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立： 熟人社会伦理与“偷听”母题
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素愿也”下面引诗：“拜天尽诉衷肠事，那怕傍人隔院听。”
西门庆感动不已，觉得一向“错恼了”月娘禁不住“扠步走来，抱住月娘”。[2]
在“一夫多妻”的社会，明清小说常描绘男主人公与家中妻妾关系，是具有某些性爱哲学的规律性的：“那《嫖经》上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
偷。把这个‘偷’字看得十分有趣。……”[3]
于是借助“偷听”母题，小说写出了以嫖妓私通为能事的西门庆，偏偏能在特定情境中对妻子有了真情的发现，因动情而悔恨，而有了“肢体语言”，真切
地发现了月娘之美。
其二，是偷听主体故意让被偷听者明白，自己的谈话被偷听了。
偷听，一般在说话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这样才切实有效，获取难于了解的“真实情况”；而这种“真话”、私房话本来是背着人说的，不愿也不让有
关之人听到，若偷听者表明已经听到了，也就成了一种抗议和威慑。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三回写“金莲窃听藏春坞”就写西门庆与惠怜在藏春坞洞里亲热，金莲偷听到，西门庆赞美蕙莲脚小，蕙莲说套着五娘（金莲）的鞋
子穿，很得意，打听几时娶金莲来家，也是个“意中人儿（相好的）”、“露水夫妻”，很不屑。这就伏下了日后金莲当面责骂，大加迫害的种子。
故意将自己的东西留在那里，是警告惠怜，说的话已被听、结仇了。
这一细节，凸显出金莲性格的好胜、泼辣，表现出她对于性爱竞争者不甘示弱的强势和挑衅心理。
其三，是被仇家无意中听到了致命的秘密，并且很快真的招祸。
小说写“雪娥透露蝶蜂情”，招致来旺醉后，恨恨地毒骂西门庆调戏自己妻子，扬言报仇，顺便还要杀那潘金莲淫妇，却不料偏偏被仇家来兴听到，于是添
枝加叶报告金莲，后者哭诉于西门庆，来旺为此被害。
同时，这一例证，也体现出在特定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偷听信息有真有假，可以运用偷听到的某些真实情况，故意夹带一些虚假、恶意的挑拨，达到实质
上造谣中伤的效果。
其四，偷听行为的“现在进行时”时却被闯入者打断。
小说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与李瓶儿亲热，不料“被金莲在外听了个不亦乐乎”，此时突然孟玉楼闯来，大声问：“五丫头，在这里做甚么儿？”
金莲一边在摇手，一边也并不避讳自己的偷听，还话里话外地讽刺，而此时此刻的西门庆却并不在意，于是就在这一“偷听”暴露出隐私性活动的场面中，
西门庆的性格得以展现。[6]
金莲偷听成功的机会何以较多？这样才符合她精力过剩、富有挑战性且活动能力强、总是试图垄断男人的泼辣个性。
一般来说，偷听过程中也包括视觉参与，即偷窥。
无疑，偷听的暴露，其实也是势不可免，于是小说也注意借此揭示特定人物关系中的深层奥秘。
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二十三回《赌棋枰瓶儿输钞，觑藏春潘氏潜踪》回评里注意到，潘金莲的偷听行为，与其性格个性关系密切：“写听篱察壁，固是金
莲本性，而一听即着，愈使后文一步不肯松也。妒妇之不容人，大半怕人好此，又与翡翠轩作引矣。”[4]
可见，作为带有较多说唱艺术影响的《金瓶梅词话》，运用了偷听母题是真切而生动的，举凡人物心理塑造、情节结撰、人物冲突的构设，偷听母题都所起
到的审美表现功能，难于替代。
此外，文本中的偷听母题叙事还顺便暗示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偷听是不光彩之事，一般非正人君子所为，并不被正统社会伦理提倡。
2.与之对应的就是防范与惩罚偷听者。对偷听者的惩罚，或是揭穿其小人行径，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薄施惩戒，或是直接杀掉以除后患。
3.不管是作为普通大众的生存技能，还是政治斗争的必备手段，偷听行为都会直接间接地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如以邻为壑或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无安全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传统宗法制大家庭以及专制政体的需要，也使得偷听母题能以叙事技巧得以广为运用
《金瓶梅词话》运用偷听母题，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应该说，毗邻印度的民间故事，通过中古汉译佛经传译，对华夏之邦文学叙事构成了跨文化影响时，偷听母题即其一也，这易于受到忽视。
在印度民间故事母题中，为人熟知的即有“偷听生命线秘密”。
古印度民间的《故事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优禅尼城国王摩诃犀那以绝食和割肉祭供难近母，于是难近母显身预示他将娶美女――安迦罗格阿修罗之女，并
赐他宝剑。
不久他果与这位阿修罗少女邂逅，互生好感，少女流着泪担心父亲醒来后伤害他，他嘱咐少女：父亲醒来问，就说是害怕有人要杀害他。
如此照办，女父就不自觉地说出了一个秘密：“……只有左手上有个致命弱点，但有弓保护着。”
于是偷听到秘密的旃陀摩诃犀那，在交战时射中了对手那左手的要害部位，女父倒地身死[5]。
印度古代传说《五卷书》也写某王子流浪时，腹中有寄居蛇，而某公主遭谗言被疏远，成了流浪者的赏赐品。
一次女的外出，王子熟睡，守金之蛇从蚁垤中爬出，遭遇王子嘴中爬出的蛇，互相攻击互揭短处，蚁垤蛇叫骂：坏家伙呀！喝下罗质迦就能把你治死，这个
药方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而肚里蛇也回击说：“用热水就能把你烫死……悄然之中听到了，公主如法炮制，王子恢复健康，得到财宝。
显然，“泄密――偷听”母题，含蕴着“生命线――禁忌”的破除之法，秘密在无意之中被偷听、被泄漏，精怪遭致毁灭[6]。
因被偷听而生命线秘密泄露，被动地承领泄密之后的后果，中土的世情小说故事对此关目特别感兴趣，而这一书写较早在公案题材中得到重视。
有意无意之中，有人偷听到了当事人披露真相，使断案人得以顺藤摸瓜，这体现了母题的世俗性、渗透力和实用特征。
早期南传佛教的巴利文本生故事，就传说前世菩萨担任梵授王的大臣，他精通多种技艺。
某天一母猴将王后珍珠项链盗走，卫士抓来农夫逼供，屈招出商主，商主牵连出祭司，祭司扯出乐师，乐师供出妓女，五个嫌疑犯被关押一处，暗中安排仆
从们偷听，这才得悉五人都未偷盗，最后断定母猴才是肇事者，项链被设计夺回[7]。
但也有因犯罪嫌疑人一方，因偷听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奸夫偷听故事，在佛经中也非常有特色。
说某智者“大药”善于断案，某婆罗门经商在外赚五百金回乡，接近多留了个心眼：“我妇少年，颜容美丽，与之离别，已历多时，室无男子，任情所作，
宁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钱不宜持入。” 就埋金在附近的树下。
而他的妻子的确同奸夫“善听”私通，此时听到本夫回来，就藏善听在床下。
婆罗门进屋见饭菜丰盛不免生疑，妻谎称梦天告知才准备的，妻又问在外得钱财否，用意在提醒床下的善听，轻易地骗丈夫说出了藏金之处。趁着丈夫熟
睡，就催促告善听掘取。
次日婆罗门发觉，向亲邻们悲诉，众人找来大药询问，答曰：“其妇必与外人交通，作斯非理。”于是设计。[8]
故事的本意虽在表达出女人不可靠的观念，但故事特别接地气，流传中也就不断增饰情节而变得更为复杂有趣。
大约3世纪从印度传至藏区流传的《尸语故事》，则写的是两个妖怪霸占了某大湖，当地人们以掷骰子决定冒险放水者。
正赶上王子掷输，一个贫家子弟为赡养父母要求替代，获允，贫家子放水之后无意中听到乌龟黑蛇争吵，获悉如把黑蛇打死就可吐痰为金，用五彩绸包好打
死的乌龟可成宝物，就吞蛇献龟，王子报恩，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厚加奖赏[9]。
母题在这里又与“发迹变泰”母题、“遇险——获宝”母题等结合，生成了新的故事类型。
此外，也许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故事的源头，印度民间还保留着“偷听妖怪秘密”的故事。
说弟遭到贪心之兄侵夺遗产，为此悲惨地因借债失掉双眼，可就在流浪乞讨迷路时，夜间在大树上遇四个妖怪谈论如何获得泉水、治疗目盲，以此居然治好
了乌达国王爱女的哑病，为此他获得无数金银财宝。[10]
从母题出发地看来，相对于华夏之邦的另一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偷听”母题也促进情节发展。
《脚夫和巴格达三个女人?第三个僧人》所套的故事《嫉妒者和被嫉妒者》讲，某德高望重者遭受邻居羡憎（台湾通常译为“妒恨”），另迁新居仍不少人慕
名来访，一次妒恨者也混入人群，假意对话将他推入井中，不料是枯井，侥幸不死者凑巧听到神仙们议论公主生病和秘方事，爬出井后按秘方把家里黑猫尾上白
毛拔下七根烧，公主闻烟即痊愈，获许幸运地配与公主，后竟当了国王。
的确，“偷听”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这与人类多民族普遍存在的好奇心与嫉妒心有关。
比较而言，印度民间的偷听母题无疑更有原创性、更丰富复杂，其往往是多种故事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而牵连到一些其他的秘密，包括许多并非轻易
得知的禁忌隐秘，
而扭结着“感恩动物忘恩的人”等母题，覆盖了不少具有伦理原则的神秘动物，故事情节接下来的“陡转”离此而几乎难于进行。
中古汉译佛经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功能，因此从宋话本到明清小说，都在佛经故事的世俗化历程中，对偷听母题有着特别的关注。
与现实社会生活经验、大众普世价值联系紧密的公案故事，必然较早注意偷听母题。
其实，作为某些民事案件中的破案偷听，源自于某种生活经验，然而运用起来就成为一种智慧的体现，而如何利用“偷听”获得真相，往往成为侦破案件的
关键环节。
将“偷听”这一不光明正大的人类行为合理合法化，这是母题中国化伦理道德化的显著表现，对母题的文本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注释。
唐初张鷟《朝野佥载》写“偷听破案”成为能吏依靠才能判定嫌疑人手段，带有实录性。
说李忠与其后母通奸，拒不承认，吏就先暗伏一人在案下，得知两位当事人“私密之语”，使其具承伏法[11]。
又，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贞等三人投店住宿，夜有人取三卫刀杀死张迪，其刀却纳回鞘中，杨贞等人并不知之。 天明，杨贞等三人因
刀有血痕被拷讯自诬。
御史蒋恒复查推问，却只拘留店中老婆婆，晚放出，令狱典跟踪，果有一人与其共语，次日又是那个人。于是查出他与张迪妻通奸、谋杀其夫[11]。
而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子不孝，李杰观察这孩子不像不孝子，生疑，跟踪发现其与一道士私语，原来与寡妇有私：“尝苦儿所制，故欲除之。”[11]
虽没写偷听到交谈内容，但其在不适当场合窃窃私语，暴露了彼此特殊关系。
宋代司法著作《折狱龟鉴?鞫情》为强调“偷听破案法”的有效，总结唐代贞观年间的案例。
说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竟然一起潜藏，而李行廉找不到，状闻朝廷，推诘甚急：“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尉诘之，云：‘有人
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县尉王璥令并其子引就房推问，不服。璥先令一胥伏于案下，又令一胥走报云：‘长史唤。’璥仓
皇锁房门去。于是母子相谓曰：‘必不得承。’复有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惊，并服其罪。”[12]
因而，这一“偷听真相”的断案智慧和操作过程，被此“行业教材”传扬，明清两代公案小说都有意因袭借用，也不乏类似偷听破案叙事。
“偷听”实质上主要可起到母题链中的联结作用，往往是楔入的母题。
元代叙事有的故事就向佛经母题靠拢，神秘化为成了精怪迷人之隐秘，被人无意中偷听，患者由此而怪除、病愈。
据说一位蔡木匠在停棺场醉卧，鬼魂们对话被他听到，知某女的怪病乃是家中后园“葛大哥”所为，他就面见主人，称有疗病之能，砍断后园葛根煮烂，此
女吃下即刻病除。[13]
那么，对佛教和佛经文学有近缘的《金瓶梅词话》，借用佛经故事的偷听书写机杼，也是情理之中的。
杨绪容博士将偷听母题概括为一种相对于“眼中叙”、“口中叙”的叙述方法，即“耳中叙”：“则专借听者来叙事。以特定人物耳朵倾听另一场面的声
音，体现出耳朵的叙事功能，才是纯粹的‘耳中叙’。”
她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就大量运用了这种“耳中叙”，其具有特殊的叙事功能，即通过特定人物的“误听”以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性格。
“误听叙事”可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无意造成，如曹操误听吕伯奢磨刀欲杀猪而误会；一是故意造成的，如蒋干盗书时周瑜故意与来人对话，表演给装睡
的蒋干听[14]。
不过，说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事方法上的一种创新”，则显系过誉。
明代《续三国演义》还特别注意到故意偷听的个案，实际上就是类似“群英会蒋干中计”获取情报的“间谍”手段。
说大将军王敦与钱凤、沈充私议谋反，有侄王舒之子，名充（允）之，字深猷，王敦很喜欢他，“公事则使其知，私事则相隐晦”，沈充、钱凤夜饮，而席
间敦有所言，每多顾允，允之就佯醉辞酒求睡，在帐后榻上偷听到“挟帝诛大臣”机密，回到建康见父母告知。[15]
其父王舒就与王导一起入宫奏告晋帝，下诏求援。此出自《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等，其写王右军事，余嘉锡先生“笺疏”纠正了其中谬误，证以《太平
御览》所引《晋中兴书》（与《晋书》本传同）证非王右军事。
而《续三国演义》可补充余先生的论据。这里对偷听者有力回击就是“将计就计”的“反偷听”间谍策略。
可以认为，如果说印度民间故事运用偷听母题侧重阐释个体对世界的认知与宗教皈依问题，那么，中土的相关文本则侧重于利用偷听母题的社会功能，解决
濒于绝境的案件，
或者如《三国演义》般成为军事战争中间谍战参与者的必备技能，使偷听行为、偷听母题书写可以合情合理地上升为国家安危、社会秩序重构的政治伦理规
范中。
《金瓶梅词话》运用偷听母题，不是可有可无的，也并非偶然生成，其文本营构有着重要的民族文化动因和艺术审美能量的催奋。
其一，小农经济下的市井生活习俗滋生出偷听者的趣尚与机会。
“一夫多妾”空间中，众妻妾聚居，各自空间的独立性很难保证，而木制门窗并非密闭，常开或半开等，固然属于“偷听”成为可能的居处环境基础，
而在古代乡村长期“垂直统治”的保甲制度掌控下，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鼓励彼此了解，“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人们缺少“隐私”保密意识，嗜好
刺探别人家长里短，这是“偷听”母题生成的极重要的社会文化土壤。
更有甚者，偷听者将他人隐私作为猎获的可再生信息资源，四处传播而不被谴责。
评论亚洲人社会等级结构时，对于个人隐私问题几乎不存在的成因，西方研究者曾惊奇地注意到由于人口密度高，家庭结构复杂及其他共同点：
“使得即使在乡村，房屋也是拥挤成村，而不像西方世界那样分散在各个农场中。……小块田地一般就在平均20到50户的村庄周围，除幼儿老者外，全体村
民每天早出晚归，到离村不远的田地上干活。
人们几乎永远不会走出他人视听范围之外，因而很早就学会了适应环境，服从长辈和上级，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劳动，习惯了实际上是在别人眼皮子底下与他
人亲密生活在一起，当然他们也知道遵守明确的公认行为规则的重要性。” [16]
因在周围相当范围之内的人文环境中，人们缺少个体权利维护、隐私保护意识，彼此总是喜好了解、甚至打探别人私秘，以为“关系社会”的处事之必需。
前引金莲就在藏春坞的月窗下偷听到蕙莲直言相问：“你家第五的秋胡戏（妻），你娶他来家多少时了？是女招的，是后婚儿来？”
“秋胡戏”这一歇后语，隐喻“妻”，其实这话岂是她作为下人应问的，一时间的角色错位，说明然处于一个缺少隐私权的乡土社会，以她的素质和兴趣关
注点只能把这急不可耐地吐露。
市民阶层的庸俗习好，尤其是下层女性角色取向的无聊与低级趣好，与“偷听”行为及其文学母题的活跃相关。
而就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也必然存在一些“偷听”的成功，需要某些特定人物，在适当的语境中说出有被偷听、偷听价值的话语――这些符合人物身份，在有
利害关系人物之间的不该当面直言的，才有说服力地构成“偷听”书写必要的矛盾冲突、情节纠葛。
由于小农经济的村落环境以及古代民居建筑密闭性不高，偷听乃至偷窥屡屡得手，甚至早自唐代民间就产生了一种“镜听”习俗。
即祈祷灶神，请得出行方位后抱镜出门，即能偷听市井中人无意中说话，以卜来年运气的好坏。
“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怀中收拾双锦带，恐为街头见惊怪。嗟嗟傺傺（左口）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
拜。
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
《清稗类钞》的印证为：
“镜听不必学而能，非方伎也。古人之为之者，每于除夕或新岁，先事洒扫，置香灯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祝。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
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今则惟于除夕出门，在道路中听人之言以决休咎而已。”[17]
顾禄《清嘉录》卷十二引蒋心馀《镜听》诗也称：“匿影循墙走，寻声倚壁听。何期深夜语，都是十分灵？”
《聊斋志异·镜听》写益都有郑氏兄弟，大郑受父母偏爱，因子及妇；二郑落拓，连妻子也受父母轻视。二郑感愤，辛勤而知名，但仍赶不上兄。
次妇望夫心切：“窃于除夜以镜听卜。有二人初起，相推为戏，云：‘汝也凉凉去！’”妇归而不解其意，是年大闱之后，兄弟皆归。
暑热时忽有报称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汝可凉凉去”，不久闻报二郑捷，正感到不平的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作者认为这是情不自
禁之语，过后才想到“知镜听之验也”。 而何守奇评曰：“闺情如见。”[18]
闺房之中幽秘隐情的揭示，触及到父母与两个已婚儿子之间微妙关系及其变化、变化成因的深隐之处，耐人寻味又引人探秘。
而又据说，昆山徐乾学兄弟三人，未登第时，除夕相约实行镜听之术：
“乃翁侦知之，先走匿门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兄弟三鼎甲。’诸子知翁之戏己也，不顾而走。则有二醉人连臂而来，甲拍乙之肩而言
曰：‘痴儿子，你老子的话是不错的。’盖以俳语相戏也。已而果应其言。
又钱唐黄文僖公（机）未遇时，镜听闻二妇人相语云：‘家有二鸡，明日敬神，宰白鸡乎？宰黄鸡乎？’其一曰：‘宰黄鸡可也。’”鸡机同音，遂以为
谶。”[19]
这类民俗故事，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俗信”，即相信某些无心、不经意之间说出的话，被偷听到了，语言传播的事实，遂成为真正的事实存在，只不过是即
将发生的。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还描述了能透视到人内心深隐之处的“业镜”，甚至介绍了这一法术发展沿革：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过岳庙，朱扉严闭，而有人自庙中出，知是神灵，膜拜呼上圣。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贵神，右台司镜之吏，赍文簿到此也。”
问：“司镜何义，其业镜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业镜所照，行事之善恶耳。至方寸微暧，情伪万端，起灭无恒，包藏不测，幽深邃密，无迹可
窥，往往外貌麟鸾，中蹈鬼域，隐匿未形，业镜不能照也。南北宋后，此术滋工，涂饰弥缝，或终身不败。故诸天合议，移业镜于左台，照真小人；增心镜于右
台，照伪君子。圆光对映，灵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拉杂如粪墙者，有混浊如泥滓者；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有脉络屈
盘左穿右贯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虎狼者；有现冠盖影者，有现金银气者；甚有隐隐跃跃现秘戏图者。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
也；其圆莹如明珠、清激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镜侧，籍而记之，三月一达于岳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则责愈严；术愈巧，则罚愈重。
《春秋》二百四十年，瘅恶不一，惟震伯夷之庙，天特示谴于展氏，隐匿故也。子其识之！”
士人拜授教，归而乞道光书额，名其室曰“观心”。
对于人心抽象的善恶，进行了可视性的、形象化的描绘，而偏重于人心恶的一面，因为这是占据多数的。
似乎这“情伪万端”的纷纷杂杂的坏心肠，都可以在业镜面前无可遁其形。
应当说，这种“窥探”隐私的追求与恐吓，与“偷听”的种种努力与呈现，带有一致性。
其次，偷听母题的运用及其活跃，与《金瓶梅》这样一类世情小说之主题、题材的本质，展示的日常生活内容的重点方面有关。
《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家庭题材为核心的长篇小说，其展示的较为接近“庭园”式空间结构，人物活动尤其是男女之间交往的主要空间，在家庭房间和园
林之内，以其活动范围有限，“偷听”也就较多地成为可能。
尤其在一个妻妾成群大家庭里，妻妾之间多角纷争、共同取悦于一个男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偷听”获取较多信息，保护自己、攻讦对手。
国外研究者曾将《三国》、《西游》等与《金瓶梅》比较中指出其特点：
“首次以大型长篇小说的形式使个人的家庭居所成为了情节发展的主要场所。在隐喻意义和字面意思的两个层面上，‘战场’，这一其他三部小说的突出母
题，被移入了‘闺房/卧室’。
军事谋略家军事斗争的故事被替换为个人间为了取得性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展开的勾心斗角。正如在前几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在战场上、旅店
中、道路上所发生的一切，《金瓶梅》中人物的命运经常由发生在卧室或闺房中的事情所决定。在《金瓶梅》之前，没有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展现了对于私人生活
的如此浓厚的兴趣，人们忙于窃听与偷窥他人的秘密。
与打破封闭空间的各种企图密切相关的窥淫癖也因此成为了《金瓶梅》最为重要的叙述特征之一。偷窥他人私生活和了解他人隐秘欲望细节的强烈愿望是愈
来愈多的晚明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所要面对的现实。通常，描写的细节越为私密或越不体面，一部小说就越会吸引读者。”[20]
他还引用了屠隆《藿语》上（《鸿苞集》卷七）带有警醒意味、知人性质的论断：“闻以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以淫纵破义之事，则投
袂而起，喜谈传诵而不已。”
事实上，这种偷听、偷窥习性及其密集型的表现，与《金瓶梅》所要集中笔力表现的人物类型有关。
正如光绪年间文龙《金瓶梅》回评所言：“一个丧心病狂、任情纵欲匹夫，遇见一群寡廉鲜耻、卖俏迎奸妇女；又有邪财以济其恶。宵小以成其恶，于是无
所不为，无所不至，胆愈放而愈大，心益迷而益昏，势愈盛而愈张，罪益积而益重。闻之者切齿，见之者怒发。……”[21]
世俗与低俗，在这种表现的特定空间之内，偷听（包括偷窥）的惯常发生及其表现，自不可免，且往往还离不开这类人物如是不得不为之的行为表现。
其三，偷听母题，还非常有利于表现世情小说如《金瓶梅》之类作品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以细微末节不慎所导致冲突、变化和重组
的。
对此张竹坡也曾有所警觉，他品评小说实际上可能是对于生活的有意加工，提醒要心理有所准备的“读法”：
“《金瓶》有节节破绽处：如窗内淫声，和尚偏听见；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带葫芦，更属险事；墙头密约，金莲偏看见；蕙莲偷期，金莲偏撞着；翡
翠轩自谓打听瓶儿，葡萄架早已照人铁棍。
才受赃，即动大巡之怒。才乞恩，便有平安之谗。调婿后，西门偏就摸着。烧阴户，胡秀才偏就看见。诸如此类，又不可胜数。总之用险笔写人情之可畏，
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语即解，绝不费力累赘，此所以为化笔也。”[21]
这里，所谓“破绽”正是人为加工、设置的巧合之处，不少即偷听、偷窥情形的描绘，而张竹坡是把偷听与偷窥描写综合看待的。
借助“偷听”（及偷窥）的着意表现，作品遂富有场面的视觉效果和戏剧性，也是如《金瓶梅词话》这类小说审美构建题中自有之义。
传统社会中人的隐私意识乃至隐私权，或者说，对于包括所有带有私密性行为的态度，乃是人之所以为人，有别于动物的本质差别之一。
龚自珍《论私》指出：“夫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之私，赬頩之拒矣。”
但事情可能还有另一层并不复杂的含义，因长期习惯于等级观念，如主人及其妻妾们，实际生活中并不把作为“下层人”仆婢们当作“人”，甚至做最私密
之事也往往并不避开。
也就如同兽类，不知在人的面前害羞，因非同类。古人等级制社会里，人兽之分是不能忘记的，
即《礼记·曲礼》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
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其四，偷听母题之于《金瓶梅》市井生活形态的表现，也具难得的娱乐性、幽默性功能。
钱钟书先生曾注意到早期故事夸夸其谈角色对偷听者暗中在场的忽视，《玄怪录?元无有》中四个精怪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吟诗，没料到元无有在旁窃
听：
“递相褒赏，观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东阳夜怪录》里驼、驴、鸡、犬等也分别在成自虚前“自矜篇什”：“无佛称尊，群儿
自贵，不知有旁观窃听，绝倒于地者。后世嘲讽文士，如《谐铎》卷二《考牌逐腐鬼》、《野叟曝言》第四七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三回等，机杼皆
同。”[22]
而构成这一“机杼”，应当讽刺性、喜剧性效果的魅力：即在场的“表演者”自矜自吟、“旁若无人”的情状，“班门弄斧”却不知行家在场“偷听”，从
而引起了潜在的行家“见笑大方”并不自知。
那些被偷听的妇女私密性生活内容，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对于听众、读者的吸引力。
这些，与世俗人们对于生存、健康基本需求寓含的恒久神秘逻辑和神物幻想，也是相辅相成，具有某些共同的思维机制。
刘守华先生注意到，偷听母题具有跨文化流传的民间性及其原初的动物寓言性质:“这些母题大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偷听话’从印度佛经故事移植而
来，寄寓者对动物世界和人间奇迹的神秘信仰；……”[23]
“偷听”在佛经文学中主要是动物寓言之角色关系中表现的，主要是在角色关系表现的诸多母题链中起联结作用，它往往是特定故事类型中的一个有决定性
功能的楔入母题。
而到了晚明小说《金瓶梅》才加以充分世俗化、庭园化，使其在表现家庭矛盾特别是家庭中妻妾仆婢纷争中，在其题材本身所带有的市井生活习俗特点中，
发挥出特有的母题功能，从而创造性地转化为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世情小说中一个多发性艺术机杼。
而从另一角度看，“偷听”母题也正契合“小说”早年的身份标识，此或许也是该母题得以兴盛的间接因素吧。
至于其在公案小说以及《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中掺杂了如“蒋干中计”政治权谋，在神怪等混类小说中诙谐幽默的喜剧性情氛，则持续性地延续到民国武
侠小说等作品里，
体现出具有华夏民族“共同体”的某些稳定性的精神传统，也特别值得联系起来进行统观，而有些则属于叙事题材文本自身书写功能社会政治化的艺术显
现，进一步探讨，也会加深对文本内在传统存在与延伸之乡土社会基础的认识。
注：（从略）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北方论丛》，2017，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