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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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呼啸山庄》是独立于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文学之外的一部经典小说，自出版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囿于小说力图摧毁那些坚定的前辈清教徒们建立起来的美德和信念，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熟悉了狄更斯、萨克雷或奥斯丁的读者来说,艾米莉显得如此怪异、反叛而鲜为人接纳。即便是她的推崇者,也只是将她当作一个非同凡响的天才,褒扬之声“鲜而有之”。 直至19世纪末期，这部具有精妙的叙事手法和震撼人心的主题的小说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进而引发后世对其进行着全方位地探求与诠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呼啸山庄》在学术界不时掀起研究的热潮，彰显出其现代性和永恒性的不朽魅力。研究者多采用社会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神话原型批评、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理论，从作家、作品及读者的角度出发，对该小说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解，以期揭开这一“我们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之谜。如：桑格和塞西尔对作者创作意图及其在作品中的贯彻的研究；多萝西·凡根特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克尔莫德对重视文本多义性的阐释及强调读者在阐释中的重要作用等。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使这部小说得以深入的开掘，并由此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虽阐释角度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它们都不是终极性的。事实上，任何文学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呼啸山庄》的意义系统是开放性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及时吸纳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出现的较为成熟的原创理论和思维方法的基础上，见仁见智地对其做进一步的探求和研究。
关于《呼啸山庄》的主题，文学评论家们可谓各持己见。有人认为小说揭露了人性的邪恶与阴暗面，反映的是传统哥特式小说的主题；有人认为小说反映的是主人公凯瑟琳与希斯克厉夫迷失自我、追寻自我的历程，揭示了人性的泯灭与复苏；还有人认为小说通过人物间复杂的关系，反映出了人们追求自由和自我束缚两种倾向的矛盾……尽管评论者各执一词，但这些评论都从某一个侧面折射出这部像谜一般的小说丰富的内涵及其复杂的主题。 刘 剑，罗忠民：《艾米莉·勃朗特：人格分裂与疯狂宣泄》，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刘 剑，罗忠民：《艾米莉·勃朗特：人格分裂与疯狂宣泄》，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43-44页。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按照他的理论，“本我” 是潜意识的一部分，是人出生时唯一的人格结构。它只与直接满足个体需要的东西有关，不受物理的和社会的约束。本我冲动永远存在，它必须受到健康人格其他方面的限制。“自我”是显意识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人格的表层，在考虑情境现实性和行为后果的前提下尝试着满足本我冲动。“超我”亦是意识的一部分，是理想化的自我，它产生于人与社会环境接触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价值和标准，并使人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行事。“本我”、“自我”和“超我”相互补充、相互对立。“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它在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各部分之间自由活动，控制着本我冲动和超我的需要，将那些不为社会所接纳的东西控制在无意识中，为“本我”寻找一个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既防止过度压抑造成精神伤害，又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力图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同时满足本我冲动、“超我”和现实三方面的要求。因此，在每个人意识之下的某个地方，都存在自我放纵、考虑现实性和强制执行严格道德准则三者之间的紧张状态。 Jerry M.
Jerry M. Burger:《人格心理学》，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32-47页。
本文试图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原理为理论支撑，从“本我”、“自我”、“超我”的角度切入，通过深入剖析小说中各类人物所体现出来的种种困惑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艾米莉· 勃朗特与其作品主题、人物、环境的人性困惑共性，以期为人性探讨提供理论支撑。
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概述艾米莉·勃朗特的名作《呼啸山庄》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学界对该小说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众多文学研究者关于该小说主题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第二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剖析了小说女主人公凯瑟琳狂放不拘、倔强刚愎、热情洋溢、忧郁伤感的性格特点以及这一性格形成的深层原因。凯瑟琳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人性中本我和超我的猛烈冲突，其婚姻悲剧既是由于她内心深处同时追求理想化爱情与现实爱情的“兼得”心理，又源于自身当时所处的边缘性处境。“理想”与“现实”这两股力量在她身上相互对抗，势均力敌，最终导致其精神撕裂。凯瑟琳的形象很好地诠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第二章主要就希斯克厉夫从一个具有诸多人性美德的少年，到历经磨难之后人性扭曲而疯狂复仇，直至最终人性得以复归展开论述。重点探讨了希斯克厉夫人格异化和复仇的根源、动因。希斯克厉夫遭受到的来自社会、文化、家庭的沉重压力使其人格发生扭曲异化，开始疯狂地复仇。最终残酷多磨的生活经历使希斯克厉夫从人性丧失的魔窟中认识到了人性和爱情的本质，并由复仇走向善良。这正是弗洛伊德“超我” 理论的体现。此外，本章还阐释了小说的外围结构所反射的维多利亚时代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的悲剧性生存境遇：在现实社会中，边缘人受到中心权威本能的拒斥和压制，边缘人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在反抗中，他们既倾向于颠覆中心又分裂自身。第三章从艾米莉童年的特殊经历以及她的个性发展的历程入手，探寻其塑造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形象的深层原因。艾米莉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的爱护与保护，父亲又是一个严厉而冷漠的人，因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心里上渴求得到某种补偿。隔绝闭塞以及风雨摧残的沼泽荒野构筑起艾米莉生活的环境，也成就了《呼啸山庄》中荒原环境的原型。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生存环境造就了艾米莉抑郁缄默、孤僻冷漠的性格，促使她把自己所有的悲苦、压抑和愤怒借助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两个“魂化”的自我发泄在虚幻的小说世界里，以抒发性灵，评判现实人生。
第三部分为结语。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象征的角度来关照《呼啸山庄》，希斯克厉夫就是凯瑟琳外化了的“自我”，而林顿则代表着她外化了的“超我”。凯瑟琳在林顿与希斯克厉夫之间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彷徨。艾米莉借助凯瑟琳的洒脱、倔强和叛逆，表达自己对自由、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对现实的愤恨不满，借助希斯克厉夫的疯狂与执着控诉畸形社会对人性和良知的摧残与扼杀。她以其艺术的想象形式，通过栩栩如生地描绘希斯克厉夫变态的报复举措，凯瑟琳不可思议的自虐行为,以及呼啸山庄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然环境，构筑出《呼啸山庄》这样一个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复仇故事，既展示了作者意识中的“本我”、“ 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猛烈冲突，又描绘出那个时代里真实的社会道德图景，并以此探索人文主义道德理想实现的途径。
凯瑟琳形象系统分析
《呼啸山庄》中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一个复杂，难以捉磨的人物，她“宛如来自其它星球”，“时而友爱，时而狂暴，时而温柔，时而激动，时而深情款款，时而任性率性”。 艾米莉·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徐晓雯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年，第231 页。
一、与传统行为规范相悖的庄园小姐
按照弗洛伊德理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受着快乐原则的支配，一味地追求着满足。孩童时代的凯瑟琳生活在呼啸山庄原始封闭的世界里，她身上体现出的是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本我天性。在呼啸山庄里，一年到头都流动着清新的空气，山庄上突出的空间标志是瘦削的荆棘，过度倾斜的矮小的枞树，混杂的天空和群山，使人窒息的大雪，山庄外是一望无际的灰暗的荒原。正是天空、雪、雾、荆棘、枞树、以及广袤粗犷的荒原的野性和活力造就了凯瑟琳原始单纯、自由奔放、桀骜不驯的个性，那一排排瘦削的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的荆棘，象征着凯瑟琳对生命曙光的渴望，对自由、爱情的执着顽强像原始生命力那样不可摧毁。凯瑟琳就是她的创造者——艾米莉，追求自由是凯瑟琳的天性, 更是艾米莉的天性。艾米莉“ 从她的天性深处, 发出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呼声, 她要求得到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 缺少了这件东西, 一切德行都是无意义的, 一切欢乐都是邪恶的, 一切希望都是可耻的, 一切信仰都是卑鄙的, 这件东西就是——自由。” 阿
阿· 查· 史文朋:《艾米莉· 勃朗物》，载《雅典尼恩》，1983年6月16日。
当同时代的大多数女孩子只能端坐在家里的壁炉边阅读或藏身在幕帘下抽泣时,凯瑟琳和希斯克历夫则在家乡辽阔无边的荒野沼地上与飞翔的鸽子山雀、奔跑的小鹿羚羊亲密为伴，尽情驰骋、纵情欢乐。在那寂寞的沼泽峡谷、暴风雨摧残的荒野、陡峭的悬崖边，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一用嬉戏，一同疯狂，找到了许多开怀的乐趣。他们“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一清早跑到荒原上野耍，在那里待上一整天，事后的惩罚，不过是笑柄而已……他们只要聚到一块儿，至少他们策划出哪一个调皮的报复计划时，就什么都忘了个精光。”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5-46 页。
同上，第47页。
马斯洛说过，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与自然多少有那么一点同型(这就是说近似于自然)，以便在自然中能够存活。 林方：《
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27-228页。
诚如“每个儿童降临人世时，都像他们的原始祖先一样不文明。” Freud, Sigmun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9). pp.50. 童年时代的凯瑟琳除了单纯、善良，更可谓桀骜不驯、狂放不羁。作为封建庄园的小姐，她掷宗教礼仪于一边，拒绝像上流社会的淑女们一样生活。父亲去利物浦前问孩子们要什么礼物，她要的居然是一根马鞭子。奈莉说，“她一天里不止有50次惹得我们烦不胜烦。从她起身下楼，直到上床睡觉，我们没有一分钟拿得稳她不会耍坏。她的精神总是向潮水一般高涨，她的舌头总是动个不停：唱啊，笑啊，谁不附和着她，就跟谁纠缠不清、她是个野性十足的，十分邪恶的小姑娘。”“他（父亲）那乖戾无常的责骂反而激起她调皮捣蛋的兴头，来故意惹恼他。每当我们异口同声来责备她，她就摆出满不在乎的神气，用出口成章的语词来回敬我们的时候，就是她最为快乐的时光。她把约瑟满心虔诚的诅咒变成荒唐的笑话，又捉弄我，还偏偏去干她父亲深恶痛绝的事情。” 艾米莉·勃朗特：《
Freud, Sigmun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9). pp.50.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1-42页。
同上，第52页。
理论家霍奇（Hodge)认为:“大多数孩子正是在家庭的形式中首次学会了等级制度和权威统治的意义和做法。在这里他们学会了接受对他们这些非成年人的群体压迫,并且学会男性至上的理论和对妇女的群体压迫。” 贝克·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呼啸山庄家族作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其家庭结构是维多利亚时期颇为稳固的父权式结构。然而，对于凯瑟琳来说,传统父权并非自己一定要遵循家庭道德规范。在对待自己的家族权威老恩肖时,她表现出来的绝非一个恭顺的女儿形象,对家族后来的权威、正统继承者亨德雷也绝非温顺的妹妹，而是充满了反抗意识，以致在日记中一直用“暴君”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亨德雷。凯瑟琳和老少家庭权威之间的对抗表明,她具有强大的自我意志,她不乐于接受其文化体系赋予她的上流社会淑女应遵从的行为规范。这种自我意识的产生既源自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来自本我的一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能在富足和充满鼓励的环境中成长，所有人都能够成长为乐观、和善的人。当某些因素妨碍了这种自然的成长过程时，就会出问题。凯瑟琳的野性顽劣和叛逆与其成长环境不无千丝万缕的联系。老恩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充满了慈爱之心的父亲。但自从他把利物浦大街上那个黑黝黝、脏兮兮、无家可归的小孩裹在自己的怀里“奔命似的”带回家后，他对儿女的爱就开始转移了。他以早年间夭折的儿子的名字——希斯克厉夫为这个孩子命名，甚至让全家人都依顺着这个幼小的外来者，谁敢于违抗，必然遭到痛斥和咒骂。老恩肖抛却了世俗的男女情爱、天伦之乐，全身心地宠爱着希斯克厉夫，用这种义举善行表达着对上帝的虔诚，维系宗教社会的伦理原则，却破坏了原本正常和谐的家庭秩序。在凯瑟琳早期的山庄生活经历中，正是由于父爱的偏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家庭中非正常的伦理关系，使其潜意识中产生巨大的补偿心理，形成了她最初的伦理诉求——向往充满了爱意与温暖、备受宠爱与呵护的家庭生活。 孙 靖：《人伦扭曲的双重悲剧: 以凯瑟琳为中心》，载《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95-103页。 为了唤醒父亲更多的对她的爱，她以顽皮、淘气、活泼、故意惹恼父亲等女孩子特有的方式，试图引起父亲对她的关注，老恩肖却偏偏不理解女儿，甚至说:“我没法爱你,你比你哥哥更坏,做祷告去,孩子,求上帝的饶恕。我只怕你的母亲和我一定都后悔养育了你! ” 艾米莉·勃朗特：《
贝克·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孙 靖：《人伦扭曲的双重悲剧: 以凯瑟琳为中心》，载《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95-103页。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同上，第41页。
二、为世俗环境献祭的贵夫人
“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心理结构。它在人的童年期伴随自我开始出现，在社会道德规范下形成，并以理想、道德等原则来规范自我。在凯瑟琳的童年时代，呼啸山庄原始、自然、野性、封闭的生存空间隔绝了她与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的联系，让她那自由奔放的本我性情没有受到任何物理的和社会的约束，进而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然而，当她和希斯克厉夫无意间闯入画眉山庄，透过其客厅窗户看见了一个与呼啸山庄的野性形成鲜明对比的、闪烁着文明光辉的漂亮辉煌的世界时，她心里原来存在的“自我”状态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文明的、理性的、秩序的新世界。这正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超我”的逐渐形成。尽管凯瑟琳在天性上更倾向于希斯克厉夫，但他毕竟是英国社会的异数，来历不明，处于低层社会，粗俗狂野。当凯瑟琳顺从自己的天性和内心呼唤时，她爱着希斯克厉夫，但当她从画眉山庄所代表的文明宁静的角度看希斯克厉夫时，她又无法容忍其低下的地位和粗野的举止。此时在凯瑟琳内心深处，对希斯克厉夫和林顿的爱如同月光交织闪电、冰霜糅合火焰，汹涌澎湃。这不是单纯的婚姻选择，这是在遍地石楠的荒野中成长的人与在铺着地毯的豪华中陶醉的人之间的冲突。最终凯瑟琳的“文化超我”打败了“本我”：嫁给林顿，用以获得社会权利与经济地位。
文艺理论家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97页。
其一，源自世俗社会的影响。欧洲贵族传统思想信奉的是“女性有闲论”(female leisure theory)，即女性通过婚姻使自己依附于男子，并依靠丈夫的成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尤其是在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中，男人可以通过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来消除身上的柔弱气质，而女人的潜质只能在婚姻的框架中，通过寻求庇护、寻求奉献、寻求人格的依附得以实现。作为女性的凯瑟琳是下层阶级的代表，尽管与同是下层阶级的希斯克厉夫青梅竹马并深深相爱，但是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希斯克厉夫无法保障她今后的物质生活，选择他只能意味着跻身上流社会梦想的永久的破灭。而来自上流社会的林顿却能极大的满足她物质上的要求，因此她指盼 “做这一带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将为有这么一个丈夫（林顿）而骄傲” 艾米莉·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其二，源自家庭边缘性的处境。凯瑟琳在情感上得不到家人的亲近，在家庭中一直生活在“家长制” 的暴力下，这在小说中多有体现：当小凯瑟琳得知父亲为了照料陌生的希斯克厉夫而失落了给她带回的礼物时, 她向那小笨东西啐了一口以发泄怒气，但结果遭来老恩肖狠狠地一记耳光。老恩肖死后，留下了一个表面上看似平静、秩序井然，实则伦常秩序失衡、人伦关系扭曲的家庭。他没有把多少爱留给自己的儿女，留下了的是一个扭曲的家庭秩序和冰冷的家庭氛围。亨德雷就是在这个伦常失衡的家庭中孕育出的畸形儿: 他不懂得爱，只会恨；不懂得尊重，只会命令；不懂得温柔，只会粗暴；不懂得教育，只会惩罚。他憎恨父亲家长式的专制与蛮横，但当缺少亲情温暖的他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家长以后，他也就成了父亲形象的翻版，延续着家庭中非正常的伦理秩序，把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当做家长式权威的统治对象，对他们任意摆布惩罚以发泄着自己的积怨与仇恨，变本加厉地实施自己的淫威。凯瑟琳写在空白页上的一段文字，真实地记载了她和希斯克厉夫那段“倒霉”的遭遇：一个大雨如注的礼拜天，亨德雷和他的妻子“在楼下围着舒适的炉火取暖”，而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却不得不听从吩咐在阴冷潮湿的阁楼上浑身哆嗦地做三个小时的礼拜。他们下楼时，亨德雷还嚷道：“什么，已经做完了？” 同上，第19页。 他们只得躲进厨房备餐台的圆拱里面，想办法尽量让自己弄得舒服点。可约瑟硬是以为他们在玩耍，将凯瑟琳拉出狠狠地扇她两耳光，强迫他们端端正正地坐好，借着“远处炉火传来的一丝暗淡的光线”，去读塞给他们的“讨厌的经文”。 还唤来主人，将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一个抓衣领，一个抓胳臂” 地扔进了后厨房……
同上，第19页。
低微的家庭地位使凯瑟琳能摆脱等级偏见，不顾一切处罚和恫吓，顽强地和下等人希斯克厉夫站在一起。共同的遭遇使他们不能分开而独自忍受苦难，他们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惺惺相惜，彼此安慰，患难与共。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形影不离，一整天一整天地在荒原上游荡，享受着自由带给他们的灵魂的欢畅——荒原所代表的自由精神成为他们内在的灵魂。在凯瑟琳的身上，有着与上层阶级文明教养相对立的强烈野性和反叛精神，这种反叛精神结出的最终果实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这种爱情, 没有花前月下却须臾不离，没有甜言蜜语却刻骨铭心，是基于性格上的一致、情感上的共鸣、志趣上的相投，是一种灵魂之爱。可以说两人此时都是处在自我与非我性之间的界线尚未形成的状态之中，都在对方世界里消弭了自我, 在浑然一体中形成了各自没有分裂和差异的人格世界。两人彼此互为镜像, 彼此都可以把对方看成是外化了的自我。欧美分析家根据希腊神话原型，认为凯瑟琳、希斯克厉夫原本共有一个灵魂，一个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的灵魂。这一点可以从下面一段经典的引文得到佐证：
“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多么爱他，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奈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无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我和他的灵魂是一模一样的。而林顿的灵魂不同于我们，就像月光异于闪电，冰霜异于烈火。……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希斯克厉夫的痛苦,从一开始我就一一注视并且感觉着它们。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思想就是他本人。如果其他的一切都毁灭了,惟独他安然无恙，我就还能活下去。如果其他的一切安然无恙，他却灭绝了，宇宙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陌生人，我再不像是它的一部分了。我对林顿的爱像林中的树叶，时光会改变它的,我很清楚，就像冬天改变了树木。我对希斯克厉夫的爱好似地底下恒久不变的岩石，给出的快乐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儿，然而是必不可少的快乐。奈莉,我就是希斯克厉夫！他总是，总是在我心里，不是作为一种愉悦，一点也不胜似我自得其乐，而是作为我自己的存在。所以别再讲我们分离，这是不可能的。” 同上，
同上，第82-85页。
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理论，我们可以洞察其“他比我更像我自己”的深层内涵：一是凯瑟琳觉得希斯克厉夫在生命最本质的层面上活着，他可以任凭天性、无拘无束地生活，这与她自己深层的“自我”甚至“本我”相通。与他在一起，她内心的“自我”就被唤醒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的洒脱。二是凯瑟琳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受拘束的自由精灵，然而她却更多地受“超我”的支配，压抑着自己的天性，时时处处按照“文化超我”的要求与规范循规蹈矩地活着，因而她痛苦不堪、郁郁寡欢。凯瑟琳深知自己与希斯克厉夫有着同样燃烧、激荡的灵魂。她与希斯克厉夫的关系就如同地底的磐石一般永固,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但她坦言：“要是我和希斯克厉夫结婚，就只能当乞丐……要是我嫁林顿，我可以相帮希斯克厉夫发达，把他从我哥哥的淫威中解救出来。” 同上，第83页。 亨德雷的家长式专制激发了凯瑟琳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唤起了她灵魂中的正义感，她不愿看到希斯克厉夫在她哥哥的百般压迫下过着非常屈辱的生活,她天真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婚姻选择早日结束这种忍辱负重的生活，为彼此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出于她复杂的价值取向，凯瑟琳希望与林顿一起享受画眉山庄温暖的家庭生活( 自私的) ，又希望能够让希斯克厉夫得到人生自由，获得起码的尊重( 无私的) 。所以，当林顿向她求婚时，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她却并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同上，第83页。
然而，凯瑟琳对林顿世界的认同将自己送入了一个与文明相关联的理性世界，也必然导致她和希斯克厉夫原初结合的解体，导致其自我发生分裂以及双重人格的产生。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认同或模仿“他者”是一种异化, 是以自我客观化或对象化作为代价的。并且, 自我一旦被异化, 整一和回归便无可逆转。这就注定了凯瑟琳后来在回归路上的灵魂挣扎。
婚后的凯瑟琳陷入了男性权威的陷阱，她必须压抑自己自然野性的激情，依附于男性而不求闻达。一方面扮演着社会道德规范早已设定的理想女性形象——温柔娴淑，顺从忠诚，另一方面又要竭力压抑奔放的原始本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凯瑟琳具有丰富的情感生活，她在每日每时的生活中，更注重的是两人的情投意合与深层次的交流。所以，她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压抑自己，把自己变得谈吐高雅、举止文明，合乎社会道德规范，俨然一个淑女，但她不可能永远压抑自己的本我天性。可以说，没有“本我”便没有了“自我”的存在，否定自我的内心情感就如同让自己整个的灵魂世界变得荒芜。凯瑟琳追求“文明理想”（即与林顿的结合）必然以牺牲自己不羁的天性为代价，而源自社会道德规范的“超我”又总是试图限制“自我”的行动，这就使得“自我”时时有惆怅、忧郁乃至窒息的感觉。仿佛庄子笔下的大鹏，因为不能翱翔九天而像晏鸟那样在地上飞来飞去，痛苦无比。凯瑟琳经常闷闷不乐，默不作声地坐在窗前，眺望那山谷中白雾旋绕的山巅。显然，她的心还留在呼啸山庄，她的情感还为那个给她带来自由快乐的人所缠绕。此时的凯瑟琳拥有了温暖的家庭生活，然而希斯克厉夫的离家出走却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痛，她清楚地知道不论是自己还是希斯克厉夫都没有得到令他们向往的自由。正是这种痛苦的情境让她迷乱、伤感，于是她只能够靠对过去自由生活的回忆来填补自己在精神上的空虚。
“有半年光景，火药就像沙子一样平安无事，因为没有火药接近来点燃它。凯瑟琳隔一段时间就会时不时阴沉沉默默不语。她的丈夫总是以同情的沉默来表示尊重，他把这归结于那一场大病之后，她体质上发生的变化，因为在先她从来就没有闷闷不乐过……当情势导致两个人都感觉到，一方的所好在另一方心中并不占据最显要位置的时候，幸福就到头了。” 同上，
同上，第92-93页。
以上是对凯瑟琳婚后生活的真实写照。凯瑟琳终于意识到所谓的文明世界原来是那么苍白、软弱和衰朽，这里没有一丝她所需要的荒原的新鲜气息。画眉山庄仿佛就是束缚她自由的监狱，令她痛苦不堪。她的内心呼唤着强烈的爱和理解，呼唤着石楠和悬崖。对于过去她和希斯克厉夫之间互为灵魂、互为彼此的心灵契合，她始终无法释怀。于是，当希斯克厉夫成为一个举止庄重、受人尊敬的有钱人迈进林顿家门的时候，凯瑟琳倍感欣慰，她和希斯克厉夫之间那原始而自然的爱的力量，在短暂地昧于她和林顿之间的基于社会力量的结合之后，便以翻江倒海的气势卷土重来，彻底淹没了她。希斯克厉夫的归来唤醒了她备受压抑的“自我”，搅动了她沉闷已久的内心世界。顿时，在她的脑海里，温文尔雅的文化超我与原始野蛮的本我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凯瑟琳既想与林顿维持婚姻，抓住符合世俗社会价值观的东西，又真诚地希望能与希斯克厉夫进行深层次的心灵交流以满足自己的内心情感需求，试图在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之间寻求到某种平衡。然而，这种行为有悖于伦理(希斯克厉夫从小就是凯瑟琳的哥哥, 她父亲的养子), 也不为世人所理解。这便是凯瑟琳的困惑，也是人类生存的困惑。“但是，不可否认：人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当你接受一个人的爱时，你也许还会觉得另一个人在深深地吸引着你。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事实——被文明的伦理道德所唾弃的事实。伦理道德只能压抑它，却不能根除它。” 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
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上海外语及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与此同时，随着希斯克厉夫的归来，林顿亲眼见目睹了凯瑟琳欣喜若狂的神情，看着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亲密无间的样子，他嫉妒得脸色发白，禁不住在夜深人静之时失声痛哭。他终于意识到凯瑟琳的心里始终装着希斯克厉夫，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得到过凯瑟琳的爱。在他得知希斯克厉夫准备利用伊莎贝拉的好感来报仇时，长期积聚内心的对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的不满第一次爆发了。他把矛盾直指凯瑟琳: “从今以后，你倒是放弃希斯克厉夫，还是放弃我? 你想都别想一边做我的朋友，一边又做他的朋友。我需要确切无疑知道你的选择。”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同上，第121页。
凯瑟琳的婚姻是她身处边缘处境谋求生存的唯一途径，然而却使她处于更深层的边缘：她既不属于画面山庄也不能回到呼啸山庄，她只能像个孤魂在荒原上游荡。在她满怀忧伤地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只剩下了唯一的期盼: 与希斯克厉夫一起回到灵魂自由的天堂，为自己找到最后的归宿——不是在教堂里的林顿家族中间，而是在露天旷野里，只竖有一块墓碑。
希斯克厉夫形象系统分析
《呼啸山庄》中“魔鬼式的人物希斯克厉夫”那奔腾呼啸的激情、鲜明强悍的爱恨意识、残酷无情的报复手段以及丰富而复杂的性格内涵给人以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绝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复仇者，而在于他在历经本我与超我的搏击过程中，集爱与恨的交织、善与恶的转换、妥协与反抗的变奏于一体以及从他身上展现出的爱与恨不可相容的两极对峙。纵观希斯克厉夫激荡曲折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在人性与魔性的轮回变迁中画就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性曲线图，昭示了生命历程的险峻激烈及其起点与终点的纯真质朴。
一、 游移在家庭边缘的“养子”
《呼啸山庄》构筑了两个典型的环境意象——“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这是两个对立的元素，“呼啸山庄”——这座高踞贫瘠荒野之上任凭风吹雨打的哥特式古老房屋与“画眉山庄”——这座坐落在葱茏峡谷之中、展示着现代文明的别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顿家族是当地最大的地主，“画眉山庄”是这个属于有产乡绅阶层家族的家园，可以说代表文化。这里的人性格温柔、文雅、行为举止得体，但却懦弱、缺乏生命力。自然在这里得到规划和开发，因而也或多或少失去了其原始的风貌。“画眉山庄” 是靠了自然才得以生存，但是和大多数阶级文化一样，它切断了自己自然的原生之根。较之“画眉山庄”，《呼啸山庄》 与土地的关系更为密切，那黑色的“沼泽”，常年不断的“北风”、“雪”、“雾”、“严寒的北方天空”、“岩石”，顽强生长的“石楠丛”等自然之物，构筑起荒原蛮荒、粗犷而苍凉的坚韧形象，具有生命的力度和质地，表达着生命严酷而又顽强的内涵。这里的人们自我放纵、性格暴躁、充满野性如狂风般难以驾驭。生活在呼啸山庄的恩萧家从事着简单质朴的劳作，享受着成为他们自己主人的自由——建立在既定的血缘家庭结构中的相对的自由。他们的生活如同受风雨摧残的荒野和寂寞的山谷一样一成不变。对他们来说，工作与人际关系大致等同：工作是社会化的，人际关系通过历史、财富、权利而非婚姻和子女的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山庄的社会单元——家庭——既是自然的（生物的）也是经济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扮演着自然的物质关系与社会的血缘关系的调停者，以纯物质性的经济因素——劳动、亲族、遗产控制着人际关系。 Terry Eagleton,
Terry Eagleton, Myth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8）. PP.106.
希斯克厉夫的介入无疑破坏了恩肖家原来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家庭纽带，所以，当老恩肖把希斯克厉夫带回家时，几乎遭到所有家庭成员的强烈抗议：恩萧太太非常恼火，“打算把他扔出门去”；凯瑟林“呲牙咧嘴冲着那个傻里傻气的小东西发泄怒火。用唾沫吐他”， 她和亨德雷“压根就不愿意和他同床，甚至不愿让他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女仆奈莉把这个新来的小家伙像狗一样“放在楼梯口上，希望明日他会离去” ……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 虽然老恩肖对希斯克厉夫的爱超过了对家庭里的任何人，但这样的爱给希斯克厉夫带来的不是幸福与满足，而是种种痛苦与磨难。首先，被遗弃的事实已经让希斯克厉夫变得忧郁、倔强而麻木不仁，面对着老恩肖的宠爱，他无动于衷; 其次，老恩肖的爱激起了亨德雷的嫉妒和厌恨，他把希斯克厉夫当作掠夺父亲情感和特权的人，他不能容忍卑贱者分享他的权力。作为山庄的血缘权力继承者，亨德雷感到自身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受到这个非法闯入者的严重威胁，故而把对父亲的反抗化为对希斯克厉夫的虐待：耳光、秤砣经常像雨点一样落在幼小的希斯克厉夫身上。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5-36页。
对于呼啸山庄来说，希斯克厉夫始终是个异类，虽然被命名后的他的确被归化到一个不可逃避的系统——家庭之中, 具有了他的位置——被收养者，但他并未获得恩肖家族的姓氏这一社会性象征身份，因而不可避免地游离于家庭“中心” 之外，像个仆人而非家庭成员。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希斯克厉夫”作为一个单词, 既代表基督教徒, 也代表姓氏, 它充当了在家庭关系中代表某个“位置”的标签。很显然，这个位置是可以由任何个体来填充的。拉康说，“一个命名, 无论其多么迷惑, 都标示着一个特指的人, 它导引着通向人的社会存在状态。如果我们必须界定人之成为人的那种瞬间, 我们或许会说在我们进入一种在语言生成的象征性关系中的顷刻间” Lacon, Jacque,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Trans. Anthony Wilden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 P, 1968 ). pp.362. 由此可见，被命名后的希斯克厉夫被带进了一个陌生、有序、排他的“非我性”的环境，他自己也因此具有了“角色意识”, 参与到更大的存在群体中, 而他的命名则是这一角色认同过程的象征。“命名” 揭示出, 人拥有独立于他们身体以外的角色或职能，但这种“非我性”的命名必须存在于自我中，才能使一个人成为人类社会的成员。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问题，也是人的自我认同问题。如果人的存在不能和周围的环境和谐共融，那么他就是一个“他者”，他的人格结构便会有极大意义上的缺失和匮乏，精神世界便会是孤独寂寥的。如果他屈从于本质上和他个性不同的环境中的存在，他就会如荒漠中的一粒沙土一样在大自然中居于被忽略的位置而平淡平凡。如果他有不甘，想磨砺后而闪闪发亮，他就必须在接受狂风暴雨的冲刷后依然坚韧坚强，从而傲然屹立。当他真正强大时，他就会成为他所在的环境的主人，获得人格和精神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反之，如果经历了所有的挣扎而依然不能融于所生存的环境，那么，他便会以极端的方式来捍卫自我，最终会发展为病态的思维和认知，达到他和周围环境的绝对疏离。希斯克厉夫之后的报复固然有爱恨的因素，但更大的意义上是他“自我”的追寻与确认。对他来说，凯瑟琳嫁给林顿的事实，不只是失去了心灵的伴侣，还在于他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不管是在呼啸山庄还是画眉田庄，都没有真正属于他的立足之地，他是一个被排斥的绝对意义上的“他者”。虽然他偷听到了凯瑟琳婚前对奈莉的自我剖析，但他知道，失去凯瑟琳就等于自己失去了所有的精神依托，失去了“自我”，所以他要不择手段地去寻觅
Lacon, Jacque,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Trans. Anthony Wilden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 P, 1968 ). pp.362.
希斯克厉夫的童年是边缘性的，他在两种对立的方式上被剥夺了自由：一方面作为没有土地的农工，在呼啸山庄干活，受工作和家庭结构的压制；另一方面被变得更“野”。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在社会内还是在社会外，希斯克厉夫都没有自由。这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残酷事实的缩影——无论在它的内部或外部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黑格尔在论及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性冲突时曾指出，出身的差别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的事情，按照人的概念，人有应有的权利关系、欲望目的和要求。如果由于出身的差别，而使处于低下的人们丧失了这些权利，那么，这种社会就是不合理的。 黑格尔: 《美学》,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追根溯源，希斯克厉夫在家庭中的边缘境遇缘于他的社会边缘性。作为一个不明身份的弃儿，他既无法印证自己具有高贵的血统、显赫的家庭背景，更无能拥有骄人的财富——他是一个十足的无产者，一个饥饿的代名词。虽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是“一个欲望与饥荒、反叛与病态的保守的世界, 欲望与满足, 压迫与丧失在每一处生活经验中都深刻地交织在一起” Raymond 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London Press,1970). pp.60. 但在呼啸山庄，来历不明的希斯克厉夫仍是异数。曾如 “半开化而残忍”的内利·迪安冷漠地说,“这东西不是我的同类。”作为“异类”，希斯克厉夫在呼啸山庄受到欺凌和虐待；作为 “异类
黑格尔: 《美学》,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Raymond 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London Press,1970). pp.60.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的关系，把他们从周围的世界中抽象出来看, 原本是关于拉康“想象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存在者的身份的形成完全有赖于他者的存在。但凯瑟琳必须占据她在象征秩序中的那个位置,才能把她的伙伴留下, 让他滞留在想象界的领域。凯瑟琳与希斯克厉夫——个受压抑的妇女和一个受剥削的农工, 原本是有机会开创一种与呼啸山庄的工具主义经济截然相反的关系形态的。然而凯瑟琳却因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而背叛了与希斯克厉夫的天然认同，走进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天地。从此，他们虽一窗相隔，近在咫尺，却如海角天涯。凯瑟琳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也把希斯克厉夫拖入到难以自拔的精神和情感的绝境。初时对林顿家窗内一切不以为然的希斯克厉夫也在一道道无形窗户的阻隔下，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
小说中“窗户”的意象贯穿始终，阐释着爱与恨，生与死，自然与文明，边缘人与权威人之间两种截然不同世界的对立和融合，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神秘爱情和复仇主题推向高潮，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窗子首次出现在小说开头洛克乌德的梦境中：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树枝撞击着玻璃窗，洛克乌德用拳头打碎玻璃，伸出胳膊去抓树枝时，却碰到了一根冰冷的手指，外边的游魂要从窗子进来。此时的窗子是冥界与现世的隔阂,是把“ 人”同可怕的“ 异体”分隔开的中介。当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误闯画眉山庄时，他们透过窗户看到一个与呼啸山庄完全不同的文明世界。凯瑟琳最终被接纳进了文明世界，不由自主地成为了窗内繁华世界的虚荣的俘虏，希斯克厉夫却被排斥在了文明世界之外。从此，窗外的自由与窗内的枷锁，被一层透明的玻璃阻隔开来，窗户又一次成了隔开文明世界与蛮荒世界的媒介。在凯瑟琳病重之时，她不止一次地让仆人打开窗口，让自己的灵魂能飞到呼啸山庄的自由世界里去。在她的心里，打开窗户意味着打破阻止她和希斯克厉夫在一起的屏障，她最终意识到自由的灵魂是无法真正忍受束缚的，窗外才是她的生活、她的本性和她的自由。在希斯克厉夫弥留之际，窗也成为了他的精神窗口，他天天对着窗外思考，从他死时手臂伸向窗外面带笑容的样子,我们可以推测,在他生命失去的同时,他的灵魂已与凯瑟琳的灵魂相聚,他们之间生死不渝的爱超越了时空、战胜了死亡、获得了新生。“窗户”的意象可谓是横亘在边缘人与权威人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薄薄的窗玻璃仿佛一道道无形屏障，将内外两个世界，将权威人与边缘人截然分离开来。正像狄更斯所描绘的那样，这个世界，对于置身中心地带的人来说，是最昌明的时世，阳光灿烂的季节，欣欣向荣的春天，他们眼前无所不有，而对于身处边缘的人来说，则是个最衰微的时世，长夜黑暗的季节，死气沉沉的冬天，她们眼前一无所有……
二、扭曲异化而迷失人性的复仇者
弗洛伊德认为，人有许多本能欲望存在于无意识深渊，拥有巨大的心理能量，而“人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初级的、自发的本能动力。这些动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的, 它指向一定先天需要的满足。” [英]特雷·伊格尔顿：《希斯克厉夫与大饥荒》, 周小仪译，载《国外文学》，1997年第3 期(总第67
[英]特雷·伊格尔顿：《希斯克厉夫与大饥荒》, 周小仪译，载《国外文学》，1997年第3 期(总第67 期)，第11页。
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 成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具有讽利意味的是，希斯克厉夫复仇时采用的仍然是别人的价值尺度：身世、财富和社会地位。他的目标就是得到更高的地位——当然包括财富，同时使他的敌人堕落。他首先通过赌博使亨德雷倾家荡产，落魄而死，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呼啸山庄。当亨德雷死去时，他把不幸的小哈里顿放到桌子上，带着少有的兴致咕哝道：“现在，我的孩子，要是让同样的风来吹歪它一棵树，它愿不愿意像另一棵那样长得弯弯斜斜。”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异化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于黑格尔。他认为“ 绝对观念” 由于固有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向自己的对立物转化, 分裂出与自身相对立并制约着自己的外在力量。 张同乐，毕铭：《〈呼啸山庄〉—一部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小说》，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66-69页。 希斯克厉夫就是由于在现实世界中的孤独、苦闷、压抑长期无法排解而遭致人格异化。被异化的希斯克厉夫既丧失了符合人性的外观, 又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 而这种丧失又缘自于其人性的本质和个性遭到扭曲。可以说,希斯克厉夫就是英国文明社会的异者，一个外来人，他代表了一种与英国的理想人格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这或许是人性被扭曲异化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变态的反射。这种变态反射的心理动因和原动力来自于 “里比多”（ 性驱力）。弗洛伊德德在《梦的解析》中写道“ 一种提防痛苦的方法就是采取‘ 里比多转移’, 这是我们的精神机制所能容许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 它所能获得的适应性是极大的。这样, 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本能冲动转化到一种使它不可能被外部世界挫败的方向上去”
张同乐，毕铭：《〈呼啸山庄〉—一部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小说》，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66-69页。
弗洛伊德：《梦的解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满足与欲望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对希斯克厉夫来说，报复既是对他生命力的捍卫，也是对他生命力的亵渎。在这行动的悖论中，复仇的快感与良心(本真的自我)的谴责无时不在困扰着他，最终导致他精神的分裂：“她骚扰了我，日日夜夜的，18年哪，无止无休，不屈不饶的……”“我没法躺在那里（凯瑟琳的卧室里），因为我一闭上眼睛，她要么是在窗户外边，要么是溜到板壁后面，再不就是走进房间，甚至把她可爱的头颅枕到她幼年所用的同一个枕头上面。我非得睁开眼睛看个仔细不可。如此一夜里我双眼开开合合有百来回，总是大失所望。这叫我发疯！” 艾米莉·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陆扬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5-286页。
在希斯克厉夫无限制的复仇中，他把自己变得更恶毒、更丑陋、更可怕。他把深恶痛绝的社会不公正固定下来, 由自己来执行这种不公正, 从奴隶变为奴隶主, 从善良者变为凶恶者, 从卑贱者变为高贵者, 从被踩在脚下的变为把别人踩在脚下, 从被人吃到吃人……可以说，希斯克厉夫是被迫在具有某种内在分裂的领域, 即在神话、想象和珍藏的儿时记忆的领域和掠夺成性的英国地主的行为之间, 发展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对凯瑟琳的爱情。希斯克厉夫既是时代与社会造成的受害者又是让很多人不幸的施害者，既身受迫害又罪孽深重。这个似乎浑身都散发着邪气的“恶魔”自觉地与正统主流社会疏离,所代表的是人性的异化,但同时,他满怀悲怆和寂寥,蔑视众生,那傲慢不羁的外表下隐藏了一颗因深深爱恋而千疮百孔的心。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仿佛海底深处最坚硬的礁石，忍耐得越长久就反抗越厉害。希斯克厉夫大半生的精力消耗在对付恩肖和林顿两家人上，事实上他只是用一种东西去取代另一种东西——用疯狂的报复取代他对凯瑟琳狂热的爱和追求。这种近乎疯狂的报仇泄愤,貌似有悖于常理,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非同一般的叛逆个性。本我是不可触摸、无所不在而又极其顽固的，它在特定的时候爆发，无法阻挡，无法控制。希斯克厉夫的泯灭人性正是他的“本我”抬起了头，将“超我”拒之门外的真实写照。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斯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反抗。希斯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进行报复,他早期的反抗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 杨静远编：《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92页。 希斯克厉夫的堕落与邪恶败坏了自我，践踏了他与凯瑟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亲密关系，更使这种关系被扭曲成痛苦和仇恨，他也无法如愿以偿和凯瑟琳的灵魂重逢。于是，他选择了跟凯瑟琳一样的死法——绝食。没有任何世俗的食物能够满足这对情人的特殊渴求，而只有拒吃人间的饭食，他们才有希望到达另一个境界。在那里，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给养——以彼此为给养。 从表面上看，希斯克厉夫是以死来实现与失去的爱人的重聚，而实际上他是在追寻失去的自我，使分裂的
杨静远编：《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92页。
希斯克厉夫用复仇写完了一生，他的一生，凝聚了世上最强烈的爱与恨，当他失去唯一的所爱，当当他孜孜不倦地报复时，他没有与第二颗心灵的接触，他是孤独和凄凉的，他在尘世间的孤独恰是凯瑟琳的灵魂在旷野漂泊的孤独。正如《红字》 的作者霍桑所言，恨与爱，归根到底是同一个东西……这两种感情，在完成任务以后，都可以使一个热烈的爱人或者使一个同样热烈的仇恨者感到孤独和凄凉。最终希斯克厉夫成了那种“孤军奋战，力图达到某一目的，而在目的达到时反而垮掉的人”。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这或许印证了这样一种“生命力悖论”：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形式，只有行动才能获得自由与幸福，而行动又往往招致悲剧。因为个体的生命本身就是在“本我”和“超我”的相互斗争中力求达到平衡。一方面，“本我” 要求生命为实现自我完善的自由生存的愿望与达到一个和谐安宁的生存处境而不顾一切，冲破一切障碍，积极行动；另一方面“超我” 又要求生命在行动时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遵守由种种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宗教等交织而成的网中的规则。在这两者构成的张力中，个体生命在行动中愈努力、愈疯狂，冒犯的规则也就愈多，而这些规则又似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个体生命的行动，最终造成“人格解体”而走向悲剧。这印证了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在《民约论》中所说的：“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论创造力与无意识》, 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冯岭：《〈呼啸山庄〉人物形象的深层阐释》第20页。载互联网，网址：https:// www.
玛里琳·巴特勒曾说，哥特式的传奇或画家福赛利和皮拉内西的令人不安的平面人物肖像，表达的很可能并非只是作者的私人感情，而是“群体的焦虑”。 笔者认为，希斯克厉夫和令人可怕的形象背后掩盖了一种群体的焦虑，即维多利亚时代处于边缘性处境的人们急切渴望摆脱悲剧性命运，反抗中心权威的心声。艾米莉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工业革命的出现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各阶层间关系的变革，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得以充分暴露，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大量的失业工人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当时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英国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重，相继出台的一些法律所保护的又是有钱人的利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时每一个英国人的心灵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即使是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们，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安然无事了。 张奎武：《英美概况》 (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边缘人的生存境遇迫使他们起来反抗但最终都因自身的边缘性以及中心权威的“暴力”而招致失败。“路德运动”(1809-1812)、“末次起义”(1830-1832)、“工联主义运动
张奎武：《英美概况》 (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如果说希斯克厉夫是边缘人反抗“中心” 权威的代表, 那么他所代表的就是变了味的革命。他是玩着敌人的游戏, 带着敌人的面具, 窃取敌人的文化包装而自己的激进理想丝毫不受影响。他曾是反抗山庄的力量，然而他又拙劣地模仿了那个财产系统并强迫自己进入那个社会去剥削剥削者与无辜者。他集压迫者和剥削者于一身，既是农场主又是反叛者。希斯克厉夫就是马克思笔下的小资产阶级, 作为矛盾的化身, 他被迫扭曲自己的欲望, 异化自己的欲望, 而最终被这一矛盾劈成两半。孩童时期的希斯克厉夫只是一个自卫者, 一个边缘人，在一次小小的乡村暴行中被逐出了画眉山庄, 因为庄园主以为他是要投宿于此。然后他就从一个农村无产阶级, 摇身一变而成为老谋深算的农村资产阶级: 狡猾地把呼啸山庄从亨德雷的手中骗取过来。一旦在呼啸山庄扎下根, 他自己也变成一个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