜使节没有停留于京都的时候，他们也必定令朝廷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着官服走过了城中”，《通文馆志》，第91页。
[3] 例如，《细川家记》21（《忠利谱》1）以及《高山公藤堂高虎实录》42，《大日本史料》12-27，第885页。关于接待的最好描写参见李景稷：《扶桑录》，《海行揔载》2，第149-153页。
[4] 《林罗山文集》，第248页。
p.77
[1] 宗义成于元和元年11月日（1615年12月21日-1616年1月18日）写给礼曹的书信，收录于《外藩通书》，第19页。
[2] 三宅英利：《元和朝鮮信使来聘理由への疑問》充分讨论了这一点。
[3] 《仁祖朝实录》卷5，第19页a，《朝鲜王朝实录》33，第598页。
[4] 《仁祖朝实录》卷8，第51页a，《朝鲜王朝实录》33，第692页。
p.78
[1] 姜弘重《东槎录》（《海行揔载》2，第256页）。安藤是老中安藤重信的儿子。他日后成为了第一任寺社奉行，并且经常在将军接待外国使节时掌管仪典。
p.79
[1] 五次“锁国令”，更准确地说是1633年、1634年、1635年、1636年和1639年发给长崎奉行的一系列备忘和命令，被收录于《德川禁令考 前集》6，第375-379页。即使是被广泛引用的具有权威性的大久保利谦等编：《史料による日本のあゆみ 近世編》（吉川弘文馆，1955），第127-131页也将这些命令不加解释地总称为“锁国令”。关于家光重编幕阁的近年研究，参见辻达也：《宽永期》。最好的长崎奉行的编年记是清水紘一：《長崎奉行一覧表の再検討》，《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40（1974年），第14-22页。
[2] 朝尾直弘：《锁国》，第259页。
[3] 关于生前继承，参见Jack Goody, “Introduction” in Goody, ed., 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尤其参看第9-11页。伴随选定继承人的其他生前继承事例，参见Andrew W. Lewis, “Antipatory Association of the Heir in Early Capetian Franc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3.4 (October 1978): 906-927。卡佩王朝的例子从时机和目的上看都与德川家的情况十分类似。
p.83
[1] 下述讨论根据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267-269页。
p.84
[1] 朝鲜使节黄秋浦的日记《东槎录：万历丙申通信使一行日本往还录》（京都大学图书馆河合文库所蔵抄本，万暦24）9月记录，及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266页以下。
[2] 朝鲜副使庆暹的日记《庆七星槎录》（《海行揔载》2，第1、43页。）
[3] 朝鲜国王的名讳是禁忌，不应该被读出来。宣祖的名讳是少见的汉字，其读法不确定。同时代的日本文献认为应该读作“Y ?n”，不过笔者在这里采用现在韩国的惯用法（Kong）。在给将军的国书中使用国王的名讳意味深长，因为使用朝鲜国王真名的其他场合只有在他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中。
[4] 关于1617年的此问题，参见李景稷的日记《扶桑录》（《海行揔载》1，第156页。）、《异国日记》2、《本光国师日记》4，第163页，以及《方长老朝鲜物语》，《改订史籍集覧》28，第455-470页。关于1711年短暂的外交改革中将军称号在外交方面的意义，参见拙稿“Korean-Japanese Diplomacy in 1711: Sukchong’s Court and the Shogun’s Title”。
p.85
[1] 关于此事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不过以下文献简要提及此事。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483-486页，及《长崎県史 藩政篇》（吉川弘文馆，1973）第845-851页。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宗家文书中有许多史料文献，包括《柳川調興公事之時方長老并松尾七右衛門江被成御尋請答の帳》1卷、《柳川公事记录》3卷，还有也是题为《柳川公事记录》的书信集。其他史料见同编纂所《大日本史料》的未刊稿本《史料稿本》，第169-171册的各处，及《通航一览》1，第328页以下。关于向朝鲜传递的情报，见《承政院日记》50，第273-278页。
[2] 玄方在1629年奉家光之命前往汉城调查1627年后金入侵朝鲜之事。关于玄方前往汉城之事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四章，及田代和生《寛永6年（仁祖7年，1629）対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每日記』とその背景》《朝鲜学报》96，98，101（1980-1981）。
p.86
[1] 栗田元次《江户时代史》（内外书籍，1928）上，第279-302页。藤野保《改訂幕藩体制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1）第251-264页。秀忠于1632年去世之后的几年间是处置大名的高峰期。
[2] 关于这一决定，见《德川实纪》2，第674页以下。
[3] 裁判座次的示意图见《公事对決御座配绘图》（史料编纂所，宗家文书）。
[4] 《细川家记》、《忠利谱》（宽永12年3月12日、16日）、《伊达贞山治家记录》（宽永12年3月12日）、《前田（金泽）家谱》、《小笠原忠真一代觉书》等，收录于《史料稿本》第170册，第3部。
[5] 《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3，第205、232页。
p.87
[1] 宗义成虽然领地小，却有重要的亲缘关系。其岳父是朝廷的幕府代表（武家传送）日野资胜，而其长女是公家左大臣转法轮公富的妻子。参见《宽政重修诸家谱》8，第262页。翌年来到日本的朝鲜副使金世濂报告了大大名伊达政宗和御三家的德川义直为挽救宗义成而奔走之事，因为他们认为调兴对所有大名的地位来说都是威胁。金世濂：《槎上录》（《海行揔载》2，第471页。）
p.88
[1] 宽永16年9月日（1639年9月-10月）宗义成给东莱府使的书信，收录于《本邦朝鲜往复书》卷4。
[2] 《通航一览》1，第328、365页；《对州编年略》（东京堂出版，1974），第256页。
[3] 《宽政重修诸家谱》8，第260页。
[4] 同上；《通航一览》1，第367页之后有最初63位任命者的列表。《日韩书契》（全8册，史料编纂所）有更多细节。1635年至1871年以酊庵管理的外交书信被收录于《本邦朝鲜往复书》。
[5] 《宽永13丙子年朝鲜信使记录》（3卷，史料编纂所）的第一卷收录了誓文。
p.89
[1] 同上，宽永11年10月19日、29日；11年11月8日、10日、30日；11年12月1日。
[2] 《宽政重修诸家谱》8，第260页；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484页。
[3]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485页引用《东莱府接倭事目抄》。
[4] 《通航一览》3，第51-54页。朝鲜方面关于柳川一件的讨论参见《承政院日记》50，第271-278页。
[5] 《本邦朝鲜往复书》卷1，1635年旧历5月宗义成给礼曹的文书。
p.90
[1]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482页认为“大君”称号在日本外交文书中的首次使用应是1636年下半年，但至少有三个例子早于这个时期。至少早在1610年，这一称号已在日本国内的非正式场合中指代将军。参见本多忠胜的遗嘱《本多平八郎聞書》、奈良本辰也编《近世政道論》（岩波書店，1976年），第22页。
[2] 例如，安南国王写给日本国王的书信（1605年）5月6日，收录于《外藩通书》，第76页。安南国王写给日本国王的书信（1610年）2月20日，收录于同书第81页。“国王”的称号在东亚发展出了复杂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外国统治者或两位外国统治者之间恰当使用“国王”的称号一方面暗示这些统治者与中国皇帝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们通过天子建立了一种与天和宇宙秩序的联系。“国王”臣属于天子，其合法性也源于天子，正如天子的合法性源于天的授权。对将军来说，将国书署名为“日本国王”相当于对东亚世界秩序宣布日本从属于中国、将军承认合法性的外在来源。相反地，可以将宣祖国王坚持这一惯例的行为一方面理解为宣祖想要报答1590年代明朝为抗击日本而提供的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正好将日本定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中同朝鲜一样的外交等级上。如果暂不考虑中国，仅根据孟子的伦理君主论，那么可以认为，将军确实适合“国王”的称号。新井白石在1711年正是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这一称号的。参见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1-14, and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ibid., pp. 276ff。
p.91
[1] 《通航一览》3，第207页收录的本多正纯给朝鲜的礼曹参判吴亿龄的书信（1607年5月）中说道“蒙国王钧命”云云。
[2] 李景稷：《扶桑录》，收录于《海行揔载》2，第156页。《本光国师日记》4，第163页等。
[3] 《善邻国宝记》，第36-38页。
[4] 《仁祖朝实录》卷31，第72页b。（《朝鲜王朝实录》34，第618页）报告了在以酊庵轮番制下的写就的第一批国书，并观察到日本“而不用大明年号，曰日本非大明之臣。其年号不可用”。
p.92
[1] 1711年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见拙稿“Korean-Japanese Diplomacy in 1711.”关于该称呼对琉球的使用，参见Mitsugu Matsuda,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Ryukyu, 1609-1872,” p. 36.
[2]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482页。文书收录于《林罗山文集》，第140页以下。
[3] 《通航一览》3，第102页、第219页以下。
p.93
[1] 《通文馆志》第87页；《边例集要》1，第301页；同2，第512页。
[2] 这些书信收录于《本邦朝鲜往复书》卷1以及《日韩书契》卷1。
[3] 《林罗山文集》第140页以下。
p.94
[1] 任絖：《丙子日本日记》（《海行揔载》2，第352页）。
[2] 不过，这个头衔在日本国内有被使用过。同时，它也在朝鲜作为王子的称呼被使用。参见《经国大典》（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1），第36页。
[3] 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464页。
p.95
[1] 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国家理性の問題（1）》，《展望》（1949年1月），第4-15页；植手通有：《対外観の展開》，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2卷（有斐閣，1971年）1，第33-74页。这一点将在之后的第五章中详细展开。
[2] 任絖：《丙子日本日记》（《海行揔载》2，第351页以下）。
[3] 《仁祖朝实录》卷31，第72页b，（《朝鲜王朝实录》34，第618页）。
p.96
[1] 《通航一览》3，第576-591页。
[2] 《边例集要》2，第512页。关于朝鲜面临的女真压力的讨论，参见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500-536页；三宅英利：《宽永13年朝鲜信使考》，第1-8页。
[3] 关于滨田弥兵卫事件，见岩生成一：《锁国》，第262-268页；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话》，第552-572页。
[4] 《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4，第428页以下（1640年11月9日）。
p.97
[1] 见Iwao, “Reopening of the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p. 31.
[2] 见Mary C. Wright, “what’s in a Reign Name: The Uses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 (November 1958): 103-106。
[3] 东亚的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年号。朝鲜在三国时代、高丽时代、大韩帝国时代（1896年-1910年）都使用自己的年号。渤海（698年-926年）也有自己的年号。而朝鲜时代（1392年-1896年）使用的则是明清的年号。日本于645年颁布了首个年号，即“大化”，并且自大宝（701年-704年）以后一直使用自己的年号。（此段的正文原本有史实错误，经译者与作者沟通做了如上改正。——译者注）
p.98
[1] 关于这一点，参见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第11、20页。
[2] 关于日本的年号，参见Herschel Webb and Marleigh G. Ryan, Research in Japanese Sources: A Gui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0-23.
[3] 《古事类苑》全56卷（吉川弘文馆，1969）26卷，第840-886页中收录的只有从唐朝发出来的国书，日期是元和元年1月28日（公元806年）。
p.99
[1] 《善邻国宝记》，第36页以下。 “年号”并非东亚特有的习惯，西方也同样存在。我们过去常常会明确地标记出Anno Domini（A.D.），现在则无意识地将它使用在我们所有的文书中。到1917年俄国革命为止，“基督教”世界并没有完全适应从儒略历到1582年颁布的更精准的格里高利历的转换。俄国和希腊的教会出于宗教原因仍然拒绝使用它。大流散的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基督教的方式，但至少在20世纪，许多犹太人拒绝使用A.D.和B.C.，他们不愿意将耶稣诞生作为计算的起点，因此选择使用C.E. (Common Era)和B.C.E. (Before C.E.)。此外，将1980年等于5740年的犹太历依旧被使用。而伊斯兰也有以希吉拉（公元622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事件的简称——译者注）为起算时间的自己的历法。可见，年号就在我们身边。
[2] 例如《林罗山文集》，第130页、第134页以下。《通航一览》3，第89、92、98页。《外藩通书》，第113-122页各处。
p.100
[1] 《通航一览》1，第12-77页各处。
[2] 在这里，笔者省略了对朱印船制度的仔细考察。到1620年代为止，幕府通过这个制度为日本和外国的商人提供切实的海上保护，并且授予在从平户到阿瑜陀耶（暹罗）之间特定港口的贸易权。很明显，幕府想通过确保这些权利和使这些授权得到离日本4000英里远的商人和王室的认可来暗示德川幕府的正统性。关于权威的讨论，参见岩生成一：《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此书至今也是经典。另参见Robert Innes, “The Door Ajar: 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and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pp. 261-267.
p.101
[1] 《通航一览》3，第576页以下。
[2] 任絖：《丙子日本日记》（《海行揔载》2，第350-353页）副使金世濂：《槎上录》（《海行揔载》2，第447-450页）；从事官黄?：《东槎录》（《海行揔载》3，第89页以下）。
[3] Cocks, Diary, 22 September 1617 (O.S.), 2:171.
p.102
[1] 《林罗山文集》，第140页以下。
[2] 《本邦朝鲜往复书》卷9、10。日期被空出来是为了避免触及收信人的忌讳。实际上，一些书信以“某年某月吉日”为期，日期由收信人自己选择。现存的没有年号的书信中的第一封是礼曹参议俞省曾给宗义成的书信（1645年3月），收录于《本邦朝鲜往复书》卷10。仁祖23年3月11日（1645年4月7日）做出了在给日本的书信中不使用中国年号的决定。《备边司誊录》（全28卷，国史编纂委员会，1959-1960）1，第794页以下。中村质在《島原の乱と鎖国》中错误地指出“朝鲜使用明（后来的清）的年号与日本通信”，这与中村想要说明的“宽永外交”的性质混为了一谈。
p.103
[1] 《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4，第428页以下。
p.104
[1]《通航一览》3，第23-28页。《史料稿本》卷171，第15部。幕府没有预料到大雪，但幕府确实征发了一小队徭役铲雪。参见黑川道佑：《远碧轩随笔》（宽永13年12月17日），收录于《史料稿本》卷171，第15部。一些日本文献声称朝鲜使节的参拜是出于使节的强烈要求。见《朝鮮往来》，《通航一览》3，第26页或《林罗山文集》，第28页。一些大名也相信这一增加将军权威的说法。细川忠利给曾我又左卫门（长崎奉行）的书信，宽永14年1月26日（1637年2月20日），《细川家记》《忠利谱》，收录于《史料稿本》卷171，第15部。但其他文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通航一览》3，第23页。
p.105
[1] 任絖：《丙子日本日记》（《海行揔载》2，第338页以下）。
[2] 《通航一览》3，第23-28页。任絖：《丙子日本日记》，第345-348页。金世濂：《槎上录》，第441-444页。黄?《东槎录》，第84-87页。169位朝鲜人留在了江户。《通航一览》3，第28页。
p.106
[1] 《史料稿本》卷171，第15部。
[2] 《丹羽文书》，收录于《史料稿本》卷171，第15部（宽永13年12月17日）。
[3] 《通航一览》3，第28页（《朝鲜往来》）。
[4] 《宽政重修诸家谱》8，第260页。（史料原文：“十七日また三使を導き日光山におもむき、二十一日御宮にまいりて礼拝す。これ御三代和好変ぜず、朝鮮無事たる事みな東照宮の高恩によるをもってなり。”——译者注）
p.107
[1] 中村荣孝已指出了日光参拜对于家光统治的意义。朝鲜使节的日光参拜分别有1637年、1643年和1655年三次，琉球使节仅有1644年一次。参见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305页。
[2] 关于朝鲜和日本对出使目的的不同理解，见三宅英利：《鎖国直後の朝鮮通信使》，尤其是第32-37页。朝鲜在满族的巨大压力下成为了重开清与日本外交关系的中介者，但朝鲜一点也不想看到这两个“蛮族”国家相互接触。中村荣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下卷，第500-524页。
[3] 见松田甲：《李朝仁祖より寄贈せる日光東照宮の扁額と鐘付大猷廟の朝鮮燈籠》，《日鲜史話》2（1926），第48-77页，以及中村荣孝：《日光山徳川家康廟社扁額の模本について》，《朝鲜学报》49（1968），第241-257页。中村认为匾额上的字实际上不是仁祖的亲笔，但鉴于日本在320年间都认为这是仁祖的亲笔，（日光的一份1694年的目录称其为“朝鲜国王自笔八字之御额”。《御道具帐》，引自松田，第59页）这一看法的影响不容小觑。《通航一览》3，第30页。
[4] 《癸未东槎日记》（《海行揔载》3，第227页以下）。天海在1589年以后一直侍奉德川家，他在建立日光东照宫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636年，这位精力充沛的百岁老人也出现在了朝鲜使臣第一次参拜日光的现场。
p.108
[1] 栃木县日光东照宫的朝鲜铜钟铭文。作者用改行来表达对特定字句所指人物的尊重，这样就不会有其他的字在这个字前（如“王”字）。当表达自谦时则将特定字句写得更小。《通航一览》3，第29页之后的部分收录了全文的内容，但省略了这些有意义的细节。
p.109
[1] 《林罗山文集》，第130页。
[2] 《道房公记》全10卷（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抄本）卷5（宽永20年6月14日）。还应当提醒，道房在1647年创造了日本史上任期最短的摄政的记录，仅有5天。
[3] 《猷庙日记》，《通航一览》3，第31页。（史料原文：“御機嫌不斜”——译者注）
[4] 《癸未东槎日记》（《海行揔载》3，第229页）。笔者在日本的文献中尚未找到关于此次赦免的史料。《德川实纪》3，第317页仅提到铜钟在19日被送往日光。
p.111
[1] 全文被抄录于《通航一览》3，第47页。
[2]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和 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lfred A. Knopf, 1950) ，尤其第115-131页和167-196页，都是研究日本对西方早期反应的经典作品。George Elison, Deus Destoryed是关于德川时代初期基督教思想对日本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具有启发性的讨论。
p.112
[1] 《林罗山文集》，第136页以下。
[2] 矢野仁一：《長崎市史 通交貿易編 東洋諸国部》（长崎市役所，1938），第50-64页；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馆，1964），第297页以下。
[3] 这些书信收录于《本邦朝鲜往复书》。另外，江户的对马藩邸文书《寛永正保之度邪蘇宗門御厳禁ニ付朝鮮国御往復書簡写》（史料编纂所，宗家文书）收录了1639-1645年间的12封书信和朝鲜的回信。这些书信的大部分都是在幕府的命令下发出的。
[4] 《癸未东槎日记》（《海行揔载》3，第225页以下）。
p.113
[1] 宗义成给礼曹的书信，《本邦朝鲜往复书》卷10。《林罗山文集》第148页。《异国日记》卷4。
[2] 俞省曾写给宗义成的书信，乙酉3月，《本邦朝鲜往复书》卷10。《寛永正保之度邪蘇宗門御厳禁ニ付朝鮮国御往復書簡写》。
[3] 《义真公御家谱》抄本，年代不明，宗家文书，对马万松院。
p.115
[1] 对马藩、萨摩藩和松前藩在对外关系上的特殊权利，包括贸易、航海或海外居住，或是作为幕府代表在海外活动的权利，都统一包括在将军或大名轮换之时颁布的确认领地的书面文件（安堵状）、以及每位大名对将军的誓词之中。这一规定制定于秀忠去世后不久的1634年至1636年。变更对外事务方面重要的制度和政策也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萨摩藩在对琉球关系中的权利是在1634年接待琉球使节之后，家光在京都期间确定的。松前藩的权利在1634年底家光返回江户之后通过书面文件得到认定。《史料稿本》卷169，第10部分。朝尾直弘：《锁国》第257-264页。对对马权利和义务的确认包括在柳川一件的决策中。《柳川公事记录》卷2。
[2] Charles P. Korr, Cromwell and the New Model Foreign Policy, p. 5.
p.116
[1] 北岛正元：《江戸幕府の権力構造》（岩波书店，1964），第i-ii页。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鮮》（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第24-32页。
[2] W. G.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23, 102-107. 另参见Harold Bolitho, Treasures among Men: The Fudai Daimyo in Tokugawa Jap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21.
p.117
[1] 赫歇尔·韦布（Herschel Webb）讨论了1850年代天皇制重新进入政治领域过程中对外关系的重要作用。The Japanese Imperial Institution in the Tokugawa Period, pp. 223-259.
[2]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p. 36. 条约内容参见前书第183-189页。朝廷的反应参见前书第180页以下。
p. 122
[1] Gari K. Ledyard, “Galloping Along with the Horseriders, Looking for the Founders of Japan,” i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2 (Spring 1975):217-254. 对于日本在4-5世纪受支配于征服王朝有着启发性的讨论。
[2] 例如，井上光贞认为，“日本接受律令制的直接动因是考虑到国外，而非国内的状况”。见Inoue Mitsusada，“The Ritsuryō System in Japan,” in Acta Asiatica, 31 (1977):93.
[3] 关于1274年和1281年蒙古入侵的影响的概说，参见Kyotsu Hori,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Mongol Wars,” in John W. Hall and Jeffrey P. Mass, eds., Medieval Japan: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84-198.
p.123
[1] Immanuel C. Y.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1.
[2] Wiliam E. Henthorn, A History of Korea (The Free Press, 1971), pp. 186以下有关于1627年后金入侵朝鲜的简单介绍。详细的记述参见《韩国史4 近世后期篇》，第87-94页。后金军队在1627年3月4日进入了鸭绿江边的义州。
[3] 《仁祖朝实录》卷15，第50页a-51页a，《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181页。
p.124
[1] 《仁祖朝实录》卷13，第31页a，《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119页记录道，在1627年3月25日，备边司提案将侵略之事报告给在釜山的日本人，国王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东莱府使柳太华写信给宗义成，要求其中断贸易活动，直到危机解除。《朝鲜通交大纪》卷6，第222页；《通航一览》3，第577页。但正如柳在四月中旬给汉城的报告中所说，日本人拒绝暂停贸易，但赠给朝鲜一些武器以表达对朝鲜的同情。《接待事目录抄》，《朝鲜史》（全36卷，京城：朝鲜总督府，1933，再刊，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卷5，2部，第102页。
[2] 《德川实纪》2，第451页。这一记录基于收录于《宽政重修诸家谱》的宗家家谱，应该慎重使用此记录。但《德川实纪》和《通航一览》（3，第577页）的编者都认为这一记录可信。对比《朝鲜通交大纪》6，第222页其中记录道，家光派遣义成的长期利益保护者藤堂高虎向义成传达命令。《对州编年略》第249-250及《交邻考略》，转引自浦簾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関係史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1）》，《史林》19.2（1934年4月）第47页。《方长老朝鲜物语》，第458页提供了约30年后玄方对此事的回顾。
p.125
[1] 史料原文：“此ころ鞑靼人朝鮮の西邊を侵掠するよし聞召るれば。帰府の後速に朝鮮の王城へ使者をつかはし。そのさまつぶらに巡察せしめ。もし王城急難あらば。援兵をつかはすべしと面命せらる。”——译者注
[2] 旧历4月的运货被记录在《接待事目录抄》，《朝鲜史》卷5，2部，第69页中。Henthorn在A History of Korea第188页中给出了300把火枪、500只长刀和300斤火药的数据。关于1627年5月、7月和12月的运货，参见《仁祖朝实录》卷15，第60页b，《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186页。《仁祖朝实录》卷16，第39页a，《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208页。《仁祖朝实录》卷17，第32页，《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234页。早在1619年，一位来到汉城的明朝使节已经注意到朝鲜在使用日本提供的武器。《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卷143，《朝鲜王朝实录》卷30，第186页。出于某些原因，《光海君日记》的另一版本——鼎足山本卷143，第9页a，《朝鲜王朝实录》卷33，第253页删除了相关语句。
p.126
[1] 《方长老朝鲜物语》第459页。《承政院日记》2，第146页（仁祖7年3月24日）记录了东莱府使柳汝恪的报告。《仁祖朝实录》卷20，第18页a，《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322页。玄方的出使在田代和生的《寛永6年（仁祖7年，1629）対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の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中得到了详细讨论。这一日记的作者是陪同杉村采女进入汉城的家臣之一。田代和生编：《寛永六年御上京の時毎日記》，收录于《朝鲜学报》第95期（1980年4月），第73-116页。玄方对此次出使的回忆录收录于《方长老朝鲜物语》。石原道博：《朝鮮側より見た明末の日本乞師について》，《朝鲜学报》4（1953年3月），第122-125页引用了许多朝鲜方面关于此次使节的史料。
p.127
[1] 例如，《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卷14，《朝鲜王朝实录》26，第301-302页，己酉三年己酉条（1609年4月30日）；同上，卷15，《朝鲜王朝实录》26，第304页，己酉四年亥丑条（1609年5月4日）。
[2] 《仁祖朝实录》卷16，第46页b，《朝鲜王朝实录》卷34，第211页，仁祖5年6月壬戌条（1627年7月20日）。《接待事目录抄》同日条，引自浦簾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関係史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1）》第45页，或《朝鲜史》卷5，2部，第135页。
[3] 关于在第一次后金入侵前十年朝鲜同后金关系对朝鲜内政的重要性，尤其参考稻叶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満鮮関係》（京城：大阪屋号书店，1933）。关于李适企图推翻仁祖、使光海君复位的叛乱，参见李相伯：《韩国史4 近世后期篇》，第12-15页。
p.128
[1] 《通航一览》3，第576页。《方长老朝鲜物语》，第460-461页。《寛永六年御上京の時毎日記》，第115页。
[2] 《方长老朝鲜物语》，第462页。《朝鲜通交大纪》卷6，第223页。
[3] 《本光国师日记》6，第229页。崇传在9月25日收到了两份报告。义成写给酒井忠胜的报告收录于《宽政重修诸家谱》8，第257页。此处记录道，义成派遣一位家臣向忠胜“详细地进行了口头”报告。
[4] 《本光国师日记》6，第253页，1629年11月11日条。
p.129
[1] Hsü,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p. 27.
[2] Ibid., pp.28f.
[3] 《华夷变态》上，第3-8页。
p.130
[1] 《华夷变态》上，第10页以下。《唐兵乱风说公仪被仰上候控并朝鲜国山贼徒党御案内被仰上候控》（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所藏，宗家文书，1734年左右，抄本，以下简称为《唐兵乱风说》）给出了一份内容几乎一样的日期为1647年4月的文本。不过由日期署为1646年1月的礼曹参议俞省曾写给宗义成的书信可知，朝鲜在这一日期之前就已将清朝挺进之事告诉对马了。参见《本邦朝鲜往复书》卷9。
[2] 《华夷变态》上，第11-14页。崔芝是周鹤芝的别名。参见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富山房，1945），第13页以下。
[3] 中村（中山）久四郎在其《明末の日本乞師および乞資》（《史学杂志》26-5，1925年5月）第3页以下将来到长崎的这些使节列成表格。
p．130
[1] 关于郑芝龙，参见C. R. Boxer, “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 in T’en Hsia Monthly, 11.5 (April-May 1941): 401-439 (尼古拉斯一官是郑芝龙的别名之一，是他的基督教名); Donald Keene, The Battles of Coxinga (London: Taylor’s Foreign Press, 1951), pp. 45-49.关于郑芝龙的简略传记，参见Arthur Hummel, comp.,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repr.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p. 110-120. 关于唐王的简略传记，参见同上第196-198页。关于郑芝龙及其在东亚事务中的角色的启发性分析，参见John E. Wills, Jr.,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尤其参考第216-228页。郑芝龙最后变节，于1646年9月21日背叛南明投降清朝势力，但他的儿子郑成功（以国姓爷的称呼闻名于欧洲和日本）和孙子郑经继续在台湾抵抗，直到1683年。参见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108-112。在Keene的The Battles of Coxinga第100-160页中，他翻译了流行于德川时代中期的基于郑成功的人生经历而创作的人形净琉璃剧《国姓爷合战》。关于李旦，参见Iwao Seiichi, “Li Tan, Chief of the Chinese Residents in Hirado,” i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7 (1958): 27-83.
[2] 《华夷变态》上，第11-12页。
p.132
[1] 《华夷变态》上，第13页。
[2] 《德川实纪》3，第429、430页。
[3] 《华夷变态》上，第13-14页。（史料原文：“去月廿六日之御状到来候、然ば林高持参之書簡令披見候、大明兵亂に付加勢并武具之事申候通、御老中へ申候へば、日本と大明と堪合百年に及で無之によりて、日本人唐へ出入無之候、唐船年来長崎へ商買に参候といへども、密々にて渡候由に候間、此度林高参候て訴訟申候共、卒爾に言上申事にて無之の旨に候條、右之通申聞せ、早々林高候樣に可被申渡候”——译者注）
p.133
[1] 《华夷变态》上，第14页。《华夷变态》的编辑者认为这些提供给大众的原因暗中支持了《南龙君遗事》，第13页; 下文的注36提供的解释。
[2] 《华夷变态》上，第14页。1633年至1680年代期间通常设置两位长崎奉行。一位供职于长崎，另一位留在江户，在需要就对外事务问题提供意见时，留在江户的会被召见。笹间良彦：《増补江戸幕府役职集成》（雄山阁，1974），第272页中简要介绍了长崎奉行任职者的变化。关于作为迫害吉利支丹的裁判官的井上，参见Elison, Deus Destroyed, pp. 191-209各处。不过，关于作为在日荷兰人保护者的井上的形象，参见永积洋子：《オランダ人の保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