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初】As the Snow Burn
诈个尸
一份礼物 @西蒙得
CP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她是黯淡星
“当你的光曝在我身上，
重逢就是一间暗室。”[0]
1
我通常没有起夜的习惯，但是那天白天喝了三杯咖啡，超过了平常的量。师弟做了几年的研究终于在平台上线，我看了一点，陷入了短暂的睡眠，可是睡不多久，又莫名给惊醒了。打开房间门，客厅的灯还大亮着。
“灯怎么没关。”我自言自语，把眼睛从手机上移开，才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她有些慌乱地抬头。
我的视力变差了。这些年，我的身体状态过了巅峰期，视力也严重下滑，在翻卷宗的时候必须戴眼镜，医生建议平常也戴着，但我经常忘记，可以说我喜欢眯着眼去看的那一点模糊感。当时就是，她穿着她的丝绸睡衣，蓝色的，手上拿着笔，有些忙乱地藏了下去，而神情模糊，好像惊惶。
我被她吓了一跳，没想到客厅会有人。她的卧室一片漆黑。我从厕所回来，大概不到两分钟。她还坐在那，稍倾身子，低头在写东西。我尽量目不斜视地走过，但我的心开始下沉——她很少这么晚还醒着。她一般十点去泡澡，上床润色她的结案陈词，偶尔拿一本短篇小说做调剂，十一点半左右入睡，几乎是严格的世卫作息了。她曾认真地跟我说她很惜命。我回想着她刚才的神情，似乎皱着眉，像是偷摸做什么事被我抓到了。可我不能说什么，我无权过问。于是我一下关上了门，上床。等我看完那篇论文，大概是咖啡因的半衰期过了，困意终于袭来。我努力地竖着耳朵，但是没有听见开关被轻轻摁灭的声响。
第二天，她消失了。
我往碗里倒酸奶、麦片、树莓（她昨晚刚买的）、坚果，凑合早餐。餐桌上很干净，她没在这进食过；冰箱里也不缺东西，更没多出什么。平常我们的食物放在一起，包括水果、面包、饮料。酸奶我们喝不同牌子，巧克力也是不同口味。这些东西都还在那，我的那盒巧克力被我吃的只剩下一层，她那盒只少了一小板。她的衣服都放在我们的卧室里，她也没机会拿走。总之这家里什么都没有少，除了女主人。
我还是要去上班。
办公室的空调打得太低，我坐在书桌前，格外清醒，助理下楼前问我还是要冰美式吗，我说我不喝了，顺便帮我跟头约个时间。她说渡边先生正预备找你，十点半左右他会下来。
那再好不过。
我私人的社交软件账号上只躺着五六个人，她的头像在置顶处，是一只小羊；点进去，对话框里的上一句话是：在外吃饭。两个星期前我发送出去的，而她没有回复。
过去她选择性回复我的报备。工作忙起来后，她一概已读不回。她刚毕业就找到了工作，为市区的一家法律事务所撰写法律文件，后来从见习律师做到事务所的合伙人。而我选择闲逛一年。那一年里她事必躬亲，每晚准时回家做饭，拒绝一切加班。我回家后就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周末两个人出去吃。有一阵她很喜欢吃中国菜，跟我说抽空去旅游，我说，在中国的中国菜可能就不合你的口味了。她想了一会儿，大笑起来，说，你说的也对。
那样的大笑，在我的记忆里黯淡了。
渡边来见我时预备去打高尔夫，扛着球袋，叫我去做他的球童。
“不是吧，再过半小时该吃饭了。”我指指表盘。
他一副很扫兴的样子，“亏我还叫你年轻人。”于是他开门见山，说需要调派一个人去芝加哥。
“你拒绝过我一次，不能再拒绝我了。”他拧着眉，“香取那家伙在欧洲混得多好你也看到了吧，这种机会，只赚不亏。”
香取半年前被派去欧洲的调查局工作，渡边当时找我谈过，说，香取更有上进心，可能性大，但你要是想，就去争取。
我说我得回家跟她谈。她当然允许了。我一早想到了，我说，那你跟我去吗？她摇摇头，捧着我的脸颊吻了我一下。
“我在这很好，新一。”
第二天我找渡边，告诉他，我可能没办法离开自己的伴侣。他很无奈地翻着卷宗，又表示理解地点点头。
这次他说：“你可不能再拒绝我，伴侣也能一同前往。”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客观条件有了，感情变质。她更不可能跟我走了。
感情变质不像食物，好与坏界限分明，你一入口就能尝出来，搞不好还会闹肚子。
我和兰从某一天开始冷战。说不上来为什么，具体是哪一天，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妈无聊的时候问我们星座，做运势占卜。她说这是正缘。其实占卜本身的准确率不见得怎样，心理暗示起了一定作用。我一直想，我们还算不错。
最近一次频繁的交流是关于她的一桩案子。这是她接过的最大的委托人，那几个星期她都在忙这桩案子，关于大政府是如何欺压小人民。我帮她过目了一下结案陈词的大纲，在结尾加上了戏剧化的一句——“够了，总有一天，总有人会站出来说，够了。”
情人节那天她在法院度过。当天我开完会也不早了，到的时候刚好赶上她练习了几个星期的结案陈词。她很适合干这个，她是人群中唯一站着的那个，说话的时候眼睛闪闪发光。最后一句落下，她指着国徽定定地看着被告，我在座席上轻轻为她鼓掌。她朝我这看，眼睛眯了一下，在表达她感激的笑意。
她的委托人拉着她的手跟她聊了很多。她盛着真诚的笑意听着，接过所有人的握手、感激、欣赏。我在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她才提着她的公文包走出来。
“我没想到你会来。”她边套西服边往外走。
“情人节快乐。”我从她手上接过公文包。
她愣了一下，面露难色，“抱歉新一，我忘记准备巧克力了。”
这几个星期她都在投入地准备案子，沉浸的时候她会忘记自己叫毛利兰我也不意外。我牵起她的手，说，走吧，我在餐厅订了位置。
她吃的很少，分明眼前摆的是她爱吃的，没有两口就只顾着喝酒。她没有我预料中的开心，反倒心事沉沉。
“怎么了？”
她把酒杯里的香槟喝尽了，勉强一笑：“这地方很漂亮。”她手撑着下巴，欣赏落地窗外的夜景。
我指了指东南方向，“那差不多就是我们的高中吧。”
“哪里哪里？”她直起身子寻找。
“笨蛋，东南啦，就那。”
“你才是笨蛋。”她撇撇嘴，但我知道她没在发脾气，她果然笑了一下，接着把餐巾轻轻地放在桌上，看着我。
“明明也没过多久，但高中的事情久远的好像在上个世纪了。”
“是啊。”我这样说，其实并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的回忆是混乱的，在此之前的每一刻，对我来说，都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上了两次小学，两次高中，总会让我模糊有哪些事是第一次发生的，哪些是第二次。
“我还记得以前常看你踢球，但到最后都没明白你踢的是什么位置，只知道每次都是你进球最多。”
“前锋啦，跟巴乔和罗纳尔多一样。”
“C罗？”
“……外星人罗纳尔多，巴西的那个。”
我从手机里找出图片。她指指右边那位，说，还是这个年轻的比较帅。
她转头望着窗外，“过去我不爱听你聊足球，还有案子，总觉得无聊，可是你，新一，你总这么支持我，让我觉得更有负担了。”
我从没想过这回事，我从没把她的不当回事当回事。我聊案子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个，我可以和服部聊，可以和我爸聊，不行随便从路上抓一个人来聊也行，只是恰好她有最多的时间陪在我身边，我才会拉着她说个没完。但说真的，我扪心自问，这个人是她也行，不是她也可以。所以她不做出回应，我也并不感到沮丧或气馁。
但我当然不好这么说，我摸了一下她的肩膀，“这有什么。”
“够了，总有一天，总有人会站出来说，够了。”她说这句话，不似法庭上的严肃和批判，而是戏谑一笑，“新一，让我来当这个人吧。”
“什么？”我说。
我的心在咚咚打鼓，可我脑子还神游太虚。我努力想集中注意，眯着眼睛看对面的人，甚至想伸手取我口袋里的眼镜，而她把我的手摁住了。她握住我的几根指头，轻轻捏了一下，“情人节快乐。”
我只好笑了笑，回她：“情人节快乐。”又招手要了一瓶酒。
饭局的后半段，她一句话也没说。关于那句突然的插入，我也一个字都没问。我在心里默默咀嚼，明明是由我写下的话，藉她的口说出却是如此陌生。
唐娜，我亲爱的助理，把我最贵的一套西服拿去干洗店以后就再也没能拿回来。现在我急着要用这套衣服参会，她才可怜地招供：“老大，我按揭还你吧。不过别担心，我已经给你搞了套新的，颜色布料相仿，照着你的身材定的。”
我本想说也不用这么麻烦，实在不行去隔壁找服部那家伙借一套就成。但是我不会拒绝她按揭的请求，推门进更衣室前，朝她伸出三根指头：“三个月内。不然小心我告你。”
“是是，都知道毛利小姐是多厉害的律师了。”
是吗？我靠在门上想。她竟然已经这么声名显赫了。我为她感到骄傲，隐隐又觉得有些不对：这样有点，她是我的所有物的意思。可如果是一个人的所有物，又怎么会长上腿跑掉呢。
晚上她也没有回来。
我满房间地找她的痕迹，她昨晚写的应该是一封信，无外乎给我的信，本该被压在一个玻璃杯下，杯子里是妻子准备的温牛奶，杯子下是妻子决绝的告别书。但是什么都没有。没有牛奶，也没有书信，只有一个懊丧的男人颓陷在沙发里，黄昏黯淡的光坠落，一切都藏进黑暗里。
一连一个星期，晚饭都在7-11迎接我，有天晚上买炸鸡，遇到了在前面排队的高木警官。我犹豫再三，没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先转头看见我了，大声朝我问好。
我尽量不跟公安还有警局的人打交道。跟他们做事情很累，因为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和“规则”的不融洽。我从协助公安的特派局辞职那天，请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吃饭，几杯酒下肚，他们终于坦诚，说我很古怪。其中一位说，你要是不那么固执，一定青云直上，坐在谈判桌上和美国人打交道。
“委员会的人很欣赏你的智慧。谁都看得出来，嗨，只要看看你这双眼睛，那么大，那么平静。”
“你的想法太特别了，也并不是，呃，并不是特别有野心，所以很难往上爬。聪明人反而不会成功。”
“况且，你不适合做幕后，你应该单干。”
这点倒不算错，我没什么行政才干，也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后来我成了自由工作者倒是得心应手，想呼吸新鲜空气就换一个城市，有时候换一个国家，直到渡边找上门。
他是内阁幕僚，智库正空出一个位置，找我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琐碎一些譬如帮助日本的药企开发南美市场，有时候也得协助警方缉捕恐怖分子。
一开始这些事还好应付，但频繁的出差和例会，慢慢就不着家了。我一般选择去南美洲出差，也不跟体系里的人合作。
高木警官当然是个例外。他做事很利落，脑子聪明，热情，也好说话。唯一要说，就是不会看眼色，虽然这点上我没资格评价。打完招呼我们一起走，他上来就跟我说，那个重刑犯前两天在监狱自杀了。
和过去（比方说高中）不同，如今我每结束一桩案子，就绝不再回顾。这是对有限的脑容量和情感的无限折磨。我每回顾都是在凝视自己的无能或弄巧成拙。
这下他硬拖着我回到了最不愿追溯的现场。
三个半月前，我们收到特支队丢下来的一份死亡名单，上面要刺杀的人从电视台当红的主持人排到内阁部长。这是一支类似“红色旅”的新生极左翼组织，专绑有钱人。这件事本身和我们关联不大，但情报调查室暗示和夏季参院选举以及内阁改组相关，需要我们暗中插手，可惜都还不清楚里面是些什么人，可能是一群国内暴徒，或者退休的杀手。总之得先和警局通气。
人物的锁定比想象中轻松，锁定——把范围缩小到五个，在这五个中不用细分。一批从反修法的示威游行中出来的左翼领袖，出现在警方的监控中，高举三根手指。这群人里有三个跑去境外，不属于我们的辖地。
那半个月我们都在蹲点，和搭档磨合，重新拿起枪。
离合租公寓不到一百米的车站，目标人物提着个小手提包出现了，他风风火火跳下来，边走边解下领带往文件堆里一塞，两指摁紧他的耳机。我们在紧邻的街区盯他的梢，我手持变焦镜头埋伏在那，边上另一个躺好的狙击手趴在毯子上，身前摆着一套专业的远距离瞄准装置。
过惯了在办公室处理文书的生活，偶尔的“外勤”很难不让人怀旧，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枪林弹雨的日子，出生入死的……朋友。我们不管那叫革命友谊，互相介绍的时候一般说：是的，认识，有一段比较诡异的往事，你不会有兴趣听的。地上的人大概在调他的瞄准镜，手上操作着，面不改色说：“别盯着我了，我是有妇之夫，我知道你也是。”
遇到如此擅长冷嘲的战友，你很难不怀旧。
目标人物的耳机后面，对面公寓的六楼，女人挂上电话听筒，从上了锁的抽屉里取出戒指，楼下门铃一响，她便戴上黑色假发，套进马丁靴，快步走下楼梯。
一雌一雄，一网打尽。
审判前我去监狱见过他们一面，为了得到部分真相，如果没能成功，就杜撰真相。
有些人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坐牢。他们跳蚤、臭虫不离身，不是患红斑狼疮就是有肺病，末了便产生了幻觉。
这的人都看惯了这一切，所有人都对别人的生死毫不在乎，甚至，对自己的也不是很在乎。边上是一座修道院，我想起有一个女人曾跟我谈论过修女，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处静修所，她说，想想那些灰头土脸的修女，看不出性别的化妆，她们在标准化的小屋里因月经痛和更年期扭曲着。那时我还嘲笑她把一切想得太悲惨，那是人家自愿选择的生活，我们无权评价。
而在这时，我经过罪犯的隔间，身体里不合时宜的怜悯组成军团，与我的罪恶相比，它们更邪恶。它们让人痛苦。唉，我们全都待价而沽。
我才明白她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穿了表象。
这件事情在我们这头尘埃落定以后，非常巧合，犯人落在了兰手上——她们律所和国家层面有合作。我知道这只是走个过场的“审判”，她不知道，连夜备她的陈词，义愤填膺。我去听了这案子。这一次我坐在那，却置身事外，仿佛灵魂只是陪审团席上正在听证词的十二个灵魂中的一个。那时候我开始感觉，站在那的那个重罪犯，如果有罪再正常不过，但是无罪也不足以使我震惊。我只是觉得很可怜，他们被当作杀一儆百的对象，为了表明没有谁是重要的，地球上缺你一个也无所谓。
当人开始怀疑这个的时候，很快一切都会变得没意思，因为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在这忙来忙去的正义、法律、真相，是毫无意义的。这一切都难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很快不去想了。
这大概是我和她产生的最大分歧——兰她长久地葆有一种不褪色的善良和天真。
她不去看这世界的丑陋，而对我来说，令人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1]
回家的路上，她看起来还被那种混杂的情绪——愤怒和成就感包围着。下班高峰期，路上很堵，我们被困在街道中间，走走停停，我连上手机的播客，她倚着车窗，说，我永远没办法理解这些人。
我调着频道，没说话。
她补了一句，我是说，这些领导游行的人。嘴上说着和平示威，但是你不觉得和平和示威这两个词压根是矛盾的吗，只有无尽的流血，他们大概还很确信自己肩负的是正义。
等我抬起头，发现后视镜里她在看我，于是我说，你表现的很棒。
“你觉得我做的不对。”她打断了我贫乏的夸奖，斩钉截铁。
我当然没有，我没有权利或资格去认为她做的对或不对，除了天上的那位，没人有权利对他人做出审判。
正好是他妈的一个红灯，在东京最拥挤的街道上，在一天最拥挤的时刻，我们困在这辆本田雅阁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视镜里她不再年轻的脸看着我，眼神还是如此天真。
干净，如此干净。
我对着那双干净的眼睛把上面想的全吐了出来。
她说：“那这世上就不该有法院，就不该有法律。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当然不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
“我不知道。”她固执地盯着我，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我一早看穿了你在想什么。这本该是侦探拥有的能力，但她做得很好，她很聪明，也很锋利，对这点我深信不疑。
“新一，你没有打心底里支持过我对不对？”她很镇定，“不管是当初选择专业，还是现在干这行。当年读大学，大一整个学期过去了，你还以为我在学金融。”
这件事我可以解释，因为我们学校金融院系和法律系特别近，近到离谱的程度，两院还共享了部分流动讲师。这个原因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我压根就没去过几次学校。
“你刚才说出的那些话……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那正义呢，真相呢？过去的你一直追寻的，早就不是现在的你想要的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长摁喇叭。
“闭嘴。”我记得在喇叭停下前，我这么说了一句，反正是类似的话，“不要再说了”、“停下吧”之类的。我的语气并不重，只是觉得太烦了，并希冀喇叭声掩盖我的抱怨。但是你知道，你放屁的时候，不管你如何大声讲话来掩盖，别人都会说，抱歉，你的屁太响了，我没听见。
她当然是惊到了，我却也没心情从后视镜里看她的反应。车里很安静，但我们都知道这沉默中裹着巨大的炸药。
后半段路照旧走走停停，我胸闷气短，一停下来就扯我的领带，这样的不耐烦在她眼里肯定极其丑陋。我倒车进库，车尾狠狠碰上了墙，两个人都像逃离正在数秒的炸弹一样钻出这辆车，脚步疲惫地回到家里。
我得说，我不怎么和兰吵架，但也不代表没有吵过。一般不会碰上太新奇的结局，她会苦笑一下，开始做饭，以一句“今天还要吃炸虾吗”打破沉默。但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我去厨房泡茶，给她端了一杯，我站在她身边正准备开口道歉，她从沙发上起来，对着我。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她说着，泪水已经涌上眼眶，眉毛皱起，很委屈地看着我。我长呼一口气，定定地回望她，不准备说一句话。
她哭，我很头疼。
我难以忍受她的哀伤。好吧，老实说，我不想承接她的负面情绪，也许是潜意识觉得她的哭泣会显得我很无能。
兰很聪明，在我千篇一律的乏味的安慰后，我不怀疑她一早察觉了我的心不在焉，在发怔的同时也感到厌烦，之后有几次落泪只是一种试探，她还是会伤心——很大可能是被我伤了心，但不会在我面前哭。也可能是她的工作忙起来，她同样能体会那种，劳累地度过了一天以后回到家里，只见自己的伴侣沉浸在悲哀之中，需要安慰，这不仅是尴尬，还很疲惫。
这次她哭，我已经无法区分又是一次试探，还是真情流露。
我其实从不该对她抱有怀疑。
在我怀疑她的那一瞬间，感情的根基彻底动摇了。
我试图拥抱她，尽管全身僵硬。这就是我很少和她争吵的原因，老实说，她并不能承受我所有的想法和感情，如果我一股脑倾吐出自己的烦恼，她受不了这些。我们在相处时一直带有一种病态的尊严，对彼此很亲热，但不愿多谈自己不快的遭遇，后来从某一个节点开始，连平常说话都带上了过分正式的口吻。
我妈跟我说过，身为一对伴侣，喜欢的东西可以不一样，但对于讨厌的，必须同仇敌忾——你们和外部对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你俩之间就没事了。我和她好像不是这样的，是我丧失了“嫉恶如仇”的能力。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睡的觉，说是自觉也好，羞愧也行。第二天我乱糟糟地躲在卫生间里没想好怎么面对她，楼下她不轻不响地喊了一句：“新一，我去上班了哦，早饭做好了。”
我像小孩一样急冲出来，希望能赶上和她说一声再见，只要开口交流，一切又如常。可惜只撞上一声关门。
等我去衣柜里翻衬衫，才发现卧室出奇的干净，被单少了一套——她搬离了我们的卧室。从此她居住在一间“专用房”里，没有人可以以任何理由走进这个房间去打扰她。
从那次争吵以后，她对我的逃避就毫不遮掩了。某一天，她刚洗完澡坐在沙发上，我走到她身后拿过吹风机，她闪躲了一下，立刻起身走了。
“其实过十年他就能出来了。”高木叹了口气，还在说那位死者。
“其实出不出来都无所谓。”我说，捏扁了手上的咖啡罐，朝他笑了一下，“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吗？”我抬了抬下巴。
“也是。”他苦笑一下，“真肮脏。”
他们要给你定罪，何患无辞，挣扎也不是革命的，而是在岸上拍打的鱼，生死已定。
他正欲进一步寒暄，我和他告别，分道扬镳。
2[2.0]
在一个半睡半醒的闷热的上午，我听着广播里传出的人声：
“今天清晨在东京发生了一起铁路事故，列车脱轨，2辆火车相撞，59人丧生。长崎附近的一家天主教医院在清晨发生了大火，被女修道士扑灭。今天的温度36，湿度71。”
午后我戴上墨镜，骑上山地车出门。太阳非常猛烈，穿过墨镜炙烤着我的角膜。我受伤的眼睛迎风流泪。我来到空荡荡的药店，向店员要治疗角膜受损的药水。透过模糊的泪眼和墨镜，我指挥店员捧给我一堆花花绿绿的眼药水。
在一个河岸上坡的时候，我和一小队抱着篮球的高中男生撞上了，两个人背对着运球，被对面的几个人一推搡，把我的车撞飞进河里，我顺着草地斜坡往下滚了两三圈，鼻子里全是刚割过的青草味。那群年轻人站在岸堤，左右手交换运球，一下没停，节奏特别清晰，充满活力。我乱糟糟地坐在地上，仰头看他们。对视了很久，终于有一个小孩冲下来想扶起我，我暴躁地推开他，又立刻跟他说抱歉。我摆手赶他们走，他们鞠躬道歉，走出几步，还不时转回头，莫名其妙地看了我好几眼。
回到家后我手足无措地盲拆眼药水盒子，不看使用说明就往眯缝的双眼里滴。我继续半昏半醒地躺着，再一次听到24小时不间断的广播里传来熟悉又陌生的人声：
“昨天静冈县滨松市观测到了最高气温41.1度，各地都创下了最高温记录。今天关东地区的气温不会像昨天那么高，但是西日本和东海地区的酷暑日还将持续。酷暑的持续会消耗体力，因中暑被送往医院或死亡事件也相继发生。”
周围的一切都停滞不动，又好像天旋地转。我在这几乎昏迷的状态里不停地做梦，惊醒，汗浸湿一身。
又一天结束了，跟其他许多天一样，就这样浪费掉了。
清晨我醒来，一无所有。
不去工作以后汹涌的无聊把一切都刷成白色，终于发现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是生活本身。
一周前我和新搭档出任务，磨合不佳，惨遭滑铁卢，监听的时候被反侦察，差点顺藤摸瓜找到公寓；在仓库监控交易时又被辖区警察撞上，提前没通过气，不由分说揍了我们一顿。分局局长亲自登门道歉，我拒绝接受，而大家也习惯了，因为现在的工藤新一固执、小气、刚愎自用。对我来说是好事一桩，连轴转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机会销假，刚好病假和年假一起休了。离开我的办公室前，我顶着乌黑泛青的眼圈和所有人道别，我知道我很滑稽，而从我的眼中看出去的他们也很滑稽。我热情地挥手说再见，这是发自内心的热情，我头一次觉得这昏沉的暗室是如此美丽。它美丽就美丽在，我再也不用见到它了。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堤岸上，我想如果能再遇到那群小孩，我得跟他们道歉。
火车打桥上开过，传来的声音时远时近。流水哗哗地响，拍打着堤岸，一条汽艇在浪上摇摆。天气好的时候感觉天空很高，很远。我的少年时代从没有一段很空闲的时光，供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发呆。现在我这么做着，我仰头看着一无所有的天空，我想我也可以做一个画家，可以写写俳句，也可以去乡下种地。会忽然有一个瞬间，想去做一阵子体力活，搬能搬动的最重的东西，流很多汗，喝很多水，回去倒头就睡。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必想，也想不动。“像暴风雨般地生活，不怯懦。” [2.1]
在这一刻，我站在那，感到生活正在弃我而去，速度还不慢，车轮火花迸射，发出强劲的嘶鸣。生活在流逝，然而我是那个永不停歇的人。我不是车站，也不是停靠站，我是列车。我是列车。
我必须一刻不停地出发。
我的账户被法院冻结了（上一次任务的遗留问题），不接案子，没有工作，兰也没有下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计开始旅行。
正是八月份，从公路边上下来一群人。他们只短暂路过，下来解个手，抽根烟，随处看看纪念品，一般不坐下来，更别说用餐了。我正要把咖啡壶放到电炉上。突然，我看到了她。她坐在一个餐饮摊上，抽着烟，身边有一个高壮的男人。她的头发还是差不多长，有点干燥蓬乱，以至于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认出了那双眼睛，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她身穿一件墨绿的露背装，配一条短裤，戴着一对手镯那么大的耳环。她涂着的口红和画过的眉毛，让我一度没办法确认是她。
我不能擅自离开柜台，只有一直注意着那边，以防他们提前离开。七点迟了一刻，替班的才来，我赶紧清点收据，签名换班。我微笑着走到她旁边，心里想着她会不会装作不记得我。或者愿不愿意记得我。她甚至可能不愿让人提起那个名字，不愿让人知道她曾有过那样一段生活。
“灰原？”
她抬起头，耳环跟着晃了一下。
她眯眼看了一会，她当然认出我了，只是选择沉默，出于一种近乎虚张声势的傲慢。
“好久不见了。”我说道，朝那个男人笑了笑。
“你在这儿工作？”
“恩。住在附近。”
她挑了一下眉，是说：哇，不是开玩笑吧。这荒山僻岭，公路边上，是什么新型行为艺术吗？
我只好又耸肩笑了一下，好让气氛没那么尴尬。
她看了一下她的伙伴，这男人敷衍地笑了会儿。笑过之后，一阵沉寂。该由她发话了，比如介绍她的男友——如果是的话——或者请我坐下来喝杯可乐。但是她又点了支烟说：“我们要去西海岸。他和人约好了。”
她漫不经心地指指身边那个男人。
“吉米，你知道吧？”旁边的那个男人看着我，“那个脱口秀主持人。”
我知道，我到这以后，一连在床上躺了三天，什么都不干，只是叉开四肢，闭着灼烧的双眼听广播。我听广告，从护肤产品到早教培训。我也听脱口秀，听主持人和嘉宾嘻嘻哈哈谈论明星。但他的眼神不怀好意，我说：“很好啊，她很有趣。”
宫野志保咳了一声，她旁边的男人翻了个白眼。
“哇，你这白痴，吉米是，他是最有名的——哎，算了。”
大概是他们的同伴，在公路边上的一辆皮卡那探出脑袋，光头从车窗里冒出来，烦躁地拍了拍车顶。
“走吧。”男人站起来，捏着她的肩。
她跟我道别，我们握了一下手，她把烟掐在烟灰缸里，说有机会下次再聊。
空气焦躁不安，她背着皮包穿着吊带，毫无表情地走过公路，跟她来时一样，我能感觉到只属于她的风强劲地吹过，带着坚硬和干燥，像她一样。而几乎是一瞬间，她就将人完全俘获。
晚上我在俱乐部打两份零工，赚钱，也消磨时光。跑腿送喝得烂醉的顾客回家，运气好能拿到不菲的小费；开着货车，一路颠簸一路采购，熏牡蛎，罗伯特香肠，橄榄油，马桶盖，一大堆猪排。
新开了一家食品市场，办会员打七五折，排队等结账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工藤？”
过道嘈杂又狭窄，向我靠近的那个女人漂亮的要命：手上戴着戒指，身穿漂亮的浅色夏装。她手上的袋子里装满了蔬菜和冰淇淋，还有一袋面包。她朝我挥了挥手，银手镯往下滑，都碰在了一起。
“嗨。”
“你搬到这儿来住了？”她问
“刚来。你也住这？”
“对。”
我正要继续聊，收银员提醒我该轮到我付账了。
“我到那等你。”她指指外面，走向另一个收款处。
我捧着两纸袋的货物走向她，忍着不让自己朝她身上随便打量。她变了好多。我还记得在公路边，那个时候我努力和她搭话，却只得到她装模作样眯起的双眼。现在她却在外面等我。当初蓬松的头发也变得光滑，鬈发很好看。鞋子，裙子，一身名贵的夏装，十分动人。我却发现我并不渴望了解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会从西海岸跑到这——这个住满了穷学生的地方。很简单，我想。对她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她拥有整个世界呢。
“一起去喝杯咖啡？”她问我。我们坐她的车，一辆深蓝色的轿跑。她的冰淇淋放在这里，不会融化。
她带我去她喜欢的咖啡店。我们靠窗坐下，点了两杯咖啡，一份玛德琳。
“你到这来工作了？”她问。
“嗯。”
“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我听不出她的语气是感慨还是惊奇。
“你呢？应该不是上班吧。”
她点点头：“目前我没工作，我几乎不出门，猎头也不来找我。”
她自愿地选择一切，看起来过得潇洒又快活。我碰了碰她的手臂，“你这家伙。”
我还记着之前那次相遇，于是问她：“前一阵，你是失忆了还是怎么的？就是在公路上那次。”
她疑惑地皱起眉：“没有啊，我记得我在那碰见你了。”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你没搭理我，你忘了？”
她脸上的神色舒展开，“这么记仇，大侦探？”
“所以……”
“那不是我男朋友。”她说着把玛德琳一口送入嘴里。
“可能我的记性是不太好，”她盯着杯子里慢慢融合的颜色，“以前的事我有好些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那段回忆却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
我知道她指的是哪段回忆。鬼使神差地，我盯着她，问：“记得毛利兰吗？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宫野志保抬起头，注视着我。
“是吗？”她把碎发往耳后拨。
举行婚礼我没有告知她，她当然也不会不请自来。这样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问题就在，几年后的今天，我不确定她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收到了这个消息。
这也没什么可惊奇的。这才是一段正常的人生，尽管被非日常打破，还是可以把碎片乱七八糟地拼在一起，用牢固一点的胶水粘起来，这牢固是说，比如，一段你确信不会破碎的感情。
她手中的澳白喝完了，她可能很渴，或者很热。她说：“祝福你。”
看来她不知道我和毛利兰的现状。没人知道，只有那些粘合的玻璃本身，像是在镜子里照见自己面孔而怒不可遏的卡列班[2.2]；其实照见照不见，都会怒不可遏。碎片像丑陋的疤痕一样爬满表面。覆水难收，破碎的东西，不可能再走到完美无缺。
她匆忙看了眼表，抬头时又说：“祝福你，工藤。真的。”
我使劲地想，这有什么好祝福的呢？是不是这段感情已经成了大家心里的符号，不再是私人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和我的青梅竹马分手，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尽管我们成年了，在同一间房子里待三个月还是不会有性生活；尽管我们每次争吵都会哑火，从没有真的解开过心结，但是我们不能分手，也不愿意这么做。
“你结婚了？”看着她的戒指，我还是忍不住问。
“不是。”她把那枚戒指从中指上取下来，又套到了无名指上，“这是姐姐留给我的，我上次去公寓搜证物的时候翻到了。”
她停下，摇了摇头，“说留给我也不对，只是某次一起逛街的时候两个人随手买的。”
“挺好。”
她点点头。
我们都很少失态，再听见她说“姐姐”，却还有如鲠在喉的狼狈。有些旧伤是新欢无法填补的。
“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我问她。
“谁？”她那一瞬间的茫然很快隐下，“哦，他们啊，我在芝加哥被人挟持，遇到过他，赤井秀一，还记得吧？”
“你这是什么体质……”
她笑：“你说什么？工藤，你问我是什么体质？”
“好好，我传染给你的。”
“别人没有了，这城市很大。”
是啊，这城市很大，每天都有很多人擦肩而过，他们不认识彼此，也可能永远不会再遇见。但是我们竟然一次次遇上，又让我觉得这世界很小。相遇的人再相遇，可是就一定要紧紧抓住对方吗？人类太脆弱，不足够去做别人的救命稻草。
“我该回去上班了。”
她识趣地拿起包。我结完账，她已经在驾驶座，有些无聊地敲着方向盘。
“你在哪工作？”
“长乐俱乐部。”
她笑起来：“你是来体验生活吗？”
“不是。”我很认真地看着她，“这就是我的生活了，现在。”
她挑挑眉：“祝你成功。”
她把我在食品商场那放下来，临走前我说：“这下我们可要联系了。”
她隐约笑了一下，说了再见。
我知道她不会打电话给我。
3
在俱乐部工作的日子，我的一天是从下午三点开始的。
白日小酒馆冷清的像要倒闭。我把所有空酒杯擦了一遍又一遍，清理桌子，开窗让太阳照一两方进来。
从饭点开始，酒保拉开沉重的门栓，形形色色的男女勾肩搭背步入地下世界。有一阵人群疯狂地涌进来，直到饱和，再像潮水般缓缓退去。偶尔有女孩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迟疑着，直到她的朋友从人群中穿过，牵住她的手。
她走进来的时候，我有些惊讶，也挺开心。她穿着宽松的牛仔工装和一件夹克——和公路上迥然不同的装扮，但是只得这样，在这地方一过八点，如果女性必须出门，她得这么穿。
她没有直上吧台，而是挑了一个卡座。她坐在那儿，目光冷冷的，毫不动情地眨着眼睛。
她什么也不打量，也不用翻看菜单，对眼前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那一刻我发现，有的人的确是无法被描述的。
词语显得生涩，只能浅浅说出她的肌理来，却无法表达她的筋骨。聪明又偏执，理性却又感性，有时敏感有时粗糙。
当她出现时，那些形容都被抛去，她比自信还高级些，是坦然，她就出现在那里，这样美，可是她好像从来不关心这件事似的。
她是头一个在大晚上点了一份吐司的人。我把烤得微焦的吐司和鸡尾酒一起呈给她。她默不作声，只是用平头餐刀在面包表面划来划去。
她随后点了一瓶梅洛。来这样不高端的酒馆，一个人点一瓶葡萄酒，她好像也是头一个。
我在吧台边站着，给点单的人添酒，等她在昏暗中认出我。
她用两只手指拨弄杯口，发出振动的长音。
葡萄酒的木塞滚到了地下，我蹲下身替她捡起，碰上了她正欲垂下的手臂。
酒吧的两扇门朝着炎热的夜晚敞开。似乎夏天就是这样，温热的白天、炎热的晚上。这是场暴动，而我们在风暴中心。
她很友好，啜了口酒，低声说道：“你坐？”
我耸耸肩，打了个嗝。陪顾客喝酒不是我的职业要求，但我坐下了，立刻又打了个嗝。
“请原谅。”我和她说，试着深呼吸，“你来点什么？”
“我不介意来杯威士忌。”
“我也不介意，不过在这儿你只能将就着喝点朗姆酒了。”
我俩坐在桌边，手指盘弄着酒杯：我跟她向来没什么话好说。
“这样会不会扣你工资？”她眨着眼，脸上分明是戏谑。
“可能吧，我赚的本来就不多。”
我希望我能不再他妈的打嗝。
她打着呵欠，还是小时候那样，看起来懒洋洋的。桌子底下她把腿伸长了，撞到了我的脚踝，谁也没移开。
“这地方几点关门？”
“一点半左右。”
“你工作到多晚？”
“看轮岗，今晚我不留到最后。”
她转过身，严肃地朝另一位侍者右手向下比了个V型，又要了两杯红鲷鱼鸡尾酒。
我又打了个嗝。我真的很生自己的气。倒不是狼狈什么的，好吧他妈的，就是够狼狈的。
她看了我好几眼，“我吓到你了？”因为我在不停地不停地打嗝。
“别管这个了。”我有些难堪地撇过头。旁边的木板半隔开暗面的台球桌，昏暗的灯下几个美国佬大声嚷嚷着开球，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往杆头打粉的时候老往这边看。我们头上的屏幕正投影一场橄榄球赛。
我和她面对面地坐着喝酒，她非常专注，或者从某种角度来说，非常无聊，只是她现在把倦怠的神情隐藏得很好。我喝完那杯酒，准备走开，她说：“再来一杯？“
“不用，谢谢。”
她看了一眼手臂上并不存在的腕表，“怎么回事？才十点多。”
大概是酒精让她变得幽默，我也解开了衬衫袖口，露出同样干净的手腕，“可是我这里显示的是不喝酒时间。”
她笑了，那么自然，甚至有点顽皮。我终于受不了那目光，朝左边努努嘴：“那有人一直在看你。”
她顺着我的方向看去。
“嘿。”那个雀斑男孩立刻搁置球杆，朝她打招呼。他手撑着椅背一翻身就过来了，全程没看到我似的。
“今天没课了？”宫野志保给他要了一罐淡啤。同事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我告诉他今晚这点钱我不赚了。他脸上混合着鄙夷和费解走开了。
“上次我喝的太醉了，完全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位男士看起来很懊恼地揉了揉鼻梁。
她说没那么糟，你只是讲了几个很无聊的笑话，比你没醉的时候好多了。男孩笑了，特真诚。我尽量认真地低头喝酒，装作自己不存在，但看到这样的笑容，还是忍不住震惊地望向宫野志保——难道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会对她的嘲讽翻白眼？
可是老天啊，她的嘴巴有时候真毒。
“不过，我记得我对你说了些什么，没有很失礼的话吧？”
她耸耸肩，“什么也没有。”
他如释重负，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转身找他的朋友们去了，临走前给她叫了一杯酒。
她望着他的背影，有着黑眼圈但却顾盼有神的眼睛充满着错愕与无奈。
我用吸管喝鸡尾酒，杯空后发出尴尬的响声，她终于说：“行了，你八卦的表情要溢出来了。”
我放肆地大笑起来，嘻嘻哈哈问她：“肯定不是那个吧。他肯定说了什么，我敢拿——”
我摸遍上下口袋，最后很寒酸地掏出五块钱，却装作有气势地拍在桌上，“我拿这五块打赌，他绝对说了什么。”
她一挑眉，“是我耸肩的幅度不对，让福尔摩斯发现破绽了？”
我其实对他说了什么都隐约有数，喝醉的人只会说那些，都是发泄情绪的话，拿最脏的词骂讨厌的人，或者拿最脏的词表白喜欢的人。要么就呼呼大睡。
“他说他爱我。”
她低下头，也许是醉酒的缘故，我看着她隐隐变红的脸和耳朵，突然觉得抱歉，又下意识望了眼台球桌边的人，他发呆似的盯着宫野志保，偶尔灌一口啤酒。
喝酒让人快乐，让人坦诚。那是一种幻觉，你以为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但是酒醒之后，泡泡破碎了，只有宿醉带来的难以言喻的糟糕和混乱。
我说：“太好了。”应该找不到比这更烂的回复了。我问她，那你说什么了？
“别傻了。”
深夜是暴动时间。警察们装备齐全，围着货车站成六排，收费的救护车等在主干道上。在某处，青少年们，那些充满欲望和激情，却没有找到发泄口的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准备开始他们的演出。每周六晚上都有这么一出，由那些十六、七岁左右的男孩女孩发起的大规模的革命。街道像场风暴、聚会、自由自在的……他们来了，带着粉身碎骨的力量。
撕碎它。
当他们举着灭火器撞破身后的玻璃，这场风暴终于刮进来时，我趁乱牵起她冰冷、纤瘦的手，穿过沾着灰尘又喧嚣吵闹的红男绿女，逃入沉默停滞、远离酒精的世界。
我用舌头探探牙齿，扭头找出租车。这儿不是时代广场，十一点差二十，什么车都不为我们停下。我只好带着她沿街溜达，穿过被公共汽车撕开的西区。
在一家理发店门口我们停下了，我突然想起了兰，某天下午她给我剪了一个我在理发店需要花二十块钱的头，她非常温柔地一缕缕梳着我的头发。
旁边的人咳了一声，我草率地看她一眼，又不敢看她。
她很沉默。
我搞不清她是否真的把嘲讽从菜单上撤了下来。我从来懒得问。
她的话本就不多，灰原哀变成会跟我吐槽老师的小学生才奇怪，她因为我忘记买三明治就对我生气才奇怪，她恢复原来的身子后，在我问她有没有衣服穿的时候脸红才奇怪。
那些形象突然无比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汇聚成画面——我已经有好几年，六年、还是七年，没有想过这些事情，那个小女孩，她就坐在我旁边，手肘碰着手肘，往后一转头，她鬈曲柔软的头发会蹭到我的耳朵。它们又很快像受了重击的镜子一样破碎。
万籁俱寂，在这过分奇妙的安静里，脚步声也会被误以为是风声，她用手指戳了下脸颊，暗示得高度警惕。
过了一个拐角，最后一盏路灯挣扎了一下，堪堪灭了，正是这时硬物抵上我的腰部，说了声“钱”。
Come on。我歪了歪头，听见扳机扣下。
灰原这家伙一定在发笑。我想。
我慢吞吞地把手移向牛仔裤，正碰到口袋，突然转了向拧住他的手腕，调转枪口，脚下一勾，膝盖撞向他的小腿肚，从他手里夺下枪支往地上丢，一脚踢远了。
我拎起他的皮衣领，两张脸猝然相遇了，那是一张很普通的脸，除了右眼有一道疤。他那裹着大衣的身体瘦骨嶙峋，僵直的双腿像踩着高跷似的，摇摇晃晃，好像会一下子折断。
我揪着他的衣领，突然觉得抢劫的开场白很重要，“money”就没什么新意，你可以说一句复杂的句子，比如带有双关语，或者是圣经里的话，让人琢磨是什么含义，别人走神的时候，你可以开展明火执仗的抢劫，而不是现在这样……靠。
他妈的。趁我走神之际，他朝我脸上狠狠挥了一拳。
灰原，我第一反应是想叫她，灰原，你看，我们总是和犯罪、手枪、鲜血离不开关系，真奇怪。
在黑暗中，他想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什么，我控制住他的手，紧接着朝他下体踹了一脚，男人终于痛苦地蹲了下去。
他爬起来以后跌跌撞撞地走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老兄，这不是你第一次落败了吧？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好好想个开场白吧。
我擦去鼻子上的血，可惜手上也在流血，最后越抹越开，眼前整个红通通的。我的左眼开始剧烈地抽搐——先前的伤口没有养好，我似乎再度来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过马路，差一点被一辆出租车给撞了。
她拽住我，用袖子擦了擦我的血迹。
她领我回家，自己先上了楼，留我在楼下买创可贴和纱布。
公寓的楼道比我预想的狭窄昏暗，我知道这房子不赖，地段虽好，倒也不是我构想中的高级公寓。
我敲两下门，她手端酒杯，拿着报纸，解开门栓，拉开门。
她身上的味道很迷人，让我一瞬间回到了日本。
她坐回去，膝上搁着一份新闻稿。
桌上摆着小小的医疗箱，她拿出酒精和棉球，招手要我坐下，给我做简单的清洁。
“你被停职了？”她面无表情地问我，手上的动作不轻不重。
“你在说什么？”我低头看她膝上的东西，果然是一份日本的报纸，有一小块版面讲了内阁或将改组的事，只字不提我所在的组织（我们是隐身的）。我不明白她是怎么得出这一消息的。
她粗暴地把纱布撕开，拿起一块贴在我额头上，两边拉到脑后，缠了一圈，“你不是在内阁工作？”
我心里想，拜托难道我在当什么体育部长吗。但是职业要求，只好含糊过去：“我只是个打工仔。”
“哎不对，”我把她的手按住，引得她挑眉望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工作和内阁相关？”
“啊，”用不着她张口，我自己又说道，“博士告诉你的吧？”
她眨了眨眼，“我说我推理出来的，你信吗？”
我摇头。
“那不就得了。”她把垃圾都清理了，趿着鞋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脸从手臂的缝隙中侧过来，问我要喝什么。
“水。”
她很快端来一杯柠檬水，从我身边走过时，又带来那样强劲的风，和在公路上一样，空气焦躁不安的浮动，就等着喷涌出巨大的爆炸声。我有些烦躁地揉着眉心。
“你刚在干嘛？”
“什么？”
“我揍那个抢劫犯的时候。”
“我在看他是不是黑人。”
“……结果呢？”
“等我确定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了。”
“这样就结束了吗？”
“我会给你补偿的，大侦探。”
她突然靠近我，伸出手指摁了摁我的伤口，接着往下移，掸掉我衣服上的灰尘。
她身上的味道很奇特，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
夜晚的灯光下，她脸上细小的绒毛被照亮了——在更细致的观察下，她比我曾注意到的更好看。一张结构清晰、轮廓近乎完美的脸。头发、眉毛和眼窝的黑色如同生命般破茧而出。眼神完全没有黯淡，也没有任何黯淡的迹象，但也不是那种天真的眼神。更确切地说，它有力得不可思议。[3]
这双眼睛沉静地注视着我，像在看一份陈旧的礼物，在看一个她一早知道的惊喜，接着移开了。
到现在我都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那乱糟糟的生活，被抛下的我，被撞倒的我，摇摇欲坠的我，垂垂老矣的我。
我除了死亡，什么都想过。我不想死亡，是因为在往事和工作中经历过太多，稍不小心就可以做到，所以没必要特意花心思去想。
客厅的桌子上有半个西瓜。我给自己切了一块，慢慢地吃起来。在沉默中至少过了半个钟头。
她的公寓装饰得并不和谐，整体是北欧风格，除了几张放在原色木框里的水墨画以外没有任何东方色彩。
她很少对某种东西有认同感，对那段回忆当然也是。我想她也一样，她也是列车，不会停站。
4
灰原哀说要赔偿我。她的赔偿就是叫我跟她逛街，然后在GAP给我买了两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短袖。我走出试衣间，对着镜子里的人说：“这就是你看了那么多本时尚杂志的成果？”
她拍了拍短袖——这有什么好拍的，又不是有褶皱的衬衫，后来我弄明白了，她大概只是想打我一下解气。
我们各买了一份冰淇淋，边走边吃，走累了就找张长椅坐下休息。
我不怎么跟人逛商场，这纯属无聊，浪费生命，但好在现在我的生命也一文不值，只是一潭死水。我很少和兰一起逛商场。工作日晚上她会顺路捎回来新鲜的蔬菜，日常用品我每两周采购一次，公司里的事物交给唐娜打理，哦唐娜，我还真有点想她。离开公司那天她比我还不知所措，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呆若木鸡。她说，老大，你走了就没人罩我了。我想把她安排到服部那，那家伙推脱不接手，唐娜跟在我身后晃着，突然拦住我说，老大，我可以自己处理，你不用把我丢来丢去的。
她拧着眉，涨得满脸通红，说完这话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我知道了，我又下意识把别人当成了我的所有物。我总想要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由我这双手，亲自安排好，看到每个人都在他们该在的位置上待着。我想只有这样，在和那些亡命之徒战斗的时候，我不会悬着一颗心。但这好像就成了，我不愿为别人的生死操心，而别人却一直为我吊着命。
“奇怪，”我挖了一勺冰淇淋，直摇头，“真奇怪。我发现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种在一个商厦消磨一天，也不会有什么负罪感，反倒满满当当的，稀松平常的充实。
她说：“我倒是经常在各大百货公司转来转去，消磨时间。不过平常就只是无聊，今天倒还有点乐子。”
她又一下明白了我在说什么，这让我省下不少口舌，也稍感惊奇。
我突然想到那个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以我的水平还不足以把这个问题想透，我很好奇这个聪明的女人怎么看。
“什么？”她盯着按摩椅上来来去去的男女。
“存在。”我复述，“存在这回事，一切的存在都是不存在。”
“是这样。”她点头表示赞同，“但你没办法把爱情跟存在分开。”
“我可以独自一人存在。”
“这样的话，你只爱你自己。别的都是幻影。你的政治戏也只是幻影，你苦苦追求的真相也是。所以你的伴侣，是你能找到这个世界的一把钥匙。”
我不能够赞同她的看法，但我没再说下去。
“你不同意？”她察觉到了我的欲言又止，饶有兴致地望住我。
“是的。”我只有耸耸肩，“对我自己而言，我的人生就是我的全部，换成谁都不可以。就这样，我就这样自证了我的存在。”
“当然啦，工藤，你当然可以啦。”她含住一小勺冰淇淋，似笑非笑。
她又在嘲讽我。我靠近这位小姐，挤出一个笑容，“女士，对我有不满都可以明说。只要别忘记给小费就行。”
她倒当真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纸币，好像要为她的嘲讽买单，她正色道：“对你这样有能力的人来说，当然有这样强有力的信心。但是你能保证你不崩溃吗？你能保证，你永远能一个人把所有都消化了？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当你产生这样的疑问时，倘若你只有自己，还有谁能替你证明？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再说，当特权阶级告诉你，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时候，最先，也最容易让我们重拾希望鼓起勇气的，是最爱我们的人。因为对最爱你的人而言，你的存在就是安慰，换成谁都不可以。”
我张了张嘴，一度想打断她。
信心破产，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回。我一思绪乱飞，就觉得我肯定得过什么病，这病会让你琢磨你有没有真实存在过，会让你觉得生活像个恶作剧、像场表演、像个笑话。
我说：“真的产生怀疑时，身边就算有一百个伴侣也没用，谁也救不了你。”
她一副跟我没得聊的样子，又从手包里抽出两张纸币，移到我面前：“去看心理医生吧，我帮你预约。”
我把她的钱推还给她，朝她一笑：“谢谢你，灰原，我想想，也就只有你愿意陪我玩这无聊的辩论了。”
也就只有你了。
我在她的皮包上看到了比护的玩偶，顶着那双可笑的不对称的眼睛，额头还是脏脏的。她在这些细节上表现出近乎玩笑的幼稚。这样的人，你甚至不知道她张开嘴究竟是想吹泡泡还是谈论爱因斯坦。
“你……怎么还留着啊。”
她顺着我的眼神低头，捏起玩偶。
“因为很丑。”
“……什么意思啊？”
她狡黠地笑：“别人看到我带着这么丑的玩偶，知道我没什么审美，一般都不会来接近我。”
“……你现在对你偶像已经是这种态度了吗？”即使没有镜子，我也猜到自己那副表情，把无奈摆在脸上，又带着点被她嘲弄而不知所措的震惊，只好扁扁嘴。
“工藤，”她不笑时，眼里的冰冷和严肃还是让我陌生，她看了我一会儿，撇开目光，说，“你应该要去工作。”
“你瞧不起俱乐部的工作？”
她撇撇嘴，有些责备地扫了我一眼，似乎是说，你知道我不是在说这个。
我知道。
也许表面能够粉饰，但伤痕不会消失。
我的生活在她丢下我那一刻就停摆了，说是休整，其实我也动心要离职，或者他们等不及，趁早把我和平撤职。我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轨道上那颗星消失了，突然泯灭的力把我甩到了别的地方，我正漫无目的地漂流。
我说：“只要本质的内核回位了，表面的细节会自然吸附。”
她摇摇头，“你可以试着把小事一点点归位，这样生活会看起来没那么糟糕。”
“哈，”我忍不住笑她，“你也说了，‘看起来’，何必去追求那点看起来，谁不知道里面被蛀空了呢？你知道，我知道。”
她不再说了，看起来很平静。
我怎么也想不通，上次见面不开心，而这回却如此自然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吧。两个小孩，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默契，知道不该问什么问题、该怎样面对那些不得不相信的事情。勉强与大方之间透露着礼貌与尊重。
我们从商厦出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坐上出租车，送她回家。她没招呼我上去，我还是跟着她上了楼。
我很无聊，老天啊，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是很无聊的。她沉默着应允了。我知道她也很无聊。
我们叫了中餐外卖，坐在地毯上看一部新上映的犯罪电影。
吃完东西我抱着茶杯躺在沙发上。灰原在小圆铁桌前坐下，桌上放着晚报、茶包和一根不知从哪冒出的烟。她轻快地翻着报纸，偶尔停下，皱起眉头，清清嗓子，眼睛眯成一道，身子前倾，带着冷冰冰的专注。我知道她在读什么。她在读明州那个暴力执法案件。她一直在跟这个故事。我也是。
看完了一整个版面，她把报纸叠好，翻身从沙发的皮包里找东西。她翻找的动作突然停住了，身子略显扭曲地僵住，一动也不动。
“怎么了？”
“玩偶丢了。”她说这话时很平静，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比护玩偶丢了。她先尝试联系出租车公司，一边开着免提等待回应，一边到处寻找，手袋、抽屉、椅套夹层、长绒地毯、冰箱都找过，甚至把花瓶里的花倒出来看。
她垂头丧气地坐在位置上，看上去心情坏透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这么喜欢他。
我的手机里有比护的联系方式，我在推特上看到他的定位，他正休假，在欧洲玩，我说，我们可以直接去找他。
她很沉默，好像点头或摇头都没力气了。她年轻的脸低了下去，颤抖着，像牙痛似的眯起了眼睛。最后，她像只猫似的蜷在沙发上。
“何必为一个玩偶这么伤心呢？”
心情沮丧的时候，喝上一杯会很管用。我拉上她去了俱乐部。她飞快地连喝三杯鸡尾酒，又干掉了四分之一瓶夏布利酒。等我煮好咖啡拿出来时，她正把酒瓶头朝下竖起来对着嘴巴，在令人难受的微光中，她的发丝闪着光，眼睛也在发亮。
“喂，少喝点啊，我不送你回家了。”
我说话时，她灌下了长长一排格兰巴白兰地和浓缩咖啡。她紧握着玻璃杯，仿佛要把它捏碎。
我碰碰她的手臂，“你那么喜欢他？”
她捏了一下耳垂，非常困惑地看着我，她的耳朵红透了。
“我们之间的纽带断了，”她说，“算了，可能我们就是该互相不打扰。”
我不懂她在说什么。我以为这是她和比护隆佑的事。我还记得上次我把它弄丢时，差点以为自己要把后半生断送在那。
她说：“你真是个笨蛋。”伸出一只手作势要打我，最后只是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你……”她用一根手指去抿酒杯上的盐边，然后伸进嘴里，盐蘸上了她的舌尖，这一切都闪着奇异的光，像在慢动作播放。
“你，工藤……”
她垂着脑袋，好像要哭了。
她慢慢将手肘支在桌面上，把脸埋进手掌。没有系扣的袖子自然滑落，露出十分白皙的小臂，并非我预料得那么纤细。
吧台上我的手机骤然响起，我看了一眼号码，赶紧跑去安静的工作间。
出来以后，大概是我的脸色太差，她把剩下的那杯酒推给我。
我们喝着法国绿茴香酒，或者说喝着幻觉，希思罗机场的标签还挂在一升装的酒瓶上面。
她突然问，你到底怎么会来这？
我说，出了点事。我只能挤出这四个字。
她又旧话重提：“工藤，你需要认真找一份工作。”
她好像也开始变得唠唠叨叨，和我没找工作那年老妈的态度一样。我只好坦诚：“生活太混乱了。我做不到在这横陈着感情尸体的路上前进。”
她说：“不，你不会的，因为六个月以后你就会习惯现在的状况。你会觉得一切都挺好。就算客厅里有具尸体，你也会若无其事地跨过去。”
“六个月”，现在我知道了，从离开到忘记我们，她花了六个月。
我放下酒杯时会看她，她是在交谈的间隙，供我的目光停靠之处。从这熟悉的面容和举动中，似乎可以找到生活的安慰。
“说说吧，”我和她碰杯，“你为什么不找工作？”如果不是她太为难我，我不想追问这些，我也不太关心，我并不担心她。
“我没有。”她扭过头，好像埋怨似的撅着嘴，看，她也不想跟我说这个。
灰原哀就是这样，成为宫野志保也不会变化。她不关心这世界，对自己更是漠不关心。
“我98年在美国读书，你知道吧？”
我没听过这段往事，饶有兴致地等着。
她拨弄了一下酒杯，“我最早读的神经生物学的硕士，那个班收了很多年轻人，和我差不多年纪，班上有个十多岁的女孩，冷不丁就死了，自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老老实实地摇头。
“因为她对二十一世纪过敏。”
我想说，你们学历高的人是不是都读书读傻了。没敢说。我也有我的问题。我说：“我对二十一世纪不过敏，我对二十一世纪上瘾。”
“二十一世纪，”我和她碰杯，“我们正年轻。”[4.1]
我们是跨过新千年的人，我们都以为新的千年会不一样。
希望就在地平线上，而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和宫野志保喝酒，喝着喝着就难受了，冷不丁想到十年前的事，想到十年后的事。我的“第一段人生”和“第二段人生”在坐标系中平行前进，永无交集，有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我离奇消失那几年里发生了什么，这“有的人”里面就有兰、高木警官、光彦、元太、步美。如果时空褶皱扭曲，将两张坐标系贴合，那个交点处出现的，就是我眼前这个女人。在我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扮演着女巫的角色。人们对女巫的感情总是复杂的。因为你不知道她是对公主施咒的那一波，还是帮忙解咒的那一波。
事实上，她是纯然的恶和无暇的天真，扭曲和善良交织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灰原哀的，我也从没敢告诉她。
到最后我们没有太多的牺牲，但那也绝对算不上“愉快的往事”，大概是酒精冲昏了头脑，我突然问她：“你有没有后悔发生那一切？”
她立刻回答：“后悔死了——”
语调拖得很长，带出点咬牙切齿的味道。
“我读完神经生物学硕士，往上读博士，后来又拿了医学博士，”她掰着指头数，“我正准备申分析化学博士的时候被那群人收拾回来了。”
“可是呢，又怎样呢？回去做了那么多年的小学生。”
她兴致不高，冷笑着说这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说出一句：“那小学也算得上卧虎藏龙了。”暗指我自己，她很会意地瞟了我一眼。
她说话时眼神逃避，她用这回事掩盖着真正的痛苦。
“我以为，时间对我还不错。
“实际上，她对我们异常残酷。
“不老不死，多恶毒的诅咒。”
我往酒里投了一枚冰块，说：“有时候，我觉得你是金属做成的。”
马尔克斯，蓝狗的眼睛，突然蹦进我脑子里。她没有古铜色的皮肤，但我仍以为她是金属做的，她无坚不摧。
她沉默了一瞬。接着我的话说，“这个城市冰冷冰冷的。”[4.2]她侧过脸，苍白的皮肤被外面闪过的霓虹灯映红，突然显出悲凉。
“你会想念过去吗。”
她咬着纯，终于还是——尽管艰难万分——往下点了点头。这是她最大的，也是最深的表白。
我突然想起一件很幼稚的事，问她：“你记不记得我在足球场上踢什么位置？”
她皱了皱眉，说：“影锋。”莫名地看我，好像在问她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这种蠢事一样。
“你可能踢中场给别人喂饼吗？”她又添了一句，这语气里的嘲讽倒是很明显。
我说：“我刚上高中那会儿，和球队磨合并不好，教练把我放在前锋，没人给我传球，甚至很多时候连球都不能运到前场。放在中场吧，就有点浪费射术，发挥不出优点，甚至说句实话，其他人的进球能力太差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直看着我微笑，笑得意味深长。我只好无奈地停下了，“您说，又有什么问题？”
“Na-ah。”她晃晃食指，“太典型了。在你的认知体系里，打配合是别人跟你打配合，而不是真正的大家一起。”
“喂，”我辩解道，“你看过我踢球了，我说的没错吧？”
她撇嘴，故意吊着我胃口，不紧不慢地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
“还可以吧，跟比护选手比起来是差远了。”
“扯，”也不知道是受不了她老提比护还是怎样，我说，“我也没拿你和爱因斯坦比过啊。”
“啊，爱因斯坦……”她拨弄着杯口，神情有些恍惚，“我也做过那样的梦，爱因斯坦，玛丽，艾丽斯·鲍尔，载入史册，造福人类，但实际上呢，工藤。”她抬头看我，很快又垂下脑袋。
“我是个杀人犯啊。”她冷冷地说，语气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感情。
这种时候你能说什么呢。是药杀的，不是你；是他们逼你的，你是无辜的。我说了，兰哭起来让我头疼，实际上我很头疼解决所有和柔软的感情相关的事。我始终觉得情感是只能内部消化的事，多余出来的外溢了，只显得狼狈又尴尬。
她很快说道：“我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把你杀掉。”
这话像抹干眼泪的那一挥手，她很快收起了偶尔显露的情绪，披上她金属的外套。这让我熟悉，我在这时候才捏了捏她的手，这动作自然到让我觉得可耻。
“也差不多半死了。”
“过去我以为的生活可不是这样的。”我跟她开玩笑，“我会换新房、买模型，请我欣赏的编剧把我喜欢的作品搬上银幕。开车在海滨路上兜风，每个月两到三次，飞到海岛度长周末，那些被时间遗忘的快乐海角。”
“我从没想过我的生活悬而未决。”
我可能从不留恋过去，或者说我从不会回到从前。可我告诉你，我很害怕，我他妈怕得要死。这话我隐下没说。
我中学时代喜欢过一个国外的女明星，那个年代她好像正和苏菲玛索争高下。但是这段爱慕非常短暂，她是法国一位名导的御用演员，导演去世后她也销声匿迹，我没有费力去找她的消息。宫野志保在某年生日给我寄了一本导演的创作书，扉页有那位女明星的签名。
我和她谈起这位明星，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能配上她了。
“没机会了，忘了吧，朋友。她结婚了。保住女人的唯一办法是——娶她。”
“没错，没错。”我没办法让自己笑得没那么尴尬，只好摩擦着酒杯，把头低下了。
可以结婚就可以离婚的。婚姻制度压根没必要存在——虽然我这么认为，但当我本人的婚姻成了一具空壳时，我还是不能适应。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离开我。
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可我不明白。我希望能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空间的褶皱一样，把这件事搞明白。
我赌气地说，要是人类没有爱情就好了。
“嗯？”
“之前，我是说，我有一个朋友，”我猜想是朗姆酒让我开了口，我开始编造这蹩脚的故事，“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看起来很幸福，起码很安稳你知道吧，没有摩擦，很少争吵。我以为，我是说他以为，但是我们外人也是这么看的嘛，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有一天，他的妻子说走就走掉了。”
她没什么表情，我边往下编边想着她什么时候开始发笑，我明白她一早知道了，但我停不下来这谎言。
“你也知道的，很多表面幸福的模范家庭其实充满问题，但是也还可以撑着，实在不行就离婚嘛，也不存在什么离婚冷静期让女方担心，但是就是冷不丁走了。表现的好像，好像在这个家多待一秒就会窒息。这让我……我那个朋友，很受伤。”
她比了个手势打断我：“你可千万别把我当心理医生，我收费很贵。”
可她没有沉默多久，发出了一声语气词，把头扭过去，又转回来，这样来来去去几次，终于坐正了身子，叹一口气。
总是这样，灰原哀总会心软。
“她不一定是觉得窒息，她可能只是没有当面告别的勇气。”
她说：“遇到你的人，都会变成一颗黯淡星。”
我抿了抿嘴，就在此时她伸出食指抵住了我未开的纯。
“你听我说，工藤。别回答我。别回答我。”她笑得冷漠、疲倦。
“每个遇到你的人，都会不自觉地为你旋转。
“那一个故事，她原本是一个自转的发光体，直到遇到了另一颗星，她开始以他为中心的旋转，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颗黯淡星，不能再发光和自转，所有的光和热都来自于他，于是她离开了他，而她依然让自己有美妙的期待，因为她是黯淡星。
“‘不要伤心，这是黯淡星爱情。’”[4.3]
到最后我们都醉醺醺的。不知道是酒把我们灌醉了，还是我们醉在酒里，哦，这两者好像是一个意思。我搀着她跌跌撞撞走出门，夜色中，天空很沉寂，没有星星，这情节很适合接吻，可我还没看到有哪部影片，男女主角在如此狼狈的时候仓促接吻。当然，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并不是她世界里的男主角。
她在微弱的路灯下抬头看着天空，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从眉毛看到眼睛。
——直到她转过身。只要她转过身。
“工藤。”她仍仰着头，灯光落到她眼里，好像泪珠。
“嗯？”
“想起你，总是让我难过。”
她往前走了。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她后面，这个支离破碎的夜晚。
5
在那个夏末我们区起了冲突。所谓的冲突，永远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冲突。我所在的社区也组织了游行，我没有心情准备回国的事，网络又时好时差，于是我也去了。
我看着他们在硬纸板上写标语、分发口罩，从书包里掏出手机给宫野志保打电话。也许是害怕出事，也许她是我在这唯一的朋友，我给她打了电话，想跟她说我要去干嘛。
但是她很冷静，也很扫兴。
她说：暴力会湮没诉求。
我明白她的潜台词，为了能跟她多聊会，我还是说：你解释解释呗。
“它既创造了关注，又夺去了诉求本身应得到的关注。两者之间不容易平衡，自发的游行鱼龙混杂。”
我跟着他们上路了，边走边和她聊：“游行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无论精英平民，都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希望社会朝着好的方向改变。”
“是啊，你也说，无论什么阶层，这里头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稚气未脱的学生、有满腔愤怒的穷人、也有无聊的路人，诉求各不相同，很难统一采取目标明确的行动。”
“然而我们需要这样，暴力吸引人们的目光，得到传播，这是很无奈的事。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上街是因为无聊，为了找点刺激，他们也许愤怒事件的源头，但到最后都会变成一场空虚的狂欢；至于记者和媒体，没人愿意拍摄平淡无奇的画面。”
他们喊口号的声音渐起，我只有紧捂着一只耳朵断续听她说话。
“其实，暴乱的场面本身也不可怕，我比较害怕混在人群中的种族主义者，往常碰到会承受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她叮嘱我，“你东西都备好了吧。”
“还缺一个防毒面具，你可以给我带来。”
她轻笑：“你逃得过车祸、雪崩、爆炸……我想想还有什么，对了，还有我做的毒药，你也就逃得过毒气。”
“喂喂。”
过了一个转角，从另一个街区出来的游行队伍和我们相撞，两路人马交叉、融合。我在游行队伍里看到她的时候，一点也不惊讶。
她还是来了。
就像每次她都会把解药给我，每次我遭遇危机，她都及时出现在我身边。我在这时候灵光乍现想到了——是每一次。在我和她并肩而行的那些日子里，在每一个我需要她的时刻，她都未曾缺席。
我朝她身边挤去，远远地她看见我了，在电话里说：“你顺着人潮走，我过去找你。”
对了，并且每一次都是她来找我。经常是这样的穿越人潮，穿过大半个城市，好几条街区，在有些时刻甚至是穿过子弹，穿过暴雪。
我笑她：“你也自愿来施暴了？”
手机那边沉默了几秒，挂下电话。她弯腰曲背挤过推搡的人群，不怎么客气地撞上我的手肘，“不要逃避自己的命运。”
这话放在当下的语境就是，不能不发声，不能沉默。
可我偏偏听出了她的嘲讽，很生气又很无奈地瞪了她一眼。
我们从当事人去世的杂货店一路游行到第二警局，越来越多人聚集在警局周围，双方冲突不断，抗议者用超市车做路障，警方动用橡皮子弹、闪光弹、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枪声震天响，地也跟着一震。游行的队伍不甘示弱，把没燃尽的流弹扔还给警察，随手捡到什么东西也往外扔。
?烟雾弹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射向人群。几乎就是一瞬间，人群散开了，我们朝着一个方向疯跑，烟雾弹像烟花一样，接二连三，划出浓浓的白线条，视野白茫茫一片。在这一片模糊中，空气里炸开催泪瓦斯的味道，像是烤糊了的辣椒混合烤焦的塑料味儿，辣眼睛，呛鼻子，暴露在空气里的皮肤也隐隐发麻。
我从包里抽出两块毛巾，蘸上水，还来不及递给边上的人，只听见她说：“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工藤。”她的声音没有起伏，可是不自觉抓紧了我的手臂。
我踢开街边的店门，从最近的柜台夺下一桶牛奶，一手小心摁着她的眉毛撑开眼皮，一边举起牛奶大灌下去。她嘴巴微张，右手不安地抓着我的手腕。牛奶冲刷着她的脸，乳白液体沿着衣领流得满身都是。
用牛奶洗眼睛也是下策，我问她有没有缓和。她艰难地点了下头。
显然她的眼睛还是睁不开，迎风流泪。九月末的太阳仍旧非常猛烈，炙烤着人们的角膜。透过模糊的泪眼，她手足无措地张望，努力想把眼睛睁开，我叫她别再尝试，别害怕，我会牵着她走。
人群的移动有时缓慢，有时干脆停滞。行进到主街区，和另外一支从小巷里冲出来的队伍撞到一起，前方又有警车拦道，乱作一团。我们四周都不再移动，但人群推推搡搡，唾骂诅咒的声音不断。
我牵着她的手，尽量不移动脚步，四周的潮水涌起，我努力像灯塔一样矗立，而身后的女孩还在试着张开眼睛，她紧紧扯住我的袖子，一次次尝试，一次次被刺激得猛然缩回，双目紧闭。从我们身后方突然炸开一阵枪响四周立刻像野蜂飞舞声浪一波高过一波人群全都高举手机拍照录像快门闪动头顶金色的太阳刺目直升机在上空轰鸣无数扇炸裂的玻璃门触动的商家警报一通乱响。声音里声音充盈，混乱中混乱肆虐。
她紧抓着我的那只手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接着彻底从我的手臂上滑下去。
我以为要在这人潮中失去她，过去在车站里经历的那种恐惧袭上心头。我匆忙转回头。她站在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跟我隔了几个肩头，满脸是泪。
她站在人潮中央，却寂寞的像是这个世界的孤儿。
我只有不知所措地擦她的眼泪，用牛仔裤里一张发皱的餐巾纸，用我的短袖衬衫，抹去她像珍珠一样滚落的泪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她哭得整张脸都皱起来；可是又很安静，无声地哭着，几乎不曾间断，就像在暴雨中水从一只浅浅的容器里溢出来。
她的哭在这些喧闹中不值一提，甚至周围没有人注意到她。我替她擦眼泪，轻轻朝她的眼睛呼气，问她要不要喝水。
她一下变得脆弱，她从不流露这种脆弱。
她抽抽嗒嗒，像第一次见面那天装小孩。我只好把她当成小孩一样搂进怀里，抚摸她的头发，擦去她的眼泪。
别哭，别哭了，灰原。哭了眼睛要痛。为什么哭了？我凑在她耳边问她。
她没有停下抽泣，在哭声中断断续续地说：“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所有都凭空消失了。我以为……又一下失去了自己从没拥有过的东西。”
几辆无人机接连从远处滑翔而来，像幽灵一样飞过我的头顶。我浑身僵硬颤抖，触电般不能再走一步路。
又一声惊雷乍起，我蒙住她的眼睛，也堵上她的耳朵，就此失去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被钉在人潮汹涌，傍晚的大街上，感受着十方俱灭一样的孤独。
我紧紧抱住她。
我想告诉她，她不是一颗黯淡星。
她描述种种美丽，寂寞依然。
“灰原，听我说，我们永远不会告别。”
“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希望你知道。”
“我会永远地扶持你，就像你一直扶持我那样；我渴望有人毁灭我，也被我毁灭。我渴望那会是你。”
这样的话，我一句都没说出口。
我擦干她的眼泪，看着她笑一笑，在她模糊的泪眼里，灯火辉煌，泪流到梦里，醒了不再想起。
我们总要分离。把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各自曲折，各自寂寞。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你的归你，我的归我。”[5]
她又哭又笑，她说，工藤，我好久没这样哭过了。她凭感觉摸上我的脸，捧着我的下巴，我没有等她踮起脚，已低头吻住她。我蒙受她的吻，像蒙受恩典，手僵硬在两边，浑身被汗浸透。
她终于，终于在这城市中央，放声大哭。
6
回到日本后，我决定搬家了。
我确定兰不会再回来。我在美国接到过她的一通电话，就在俱乐部那晚。显示的是她的号码，却是她的委托人打来的，商量离婚协议的事。那时候我仍然不能接受，草率地挂了电话。
我不能接受人们突然的不告而别，又或许是不能接受这件事发生在我和她身上。
在美国那段日子就和梦一样，很短，也很模糊。我无法确定我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灰原哀，还遇到了那么多次；在游行的那天，她哭了吗？甚至，她是不是真的在我身边？在另一个版本的记忆里，她压根没有来，一阵无关痛痒的调笑之后，她挂掉了电话，我和同社区的人走散了，在警方放出催泪瓦斯以后，草率回家。
我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我的身上、四周，没有留下一丁点儿有关她的痕迹。
半年前兰在家里给我理发，把我的额头刮伤了，那一处淡淡的疤痕如今是她存在的证明。
可是灰原哀呢？宫野志保呢？她在我的生命里像一个幽灵，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女人，话少，灵巧，聪敏，狡黠而有趣，可她渐渐模糊成一个轮廓，在夜色中摇曳，最终散去。她在哪天出生，爱吃什么，这些事情我都不记得，可我又知道，这些不记得，对她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她不需要我去证明她的存在。我们也可以不再联系，我知道她远远地存在着，燃烧着，磅礴的宇宙，人和人就像烛焰，发着微弱的光。
——真黯淡啊。
万千点亮时，也真绚烂。
做回单身汉以后，我终于明白活着就是革命，浪漫意义不大。每天从早起开始焦头烂额，昨天洗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忘记晾晒，只好将就套上湿答答的袜子；一日三餐全是吐司，牛奶味，苹果味，肉松味，吃到最后都是索然无味；出门缴水电费，走到第三条街，七弯八拐还没找到地方，想想没有水电应该也能生活。你发现自己是一个废物，从离婚开始。但是当然也是快乐的。
快乐的不是单身，也不是恋爱，而是经历过婚姻以后再做回单身汉。
现在这么大的空间全是我一人的，我在客厅里把行李箱打开（回来一星期了还没动过），开口朝下，把箱子里的东西全抖出来，趴在地上开始扒拉还需要的衣服和用具，其他的等会儿直接丢掉。
我往一堆衣服里面钻，拿出充电器，口香糖，防晒喷雾，我盲目地往里探索，在一件牛仔裤下面翻出了一个玩偶。
这世上有很多你不能解释的事，比如，金字塔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埃博拉病毒是从哪来的？亚马逊族是真实存在的吗？
还比如，宫野志保丢掉的玩偶怎么会出现在我的行李箱里？
掌管命运的众神有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感。
“相遇的方式很重要。”她曾说，突然逼近我的眼睛，吓得我往后一退。
“你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画展，迟来的我只是在参观你的作品。
“我承认我的确被迷惑。”
那如果我先遇到你会怎样？
不会怎样。我也不会先遇到你。我必须要经历那一切以后再遇到你，我在经历那一切后，又不得不遇到你。
我就这么趴在一堆衣服上，不停地揉捏这个玩偶，充满深情地抚摸这个不久前还跟我踢过球的男人。我发现了这很诡异，甚至，那只滑稽的眼睛还是我亲手画上去的，那时候着急要解药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饱蘸深情地抚摸它。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给她打电话。这样的瞬间反反复复了几次，有一次手机已经拿在了手里，通讯录已经展开，她的名字就在那。
我狠狠地把这恶魔丢开。
电话是单方面的骚扰。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去看她的脸书。就在我离开美国那天，她发出一条动态——
“他是你可以信赖的人，是你在一间着火的屋子里或正在下沉的船上时，想要他在身边的那种人，你知道他不会独自跳上救生船，弃你而去。”[6.1]
这是一条书摘，最忌对号入座。我犹豫着要不要点赞，我知道如果我点下赞，它就会消失。好，你们就当我自作多情吧。
但是我的确在即将爆炸的公车上在她身边，在被暴风雪围困时在她身边，在飞跃大楼的跑车上在她身边。我并非别无选择，也并非正义作祟，我只是想要在她身边。
最后我卸载了一切社交工具，开始专心理我的行李。我把特意从美国扛回来的磨豆机和法压壶摆到橱柜里，里头有一盒快空的速溶咖啡，我拿起来准备丢掉，在这下面看到一张纸——一封早该在几个月前就被我看到的信。
兰留下的那封信。
“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梦到你替我擦眼泪，你说没好好爱我，你很惭愧。
“你进了房间以后我就盯着那扇门，新一，你在里面睡得怎样？你喝太多咖啡了，这样对身体不会太好。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我想象中的生活和现在有点偏差，我知道你也这样感觉。每天都觉得辛苦。我记得以前等你的日子，也觉得辛苦，可总归有所期盼，这期盼就是，每天都是充满希望地醒来，觉得你会像过去每一次一样，当个大英雄，从天而降。你说会不会是大英雄更适合存在在故事里、想象中，而不是真的和他一起生活。到后来待在一起，就像封闭的罐子，空气越来越少，越窒息，里头攒了太多的失望，摔碎也无力。
“几个月前我搬出了卧室，并不是一气之下的冲动，我很感激你没有就这件事和我理论。我只是太需要一间房间透气了，但我发现你总蹑手蹑脚从这走过，生怕打搅到我。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被关在了一个笼子里。为了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慢慢发现，我渴望自己有一个房间，一个住所，任何地方都行，在那里我能自由走动，能独个儿坐在里头，而谁也不知道我身在何方。[6.2]
“我爱得很小声了。后来想想，一直踮起脚尖的爱，对我来说太累了，这次我要说出来，我觉得累了。
“我每拥抱你每无能拥有一个注视你背影的幽幽空房。
“‘总有一天，总有人会站出来说，够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说，你怕伤害我，其实我们这样的生活，才是对彼此的一种伤害。
“可能，爱的尽头，就是不爱了。远远地看着他，希望他好。我希望你好。”
最后是笔迹认真，格式工整的落款、日期。
我不再需要这封信了，我不再好奇她为什么离开我。
那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