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盲井》？
谁说中国没有好电影，这部电影便是，不花里胡哨，不故弄玄虚，叙事行云流水，非常自然。除了王宝强的演技有点装之外，几乎挑不出毛病，要深度有深度，要故事有故事。主演和配角都有出彩之处，特别是两大主演，简直靠演技盘活了整部电影。
可惜了，在中国，这么好的电影却不能公映，相反，那些三四流的电影却不断地充斥于银幕。
我以前也觉得中国电影里怎么尽是烂片，现在才知道，原来那是因为我眼界不够宽，没看过真正优秀的中国电影。
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几乎都在被禁之列，这些电影看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制度对文化的残害——原来我们中国人，是可以拍出第一流的电影的。
【财新网】（记者 萧辉）现实往往比电影更残酷。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的消息和财新记者持续调查，自2009年以来，云南昭通农民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嫌犯，先后在山西、陕西、甘肃、新疆、河北、内蒙等地故意杀害至少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5月30日，这起被称为“1·02”专案的现实版《盲井》系列大案公诉至内蒙巴彦淖尔中院。
极端恶性案件中所呈现出的人性之恶与社会底层原始生存状态的残忍冷酷，进一步刷新人们的心理底线。财新记者赴云南昭通探访，试图了解，这些普通农民如何沦为将人当作猎物的“杀猪匠”？
“清白传家”：一户六名直系亲属涉案
6月13日，云南省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一栋镶着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里，22岁的外来媳妇王敏（化名）一手抱着正发高烧哭闹的孩子，一手抹着眼泪。孩子还只有两个月大。
“孩子他爸前不久被内蒙警方传唤关押，走的时候没留一分钱。”王敏哭着说，“小孩吃奶粉的钱都没有。”
一楼客厅正中，供奉“天地君师亲”牌位，上方斗大的毛笔字横批是四个大字“清白传家”。右侧挂着王敏公公杨尚康西装革履的照片，照片显示时间是2013年10月5日。
王敏没有见过公公杨尚康，她去年过门嫁给杨禄龙时，杨尚康已被内蒙警方逮捕。这个号称“清白传家”的家族，先后被逮捕的直系亲属有6人：杨尚康、杨尚贵、杨尚慧、杨尚英兄妹4人，杨尚贵的老婆龚兴明，以及杨尚康的儿子杨禄龙。
王敏并不知晓杨尚康为何被抓。直到今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检察院发布消息，“74名嫌犯杀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杨尚康在这74人之列。
石笋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杨尚康年轻时曾经当过杀猪匠骟过猪，没想到年近60岁的他又干起“杀猪匠”的活，只是这一回他涉嫌参与杀人。
沿着村道，从杨尚康家往前走200米，一栋嵌着米色瓷板的三层小洋楼，73岁的韩某独坐发呆。她的三个儿子陶富财、陶富文、陶富宽，于5月13日大逮捕行动后投案自首。家里保留的一份《蒲城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显示，陶家三兄弟涉嫌故意杀人，目前被关押在陕西渭南市蒲城县看守所。
“真是造孽。”韩某说起来就哭。
陶富财家房子斜对面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洋房，门楣上挂着“新居华堂”横幅，大门紧闭。村民告诉财新记者，这是内蒙古74名被起诉的犯罪嫌疑人郭伟鸿的新居。
再往前走100米，是位列74人榜单的第二号人物王付祥的家，这也是一栋两层新楼房。王付祥的儿子坐在屋内沉默不语，好半天才抬起头来对财新记者说：“我和他关系不好，很久没联系了，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村民陈爽（化名）和郭伟鸿是同班同学，和王付祥合伙开过货车，和陶家兄弟、杨家兄弟打过牌。他比划着距离，“这条街400米距离内就藏着10名‘杀猪匠’，太恐怖了。”
夜晚，陈爽感到阵阵寒意，村子里不复往日的热闹。以前他时常与郭伟鸿、王付祥喝酒聊天到很晚散场。三次大规模抓捕行动后，陈爽发现很多朋友“消失”了，他掰着手指头给财新记者列出一份被抓捕人员名单，村里被抓的50多人中，不少是他的亲戚。朋友。
“他们平时看上去不错的，怎么会去杀人。”陈爽想不通。
这50多人交叉组成几个犯罪团伙，他们大多是亲戚、族人，如前文提到的杨家六人，陶家兄弟三人，艾姓一族更是多达十多人。有的家里大人都被抓走了，只剩未成年孩子在家。杨尚贵、龚兴明夫妇被抓走后，四个孩子在家，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
犯罪团体内部因为利益拧成一根绳，对团体外的人则讳莫如深，哪怕是夫妻也不知道枕边人的“秘密”，犯罪嫌疑人杨云方的妻子告诉财新记者，杨云方5月13日凌晨3点被公安从家中抓走，她一开始以为抓错了人，“完全看不出来异常，他天天下地种庄稼”。
据财新记者了解，74人并不是犯罪嫌疑人最终名单，这个数字还可能增加。6月14日，盐津县公安局政治工作室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系列案件还在侦查中，“这种极端恶性案件，我们一定会严惩打击罪犯，绝不手软”。
大抓捕
石笋村散落在乌蒙山脉深处，四面皆山，交通极为不便，记者从昭通市坐大巴到镇上再换乘摩托，辗转耗时五个多小时才抵达，部分山路狭窄到仅容一辆摩托车通过。
这个闭塞的偏远村庄平时少有外人进村。5月13日之前的半个月，陈爽敏锐地觉察到，从外面来的人多了，有的是卖菜刀的，有的是卖锡盆的，有的是补锅的，操着外地口音，挨家挨户问询。
陈爽想买一把菜刀，和对方讲好价，那个北方口音、个子魁梧的男子说要看他身份证才能取刀，看过身份证后，他又不卖刀了。
5月13日凌晨，大逮捕行动开始，10多个村民被警方带走，陈爽才知道前些天所见的外地人是公安便衣。
陈本敖的一位朋友向财新记者复述了抓捕现场。5月12日晚，他和陈本敖聚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两人借住在别人家里。半夜睡眼朦胧中，他被手电筒照醒，五名警察围着他们问名字。陈本敖说出名字，两个警察把他拖下床，咔嚓一声戴上手铐带走了。
杨云方的妻子告诉财新记者，她也是半夜被撞门声惊醒的。数只手电筒强光照进来，六名警察进屋，把杨云方戴上手铐带走。杨云方睡觉前把鞋子落在外屋，慌乱中鞋都来不及穿。
陈爽说，自2014年起，这样的大型抓捕行动超过三次，前后共带走村民50多人。陈爽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3月9日，公安武警上百人在通往村里的二级公路上站岗，拿着枪，逐一盘查过往村民的身份，只许进，不许出，当晚带走了近30人。
村里第一个被抓的人是宋述群。据警方通报，宋述群以结婚为名义，把隔壁村村民范厚友骗到陕西白水县南桥煤矿打工。不久后，范厚友“死”于矿难，后经警方调查，这是一起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的刑事犯罪。
庙坝镇政府为了教育村民，2014年7月19日在石笋村村委会门口张贴了一封公开信，村民从公开信中知道了电影《盲井》和“杀猪匠”的挣钱生意：“一些人丧尽天良，将金钱与生命画上等号，甚至金钱大于生命，通过购买智障人员、以高工资诱骗亲人朋友外出打工，将其带到矿上打工后，伺机杀害伪造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
公开信指出，庙坝多次发生“盲井”式犯罪，在石笋、流场、红碧、民政等地尤为突出。截止2014年7月，庙坝镇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
2015年，随着山东省兰陵铁矿和内蒙古大安鑫铁矿“矿难”曝光，更多石笋村民卷入，艾汪全、王付祥、汪强文、艾汪银、郭伟鸿、艾泽萍等30多人在外地或村里被抓获。
陈爽此前听说过“杀猪匠”生意，但不敢相信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真会杀人，直到2015年9月2日，落网的艾汪银被内蒙警方压着回村指认抛尸现场。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般情况下，与矿主谈好价格后，冒充死者家属会在当地派出所开出死亡证明，死者被迅速火化。冒充家属分赃完后，将死者骨灰随意抛弃，有的甚至把骨灰倒入马桶冲走。但艾汪银参与的一次“杀猪”案件，由于没有办妥死亡证明，没办法火化尸体，艾汪银和同伙把尸体带回村里，抛弃在羊圈社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洞里。
艾汪银回村指认抛尸现场那天，有数百村民群众围观。陈爽看到艾汪银像往常一样冲他点头笑了下，陈爽一刹那间以为警方弄错了。打捞了10多个小时，陈爽目睹一具面目全非的男尸被打捞上来，他感到脊背一阵发麻，凉飕飕的，“和我一起长大的人真的是杀人犯”。
陈爽称，自己并非没有注意到“异常”情况，他的这些朋友，偶尔外出打工一周，最长数月，回来后就变得阔绰，修新房子、开小车、赌钱。村中有数十栋新房子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
陈爽前些年也曾到山西、陕西的煤矿打工，每天工资两三百元，挣的都是苦力钱。他隐约觉得亲戚、朋友们的钱“来的太容易，恐怕来路不正”。陈爽的侄儿陈永强有一次口气很大，跟他说，“叔，你修房子背10多万债不算什么，跟我出去能很快挣回来。”陈爽拒绝了。
“杀猪匠”们
没有人说得清楚，石笋村恶名昭著的“盲井村”犯罪源头从何而来。庙坝镇政府的公开信称，“一些观众通过观看《盲井》这部电影找到了‘发家致富路’”。但实际上《盲井》至今仍未解禁，村民们表示并未看过这部电影——甚至此前从未听说过。
村里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杀猪匠”生意是从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那边传来的，庙坝镇盛产煤，一些四川雷波县来的矿工把“杀猪匠”生意带来庙坝煤矿。据媒体公开报道，雷波县确实一度流行圈养智障、流浪汉，伺机制造矿难，诈骗巨额赔偿金。
庙坝铜厂沟煤矿一名秦姓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2011年7月，该煤矿发生一起“矿难”，死者家属索赔38万元，后经盐津警方查实，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矿难，6名四川凉山籍矿工参与作案。
另外一种说法是，部分村民到山西、陕西等煤矿打工，在外地目睹“杀猪匠”的生意经，胆子大的回村里发展下线，协同作案。陈爽告诉财新记者，列为A类通缉犯的汪强文是最早带动村民作案的，村里一度流传“要发财去山西找小王三”。
汪强文家中贫困，兄弟姊妹五人，排行老三，外号“小王三”。汪强文12岁那年，母亲不堪忍受贫穷的生活，离家出走，汪强文自此外出流浪，在山西煤窑打了十多年工，很少回村。
前几年，汪强文开着小车回村，村民听说汪强文在外面发了大财，出手很大方。有一次，汪强文在一户人家里打牌，该户人家儿子夜里开车送他出村，三公里的路程，汪强文随手甩给他300元。
汪强文陆续带村里的一些人外出“发财”。汪强文、艾汪银、郭伟鸿、张青华于2014年底在内蒙古大安鑫海铁矿制造矿难，诈骗68万元逃匿，这即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2专案”。此外，这四人在山西吕梁、文水、交城等地的四处煤矿井下，各自伙同他人伪造矿难，共诈骗250多万元。
2015年八九月间，四人先后在云南边境和缅甸被抓获。根据他们的供述，又牵扯出另外34人，这34人被抓后继续供述，警方初步认定有74人涉案。
位列74人名单榜首的犯罪嫌疑人艾汪全是2015年9月12日在苍南落网。据《都市快报》报道，艾汪全向苍南警方交代，从2013年初到2014年11月，他先后在山西、陕西、内蒙参与制造了三起矿难，共诈骗赔偿金150多万元。
陈爽告诉财新记者，艾汪全此前经常和名单中的主要疑犯聚在一起打牌喝酒，排场很大。据知情人士透露，艾汪全参与多起“杀猪”案，“他自己向警方交代，有的杀人案记不起来”。
艾汪全的岳父告诉财新记者，他对这个女婿很不满意，“他爱赌博，不干活，和我谈不拢”。
当地村民称，艾汪全的母亲也是在他十来岁时出走，艾汪全十二三岁就跟着父亲在镇上打工，后来父亲也失踪了，他就跟着社会上的人混。艾汪全身高不到1.7米，但“手臂上都是纹身，打架下得了狠手”。
2012年前后，艾汪全混出了名堂，他新娶了媳妇，修了新房子，带动一些人出村“致富”。2014年6月，山东兰陵县某铁矿“矿难”，牵扯出艾汪全、艾泽伟、艾泽萍、杨朝廷、王云友、李洪钧等九人涉案。
多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艾汪全的亲哥哥数年前死于山西煤矿矿难，但谁也说不清楚他是如何死的，是否涉及伪造矿难。
陈爽分析，村里人谋害对象基本都是在外面找智障流浪汉，很少对身边人动手。但在巨额诱惑面前，也不排除存在残害亲人、朋友，甚至自残的现象。
盐津县煤矿商会负责人吴杰（化名）告诉财新记者，今年5月盐津县沙坝煤矿发生一起矿难，牛寨乡一名马姓肝癌晚期病人和两名工人在坑道里遇到瓦斯爆炸死亡。矿主此前多次禁止该名肝癌患者下坑道。矿主怀疑矿难另有隐情，将事故报给调查组，调查组正在调查此事。
吴杰说，当地一煤矿前几年发生一起自残事件，牛寨乡的张某，在下矿井时砸伤左手食指，原来只砸坏食指第一节指头，他要求医生动手术从第二节手指切除。按照行情，切除第一节手指属于十级残废，赔偿金八九万左右；从第二节手指切除，属于九级残废，赔偿金16万左右。矿方把张某告上法院，后来庭下和解赔了11万元。
被骗的从犯和无辜者
犯罪嫌疑人并非都像艾汪全、王付祥那样挣到大钱，挥霍度日。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几名主犯基本是在30-40岁的男性青壮年，游手好闲，赌博，钱来得快，去得快。而一些从犯如提供身份证、冒充家属等环节，多是一些五六十多岁的老人、女人，文化程度低，家庭贫穷，平时种地、喂猪、卖菜，被骗或者被诱惑加入“盲井式”犯罪团伙。
杨云方的妻子想不通老伴为何会被抓，“他每天在地里干农活，60岁的人，不识字，几乎不外出，怎么会犯法？”
杨云方在村里算是穷的，养育六个子女成年，住了几十年的木房子在一次大雨中坍塌，三年前修了简陋的木房子，背下几万元债。“也许是家里太穷了，受到同村人的诱惑。”知情人告诉财新记者，杨云方偷偷把儿子的身份证借出给诈骗团伙因而涉案。
如今杨云方的妻子独自在家里，她家房子孤零零立在一处山头，离最近的一户人家要走20分钟山路。夜晚她一个人觉得害怕，闭着眼睛想的是老伴被抓时惊恐的样子。她不知道老伴啥时能回来，家里有十多亩玉米地，以前主要由老伴打理，身子弱的她帮手。现在她不知道如何办，甚至送农药的人来收欠债，1000多元她也拿不出，跟送货人求情，等玉米熟了猪养肥了再还。送货人也没有办法，“只剩她一个人了，可怜。”
汪强文的父亲汪华（化名）告诉财新记者，他在几年前被人骗到山西大同冒充家属。汪华多年没有见到儿子，某天他接到一个叫何玉雄的人电话，告诉他，“你家老三摔瘸了腿，你过来看看吧。”汪华的侄子出路费陪同他赶到大同，并没有见到儿子。
何玉雄跟他摊牌，要他扮演死者家属，汪华年轻时在矿上打过工，他明白这是违法犯罪的事，起初不同意。但何玉雄和侄儿一起逼他，不扮演“父亲”就不给路费钱回家。汪华无奈只得冒充“父亲”，“不用多说话，流几滴眼泪”。两天后，矿主同意给60万元赔偿金，何玉雄和汪华的侄子分了钱，汪华没有分到钱，只有回家的路费钱。
汪华虽然参与犯罪，警方考虑到他是被胁迫犯罪，加上他癌症晚期，刚动过手术，让他在家里休养。
汪华独自一人住在20年前的木房子里，屋子多处漏雨，大堂里放着一口棺木。“我没有几天日子活了，老三走上了歪道，没有把他教育好，我死不瞑目。”汪华痛苦地说。
30岁的张青河被警方传唤数次，在看守所里关押30多天。今年5月30日拿到法院决定不起诉通知，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无妄之灾源于2013年11月，张青河被刚认的儿女亲家艾汪全介绍到山东省兰陵县中钢集团山东矿业有限公司打工。张青河此前与艾汪全没有交集，不了解艾汪全的为人，因为两岁的儿子生病，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示很偶然地和艾汪全的两岁女儿认了亲。
按照艾汪全的指示，张青河与李家财、王吉超一同到铁矿打工，随同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男人，几乎不说话，艾汪全后来意识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是待宰的“猪”。
四个人在矿上干了两天活，第二天晚上，王吉超抱怨说：“挣不到钱，明天不干了。”张青河以为他玩笑，400元一天的工资挺好的。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其他三人都不见了。张青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矿上经理要了400元路费钱回家。
2015年2月9日，在温州打工的张青河被内蒙警方传唤，他才知道自己牵涉到一起没有成功的“盲井式”谋杀案中。原来艾汪全早有安排，准备在铁矿伪造矿难骗钱。经过两天踩点，王吉超认为该铁矿监管比较严格，不具备作案条件，就放弃了。
王吉超、李家财带着“眼睛男”辗转到兰陵县另一处铁矿打工，戴眼镜的男人死于2014年底的兰陵矿难，由此牵出艾汪全等犯罪集团。
张青河告诉财新记者，他前后五次往返内蒙古被传唤，连路费花了1万多，取保候审的5000元押金靠妻子借高利贷。由于要随传随到，张青河有一年多没外出打工，在镇上做点零时工。
噩梦终于在今年5月30日结束，张青河认为自己既很倒霉又很幸运，偶然认识了艾汪全，卷入一场阴谋中，无辜被传唤，折腾了一年多。但幸运的是那次伪造矿难没有实施。如果成功，是从了艾汪全，参与犯罪，还是不服从，被他们给害了，张青河不敢想象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女儿7岁，儿子5岁，张青河如今只想踏实找份活干。
被“死亡”的人
47岁的杨云清（化名）坐在屋檐下抽烟，夜色中烟灰忽明忽暗。他是一起伪造矿难中被“死亡”的人名。
杨云清的妻子代吉容关押在内蒙古看守所一年多了，此前，代吉容告诉杨云清，她的一位朋友要去外面煤矿打工，身份证丢了，要借用杨云清的身份证。
杨云清起初并没有在意，直到妻子被抓，他才知道妻子靠借用身份证和冒充死者家属，挣了4万元。
杨云清数次被内蒙警方传唤，最近一次传唤是今年5月13日，一周后，杨云清被排除犯罪嫌疑放回来。
他妻子代吉容的案子则快要进入庭审阶段，杨云清准备委托律师，希望妻子早日回来。在杨云清眼中，妻子是个勤快老实的人，对自己和孩子都还好。他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小的孩子才9岁。“希望一家人能踏实过日子。“
财新记者了解到，此次和杨云清一同被传唤的还有艾汪云、李家和、杨禄龙，他们也是因为身份证被冒用卷入案中。艾汪云、李家和的身份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妻子冒用，被放了回来。
杨禄龙则没有那么幸运，5月13日被收押。据杨云清透露，杨禄龙的父亲杨尚康冒用杨禄龙的身份证，杨禄龙并不知情。事后，杨禄龙知道了，很窝火，威胁要上报，杨尚康给了他1万元封口费。杨禄龙以涉嫌诈骗罪被收押。
杨云清并不知道他的“死亡证明”是如何开出来的。按照《殡葬管理条例》规定，死者尸体火化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盲井式”诈骗案中的死亡证明，一般是由村委会开出一个盖有公章的情况说明，再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死亡证明。极端情况下也有前面说到的艾汪银等把尸体运回村里抛尸。
“一个活人突然死了，在农村乡土文化中，很容易查明，为何能通过村委员会和镇派出审查。”多名村民提出疑问。
6月13日，财新记者把此问题抛给石笋村主任毛富伟，他表示，“对死亡证明办理完全不清楚，没有什么好说的”。
庙坝镇一名干部私下向财新记者透露，有一名罗姓乡政府前公务人员今年5月13日也被警方带走调查。罗某原来是乡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来自石笋村，据说他回到石笋村打招呼要村干部开虚假死亡证明涉案。
陈爽也向财新记者证实，罗某和王付祥关系很好，多次看到他们在一起喝酒打牌。
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镇派出所一名姓万的协警也于5月13日被带走调查，据说和某名主犯有钱的往来。
6月14日，财新记者向盐津县公安局政工室负责人核实此事，该负责人表示，万姓协警已被辞退，据他了解，目前县里没有任何公安人员与“盲井式”诈骗案有关联。
“盲井村”成因
“‘盲井’式杀人案丧尽天良，该接受法律惩罚。”接受采访的村民多数对“杀猪匠”嗤之以鼻，他们想不通为何民风淳朴的石笋村会变成外界描述的“盲井村”。
盐津县煤矿商会负责人吴杰认为，“盲井村”成因是贫困综合症和煤矿监管漏洞造成的。
据庙坝镇一名张姓副镇长介绍，盐津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庙坝镇处于中等水平，人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石笋村低于5000元。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村中剩下的老幼病弱，靠种玉米、养猪为生。
财新记者在村中走访发现，多数家庭至少养育三个以上小孩，五六个小孩也稀松平常。大人为了生存干苦力，顾不上小孩教育。记者注意到，这次最重要的两名主犯艾汪全、汪强文都是母亲抛弃家庭，十二三岁的年纪就到社会上流浪。而50岁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多是不懂法的文盲半文盲，认为没有参与杀人过程，只是借用身份证、冒充家属，不算犯法。
一边是贫穷，一边是巨额矿难赔偿金。良心的天平逐渐倾斜、坍塌。
据吴杰介绍，根据规定，矿难死亡赔偿金一个人在100万左右。如果矿难事故上报给安监局，煤监局，很可能要面临最高500万元的罚款，并进行安全整改。矿主为了逃避可能的处罚，出了事故一般选择私了，赔钱息事宁人。由于监管漏洞，矿方不上报，监管部门很难发现矿难，没有相关的事故调查，人为制造的矿难极容易逃脱侦查，诈骗方能轻易逃脱法律惩罚。
诈骗团伙一次得手后，尝到甜头，很难收手，把家族、朋友牵扯进来，病毒式感染，形成越来越庞大的“盲井式”诈骗团伙。
陈爽认为，赌博也是导致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的一大因素。本地村民平时爱好打麻将，记者甚至看到有摩的司机把摩托车停在路边，凑起来打牌，乘客要求坐车，摩的司机正在兴头上，不理会乘客。
普通村民打小麻将，输赢不大。但艾汪全、王付祥、艾汪银等赌性很大，他们有时会去隔壁彝良县牛街镇玩一种叫“马车”的扑克牌，一场牌局下来输赢好几万甚至十几万。没有钱了，就从赌场借“水债”，借1万元，每天还500元利息。
王付祥一度欠了十几万赌债，被逼到外地躲债。后来他风光回来，对陈爽的说辞是“在外面赌博赢了大钱，还了债”。
艾泽发的侄子告诉财新记者，艾泽发欠了上万赌债，家里借高利贷帮他还了赌债，他砍下自己左手小指第一节，发誓戒赌。但此后仍未能戒掉，好吃懒做的他走上了“挣快钱”的路。
杀人诈骗得手后，大多数嫌犯并不会将赃款寄回养家，而是聚众赌博，挥霍殆尽，然后再伺机寻找下一个作案地点和人物。据嫌犯律师介绍，此番案发后，大多数嫌犯的家人也不管嫌犯，只有极少数嫌犯家人请了律师，大多数律师是政府指定的法律援助。
盐津县公安局政工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在反思“盲井村”成因，等案件侦查结束后，会总结经验，从源头上打击此类犯罪。
得知今年北影节展映李杨导演新作《盲道》，急忙抢了票。在观影前，把李杨的处女作《盲井》又看了一遍。
又土又脏的北方小镇，粗粝的质感，如贾樟柯的早期电影一般。但本片故事性更强，人物更有戏，矛盾冲突更激烈，少了份无奈，多了份生猛，人性的幽深更加淋漓地展露。
宋金明对元凤鸣的呵斥谩骂，既像是想要赶走他保他性命，又像是对自己心里为难的感到气愤。元凤鸣是宋金明和唐朝阳弄死的那个姓元的矿工的儿子吗？这些设计都充满了文学感。贾的电影也具有文学感，但本片兼具文学感和戏剧性，更加直接猛烈地击中人心。
社会底层的生存隐喻
对《盲井》的解读应该把人性批判和社会批判结合起来，从人性的历史积淀与社会挤压中寻求答案。《盲井》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民族在物质-制度-精神方面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也昭示着未来民族成长道路。
2019年5月3日，一则“山西省临汾中级人民法院布告”使得“盲井式犯罪”再次引起公众注意：彭万军等6人以介绍工作为名，将他人骗至矿点干活，趁机在井下杀害，然后伪造矿难假象，冒充死者家属身份与矿主谈判私了，诈骗钱财；6人7年共涉12起案件11条人命；山西省临汾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6人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2019年4月12日将罪犯彭万军、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白元贵、刘学军执行枪决。找人、骗人、踩点、杀人、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现实比电影《盲井》更残酷。
《盲井》是一部罕见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一部影片，出炉以来就连获大奖，颇获好评。看过一些评价，也浏览过一些网评，却总感到，精彩的评论很少，一针见血、深入骨髓的评论，更是凤毛麟角。
1、人性道德批判与社会批判，平面批判与历史批判
尽管导演李杨刻意强调，“这部电影并非揭露社会阴暗面，也与政治无关，反映的是人性的泯灭与复苏。”此话，或真或假，无足轻重，但仅仅把这部电影归结为人性和道德批判上，显然失之片面，人性和道德的展开是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说，即使是单纯的人性和道德批判，人性和道德的演变和形成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底蕴。海明威认为：“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此言对电影同样适用。在影片中，具体可见的唐朝阳、宋金明的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假如对影片的解读仅仅停留在对唐、宋二人的道德沦丧的谴责、人性灭失的批判上，那么就失之浅薄了；只有深入挖掘二人思想、行为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底蕴，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该片主旨。所以，我不否定人性和道德批判的意义，但我认为，更应该把人性和道德批判同社会背景的挖掘和批判联系起来，把平面的横向的批判与纵向的历史的挖掘和批判联系起来。
2、人性的历史积淀与社会挤压
影片的三位主人公在人性和道德方面代表了三个方向，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典型。初出茅庐的元凤鸣天真、善良、仁厚，是善的典型；唐朝阳，残酷、冷漠、贪婪，是恶的典型；比之两者的“纯粹”，宋金明则比较矛盾、比较复杂、比较多元，冷酷而天良未泯，恶行累累而内在情感丰富，行邪而期正，是介入两者之间的善恶交错的一个典型。元凤鸣的善，给人一线光明和希望，但因其初出茅庐不谙世事，也因其年少无知未经磨练，而缺乏普遍性和深刻的说服力；唐朝阳的恶，彻底、纯粹、完全、不可救药，一般也不具普遍性；倒是宋金明的善恶交织、复杂、多元，耐人寻味，更具复杂性和普遍性，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普通人没有走到宋金明那么远的程度而已。人性本身善恶交织，实属正常，问题的另一面是：外在的社会环境是“抑恶扬善”，把人性的美好处发挥到极致呢，还是“抑善扬恶”，把人性的丑陋处发挥的淋漓尽致。
人性道德的历史沉淀。我比较相信李泽厚“文化心理结构”历史积淀的说法，唐宋二人的行为表面看似乎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实则是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廖举几例。首先，传统文化是士文化和游民文化并列和互补，士文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无恒产而有恒心”，但同样深厚的游民文化则另有一套通行规则；显然，唐宋二人属于所谓的“游民”之列，文化种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其次，无论在道德教化引导上，还是制度建构上，我们民族过于推崇圣贤伦理，强调“人皆可为尧舜”，同时，底线伦理却很匮乏，这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前者看似高远却高不可攀，缺乏普适性；后者看似低调，却包容万生，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再次，熟人伦理与陌生人伦理。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熟人社区，在这个世代相处、知根知底的熟人社区里，对于恶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但这种熟人伦理更多出于技术性的敬畏，而非出于对道德的真正价值性尊重；一旦走出熟人社区，即使杀人放火也可以接受了。最后，信仰的缺乏和欲望的膨胀。传统中国是一个迷信广播而真信仰匮乏的社会，真信仰的匮乏不仅使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心灵精神上无所慰籍，缺乏对抗外在苦难的心灵支柱，也因缺乏刚性的自我道德约束而很容易使人在艰苦的折磨中变形沦落；而90年代以来横扫一切的消费主义逻辑早已把人的世俗欲望撩拨得如火如荼了。
人性的社会积压和社会呈现。纵向的历史积淀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横向的社会积压则直接给人以诱导和压力，纵横结合，使人性恶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呈现。首先，客观上90年代至21世纪初几年，农民的生活压力很大，农民负担重，生产生活成本上涨，教育费用猛增；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贫困是导致社会性犯罪的原因之一。其次，生存环境的恶劣。农民工在家死守种地，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外出打工，恶劣的生产环境、污浊的宿舍、低廉的工资、低劣的饮食、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再加上经常性的欺骗、拖欠和歧视，这些都给当事者以沉重的烙印，侧面形成犯罪的温床。再次，社会性氛围的影响，唐宋二人算是在道上混了多年的人了，对于社会上的人情世事，对于“矿上那点事”早就洞若观火；以二人之材质，为社会性道德沦落的大潮推波助澜，顺理成章，要求其在这种社会性氛围中洁身自好，则有些可笑了。
3、阶层、食物链、规则、道德
从电影中至少可以看到三个阶层，一个是唐、宋、元、妓女小红为代表的社会底层民众，一个是以两位矿长为代表的中间阶层，一个是一直没有机会出场的“张局长、王局长”阶层。阶层不同，在食物链中的地位，相应的游戏规则和道德亦有差异。社会底层民众显然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挣的是辛苦钱，遵守的是底层社会生活的规则和道德；唐宋二人显然属于在底层社会民众阶层中走上邪路的人，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摆脱他们所隶属的阶层，以及该阶层的普遍属性。两位矿长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则属于食物链的中端，上要寻求庇护，下可以耀武扬威、肆意妄为。但无论是庇护还是妄为都有相应的规则，这个在第一位矿长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不想活了，现在风声那么紧”，“那些货一来，连吃带拿，没有十万、二十万打发不了！”。与底层不同的，他们这个阶层不用直接劳动，与上层不同的是，他们还需要直接虐人，甚至杀人。二位一直没有露面的局长为代表的上层处于食物链的高端，平时的庇护费不算，一个电话就能整个十万、二十万的，兼收低头哈腰的免费精神按摩一次。回避这种食物链，以及相应的规则和道德差异，仅仅聚焦在唐、宋二人恶行以及人性沦丧的批判上，显得避重就轻、舍本逐末。
4、天道运行和社会运行
表面上，影片的结尾没让人很沮丧，行恶者食恶果自毙，守善者坐收善果，带着六万抚恤金回家。但是，细细分析之后，更让人沮丧：难道只有所谓“因果报应”的天道存在吗？难道只有天法、天惩吗？人道躲到哪儿去了？人法、人惩躲到哪儿去了？难道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脆弱到只有依靠自然的力量维护正义吗？影片给我们的是一片沉默，事件结束（而这在矿井不过是一个小事件），迎来送往，上上下下，生产生活，一切照旧……不否认，有的领域，永远是人力所不及的，但很显然，这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人力所能及的领域，我们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５、物质-制度-精神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
看完影片，感受很深刻的一点就是物质－制度－精神多层次贫困的并存和交织。没有物质的贫困和沉重的生活压力，或许宋金明，或许小红都不会走上这条路，很多矿工也不会忍受这样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人的生命也不会这样廉价。没有制度的贫困，不会有这样煤矿存在，不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的矿长、局长，亦不会有这样赤裸裸的权钱勾结。没有精神的贫困，我们本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的更加充满希望一些，更加平淡从容一些，而不至于所谓的业余精神生活就是找找小姐、开开荤玩笑。从这个角度讲，唐宋二人不过是这种并存和交织所结下的恶之花，二人是作孽者，亦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
６、社会底层的出路
改革和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似乎不用为各种各样的精英的出路而多虑，他们已经很会为自己谋利益了。但我们必须考虑社会底层的生活和出路。而社会底层的出路，不外忍耐、个体反抗（有时是以走邪路的犯罪形式，例如唐宋）、集体合作自助、集体合作反抗、外源力相助几条道路。
在影片中，沉重的生活压力、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沉默的多数构成了背景，让我们不得不赞叹中国底层民众惊人的忍耐力和生命力。他们无力反抗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努力自为：没有普遍而有意识的合作，只有基于天性的同情（例如马大姐、小红）；没有集体的自知自为，只有个体的忍耐和反抗，而且是走邪路的反抗；没有人对外在的恶劣环境说“不”，只有默默地承受和习以为常的麻木；没有改造环境的意识和行为，只有你往我来的取代和唐-宋式的低层次倾轧。
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希望，事件过去之后，继续生产生活。但是在现实中，“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越来越赢得社会认同，“让每一个普通人活的更有尊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深沉的希望所在。
7、一个民族的成长
借助一部电影，可以透视一个民族的内在底蕴。 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贫困，亦在于制度和精神的贫困。发展，不仅仅包含着经济增长，包含着社会公平，包含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更新，包含着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型和重塑，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成长和自我超越。而一个民族的成长不仅取决于物质的繁荣，更取决于制度和精神方面持续的建设性努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收其效于一时，但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而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