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你凭什么被贴上淫荡无耻的标签？

　　潘金莲是明代施耐庵的英雄传奇《水浒传》中塑造的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突出武松大义灭亲、洁身自好的超拔人格，并以此警示英雄好汉。此后，兰陵笑笑生截取《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铺排成市井人生小说《金瓶梅》，着重叙述潘金莲淫荡的品性。尔后，又有了戏曲《义侠记》、《挑帘打饼》、 《调叔》、《灵堂杀嫂》等文学作品。

　　在古代，由于作家所坚守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这些作品无视潘金莲被践踏、被鞣踊的事实，而将她书写成一个阴险歹毒、淫荡无耻、不守妇道、毒杀亲夫的荡妇恶女。

　　在人们的代代相传、世世重复中，潘金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人才子们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成为妖孽荡妇的代名词。

　　潘金莲的故事背后包含着许多可供人们联想的“基因“，包含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及恐惧，从她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被各类人物重写、重叙。但是，在封建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 潘金莲故事巨大的阐释空间被压抑束缚，人们的 读解系统仍然局限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之上，潘金莲形象只是朝着一个固定的、单一的、程式化的方向向前滋长、蔓延。

　　直到20世纪，在西风的涤荡之下，潘金莲形象的丰富性才渐渐地被人们所注意、开掘，潘金莲得以从一个舞台、民间话语中的符号化的人物走出，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的形象走向人间。

　　第一个为潘金莲翻案的是欧阳予倩。他在1928年不仅将《潘金莲》作为自己话剧的醒目标题，而且以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思想重新塑造潘金莲形象，撕毁了贴在她身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荡妇＂的标签，以广博的人道主义情怀来观照潘金莲的人生悲剧。

　　1942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桂林，田汉创作了湘剧《武松与潘金莲》。在潘金莲的塑造上，田汉基本延续了欧阳予倩的思路，消除＂荡妇“恶名，写出她悲剧性的人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现代人都愿意将潘金莲从历史 的耻辱柱上释放下来，在欧阳予倩的《潘金莲》问世之初，就有人称其为＂谬种“，极力反对他的翻案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机器从法律上保障男女平等，歧视、压迫妇女成为违法之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潘金莲形象又获得了继续被开拓的机遇。

　　直到80年代中期，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出现，欧阳予倩所开创的重写潘金莲的链条才又重新续上。魏明伦对潘金莲形象的开拓力度并不大，其作品与其说是一部潘金莲的个人沉沦史，不如说是一部潘金莲的评价史。将古今中外人们对潘金莲的各种评说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他们的冲撞、交锋中，自动显示其荒谬与合理之处。

　　随后十几年，陆续出现了不少关于潘金莲的文学作品，如魏子云《潘金莲》、阎连科《潘金莲逃离西门镇》、陈东有《潘金莲与李瓶儿》、 王真海《潘金莲之花样年华》、张宇《重说潘金莲》等，但这些作品却不再能够激起社会讨论与争鸣的兴趣。

　　阎连科的《潘金莲逃离西门镇》不再挖掘潘金莲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文化主题，也没有去展现潘金莲不尽的性欲望。

　　阎连科的小说独具匠心，将潘金莲从宋代山东清河拉到当代河南耙楼山脉的刘街，在她身上演绎了一段底层百姓充满苦涩辛酸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故事。阎连科的小说展现了一个无助的女性的人生的命运，但小说的主要目的不是表达对女性的同情与关心，而是男权之下的女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