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逻辑史
在中国，有逻辑学科是中国近代西方逻辑学东渐之后的事情，逻辑史领域亦如此。这就体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中国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关于逻辑史的研究不能不参照西方的逻辑，所以，逻辑史研究更凸显以西方逻辑学为主体的比较研究，这在先秦逻辑、汉传因明方面更为突出。当然这里涉及逻辑观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逻辑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以来逻辑史研究的继续。本章从四个方面概述这一时期逻辑史研究状况，即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史、汉传因明、藏传量论。需要说明的是汉传因明、藏传量论本是佛教逻辑，我们把它分成两节来讨论是因为它们既与印度因明有差异，而且彼此之间差异亦大，这在后面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兹不赘述。
我们把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学科建设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期。说是开拓期，仅指时间而言，尽管当时的研究者不多，但他们是民国时期研究的继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二期与三期的划分是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面世为标志，前期以学科构建为主体；后期研究与反思并重，形成不同的中国逻辑学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逻辑史研究分为“西方形式逻辑史研究”、“西方逻辑史专题研究”两个大的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进行回顾与总结。关于“形式逻辑”的理解，是依据肖尔兹对逻辑学的分类；在“西方逻辑史专题研究”部分只选择与本书其他章的题目相关的领域，如，哲学逻辑发展史、归纳逻辑发展史、语言逻辑发展史、逻辑哲学发展史等。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汉传因明研究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与此前30年相比，波澜不兴；第二阶段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至结束，在大陆，因明研究和传习完全停止；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因明研究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
“藏传量论”也有学者称为“藏传量学”、“藏传因明”等。本节研究虽然也按照年代分为三个时期，也就藏传量学的前期发展及特征作简要介绍。即便是按照时间分期，也是以藏传量论的发展特征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内容包括总论、新的起点 不幸夭折（1949—1979）走出低谷 臻于辉煌（1979—1999）、深入拓展 继往开来（1999—2009）四部分。
思考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理应追溯到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建立。受逻辑学东渐的影响，1897年孙诒让首先提及《墨经》有西方之逻辑学，梁启超1904年写出《墨子之论理学》，开始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便出现了中国逻辑史学科。在《墨经校释》自序中梁启超说过，“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梁氏所述表明，讨论“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的一个基本语境，是西方逻辑，是用西方逻辑的概念在中国先秦《墨经》等典籍里找对应语，构建了墨家逻辑，形成了梁启超的用西方逻辑解释中国先秦经典的研究范式。影响深远，不仅成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流，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逻辑史学科发展的主流观念的金科玉律。不过，对此研究的批评者也不乏其人，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里批评当时的墨学研究为：“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
我们把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学科建设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期。划分的标准是以时间为序，以研究特色为依据。说是开拓期，仅指时间而言，尽管当时的研究者不多，但他们是民国时期研究的继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二期与三期的划分是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面世为标志，前期以学科构建为主体；后期研究与反思并重，形成不同的中国逻辑学立场。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逻辑史界的讨论异常活跃。21世纪，总体上看，中国逻辑史界的讨论相对减弱，倒是非中国逻辑史界又出现几种不同声音。例如，2000年王路、张立娜连发两篇文章讨论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问题，主张“既然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就一定要运用最新的逻辑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这种“最新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就是早在1995年他说的现代逻辑，只有掌握现代逻辑，“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才会更上一层楼”。陈波在研究荀子时认为，“荀子的这种名称理论甚至比当代美国哲学家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的严格指示词和因果历史理论更为合理”。与此相反，鞠实儿却认为，“西方经典研究方法不能证明任一文明（含逻辑）的合理性，但也不能证明它是不合理的。因此，没有一种文明（含逻辑）在合理性方面是超越的，它们均不能被简单地拒绝和接受。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平等原则。”依此原则，“提出了广义论证逻辑的概念，扩展了逻辑家族成员，使之包括主流文化之外他文化的逻辑”。论证和说明“逻辑相对于文化”命题。这些观念值得中国逻辑史界学者的思索。
不过中国有没有西方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的确涉及逻辑观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金岳霖对中国逻辑是什么的困惑、沈有鼎的墨家逻辑学研究与其逻辑观出现矛盾，就是因为中国逻辑史研究需要一个论域。
（一）概述
1949年后，中国逻辑史研究队伍相对薄弱。“1956年，国家制定全国科学规划时就明确地指出，要加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之后开始引起学者重视，出现一些成果。据郑杰文在《20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统计：1950—1976年大陆的墨学研究、整理著作共出现21种，论文130篇。除整理著作外，这些著作主要集中在综合研究和《墨经》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领域虽有涉及，但只是提及而已。如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墨子“在知识论和逻辑学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唯物主义者”；墨家把概念（名）分为达、类、私三类，创效、辟、侔、援、或、假、推七种论辩方法；墨辩派的归纳推理以现实为基础。真正体现当时中国逻辑史研究水准的是以沈有鼎的《墨辩的逻辑学》，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1956），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1960年完稿，题为《中国逻辑思想简史》）、《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1961）和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其中有些学者的成果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但是又在50年代至60年代出版，如谭戒甫的《墨辩发微》与栾调甫的《墨子研究论文集》、《杜国庠文集》等，虽然这些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产生的新观点仍纳入我们的视野。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有“以西看中”的成分，又有研究之反思，体现出三大特征。
1.以西方逻辑来研究中国逻辑
在这一时期以詹剑峰最为突出，他的《墨家的形式逻辑》包括：名的由来、名的本质、名的种类、名的内涵与外延、定义、分类、辞的本质、辞的构成、辞的分类、说的本质、说的种类、演绎的法则、归纳的法则、归纳与演绎的关系等内容。此与类似的研究如赵纪彬认为：“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义语”。杜国庠在《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一文里也有这样看法，墨家“规定了概念（‘以名举实’）、判断（‘以辞抒意’）和推理（‘以说出故’）的意义，有演绎也有归纳（‘以类取、以类予’）。配合着第二部分第一段所说的‘辟、侔、援、推’的具体方式，墨家的逻辑于是具备。”李世繁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上发表《谈谈〈墨辩〉关于辩的理论》一文认为《墨辩》的逻辑学叫辩学；杨芾荪在《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1963年第3期、1964年第1期）先后发表《墨家论辩》、《墨家论证学说述略》、《墨家思维形式概要》，得出墨家以类比推理为主，而墨家的类比推理包含有演绎与归纳；李匡武的《形式逻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研究墨家的辩学，他认为墨家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大致相当于西方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温公颐的《墨子的逻辑思想》（《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4月）研究逻辑推论的基本范畴、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名词概念、判断、推理、逻辑方法等；还有周云之、孙中原等学者的文章。
2.批评用西方逻辑硬去套中国逻辑的比附方法
谭戒甫在《墨辩发微》序中强调，“周秦诸子里面多有名家言，自来不少学者利用西方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把原来一模一样地支配，因说东方也有逻辑了。及仔细查考，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然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其实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其论式组织即在小取大取二篇中，而经说各条就是辩学论式例证”。杜国庠的批评十分尖锐，“因为墨家逻辑学的论式简单，于是一些好心的研究者，有的就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去套，有的就用‘因明’的‘三支作法’去套。到了不好套的地方就‘画蛇添足’或者‘削足适履’而使之相符合。套是套了，到底不像，一样有‘买椟还珠’，‘不善嫁女而善嫁媵’（见《韩非子》）之嫌。……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必须以墨家逻辑还诸墨家逻辑，不要‘增字说经’，更不要减辞便己。形式逻辑和‘因明’只可借鉴，不能用它替代。辩证逻辑也只能用来做研究的指南。……各国的逻辑发展史有它自己的特点，各个历史阶段的逻辑，其形式、内容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研究古代逻辑和逻辑史，主要目的在于研究逻辑的发展规律，推陈出新，找到解决我们现在的逻辑问题的途径或启发。如果拿我国形式逻辑一套就可，我们何必要研究墨家逻辑”。
3.赋予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时代特征
注重运用唯物与唯心主义二分法看待不同学派的逻辑学思想。如何兆清认为，“事实上历史上所有的逻辑学理论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或从其他星球输入的，它们都是由在这个地球上卷入现存的阶级关系的人们，从各种各样的社会阶级斗争中和生产斗争中发生发展出来的，而且它们的发生发展特别是和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斗争相联系，并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之间的斗争相联系”。
以上特征在沈有鼎、汪奠基等逻辑学家、逻辑史家身上也有体现。
（二）沈有鼎的墨家逻辑研究与反思
沈有鼎是一位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这一时期，他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集中于墨家，其成果连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5月19日至1954年7月28日“哲学研究”栏目（两周一版）上，最后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5年3月9日“哲学研究”栏目上。1980年以《墨经的逻辑学》为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基本思想表现在：
1.用西方逻辑学基本概念解释《墨经》
沈有鼎在解经时，引入了西方逻辑学的概念阐释《墨经》。例如，“矛盾律和排中律就在《墨经》所给的‘佊’的定义中明确地表示出来了”。“逻辑学的叙述通常由概念开始，进而判断，进而推理和论证。《小取篇》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已经明白清楚地把这三步骤依次标举出来了”。“孔子提出了‘正名’这口号，到《墨经》才发展成有系统的逻辑学”。“由名构成的‘辞’，即命题、语句。‘辞’所表达的‘意’即是判断”。“逻辑学上所谓类比式的论证通常也只是‘譬’”。
2.“让墨经自己来注释自己”
也就是从《墨经》文本的意义和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墨经》。最典型的是对“类”的文本解读。他认为，“‘类’字在古代中国逻辑思想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我们必须给以正确的解释。类字的一个意义是相类，即上节所说的‘类同’，相类的事物有相同的本质。我们把相类的事物概括为一‘类’，这是‘类’字的又一个意义。于是一类中的事物都是‘同类’，本质相同。不是一类中的的事物则是‘不类’、是‘异类’，本质不同。‘明类’就是‘明同异’。但‘明同异’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是因为有些事物表面上不相似而本质上相同，也有些事物表面上相似而本质上不同。不被表面上的现象相迷惑，能透过表象，了然于事物本质上的同异，这就叫作‘知类’或‘明类’。‘辞以类行’是说一切推论最后总是要从‘类推’出发。‘类推’的根据在于事物间的‘类同’。《孟子·告子上》就是这个意思。归纳推论和类比推论都是用‘类推’的方式进行的。但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类比推论’和西方人或现代人常说的‘这只是一个类比’不同。古代中国人对于类比推论的要求比较高，这是因为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类比推论有着极广泛的应用。”
3.反思
其对自己研究的评价为：“本文的用意在于初步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那一部分文字。”批评主观主义的毛病：“过去估解《墨经》的人，除了早期的孙诒让等不计以外，余者常常望文生义先构成一个主观成见，于是利用《墨经》一书脱误本来极多这话作为理由，任意改窜《墨经》的文字来适合自己的成见。”并认为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承袭着从梁启超以来以讹传讹的旧说”。建议研究墨经从校勘和注释方面入手，在校勘方面，“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轻易改动原文”；在注释方面，“要反复比较各种可能的解释，经过了详尽的考虑，然后采取一个比较最自然最合理的说法……让《墨经》自己来注释自己”。
（三）汪奠基关于中国逻辑的思考
汪奠基是一位对数理逻辑、逻辑史研究很深的逻辑学家。他不仅讲授过西洋逻辑史、数理逻辑和数学史，而且其著作《逻辑与数学逻辑论》是第一部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著作，他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深入文献研究，出版了《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而且还写出了《中国逻辑思想史》，并发表一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国逻辑史研究有许多独特见解。其主要思想表现为：
1.反对机械类比的研究
他把此前几十年来的研究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为“根据普通逻辑的内容，按照所谓概念、判断、推理、证明或反驳等分章的形式逐加填、补”；另一种形式相反，内容一致，就是“在《经》、《经说》、《大取》、《小取》各篇中，搜出部分主观上需要利用的论点，加进与现代逻辑不相干的解释”。批评这些形式：“如果离开墨辩本身的历史对象和它的形式特征而以发展了的两千多年的形式逻辑来加以排比，即将使这一逻辑科学史料变为支离破碎。”“名、辞、说是‘墨辩’的一种表述形式，它们与概念、判断、推理的组织形式实质并不一样”。“不要专拿两千年后发展了的形式逻辑，来硬搬些古书词句，拼凑成例；或空选些古人说话的方式，来加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划分，像一部‘论理学古例’的写法一样，结果等于否认中国有自觉的逻辑认识，无视名辩的科学方法和历史的逻辑思想遗产。这是对待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对逻辑科学史的歪曲。……尽管说逻辑三段论式，或因明的三支式是一般推理的形式，但是不必强把墨辩所谓‘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的‘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原则，硬排成三段式或三支式的同一结构来理解。‘三段式’与‘三支式’并不皆同，而‘三物’之说更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所讲的都是‘立辞’、‘推理’的共同形式，都有其正确的表达方法。如果比附为一样的就未免显得贫乏”。
2.提出“大逻辑”思想
“大逻辑”的提法来源于其对《大取》的认识，“如果把《大取》当作‘墨辩’的‘大逻辑’，这倒是很自然的看法”。从其成果看，大逻辑包括：普通逻辑、辩证的推论方式和社会政治的逻辑。他认为，“中国逻辑史，就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和一定的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法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思维理论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藏因明与自唐以后翻译的外国逻辑。”
中国的普通逻辑论。他认为在我国古代逻辑文献里，保存有许多论述概念、判断、推理之类的科学史料，《小取》中的名辞说故理类是有关思维形式的具体原则的论述。荀子的《正名》“‘名’是概念的表述工具；‘辞’是判断或判断的表述形式；‘辩说’即普通逻辑上的推理；‘期命’即论证过程”。“这里不仅提出了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定义，而且指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果单就人类共同思维形式的发觉来说，先秦‘名学’的意义与古希腊‘逻各斯’所摄的思想、概念、语言、词义和理性等形式的研究是类似的。……墨辩的推理不是以演绎为重，而是以科学的归纳论证为基础的”。他认为孟子“在方法上，他所用的推、比，可以分为两个的类型看：一为近于归纳形式的论证法；一为近于逻辑定义式的解释法”。
中国的辩证思维形式论。“把经验事实跟理论推知相结合的方法，墨家所谓‘类取类予’，‘类以行之’，正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原则。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形式，也正是这一逻辑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先秦逻辑思想和科学认识中的这些类取（归纳）类予（演绎）的辩证思维形式，正反映了当时实际生活中科学认识的客观需耍”（中国哲学学会召开的对其书稿《中国逻辑思想简史》讨论会上，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问题，有人批评为：“不应该只限于形式逻辑思想，应该包括辩证逻辑思想又包括形式逻辑思想。”此书稿1979年以《中国逻辑思想史》为名出版）。
（一）概述
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期，确是体现中国逻辑史体制化建设的特征，无论是社会、政府对学科的确立，还是学术组织的构建、学科团队的建设与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都体现出这一时代科学共同体建设的特征。如刘培育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逻辑史界的成就：一是，沈有鼎、陈孟麟、汪奠基、周文英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的《墨经逻辑学》、《墨辩逻辑学》、《中国逻辑思想史》和《中国逻辑思想史稿》问世了；二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全国的中国逻辑史工作者，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任务；三是，一些学者个人著作相继出版，基本上是挖掘、整理和阐述中国历史上有关传统逻辑的理论和学说。另外，中国逻辑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教育界的认可。并在高等学校培养此领域的人才。”
（二）中国逻辑史学科体制建设
1.研究会建设
在中国逻辑学科发展史上，1978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1979年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广州市召开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此后的10年间，共召开了7次中国逻辑史学术讨论会（1980、1981、1982、1983、1984、1986、1987），3次因明学术讨论会（1982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因明座谈会，1983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召开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1989年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举办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与中国科学史学会2次联合召开墨学学术讨论会（1987、1989，就《墨经》中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有关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体上是围绕着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而开展的工作，我们仅以《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编撰和《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写作来证明研究会对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1980年的广州会议制定了编选《中国逻辑史资料》的具体计划并进行了分工。1981年的大连会议为《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部分）编选工作会议，20多人参加，会上汇报了编选工作进展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交稿和定稿的时间。1981年的天津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部分）初稿和温公颐的书稿《先秦逻辑史》；会议决定组织本会同仁尽快将胡适用英文写的《先秦名学史》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1982年的北京会议召开因明座谈会，会议详细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分册的编选计划。1982年的山东泰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墨辩逻辑，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关于墨辩逻辑的体系；关于墨辩逻辑的成就和贡献；关于墨辩逻辑与惠施、公孙龙思想的关系；关于墨辩逻辑的特点。会议还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汉、明部分的初稿和近代部分的编选计划。1982年的敦煌、酒泉会议讨论了研究因明的目的和意义，因明、名辩与逻辑的比较，因三相问题等；审订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的编写计划与部分初稿；研究了今后抢救因明、发展因明的设想；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1983年的上海会议讨论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和因明卷的初稿，着重讨论了已被列为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详细编写计划，并落实了具体分工。1984年江西庐山会议主要讨论《中国逻辑史》编写大纲及有关问题。1986年的厦门会议主要内容是进行《中国逻辑史》（五卷本）书稿定稿工作。1986年的成都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何改进中国逻辑史的教学和普及等问题。
2.著作、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
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著作或教材。1979年汪奠基、周文英、陈孟麟分别出版《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国逻辑思想史稿》、《墨辩逻辑学》，自1981年至1992年温公颐出版了近一百万字的三部巨著《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和《中国近古逻辑史》，1988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国逻辑史教程》，1982年周云之等出版《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1984年周云之、刘培育出版《先秦逻辑史》，1987年孙中原出版《中国逻辑史》（先秦），1987年朱志凯出版《墨经中的逻辑学说》，1988年杨芾荪出版《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1988年周山出版《中国逻辑史论》，1989年李匡武出版《中国逻辑史》（五卷本）。
这些著作或教材主要围绕着传统逻辑理论框架，有传统逻辑思想审定中国逻辑思想。如，《中国逻辑史》（五卷本）“先秦卷”前言中说，此著作是“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通史性专著”。此书编写原则之一就是，“本书只限于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对与形式逻辑思想发展史直接有关的哲学问题、语言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等也将有所涉及，但不作专门或全面的论述。”在本书里，专门强调写作“中国逻辑史”的内容：“本书所指的‘逻辑’，也仅限于传统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形式逻辑。”包括先秦逻辑思想的发端和奠基、先秦逻辑思想的争鸣、先秦逻辑科学的建立和墨辩以后逻辑思想的继续发展等几个时期，两汉魏晋时期出现了王充的论证逻辑、鲁胜的逻辑史论、刘劭、范缜的辞胜理胜之辩、欧阳建的言意之辩以及陆机的连珠论式，唐朝因明的引入，明末到清末西方逻辑的移植，“五四”以后，数理逻辑传播、传统逻辑普及与研究。
也有既按照传统逻辑的框架梳理中国逻辑，又指出中国逻辑的差异。如朱志凯认为，墨经中的逻辑学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说、‘三物’逻辑、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墨经中逻辑学说的特征，可用内涵逻辑来概括，即着重于名辞和说的含义、语义的探讨，而不关心思维结构的研究，更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使用初步的形式符号。……它是由中国古代文化和汉语特点决定的必然”。
用这些著作或教材培养了一批后备人才。有些高校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中国逻辑史”课程，而在传统逻辑教科书里大都有“中国逻辑简史”内容，虽然不作为考试内容，但是一般来说教师是要介绍的。在有逻辑学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大都开设中国逻辑史课程，或招收中国逻辑史硕士生、博士生，目前中国逻辑史界的学术骨干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培养的，他们也成为中国逻辑史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
（三）中国逻辑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与问题
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的成立之时，也是讨论中国逻辑史的对象与方法之际。1980年广州会议主要讨论议题是讨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参见周云之：《中国逻辑史讨论会讨论对象和方法问题》，《哲学动态》1981年第2期）。中国逻辑史的对象与方法是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形成几种不同的意见。
1.中国形式逻辑史
如上李匡武、周云之、刘培育等一批学者坚持《中国逻辑史》（五卷本）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形式逻辑发展史的观点。“我认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应当是历来的逻辑学说……只要对逻辑的某一或若干问题优异地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论述，却有所见的，便都可以称为学说或理论”莫绍揆也认为“‘以名举实’用名词表述对象，即概念论。‘以辞抒意’用命题（辞）表达思想，即判断论。‘以说出故’——用论述表达根据、理由，即推理论。‘以类予，以类取’——典型分析论。”认为前三种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相沿下来的传统逻辑“相去不远”，而后面西方没有。认为“或”是指选言推理或为模态逻辑，“假”为假言推理，效为定言推理。“‘辟侔援推’实质上是一种类比推理，‘辟’是概念论的类比，‘侔’是判断论中的类比，而‘援’是推理论中的类比，而‘推’当然便市典型分析论中的类比。”同时，墨家也研究了谬误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而《公孙龙子》只探讨了前二律。张家龙认为用数理逻辑的方法研究《周易》则是一种新的尝试，《周易》虽然不是一部逻辑专著，但却充满形式化的逻辑思想。
2.中国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史
蔡伯铭认为，“中国逻辑史是研究中国古典逻辑及其理论的发生发展史的一门科学。”他把古典逻辑及其理论解释为不仅仅是演绎逻辑，有自己民族语言特点，有其发展历史，有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李元庆“把古代中国的逻辑科学称之为‘辩学’或‘名辩之学’”。内容包括形式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辩证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形而上学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应用逻辑”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孙中原认为：“中国逻辑史既应包括形式逻辑（普通逻辑）思想的发展，也应包括辩证逻辑思想的发展。”何应灿也认为中国逻辑史“应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两个逻辑体系的理论学说发展的历史”，要加强古代辩证逻辑的研究。陈孟麟专门写《惠施一派的辩证逻辑思想》一文。
3.“中国逻辑史”
也有学者提出“中国逻辑”的问题，中国逻辑不是西方的逻辑，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和对象必须是中国的。如欧阳中石认为，“我们必须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意义来理解，即凡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流传、形成过影响的逻辑，都应包括在内。”“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要求套不住的那些逻辑的内容，……才真正是中国逻辑史中最主要对象。”袁野认为“中国逻辑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正名’论的逻辑思想。”“中国逻辑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以相当大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类’的研究上。”翟廷瑨、周山要求对我国古代科学史方面大量科学论著中所包含着的逻辑思想及其逻辑特点开展研究。
4.温公颐的观点
温公颐把先秦逻辑分为“正宗的逻辑”和“正名的逻辑”两种。“先秦逻辑我把它分为两篇，第一篇写辩者的逻辑思想；第二篇写正名的逻辑思想。……辩者的逻辑思想属于正宗的逻辑，……比较倾向于纯逻辑的研究。至于正名的逻辑却是从政治伦理出发，可以称政治伦理的逻辑。”
他认为，“正宗的逻辑”是“纯逻辑”，是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逻辑’这个名词，但逻辑这门学问是存在的。”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墨辩里的概念的定义和划分、概念的特征及其与语词的关系、直言判断、假言判断、选言判断、模态判断、时态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理论。写出论文《墨子的逻辑思想》、《墨辩逻辑的概念论》、《墨辩逻辑的判断论》等论文。基本观点是，“‘以名举实’是属于概念论的范围。‘以辞抒意’是属于判断论范围。‘以说出故’是属于推理论证范围。”
“正名的逻辑”也叫“政治伦理的逻辑”，是一种内涵的逻辑。他所说的内涵逻辑是指一种注重实质内容的逻辑，与生活经验相联系。“墨辩的‘三物逻辑’在‘内涵逻辑’的建设上确是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就概念论而言，墨辩逻辑的特点是注重名与实的关系研究。墨辩逻辑的“辞”，“注重它的实质性研究，不像西方逻辑侧重于形式”。“‘辞以故生’之故，表面看好像是和三段论的小前提或因明之所谓因相似，但辞所根据之故，实指客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是《经上》所谓‘所得而后成’之故。墨辩逻辑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限于文辞的表达，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而是具有真实内容的。‘辞以理长’，这个理也不是指大前提，而是指客观事物的条理。或《大取》中之所谓‘道’。一定事物的故，都有它的形成过程，这就是它的形成的规律。从思维逻辑的结构上说，理也不是指大前提，而是指整个推论过程所循的规则。‘辞以类行’的类，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依于类取、类予，以类为推，把所得的结论——辞，推广到尚未知道的、普遍的范围去，最后达到‘俱然’的普遍有效性。”
（一）概述
《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完成，既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内容的总结，又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内容与方法反思的开始，也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尽管有些学者用现代逻辑、辩证逻辑、非形式逻辑等研究中国逻辑，却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主流。对于中国逻辑如何称呼我们暂且不论，从其所含内容看，这一时期不同学者在相互批评与讨论中形成了中国逻辑史界的主要的三种立场：中国形式逻辑立场、中国符号学立场、中国名学与辩学立场。
依据对中国逻辑的不同认识，出现了一批先秦逻辑史方面博士论文。从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res4.nlc.gov.cn/index_lw.jsp？channelid=75008）查阅逻辑学方面的博士论文，研究先秦逻辑史的主要论文有：田立刚的《先秦逻辑范畴的产生与发展》、傅永庆的《先秦语言逻辑》、张晓芒的《先秦辩学法则研究》、翟锦程的《先秦名学研究》、王克喜的《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和思想》、张晓光的《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研究》、杨武金的《墨经逻辑研究》、许锦云的《墨辩与亚氏逻辑》、朱前鸿的《先秦名家四子“名实”思想符号学探析》、黄朝阳的《先秦儒家和墨家譬的研究》、刘明明的《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的历史考察》、刘邦凡的《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数学》、吴克峰的《易学逻辑研究》等。
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界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对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种立场
1.中国形式逻辑
以西方传统逻辑看待中国逻辑学的学者在1990年代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一直坚持这种观点者以周云之、孙中原等学者为代表。
周云之认为，“先秦是中国古代名辩逻辑发展的极盛时期”。“先秦的名辩逻辑包含着比较全面、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概念方面，公孙龙《白马论》从事物类的属性和范围两个方面揭示了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内涵和外延的基本性质，荀子关于共名与别名的思想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名的种属关系和关于“名”的概括与限制的一般原则，概念的分类，在直言命题和直言推理方面，中国古代逻辑学提出了命题的量项和周延问题，直接推理的两种形式，即止和侔，间接推理的基本性质，直言命题和直言推理的基本形式。在假言命题和假言推理、选言命题、逻辑学的基本规律等方面，也有相当丰富的逻辑理论。例如，提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思想。
孙中原的墨家逻辑研究，包括墨家思维形式论（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思维规律论（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思维方法论（抽象概括法、具体分析法、权衡两面的思维方法）。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所阐述的思维形式与规律，同古希腊、古印度逻辑中所阐述的思维形式与规律，在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两样，东、西方逻辑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说明全人类的思维规律是共同的。各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们有不同逻辑的说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东、西方古代逻辑学的内容和体系上的不同特点，似应结合不同的时代社会条件、不同的文化科学发展水平以及逻辑学家不同的知识结构，等等，来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褒西贬中或褒中贬西的倾向均不足取。”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逻辑研究》是其中国逻辑观念完整和系统呈现。
刘培育的“中国名辩学”与董志铁的《名辨艺术与思维逻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基本属于这种观点，如刘培育认为，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学问。它以名、辞、说、辩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正名、立辞、明说、辩当的理论、方法和规律的科学，其核心是今天讲的逻辑学。中国名辩学发展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魏晋时期、隋唐至明清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名辨艺术与思维逻辑》主要研究名辩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名辩学之名与逻辑学概念理论，名辩学之辞与逻辑学命题理论、名辩之说与逻辑学的推理理论，以及名辩学之辩与逻辑学的论证理论等。
2.中国符号学
以李先焜、蔡伯铭、陈宗明、林铭钧、曾祥云等为代表。
李先焜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分为中国近现代逻辑思想研究和先秦符号学研究。其先秦符号学研究是借索绪尔等符号学理论研究先秦思想。写出《周易》、《墨经》、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中国古代的礼仪、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符号学思想，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的符号现象，而且具有丰富的符号学理论，其中特别是丰富的语义学理论。而语义学就是符号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除了语义学之外，符号学还包括语形学与语用学）。中国古代的训诂学、儒家的正名学说、《易经》中的符号理论、《墨经》中的名实理论、《公孙龙子》中的指物学理论，都包含有丰富的理论符号学的内容。此外，中国古代的医学、音乐、美术、雕塑、建筑等，则包含有丰富的应用符号学的内容。”
蔡伯铭认为，从指号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逻辑是包括语形、语义、语用的一种自然语言的逻辑指号学。中国古代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的古汉语为直接的研究对象。
陈宗明运用语用学理论写出中国语用学说史，主编出版《中国语用学思想》（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包括先秦语用学思想、秦汉以来的语用学思想和当代语用学思想三部分，是一部中国语用学思想发展史，按照符号学理论从《周易》写到20世纪90年代末。
林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把中国逻辑称为名辩学，他们所说的名辩学是“名学”和“辩学”的统称。他们把名学视作“词项符号学”，从其整体上说，主要是关于词项、符号的理论，对名学着重于语义理论的分析。称辩学为语用学，辩学是研究辩论学的学问，对辩学是把重点放在语用学的解释上。
3.中国名学与辩学
中国名学与辩学思想的提出，以崔清田为代表。他认为名学、辩学不同于名辩学，名学、辩学不同于传统逻辑。“名学是以名为对象，以名实关系为基本问题，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学问。名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既有重政治、伦理的一面，也有相对抽象的一面；既有名实关系的讨论，也有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名学涉及了名的界说、功用、形成，名与实，名的分类，正名，名的谬误，名与辩说等诸多问题。”“辩学的对象是谈说辩论；辩学的基本问题是谈说辩论的性质界定与功用分析；辩学的内容包括：谈辩的种类、原则、方法以及谈说辩论的语言形式及其运用的分析，言与意的关系等。”“名辩学”是名学与辩学的合称，它表明名学和辩学的联系与区别，我们不能把名家的谈辩实践等于对谈辩进行专门研究的辩学，但是，名实之辩是辩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辩学也要结合谈说辩论对名进行讨论，辩学也促进了名学的发展sup[1]。逻辑是研究以推理为主的学科，中国逻辑（即名学与辩学）是一种推类的逻辑，推类有类比推理的性质，属或然性推理。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中国古代的数学、古代汉语等文化因子铸成了中国逻辑的个性。
周山也持有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想的观点，集中于他对《周易》逻辑的研究，代表作为《易经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他认为中国的推类是一种类比的思维方法，他研究了推类的基本方法，“一是根据卦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类比推理，对所询事物情况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二是根据相关卦辞、爻辞的内容，进行类比推理，对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三是将卦象的象征意义和相应卦辞、爻辞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参验比照，进行由此及彼的推理，以确定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
（三）百年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包括对自梁启超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者的研究与评价，也包括对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概括与反思。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并非自这一时期始，中国现代时期著名学者张东荪就区分了比较与比附的不同。而在这一时期，百年研究的总结与反思的成果最为丰富和深入。如上已经对中国逻辑的不同立场进行概述，不同立场之间的论争构成百年研究与反思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一时期也发表和出版很有水准的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总结与反思的论文和专著。
1.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总结
这一时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了反思，既有史的梳理，又有专题或人物研究。既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又在中国逻辑史教材里有大量介绍。仅就出版的著作而言，也不胜枚举，从史的角度看，如彭漪涟的《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曾祥云的《中国近代比较逻辑思想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显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周山的《绝学复苏——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张斌峰的《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赵总宽的《逻辑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宋文坚的《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晋荣东的《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郭桥的《逻辑与文化——中国近代时期西方逻辑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晴的《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曾昭式的《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李匡武主编五卷本《中国逻辑史》（近、现代卷）等也有系统的研究。还有人物专题研究成果，如杜国平的《真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学立的《金岳霖逻辑哲学思想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是研究金岳霖逻辑思想的专著。
2.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论争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论争主要是用什么方法研究的问题。这里涉及比较与比附、据西释中问题，诠释与过度诠释的问题。所谓比较，周云之、孙中原等学者要求在研究中国逻辑史时应该用传统逻辑或现代逻辑解读中国逻辑，崔清田等学者反对这样研究，认为是据西释中、比附，不利于挖掘中国逻辑思想；用西方传统逻辑理论诠释中国逻辑，得出中国逻辑学，程仲棠认为这是过度诠释。
周云之批评如下几种倾向：有人把提倡学习、普及和运用现代逻辑的知识和方法误解为对传统逻辑知识和方法的简单否定或一概贬低；有人把“广义逻辑”理解为包罗一切非形式逻辑的“逻辑”，把研究语词含义的自然语言语义理论等同为“内涵逻辑”或“逻辑语义学”；有人把“非形式化逻辑”混淆为“非形式逻辑”地把这些并未真正理解的新知识、新概念套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上。他认为，“用传统逻辑的理论去分析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的一种有效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直接运用数理逻辑的原理和公式更准确、更严格地分析、表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那就真正可以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水平更加提高一步。只有把运用数理逻辑的方法建立在对古代原文原意的正确理解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孙中原认为不能把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比较研究和据西释中的正确方法，同比附的错误方法混为一谈，全盘否定前人成果。提出了中国逻辑元（指以英语meta-为前缀的词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是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诠释中国逻辑文本，揭示中国逻辑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比较中外逻辑异同，促进中国逻辑研究发展和中外逻辑融合。”
蔡伯铭认为，仅以传统逻辑为工具，不足以更全面准确地描述中国古代逻辑。否则就有可能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流于比附，或者使得某些本来颇有价值的逻辑思想史料因其不合传统逻辑模式而被舍弃，或者只用传统逻辑理论去说明不同的逻辑理论思维而得不到准确的解释；另一种是对中国古代逻辑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崔清田批评为：“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内容不同的《墨辩》与西方亚氏逻辑的认识；使二者的比较专注于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在具体原理与概念上的比照对应，而对形成和制约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以及《墨辩》的历史条件缺乏足够的分析，影响了对二者各自特有的内容与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所谓历史分析就是把不同的逻辑传统置于它们各自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焦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思想家提出并创建不同逻辑传统的影响，给予具体的分析。”“所谓文化诠释，就是把不同的逻辑传统（如墨家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视为相应文化（如先秦文化、古希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那一时期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不同的逻辑传统给出有故和成理的说明。”
程仲棠认为：“研究者关于在《小取》本文中存在着种种推理形式或‘论式’的说法，完全是出于附会和虚构。”“逻辑学范式的症结在于过度诠释。过度诠释肯定无助于对‘文本意图’的正确理解……墨辩的过度诠释的结果是逻辑学，……由于‘墨辩逻辑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逻辑学’或‘中国古代逻辑史’的主体或主要见证，把墨辩过度诠释为‘逻辑学’，就无异于伪造历史。”
曾祥云认为西方逻辑作为我国“名辩”研究的最重要工具所形成的“名辩逻辑”，“不过是2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3.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内容的论争
对中国无西方形式逻辑观点的批判。周云之以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郭湛波、虞愚、沈有鼎、詹剑峰、汪奠基、温公颐、杨芾荪和李匡武等为例，通过对他们关于中国有传统形式逻辑思想的论述，说明中国有传统形式逻辑的观点。并论证中国形式逻辑思想。孙中原也以梁启超、胡适、沈有鼎等学者的研究说明中国逻辑史学科和方向所研究的基本内容：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分析中国古代逻辑的对象、内容、体系、性质和特点；揭示中国古代逻辑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批评崔清田、张斌峰、曾祥云等学者的观点。他认为，有中国古代逻辑，才能有对其进行研究的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没有中国古代逻辑，也不会有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该方向的科研选题和学位授予等都失去根据。欧洲逻辑和先秦诸子逻辑，都既是特殊，又是普遍，在各自特殊的形式、体系中，包含着对全人类普适的真理。墨家逻辑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论，都是认识、总结和表述科学真理的工具，这使《墨经》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少有的科学和逻辑著作。说墨家逻辑不是求真工具，不符合事实。
对中国逻辑有西方逻辑观点的批判。李先焜批评把名辩学等同于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的思想。他说：“就古代文本自身来说，既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变项，也没有亚里士多德逻辑所作的那样的推理式的形式刻画，因此，将名辩学称之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是有困难的。”崔清田说：“名学、辩学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是目的、对象、性质、内容均不相同的学术思想体系。”张斌峰说：“认为墨家辩学‘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的东西是牵强附会，而‘无’才是事实。”“证明逻辑在中国古而有之”，是“背离《墨辩》文本和曲解《墨辩》义理”，“如果把墨家辩学义理从形式上纳于中国古代亦有逻辑的‘逻辑’史研究，那么这对于墨家辩学本有义理的确立来说，意味着《墨辩》本有的文化承载的意义失落”。“墨家辩学还称不上逻辑学，它实处于‘前逻辑状态’。”曾祥云的批评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从未给出过必要论证的‘大胆假设’”，“是近代一些研究者杜撰出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的逻辑’，是‘吾国固有’这种民族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名辩逻辑’，不过是2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赐予土生土长的‘名辩’理论，既不是弘扬，也不是发展，而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程仲棠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无逻辑论思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在中国内地公开坚持此论的只有韦卓民一人。王国维、郭沫若、熊十力、牟宗三、杨振宁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或当代文化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王国维、韦卓民、牟宗三和曾祥云都翻译或发表过逻辑学论著，唐君毅、徐复观、刘述先也是对中国哲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逻辑史研究经历三个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研究特色。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对西方逻辑史少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外，队伍也相对薄弱；到1980年代西方逻辑史研究侧重于普及式、教学式的研究，当然也不乏一些学者的深入研究；近20年来，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出现专题史研究和人物思想研究，在逻辑学各个分支领域都有系统的发展史的研究。我们从西方逻辑史研究会的发展可以窥见一斑。
“西方逻辑史研究会”的名称共有15年，以西方逻辑史研究会名义召开的学术研讨会6次，从每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看，体现出西方逻辑史研究的特点：从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转向，从通史研究转入专题史研究。
1982年10月在湖北孝感会议上，全国第一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召开，并成立中国逻辑学会西方逻辑史研究会，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问题，此外还讨论了亚里士多德逻辑、麦加拉斯多葛学派逻辑、中世纪逻辑、莱布尼茨和布尔的逻辑、弗雷格逻辑、罗素逻辑等。会后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西方逻辑史研究》（江天骥主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3年10月在长沙会议上第二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关于西方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1984年8月在旅顺会议上召开全国第三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三大逻辑发祥的“同步”现象、古希腊罗马逻辑的历史地位、中世纪逻辑的成就、现代逻辑中的逻辑语义学历史发展、克里普克和卢卡西维茨的逻辑研究、归纳逻辑的发展等问题。1985年8月西安会议召开全国第四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会议讨论了哲学逻辑的形成、多值逻辑的历史、形式化方法的发展、拉姆赛的悖论学说、皮尔士的谓词逻辑、普赖尔的模态观点等问题。1987年8月召开全国第五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会议回顾十年来西方逻辑史研究，认为，十年前我国在西方逻辑史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现在已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有些同志已经开始应用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西方逻辑史，我国有了自己写的整部的西方逻辑史著作。部分专家介绍其研究成果，如杭州大学邱国权对皮尔士的符号学作了解释，北京师范大学杨百顺介绍了他近期将要出版的专著《比较逻辑史》。1990年10月在武汉第六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会议上，王路介绍了他对中世纪逻辑的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会议主要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1.现代逻辑史上几个主要人物（如德摩根、布尔、弗雷格、希尔伯特）的思想；2.如何从逻辑史发展的角度认识逻辑语义学；3.逻辑推论和蕴涵的关系。1993年在哈尔滨会议上，学者们对现代归纳逻辑、符号逻辑、西方逻辑史和逻辑哲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6年10月在北京市昌平会议上，符号逻辑专业委员会和西方逻辑史及逻辑哲学专业委员会合并，改名为现代逻辑（联合）专业委员会，西方逻辑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会不存在。学术研究倾向现代逻辑不同领域。
按照肖尔兹的“逻辑类型”说，有“形式逻辑”和“非形式的逻辑”。他把“非形式的逻辑”归属于“科学论而又同形式逻辑不同的东西”，“科学论”为“最广的获得科学认识的工具的理论”，如“穆勒的逻辑”，“但它的下层基础具有形式逻辑性质”。他还把形式逻辑分为“形式逻辑的古典类型”和“形式逻辑的现代类型”，我们把中国学者对此的译介、研究归于“西方形式逻辑史研究”；把归纳逻辑发展史、非形式逻辑发展史、逻辑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作为专题史研究案例归于西方逻辑史专题研究，或许属于“西方‘非形式的逻辑’史研究”。这样，本研究分为“西方形式逻辑史研究”、“西方逻辑史专题研究”两个大的方面对新中国成立60年进行回顾与总结，选材主要是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但无法面面俱到。而“西方逻辑史专题研究”也只选择几个，以点带面，以说明问题为准。需要说明的是，西方逻辑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学者的一种史的研究，对于某一领域的理论创新性研究不在讨论范围。
（一）概述
本部分称“西方形式逻辑史研究”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不同阶段中国学者关于形式逻辑史的研究，如上，是指肖尔兹意义上的形式逻辑，内容包括西方传统逻辑（形式逻辑古典类型）和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现代类型）发展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中国学者的西方形式逻辑史研究受苏联影响，由于在这一时期以翻译苏联教材或请苏联专家讲逻辑学为逻辑学科建设内容，所以影响了我国逻辑学教材编写的内容。如宋文坚言，中国大学逻辑特点是，“传统形式逻辑加培根、密尔的古典归纳法，加若干不相干的认识论上的关于客观基础的讨论”。受此影响，此时西方逻辑史研究是以翻译苏联学者逻辑史著作为主，少数研究西方逻辑史者亦以传统逻辑内容为主。
1980年代，中国学者的西方形式逻辑史研究重在通史性介绍或教材建设，1990年代侧重数理逻辑史的研究，2000年代转为专题史或人物史研究。但每一时代的研究应是多元的，我们只是根据时代发展的主流特征而概言之的，年代划分也是相对的。
（二）西方逻辑史著作的译介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西方逻辑史的翻译著作主要有：王宪钧、吴允曾等翻译了齐亨等著的《逻辑史选择》（三联书店1961年），马兵翻译波波夫《近代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周礼全的论文《亚里士多德关于推论的逻辑理论》（《光明日报》1963年3月22日，3月29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推论的根本性质，基本概念，肯定了推论在科学与辩论中的作用，周礼全在肯定亚里士多德创造了一个十分严密完整的三段论体系同时，并指出了亚里士多德推论的不足。韦卓民出版了题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后，在中国哲学界、逻辑学界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很多，也包括翻译西方学者对西方某一逻辑学家、某一学派研究的著作。在这里我们只介绍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逻辑史”方面的译介。
1.张家龙对西方逻辑史著作的翻译
张家龙、吴可1977年翻译出版的肖尔兹的《简明逻辑史》与张家龙、洪汉鼎1985翻译出版的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合著的《逻辑学的发展》对中国逻辑界影响重大。此前西方逻辑史方面的翻译著作并不多，从历史发展看，这两本翻译著作直接承担着“文化大革命”后一定时期内西方逻辑史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重任，并影响中国学者西方逻辑史的写作。
《简明逻辑史》更关注形式逻辑发展史。“形式逻辑是今天在逻辑斯蒂形式下经过充分研究了的唯一的逻辑。”他把古代、中世纪、近代时期西方形式逻辑的发展称为形式逻辑的古典类型，把从莱布尼茨开始的形式逻辑叫形式逻辑的现代类型。书中也介绍了西方逻辑发展史上的主要成果。
《逻辑学的发展》是按照“逻辑是研究有效推理的规则的”的逻辑观写成的，书中讨论逻辑学的“发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麦加拉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罗马和中世纪的逻辑、文艺复兴以后的逻辑、数学抽象、数集合和数列、弗雷格的一般逻辑、弗雷格以后的形式发展、弗雷格以后的逻辑哲学、弗雷格以后的数理哲学、演绎系统理论”等，共12章。
2.杨百顺对西方逻辑史著作的介绍
杨百顺在其著作《西方逻辑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里介绍了西方逻辑学的发展。他认为西方第一部逻辑史著作是彼得鲁斯·累马斯1569年出版的《人文科学学派》前八章，题为《雄辩术学派》，时间是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古罗马的格林。他对西方逻辑史早期成果进行概括，如卡克尔曼的《关于逻辑学的论文》（1598），1699年弗里德里希·雷曼《逻辑的批评和逻辑的一览表》，1658年还有伽桑狄的《逻辑的起源和演变》，1699年法布里修斯的《逻辑史主题索引》，1721年瓦尔岑《逻辑史》，1833年赖芬伯格《从逻辑这门科学的历史和文献中导出的逻辑原理》，1838年弗朗克《由对亚里士多德工具的广泛分析作引言的逻辑史梗概》，卡尔·普兰特尔写出《西方逻辑史》（4卷本），时间跨度从古代写到中世纪。书中也介绍了我国学者翻译的《逻辑史选择》、20世纪初肖尔兹的《简明逻辑史》、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等内容。其中杨百顺对伯亨斯基的《形式逻辑史》（1956德文1961英文版）和威廉·涅尔、玛莎·涅尔合著的单卷本《逻辑学的发展》评价为，前者“可以说是历代主要逻辑家观点、言语汇粹。”后者“较详细地叙述了形式逻辑发展史，数理逻辑占篇幅很多，探讨了逻辑哲学问题。”他还介绍了杜米特留《逻辑史》内容。他还认为70年代所出的逻辑史、数理逻辑史著作日益增多。
3.安东·杜米特留《逻辑史》与多夫·嘉贝和约翰·伍茨的《逻辑史手册》
罗马尼亚逻辑学家安东·杜米特留的《逻辑史》完成于1969年，1977年翻译成英语。从著作内容看，作者不仅有一个大的逻辑观，而且对中国古代逻辑、印度古代逻辑、古希腊逻辑平等看待。从篇幅上，以西方逻辑史介绍为主，包括古希腊逻辑学、经院逻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逻辑学、方法论的逻辑学、现代逻辑的发展和数理逻辑等。把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归为非欧洲文化的逻辑学。杨熙龄高度评价了杜米特留《逻辑史》，他对其著作各部分内容介绍后认为，“杜米特里乌教授的‘开放’观点有一个好处还在于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西方种种不同哲学流派的逻辑思想。”李廉等学者于1987年翻译了这本巨著，只憾没有出版。
由英国逻辑学家多夫·嘉贝和加拿大逻辑学家约翰·伍茨共同主编的十一卷本的《逻辑史手册》于2004年由世界著名的出版公司荷兰爱思唯尔开始陆续出版。翟锦程有评述论文，他首先介绍了此著作的结构：第一卷为《希腊、印度和阿拉伯逻辑》，第二卷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逻辑》，第三卷为《现代逻辑的兴起：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第四卷为《19世纪的英国逻辑》，第五卷为《从罗素到丘奇》，第六卷为《20世纪的集合论及扩展》，第七卷为《20世纪的逻辑学与程式》，第八卷为《逻辑的多值与非单调转向》，第九卷为《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第十卷为《归纳逻辑》，第十一卷为《逻辑学核心概念的历史》。然后对此著作的基本内容作以说明。他认为，该著作主要涉及三部分内容：一是，在世界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逻辑学家与学派，其时间跨度是从古代到20世纪末；二是，逻辑科学体系中重要的逻辑学分支或领域的发展历史，这些分支在相关领域均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三是，逻辑学体系中核心概念的发展与研究，这些核心概念对逻辑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概括了此著作的学术水平。就学术水准而言，他的评价是，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一是汇聚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高水平学术队伍，该手册的作者基本上是以上三个方面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专门研究家，来自全球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有100余名，分布在英、美、加、意、法、澳、瑞士、荷兰等国家；二是体现了新进展，《逻辑史手册》每一章所涉及的人物、分支或专题均涵盖了从20世纪以来一直到最近几年的研究进展，也体现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的趋向。这套《逻辑史手册》的唯一缺憾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的问题。
（三）西方逻辑史教材建设与通史研究
西方逻辑史研究会成立的直接成果促成了《西方逻辑史研究》出版和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被列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之后出现了一批西方逻辑史教材和研究西方逻辑史的论文。这些成果成为当时逻辑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学习的参考资料。
1.江天骥主编的《西方逻辑史研究》
江天骥主编的《西方逻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编者的话”中认为，“本书论述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西方逻辑学发展的历史概貌，可供高等学校用作有关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同时它也是西方逻辑史方面的论著”。它是西方逻辑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研究成果，王路对此会议研讨内容以《全国第一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在湖北孝感召开》（《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为题作了总结。就亚里士多德逻辑、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的逻辑、中世纪的逻辑、弗雷格的逻辑、罗素的逻辑进行讨论，此著作就是按照会议讨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开展写作的。
2.马玉珂主编的《西方逻辑史》
作为教育部支持的教材，马玉珂主编的《西方逻辑史》于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以传统逻辑发展史为主，也简单介绍了现代逻辑发展史，全书分为古希腊罗马的逻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逻辑、近代逻辑、现代逻辑四部分。如“序”言，“逻辑学是关于以推理、论证有效性为核心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科学。西方逻辑史就是研究这些逻辑思想、学说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历史”所以书中也有大量篇幅介绍归纳逻辑以及康德、黑格尔的逻辑学说。编者认为，“这部《西方逻辑史》主要讲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历史。但由于现代形式逻辑是传统形式逻辑的继续，是它的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我们从莱布尼兹起，也对现代逻辑的发展作了必要的概括的论述。”
3.其他西方逻辑通史研究成果介绍
之后的通史性的西方逻辑史著作的内容与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现代逻辑论证篇幅的多寡。当然具体内容和语言表达也有不同。如杨百顺的《西方逻辑史》（另著《比较逻辑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匡武的《西方逻辑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宋文坚的《西方形式逻辑史》，郑文辉的《欧美逻辑学说史》等。
杨百顺《西方逻辑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内容涉及亚里士多德前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亚里士多德后的逻辑思想、中世纪逻辑、文艺复兴时期的逻辑、归纳逻辑和方法论、莱布尼兹及其以后的逻辑、19世纪以来的逻辑。
宋文坚的《西方形式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分为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形式逻辑发展史，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代和现代。
郑文辉的《欧美逻辑学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内容包括古代逻辑学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逻辑学说、近代逻辑学说、现代逻辑学说和当代逻辑学说五部分。其中当代逻辑学说主要研究逻辑哲学——介绍维特根斯坦、奎因、哈克的逻辑哲学思想、哲学逻辑——介绍模态逻辑、道义逻辑、时态逻辑、多值逻辑和概率逻辑思想。
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与以上著作不同，它包括中国名辩学、印度正理—因明和西方逻辑。其中“西方逻辑”部分在概述西方逻辑发展背景和简史的基础上，就西方逻辑学理论开展专题史研究。包括“直言三段论学说、词项理论、命题逻辑、模态逻辑、逻辑基本规律、归纳法和古典归纳逻辑、数理逻辑的基础—逻辑演算”等几个方面西方学者所研究的历史。在每一专题里又按照历史的顺序加以介绍与评述，如“词项理论”有“亚里士多德词项理论、波非利的词项理论、中世纪的词项理论和近代的词项理论”；“模态逻辑”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麦加拉—斯多阿学派的模态理论、中世纪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和近代的模态理论。此书把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的西方逻辑学发展称为传统逻辑，把罗素发展莱布尼茨理论所建立的逻辑演算（称为数理逻辑基础部分）、四论以及“把数理逻辑和一切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以及采用数理逻辑的方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逻辑”称为现代逻辑。他认为现代逻辑越出西方逻辑范围，西方和东方的逻辑学家对此都作出了贡献，所以论述现代逻辑的发展不是仅仅作为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对象。
在期刊上也发表一些介绍和讨论性西方逻辑发展史论文，如吴允曾在《哲学研究》（1957年第3期）上发表《近年来中古逻辑史方面若干研究结果的简述》一文，介绍近波兰数理逻辑学者卢卡西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欧洲中世纪逻辑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水林的《西方逻辑史简介》（上、下）（见《世界科学》1993年第8、9期）对七个重要逻辑学家和逻辑学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中世纪、莱布尼茨、布尔、弗雷格、罗素等在逻辑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一概要介绍。讨论性论文如张家龙评述杨百顺的《西方逻辑史》（见《西方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百顺〈西方逻辑史〉读后》，《哲学动态》1986年第9期）；王路与蔡曙山的讨论等。
（四）数理逻辑发展史
数理逻辑学界亦称现代形式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学者专门研究数理逻辑发展史的著作很多，这是断代史的研究。
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三部分专门写“数理逻辑发展简史”，他对数理逻辑发展史的叙述还以《数理逻辑史节录》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6期上。他首先总结出数理逻辑的特征：第一，数理逻辑是边缘性的学科，在它的范围内，逻辑内容和数学的内容时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它和数学其他分支、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及语言学等都有广泛的联系，并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第二，从逻辑角度考虑，数理逻辑是研究演绎方法的科学。第三，在方法方面，数理逻辑使用了特制的符号语言并且在不同部分引用了不同程度的数学方法。第四，数理逻辑的很大部分内容已经成长为数学的分支。第五，数理逻辑的逻辑方面是现代的形式逻辑。然后根据对广义数理逻辑的界定，“广义的数理逻辑则包括一切用特制符号和数学方法来研究处理演绎方法的理论。……广义数理逻辑有时也被称为符号逻辑”，他把数理逻辑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用数学方法研究和处理形式逻辑的时期，是初始的阶段。本阶段从17世纪70年代的莱布尼茨到19世纪中叶的布尔以及后期的德摩根、施履德等共延续了约二百年，其成果是逻辑代数和关系逻辑。第二阶段，19世纪中叶数学科学的发展提出了研究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基础问题的必要性。数理逻辑适应数学的需要，联系数学实际，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创建了特有的新方法，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成长为一门新学科。这阶段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明：集合论的创建、公理方法的发展、逻辑演算的建立、证明论的提出及其后果。第三阶段，1940年前后到70年代是数理逻辑的发展阶段。本阶段数理逻辑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逻辑演算、证明论、公理集合论、递归论和模型论。目前数理逻辑已成长为数学的分支，并与数学的其他分支和计算机科学等有了广泛的联系，得到了重要的结果。
朱水林的《形式化：现代逻辑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从形式化角度叙述现代逻辑的发展，较为系统地介绍介绍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论图灵机和判断问题的主要内容。朱水林一反国内外逻辑史专著常用的断代分期传统写法，而以形式化为主线，追溯西方逻辑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阐述现代逻辑的孕育、形成和迅速发展的过程。朱水林还在《二十世纪逻辑史话》（《世界科学》1986年第2期）一文里讨论形式化的问题。他认为，世纪初出现了集合论悖论，罗素在和怀特海合著的三大卷《数学原理》提出类型论，以期回答悖论的挑战，同时他们也完成了两个演算的建设工作。20年代末哥德尔的完备性定理，标志着现代逻辑基础部分的成熟。30年代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语言的真理论和图灵机理论，向逻辑新领地进行更为纵深、更为广泛的研究。此后几十年突破性的力作层出不穷，开创性的学科分支纷纷建立。现代逻辑包括众多门类，从两个演算的到四论模型论、递归论、证明论、公理集合论，从规范的到非规范的从对象逻辑到元逻辑从数学的、科学的发展到哲学的、语言学的发展，等等。他从数学方面的发展、哲学方面的发展、语言学方面的发展、纯逻辑方面的发展四个方面叙述逻辑学的发展趋势。
张家龙的《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兹到哥德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研究了数理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分期等问题。作者认为数理逻辑史的研究应该从广义数理逻辑视角来开展。关于数理逻辑史的分期，其在对历史上不同看法分析后，把数理逻辑史分为数理逻辑前史时期、数理逻辑初创时期、数理逻辑奠基时期、数理逻辑发展初期和数理逻辑现代发展时期等五个时期。论文《数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兹始，经布尔、德·摩根，到弗雷格和罗素，后来又产生了康托尔的集合论，哥德尔的完备性定理与不完全性定理。也对近代数理逻辑的若干流派进行介绍。
王路对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弗雷格等逻辑思想均有研究。出版了一批著作和发表一系列论文。他是从现代逻辑的观念来看待西方逻辑史的。他评价国内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本西方逻辑史书，认为，这些书中介绍的内容已经比较陈旧，而且没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的真正的研究性的成果。他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得出的结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必然地得出”，从现代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观念恰恰体现了推理的有效性概念，即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出真的结论。因此，亚里士多德逻辑与现代逻辑在逻辑观上是一脉相承的。王路在《中世纪逻辑的现代研究》一文概括了用现代逻辑研究中世纪逻辑状况。在研究弗雷格等逻辑思想时，得出“概念文字就是现代逻辑。这是一种形式语言并且是以形式语言建立的逻辑演算系统。”
（一）概述
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出现专题史和人物思想研究，在逻辑学各个分支领域都有系统的发展史的研究。其实专门史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只是在近十年其研究更深入与全面，而且研究者也不断增多。其重要特点体现在逻辑学不同领域的发展史研究。如哲学逻辑史、归纳逻辑史、语言逻辑史、逻辑哲学史等。
（二）哲学逻辑发展史研究
“哲学逻辑”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国内逻辑学界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的研究成果，所以中国学者对哲学逻辑发展史的研究也是近几十年的事。目前中国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如刘壮虎所言，“哲学逻辑是从扩充古典逻辑或修改古典逻辑而来的一个逻辑分类”。“哲学逻辑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多值逻辑、道义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等。”
1.概述
从已经发表的论文看，国内有许多学者开展对西方哲学逻辑发展史的介绍性工作，这些工作融入其研究之中，以弓肇祥、陈波、郑毓信、刘壮虎、李小五、胡泽洪、李建华等为代表。
弓肇祥的论文《简论哲学逻辑》（《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哲学逻辑第一种含义是戴维斯指出的，关于逻辑学中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论研究；第二种含义是指像雷谢尔在“逻辑图”中的“哲学发展”项目下所列的那些逻辑系统，其中包括行动逻辑、道义逻辑、命令逻辑、优先逻辑、存在逻辑、时态逻辑、部分与整体逻辑、列斯尼夫斯基如的本体论、构造主义逻辑在唯名论和实在论争论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逻辑、认识逻辑、假定的逻辑、信息和信息过程逻辑、归纳逻辑证据、证实、接受的逻辑、概率逻辑等。芬兰逻辑学家冯·赖特总结为，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作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和概念的结构。弓肇祥的观点是，它的第三种含义是指比第二种含义上的哲学逻辑更广泛的逻辑系统的群体。这个群体除了包括上面列举的逻辑分支外，还包括模态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量子论逻辑等。
陈波在《哲学逻辑的兴起》（《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里，分析哲学逻辑在近几十年内的兴起和繁盛的原因，即根植于数理逻辑、当代分析哲学、现代语言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的实际发展及其现实需要之中。他把哲学逻辑分为非经典逻辑、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伦理规范的逻辑四个子群，并一一介绍所含内容。在《从〈哲学逻辑手册〉（第二版）看当代逻辑的发展趋势》（《学术界》2004年第5期）一文里，介绍了《哲学逻辑手册》的提纲，刘新文在《新版〈哲学逻辑手册〉的内容结构》（《哲学动态》2004年第8期）文章里也介绍了《哲学逻辑手册》的结构。他总结为，由盖贝和冈瑟纳主编的《哲学逻辑手册》第二版正在陆续出版，其作者都是目前正活跃在逻辑学界的各个分支的前沿专家。手册各章独立成篇，为世界各国的逻辑研究者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李小五专门发文介绍1993年国外哲学逻辑研究的新进展。就模态逻辑而言，他介绍了托马森在“模态三段论的语义分析”、克罗斯在“从世界到概率模态逻辑的概率语义学”、施韦策在“奎因的量化模态逻辑”、加格夫和哥拉恩科在“带名字的模态逻辑”、威廉姆森在“非正规模态系统的某些可允许规则”中所开展的工作。就相干逻辑而言，介绍了马雷斯和迈耶在语义学、奥肖逊和温斯坦在“相干后承和经验探究”中开展的工作。就直觉主义逻辑而言，介绍了万森在“直觉主义命题逻辑的子系统的功能完备性”、林肯和森德鲁夫在“把直觉主义蕴涵号线性化”、奥尔韦恩和邓恩在“线性逻辑的克里普克模型”、多森在“直觉主义命题演算的基本克里普克模型”、海兰和德佩瓦在“抽象扩张的完备直觉主义线性逻辑”、吉拉德在“逻辑的统一”、基南在“自然语言、可分归约性和广义公词”中开展的工作。就认知逻辑而言，介绍了辛格和阿谢尔在“一个关于意图和信念的逻辑”、汉森在“驳倒莱维同一性原则”、科勒姆贝蒂在“共同信念的形式语义学”、威特维恩和格鲁卡在“怀疑理智保持和信念修正”、麦克芬森在“有无可能使信念不是必然的”中开展的工作。
胡泽洪发表的《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1期）和《哲学逻辑：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两篇文章详尽地阐释了西方哲学逻辑发展的历史。其概括总结为，在英美逻辑学界和哲学界，“哲学逻辑”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与逻辑学家斯特劳逊于1967年编辑了一本名为《哲学逻辑》的论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赖斯、达米特、塞尔等哲学家的相关文章。英国牛津大学讲师格雷林于1982年出版了《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主要讨论了如下内容：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真理：实在论与融贯论；真理：符合论、冗余论与语义论；意义、指称、证实与使用；真理、意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1989年出版了《哲学逻辑导论》一书（此书1990年重印）逻辑有两个分支，即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1968年出版了《哲学逻辑论集》一书，在该书的第一章“哲学逻辑的新近发展”一文中，莱斯彻谈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戈布尔2001年出版了《哲学逻辑》一书，该书的内容包括：经典逻辑；时间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相干逻辑；多值逻辑；非单调逻辑；概率、逻辑与概率逻辑；条件；否定；量词；逻辑与自然语言。英国的盖贝和德国的冈瑟纳共同主编的《哲学逻辑手册》是目前国际逻辑界与哲学界比较流行的著作。该手册1983年至1989年出版了第一版，共分四卷。2001年起，该手册开始出版第二版，本版计划出版18卷。
2.《哲学逻辑研究》关于哲学逻辑发展史的论述
《哲学逻辑研究》是由张清宇、郭世铭、李小五等合作完成的一部史论结合的著作。内容包括一阶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条件句逻辑、多值逻辑、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弗协调逻辑、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在每一问题里都有史的论述。例如，在第一章“一阶逻辑”里，作者认为，“第一个完整的一阶逻辑系统是由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于1879年建立的。皮亚诺、皮尔士、施德罗和罗素等人为一阶逻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哥德尔和根岑等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一阶逻辑的元逻辑问题，证明了重要的定理”。在第二章“模态逻辑”里专门论述了逻辑学发展简史，等等。
作者认为哲学逻辑仍可说是各种非经典逻辑的统称。“历史上很早对非经典逻辑就已有过研究。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过模态逻辑，第欧多鲁克罗纳的著作中包含有时态逻辑的思想，对非经典逻辑的研究是从1910年开始的。80多年来，非经典逻辑的涌现有过三次高潮时期。第一次是二三十年代，刘易斯建立模态命题逻辑，卢卡西维茨和波斯特建立多值逻辑，海丁建立直觉主义逻辑。第二次是50年代，道义逻辑、认知模态逻辑、问题逻辑、相干逻辑、自由逻辑、时态逻辑、弗协调逻辑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代表人物是赖特、普赖尔、阿克曼、欣迪卡等。第三次是80年代，动态逻辑、模糊逻辑和非单调逻辑在这一时期掀起了一个高潮，代表人物是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一些专家。每次高潮持续十多年，间隔约二十年。第二次高潮是由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理论的发展所推动的，第三次高潮则是由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所推动的。”
3.[美]罗·格勃尔主编的《哲学逻辑》的翻译
罗·格勃尔主编的《哲学逻辑》由张清宇、陈慕泽等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哲学逻辑》是集国际相关专题的20多位杰出学者而完成的一部哲学逻辑著作。如序言说，“本书可以作为哲学逻辑一般课程的基础文献，它也可以作为某些研究专题的辅助资源和参考文献。”该书共20章，包括：一阶逻辑，高阶逻辑，集合论，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真，逻辑推论，模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时间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相干逻辑，多值逻辑，非单调逻辑，概率、逻辑、概率逻辑，条件句逻辑，否定，量词，逻辑和自然语言。
（三）归纳逻辑发展史研究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学者对归纳逻辑发展史的研究除在逻辑学教材里有所简略介绍外，发表的论文有限。“如韦卓民的《培根的逻辑归纳法》、吴家国的《谈谈培根的归纳法》等。1961年培根诞生400周年，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召开了纪念培根的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培根哲学思想——纪念培根诞生400周年》”。真正开展对归纳逻辑史的研究是1980年代以后。
1.1980年代归纳逻辑史研究
章士嵘在《国外归纳逻辑研究近况》（《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一文里从归纳疑难、归纳逻辑、归纳悖论、归纳逻辑新方向四个角度介绍国外归纳逻辑的研究状况。
杜声锋在《现代西方归纳逻辑研究评述》（《江汉论坛》1984年第6期）一文对现代西方归纳逻辑研究进行评述。他在简述休谟的“归纳问题”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就是在休谟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归纳逻辑或多或少地都要涉及这个问题。现代归纳逻辑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在培根至穆勒的古典归纳逻辑意义上进行，继续探讨从已知的经验事实导出相应的普遍原理的逻辑。途径二是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一定范围的普遍原理的归纳支持和证实程度。罗素等人的研究接近于第一个方向，莱辛巴哈、卡尔那普等人的研究是循着第二个方向进行的。此文还介绍了“归纳的不一贯性”和“归纳悖论”、“反归纳主义”、莱辛巴哈概率论的归纳逻辑、卡尔那普“合理信念”与“合理决策”的归纳逻辑，亨佩尔对“归纳的一贯性”等观点。
陈晓平在《概率归纳逻辑的三大流派》（《哲学研究》1985年第10期）一文里把概率归纳逻辑分为概率归纳的频率理论、逻辑理论和私人主义理论三大流派。他认为概率归纳的频率理论发端于19世纪，德国哲学家莱欣巴赫1934年发表的《概率论》首先创立了频率理论的概率归纳体系，萨门等人发展这一理论。概率的逻辑理论代表人物为；拉普拉斯、凯恩斯、杰弗里斯、卡尔拉普、欣蒂卡等。私人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把概率解释为个人的相信程度。代表人物如拉姆齐、萨维齐、杰弗里等。
江天骥在《归纳逻辑的新进展》（《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里，就西方学者对概率论的基础问题、推理方法上的革命、归纳逻辑和归纳推理等方面进行总结。关于归纳逻辑的几个争论较多或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涉及：归纳逻辑和概率论的关系问题、怎样选择先验概率的问题、关于归纳接受的争论。
2.1990年代归纳逻辑史研究
1990年代关于归纳逻辑史及其专题研究的著作也较多，如邓生庆《归纳逻辑：从古典向现代类型的演进》（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雨田《归纳逻辑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任晓明《当代归纳逻辑探颐——论柯恩归纳逻辑的恰当性》（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1994）、李小五的《现代归纳逻辑与概率逻辑》（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也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
邓生庆把归纳逻辑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归纳逻辑阶段，从17世纪年代到19世纪中叶。代表人物是培根、穆勒、休谟、休维尔、赫舍尔等，初步地建立了以归纳推理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如培根三表法、穆勒实验四法，初步地描述了提高归纳结论可靠性程度的途径。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是古典归纳逻辑向现代归纳逻辑的过渡阶段。以凯恩斯为代表，他创立了第一个现代归纳逻辑的系统理论。第三阶段是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科恩建立了一种非帕斯卡概率逻辑。有的归纳逻辑理论还以模态逻辑作为基本的工具。自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归纳逻辑理论的发展与归纳悖论的研究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阶段较为有代表性的归纳逻辑理论有莱欣巴赫、卡尔纳普、欣蒂卡、莱维、赫斯、科恩等人的归纳逻辑理论。
黄豆认为，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是在培根—穆勒的归纳逻辑古典意义上，继续探求从已考察的经验事实导出相应普遍原理的逻辑途径；二是运用概率论的定量分析和公理化、形式化的手段探索有限的经验事实对于适应于一定范围的普遍原理的“归纳支持”和“确证”程度。罗素的研究比较接近第一个方向；卡尔纳普，莱辛巴哈，亨佩尔等人的研究则是循着第二个方向进行的。
李小五的《现代归纳逻辑与概率逻辑》介绍了现代归纳逻辑和概率逻辑的理论，分析了国外各种逻辑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李小五在《何谓现代归纳逻辑》（《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一文里认为，整个20世纪，归纳逻辑的研究可谓是起步早，发展缓慢，成果不多。特别是从70年代以后，逻辑学家纷纷离开了对归纳逻辑的研究而转向别的逻辑。80年代以来，归纳逻辑的研究沉寂下来，现在国外逻辑界几乎已经没有人宣布在研究归纳逻辑。80年代以来，国外虽然出了一批关于归纳逻辑方面的专著，但主要是整理以前的归纳逻辑理论，分析其哲学意义及其局限，并没有看到具有独创性的归纳逻辑系统。我国从90年代以来有几位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论文和几部专著，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绝大多数仍偏重于科学哲学或逻辑史方面，在逻辑系统的建构方面几乎没有新东西。
3.20世纪初归纳逻辑史研究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些归纳逻辑史的著作，也发表一批论文，如陈晓平的《关于归纳逻辑的若干问题——对现代归纳逻辑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5期）、任晓明等的《美国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研究概况》（《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1期）、熊立文的《归纳逻辑在现代的发展》（《哲学研究》2008年第2期）、何向东等的《归纳逻辑研究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其中《归纳逻辑研究述评》在对国外卡尔纳普、波普尔、欣迪卡、莱维与赖兴巴赫等的归纳逻辑研究和国内鞠实儿、陈克艰、李小五、熊立文、陈晓平与刘壮虎等的归纳逻辑研究进行了述评的基础上，就归纳逻辑是否是逻辑的两种争论进行了述评。作者认为，虽然归纳逻辑的基础理论研究似乎已经走入低谷，但其应用研究却方兴未艾。
熊立文《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概率逻辑的发展为线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归纳逻辑各个流派的理论，包括：逻辑贝叶斯派代表人物凯恩斯和卡尔那普的归纳理论、芬兰学派的归纳理论、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赖欣巴哈的归纳理论、主观贝叶斯派的归纳理论、冯·赖特的排除归纳法理论，本书还介绍了主观概率的应用——贝叶斯决策理论以及关于归纳接受的各种理论。
邓生庆、任晓明《归纳逻辑百年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将近百年归纳逻辑发展史划分为古典归纳逻辑的终结阶段、古典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