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延安留守兵团清匪御敌团结抗战
清匪御敌团结抗战
抗战之初，陕甘宁边区匪患严重，土匪四处窜扰，奸淫掳掠，残害人民。
据统计，边区境内共有惯匪40 余股，4000 多人，2000 多支枪，社会环境很不安定。1937 年5 月，在甘泉县劳山脚下的公路转弯处，曾发生上匪伏击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张云逸局长一行的事件。周副主席的随身秘书和护送卫队数人牺牲，幸军委闻讯后派警卫团及时赶到救援，周副主席和张云逸局长才脱险。这是一股被国民党右派收买的“政治土匪”所为，其头子是东北军一个少将旅级军官。像这样有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背景的“政治土匪”，除抢劫钱财外，还常以破坏我党政机关，刺杀我党政领导人和军队人员为目标，给边区的危害尤烈。后期随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些“政治土匪”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工具。
为尽快肃清匪患，除暴安民， 1937 年底，留守部队曾集中2000 多兵力，到匪患较严重的三边等地区进行军事“围剿”。1938 年2 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部队，在地方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的办法，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大小股匪，全面进攻，穷追猛打，堵截合围。部队在山高沟深、人烟稀少的地区剿匪，环境很苦。尤其是地接塞外沙漠的三边一带，遇到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砂石打到头上和脸上，火辣辣的痛。经过政治教育和学习的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克服种种困难，翻山越岭，爬沟涉壑，连续作战。当地的群众和地方武装自卫军，积极配合，发现匪迹，及时报告。
在剿匪过程中，我们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党的剿匪政策和我们清匪的决心，做到标语上山，传单入窑洞，分化瓦解胁从人员。有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措施，使得一部分因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普通散匪改邪归正，断绝土匪生存的社会条件。对一些明知有其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军队或政权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土匪，如盘踞陇东一带的赵老五，盘踞三边一带的张廷芝，盘踞邯甘地区的夏老么等，我们则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致电其后台老板，揭露这些土匪祸害群众的罪行。要求给予配合清剿，然后进行军事靖剿。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匪患基本肃清。绝大部分的股匪被彻底歼灭，有少部分被击溃后逃离边区，共生俘匪徒近千人，缴获大批枪支子弹。对那些被捕获的罪大恶极的匪首，一般由当地革命政府公审后予以镇压。那个制造劳山血案的匪首，于1938 年底带一伙匪徒窜到一个叫苏凹的村子里，逼着村长给他们搞饭吃。而村长富有对敌斗争经验，当他发觉这伙歹徒来意不善。就装作乐意效劳的样子，借故出去打酒，到村头我们一个交通站报告了情况。部队及时赶到后，将这伙匪徒及那个罪恶累累的匪首击毙在村长家的窑洞里。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天险，留守兵团担负着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河防防线，北起宋家川，南至宜川、延川，蜿蜒千里。这一防线能否巩固，不仅关系到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而且关系到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为完成河防守备任务，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和抗日教育，使大家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侵略野心和暴行，激发对侵略者的仇恨，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根据新的任务和作战特点，当时留守部队的训练，突出了游击战、夜战、近战、河川战斗及河防守备作战的训练。兵团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指导上也强调总结研究不同特点，不同作战样式的战时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加强了战时政治工作研究。我曾写过《战时政治工作概要》和《夜间战斗政治工作》。1938 年春，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日军占领了我华北、华中的大片国土后，分兵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抢占了河东的军渡、马头渡等重要渡口，炮击宋家川，轰炸凉水岩等。
这时，河防形势紧张起来。后方留守处和后方政治部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保卫河防的总动员，命令河防部队及地方武装力量，立即行动起来，紧急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敌人。我们在兵力上作了部署，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抓紧进行战前练兵和构筑防御工事。由于赶修好了一道相当坚固的纵深防御工事，当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击我河西阵地时，大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同年3 月中旬，有2000 多从晋西北兴县方向来的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企图渡过黄河，进犯我河西阵地。我警备6 团指战员执行积极防御的方针，沉着应战，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术，先选择河岸的有利地形隐蔽，待日军密集拥下河岸开始渡河，进入我火力范围时，便集中机枪火力，突然一齐开火，大量杀伤敌人，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慌忙掉头逃窜。这时，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精锐部队，乘势渡过河去，主动从侧背袭击敌人，敌人孤军深入，两面受击，虽作挤死顽抗，但抵挡不住我军勇猛冲杀，仓皇向兴县方向逃去。是役毙伤敌近两百人，其中击毙40 余人。我军仅伤亡6 人。
同年9 月和翌年6 月，日军又多次进犯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和柳林地区，因这些地方有公路，交通较为方便，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步步推进。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沉着、镇静地昼夜坚守阵地，并派出精锐部队，渡过黄河，袭敌侧背，配合正面防御部队，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犯，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溃逃。有的葬身于黄河；有的被我军和友军活捉。我军还缴获一大批军械和粮秣。 1939 年6 月前往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也跟着部队渡河英勇追击日军，涌现许多动人事迹。
1939 年10 月初， 120 师第359 旅奉命调回陕北，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至1940 年下半年，该师主力又奉命调回晋西北根据地，严重打击进犯日军，加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重创敌伪力量。这时，日军对河防的进犯才有所收敛。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尤其是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他
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围困和封锁抗日根据地，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掀起反共摩擦逆流，连续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和河南确山惨案等。在陕甘宁边区，也先后发生了陇东、关中、绥德、三边等地的几次大的军事摩擦事件。他们还增派军队围困和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袭击延安。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纠正和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以维护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王明为主任，我是委员之一。
我们曾几次到王明家去开会。那时，六届六中全会王明的右倾错误受到批判后，他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已经不灵了，他也不再吹了。王明这个人口才不错，爱夸夸其谈，爱吹吹乎乎，有时也爱开个玩笑。他曾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将军，将来革命胜利了，每人都分一套别墅”，“要像苏联红军那样，一是拥护党，再就是打仗。”意思是军队只管打仗，别的可以不管了。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八路军和苏联红军不完全一样。我们除了打仗，还做群众工作，组织政权，筹款搞生产等。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
8 年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大都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周围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事件。当时在陕甘宁边区23 个县中，有的县城是国民党的政权，但驻军是我们的；有的城镇是国民党的，而周围的乡村则是我们的。这些地方形成两重政权，相互交错，斗争尖锐，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经常发生。我们边区留守部队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对留守兵团遇到的这方面问题，非常关心，都亲自作出决策和指导，亲自帮助我们修改写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文，领导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团结抗日友军和反摩擦斗争是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任务，既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是我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课题。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留守兵团政治部和各级领导对部队深入进行统一战线和反摩擦斗争教育，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与策略指示，如关于不在友军内部发展我党组织和进行组织活动的指示；关于帮助友军的方针原则的指示；关于团结和保护边区的友军家属的政策；关于优待在反摩擦斗争中被俘的友军官兵的政策；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策略等。
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阴谋和争取广大友军抗日的重大意义，既不能因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活动而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因为团结抗日而放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警惕性。在此同时，我们还加强对部队的无产阶级思想品质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反腐蚀教育、防奸保密教育等。
为了做好友军的工作，我们对周围友军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一般的杂牌军并不愿与我摩擦，愿意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如边区北部的邓宝珊将军所部；有的迫于上命，与我有小的摩擦，但主观上不积极，动摇观望，经做争取工作后，可与我谅解与交往；那些封建军阀色彩较浓的实力派是反共反进步的，但由于其内部矛盾重重，为保存实力，一般不愿意与我发生武装冲突，如西北部的马家回军；国民党中央军中的大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对反共内战是不赞成的，有的上层分子审视当时形势及反共失败教训，认为“反共好，反不了”，一边制造摩擦，一边缺乏信心；真正顽固搞反共摩擦的是少数上层顽固分子和靠摩擦吃饭的地方顽固武装。
根据他们的不同政治态度，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对仇视我们，消极抗日，积极搞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我们针锋相对，给予无情揭露和坚决斗争。如国民党派到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专门搞反共摩擦的顽固分子，他在任职的两年里，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400多保安队员，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5 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充当反共摩擦打手，大肆进行反共活动。他指使这些保安队和他们的伪县长、保甲长，公然扣押我方县长，绑架、暗杀我方工作人员，阻挠群众向我出售粮草物资，伪装八路军贩运鸦片，聚敛、贪污白银。
1939 年5 月，曾指使安定县伪县长田杰生率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他甚至纵兵为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罪恶累累，群众恨之入骨。开始，我们多次对何绍南进行规劝，他路过延安时，毛主席曾当面进行批评教育。但他不思悔改，仍旧为非作歹，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竟组织13个保安中队，企图袭击我河防部队。针对这一情况，驻绥德王震同志率领的359 旅，与他进行了坚决斗争。除了在军事上不给他便宜可占外，还发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他的罪行，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同时，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员，要求逮捕、惩办何绍南。我兵团也派队侦缉他。结果，他在绥德呆不下去，便率保安中队哗变为匪，逃离边区，最后，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对其奉命向我进攻，但主观并不积极，态度犹豫的，我们除进行必要的斗争外，耐心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如1938 年7 月上旬驻洛川的新编骑兵第2 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3000 余人进占我梆县南部的一些村镇后，来电要借道延安经绥德去榆林，意在试探我军虚实。
肖劲光同志拿着电报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说：不准他们过延安，这是阴谋。若他们的骑兵到了延安，假说没有粮草，马匹到处乱窜不走，你怎么办？若他们真的去榆林，可经延川、清涧等地。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我们可以打，即使他走延川，我们也要事先作必要布置，让兵团参谋长曹里怀亲自去鄜县组织部队戒备，监督马师行动。并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洛川专员及马禄本人发电报，说马师若强占不退，引起冲突之后果概由马禄负责。我们兵团还派郭化若、袁光同志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我也负责接待马禄的联络参谋，向他说明不同意他们经延安的意见和严正态度，并送他到鄜县和洛川交界处。
后来，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词严，来信说是“误会”，表示双方要团结，互不侵犯，不上别人的当。又如1939 年6 月间，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团长胡魁生带1000 多人马到瓦窑堡，并有张廷芝匪部20O 多人同来。当时，我兵力薄弱，没有主力部队。闻讯后，我们一面调警备4 团作应变准备，一面派安定县县长薛斌同志与胡魁生谈判，经多方争取和教育，不久，胡部撤回榆林，张廷芝匪部也逃往三边。对于与我友好不搞反共摩擦的友军，则真诚相待，增进友谊关系。
如驻榆林的国民党某集团军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早就与我党一些主要领导人有过交往。“七七”事变后，抗日态度坚决，对我态度友好，在交通方面给我们很多方便。他数次路过延安时，我方都给予热情欢迎、接待。肖劲光同志亲自陪同，我也主持召开过欢迎大会。毛主席多次亲自接见并宴请他，对他做了大量工作，因而双方始终和睦相处，一致团结抗日。同时，我们还与驻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军长高双成部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边区北面抗日战线力量的内耗，更好地协同抗日。其它地区的国民党军，也有与我们友好的，如驻关中淳耀县小丘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营，与我关系较好。
有一次，在边区与我方发生误会冲突，被我地方武装打死一人。我方除将其厚葬外，立即去函道歉，说明纯系误会。其营长回信表示谅解。后我县负责同志与该营营长会晤，共商如何避免误会、增进友谊。该营始终与我保持友好关系。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我们有组织、有领导地广泛开展与友军交朋友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主要做法：
一是主动联系。采取主动通信、派代表、架电话等多种形式。在联系中，善于从扯闲谈、拉家常开始，多谈有关当地的开放交通、采购粮秣等日常生活问题，少谈大的政治道理与党派的问题。联系人员要兵对兵，将对将，职衔相当。要掌握对方的不同特点，如中央军重政治文化水平，喜欢大方，少客气。地方军则重礼节感情，有江湖习气。对回军要尊重其风俗习惯、教规等。通信转送要可靠，防止被对方特工人员截留。如能通过当地开明绅士、名流学者等与友军联系，则比一开始就直接联系的效果更好。
二是酬酢联欢。如对方喜庆大典，送礼贺电，节假日共同举行纪念联欢、文艺演出、运动竞赛、参观、会餐等。还组织共祭黄帝陵活动， 1939 年清明节，边区组成了高岗为团长，林伯渠为副团长，我为军方代表，张琴秋为妇女代表，齐华为工会代表，艾思奇为文化界代表的代表团，同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继）一起共祭黄帝陵。
三是实物馈赠。赠送边区及我军公开出版的书报刊物、土特产品等。对生活困难的友军赠送蔬菜、食盐、肉类、木炭等生活必需品，调解他们与群众的纠纷等；
四是礼遇往来。对过往友军的物资检查，手续简便，态度和好，尽可能给予食宿方便和生活照顾，交通要道设公共休息室。对高级人员适当组织迎送。对做走私生意的友军，在不违禁例的前提下，多给予方便；
五是热情照顾其家属。对在我区的友军家属，给予与我军属同等优待，并热情招待探家友军人员；
六是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时，进行火线喊话，救治对方伤员。
如此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除巩固和加深了原来与北线友军的友谊关系外，在西线、南线、陇东、神府等方面都交了一些朋友，有中央军，也有地方部队和马家回军。我方给友军发出的联络信，有三分之二得到回音，他们表示愿友好团结。这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少了摩擦，增进了团结，并建立了一些通商贸易关系。在交朋友过程中，我们始终持谦虚而又郑重的态度。不在交友中发展党团组织，不挖墙脚，使对方感到有益无害，没有顾虑，不给破坏者以口实。
1941 年7 月，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转发了《介绍陕甘边区、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
在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持原则，又要注意运用灵活的策略，从抗日大局出发，达到军政全胜。如1939 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关中地区多次向我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进攻，侵占我镇原、宁县等5 座县城，围攻我陇东西峰办事处，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特别是1939 年5 月残忍地杀害我设在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南边土桥镇残废院里的残废军人20 多人。真是伤天害理，我军极为愤慨，纷纷要求增兵还击，夺回失地。
但我们采取克制态度，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从抗日大局出发，尽力避免武装冲突的扩大，对内说服部队采取克制态度，等待上级妥善解决。对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发电报，指出边区所属23 县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所划定，我们并未越雷池一步，其武装侵占实为非礼，说明我方在被侵占地区不增兵、不扩大事态的严正立场。同时几次通电全国，揭露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样，迫使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和平解决上述问题，当时，我们若不冷静，增兵进行武力还击，那就可能大打起来，一大打就不可收拾，不仅给顽固派以借口，而且削弱河防抗日力量，使整个边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了如指掌，他曾对我们这样说，蒋介石既承认陕甘宁边区和我军的合法地位，但又搞溶共、限共、灭共；他既搞反共摩擦，又怕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因此，当他讲我们好话时，就是反共摩擦的开始：但反了一阵未见效后，当他把共产党大骂一顿时，就是反共摩擦快收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 1940 年2 月，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书中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胡说共产党挑起摩擦事件，不久，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我党的反击下，便草草收场。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维护了团结抗日局面，提高了我党的政治威望，对我们兵团广大指战员来说，也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