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1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现在的镇江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此后1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
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 60卷本。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100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创见：首倡“师夷长技”论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无奈：唤不醒的天朝梦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但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认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可以变古今官家之局，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这是敏锐的中国读书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意外：竟成日本“教科书”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5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总而言之，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2
>> 在创作的天空自由飞翔 飞翔在梦想的天空 飞翔在故事的天空 给学生一双自由的翅膀在阅读的天空中飞翔 让课堂成为孩子自由飞翔的天空 范冰冰：母爱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 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飞翔的天空 让学生在阅读的天空自由地飞翔 还孩子一片自由飞翔的天空 自由的心灵在飞翔 在爱的天空中飞翔 飞翔在博卡拉的天空 让心灵在语文的天空飞翔 在曾经的天空中飞翔 我飞翔的天空 在笼中“自由”飞翔 让百灵飞翔在体育的天空 让学生飞翔在“记叙”的美丽天空 让童心与个性在写作的天空飞翔 旅游让历史插上创造的翅膀自由飞翔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板书及PPT出示知识要点）
视频正是最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工具平台之一。教育思想家布鲁纳说过：“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互联网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它把文字图形、影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其它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先进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以为历史教学营造图文并茂的模拟情境。使学生通过内心情感体验，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使学生能饶有趣味地品味历史，把握历史。
二、互联网教学设计中的教师角色的新定位
我教学伊始，上课就是“满堂灌”，一口一笔一黑板，一古脑地倒给学生。没有研究过学情，没有创设过教学情境，没有考虑过学生的学习兴趣。结果可想而知，学生就像工厂里制造的一批批规格统一的制成品，历史课成为学生食之无味、弃之不行的鸡肋。
通过教学实践我已经认识到，教学过程要充分发挥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具体应该怎么做？互联网教学设计无疑给我指出了一道明路。
例如，为了让学生对《西学东渐》有个总体把握，我把在互联网上查到的“晚清西学东渐的三个篇章：
第一篇 炮声惊醒帝国梦 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篇 中体西用学科技 机器生产图富强
第三篇 维新变法立宪政 救亡图存兴中华
纳入到课堂教学中。以上内容的适时插入，加深了学生对课本中所蕴含的“西学东渐”等思想内容的理解，从而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本节课的知识体系。
三、利用互联网工具，提高学生自主及合作探究能力，突破重难点知识
互联网教学能充分发挥“自主预习，小组合作，精讲点拨，当堂巩固”教学策略的优势和特点，既有个人的自主学习，又有小组的研讨，彻底改变了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
自主预习：我将八名不同层次的学生分成一组，结合学案以本课重难点为抓手，各小组内学生分工上网查找近现代中国人（抵抗派、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向西方学习的相关图片、内容。
小组合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学生展示自主预习百度百科）互查质疑基础知识，教师要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组织学生的小组讨论问题。引导学生学习小组凭借已有的知识经验，对这些网络材料进行分析、讨论，进一步深化认识，帮助学生将所获得的片段知识同正在学习的目标相结合，突破重难点知识。
例如：合作探究――突破难点（PPT展示）
材料一：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
1.“夷之长技”指什么？
2.学习“长技”是为什么？
3.综合背景谈一下这股思潮的影响。
4.能挽救民族灭亡吗？
精讲点拨：对学生小组在讨论过程中的表现，教师要适时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既包括对知识的点评，以强化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的理解，也包括对学生的激励（竞赛打分机制）。最后师生共同得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的假设或答案。
四、课后――历史网络拓展
解决重难点知识后，本节课的任务是不是就结束了？不，历史的功用是使人明智。所以在课后，我向学生们推荐了不同的网站、文章，加深学生的理解，拓展学生的思维。师生在班级QQ群、电子信箱中畅所欲言，引导学生更有效的学习，实现有效网络教研活动。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3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五口通商”代替了广州一口的贸易，《南京条约》的签订则成为了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并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范本，“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在中国人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然而，英国留给当时中国人印象最深、压迫感最强的则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两种异质文化在接触之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甚至是尖锐的冲突。
许多士大夫不能正视落后的现实，仍固守着“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观念，强调所谓的“华夷之变”，努力维护着封建的伦理纲常，反对向西方学习。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战败而惊醒，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他们感到仅靠传统的礼、义、忠、信，已不足以维护其统治，承认西方也有值得学习的长处。以魏源和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有见识的知识界人士发出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他们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他们观察夷情，办夷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从此能使“西洋之长技尽为中国之长技”，以增强清王朝御敌的能力。这种新观念和新思维都开创了近代挽救民族危机、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先河。但他们又认为：中国文化在本源上与西方存在着根本差异，所谓“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船、机器、电报辟之。”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之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61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框架便已形成。薛福成将其归结为“道”和“器”，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西器”论。即“中体西用”论。
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深切感受到了办洋务的重要性，感受到了西学对巩固中体的重要性。“中体西用”观在李鸿章、张之洞时得到了弘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张之洞亦曾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不难看出，在他们的心目中，传统观念依然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主张在原有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破除成规习见，而其实质在于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纲常伦理。
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封建主义仍笼罩整个社会的情况下，中体西用论曾起到了帮助人们吸纳西方文化的积极作用，然而它的长期存在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正如一本书中曾说的那样：中体西用者虽比较开明，能够因时而变，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也使中国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但却没能触动它的核心，相反是要维护这个核心。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4
关键词: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7-0005-02
一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学术界迄今为止没有一致看法。从其特征上划分有“欧化”、“西化”、“工业化”等称谓。也有很多学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下定义。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1]。罗兹曼把它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的过程,是一个影响社会各个方面的过程[2]。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罗荣渠先生也把现化代看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3]
从晚清时期开始,中国在科技文化等方面已远落后于西方强国。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把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从19世纪中叶发轫,至今还没有结束。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布莱克在对世界现代化范型进行划分时把中国归为了第五类,“那些未直接受外来的干涉,但受率先现代化的社会间接影响而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第五范型。构成这个范型的社会有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等”。
“传统文化的内聚力和认同感使这个范型的社会在面对外来的强大现代化压力时保持它们的完整性,……最极端的例子是中国,它是最古老、最成熟的传统社会,在使自己的体制适应现代性时困难也最大”。[4]“西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它不仅不能说明先进国家本身当初转变的过程,而且也不能说明曾经落后的国家对仍然落后的国家的影响”。但是,中国近200年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求知,探索真理的过程。传统的封建制度不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文化知识,面对西方已经领先许多的文明成果,我们不能出于虚荣的民族自尊心而束之高阁。闭门造车,舍捷径而不顾的方式只会使中西差距越来越大。只有虚心、理智地学习西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者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途径。“从现代化理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类型是属于那种在外力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在西方侵略的强烈对比下,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和差距,从而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愿望。在这种变革中,较中国先进和'现代'的西方便成为他们仿效的目标。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必然使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一种'西化'的价值选择和表现形式”。[5]
二
魏源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面对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他以经世学家的敏锐眼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师夷”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师夷”主张仅停留在器物层面。魏源明确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6]但能够在世界最古老最成熟的传统社会冲破华夏中心观的拘囿,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有效捷径,这种开创之功就显得意义重大,“他们的这种主张,正包含着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初步崛起”。在今人看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自提出以来,已远超过其作者起初的器物层面,成为学习西方的最强音。近二百年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史书记载,沉淀在人民的内心深处。“师夷长技以制夷”包括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制夷”,抵抗西方的压迫,制服并超过西方。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制夷”的过程。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现代化国际环境的生存规则。西方列强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昔日奴仆发展壮大,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屈辱史就是一段外国侵华史,反帝是国人当时与反封并列的口号,赶英超美是中华儿女几代人的梦想。现代化最大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这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必须合理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传统文化的承继及学习西方的适度。“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可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条红线,对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影响深远。
一是师夷器物技能。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是从“坚船利炮”开始,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国人认识到西洋科技的威力。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仿照西方建舰造炮的主张,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还附有西洋火炮的造法。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洋务派把“师夷器物技能”充分实施。久历战火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痛感中华武器之落后,发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表明中国现代化已进入了第一个层面,是魏源“师夷长技”的具体实施。
二是师夷制度。“公车上书”活动标志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第二个层面,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由器物开始转向了对西方制度的学习。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就是在中国引进西方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近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证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优于大清的君主专制制度。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对西方制度的学习大势已不可逆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一步打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开皇帝的宝座,中国人民从近二千年的皇权阴影下,第一次解脱出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显然在许多方面是对过去的一个很大的突变,……的确,从较长远的时间来看,应该更容易肯定1949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转折点”,[7]中国走上了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师夷思想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制度层面把西方制度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已能稳步地向前迈进,从而得以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个层面,思想行为与国际接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交通事业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空前快捷,互联网的推广标志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已变为“地球村”,国际交流更为频繁与方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教育事业初具规模,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在校大学生已发展到今天的上千万。
三
分析魏源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还应该谈一谈其“师夷”、“制夷”理念中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面对西方的挑战,它能凝聚国民的爱国激情,有利于“现代化领导的强固”。一方面,它促使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保家卫国,使中国免于外国殖民统治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能激励国民的斗志与民族自尊心,学习西方,赶超欧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充斥了西方的侵略压迫与现代性的国际竞争。魏源的“制夷”思想第一次把赶超西方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战略目标,认识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从而也使之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奋斗的方向与动力。“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无不由满腔热血的民族英豪所推动,“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革命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色彩”。[8]建国后,国际形势依然紧迫,美国的“冷战”政策使得中美关系又僵持了几十年。
然而,正如前文论魏源思想局限性时所述,“制夷”思想中也包含了一种“华夏中心观”的思想。由传统的“华夷之辩”发展起来的民族意识中也产生了一部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片面强调中华文化的优越,敌视一切外洋事物,盲目排外,如洋务运动时的顽固派等。在今天则发展为一种民族狂热心态,如网上的“愤青”之类。他们只看到西方的一些不足而落井下石,却未能具有客观的现代化竞争意识,迎头直追。另外,近代以来的民族自卑心态并未得到消除。由于中华历史上的伟大,当突然被西方击败时,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产生的影响巨大,“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愈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愈自卑”。[8]这种民族自卑心理又发展成一种“崇洋媚外”心态,如“全盘西化论”之类。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认为我国的一切都好,中华文化一无是处。从语言、穿着、行为等方面以“洋气”为荣,把西洋的一些丑恶现象也带入中国。“研究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思潮,既要看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严重不足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盲目崇洋的一面;既要看到健康发展的因素,也要看到病态民展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1.
[2]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
[3]罗荣渠.现化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
[4]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69.
[5]王继平.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45.
[6]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26.
[7]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8.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5
西方国家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完成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列强，竭力向海外推行殖民地政策，从而促进了造船和航海的进步。
英帝国主义殖民者1840年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震动了妄自称大、闭关自守的清朝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使一些握有重权的清吏惊醒过来，惊呼“中国之不如人者为船坚炮利”。他们开始认识到以前林则徐、魏源等人倡议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可取的。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皇亲首领奕D，以及汉员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以“自强”、“中兴”为标榜，大办洋务。这个“洋务运动”既有所谓“自强制夷”，又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双重目的。当时，朝野有识之士也认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持我中国亦在此”，遂成为师法的目标。1860年掌握中枢大权的恭亲王奕D，曾主张雇佣洋匠制器；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蕃筹议购置船炮，力言：“以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不仅应陆续购买，且当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久轮船必为官民通行之物。”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屡次与曾国藩论及“自强之术”，主张“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并与日本、俄国为例，中国如亦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等，在接触了西方科技和对照我国现状后，都主张“必须及时自强，中国之不如人者为船坚炮利”。
洋务派“自强”运动的开场戏就是筹办海防，建立中国近代海军。但是，昏庸腐败的清廷皇亲奕D，竟将维系国家安危的兵事，委诸洋人。不但依赖英国人代购兵船，甚至俯首洋人要挟，任命英国海军上校，为统率这支中国舰队的司令，以致受骗上当，演了一出“阿思本买船、卖船”的闹剧。现据民国初年池仲祜写的《海军大事记》所记录的这段史实，引述于下：
“清同治元年壬戍（186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奕D），曾令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购兵轮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台’、‘一统’、‘广万’、‘得胜’、‘百粤’、‘三卫’、‘镇吴’，以备协剿沿江贼垒（指太平军），是为在外国订阅船舰之始。翌年‘金台’等七船工竣，聘英员阿思本为帮统，酌配员勇（指英国上校阿思本雇佣600名外籍水兵）驾驶回华。嗣因李泰国报销前后不符（指贪污舞弊），且阿思本条约诸多挟持，任意要求。（指奕D与英国人所订立的购船合同十三条，其主要条款是，中国任命阿思本为海军司令，雇佣外国洋员驾驶。阿思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来的大清皇帝的谕旨，不接受任何官府衙门传来的命令。）其时沿江贼垒已次第平毁，毋需此项兵船，因此退还英国发卖，遣散洋员、兵勇。（购置兵船及遣散英国洋员、兵勇共耗银146.9万两，变卖七艘兵船只收回二十余万两）。后由总税务司李泰国购‘天平’轮一艘为海关巡缉之用。总理衙门奏定，以黄质三角式旗，镶飞龙戏珠，龙蓝色，珠赤色为国旗。”
这场依赖洋人筹建近代海军极其讽刺的闹剧，白赔了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费时三年，结果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为历史笑柄而收场，充分暴露清廷亲王官僚昏庸无能、受骗辱国的可悲！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6
关键词：魏源;“经世致用”;局限性
一、魏源和他所处的时代
魏源生于公元1794年，卒于公元1857年，字默深，生于湖南邵阳。魏源身处晚清时代，当时清政府昏庸无能，大清朝内外交困，作为一名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分子，他勇于“睁眼看世界”，讲求经世之学，是“通经致用”学派的代表。
晚清政府一直都是“天朝大国”的统治思维，整个社会基本遵循的是封建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之外的地方都是“蛮夷之地”，体现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就是“闭关锁国”。然而，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政治、领土等都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时代，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尤其是大清王朝对于鸦片贸易的打压和禁止，产生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毁了大批鸦片，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紧接着，西方列强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节节败退的清政府接连签署了几个中外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的领土、资源都遭受了重创。
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社会改革。他们深刻认识到，原来古代史学以“资治”为宗旨，以“王朝兴衰治乱”为参照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不能承担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了。开始转眼看世界，从其中探寻“御夷狄之策”，希望把对外国的研究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二、“经世致用”观的源头
“经世”二字较早出现在《庄子?齐物论》中：“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贬”，这里，“经世”二字被注释为“经纬世事”，可以理解为治理国家的意思。“致用”原意是“尽其功用”，后意为将思想付诸实践。另一例子，司马光描述自己编写 《资治通鉴》的目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的编写目的十分清晰，就是为了“以史为鉴”“经世资治”。晚清时代，清王朝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封建统治日益腐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崭露头角，清王朝对这些因素已基本处于“失控”状态，亦即无力也无法控制这种社会变化与走向。此时，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兴起。他们认识到，空谈义理根本无法解决大清王朝的现实社会问题，应该“变法”，改造清王朝。
三、魏源的“经世致用”观
（1）“经世致用”。魏源的《海国图志》用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先进技艺。他在序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为了明确表示自己作此书的实际目的，魏源在序中将自己的书与以往作者所做的海图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书中，魏源提到，“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者，火轮火器不等于古代所谓的射御乎？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在此，他明确表达了著书立说就是为了回应“抗敌御夷”之迫切的现实需要。另外，魏源也十分注重“人才”在推动与实施“经世致用”观中的作用，他提出“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以及 “器利不如人和”的观点。
总而言之，魏源提倡“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学风，旨在强调经学与致用是一个不断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过程。
（2）“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所收录的文章，除了碑记、志传外，大幅文字可见作者对于当时国计民生、文治武备一些大问题的思考与建议，如对英战争、洋务通商、河防水利、海运盐务等，这些都表明作者著书的“致用”态度。对外，魏源认真总结了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成功的历史经验，说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这里，魏源明确表达了对于彼得大帝敢于学习西方先进技艺进而强国富民的钦佩，同时也传达了大清王朝欲重振国威，杀狄御夷必须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呼声。魏源肯定了夷技几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战舰、火炮以及养兵练兵之法。
（3）“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这种思想体现了他从“师夷长技”逐步转向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变化。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势、利、名”集中于君主一身，而君主只知“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以至于“奸雄觊夺君位”，社会动乱，朝政腐败，人民蒙难。魏源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采用“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的方法十分周全。这种思想在当时整个大清王朝民族危机加深的状况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对于革新社会方法的大胆尝试，也是推动中国社会步入近代的内部动力。
四、魏源“经世致用”观的局限性
（1）时代局限性。①政治上，封建社会的专制独裁统治日益衰落瓦解;②经济上，尽管“闭关锁国”，也抵不住西方“船坚利炮”的轰击被迫打开了大门;③思想上，僵化落后的封建儒学与“崇实黜虚”的明清实学并存互斗;④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向当时那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们宣告，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是不行的，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及其统治才是失败的真正根源。然而，当时这些代表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始终以“忠”“孝”为宗旨服务于大清王朝，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认清这个根源，也无法从根本上去撼动这棵大树。
（2）阶级局限性。无论具备怎样进步的思想与认识，魏源仍然属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因此，从本质上讲，魏源的“经世致用”观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层的利益。另外，魏源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员，仍然服务于大清王朝，并且多半从事文字与理论工作，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魏源的经世观多见于其编撰的文献中，而少见于实践。这可以从魏源晚年由于苦苦找不到出路而陷入彷徨苦闷，最终笃信佛教，皈依佛门直致后来的郁郁而终窥见一斑。
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随时崩塌的地步，魏源勇于思考，敢于学习，采用了“经世致用”的学习态度与治国思维，这对于当时的国家治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然而，魏源代表的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考虑的终究是大清王朝的命运与前途，因而，他的“经世致用”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用来“治世”和“救世”，是难逃失败的宿命的。
参考文献：
[1]蒋先寒.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成因[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7，（4）.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7
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①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⑥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⑥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④奕沂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⑦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发明电报，“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⑥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⑥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⑩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仿照同文馆之例”，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星辐指掌、富国策、化学阐原、英文举偶、俄国史略、各国史略、全体通考、公法合通、星学发纫、电理测微、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稗制造书”，译出汽机发初、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年)，计译出40余种,刊印24种。⑥
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造就懂外语、有技术、能操作、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军事人才。这批新型人才，对中国工业、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
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洋务官员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
1．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要学过来。“取彼所长，辅我所短。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留其秘要”难得的好机会。
2．对机器制造技术“始因终创”⑥。曾国藩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④奕沂等说：“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⑥
3．认识到样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4．认为“制造本原”是“抉其秘”、“学其学”。“抉其秘”就是探讨“西法”(制造技术)“博大潜奥之理”，知其所以然。“学其学”就是学习西学。关系制造的西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奕沂等说：“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
5．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虽不免肤浅，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
四、其他几种观念的近代化
除上述外，洋务官员在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等方面均有近代化的表现。前两者本人已有专文论述，此不重复。①
在军事观念上，首先是武器装备观念更新。在中外军事较量中，洋务官员注意到英、法侵略
者轮船、枪炮的坚利，认为中国兵器“远逊洋人”，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而且不足以灭“土寇”。“自有以来，水师长龙、拖冒各项师船均成虚设，不但不能御敌，即追捕洋盗亦难得力。”⑥从而购置十仿造、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水陆战守利器”，包括步枪；岸炮、水雷。他对这些利器作了“考究”而“得其大略”，指出：“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关于洋枪。他说，各国都改用后门枪，“以其手法灵捷，放速而及远”。他把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的新式后门枪的“利钝迟速”作了比较：“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惮尔打精于美，美之林明登精于英之士乃德及德法诸枪也。”从而认识到前此各国贱价售于中国的前门枪仍系“旧制”。即如已购进的林明登、士乃得后门枪也不是上品。因此，他拟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和俄国的恽尔打枪，“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关于岸炮，他说：“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L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所以，他购买了克鹿炮，“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总理衙门奕沂等指出：枪“必须用最精之枪，一律之枪式，方能有济”，“各国所制枪式，日久日新，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现在英国所造之亨理麦提尼枪，又驾而上之。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制胜”。⑨可见，洋务官员正以科学眼光审视武器，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讲求以新式、先进武器装备军队。
其次，采用西法操练军队。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操练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丁日昌在奏折中说：“他曾于沪上阅西人陆操，有能不假系援，徒手上城者；有能以篙植壕中，凭以跃过二三丈之壕者；有能足缘单绳，手放洋枪者。其助攻常者，前者死亡，后者继进，并不反顾。因此，他奏请要在沿海“精练”陆兵10万人，以成“劲旅”。⑨李鸿章奏请“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无事时“专讲操练”。⑥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操练甚严，指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的弊病，主张“取被之长，救我之短”，严加操练军队。
又次，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军舰管驾等)；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培养陆军将才。李鸿章说：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务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务必由武备书院造就，……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张之洞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重要原因在于其“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⑥这说明，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讲究军事”、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根本”，主张仿照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
再次，海防观念的近代化：建设近代海军、修筑新式岸炮台。这是海防观念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洋务官员认为轮船是海中“第一利器”，因此，奏请购买、制造轮船，建立近代海军。丁日昌指出：“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⑥李鸿章认为：海防“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他奏请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号，根拨轮船10号，合共48号。北洋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分驻厦门、虎门。②后来，实际成军的是北洋海军(直隶)、南洋海军(两江)、福建海军。
修筑新式岸炮台是近代海防的另一重要设施。洋务官员注意到修筑炮台的近代科学性。如李鸿章建议：“各海口仿照样式修筑沙土炮台，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⑧丁宝侦具奏说：“此时修筑炮台，非仅如寻常守备，垒土累石，随便据险为之，遂谓可资捍御也。必须得熟习海疆形胜、精通地舆、探明算法而又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或乘舟历险，或登山涉隘，远测近观，以定台基。台基既定、然后讲求筑之之法，方圆斜正，一一精审。务使被船之炮不能遗伤我台，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船，斯筑一台始得收一台之用。”⑩
五、作用、地位和局限
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和技艺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①，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其一。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由轮船、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制麻、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西法”探矿．用机器采矿，举办电报、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其二。专门人才被重视、被任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明代已译出)、《代微积拾级》等；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此其三。由于西学的引进，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为国防、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其四。由于西学的引进。传统的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给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此其五。
总之，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
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如，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不能改变，不必学外国。又如，技艺观及人才观、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⑥再如，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兵员素质差，成为乌合之众；封建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专制观念弥漫军队，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靖内，惧伯反侵略战争等等。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篇8
一、 吸纳史学成果，分析开眼看世界的“可贵且有限”
对林则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教材这一结论，教师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后首先应予以肯定：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是可贵的。林则徐是最先“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探出头来认识西方的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在林则徐的手里开始成为一门学问”。［3］61如他所主持编译的《各国律例》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放弃“天朝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并与“国际接轨”的开始，意义确实重大。［4］188尤其是《四洲志》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它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起点，而林则徐则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329
其次，教师还应结合史学研究成果指出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是有限的。例如，鸦片战争前，林则徐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违反英国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义律等人的玩法抗拒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林则徐从其翻译的资料中得知英国以贸易为立国之本，故以为英国为了茶叶等项利益，不会因鸦片走私之利问题而与中国决裂。林则徐还从其翻译的资料中了解到英国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军队、舰船等数目，并据此判定英国相对较弱，显得不如中国这般强大，英国若派军远征，势必有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诸后虞，因而不会出此下策，“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5］115~118但战争最终还是到来了！从林则徐的一系列判断失误来看，他对外部世界应“未有透彻的了解”。［5］564
又如，《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1850年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拟住城里，刚刚回乡不久的林则徐，闻讯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驱逐英人。徐继畬主张从缓处置，以免酿起事端。林则徐再次上书，表明他不惜为两名英国人入城而引发一场大战，酿成一时大案。［5］564~565这种不惜用武的方法相当轻率。茅海建先生对此事作了最中肯的评价：“林则徐作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5］578可见，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是“可贵且有限”的。［5］564经过这样辩证分析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求真、求实，有助于学生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认识。
二、 回到历史现场，体悟《海国图志》的“孤寂”与“荣光”
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史地著作，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在常规教学中，教师在讲授魏源的《海国图志》时，重点往往放在如何评价“师夷长技以制夷”上，难免落入俗套。笔者认为，教师如能另辟蹊径，通过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现场，则可挖掘《海国图志》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教育价值。
首先，教师应帮助学生回到《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历史现场。《海国图志》问世后，很少有人问津。“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6］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教师应结合时代背景引导学生分析，魏源写《海国图志》时，守旧的官吏并没有真正从天朝梦中醒来，在鸦片战争的“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3］69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背离了‘用夏变夷’的传统，而堕入‘用夷变夏’的“歧途”，［2］330是为“夷”张目，会“溃夷夏之防”，故《海国图志》未得承认，受到冷遇。
接着，教师应帮助学生回到《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历史现场。“孤寂”的《海国图志》于1851年传入日本，很快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的欢迎，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到1859年，书价涨了3倍。［7］《海国图志》在日本的际遇与其在中国国内处境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而其“荣光”的主要原因，教师可结合选修教材相关内容组织学生分析。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舰叩关日本，并于1854年逼迫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之后，英、俄、荷等列强蜂拥而至，纷纷与日“亲善”，德川幕府200年的闭关锁国瞬间崩溃，日本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危机。国难当头，日本的有识之士苦苦探寻救国良方，《海国图志》适逢其会，成为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了解世界的钥匙，大受欢迎。
《海国图志》的“孤寂”与“荣光”，折射出中、日两国“师夷”态度的差别，这为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埋下了伏笔。中国由于自大和排外，延缓了近代化的启动，“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8］10而日本则抓住时机，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迅速崛起为近代化强国。通过回到历史现场，教师能有效引导学生体悟历史，形成有价值的历史认识。
三、 运用唯物史观，剖析“破启锢闭”的“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最先对此作比较系统的理论说明的是因出入过“夷场”而早识时务的冯桂芬。冯于1861年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意见成为30年洋务运动的纲领。它后来被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更简明的说法。［2］331
“中体西用”是一个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命题。它包含两对范畴，一是“中西”，一是“体用”。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自的“体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8严复曾经嘲讽它是“以牛为体，以马为用”。在教学实践中，也有教师常常引用严复的这一论断来作为批评“中体西用”局限性的依据。笔者认为，这论断和批评有失偏颇。客观而言，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中体西用”是其中一段重要的阶梯。教师应坚持唯物史观，引导学生恰如其分地对“中体西用”进行剖析。
首先，“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语）。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3］127“‘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设法把这部分引进到中国来，而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后的当时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形式”。［1］84
其次，这种“中体西用”的结合毕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结果：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翻译、出版、科技、学堂、留学生为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等等。这些东西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力量虽然有限，但终究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84
再次，“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势必推动人们观念的嬗变。“中体西用”就其本意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实际上却很难如愿”。［3］131如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早期维新派，他们发现西学是“体用”兼备的，“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成效难期，所以他们主张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要在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即从学习“西技”发展到学习“西政”，在近代化方面走出了更远的一步。
四、 抓住主要特征，探究“革故鼎新”的维新思想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鼓吹君主立宪，其中“变”的观念在宣传中占着突出的位置，是变法主张的理论基础。［9］19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抓住维新派论变的主要特征，引导学生探究维新之变的本质及意义。
维新派论变，一是“变”乃“天道”。康有为在专门写给光绪帝看的《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说，“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3］180在这里，康有为认为变化是天地之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目的是用自然来证社会，引出变法正题。二是“变”与“新”相连。康有为说：“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日日为新”按照谭嗣同的解释，就是“革去故，鼎取新”。如梁启超所言，“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3］184此乃维新之变的根本。三是“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统相承；老百姓则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古老而又懵懂的循环论被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所打破，从此书中，中国人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3］186书中用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变化的物质世界的图景。整个宇宙间充满着“不可穷诘之变动”“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9］20这种从未有过的“变”的观念对当时许多人来说，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它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于是“一批一批的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一批一批的传统士人在洗了脑子之后转化为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3］187这应是维新之变的最大意义所在。
总之，面对新课程，我们要广泛阅读、勇于实践，才能创新教学思路，才能真正贯彻新课程理念，才能使自己的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 雷颐．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 魏启敏． 中国巨著帮日本走向维新［N］. 环球时报，2005-12-09.
［7］ 周英杰． 《海国图志》的孤寂与荣光［J］． 四川文学，2006（11）．
［8］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