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十篇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1
关键词：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陵园 建筑文化 近代陵墓
黄花岗公园原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面积12.9万平方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又称“三。二九之役”，起义失败，收敛烈士共计72具，营葬于黄花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以此得名。后由国民党政府及海外华侨国民党80多个支部捐建陵园，至1926年竣工，有墓亭、墓（现有56座）、祭台、纪功坊和龙柱、牌坊、默池、四方池等多处大型建（构）筑物，并镌大量的石刻碑文、名人墨宝，孙中山先生、林森、吴景濂等手植树，至今都一一保存完好。整个墓园犹如一本实物教科书，既是民主革命一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也是一百年前广州精湛建筑工艺和丰富文化艺术的真实缩影。本文要探讨的正是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建造，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具有西方、东南亚等风格的建筑及其文化艺术。建筑文化的挖掘和开发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和有关部门的重视，黄花岗公园内大量保存的建筑物，尤其是有一定规模、形式风格不一的近代陵墓群，既具有西欧、东南亚等异国风情的建筑特色，又具有浓郁中国岭南园林建筑特色，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陵园的代表，对研究二十世纪初中外建筑文化有很高的价值。
一、黄花岗公园现存建筑价值分析
1、历史价值
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是凝固的历史，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的许多同时代典型建筑，或毁于二次大战的战火，或毁于站后的大规模重建，现在已很难看到，这使得向来重视城市建筑风貌保护的欧洲人懊悔不已，中国大地上至今完好保存的诸多流派西洋建筑，则自然成为吸引他们前来怀旧寻踪的历史文物。像黄花岗公园这种近代纪念性公园所保存的建筑就十分值得挖掘内涵和开发，公园内的中西近代建筑以其活生生的物质实体和多种多样的造型风格，揭示了当时的革命历史背景，也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各种审美追求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主题，给人以强烈的直观感受，是我们现今考察世界近代建筑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不可多得的极好佐证，也是后人难以忘却的重要近代革命史迹，其巨大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2、文化价值
建筑向为文化的产物。现存的近代建筑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的载体。既放映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当人们徜徉其间、观赏其貌时，既可以从中领略西方各国建筑文化的独特风采，又可以寓求知于观光消遣之中，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开拓广阔的视野，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旅游欣赏水平。黄花岗公园的整体建筑规划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陵园文化概念，但在个体上又采用了西方近现代的建筑手法和形式，表现了当时在兴起学习西洋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独特建筑文化。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墓道门口（南门）和纪功坊采用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两边起高基座，一边台基上立8柱，以4柱成一组，两组柱上承额饰，柱为塔斯干式，两边16柱上承拱形门额，上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10个大字，这些都表现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风格。还有仿希腊科林斯柱式的邓仲元墓，也可以体现当时的文化。
3、艺术价值
中外古典美学家历来都把建筑列入艺术部类的首位，将它与绘画、雕刻合称三大空间造型艺术。在建筑史上，建筑风格是建筑演进中最触目、最敏感的现象，而建筑风格的变化，又往往反映了一代社会的审美倾向。公园内多处构筑物新奇独特，既有西方建筑艺术特色，又有传统的陵墓格式，包括墓道、祭台、墓碑、墓圹、亭坊等，各有新奇独特之处。
墓园主景，从黄花广场“浩气长存”牌坊到默池、祭台至墓碑、墓圹及纪功坊以及青石碑等景物，在建造当中充分利用了地形地貌步步升高，科学设置，合理布局，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形成一条长达230 米的轴线，使墓园显得非常庄严肃穆，气势磅礴，如此科学建造手法在广州范围内，都属罕有；园内景物搭配巧妙、寓意深刻，有严密的科学构思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如主墓道中段默池，桥面刻意铺砌齿状凿石，人们经过，自然是低头慢走营造了“默哀先烈，泪流成河”的哀悼气氛效果，又如七十二烈士墓碑，亭顶为大钟造型，与纪功坊上手执火炬的自由女神遥遥相应，寓意“自由之钟长鸣，革命到底”，墓圹盖顶为正锥形，配合石柱铁链围栏，别具一格，墓碑为四方尖顶石柱，并配有精工巧匠石砌碑亭，合为一体，异常奇特，有别于传统圆座圆项长方墓碑的陵墓造型，可谓独一无二，而墓区众多墓群，也是形态各异，颇具匠心，实属珍奇。还有，纪功坊为石砌建筑，首层具有休息亭功能，在二层安放前后各72块连州青石，呈金字塔形，寓意“七十二烈士”。叠石表面刻着80多个海外捐资建园的国民党支部铭名，塔顶屹立自由女神像，这一坊亭结合的奇特建筑是世上绝无仅有。
二、 开发建筑文化的作用
把近代建筑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大力开发，对增强其旅游业发展后劲至少有三大作用：①可以开发求保护，用发展旅游所带来的收入帮助其长久保持独特的传统建筑风貌，突出人文景观特色，构建鲜明的旅游形象；②可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充实和丰富游览内容，改善旅游产品结构，提高旅游者欣赏品位，从而有效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和增加旅游经济收益；③可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提高知名度和增强其旅游吸引力，促进它们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建筑文化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认识滞后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些地方都未能充分认识到系统地将近代建筑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的重要性，例如一些纪念性地方虽然有很多特色建筑文物，但多以宣传革命历史及其教育意义为主，很少挖掘建筑本身的文化内涵，游人亦因对其建筑风格、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不甚了解而兴趣索然，其巨大的旅游价值和开发潜力亦长期得不到充分挖掘，造成宝贵资源的白白闲置和浪费。黄花岗公园内有大量不同特色的建筑，却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挖掘，园内也没有关于建筑的说明碑，公园也很少作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对此并不了解，进园参观的游客多以拜祭和休闲为主，很少是建筑爱好者，是非常可惜的。
2、历史的原因使许多近代建筑资料流失
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使国民时期的许多东西都被毁，黄花岗公园内的大部分文物都是20世纪初由国民党出资建造的，同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庆幸的是，大部分的景物能基本保持原样地留下来，可相关的资料却大量流失，尤其是园中建筑的资料更十分缺乏，这给公园挖掘和开发近代建筑文化带来了困难。
四、黄花岗建筑文化的挖掘与开发方略
1、转变观念，重视挖掘建筑文化内涵
今天，当我们从沉重的历史步伐中走出来时，就更应具有正视历史、正视外来文化和消化外来文化的气魄。我们研究近代建筑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建设今天，展望明天。所以，我们，更要培养新的时空观念，追寻近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并以此作为中国新建筑的广阔背景和中国旅游活动的博大舞台，充分认识中国现存近代建筑的巨大旅游价值和开发意义，真正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旅游资源来对待，切实重视其开发利用问题。目前，广东省要建设文化大省，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把纪念性公园中的建筑文化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展示和宣传，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2、全面调查，收集现存建筑的历史资料
由于资料的流失对建筑文化的开发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一定要面对社会各界人士全面调查，追索历史，找出各自的建造年代、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保存过程发生的事迹和美学价值等等，让游客们对此更加了解，增加游览兴趣。
3、邀请专家，认真系统地研究园内各种建筑物
邀请一些建筑史专家来园指导，对公园内所有建筑，特别是陵墓建筑进行研究调查，对其特色进行系统归纳分类，整理成宝贵的资料。
4、发挥优势，着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特色向为旅游产品的生命和灵魂，如今一方面是旅游消费心理日趋成熟，对旅游产品的要求愈来愈高，另一方面则是现有旅游产品不断老化，难以长久吸引游客的严酷现实，黄花岗公园近代建筑的旅游开发要想取得成功和占领市场，就必须发挥优势，选择典型的单体建筑如纪功坊等，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重新包装组合，着力开发一批丰富多彩而又颇具文化底蕴、且能适应市场需求和产生轰动效应的特色旅游产品。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2
辛亥革命是在1911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它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在我们的初中、高中的历史书中，我们都学过这些基本的知识，但我们没有关注过其中的细节，得到更深刻的感悟。而我认为其最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揭示了一个真理：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阻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在我们幸福生活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学会反思历史，反省自身。
众所周知，革命并非易事。
还记得电影《辛亥革命》开场的第一幕，是沉重的铁链发着“叮叮哐哐”的响声，紧接着是宁静所饰演的同盟会员的秋瑾拖着沉重的枷锁走向人群，走向刑场……
她说：“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纵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谓何事。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
她的眼里没有犹豫，坚定的走向前去。环顾四周，有位母亲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眼中顿生暖意。当行刑的人拿着她与她的孩子的照片对她说：这两个孩子将失去母亲。她却微笑着说：我的死是为了所有的孩子！
她说：“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死并非不足惧，亦并非不足惜。但牺牲之快、之烈，牺牲之价值，竟让我在这一刻自心底，喜极而泣。”
回想当今社会，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天下的孩子，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过孩子们的成长。“科教兴国”，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关键。作为我们学习教育学专业的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学好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多阅读相关书籍，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学以致用，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关注孩子们的教育。
然而，这只是电影的开始。《辛亥革命》这部电影，以秋瑾的牺牲拉开序幕，从第一个镜头就给我们一种沉重的画面。然后就是1911年4月27日，黄兴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但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
每一次的战斗都有牺牲，每一次的战斗都会给活着的人以伤痛和对生命、生活的反思。特别是电影中的青年林觉民，他的那封“与妻书”，他的那句“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大清索我的命，我诛大清的心”，真正的震撼了我。在战斗的前一刻，他还在海边奔跑、追逐打闹、嬉笑；在战斗后他不顾一切奋战，却不幸被俘，被抛入海中。前后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刻给了我震撼，使我感动。中国的人民应该有着一颗为国奋斗的心，中国的年轻人也应如此，他们有着年轻的面容，年轻的体力，更有着年轻的思想！我们，不应畏惧。
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完成，革命并非个人能够完成。革命的路途遥远，但途中总有那么几个能够感动、能够领导人们的人。
国内武昌起义成功了，举国震惊，消息传到美国，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成员欢心鼓舞。孙中山在危急关头，认识到要想推翻清政府就得先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奔赴海外，力排众议，最终说服西方列国财团，不再借贷款支持清廷。而后，孙中山带着所有人民的希望回国了，我还记得那个把所有华侨希望托付给孙先生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代华侨，总是要落叶归根的，但清王朝不是我们的家”、“ 革命要是不成功，你欠我们几代人的”。
家啊，人民要得是一个真正的家！ 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今天有个幸福的家。落叶归根，不论身在何方，家总是你最温暖的港湾。国家，是我们行在任何地方的最终避风港。因此在面对钓鱼岛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它们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始终维护它们。
“雅安不哭，四川加油！”不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现在的雅安地震，当国家出现危难之时，它的子民总会挺身而出。捐款、捐物……一切可以给予帮助的方式我们都会尝试。不光光是它本土的子民，身处异地的华侨同胞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它的祖国母亲。
一部好的电影，总能够在它的细节之处给人启示，让人感动。《辛亥革命》正是如此。虽然主题在于讨论“革命为何”，但是我认为其更多的是在探索革命的路途之中，使我们有所信仰、不懈前进！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3
顺利穿越日伪军封锁线
1938年5月18日，日军侵占宿县地区后，把津浦路当作贯穿南北的交通命脉，加以严密控制封锁。宿县县城东有日军金子联队驻防；固镇、曹村等大小车站都有日军中队或小队设防。每个铁路道口都修筑了碉堡，由日伪军日夜站岗把守，盘查过往行人，铁路两侧挖有两丈宽一丈深的封锁沟。铁路沿线集镇和较大村庄都设有日伪军据点，从宿县县城到固镇津浦路两侧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插日伪军据点30多处，从宿城到宿东大店不到30公里，设有5个日伪军据点，驻防的日伪军时常外出烧杀抢掠，残害百姓。
面对日军的暴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宿东人民，在中共宿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建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随着宿东各地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宿东抗日游击区粗具规模。
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在豫皖苏边区完成3个月反顽斗争任务后，奉命向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转移。时任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协助师长彭雪枫组织指挥四师近万名官兵、豫皖苏边区3000余名地方党政干部、数百名伤病员和大批军用物资，分期分批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津浦路，跨越50多公里敌占区，顺利到达皖东北地区。为此，宿东抗日游击区党政军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7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掩护新四军四师官兵和豫皖苏边区干部安全通过日伪军封锁线。
5月5日，彭雪枫、张震按照事前组织确定的行军路线，率部在宿县城南集结。这里是皖六区抗敌第六支队的防区，支队长王峙宇在中共宿县地方组织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抗日，同新四军保持着良好的统战关系。当晚，在四师敌工部长刘贯一和中共宿（县）南工委负责人的陪同下，王峙宇亲自到四师集合点，准备好茶水，热情接待新四军人员；在门东李车站，敌工人员组织反正的伪军以请客的名义，将负责看护铁路的3个日军灌醉，控制了岗楼和铁道口；在津浦铁路东，宿东独立团团长沈联成和爱国民主人士、清末秀才李文宗组织人员，严密控制门东李车站和部队转移路线两侧，严防死守，确保安全。5日晚10时，彭雪枫、张震率部登程，王峙宇一行一直送到门东李车站过路口。
在此次穿越日伪军封锁线的过程中，张震第一次到宿东，耳闻目睹了宿东抗日游击区军民爱国拥军的热情，亲眼见证宿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在开展统战工作、敌伪军工作、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满意和欣慰。
主持召开宿东小秦家会议
新四军四师顺利转移到皖东北后，派出了一大批干部和部队前往宿东地区，先后建立了宿东地委、宿东游击支队等组织，使宿东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随着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当地政府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误会和分歧。1941年11月中旬，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决定，委派张震到宿东检查指导工作。张震到宿东后，通过听汇报，个别交谈，听取群众意见等形式调查了解情况。11月17日，张震在宿东小秦家主持召开有宿东地委、宿东游击支队、宿东独立团、宿东大队和联庄会等参加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宿南王峙宇参加会议。会上，张震首先代表区党委和四师首长向大家问好，充分肯定各部坚持抗日斗争的成绩，然后分析了全国和淮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具体工作意见和要求。大家联系实际，踊跃发言，交流思想。由于在有些问题上分歧较大，反复比较多，会议开了两天两夜，一直没有休息。经过张震积极做说服调解工作，直到18日夜晚，联席会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由张震提议:“以姚运良部、沈联成部和郑良瑞部编成3个大队，同意陈凤阳、余筱仙部仍以联庄会名义开展活动。”组建宿东游击支队和宿灵地区行政工作委员会，由四师联络科长、原宿县县委书记李时庄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张震强调指出，宿东是顽军进犯皖东北的必经之地，是保卫根据地、阻顽东进的西大门，也是将来收复豫皖苏边区的前哨阵地，坚持巩固宿东地区意义重大 。目前的困难和挫折都是暂时的，希望大家在宿东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共同抗日的大目标下，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不辜负区党委和师首长的期望。
小秦家会议，是巩固发展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宿东地区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宿东地委的领导，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健康发展。
盛圩子反“扫荡”中安全转移
张震一行到宿东检查指导工作，宿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41年11月18日，驻守宿城、固镇的日军300多人，分乘13辆汽车，向宿南蕲县集、刘村镇一带“扫荡”，妄图南北夹击，一举歼灭宿南抗日武装。面对强敌，宿南抗日部队稍作抵抗后，迅速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撤离战斗，分散隐蔽。日军“扫荡”计划落空后，又由西向东搜查，并穿过津浦铁路，在花庄一带寻找抗日游击队，直到黄昏宿营在门东李车站。
就在这天晚上，小秦家会议结束后，宿东地方干部分别返回工作岗位。宿东游击支队长姚运良考虑到在小秦家住久了易遭敌人袭击，报请张震同意后，组织机关和部队向盛圩子转移。由于天黑路不熟走错了方向，先后两次叫门请向导带路，引起沿途各村的狗狂叫，导致本来只有10公里的路程，却走了4个小时。半夜12时进入盛圩子后，喊门找房子又足足费了半小时，直到19日凌晨1时，才全部宿营休息。大家由于日夜操劳，很快就入睡了。
盛圩子距门东李车站日军宿营地只有5公里，附近各村狗的狂叫声，以及盛圩子农家越来越多的灯光被日军所察觉。19日拂晓，日军分3路乘车向盛圩子袭来。姚运良于19日凌晨2时接到报告称，有日军部队于18日黄昏后停留于门东李车站，便在拂晓前派人侦察。探明敌情后，他急忙跑到张震窗前，大声喊道：“104快走，敌人来了！”104是张震的代号，张震开始还以为是开玩笑，没有答应。姚运良看着日军一个个跳下汽车，急得跺着脚喊道：“敌人到门口啦！快走呀！”张震这才发觉情况不妙，立即边指令姚运良组织部队掩护机关突围，边翻身起床拿起枪，叫参谋张文秀带上皮包和望远镜，同警卫员一起冲出门外。刚出门，只见几个日军端着枪，大声喊叫着冲了过来，相距只有几步之遥。张震来不及还击，急忙在房东大嫂的指引下，翻过一道矮墙，避入小巷。张震一行沿小巷跑出村后，同姚运良派来接应的通信班汇合后，率部边打边走，向北撤退。
为掩护机关首长和部队主力突围，警卫连长李明德率领一个班端着一挺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副连长石绍亮也带领通信员全力射击日军。日军一时攻击受挫。宿东游击支队主力和宿东地委书记谢邦治、四师联络科长李时庄等机关人员乘机突围，沿沱河向北转移。后在日军疯狂围攻下，石绍亮等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为吸引日军主力，李明德率领加强班沿沱河向西边打边撤，日军沿沱河向西追击，一直追到3公里多远的地方，将李明德等人包围。李明德组织战士奋勇抵抗，终因众寡不敌，全部壮烈牺牲。
盛圩子反“扫荡”战斗，是在成倍于我的日军突然袭击下进行的，我军以小部兵力阻击引诱敌人，掩护机关和主力部队突围，安全转移，并取得了毙伤日军10多人的战绩。但我军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长李明德、副连长石绍亮和排长以下24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盛圩子反“扫荡”战斗中，宿东抗日游击支队参议李文宗，听到枪声，急忙带领警卫员冲向门外，正碰上迎面杀来的日本兵，李文宗与敌奋起搏斗，壮烈殉国；年仅22岁的女共产党员、医务员何如顺，在奋勇抢救伤员时，被日军击中，英勇牺牲。
撰写《论宿东游击战争经验》
在宿东检查指导工作的日子里，张震耳闻目睹宿东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对日伪军的不断“扫荡”，据点林立的严峻形势，奋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雄业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从中受到了启示：“宿东的游击战争，在我个人经验感觉，应该是不同于华中某些地区的，有它特殊情况，起码是与苏皖边其他地区是有分别的。因它在军事上、政权形式上，甚至在党的工作上，是一种半公开以至完全秘密的状态，是敌伪力量占优势的，因此在斗争方式上同样有它不同的特点。”
1941年12月中旬，张震奉命返回新四军四师司令部驻地半城。当时，新四军代军长正在四师检查指导工作，听了张震汇报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和盛圩子反“扫荡”的情况后，非常重视，要求张震赶快写出来。按照的嘱托，张震认真总结了宿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一是由于敌伪据点林立，交朋友工作便成为主要的形式，依靠我们交朋友工作来争取伪军，使之成为革命的两面派或守中立或孤立之。二是依靠广大群众。因为在平原地带，在此错综复杂情况之下，改造地形又不可能，那么，只有依靠人山人海来隐蔽我们。这里就需要有严明的纪律，真的做到秋毫不犯，态度和蔼，与群众如家人一般。三是依靠地方干部。因为地方干部是土生土长的，与当地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易于存在。只要有坚强的地方干部，组织地方性的武装，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坚持的。因此，大批培养、大胆提拔地方干部是开展敌伪区工作与巩固敌点线附近阵地之主要前提。四是依靠我们党的公开工作（武装政权）与秘密工作相互配合，使我们处处光明，临敌虽如此近，而敌人则处处黑暗。这是坚持敌伪据点间工作的主要因素。五是依靠我们党培养的干部。在游支（宿东抗日游击支队）来说，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干部从支队到连的同志，大家都无时无刻不是在紧张的局面当中，毫不松懈地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要对付敌人又要对付伪军，对付朋友又要说服反动者，虽然局面不大，然而军事的、政治的、财政与外交的，均须有新的、单独的一套。对于盛圩子反“扫荡”，张震从军事理论的高度上，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
初稿写成后，张震送交阅示。从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修改意见和要求。按照的指示，张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撰写成《论宿东游击战争经验》一文，于1942年2月15日发表在《军事杂志》第17期上。张震的这篇论文，充分肯定了宿东党政军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成绩，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并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和做法。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周边地区，乃至全军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始终忘不了宿东这块地方
全国解放后，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张震的职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忘不了抗日战争时期，同宿东抗日军民共同生活、并肩战斗结下的生死之情。“六抗”六支队长王峙宇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一直率部在宿南坚持抗战。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穿越津浦路向皖东北转移时，他全力掩护，热情迎送，妥善安置伤病员，这一切都被张震记在心上。1942年3月，由于亲近新四军，王峙宇被李仙洲部诱捕杀害。1979年7月10日，由时任中国人民总后勤部部长的张震提出建议，组织上批准追认王峙宇为革命烈士。在盛圩子反“扫荡”中，宿东抗日游击支队参议李文宗壮烈牺牲。这位清末秀才，为国毁家，弃教从军，多次组建武装，奋勇抗日的动人事迹，给张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后，担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亲笔书写“李文宗烈士之墓”的碑名，以寄托哀思。
198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时任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到宿县地区检查指导工作。一到宿城，他顾不上休息，就在中共宿县地委副书记郑英保等人的陪同下，驱车直奔盛圩子，祭扫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一路上，看到当年硝烟弥漫的宿东大地上，到处是新建起的煤矿，绿油油的大豆秧苗、生长旺盛的玉米，农家的茅草屋正在换成砖瓦房，张震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到了盛圩子，张震一行在当地干部和房东的陪同下，来到烈士墓前，只见座座烈士墓由东向西一字排开，犹如一位位威武雄壮的战士列队迎接老首长的到来。但是由于地势低洼，连日降雨，烈士墓周围满是积水。见此情景，张震眼含热泪，心痛地说：“现在我们都享福了，烈士们还躺在水里。”说完，他庄严肃立在烈士墓前，向烈士们致哀，久久不愿离去。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4
蒋翊武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的负责人，在武昌首义前夕被推为起义总指挥，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作出杰出的贡献。作为湖南常德人，蒋翊武深受湖湘文化的濡染熏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实干精神、成仁取义的牺牲精神，既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又进一步弘扬了湖湘文化精神。
关键词：蒋翊武；湖湘文化精神；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蒋翊武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他虽年轻，却被推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总指挥，为辛亥武昌首义作出贡献。蒋翊武（1884―1913），作为湖南人，也是湖湘文化的孕育产物，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本文试图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蒋翊武所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
一、以天下为己任之爱国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是湖湘文化精神基本精神之一，体现的是湘人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蒋翊武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西方列强圜视，瓜分之说喧嚣。同时，也是中国进步人士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道路的年代。在他的少年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已此起彼伏。这一时代的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蒋翊武的成长，成为他爱国思想形成的源泉。
蒋翊武“少倜傥有大志”①“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工诗善饮，骨嶙嶙不苛吝，喜为人鸣不平。幼读王船山黄梨洲诸书，即抱种族思想。后于坊间购得《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阅未终卷，愤然曰：‘自古夷狄入主诸复，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载
矣。胡尚无兴t民伐罪之师者也！’”②。显然，在少年时代，通过阅读具有反清思想的读物，萌生了传统“华夷之辨”的种族思想，这是从汉族主义出发的爱国思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蒋翊武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逐步加深，并且逐步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本质。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变，联军陷北京，国势岌岌，哭泣累日，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③，这体现了蒋翊武的爱国思想已经由传统的“华夷之辨”发展到了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特色的爱国思想了。
1903年，蒋翊武就读于位于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在这里，蒋翊武一方面更方便和广泛地阅读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读物，另一方面结识了一些革命派人士，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并投身于实际的革命运动，这使得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升华，融入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爱国思潮之中。
蒋翊武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就读期间，经常光顾附近的“启智书局”，在这里，他读到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中国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伤心人语》以及一些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著作，④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同时，蒋翊武结识了林伯渠、刘复基、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深受其爱国思想的影响。在实际活动方面，蒋翊武和林伯渠等人还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组织进步同学阅读进步刊物，探讨形势，寻求救国道路。华兴会成立后，特别是在策划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蒋翊武参加了常德一带的发动、联络工作。因此，到1905年，蒋翊武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一样，其爱国思想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x。
蒋翊武的爱国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他视爱国为“天职”的使命感。正如他在《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布告》中所宣布的那样：“须知高贵军人，爱国实具天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蒋翊武的少年时代，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侵略、蚕食，并最终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造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同时他又成长于湘西北这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地区，这些因素使得少年蒋翊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结交进步人士以及耳闻目睹国势阽危、人民痛苦的情况下，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升华。从最初的反对满族专制的“种族”爱国思想，发展到反对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以专制自为的思想，正是他视爱国为天职的体现。正因为他以爱国为天职，就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奋斗目标，而不以推倒清政府为唯一目的。当一些革命党人在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后，认为大功告成，革命目的已经达到，或退隐江湖，革命意志消退，或热衷于争权夺利，甚至为了一官半职，不惜与袁氏勾结，对昔日的革命同志迫害杀戮。蒋翊武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不为袁世凯的高官厚禄所动，所关注者，乃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向袁建议要“实行征兵、移民、殖边、统一币制，兴办实业等项政事”⑤，表现出他期望国家强大的拳拳爱国之情。当袁世凯表面应承而实际毫不热心时，蒋翊武敏锐地意识到“袁氏野心，无意民事，恐其帝制自为，专横恣睢，宜早防止，免为民害。”⑥果然，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的野心，肆意践踏约法，镇压民主势力，特别是暗杀宋教仁，暴露了专制的面目。蒋翊武激于爱国大义，毅然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率湘鄂联军第三军、湖南讨袁军第一军驻岳阳，讨袁檄文，以保“国家以永宁”，使人民“共享自由幸福”为号召，激励革命志士“联翩奋起，慷慨同仇”，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表达了他“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的强烈的爱国热忱。⑦
蒋翊武在就义前，慷慨赋绝命诗四首，其中一首云：“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蒋翊武对祖国前途的深深忧虑，“中原无主倍增愁！” 二次革命失败了，中华大地又将成为专制统治的天下，
袁氏暂时取得了胜利，更增添了他的忧愁，但是，“是谁支得江山住？”此刻在蒋翊武的心中， 仍然是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其情也真，其忧亦切，似水长流，永存人间。
二、敢为人先、敢于担当之实干精神
近百年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从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到曾国藩首倡近代企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从而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从“我自横刀向天笑”、为维新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到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辛亥湖南志士，无不体现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蒋翊武作为辛亥湖南志士的杰出代表，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成长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世纪末，蒋翊武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从小就萌生了反抗不平等现象的思想，“骨嶙嶙不苛吝，喜为人鸣不平”，正是这种富有反叛的精神，使他在接触到革命思想时，能迅速理解接受并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他在私塾读书时，即因“言论维新，颇遭世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改良之路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
1903年，蒋翊武到西路师范以后，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后，更加深了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满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他认为，“满夷侵夏垂三百年，而女贞酋首，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据之地。……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因此，“居今日而言改革，应以种族革命为手段，以政治革命为目的。否则虽掷尽志士之头，终无丝毫裨益也。”⑧故在西路师范，“倡言革命，毫无顾忌”，“某日清吏祝寿，劝诸生攘斥洪杨，效法曾左。公大声疾呼曰：‘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清吏瞠目而视者久之，终不敢对外声张，其革命精神有如此。”⑨日俄战争爆发后，时任西路师范校长的熊希龄曾命题《中国如何自强》，请学生大胆写出自己的想法，蒋翊武则在作文中公开提出“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表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
与此同时，蒋翊武积极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中。20世纪初年，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党人，为清政府的统治，相继从海外回国，在湖南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黄兴在长沙创建了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广泛联络革命党人、会党、学生，制定了长沙、常德、岳州、衡阳、宝庆分五路同时起义的计划。常德一路，由宋教仁负责发动。蒋翊武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到宋教仁领导的活动之中。在蒋翊武等人的发动、组织下，西路师范学堂成了华兴会起义西路的据点。但是，由于长沙方面消息的泄露，起义失败。蒋翊武等人被开除学籍。自是，蒋翊武成为了职业革命家。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翊武“与刘尧j（复基）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得死士数百。”⑩并建立了革命机关。
1905年，蒋翊武来到了上海，本想去日本留学并进一步了解留日革命情况，因日本政府颁布了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定《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留日学生纷纷回国，陈天华愤而蹈海抗议，蒋翊武未能如愿。在刘复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入中国公学读书。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不但参加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宣传革命，而且实际参加了萍浏醴起义的策划，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与他们一同前往湖南，在长沙水陆洲约集革命志士，策划起义方案，蒋翊武负责策动新军工作。
当此之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这些以会党为主要力量的起义基本上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特别是湖北革命党人开始谋划策动新军，他们认为必须掌握军队，起义才有可能成功，而新军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军队，科举制废除后，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军队，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和国外留学生也在新军中充任各级军官，与旧式防军不同，新军官兵易于接受革命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蒋翊武接受组织建议，决定进入新军，以策动革命。应当说，蒋翊武是较早关注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的人之一。
1909年秋，蒋翊武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并参加了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群治学社。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经过蒋翊武等革命党人的艰苦工作，文学社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为反清武装起义聚结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战斗力量，成为武昌首义的基本队伍。蒋翊武在新军中的开创性工作，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B11因此次起义，准备甚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集而来者，为数甚钜。较之以前各次起义，力量最为雄厚，而结果精锐干部大半牺牲，黄兴也在此役中受伤，革命党内悲观情绪弥漫。在此时刻，蒋翊武毫不气馁，一方面派代表往上海与宋教仁、黄兴、谭人凤等人联系，一方面积极筹划在武昌发动起义。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发动起义，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就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俄国巡捕抄走。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蒋翊武再次表现了他敢于担当的精神，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分头送出。虽然后又因突发事件，蒋翊武避走他乡，但甫闻首义爆发，即赶回武昌，投入战斗。在黄兴指挥的阳夏战争失利后，蒋翊武又毅然接替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直到南北议和。可以说，在人生和革命活动的关键时刻，蒋翊武都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精神，践行着湖湘文化的精神。
三、成仁取义之奉献精神
1921年，胡汉民在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道麋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B12“成仁取义”可以说概括了蒋翊武不计名利、不图虚名、不怕死的奉献精神。
蒋翊武矢志革命，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民主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们知道，辛亥武昌首义，固然是以同盟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推动的结果，但就具体原因而言，确是文学社致力于在新军中的组织、发动的结果，正如李六如所说，“就其领导成分说，是由新军一部分知识青年，借研究军事学术为掩护，组织了各标、营、队的士兵来发动的。至于与同盟会，只是在武昌首义快要发动之前不久，才开始发生联系，受其领导。起义后，文学社社员全体加入了同盟会。”B13正因为如此，蒋翊武才以文学社长的身份被推为起义总指挥。虽然因为突发事件，蒋翊武离开了总指挥岗位，但以熊秉坤等为首的革命士兵们仍然按照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的命令，于第二日（10月10日，原定10月9日晚12时）9时发动起义，揭开了武昌首义胜利的序幕。由此可见，武昌首义的成功，是与蒋翊武等起义策划者分不开的。但是，蒋翊武为代表的文学社成员，以新军为主体，“惯于秩序之生活，意志极为纯洁，不识权利为何物”，B14并不计较个人得失。首义之后，蒋翊武返回武昌，虽未担任任何职务，但“日以联络军事为己责。及汉口战事发生，集同志多人组织督战队” ，“以粮食弹药接济前方，故士饱马腾，咸能勇敢作战”B15。在推举都督时，有人提议由蒋翊武担任，认为“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当为都督，但蒋认为“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为适宜”，加以推辞。这种看法，虽反映了革命党人政治上的认识局限，但却体现了蒋翊武胸怀坦荡的气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与争权夺利，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作为起义总指挥的蒋翊武被安排为军务部副部长，而起义参谋长、共进会的孙武则任军务部部长。但蒋翊武不计较，仍以大局为重，投入起义后的各项工作中。他说：“革命团体很多，以前有日知会，以后有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等，里面的首脑人物如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B16
黄兴来武汉后，被推为临时总司令，主持汉阳保卫战。蒋翊武协力帮助，“其军事设施，多出之蒋翊武之策划”。B17汉阳失守后，黄兴离职赴沪，在此危机关头，蒋翊武毅然接受了战时总司令一职，担负起艰巨的责任。时人回忆说：
“蒋翊武于创巨痛深、危机存亡之际，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之职，设司令部于洪山，整理部，严密布防。……蒋翊武独支危局，矢志死守。”B18对于稳定汉阳失守后的形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及至南北议和开始，一些党人出于私利，极力反对蒋翊武继任总司令。蒋翊武坦然对前来游说的覃振说：“此实非吾所愿。前日武昌危机时，无人负责，为维持大局，故遵督都令权理其事，今已停战议和，自无设置战时总司令之必要，且有人负责，余可早卸仔肩。”B19随即辞职，接受了黎元洪的敌军招抚使的名义。
从武昌起义前夕的发动新军，筹划起义，到起义后的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蒋翊武始终是以专制、建立共和为职志，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不在乎职务高低，不争权夺利，体现了革命党人的奉献精神，这是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做不到的。武昌起义后，特别是南北议和成立后，很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成功，热衷于权力名利，革命意志衰退，革命精神丧失，或成为袁世凯专制的帮凶，屠杀同志；或认为功成名就，接受袁世凯的收买拉拢。蒋翊武对袁世凯日渐暴露的专权野心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袁招他去北京前，召开最后一次文学社会议，宣布全体加入同盟会，表示了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决心。到北京后，他拒绝了委任的高等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荣誉，他逐步看出了袁氏野心。为此，蒋翊武积极投身筹建工作并任参议兼汉通部长，为宋教仁的主张奔走宣传。宋案发生后，他响应“二次革命”号召，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檄文，表示了反对专制、成仁取义的决心：
“乃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竭国民之生命财产，成一人之子孙帝王。逆迹显然，无可掩讳。诸将士昔年辛苦之所祈，尽属子虚；今日灿烂之民国，等诸梦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仗义执言，敢忘初志？
“诩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庶几国家以永宁，共享自由幸福。”B20
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蒋翊武扼腕叹息之余，反对专制的革命决心不改，在谭延]取消湖南独立之后，他前往广西，试图说服广西都督陆荣廷反袁，但不幸在全州被捕，不久被杀于桂林。蒋翊武临刑前对围观群众慷慨陈言：
“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B21
“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十多年前，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在维新运动失败时，坚辞不避，慷慨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湖湘志士多慷慨。蒋翊武以其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满清、建立民国的成仁取义之志，体现了他不争权、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也是辛亥湖南革命志士共同的精神，陈天华蹈海赴死，禹之谟慷慨就义，他们共同的选择，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功业和精神财富。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蒋翊武英勇就义也已经百年。百年来，以天下为己任之爱国精神、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躬行实践之实干精神以及成仁取义之奉献精神的“翊武精神”，激励了无数湖湘儿女为民族、国家英勇奋斗，无私献身，也成为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与进步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力量，积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 注 释 】
①张难先：《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②龚霞初：《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澧州文韵》第5期。
③张难先：《蒋翊武事略》，《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④周星林：《蒋翊武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⑤⑥⑦⑧⑨龚霞初：《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澧州文韵》第5期。
⑩《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B11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B12胡汉民：《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
B13B15B19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2、1―2、66页，李六如“序”；第59页。
B14B17B18《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2、60―62、60―62页。
B1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5
《山水梅花图》册，共11幅，纸本、墨色，各纵22厘米，横14厘米，其中山水9幅，梅花1幅，另有题跋1幅。10幅画均无款，分别钤“渐江”朱文连珠印、“渐江”白文印、“弘仁”篆书朱文圆印。取景清新，用笔秀挺，具有伟峻沉厚的质感。所写的层崖陡壑，势壮雄险，柱石峰峦，奇诡尽变，比自然界更富有生意。他用简练的线条、明洁的笔墨、谨严的组织，放射出寒风瘦劲的画风面貌，使人俗虑尽消。从此图册中可以看出，画家的构图用笔尤为稳定，而且谨严精细，持重沉着，一丝不苟。画面朴素、简洁，几乎没有皴擦和墨的变化，具有瘦削、纯静、精细、幽深峻远之美，而且又能于瘦削处见腴润，于精细处见苍劲，于简洁处见伟厚，于纯静处见刚正，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所特具的清远秀逸的画风情调。
下面说一下其中的两幅画，一是山水，一是梅花。《山水梅花图》册之四，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细细品味，图中所绘峰峦高耸入云，确具有新颖别致之处。画面朴素自然，萧疏淡雅，意境悠远，洋溢着浓郁的山野气息。山谷平台上，茅屋数间，方境之渲处，杂草丛生。秋林饮霜，翠竹变色，木叶微脱，岩壑露骨，悬泉飞漱崖间，远际山影绰约。整个画面画得特别宁静，但在静寂中又显示出一种刚正之气和不屈的精神，观之不觉心怡神爽，仿佛涉足这绝少尘踪的环境，置身于静美而又动美之中，这正是隐者卜居之地，从这幅图中隐约透露出画家生活的影子。图之十是梅花，图中老干半截斜出，生出两三枝条，其上花开几朵，清淡秀雅，瘦劲姿媚，给人一种疏影潇洒、冷香四溢的感觉。清代文学家龚自珍说过：“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渐江画梅真可谓“信于拈来自有神”，使我们看到了他画梅的独特风格。渐江一生爱梅画梅，颇有成就，与其说他表现的是梅花，莫如说是他心境的表露――空清、高洁、冰心。他去世后，友人根据他生前喜爱梅花的习性，在他的墓地种梅数百株，故渐江死后又有“梅花百衲”之称。
《山水梅花图》册最后1幅是作者题跋：“学人顿巾钵于阜，维时大雪弥漫，舟车胶涩，藉芘苏生居士寓斋，僵仆之困，庶几免焉。顷将荷担还山，临岐呵冻率涂，遂成十册，用以投教，又当博居士一朵颐耶？戊戌嘉平月，渐江弘仁谨识。”钤“弘仁”朱文圆印和“渐江”白文方印。“戊戌”为清顺治十五年，即公元1658年，作者时年49岁。该图册距今已有350余年历史，传承有序，保存完好，十分难得。
渐江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的祖上原为歙县的大家族，但因他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母亲仍然为他求师进学，勤奋攻读，习举子业，终成明末秀才。清军入关，南京陷落，渐江抱着一线希望，自负卷轴，投奔当时称帝于福建的唐王政权，继续从事抗清复明的斗争。唐王失败后，渐江怀着亡国之痛，上了武夷山，削发为僧，法名弘仁。他本姓江，名韬，字六奇、渐江，号无智、渐江学人。在福建期间，他云游山野，力攻诗画，以发泄遗民壮志未寂的情怀。多年后他回到了老家歙县，住在城西郊披云峰下太平兴国寺。歙县离黄山、白岳（齐云山）很近，都是国内名山，他便时时往来其间，他的画上钤有一印“家住黄山白岳间”，既已出家做了和尚，黄山、白岳也就成了他的家了。弘仁对于黄山胜景，极为熟悉，体念很深，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写黄山景色者为多，而且最为精彩，如故宫博物院藏弘仁《黄山图》册，图册共60幅，纸本，有水墨，有设色，各纵21.2厘米，横18.3厘米。凡60图，遍写黄山胜迹，构图奇倔，笔墨劲洁，幅幅不同，各具面貌，可谓费心之作。下面就《黄山图》册中的两幅画，略加介绍，以见一斑。
故宫博物院藏《黄山图》册之七的天都峰，基本是以真景写生而加夸张。天都峰为黄山著名山峰，其险为黄山之冠。尤为精彩的是南京博物院藏渐江《黄山天都峰图》立轴，它是一幅大中堂，纵3米多，横约1米，作者用方直线空勾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几何体，组成了天都峰奇绝险峻之势。评论家陈传席先生说：“这一画法在渐江之前是不曾有的，它正是来自黄山真景的启示，是渐江绘画的典型风格。”黄山属花岗岩石质，天都峰图，写家乡景物，得黄山神韵。再欣赏《黄山图》册之一“桃花溪”图。在这幅画中，渐江先用长线条勾出山石的大体，形成几个大的几何体，再在这大而空的几何体中，衬以小而密的几何体，使疏密得宜，自然成趣。尤其溪水中以方折线条绘就的大小石块，更具有强烈的装饰趣味。长者桥上行，祥云山间浮，山光水色，章法很不一般。查士标曾称渐江的山水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
渐江一生热爱黄山，善写黄山真景，他曾写诗道：“坐破苔衣第几重，梦中三十六芙蓉。倾来墨沈堪持赠，恍惚难名是某峰。”这首诗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黄山独有情怀。墨沈即墨汁，这第三句是说作者独特皴法的黄山之作，是能够送给亲朋好友的，接下第四句是说，不必提出其为某山某峰的形象。因为他是创造性地写生，描绘的是黄山神韵。渐江作山水“初师宋人，为僧后为元人一派，于倪黄两家尤为擅长。”明末清初篆刻家、鉴定家周亮工曾说渐江“喜仿云林，遂臻极境”，渐江自作诗云：“疏树寒山淡远姿，明知自不合时宜。迂翁（即倪云林）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可见在他秀峭简淡的画风中，有着先人的遗意，特别是受倪云林、黄公望的明显影响，借古开今，为己所用。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渐江的《山水图》册，另有一番情趣。图册纸本，共8开，其中墨笔6开，每开各钤“弘仁”、“渐江”印，无款，各纵24.5厘米，横22厘米。构图简练，意境清新，每开均有查士标对题。这里择该图册之三、之四和查士标对题诗，供鉴赏。
渐江治学严谨，作画精益求精，每每作画之前都周密酝酿，再三推敲，从不草草下笔。“画成未肯将人去，酒热茶温且自看。”从他的诗句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不满意的画，决不轻易与人。渐江在画坛的地位很高，而在其家乡徽州一带，影响最为深远。他的画，在他生前就已很贵重，当时“江南人以有无渐江画定雅俗”。他还兼工诗书，楷书学唐代颜真卿，行书学元代倪云林，被誉为诗、书、画三绝的画僧。近人黄宾虹、贺天健等都认为渐江的画是“新安派中的佼佼者”、“弥足珍贵的艺术品”。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6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经济供给；探析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29-02
红四方面军(包括其前身红一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从起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再到后来的8万多人,彰显了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这样一支英雄的红色力量,是如何解决自身经济供给问题,不断发展壮大的呢？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并不多。基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红四方面军革命历程的逻辑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展开。以期借此抛砖引玉,推进对红四方面军史,乃至红军史的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供给的探索阶段
从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西行转战三千里,是为鄂豫皖时期。这个时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草创阶段,斗争条件极为艰苦。经济供给问题极端的艰难,其显著的特点是：前期主要是前线供给后方,根据地群众的支持起辅助作用；后期主要靠根据地经济供应前方,对敌作战缴获和打土豪起辅助作用。
1.1 打土豪分浮财是红军生活供给的重要来源
通过打土豪、分浮财,筹集钱粮是当时红军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渠道。《金寨县党史》记载：红三十二师成立后,“首先把队伍分散,四处打土豪,发动群众,以巩固后方……到一处,就消灭该地地主武装,没收地主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向富户派款,筹划革命经费”。1929年12月12日,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军事问题决议案,其中涉及经济问题的两条：①豪绅地主的商店不没收,采用估价罚款的办法。②由斗争中夺取经济。“南路诸同志自告奋勇出发,经桃花区至八里区烧了几家土劣的房子,并且捉了一个大土劣家属男女老少七人,没收了三四千块洋钱,当即解回县城。”
1.2 缴获战略物资是红军军需供给的主要来源
革命初期,军队刚刚成立,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士手中的武器有限,很多战士仅有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军中的枪支有限,并且很多是些土制的鸟铳等简陋武器,战斗力很弱,基本是在打游击。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下生存,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传》中记载：“经过短暂休整的红三十一师……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获枪百余支。”“袭击花园,又是一次出色的漂亮仗,这一仗全歼敌军一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的物资、弹药……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当地的群众曾编的歌谣充分反映出缴获战略物资对于红军发展的重要作用：平汗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可见战争的缴获是这一时期红军军需供给的主要渠道。
1.3 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是后期经济供给的主要渠道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等八县划为豫鄂边特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前身)。当时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这一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引下,在根据地革命家群体的努力下,以黄安为中心的豫鄂边特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逐步得到发展。中共鄂豫皖特委曾提出“粮食为苏区主要生产,千万农民生活所赖,亦为红军力量根本来源”；在工业方面，当时的军需工业主要有：1930年春光山县护尔寺的鄂豫皖边区军委兵工厂(亦称红军兵工厂)；陂安南县兵工厂；黄安县被服厂；鄂豫边缝纫厂；此外还有制鞋、染坊、铁木加工、印刷、造币等工厂。此外,民用个体手工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我军民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满足了部分军用物资的需求。在农业方面，1931年,时任中共陂安南县县委书记并兼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及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发动政府人员和党团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增加根据地政府的税收,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困难经济局面。
2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供给的开拓阶段
为避开军的第四次“围剿”保存革命实力,红战千里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此时的红军已经发展壮大起来,既有良好的军事斗争经验,又有娴熟的经济工作策略。根据地建立以后,很快就把经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时红军的经济供给的特点是：根据地经济建设是红军经济供给的主要渠道,战争缴获等起到辅助作用。
2.1 战争的缴获仍然是改善红军装备的重要途径
由于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转往川陕边境,处境非常艰难。战争的缴获重新成为红军解决供给问题的暂时主要渠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记载“从刘存厚手里,我们还夺得很多东西……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通过这样的很多次战役,红军逐渐摆脱了被动的军事局面,同时还把过去在鄂豫皖时期的兵工厂等一些后勤机构搬到了新的根据地,为红军解决经济供给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2.2 打土豪筹款子仍然是川陕初期经济供给的一个重要渠道
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时,经济供给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刚刚建立根据地,这时打土豪,破仓取粮是解决经济供给的当然选择。同时还派出人马到白区购买粮食等物资。红色理财家郑义斋这时曾建议红四方面军总分指挥部和工农民主政府采纳实行的四条解决经济供给问题的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打土豪,破仓取粮。可见这条渠道是当时红军解决经济供给问题的必然选择的权宜之计。
2.3 经济建设是解决根据地经济供给的根本途径
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期,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敌斗争,既要和尾随的正规军交战,还要打击地方的地主武装等反动势力。经过一系列有力的对敌斗争,根据地逐渐稳固下来。红军这时开始注意经济建设。一是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军民开荒种田,毁烟(鸦片)种粮，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在苏区号召群众捐助粮食,并派人到白区采购粮食；三是实行计划供粮,坚持勤俭节约,部队用粮,按实际需要和筹粮情况,定量配给；大米主要保障前方作战部队,后方多吃杂粮。红军还利用收缴地方武装的兵工厂,利用缴获的被服制造设备建起了被服厂,还建起了一个小型的造币厂,制造根据地通用的钱币,建立了红军自己的银行,解决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通过这些途径,红军的后勤保障实力不断雄厚起来,甚至到后来的长征出发前,还把大批的粮食、钱财等分给根据地乡亲们。
3 长征时期――经济供给的挫折阶段
1935年,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军事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红军也就离开了经济供给的后方保障。经济供给问题更加凸显、艰难和尖锐。在那段经济供给极其困难,物资极度匮乏难熬的长征时期,红军不但担负着对敌战斗的任务,还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这支人民的军队克服种种经济困难,终于走出了草地,胜利到达目的地。
3.1 出发前的物资筹备
红军出发前,西渡嘉陵江作战取得胜利,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补充。同时,在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筹粮筹款,运送物资,踊跃参加红军,支援红军作战,这也为红军长征做好了充分的物资保障。出发前,每个士兵都分得一些任务,但毕竟是战略转移,还要甩掉尾随追击的敌人和随时要和敌人进行战斗,所以带的东西不能太多,因此,所带的物资很快也就消耗殆尽了。
3.2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决生活资料供给的主渠道
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就像没根的浮萍,粮食供给问题特别突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正好经过茂县、理番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赢得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分得土地的群众,纷纷把自己的财务捐献出来,使部队在短时期内就筹到了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大批物资”。这些都很好地解决了红军的生活物资供给问题。
3.3 缴获战略物资是军需补充的重要途径
长征时期,红军边走边打,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对敌斗争,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都做了详尽的记录。“1935年3月,苍溪、仪陇地区作战,歼灭了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6个团的全部或大部,俘敌官兵4000人,缴长短枪5000余支……”1935年9月,红四方面取得包座战斗的完胜,“包座战斗,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一部,还有大批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很大的补充”。这些都是选取其中的一些例子,这样的战例还很多,说明在长征途中,红军的对敌战斗缴获战略物资也是很重要的自我供给的途径。
3.4 挑战生命极限渡过难关
长征中,红军不断地对敌斗争,军用物资极度匮乏,所带的粮食很快就没有了,剩下的日子对于长途跋涉的红军战士来说是相当难熬的,在没有进入草地之前,红军还可以向所经之地的群众筹借或购买一些粮食。进入草地后,情况急剧恶化,同时,又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作风,企图分裂中央,导致红四方面军两过草地,人为的增加了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经济供给的困难。粮食供给尤为艰难,战士一多半路程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有毒,吃了就死。后续部队甚至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将皮带、皮鞋等皮具煮着吃。没有水喝就喝人尿、马尿。英勇的红军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以英雄的革命精神挑战生命极限、渡过难关,赢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上),湖北特委通告(第二号)(1927-12-13)［G］.北京：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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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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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7
[关键词] 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女性叙事
“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的重释。”①历史不可逆、不可再生，影视剧再现的历史，是创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以往史册中或忽略或遮蔽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遂成了当今文学艺术发掘的对象。从有影响的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来看，无论是早期的电影《翠岗红旗》（1951）、《党的女儿》（1958）、《冬梅》（1960）、《杜鹃山》（1974），还是新世纪出品的20集《那时花开》（2007）、26集《杜鹃山》（2009）、30集《党的女儿》（2011）、29集《兴国，兴国！》（2011）、32集《我的传奇老婆》（2012）等，女性形象女性叙事都是影视剧的叙事主体；只是红色老电影于有意无意之间，而新世纪此类电视剧则是有意为之的浓墨重彩，或许，不乏文化产业商业运作，但也是女性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认同，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女人们的故事，其女性叙事遂成为别样视野中的红色惊艳。
一、银屏女性：巾帼英雄与伦理女性的重叠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镜头就没忘却女性。如《上饶集中营》（1950）表现了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英勇斗争的史实，而该片最感人的是施珍。蒋匪军在皖南事变战场上竟骇人听闻地了她！称施暴者为蒋匪帮，倒是名副其实的。作为叙事符码，施珍不只是一个新四军女战士，而且是一个被蹂躏的纯洁美丽高贵的女性。押到上饶集中营时，她已卧病不起，特务们以“只要自首就给治病”为条件诱逼她，但是她凛然坚拒。她对小学女教员苏琳的帮助在信仰、同志情之外，还渗透着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
《翠岗红旗》（1951）镜头聚焦主角向五儿，她是红军北上后留在赣南的普通农村妇女的缩影。当新婚丈夫江猛子随部队长征后，怀着身孕的她接着遭遇的是父亲和妹妹被敌团长萧镇魁杀害，无家可归的她只有隐姓埋名流落他乡，生下孩子小鸿，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娘。但她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多次送出情报给游击队。1949年解放赣南时，萧镇魁负隅顽抗，向五儿母子也被抓上翠岗，但她机智地让小鸿下山接应，将敌军一举歼灭，却原来师长就是她的丈夫江猛子！向五儿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姐姐等伦理关系中多重符码与革命女性符码重叠，主旋律与伦理泛情化叙事结合，其真实感、亲和力，贴近生活，催人泪下。影片在大获好评时仍遇到非难，指责者认为该片没有突出党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等，幸亏伟大的拍案而起：“《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这部影片外的真实事件，比影片本身更发人深省。
《党的女儿》根据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改编，但《党费》的故事发生在山东老区，然而，影视剧皆将故事的发生地改变到赣南，留在原中央苏区的女性，其符号化的作用和意义都更深。影视剧皆没改变原著的故事情节和催人泪下的高潮。这就是原著的题目——党费！故事临近结尾处，玉梅不仅将自己仅存的一块银元交了党费，而且给山里缺盐的游击队筹集了一篮子咸菜作为党费，久未吃盐的女儿妞妞偷偷拿了一根咸菜，被她发现一把夺了过来！在女儿的抽泣和玉梅的眼泪中，观众读懂了作为母亲的玉梅和作为党员的玉梅内心的纠结，在骨肉亲情和游击队同志情之间，亲情必须让位。苏区女人对党和同志的赤诚，在今天也许会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回到那个年代，如果人人都亲情第一，那还有什么革命？至今玉梅的形象仍让观众接受，说明了作为大写的人的价值观并未完全解构颠覆。
同样，《闪闪的红星》中与潘冬子相依为命的母亲，在丈夫北上后，将革命和家庭重担一肩挑，等待着红军归来，最终英勇牺牲，她们是普通又特殊的女人群，多重身份符码的重叠，已于不知不觉中将“家庭叙事”与“革命叙事”合为一体。这类叙事模式与删除家庭背景和人伦亲情相比，不仅真实还原了当年苏区普通人的生存现状，而且让当今和平年代的观众产生心理共鸣。
这些影片的导演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当然没有女性身体体验，也可能没有自觉的深省的性别意识形态内涵，但是，他们在叙事主题、主体对象和内容情节方面却是明白无误地选择偏向女性，印证了歌德所言：伟大之女性，引领我们飞升。②
二、女性叙事：主旋律高扬与民间传奇缝合
女性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别意识，标识着社会对女性的态度。1989年始，以沃霍尔发表《介入的性别化差异》为标志，开始聚焦于叙事话语的性别含义。凯斯认为男性、女性叙事者都可能采用“女性叙述”。
电影《杜鹃山》将主旋律与民间传奇相结合——被视为山里土匪的雷刚义劫法场，为的是从枪口下抢一个共产党当他们的党代表，以指引航向。这个被抢下的共产党员是女性柯湘，“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柯湘原来是江西安源妹子。
电影《井冈山》（1993）让贺子珍的形象正面进入观众的视野，而新世纪金韬的“红色三部曲”长篇电视剧中的贺子珍，其形象作为一个红军女战士、妻子、母亲的宽阔的胸襟和倔强的个性，皆得到了丰满充实和立体化呈现。
29集电视连续剧《兴国，兴国！》，女性形象处理更为圆熟，女性叙事也从辅助成分到与男性叙事平分秋色，该剧虚构与纪实相结合，从北伐写到五次反围剿，史诗般的壮阔，高扬的是主旋律，但又有名副其实的民间传奇贯穿其间，更兼多种情感纠结跌宕起伏。三妹夏冬笑本与男主角谢勋东定了亲却有名无分，父亲之命偏偏让二姐夏迎秋嫁给了谢勋东，夏迎秋心仪的却是革命者陈云甫，于是碰撞出许多故事，但是两人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在盘根错节的人际纠葛中，反而越走越近，心心相印。后成为叛徒的黄石则倾心夏冬笑，这又勾出恩怨情仇，故事复杂但经络分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谢勋东战死。夏迎秋带着他们的女儿金穗在如血残阳中回首，悲壮又荒凉。女性的见证伴随男英雄的成长，英雄的形象赢得女性永恒的回眸。同时，夏家二妹夏迎秋和三妹夏冬笑之间的姐妹反目和终难割裂的姐妹情谊做到了有张有弛，一波三折。女性叙事溢于声画，尽管编导皆为男性。
《兴国，兴国！》的编剧刘奎序再接再厉又写出32集《我的传奇老婆》，极力渲染的是“传奇”，这当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与娱乐化消费相吻合。与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一以贯之的严肃作风相比，不能不说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依然是红军北上后的赣南故事。该剧仿佛将《杜鹃山》中的男女主角性别对调，“火凤凰”正是土匪的美丽女儿，郝山水则是革命烈士之子，又有留洋学音乐的经历，为继承烈士父亲遗志上山，却错接“火凤凰”，“火凤凰”并未将错就错，而是将他送到苏区。红军长征后，“火凤凰”劫郝山水上凤凰寨，终被郝山水以坚定的信仰改造成了革命者，并且演绎出一段回肠荡气的传奇爱情。剧名调侃般为《我的传奇老婆》，很是合情合理，也不出格。男主角的名字可能也是编剧几度来赣南的真情实感——好山好水，加上传奇老婆，就是“好山好水好女人”！女性叙事中到底是男性的视角男性的叙事。
三、寻找历史纵线与现实生活横线的交叉点
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王愿坚早就有自己清晰的阐释：“有了当代意识就像有了一把特殊的雕刻刀，使我们能够对历史进行艺术创造，历史的纵线和现实生活的横线，一定有个十字交叉点，谁找到了这个交叉点就找到了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共振点……就真正如黑格尔老人说的：你找到了，你就永恒。”③
巾帼英雄与伦理女性符码重叠，革命叙事与伦理叙事交融，这无疑是现代性改造的合理路径。因为“家”始终是一个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塑造民族共同情感记忆的核心角色。家承载着中国百姓特有的文化心理积淀，在文艺作品中，“家”既是情感和精神的归宿，又是深受百姓认同并富有消费情趣的象征形式，女性叙事将严酷的斗争冲突与伦理化、家庭化叙事缝合，以“小家”折射阔大的社会历史空间。
然而，过度的现代性改造往往会适得其反，如20集《那时花开》。以“那时花开”命名者，早有流行歌、时尚舞和现代电影，该剧将三个加入红军的少女定位于“那时花开”，如若演绎成功，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能取得载道与商业双丰收，遗憾的是该剧尚欠火候。三个女主角全然符号化定位：望郎媳谢琴英苦大仇深，后成长为红军宣传队歌手；本土商人的女儿柳月雯本是追逐爱情来到苏区，却被爱人——特科系主任陈少卿蒙骗控制，在威胁利诱中不得不为；上海地下党烈士夫妇的女儿黄丽丽在送往苏区时几经坎坷，后成为中央苏区的舞蹈明星；在情感纠葛方面，谢琴英与长生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在误以为长生牺牲后，与山歌团长相恋，而政委欧阳剑也爱她，后来她的这三个恋人和顾岩的妻子梁娟都相继牺牲，谢琴英在历经思想斗争后嫁给了已成为红一团政委的顾岩；特派员顾岩原忠于左倾路线，在事实面前终于清醒后，主动请求假叛变打入特务组织，因要保密，这又引起了谢琴英的误会和蔑视……无论是情节还是情感皆盘根错节扑朔迷离，但过度的天马行空，所向披靡，生死酷烈加时尚浪漫，所谓的红白之间的秘密交通线说开辟就开辟，说破获就破获，一派虚拟，这就是缺乏生活结出的涩果，仿佛成了《碟中谍》和《无间道》的红色本土版。作品的质量和厚重并非与时间的积淀、年纪的大小成绝对正比，但是，纵览新近的江西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好莱坞类型片的流水制作已然形成雏形，类型化的故事、符号化的人物、流畅生动的叙事和制作过程。这是好事抑或隐藏着一种忧虑？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西风东渐，无论是从叙事内容还是从叙事形式进行探讨，显然还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从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关注女性叙事情节结构、女性叙事话语、叙事形式对性别的建构等，并非水土不服，相反，探索女性的历史记忆，有益于这类影视剧的健康发展。红色革命历史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们必须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健康的审美观，必须拒绝迷离和流失，坚守精神家园，传承革命精神。
注释：
①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篇8
从长安城到长安街，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地追求着长治久安。
长城屡毁屡筑，皇宫屡废屡建。巍峨的华表、昂扬的雄狮，吞云吐雾、张牙舞爪的巨龙，它们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无不向海内外昭示：这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天朝，这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邦。
曾几何时，中国龙佝偻了脊骨，东方狮垂下了头颅，列强的旗帜一面一面地遮蔽华表。在坚船利炮的冲撞轰击下，长江和长城忍屈受辱，黄山和黄河蒙羞含垢。
然而，国魂不散，民心不死。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华夏儿女一次次燃起足以溶化岩浆的奔突地火，掀起倒海翻江的狂飚巨澜。
于是，亚细亚的太阳在黑暗的东方喷薄而出，在东方的中国冉冉上升；
于是，五千年文明和四万万同胞孕育的“革命”，在母腹中躁动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带着祖国撕心裂肺的产前阵痛，带着志士仁人汩汩流淌的殷殷鲜血呱呱诞生了！
这是20世纪的第一个辛亥年，古老的“辛亥”纪年因为革命的洗礼而万古流芳；人们同时记住了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这个风雨之夜，打响了埋葬封建王朝的第一枪。
风雨中，“共和万岁”的口号像迅雷炸响，大清帝国的黄龙旗被炮火洞穿，象征着关内18省铁血抗争的18星战旗高高飘扬。
“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不再仅仅是同盟会的鼓动口号，湖北军政府一帜独树而八方响应。
现在，当我们站在当年炮轰湖广总督府的黄鹄矶上，看大江从过去流来，向未来奔去，一段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章节便在时间的长河中浮现。
由辛亥上溯，到1840年以降，悲剧一幕一幕地在这片土地上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每次战争的结局都是割地赔款。天朝脸面丧尽，民心失尽。随之而起的是来自人民大众和知识阶层的救亡图存：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自立军，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旗帜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封闭与开放、侵略与反侵略、反抗与维护、激进与保守、腐朽与新生，全方位的对垒与碰撞构成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舞台的大合唱。
由辛亥前行，到1949年以迄，这是一些腥风血雨与热风暖雨交织的岁月，是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对接的时期。共和方生，继之专制还魂，民国嬗变，引发激越悲歌；“五四”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南湖航船，引领中国前进的方向。此后是土地革命，国共逐鹿，八年抵御倭寇，三年解放战争，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我们终于盼来了一个扬眉吐气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一代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亮开历史的巨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百年沧桑，一朝耻雪。
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昭告万国衣冠、百代子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让我们定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幅属于辛亥武昌首义的浮雕，并虔诚地面对这个历史之环的重要节点告慰先烈：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结束，伟大复兴的号角正在吹响，一颗永远火热的太阳在东方的天幕上光芒四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指挥着亿万同胞引吭高歌伟大的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回望百年，黄龙旗灰飞烟灭，五色旗昙花一现，辛亥铁血十八星留在记忆里的是残缺，青天白日满地红制造过太多、太多的苦难。
瞻望前程，热血染红、烈火炼煮的五星红旗正召唤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推动历史的进步，开拓辉煌的未来。
第一章 死水狂澜
中国封建专制制造的一潭污浊死水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就在这部旷世巨著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付梓后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将黄河、长江浇灌出的农耕文明抛到了近代化的背后，而且越拉越远。
在美洲，乔治?华盛顿取得胜利，一个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向世界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在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继英国之后，资产阶级带着《人权宣言》在这个国家也登上历史舞台。
而在中国，一代一代的皇帝依然在紫禁城中昏睡，从乾隆到嘉庆、从道光到咸丰，他们无法看到也不想了解外部世界的突飞猛进。
工厂、火车、电灯、电报，这些新文明时代的产物被挡在天朝的门外，而一种既掠夺白银、又麻醉肉体和精神的“鸦片”却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冲破了这个泱泱大国的国门。
妥协大有人在，投降大有人在，抵制也大有人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不幸和人民的希望一度牵系于禁烟的决心和成败。
1839年，虎门。从6月3日开始，到6月25日，湖广总督林则徐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整整烧了22天。
冲天一炬，未能点亮封建统治者的黑暗心地，也阻止不了罪恶鸦片的继续输入。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58年评价这一事件时说：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列强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这个苟活着的天朝在它的大门被轰开之后再也无法合拢，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甚至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意大利、荷兰等国也像苍蝇一样逐臭而来。
19世纪后60年的一系列来自海外的侵略将中国贫瘠的肌体一刀一刀地凌迟切割。1840-1841年的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的签订；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产生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换来的是天津《李福协定》和《越南条约》；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下一册《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侵略者沾满鲜血的双手索取了《辛丑条约》。
一个个条约，就像一根根绳索，套在中国的脖子上，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
所有的条约都涉及割地、赔款，还包括开放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事项。
当时的爱国志士绘就了一幅时局图，以鹰、犬等动物踞坐中华领土各处，象征英、法、日、俄、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瓜分状况。爱国知识分子黄遵宪在上面题诗：
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凄风苦雨笼罩神州。我们从当时诗人的笔下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丧权辱国条约对于人民精神的重压和折磨。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春愁》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有感一章》
台湾岛四百万人的哭，大中华四万万人的泪，血与泪滴落在死水一般的社会，发酵出阵阵涟漪和波澜。
中国封闭的外壳被打破之后，一些比较进步的士大夫开始睁开观察世界的眼睛。以帆船、鸟枪对抗过坚船利炮的林则徐，从两千多士兵、几艘战舰就能在中国横冲直撞的事实面前，看到了外夷的强大实力，因而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主编了《四洲志》。曾到浙江前线参加过抗英战争的地方知州魏源则主编了《海国图志》。
中国要了解世界，中国必须走出国门。林、魏之后，中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世界，一股西学东渐之风由此刮起。
19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然显示出这个国家进入苏醒状态。
1860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发行报纸，设立同文馆；
1863年，制定国旗；
1864年，设江南制造局，开始自制现代化武器；
1868年，向英国购买军舰；
1872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
1873年，皇帝首次接见外国驻华使节；
1875年，建立北洋舰队；
1876年，始有铁路，始有驻外使节；
1879年，架设首条电报线路；
1880年，设立军官学校；
1890年，在湖北设冶铁厂和兵工厂。
然而，回放这段历史，总难免令人悲怆。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竟如一个小女人双袖掩着羞面、足蹬三寸金莲蹒跚踱步，去追赶蒸汽机驱动的舰船、火车。
1895年，由统治集团操纵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