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历史与伦理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原子弹的投掷加速乃至决定了日本的投降?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人(包括有些科学家)认为,德国既已于5月7日签署投降书,形势所趋,盟国的胜利大局已定,日本的战败指日可待,已完全没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否则,还很有可能在政治上产生消极的影响。美国军方则持另一种态度。他们的估计是:如不使用原子弹,战争还要继续一年以上。此时已做好计划,准备次年(1946年)在日本本土的九州、四国登陆,但鉴于太平洋塞班、硫璜各岛攻防战的损失太大,所以估计美军尚须付出死伤100万人以上的代价。投掷原子弹便可以(而且确实是)提前结束战争,减少数以百万计的美军伤亡,还不用提日本军民可能为数更大得多的伤亡。持此说者还有史料方面的根据:当日本最高当局在最后关头和战不定之际,是天皇一纸诏书最后拍板定案的。天皇的诏书中说:最近敌人方面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为了减少人民的牺牲,所以我决定停止战争云云。似乎由此可见,原子弹是在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按我国20世纪40—50年代的说法,则红军出动是击败日本的决定因素。近年来的说法则是:中国是击败日本的主力。看来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争辩下去,一时难以遽下定论。不过其间曾涉及的一个争论之点似应一提。

　　原子弹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遽然使用,很可能引起人们思想情绪的强烈反应和反弹。因此有人建议,应该事先向日本或者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并在无人区做一次示范表演,使日本和全世界都了然于它的威力。假如日本仍不投降,再来投掷原子弹,就在道义上更可以说得过去了。这看来是一种更稳妥的、也是更有风范的做法。然而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此人在胡佛总统期内任国务卿,对九·一八事变曾提出过以他的名字出了名的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事后所写的回忆录则是说:当时原子弹成功与否,尚无完全把握。如果事先作出警告而临场却未爆炸,就不免贻笑世人,成为一场笑柄了。所以这一建议终于未被采纳。史汀生的回忆又说: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乃是当时美国武器库中所仅有的两颗。如要再投,尚需加工赶制。日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促使日本投降的,并不仅仅是那两颗投在日本本土上已经爆炸了的原子弹,而是还有必将继之源源而来的千百颗原子弹,是这个可怕的前景,促使日本决定投降的。史汀生的这一番解说,看来似也颇为言之成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日本的战败固然已经无可怀疑;但是原子弹究竟应该使用与否及其利弊得失,仍然是当代史中一个议论不休的问题。

　　二

　　留给后世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广岛一颗原子弹消灭了16万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武装的平民。日本有不少人谈到此事,至今耿耿于怀,愤懑难平。不过,可以反问一下,假如是德国或日本当时已领先掌握了原子弹,难道就绝不会使用它攻击对方了吗?恐怕未必吧。1940年夏,法国溃败投降。同年秋的大不列颠之战中,德国入侵英国(所谓的“海狮计划”付诸实施)已迫在眉睫;当时的英国做好了准备,一旦德军入侵,就毫不迟疑地使用毒气。使用毒气是违反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已同意禁止使用。但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或当权者,面临自己的生死关头,大概唯一考虑的就只是自己的存亡,而绝不是什么人道或人民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德国战犯,许多战犯都被控犯有反人道罪,即在战时杀害过无辜的平民。而多数被告者的辩护词几乎照例是:在战争中,残酷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后来1954年,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就指责德国战时的残暴行为。阿登纳回答说,任何战争都是免不了残暴行为的,红军进攻德国时也曾有过残暴行为。这个说法当即受到赫、莫诸公的严词驳斥;他们强调指出,最根本的要害是:双方是在进行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一方是正义的,另一方是非正义的,绝不允许混为一谈。大概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任何战争是绝对不曾伤害无辜的。其间的界限应该怎么划?是不是目的就可以辩护(justify)手段,乃至可以走到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地步,像是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抑或,你不能用一个坏手段达到一个好目的,只有手段是正当的才能辩护目的是正当的,像是洛克所主张的。

　　热核武器的威力诚然是要大大超过传统武器,但二者并没有性质的不同,都是要杀害人的;正如在历史上热兵器的威力要大于冷兵器,但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其功用并无不同。1937年日本侵华并没有配备核武器,但是只用热兵器和冷兵器(例如代表“大和魂”的军刀),仅仅南京一座城市就屠杀了中国人民30万之众,那数量远远超过了广岛原子弹之下的无辜受难者。简直无法想象,根据什么尺度,南京大屠杀就比广岛原子弹来得更仁慈一些。中国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日本人一提到广岛就耿耿于怀,却不肯也同时提到南京大屠杀呢?是不是人类普遍的行为准则就是:只看到别人身上的错,而看不到(像《福音书》中所云)自己眼中的刺呢?严于责人而宽于恕己,大概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是难以根除的。使用核武器屠杀无辜者,固然应该是受到谴责的,但是难道用常规武器、冷武器乃至不用武器而杀害无辜者,就是可原谅的而不该受谴责么?

　　发明原子弹是少数专家的事,费米小组最初在罗马只有三五个人,到芝加哥后组织扩大了,但即使最后到阿拉莫斯研制成功,真正了解并参与机密的也不过为数寥寥的少数人。其余的工作人员乃至科学家们的眷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是为着一个什么最后目的。然而原子弹一旦出世之后,它就不再是少数科学家的事了,而是成为关系到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大事,其中也包括各个国家的核专家和当权者在内。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原子的奥秘,但那奥秘却又和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20世纪的20年代,西方有一批年青的核物理学家聚集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过着清贫却富有诗意的学院生活,围绕着像玻恩这样的大师,满怀热情在探索原子的奥秘,费米也曾经是其中的一个。30年以后,时移事去,原子弹已经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已结束。接着50年代初,一场麦卡锡的歇斯底里席卷了美国大地。连原子弹计划的主持人、战后任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奥本海默本人(他战时是支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逃脱厄运,被牵连进了所谓的反美活动,受到政治迫害。主持制造原子弹,从而深深左右了世界上亿万生灵命运的人,到头来却不但掌握不了原子弹,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真是一幕悲剧,使人无法不沉思人类的命运究竟会往何处去?

　　早在1945年8月,几乎在人们沉溺于胜利最初的一阵放歌纵酒的同时,就听到有不同的声音,在社会上、也在科学家们中间出现了谴责的论调,认为原子弹乃是人类道德的沦亡。科学家们在战争情绪高涨的年代里,纷纷走下大学讲坛去直接从事更实际的战时工作,为争取胜利而奉献自己,——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然而应该想到,武器归根到底并不是掌握在发明它的人们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谁能保证举世的当权者之中就绝不会有一个野心家,在狂热之中或在绝望之中,不惜孤注一掷以求一逞呢?谁又能保证原子秘密永远不会扩散,除了现有的核国家而外,就再不可能有别的国家加入到核俱乐部里来呢?科学家们忧心忡忡地想到这一点时,也曾提出过要成立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的建议。但费米不肯在这个建议上签名,他认为它太不现实,是实现不了的。确实,这个建议始终也没有实现。核裁军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也只停留在善良愿望的口头阶段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之所以没有发生核战争,或许是因为核威慑的力量制止了人们的轻举妄动(有如某些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也或许是因为——这要感谢上帝了——手里掌握了核武器的人(毕竟人数不多,至今全世界也只有5个核国家)并不想打一场核大战;而不惜乃至一心想要动用核武器的少数战争狂人,手里却又没有掌握核武器。如果是由于前一种原因,那实在是一种太危险的势力均衡了。有朝一日这种均衡一被打破(任何均衡终究是不断要被打破的,不会永世长存),人类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更何况随着不可避免的核扩散,终究无法保证核武器就永远不会落入战争狂人、野心家、冒险家之手。已故的法国戴高乐将军对这一前景是悲观的。他认为武力不比金钱,一个守财奴的手里积累了大量钱财,可以永远都不去花费;但是手中积累了巨大武力的人而永远不去加以使用的,历史上尚无先例。

　　费米1901年生于罗马,1924年获意大利比萨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任罗马大学物理学教授。在柴德维克发现了中子的基础之上,费米钻研原子核的构造,发现了多种同位素以及慢中子活动增长的现象,并首先使用了水和石蜡作为缓冲剂。1938年费米获诺贝尔奖,借去瑞典领奖的机会转道去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去芝加哥大学领导建造第一座原子反应堆,随后去洛斯·阿拉莫斯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战后,他重返芝加哥大学,同时兼任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奥本海默事件发生后,他曾出面为奥本海默辩护。1954年这位被认为是伽利略以后意大利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死于癌症,春秋五十有三。

　　写这篇短文时,恰值在电视上看到放映一部旧影片《攻克柏林》,其中有德国庆祝希特勒50寿辰的历史记录镜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场面又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固然不相信希特勒了;但是如果不理解当年那么多德国人的那份狂热,简单地斥之为发疯,则恐怕对于历史和人性的理解仍有未达一间。这就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人类的历史是在不断进步吗?从物质文明方面来看,那答案应该是灼然无疑的。人类的物质文明,一代胜于一代。今天的物质文明,比起仅仅半个世纪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又已不知高明了多少。1940年大不列颠之战,英国所用以抗击德国空军铺天盖地而来的狂轰滥炸,也不过只有当时最先进的800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其航程不过600公里,速度每小时只半个多马赫。而不到40年之后,英法合制的协和式巨型客机已经是以每小时两个马赫的速度横渡大西洋了。

　　可是,在精神文明方面,人类的历史也是在不断进步吗?能说人们今天的精神境界比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如1937年中国的举国抗战,1940年英国的大不列颠之战,1941年苏联列宁格勒的围城),比100年前、1000年前、甚至上溯到无怀氏之民和葛天氏之民的时代,就更为高尚了吗?恐怕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来。剩下来的唯一借口也许就是:我们必须把恶认为和善一样,也是历史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像是康德所论证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命运就注定了总是卑鄙和高贵、血腥和圣洁、圣徒和敌基督者、人道和反人道双方不可分割地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片面地强调道德理想而全然不顾生活现实,固然未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片面地强调生活现实而无视道德理想,也未免短见而未能把握历史和人生的全貌。人活着总是要吃饭的,但人活着又不仅仅是吃饭而已。人这个物种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他毕竟是有一点精神的(好的和坏的)。没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知识就是力量。但力量究竟被引向何方,是造福人类,还是为祸人类?这却不是知识本身、因而也就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了。在这种意义上,知识不是德行,也不能等同于德行。知识是要由德行来引导的。可是德行又由谁来领导呢?据说人类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乃是智人(Homosapiens)。知识是力量,但不是智慧。但愿原子弹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这件大知识,也能对人类的大智慧给以启迪。

　　节选自《原子、历史、伦理——读<费米传>书后》，《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何兆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