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椿：读艾玛小说集《浮生记》
当代精神危机与伦理感的追求
——读艾玛《浮生记》
黄琪椿
阅读艾玛的《浮生记》，本来因为艾玛的法学背景，最初是带着好奇心阅读，原以为可能会读到犯罪心理与过程的推演，或者对于尸体血腥的耽溺，没料到所见却是不愠不火，从从容容，情感细节细致的文字叙述，被引领着进入了一个温暖、伦理的、具古典感觉的涔水小镇。然而，读完充满人情温暖的涔水镇书写，却也不免要问：这样一个带有虚构性质的地理书写，对于我们当下所面对的世界与生活的意义是甚么?若仅仅是后现代乡愁之类的心灵鸡汤，似乎也没甚么意思。但难以忽略的是，艾玛轻轻浅浅文字背后，似乎有着难以确切把握的重量，那是甚么?再三阅读，发现这重量不仅仅来自艾玛对于微贱人物受命运操弄的人道悲悯，更多的来自隐藏在诗意与浮生若梦喟叹背后，那连作者自身可能也未完全察觉(或隐藏?)，以至于未能充分展开的历史意识与对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的思考。
《浮生记》收录了艾玛2008年至2012年间创作的小说，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如《浮生记》《人面桃花》《痴娘》《一只叫得顺的狗》等描写小镇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以涔水河边一个虚构的涔水小镇为舞台，艾玛满怀情感细细铺陈，通过米粉店、理发店、裁缝店、杂货铺的设置，以及对祭奠、杀猪、蒸煮新米等活动的细节描述，赋予小镇真实的生活感觉。但小镇真正的生命所在，却是对人的尊严感与伦理感觉的强调。西街的王小荷尽管痴傻，仍小心翼翼养育着罹患大头症毫为未来可言的儿子，旁人觉得怜悯不值，她却严峻地拒绝了老乞儿的施舍(《痴娘》)。农村户口的梁裁缝与红梅的不伦恋爆开来，他选择毅然承认强奸与破坏军婚的罪名遭处死刑，放红梅全身而退离乡他去。而咬牙忍受屈辱与背叛以致嚼坏食指的李兰珍，却能以珍重肯定的心抚养了裁缝与红梅的儿子(《路上的涔水镇》)。这些人无不是平凡微贱的小民，总在艰难的生活里，从行动中散发出高大尊严感。支配这些个体行动，维系个体与个体间关系的则是一种伦理感觉。这种伦理感觉，首先表现在对生命的敬重上，马兰花看见沿街乞讨的老乞儿瓷碗被雨淋湿了，把碗窝在胸前快步走进雨中，将两个红苕米饭团倒入老乞儿布袋里(《 痴娘》)。其次表现为一种分寸感，像孩子们绝不敢在王小荷的纸盒里偷鸡摸狗，“在西街，甚么事可以做的，甚么是不可以做的，就像河里的水和池子里的水一样分得那么清“(《 痴娘》)。这种分寸感更细微地表现为情感的节制。与新婚丈夫分居两地的叶红梅因为生活辛酸寂寥独自在河边青石上啜泣，路过的梁裁缝见了，犹豫了一下，“噔噔噔下到河边去，三下两下把一篮子床单、被套拧干了水”。梁裁缝对叶红梅友情也有欲，可欲望的表现也是极其节制的：他注意到叶红梅穿着经他手改过的合身绑腿裤，“臀部、大腿的曲线像是用笔画出来的一样，非常圆润流畅”，“不免对自己感到惊讶，曾经那么精准地掌握过叶红梅身体的尺度，他把脸扭到一边，不禁有些羞赧起来。”(《路上的涔水镇》)在这里，伦理感并不是以一种道德的面目，也不是以吃人礼教的面目出现;欲望亦不是作为彰显个性目的出现，而是一种辅生共存，维持一种分寸感的关系。因为对人的尊严与伦理感的重视，涔水镇从而成为一个能承载人重新思索正义、秩序、道德等既定价值的空间，如《小强六月天》与《路上的涔水镇》对于“严打”的反思，《一只叫德顺的狗》对“死刑剥夺一个人做好人机会”的思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玛虽然怀着眷恋创造了涔水镇，但涔水镇并不是怀旧的地理书写，而是揉合了记忆，投射了她对理想的生存、道德状态想象的精神空间。
如果建构温暖伦理古典的涔水镇目的是对照另一头疏离苍白现代的城市，那么也不过是在现代性逻辑下将涔水镇当成弥补城市缺憾的田园书写而已。但艾玛无意将涔水镇营造为一个自然纯朴静止的小镇，涔水镇不仅仅是僻远的，而且是个古老有历史，不断向前走着的小镇。虽然艾玛没有特意着墨于小镇的历史，但是隐隐然有着历史意识流贯其中：《 一山黄花》写的是文革最后期的涔水镇，《 痴娘》与《 路上涔水镇》《 小强的六月天》应该是刚改革开放的八0年代初的涔水镇，《 人面桃花》《 一只叫得顺的狗》则是足疗店等逐渐出现以后九0年代初的涔水镇。从改革开放前写到改革开放后涔水镇，足浴店出现了，还带来了一大批在洗脚店工作的外地女子，麻将桌上出现广州剃一个头十五元的话题，吉娃娃、松狮等人工培育的品种犬出现在镇长夫人和财政所长家里;艾玛通过种种不起眼的细节，写出现代化如何一点一滴改变了涔水的生活风景。连带的，涔水镇人们无法继续安顿在“做自己生意、吃自家的饭、睡自己的婆娘，打自己的孩子”般通透的小镇生活，对于所谓“理想生活”有了不同的想象：崔家小强想到河南少林寺把自己练成一个可以飞檐走壁的人，崔木元则想着“在涔水镇卖二块五的牛肉米粉，到了那个神秘的远处，卖不卖得了二十五块呢?”(《小强的六月天》)。这种对“理想生活”的想象是一种现代性的召唤，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召唤极其强大，于是涔水镇男孩子们「在派出所改了户口本，或跑到县城去参了军，或流落那宏大而深浅莫测的社会里去”(《路上的涔水镇》)，女孩们同样“个个迫不及待长到十四五岁就往遥远的大城市跑，带着改大了年龄的身分证，插了翅膀似的飞奔到不可知的命运中。”(《米粉店》)。乡下少年们一个个入了城，有的沦落为城市底层，成为足浴店出卖肉体的女服务生，有的到深圳铁工厂打工因职灾客死异乡，有的流入劳务市场成为抢劫犯试枪的对象(《前途远大》。这一类来自乡村却沦为城市底层的创作题材在70后作家创作中相当常见;但艾玛更关注的是昔日乡村少年顺利城市化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之后的问题。
《浮生记》里另一类是以城市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相书生》《白日梦》《在金角湾谈起故乡》《诉与何人》《非常爱》《小马过河》等。这类作品虽以城市为舞台，依稀可见青岛的样貌，但整体而言，城市细节不多，样貌相对模糊。小说中人物亦不像涔水镇系列那样通过一个人物在另一篇小说中出现的互文性叙述，有着紧密的关系网络，而是疏离各自独立的个体。如果说涔水镇系列是艾玛幼年的记忆，她可以从从容容铺排叙述，叙事显得绵密。城市系列则无论在大学教书的何长江与孟香，担任律师的M女士，都与艾玛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或许正因为如此，艾玛的叙事显得保留暧昧，欲言又止，留下许多缝隙。与涔水镇相比，这一系列作品显得苍白，不够饱满，对城市生活的描写也不够深刻。但有意思的是，这类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从乡村出来的乡村少年，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城市的大学或职场上挣得了的位置，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一种是普遍获得肯定的“成功学”典范，《路上的涔水镇》叙述者“我”的丈夫，来自乡村，在城市里成为一个小有资产，在法学界有些许薄名的人物，拿了国家级专项课题，换了辆凯美瑞(CAMRY)汽车，师友同学遍布全市各个部门机关，与同学合伙开了律师事务所，合写了本《中国社会，法律与正义》的书籍，并互招对方的女学生为博士。认为妻子担任援助律师，每天和没钱又麻烦的底层百姓打交道，净干费力又不赚钱的活，简直是“有病”。《相书生》里的药学博士在山里长大，十岁以前没穿过鞋;成了城市中坚拿到国家课题后第一件事是到某足浴城买了张五万人民币的贵宾卡。这类型人物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以后，就一路往个人成就巅峰奔去，“有本事把自己活得跟跟以往毫不相干”，自然不会对生活产生怀疑，总是意气风发。另一类人物则是《诉与何人》的律师Z，同样来自乡村，几番努力靠自学获得律师资格。刚当上律师时，上法庭连套象样西装都没有，却有著书生气，总怀抱着理想，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虽然决定同世俗一样不以吃臭鱼(现实)为异，但从未忘记鲜鱼(理想)的味道。这样一个人物因为举报逼迫少女援交的区级法院副院长，却反而因受贿罪入狱，最终在狱中自杀。第三类人物则是《 相书生》里的大学教授何长江与《诉与何人》的女律师M，同样来自乡村，在城市里挣得一个位置。这类人既没有亟欲攀上个人成功顶端的强烈欲望，也不想怀抱着甚么理想，只屈从于生活，“放弃麟、放弃鳍、放弃漂亮的颜色、放弃庞大、甚至放弃牙齿”(《诉与何人》)，变成微观世界里活得像神仙的斯托特鱼。但Z的自杀与何长江前女友“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特别的”“似乎少了些东西呢，比如骄傲”的批评，却让他们看到了悠游快乐人生内在的“脆弱、琐碎、卑微、毫无尊贵可言”，感到被羞辱和幻灭的痛苦。换言之，艾玛所处理的不是乡村少年对城市生活的仰慕与拒斥，也不是乡村少年在城市里的 漂泊与挫折，而是当这些乡村少年顺利成为城市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所面临的理想与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问题。
乡村少年应现代性召唤为寻求自身的改造与意义而进入城市，在城市里，所欲寻找的意义总是暧昧不清，而且往往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人们常常难以返乡;进而当所寻找的意义不再，对自身以及所处的世界产生质疑，因而再次返乡后，却发现“故乡”正要变成“异乡”，人成了无家可归的状态(蔡翔《 离开˙故乡˙或者无家可归》)。这种“离开”的主题在2004年以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主题。但艾玛把时间往前推到了改革开放前后，这就拉开了一个历史的纵深，使这个当代文学重要主题与当代中国更深层的问题联系了起来。新时期开始迄今，中国大陆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在精神文明方面却面临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人们的心灵与精神越发不安苦恼。但对这方面的问题，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这是因为中国不够现代化的缘故，只要经济富裕后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到道德的修养上，再加上现代教育与观念的熏陶，便可解决当代中国的道德精神问题(贺照田《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艾玛以她的文学感性，探究改革开放后，当乡村少年顺利成为城市中坚后出现的精神危机问题，正好趋近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代化与城市化无法解决中国的精神危机。正因为敏感意识到中国崛起之后产生的精神危机问题，而且有着“有天呢，你走着走着，一回头，却发现背后甚么也没有了。这多么惊悚呀!看不见来路，是要比看不见前路更可怕的”主体失落的恐惧，艾玛才会书写乡村，并把涔水镇构造成一个着重人的尊严与伦理感觉的精神空间。就这一点而言，艾玛可能更多地接近六0后的作家，这也是她的作品中的重量所在。不过，当代中国的精神伦理问题相当复杂，也无法简单地以“理想”或“意义”的失落来把握。简单或抽象化把握的结果，可能就是艾玛作品中城市系列作品中人物相对单薄情节也较单一的原因所在。整体而言，艾玛是个有想法的作者，如果能更深入把握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并呈现这样的复杂性，相信将能创作比《路上的涔水镇》更饱满深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