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发展历史论文赏析八篇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1篇
1 通过数学发展史来树立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数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丰富和详实的现实背景。据人类史专家们的研究，人类的文明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①以锄头为代表的农耕文明；②大机器作业的工业文明；③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文明，数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深层次的催化作用，其作用一次比一次明显。教师在教学时可根据教材内容，有针对性的向学生展示数学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在上高中的第一节数学课时，教师完全可以安排数学的发展史方面的内容，这对初步树立起学生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数学观有很好的作用，内容可包括数学的起源与数学的发展简史等。使学生初步了解数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渐渐懂得数学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而且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有利于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2 通过引用数学史料来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
无论是在引入新课还是在进行数学某一结论的教学中，都可以发挥数学史料的积极作用，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在引入新课时，展示数学知识发展的历史背景，使学生视野开阔，深刻地理解数学的本质，加深理解所学知识。如：无理数是由于度量问题而产生的，它的发现导致几何学在一定时期内独立于算术发展；对极大、极小问题、曲线长等问题的研究，直接促使牛顿、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微积分产生后，出现了许多分支，如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分析学中的“病态”函数给勒贝格以启发，后来勒贝格创立了测度论；著名数学家康托因研究分析学问题而发明无限集合论。只有深刻地理解概念背后的数学史内容，学生才能深刻认识数学概念，而不仅仅是就概念论概念，改变那种学习数学概念就是抽象的，枯燥的数学学习观念。
在数学教学中有许多时候教师也可以根据教材，对某个数学内容进行数学史的简单介绍，使学生了解到原本给人感觉难懂的数学规则、符号等原来都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不再给人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对引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也有很大的帮助。例如，结合所教的数学符号谈其发展概况。在学生对数学符号发展史的感叹之余，教师应抓住时机讲解符号及相应的规则，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下，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得到激发，不仅是自己主动探求新知，而且对所学的知识会有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 通过数学结论的发现过程及数学家的事迹来培养学生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个性品质
每一数学结论的发明创造过程都是一部数学发展史，它们就像一座座丰碑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材中的“韦达定理”、“杨辉三角”、“纳皮尔对数”等介绍数学家的简历、时代背景、重大成就及历史意义。引导学生从中通过体会其中的坎坷历程，培养其数学学习坚忍不拔的品质和学习科学家不怕困难、锐意创新的科学品质，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精神，体会养成不畏失败，勇往直前的个性品质都有好处。
4 通过数学史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民族自豪感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2篇
[关键词]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国摄影史；启示；基础研究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87 — 02
新文化史学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产生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新文化史运动已经由先锋前卫演沉淀为历史经典，新文化史学已基本建立的当下，研究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艺术史这类新兴学科的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如摄影这样的研究时间短、研究基础薄弱、极为缺乏元理论建设的专业门类意义尤为重大。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摄影各方面的专业史、门类史、各地区的地方发展史（其研究基础多为空白）等课题而言，新文化史学等新兴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现实意义，可以保证该类历史编撰工作顺利启动并形成初步成果。当然，首先要对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区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概述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形成于新文化史运动中，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开创，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新文化史学颠覆了传统历史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经典性，对历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意义重大。对现当代诸多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顶般的作用。随着文化史的地位在历史研究里的逐渐提高和历史专业学科发展的日趋细化，原来在传统历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节里稍带一笔的研究对象现在都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角度进入了本专业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因为基础建设薄弱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学有明确的治史主张，但自身反传统的学术定位似乎使得其对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够重视，因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标志着其已经不再是前卫的先锋了。但现在新文化史学本身也已经由先锋变为经典，甚至在当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锋所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于是，研究其自身学科研究方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何况还有如中国摄影史这样自身尚缺乏元理论、元思维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的历史编撰等学术呼声的存在。总的来讲，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不迷信数据、注重哲学性思考、思维方法的简约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这对于严重缺少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而言，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当下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基本情况
（一）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础很薄弱。摄影术传入百余年来，中国摄影史专题的著作（包括发表的文章）总共不过百余部（数据来自2013年12月的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摄影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统计之列）。以这样的研究基础，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通史的历史时机显然远未成熟。应该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研究基础和地域特色出发先将一省一市的地区摄影史编撰着手进行，《广东摄影艺术志》《上海摄影史》《长安摄影志》（东莞长安镇）是其代表。随着这方面研究基础的不断积累，从全局出发进行编撰的中国摄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中国摄影的发展缺乏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缺乏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多是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但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学本身的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元理论问题也尚未得到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中国摄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现混乱和无助就是必然的了。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选择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研究方法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摄影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是先做以单方面的有效尝试），中国摄影史的系统编撰就是一句空话。
三、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一）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
新文化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灵活，几乎从不按套路（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出牌。其实，在新文化史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另类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来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乱）和灵活性。中国摄影史的编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阶段，甚至是“哪些内容可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只要从自身能力和兴趣出发，对各自感兴趣的专题各自进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待这些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和完善之后，大部头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于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各行业各专业的摄影发展史、各种风格及各种审美取向的摄影发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时间段里（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摄影史的实际研究对象的主体。而面对这些个性大于共性、区别大于联系、甚至连发展的时间断代都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摄影现象和类别，单纯划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多么的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摄影是而言，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出发，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强调灵活性而不是经典性和系统性，才是研究方法运用的最大的原则。对此，新文化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最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数据
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中，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是较为常用的。在现代的年鉴学派里，对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更是推崇之极。通过数据以及数据的比对，许多观点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证实。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小小的点，与其所在的体系相比，因为在性质方面的极为不对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阐述研究对象本身（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太关注），而不通过引用其他类似对象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阐述的史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阅读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顺畅。摄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们在某一方面较容易地获得了影像资料及其相关数据的同时很可能忽视了（也可能是无法获取）另一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当我们谈及摄影的时候很可能实际所指的是在“艺术摄影”这个语境下，而不包括新闻摄影等其他摄影类别。而若编撰“中国摄影史”则除了艺术摄影之外的如新闻、纪实、科考、人类学、商业、新锐、现当代艺术等形态的摄影也必须给予考虑。甚至为了结论的客观性要将这些摄影形态给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笔墨在艺术摄影而忽视了其他摄影形态。这种情况现在较为普遍。若认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应该迷信现有数据（因为其很可能是从艺术摄影这个单一的渠道获得的），而是应该花精力去再广泛搜索其他摄影形态的数据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或者索性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在区域研究、地方研究、行业研究甚至是摄影家个案研究上，以减小对数据的依赖。
（三）注重哲学性思考
哲学性在传统史学看来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体。虽然传统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经典专著如《史记》《左传》等，无不闪耀着传统东方哲学的光辉，以至于被传统哲学反复引用。但无论中外，传统史学观点在主观意愿上是不注重对哲学性的研究和表述的。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阻断历史学与哲学交汇，尤其是阻碍了“以史学专著来探索并发展哲学”、“以哲学理念来指导修史和理解历史”这两个编撰和研究历史主要的价值意义。而新文化史笔下的研究对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种哲学理念来运行或生活的（客观上也的确是如此）。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学性和哲理性和明显，也恰恰暗合了现当代学术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复合性的历史发展需要。中国摄影史的编撰恰逢我国华夏文明伟大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导向、哲学立场等在内的哲学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为了中国摄影史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深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哲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哲学作为所有学科尤其是文化类各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无疑会对每个文化类的专业和学科发挥作用。而且，近年来受浮躁之风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对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少。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恰逢此时，在系统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更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
（四）思维方法的简约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不选择传统史学那种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思维方式方法，转而选择微小的切入点来做研究，讲究小中见大，体现了思维方法的简约。为了不因此使研究陷入琐碎和虚无，新文化史学加强了对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为了与强调哲学性的研究主张相配合所决定的。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为了能够跳出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表述的传统研究方法体系（至少没必要每个研究课题都这样做），而转向文化史、艺术史表述方式的轨道上来。强调思维方法的单纯简约反倒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摄影的可视性和直观性，容易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倾向于具体法而忽视抽象法。但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是使研究成果由初级提升至高级，由琐碎提升至系统，由片面提升至全面的必然之路。未来数年，中国摄影史各局部的研究成果会迅速增加并得以汇总。于是，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会确保其系统化、理论化的顺利完成。
四、结论
虽然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经典史学看来缺少严谨性和系统性。但对于摄影这样缺乏本专业元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兴专业，对于中国摄影史这样非常缺少研究基础的全新课题，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其可以很快地启动中国摄影史尤其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门类的摄影发展史的初始研究。
〔参 考 文 献〕
〔1〕王瑶.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2〕李树峰.“中国摄影史”写作：历史与当下的反思〔J〕.文艺研究.2010，（08）：27-36.
〔3〕公元.广东摄影艺术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
〔4〕王天平.上海摄影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5〕崔昊. 刍议东北地域山水画学术高度的提升〔J〕.作家.2013，（01）：223-224.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字化教学模式；高中历史；教学创新
数字化教学是一种基于数字化环境、广泛利用数字化教学手段所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其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简而言之，数字化教学是运用多媒体设备开展的教学活动。广泛运用数字化教学手段创新高中历史课堂，不仅是对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延伸和拓展，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素质化教育理念的积极响应。
一、数字化高中历史教学模式概述
数字化教学模式与传统的“黑板式”教学模式的最大不同是教学媒介的选择：传统的“黑板式”教学模式的教学媒介主要是教材、黑板和教师；而数字化教学模式既涵盖有传统的教学媒介，同时又引入了多种现代化多媒体设备辅助（计算机、视频、音频设备等）教学，并以多媒体设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随着数字化教学模式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不断推广应用，其不再是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简单应用，而演变成为了一种现代化教育理念、教育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全面（教材、备课、课堂、作业、评价等方面）结合的教学模式。
二、数字化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创新
1．数字化高中历史课堂模式初探
上文已经提到，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往往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的、讲授式教学，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此，我们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开展数字化教学，转变教学模式，创建开放式历史课堂。历史教学的核心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因而每一节高中历史课堂都存在有特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我们以这些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为主线，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去深度挖掘历史信息，印证历史观点，从而完成这些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不妨将开放式历史课堂分为几个部分。以一节课45分钟为例。第一部分为学生结合学习任务和学习目标自主预习，并记录预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5分钟）；第二部分为教师按照备课计划讲解教材内容（25分钟）；第三部分为讨论答疑，学生就讲解内容进行讨论，提出疑问，由教师解答（10分钟）；第四部分为课堂总结（5分钟），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提出建议与勉励。
2．运用数字化教学手段创新高中历史课堂的策略———以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为例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到网络教学资源（福建省平台教学助手）进行辅助教学。利用平台教学助手，我们实现了集教材资源、课堂导学、课堂互动以及在线测评、课后作业为一体的“网络化平台式”教学。平台教学助手支持WEB端，PC端和移动端操作，真正帮助教师实现了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常态化、便捷化、一体化教学。平台教学助手上拥有海量的教学资源，各种历史视频、历史图文故事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提供了给历史教学更加有力的支持；在数字化历史课堂环境中，学生能够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从而使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根据上文提出的数字化高中历史课堂模式构想，我们将数字化高中历史课堂划分为四个部分：学生自主预习、教师讲解、讨论答疑和课堂总结。数字化教学手段在四个部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里以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一第四单元———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为例进行探讨。这一单元的第一课是《鸦片战争》，学生可自行安排5分钟的自修时间。在课程开始之初，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鸦片战争的时长为3分钟的小视频（教学视频可直接从平台教学助手中导入），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认知和感悟那段历史（从课堂情况分析，多数学生都被教学视频所吸引）。第二部分，教师围绕着鸦片战争的背景、起因、过程、结果以及影响等进行讲解。在这个部分，我们事先制作了教学课件，主要以图文、视频的形式呈现历史信息，从视听两个方面还原历史，以加深学生学习印象。第三部分，学生围绕着鸦片战争的背景、起因、过程、结果以及影响等内容进行讨论（平台教学助手上设置有讨论专栏，提供了不同的讨论点，可以将其通过多媒体设备展示给学生做参考）。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清朝鸦片战争战败的原因”讨论较为热烈，就战争双方军力对比（清军近20万人，英军近2万人）来看，清军战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了解答学生们的困惑，笔者又从教学平台助手上下载了许多史料，包括士兵体制和军事素质、武器装备、战术指挥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以图文形式展示给学生，学生的困惑便迎刃而解了。以平台教学助手为核心的数字化历史课堂的价值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学生普遍表示数字化历史课堂学习趣味性更高，课堂参与感更强。同样地，笔者充分利用平台教学助手强化了与其他历史教师的教学经验交流，通过不断地学习以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三、总结
综上，本文对比了传统教学模式和数字化教学模式的特点，以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为例探究了数字化教学手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同时提出了构建开放性高中历史课堂的策略。在历史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灵活选择教学方法，适当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趋利避害，使之为促进高中历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晓鹤．数字化课堂下高中历史教学的反思［J］．学问•现代教学研究，2012（11）．
［2］秦贺男．浅谈多媒体信息技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J］．快乐阅读旬刊，2012（1）：42－42．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4篇
一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以日心说否定了居统治地位达1300多年之久的地心说，给人类展现了一幅全新的自然界图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统治基础，使自然科学从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此后自然科学便迅速发展，产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当人们认识到这些知识变化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时，就把16、17世纪科学的巨大变化称为“近代科学革命”。《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成为近代科学革命诞生的标志。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加速度发展，重大理论和重大事件不断出现，“科学革命”引起科学哲学界、科学史学界充分重视，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果性的研究。库恩的范式革命说、波普尔的证伪革命说、拉卡托斯的纲领转移革命说，还有凯德罗夫的思维方式革命说等，这些学说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强调了科学革命应具有的特征。基于对科学革命的不同理解，又有“科学理论革命”、“科学方法革命”、“科学观念革命”等提法。尽管如此，作为“近代科学革命”却是有它特定的含义，指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到牛顿《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的完成，即近代自然科学由诞生到确立时期的革命性变化。
近代科学革命虽然产生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西欧，但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一是改变了世界科学发展的进程——由古代科学形态进入近代科学形态。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融为一体，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这并不排斥在此之后，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国家具体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别，不同国家、地区科学由古代科学形态向近代科学形态过渡或转变的形式和时间早晚有所不同。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不同，时间早晚怎样先后不一，都必须具备近代科学量和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指接触和掌握属于近代科学范畴的一定量的知识内容。所谓质的规定性，是指应学习和掌握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实现自然观的转变，或者说，抛弃哲学思辨和直观猜测，代之以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态度，具有以实验方法和数学原理为基础的超脱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鲜明特征〔2〕。一句话， 必须是对以经验或描述性古代科学本质特征的否定。这是判定任何国家和地区是否进入近代科学时代的一般原则。否则，近代科学就成为一个没有确定内容的空泛概念，近代科学革命也失去了世界性意义。判断中国科学何时进入近代时期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
根据我们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解，《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能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完成的标志。
（一）从知识内容看，属于西方古代科学知识的移植或西方古代天文学、数学知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算学知识的混合，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
众所周知，《几何原本》产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 书中借助演绎方法对当时的几何学知识作出了严密的逻辑性叙述。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前六卷，虽然是根据当时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年）的注释本，但译出的内容只是原来拉丁文的译文。“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他收集的欧几里德《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略去。”〔3〕由此可知，这是纯粹古希腊时代的知识。 尽管《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科学的最高成就，对近代数学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近代数学知识却有着质的不同。
《崇祯历书》可以称得上是16、17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成果，不可否认，作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领导改历过程中“会通、超胜”的思想是闪光的，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他力图通过改历，把多种历法计算方法建立在了解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崇祯历书》中的法原部分多达40卷，占全书的1/3， 这和以往中国的历法相比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引用了哥白尼、弟谷所测定的较精确的天文数据，使计算比旧历法精确些。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胜过旧历法的地方。但这些进步都是相对于中国以往旧历法而言，总体上仍属于古代天文学知识的范畴。不仅没有达到超胜，连会通也相差甚远。诸如，书中采用的弟谷体系是对哥白尼学说的反动，有些概念比中国古代的“宣夜说”还落后〔4〕。 对有可能涉及到近代天文学理论的地方也作了歪曲，为了维持“地静说”，杜撰了“恒星循黄道东行”的奇怪理论〔5〕。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崇祯历书》不仅没有引进近代天文学知识，反而阻碍了近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难怪有人评论《崇祯历书》充其量只使中西古代天文学知识起到了一种“混合效果”〔6〕。
《律历渊源》是《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著作的汇编。《历象考成》及其《历象考成后编》较《崇祯历书》进步的是抛弃了过时的小轮体系，借用了刻普勒的行星椭园轨道说，但刻普勒认为太阳在其一个焦点上，而《历象考成后编》则将地球与太阳的位置互换。这一篡改就使这一学说容纳在古代天文学的支柱地心说框架内，同近代天文学理论有了质的差别。《数理精蕴》是当时数学知识的汇集，代表了中国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是不错的，但由于当时近代数学知识，一没有输入（对数除外），二没有在中国数学家笔下产生，因此，水平再高，也只是代表古代数学的最高水平，与近代数学无缘，只是研究古代数学的必读书，而不是学习近代数学的必读书。
由上可知，《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或是古希腊、中世纪西方科学知识的介绍，或是中国传统科学知识的汇编，这些知识虽然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不能以中国学者接受这些业已落后了的知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
（二）从科学思想和方法上看，无论《几何原本》的翻译，还是《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都没有接触和运用近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近代科学的方法是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普遍性的有限认识，通过逐次归纳达到更为广阔的概括，在归纳综合的基础上，通过演绎而前进到比较复杂的观念。毫无疑问，东方科学中归纳的思想方法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科学中注重逻辑演绎、理论论证思想方法的挖掘，为近代科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充分的来源，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不是对过去简单的继承与兼容并蓄，而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工具，既排斥了单只是对经验的描述和朦胧的猜测，又否定了那种“忙于单纯的数字和虚构的图形，以摆弄这种无聊的东西为满足”，“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注意事物”〔7〕的哲学思辨。这充分体现在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和牛顿、 茉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中。《崇祯历书》编译过程仅将中国传统的代数计算方法转变成古希腊的几何学方法，其它的手段和方法都是过去经常采用的，并无新奇之处。《律历渊源》中这两种方法也没有有机结合达到升华。
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是近代科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科学思想方法不能脱离知识内容而独立存在。学习相应的科学知识是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前提，尚未接触过近代科学和知识内容又怎能谈得上学习和确立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呢？
三
科学革命决不仅仅是某种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是对整个传统科学的变革。中国近代科学应是中国传统科学革命性变革的产物。因此，正确把握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看《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是否冲破了这些特征，是决定其能否成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和完成标志的关键。
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人归结为三点：一是相对封闭的体系；二是注经式的发展；三是非演绎逻辑体系〔8〕。
（一）把相对封闭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这里封闭性的含义是什么？近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文化。这里“封闭”一词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是指价值体系上的排异性，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不具有应变涵化和再生机能。第二指产生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的文化范式， 任何文化都具有封闭性〔9〕。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作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手段，客观上不具有排异性，对任何形式的知识都具有吸收创新的机能，对任何社会集团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传教士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找到了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赢得了士大夫和封建皇帝的青睐和重用。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并非16世纪始。早在隋、唐、宋、元时期，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与民族的数学、天文知识就流传到中国。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水平比这些输入的知识水平高，才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至于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外传与影响更是有口皆碑。封闭性对于广义的文化也许是适应的，用于科学技术则是不妥当的，给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带来障碍的主要是地理的分割和政治上利害的冲突。若是指第二种意义则更不妥。因为任何一种科学体系都具有封闭性，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了。
我们不妨假定这种特征成立，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真的打破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封闭性，那么，它为学习西方科学打开了通道吗？事实正好相反。欧氏几何的翻译半途而废。利玛窦作为进身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清政府绘制的《皇舆全图》秘藏宫府极少有人看到。《崇祯历书》编制10年后才颁布实施。从中国当时著名科学家徐霞客、宋应星、李时珍的活动中都尚未找到受其所传西学影响的证据。连徐光启本人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农政全书》的编写上。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723年《律历渊源》出版之日正是清政府严厉禁教中止西学输入之时。1744年乾隆皇帝上观象台视察时，看到都是西洋仪器时竟下令按传统的浑仪制度再造一架新仪器。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理想成为一场梦幻。中国科学总体上从此更加落后于西方。
（二）中国古代科学自秦汉形成体系，其著述方式也被后世所沿用，许多成果都是在对典籍的注释过程中取得的。这就是科学界所指的“注经式”特征。16—17世纪西学东渐并没有冲破这种发展模式。
首先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天文学是以历法为核心与为制历服务的天文观测并行发展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官学”。《崇祯历书》编译的起因和全过程始终都没有脱离这个模式，制订一部实用的历法是唯一的目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范围也局限于制历的需要。《崇祯历书》颁布后，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古代历法的收集整理或《崇祯历书》计算方法的修补上，得到的主要成就是把古代资料译释清楚，对各历错字讹文一一补订。江曰祯以30多年的功夫对自西周共和年起到清初2500余年间的历法各用当时通行方法计算出朔闰时刻编成《历代长术辑要》。一代学子梅文鼎、李锐曾发愿要把历代历法作一系统研究，而在去世之前得到的结论却是，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的盖天说。由于许多学者把精力集中在训诂、校勘、辩伪、辑佚等考据资料，对问题的研究大都是限于一些个别问题，很少作全面的整理研究，不少人连译释工作也未见得做得好〔10〕。
再看数学，《律历渊源》内容之一的《数理精蕴》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注经式著作。该书只不过是把当时输入的数学知识和中国尚有存本的算术典籍有条理地进行编排。在此之后，西方天算知识成为治经之术，中国数学发展的主流就是对古代算经的收集、校勘、译释。《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辑录的经典，如十大算经都是那时收集整理出来的。
（三）无论中国古代科学还是古希腊科学虽然都属于经验描述科学形态，但相比较而言，前者擅长代数计算，后者擅长几何的逻辑演绎，《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影响。《崇祯历书》的编译也使中国天文学计算体系由代数学转变为几何学，但从根本上看中国学者并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数理精蕴》中对西方的三角算法、体积算法、对数方法、方程建立与解法的讨论颇为详细。但对《几何原本》则只编译些基本概念和算法，各定理的次序与体系却被打乱，不能体现《几何原本》的精神，因而难以从中学习其推理方法和形式逻辑的精华，可见编纂者仍注重习其一技一长，而对思想方法却很少研究。一代算师梅文鼎用勾股之法研究《几何原本》后得到的结论是“其最难通者，以勾股释之则明”，“信古九章之义，包举无妨。”〔11〕这也许还是在此之后相当长时间中国数学研究没有突破初等数学范畴的原因之一吧。天文学还是仅仅把历法计算的疏密作为重点，刻普勒天体引力思想在《崇祯历书》中已隐约提及，当时虽引起王锡阐的注意，但由于这不是关心所在，就没有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失去了重大突破的机会。由上所述，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论当时的成就，还是对以后相当长时间的影响而言，与其称为近代科学的革命，勿如说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注入一种新的因素，导致传统科学在衰落过程中的一次复兴更为合乎历史事实。
四
明末清初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虽然处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将中国科学引上近代化之路，只是诱发了传统科学的复兴，这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一）近代自然科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在16世纪中叶或此之前已经萌生，但发展缓慢。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清落后民族侵入中原，更加延缓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学术文化与经济过程相适应，凡接触过西学的文人学士一方面不能不对西方科学称其“巧密”，呼唤科学的世界，另一方面又高举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始终逃不出传统思维的藩篱，致使“西学中源”的思想自黄宗羲最早从天文学角度提出后，不论学者还是皇帝都穿凿附会大力阐扬。热烈一时的“西学东渐”被政治上的闭关所中断，探索西学中源的复古之风代替了吸收创新。如同中国其它的诸多发明：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传到欧洲立刻变成了不起的成就，在它的祖国却始终停留在胚胎状态，甚至死在母腹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12〕。
（二）西学的传输者是笃信上帝的传教士，介绍西方古典历算学知识只是他们敲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工具。接受者一方，不论学者还是皇帝，只是为弥补中法制历之不足，要“锫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满足一时政治之需要。科学的价值是在满足一定的主体需要过程中实现的，非科学之动机既决定了传播、接收内容的选择，也注定了前途与作用。由此不难解释《几何原本》翻译的半途而废，具有某些新观念的《坤舆全图》深锁宫中秘不示人。历史注定时代的鸿沟不能由这些人来填平。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谁想凭空超越自己所处时代条件限制，谁就会陷入唐·吉诃德的境地。
（三）《崇祯历书》的编译虽然使中国的历法由代数体系转变为几何体系，但为什么未能导致中国天文学的根本革命呢？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价值是由其内容的科学性决定的。中国传统的代数体系和西方古典的几何体系都不失为一种数学模型，差别只是计算方法之差异，在观念上没有不同，同属一种科学形态，具有同等的价值〔13〕。
（四）除上述因素之外，还应考察当时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科学以天、算、农、地、医学为主干。自宋元达到发展高峰，明时，又由于封建政府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到明末天文历法几乎成为绝学，实用数学已向商业数学和珠算方向发展，并获得普及。1592年程大统所著《算法统宗》“莫不家藏一编。”〔14〕这种转变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生产生活对数学的需要。农学、医药学也进入总结阶段。《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外科正宗》等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16—17世纪之间产生的。总之，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学从总体上讲同西方的差距尚不显著，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尚不存在突出的矛盾。外无压力内无危机的状况表明不具备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对输入西学尚有一定的抗衡能力，从而淡化了《几何原本》、《律历渊源》的影响。
五
科学史既是一部知识体系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史，划分科学史，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不同的本质特点是根本的标准。其次也要考虑各个历史时期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不同特点。这两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15〕。历史分期一般都是选择重大事件为标志。由于对历史事件性质的评价有赖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就要求在选取事件时，在坚持标准的基础上具有广泛接受的可能性。第一要保证性质的一致性，即对同一划分对象在同一水平上的划分，不能采用性质不同的指标。第二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首先，体现出这一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基本特征。其次，体现出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与各民族科学发展多样性的统一。最后，体现出事件主体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只有具有普遍性才能有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显然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是不符合以上思想原则的。一是划分中国科学史这同一对象时指标性质不一。古代科学史是据知识内容的性质划分，近代科学史则以科学活动为特征，具有不可比性。二是割裂了中国科学史与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划分虽然时间上中国科学进入近代是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之后，中国近代科学史具有中西科学融汇的特征，但中国近代科学却不具有近代科学的知识内容和思想方法。三是割裂了事件参与者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作为科学革命，必须是对旧有传统的否定，为未来科学的发展铲除障碍，开通道路，提供广阔的前景。按科学发展规律，科学革命之后应有一个相对迅速发展时期，但历史事实却是中国科学停滞长达200年之久。这样划分， 使中国近代科学史的早期（按理应是飞速发展期）出现了中断，违背了科学的发展规律。
我们不同意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并不是否认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古典科学知识虽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使中国学者有机会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古典科学，激发了搜集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典籍的热情，并出现了一些成就，使在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中国传统科学出现一次复兴，也为后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作了早期心理准备。
注释：
〔1〕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 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2 〕（美）格雷戈·布鲁：《科学与历史：文明辩证观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3期。
〔3〕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 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5〕《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页。
〔6〕（美）v·n沙马：《十八世纪耶稣会天文学对印度、 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载《科学史译丛》1986年第1期。
〔7〕（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 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721、708页。
〔8〕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 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9〕孙晓春：《中国文化封闭说》，载《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
〔1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11〕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辨》。
〔1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序言》。
〔13〕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5篇
关键词：大数据；近代史学；计算机史学
中图分类号：TP311.13；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42-02
一、大数据与近代史学的交集
在过去，分析问题的主要方式主要依靠抽样数据、局部数据和片面数据，甚至于依赖经验和假设，这难免失之肤浅、表面化和简单化，而依靠大数据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使用更加全面、完整和系统化的数据就能够深入了解现实世界的本质，使得主观认识更加具真实合理性。Viktor Mayer-Schonberger与Kenneth Crukier所著的《Big Date》中文版介绍了大数据的应用范畴；可以应用于各个类别的学科，“使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对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1]，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也应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研究问题的主线一般集中在如何将二者清晰地区分，这是为了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但现在的研究侧重点不同，研究方式也不同，合理引进大数据对近代史学信息分析以及近代史学研究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依靠大数据的支撑，不仅可以研究近代历史事件，还能够搭起学术交流的平台。以鸦片战争为例，鸦片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民族问题，即反对外国殖民统治，反对清王朝的压迫，以达到民主共和，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但当大数据植入后，这段信息的量会大范围的拓展以及交织开来，当录入数据后便能直观地看出问题，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是信息对接、碰撞的结果。鸦片战争前期的预兆是什么，鸦片战争的高潮在哪里，鸦片战争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些问题早有定论。但是如果借助大数据系统就能更清晰地或者说是直观地看到以往不曾涉足的问题。比如，研究鸦片战争就不能不涉及林则徐，那么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评价是什么？他对敌情判断是准确？他的制敌方略是否行之有效[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可作为分析这些的资料，但其他如林则徐日记、林则徐奏章是否也要纳入其中呢？这是毋庸讳言的，只有把近代的史料叠加才能看清一个更完整的昨天。大数据的运用意味着是对传统数据的一种整合，尤其是对近代史学科目的数据的整合，这与单纯依赖于史学家的主观判断相比，往往更能直观地反映真实具体的史实，这才是引入大数据的意义所在。史学最注重精确性和准确性，而大数据恰恰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这样的要求。大数据的引入强化了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支撑作用，这体现在对近代史学的呈现方式上，这是之前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的。
二、大数据对于近代史学理论推动作用
大数据能够支撑近代史学的研究，当然也就具有了对近代史学的推动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近代史学家都通过档案的解禁来了解相关历史事件，比如美国水门事件。在我国，以档案研究近代史的比较知名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沈教授以档案之多闻名于学术界，他用这些档案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冷战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档案研究是近代史学家的研究重点，许多史学家就是利用这些档案破解近代史难提、还原历史真实的。如果将这些资料与大数据融合，更能好地推进近现代历史研究。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因没有详实的资料，更多的要依靠判断和推导，因此很难有大的突破。而近现代史是有着成熟的资料与档案数据的，这能够为当下的近代史研究提供帮助。大数据与这些史料融合，在庞大的数据面前，人们可以通过档案这条线索，理顺各种历史关系，进而弄清历史事实。当大数据把人物所处环境下的各种思潮呈现在学者面前时，无疑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的近代史学资料与大数据的结合，必然催生全新的史学研究范式，进而推动近代史学的发展。古代史学因其相关信息的不可预见性，很难推测一个特定时期历史真像。而近代史学有着大量的史料档案，这些史料档案都是当今学界研究过去几百年历史的有力佐证，借助大数据，近代学科领域将不断有新发现、新突破。诚如清代研究灾害史文章所言：“这里拟从灾害史学界正在兴起的生态史研究范式出发，借鉴当前广为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灾害史料的文献整理与数据化建设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分析，进而以清代为例，就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提出某些新的构想。”[3]大数据是一个包括自然变动与社会响应等各方面信息在内的综合性的大型灾害信息集成系统，所以要研究自然灾害史，我们需进一步扩大资料范围，细化数据指标，尽可能地涵括档案、方志、文集、报刊、官书、正史以及其他各类相关文献中的灾害信息。多方面的收集灾害信息并给予这些灾害信息以分析考证，不单一地细化某一类别的自然灾害，而是全面陈列出各类别灾害问题所在，才能方便研究与推导，其目的在于突破以往以单一灾害、单一灾种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汇编形式，力求将历年各省区各类自然灾害包容其中，便于揭示各灾种之间的关联，从整体上反映灾害演变大势。笔者借鉴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业已进行的大规模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展开批判性分析，全方位论证了大数据视阈下灾害史研究的贡献与存在的不足。清代充足的史料也给予了大数据以充分的史料支持。而随之提出的最新构想也给予了灾害史研究者一个可以扩展的空间，这样就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构建起了近代史研究一个全新的平台。
三、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机史学”
1930年，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陈寅恪先生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史学研究态度。抓住潮流与学术发展趋向是推动研究史学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闭门造车，不去关注史学的时代脚步是不会取得学术成就的。在当今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不与计算机大数据结合就不能更加准确把握史学走势，同样，也就不能充分发挥资料档案的潜在价值，最终使史学研究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早已习惯运用计算机去研究各种事物，使研究成果更加贴近生活，从而达到服务社会、改善民生的目的。计算机史学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的巨大补充。计算机史学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向，社会学代表人物罗玮？罗的《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新计算社会学（newcomputational sociology）这一概念，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这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空间。“新计算社会学是当代社会学界借助计算机、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新方法来获取数据与分析数据从而研究与解释社会的一种新的范式或思维方式”。“计算历史学”与“新计算社会学”有着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可能成为超越“计量史学”的大数据时代下的史学发展新趋向[5]。计算历史学能够增强史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史学研究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笔者对近代史学有一种设想，近代史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史料的相对真实完整性，并且离今天的生活并不远。无论是清史还是费正清撰写的《中国史》或是蒋廷黼徐中约的《中国近现代史》，其中的史学资料都是清晰的，而越往近代推进，就更能真实反映那段历史。计算机史学能够以计算机打破人脑在分析史学时候的瓶颈与局限，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数据的挖掘更彻底，能够从层层数据背后去寻找问题所在，并分析问题背后的某些关联。计算机史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大数据的产生更强化了计算机史学的地位。对于史学家来说，采用数据库这样的新方法可能并不容易但又似乎是必须采用的。巴勒克拉夫认为历史学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对新方法的使用不那么容易接受，但他同时也警告历史学者们，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不能不断更新，历史研究如果仅能生产一些“老牌传统产品”，那么学科的前途就很堪忧[6]。笔者很认同这种看法，只有综合利用社会统计学、跨时段历史分析等多种方法，才能将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信息零碎、看似无从下手的材料变成难得的宝贵的可研究对象，从而发掘出大量的“新历史”[7]。这类整合能够帮助史学界对相应的信息加以判别，运用计算机以及当今各种载体，综合这些媒介的优势，形成叠加效应，能够全面促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任何时代的学术，都离不开新的发现，而新发现是以新材料为依托、以新方法为手段的。
总之，大数据为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史学界就能够以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
〔3〕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J].清史研究，2015，（02）：67-82.
〔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A].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03―504.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6篇
【关键词】历史认同 民族认可 历史教学 民族凝聚力
一、中国历史的特色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许多特色,为今日许多号称文明先进的国家所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四千六百余年,自《竹书纪年》以来,约三千七百余年;(二)无间断,自周代共和行政以后,有年可考,自鲁史公元纪年以下,有月可查;(三)详密,就史书体裁而言,主要有三,一为编年,二为纪传,三为纪事本末,其他不胜枚举。
而且,就时间悠久且无间断而言,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中国历史则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革,但前一朝代的历史为后一朝代所继承,所以历史和文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中间虽有少数民族和域外文化的进入,但都与主流文化融和而成为新血脉,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史学发达,史籍丰富。远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近代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殷商以后,历代以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自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后,这种体例为班固《汉书》所沿用,成为此后专记一个朝代“断代史”通用的体例。其他史书的体裁还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有专记典章制度的文化史,历代累积的史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仅一部二十五史,就有令人“蔚为大观”之叹!中国史籍之丰富为今日各国所不及。梁启超曾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可见并非自夸之词。
二、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历史是否有用,在现代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受到了怀疑,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功用是被肯定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历史具有“垂训鉴戒”的功用。例如,西汉贾谊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唐太宗的名言:“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近代学者,则深知,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的功用。“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
除了上述以外,历史显然有保留“集体记忆”及逻辑思维的功用。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历史的功用,所论甚多,有关这方面的名言名句根本无须赘述。我们需要注意的应是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现代许多人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概源于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能不够了解。笔者以为,就历史学的教学而言,它的性质至少具有以下三项特征。
1、它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清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出自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毋须多言的。有关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论者颇多,但在实施上,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以及文化上辉煌的成就,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警示和努力。这样,民族精神的教育培养才能落到实处,我国的的历史教学宗旨即特别强调这一点。
2、历史是民族文化陶冶的学科。西方学者指出:“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有中华文化的气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和民族气质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3、历史教学具有公民素质教育的性质。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应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主要目标。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各国的公民教育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公民教育不能从国外移植,它必须在本国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生根,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可以想见了。
历史学科的性质既如此,那么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这与数理或技艺科目相比,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顾。总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特定立场的一门学科。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里的“用”人们通常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效用”),当然是错误的。据学者归纳,“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广义上,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上,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很显然,着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立场的。例如以三国的历史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这同一件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同样的历史事件,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着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固然应力求客观,但同一史事,涉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则立即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便是由于有特定的立场之故。“历史认同”,实则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其道理就在于此。影响一个时代人群的政治观、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与青年早期(约当11-25岁之间),因此青少年(甚至年轻成人)的社会记忆成为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民族凝聚力与历史认同
“民族”一词的概念,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一致的共识,中文“民族”一词,乃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1903)把欧洲政治理论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民族”一词才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欧洲政治理论认为民族有八种特征:1 .同居一地;2.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经济生活)。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因素: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孙先生对“民族”一词所提的概念,影响颇为广泛。
今日的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据芮逸夫先生在《中国民族》一文统计,中国民族可分七个宗支,七十五族,共56个民族,其中最大多数为汉族,其他为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最多。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如同江河,河流越长,汇集的支流也就越多,中国民族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例如春秋时代的“蛮夷戎狄”、魏晋时代的“五胡”、宋元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即是明显的例子。今日我们习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各族的共称。梁启超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是指汉族,但也包括中国各民族。他说:“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见《饮冰室文集》第41页)
“历史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异常的作用。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为先秦时代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但其时的历史认同并不十分强烈;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历史系统逐渐形成,这一系统的主干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夏、商、周。此后,凡是被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他们除接受了汉式生活方式之外,便是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认为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用“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而“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这是一种从历史意识中所产生的历史认同之表现,实则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汉人变成少数民族的事例也并非一二。所以,历史认同应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
四、结语
民族的构成要素有物质基础和精神积淀,前者如体质、经济生活,后者如语言、风俗和等,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应是“历史的认同”,关于这一点似乎被历来的中外学者所忽略。
中国自古以来有敬天尊祖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较淡薄,所以“历史认同”对于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其作用远大于以上所列诸要素。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体质相同、经济生活相同者,未必就能凝聚成一个民族而不分散,语言相同、生活习俗相同、宗教相同的民族,走上分裂之途者也不乏其例。“历史认同”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无从产生历史认同。所以保留历史记忆应是近代国家各级学校中设置历史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保留“历史记忆”必须通过一种历史意识,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或“这是他们的历史”,才能产生“历史认同”;有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警语。历史失忆必会产生“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结果而不自知,“历史认同”发生错乱,必然会产生对民族或国家的疏离感,逐渐地也就不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了,可见“历史认同”之于“民族认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几年前台湾当局在初中一年级实施“认识台湾”新课程,令人担心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会发生错乱,最近几年,又在草拟九年一贯课程,欲以社会科“合科”的名义,将历史、地理等学科消失于国民教育之中,并于2001年付诸实施,如果其企图得以实现,则势将造成下一世纪台湾的青少年历史失忆。一旦“历史失忆”,自然就不会对中国历史认同,当然也就不会对中华民族认同了,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深刻的历史性思考。
参考资料: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③ 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④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
⑥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7篇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71－0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每当我们吟诵这首脍炙人口的南北朝民歌《敕勒川》时，连绵不断的阴山便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阴山在蒙古语里的名字为“达兰喀喇”，意思是“七十个黑山头”。雄伟壮丽的“达兰喀喇”，宛如一座天然的屏障，横亘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这条绵延千里的山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阴山地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和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域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正逐步由宏观的描述走向局部的解剖，重视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顺应这种文化研究的新趋势，一部全方位探讨与追寻“达兰喀喇”历史与文化的著作《阴山文化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月适时推出。该书是在著名学者，包头师范学院王炜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以洗练的笔墨，流畅的语言，紧紧地抓住了阴山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突出特点，深入系统地梳理了远古以来阴山地域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现了阴山地域数千年来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生活图景，描绘了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历史进程，发掘了各民族为共同开发建设祖国北部边疆所做的卓越贡献。可以说，本书拓展了中国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涵。我们拜读全书之后，获益匪浅，启迪良多。
本书开宗明义地指出，阴山文化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我们认为这是对阴山文化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言简意赅的说明，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其古老是指有关阴山历史文化的记载古已有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武丁时期卜辞中就提到土方、鬼方、羌方等，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方国的活动范围已到达阴山地域。到后来如《史记》等“二十四史”中大多有关于阴山地域史实的记载。此外，其他重要的古代文献，诸如《水经注》《通典》《文献通考》《元和郡县图志》《马可波罗行纪》《明实录》等等也都对阴山地域进行了零散的记录。与这些古籍相比，地方志对于阴山地域的记载是相对详尽和集中的。内蒙古地区对于方志的编修起步较中原地区晚，记载阴山地域历史的方志直到清代才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比如重要的有：《口北三厅志》《古丰识略》《归绥识略》《和林格尔厅志略》《丰镇厅志略》《蒙古沿革志》《河套图志》《绥远集宁县志略》《丰镇县志》《鹿野纪闻》《呼和浩特市志》《乌兰察布盟简志》《包头市志》《土默特右旗志》等，共50多种。这些古文献和地方志展现了阴山历史文化的“古老”一面。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编纂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则体现了对它研究的“年轻”一面。这其中包括综合性著作，如《内蒙古通史纲要》、《内蒙古通史》《蒙古民族通史》《蒙古族全史》等；也有专题性著作，如《内蒙古民俗概要》《内蒙古喇嘛教史》《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草原文化概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阴山地域的一部分内容，对于研究相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体来看，尽管研究阴山某一地区、某一方面历史文化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在近二三十年陆续发表出版，但全面系统论述阴山整个地域历史文化的著作尚未出现。《阴山文化史》的出版发行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是一部拓荒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事实上，开展地域文化史研究，并非易事，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对“地域文化”概念的界定。该书在开篇便着重从三个方面对“阴山文化”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说明，并最终将其定义为：“阴山地域的人们在数千年艰苦奋斗、发展进步过程中，生产、生活及意识形态的状况。”在此定义的基础上，《阴山文化史》一书遍涉文化所涵括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物产、教育等内容，融合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对阴山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探讨。
本书作者以其开放和雄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底，钩沉披隐、溯古及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使该书实现了历史的严谨和文化著作质朴与厚实的结合。具体而言，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选题富有学术新意。现在对阴山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物、风俗习惯虽有一定的学术探讨，但比较孤立零散，缺乏系统性，长期以来没有综合性的较全面的阴山文化研究成果问世。该书的作者在长期开展阴山文化研究基础上，认为有必要把阴山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课题，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也是对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富有学术新意。
第二，内容丰富，视角多元。作为一本旨在全面展现阴山地域数千年来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生活全景的文化著作，内容丰富广博是该书的一个基本表征。《阴山文化史》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阴山文化、草原文化为底蕴，广览精取，遂成此著作。该书分四章，共计40万字，以时间为序开展研究，综合考察了从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后阴山地域的民族融合发展、政区沿革、政局变动、经济状况、文学艺术、、民俗习惯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另外，视角多元也是本书一个重要特点。比如在阐述清代阴山地域晋陕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交融时，作者在书中便列出专节论述清代“走西口”移民对阴山地域经济生活的影响，将“走西口”移民的影响纳入到了对于整个阴山地域经济生活的考察范围。总的来说，该书从多角度嵌入展开论述，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衔接紧密，体系完整。
第三，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历史研究是靠资料说话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作者在撰写该书过程中，搜集引用了大量正史、编年史、历史地理著作、各种杂史、类书以及现当代学者的大量成果，考辨爬梳，史料翔实。在我们看来，之所以阴山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较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史料搜集的难度较大，各种相关资料零散的记录在浩瀚的古文献中。该书作者在史料、资料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对阴山地域的各种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论证和详细的论述，由此也能看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四，以史鉴今，学以致用。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以史鉴今，学以致用”，为当今社会、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阴山文化史》的编撰也同样承担起了这个责任。阴山文化尽管只是我国的一个地域文化，位于边疆塞北，但是它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各民族交锋和融合的历史。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阴山文化史》从自身阴山地域出发，揭示阴山游牧民族冒险进取、勇敢拼搏的优良品质，展示阴山各族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民风民俗，塑造叱咤风云、纵横南北的英雄形象，再现政治变革、边疆开发的社会变迁。这些对于当前我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定少数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具有长远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从以上四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本书凝聚了作者巨大的精力与心血，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本书的出版发行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众所周知，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域，先后活跃着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阴山沙陀、契丹、党项、女真、阴山鞑靼、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汉族也从春秋开始有居民迁入。几千年来，阴山地域各民族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而历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通过对阴山地域数千年民族关系的系统研究，总结民族团结的经验和教训，归纳出其发展规律，不仅对本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而且对于更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深入研究一个典型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对于进一步考察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及特征，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其次，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此影响下，各地都把文化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更应该如此。随着近几年能源及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勘探发掘，阴山地域已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有相应的学术文化来做铺垫和支撑，同时经济发展也为学术发展提出要求和支持。《阴山文化史》的出版，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该书通过全面系统的阴山文化研究，进一步挖掘整理、升华提炼阴山，特别是包头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使阴山文化成为包头地方文化的旗帜，必将促进包头及阴山地域旅游经济开发和各项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其三，有利于阴山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阴山地域悠久的历史沉淀了厚重的文化资源，具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遍布阴山南北。如书中所提到的阴山岩画、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古长城以及大量残存的古城遗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成吉思汗祭祀、鄂尔多斯婚礼、二人台艺术、和林格尔剪纸等。这些都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近几年，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阴山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遇到一些问题，如一直以来阴山文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一些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阴山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对于未来阴山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系统研究阴山文化发展脉络，可以促进阴山文化的普及和知名度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和发扬阴山文化的行列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书选题具有学术新意，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度研究成果，书中行文畅达，立论平允适当，有理有据，分析透彻，为我国区域文化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把阴山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达兰喀喇”的历史与文化也将随之深深地嵌入人们心中。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第8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学 科学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