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政治与文化》（前三章）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政治与文化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的形成
第二章 产业大转型
第三章 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第五章 工人和学生
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
第七章 劳工大攻势
第八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参考文献（略）
英文对照索引（略）
作者：[韩]具海根 梁光严译 著
出版时间：2004-01-01
I S B N：7-80190–112–6/D•041
装帧：平装
原价：26元
内容简介
本书对韩国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劳工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和政治给第一代产业工人带来的冲击和他们的斗争模式。
具海根：系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教授，曾编著《当代韩国的国家机器与社会》等较有影响的书籍。
封底文字：
《韩国工人》展现了一部令人着迷的历史。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一种最具战斗性的工人运动在克服不利的文化和专制的工作条件的同时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同时，具海根恰逢其时的分析也向我们展示，随着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新的大韩劳动组合协议会在政治上的成功，同时伴随着集体认同发生某种程度的削弱。
——鲁斯•贝林斯•科里尔(Ruth Berins Collier)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部学者
由于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了解，具海根对现代韩国的阶级形成作出了分析敏锐且体察入微、富有同情心的论述。由此，他对学术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世界各地有关的劳工运动活动家和研究人员很感兴趣。
——伊丽莎白•J．佩里(Elizabeth j．Perry)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Thompson 1963,9)
1997年l月，在巨大的工人抗议浪潮发生十年后，韩国工人由于发动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罢-工，再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制定这些有争议的新劳动法，是为了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同时，在同一工作场所已经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内，不允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这场罢-工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使汽车、造船和其他主要行业停产；罢-工还打断了电视新闻的播送，中断了医院病房和地铁的服务。尽管季节的因素并不有利——当时正处于新年假期，天气寒冷——但长达三个星期的罢-工持续保持了高水平的工人参与度，而月公众的支持度也高得令人吃惊。1月底，在政府不情愿地同意修改新劳动法的情况下，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总罢-工显示了自1987年发生大规模劳工骚动浪潮以来韩国劳工组织化已经达到的程度。劳工骚动已经不再是政治动荡时期自发性工人抗议活动导致的结果；工人首先感兴趣的不再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也不再是向管理者的专制霸道发泄他们感觉受到压制的愤怒情绪。此时工人更关注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关注的是法律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层面上的问题。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
由于工作稳定性是核心问题，因此1997年1月的罢-工不仅反映了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很多白领工人和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利益（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工作稳定性是从事多种职业的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过争取这种稳定性，有组织劳工承担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成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卫工作职位应有保障、雇用关系应保持公平等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尽管这场总罢-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让步，但罢-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国际上大的报章一致将韩国工人描述为“好斗”、“有进攻性”和“有战斗性”。《洛杉矶时报》（1997年1月21日）将韩国劳工运动描述为“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纽约时报》（1997年1月17日）称韩国为“患罢-工病的国家”。显然，韩国劳动队伍听话顺从的国家形象已经彻底改变。正如瓦尔登•贝洛和斯蒂芬尼•罗森菲尔德指出，韩国工人阶级“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1990;23）。
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人一样，韩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止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由于这个国家有勤劳的劳动队伍，由于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25年间普遍存在高度的“产业和平”，韩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劳动纠纷的数量每年很少超过100起。其中大多数与一些自我保护性的问题有关，如无端解雇、拖欠上资和无法容忍的工作条件。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1976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 Bakery,Inc.）雇用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2500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1984,21~22)
众所周知，韩国工人工作时间极长；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之长居世界之最。正如上面这段请愿要求所示，70年代，对于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就业的很多工人来说，连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也是迫切要求得到的。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默默地忍受着长时间工作的痛苦，而海大工厂这些工人很勇敢，他们组织起了工会，并进行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从70年代中期起，在服装、纺织和其他出口行业也开始发生类似的斗争；不过，总体来说，韩国劳工仍保持着顺从、无组织和政治上沉寂的状态。
1996~1997年冬的总罢-工和海大工人1976年的斗争发生时间相距只有20年。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韩国劳工有了实质性的变化。70年代，韩国工厂工人视10 小时和12小时工作日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18个小时，而90年代后期，在很多大工业公司中工作的蓝领工人则视8小时为正常工作日。不愿意超时工作，除非加班费令人满意。70年代，工资由雇主单方面确定，而90年代后期，则通过劳资之间严肃的谈判来决定。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斗争首要针对的是过长的工时和非人的工作条件，而9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点是保护工作稳定性和增强劳工的组织力量。
韩国劳动关系中发生这种迅猛变化，原因何在？是什么因素使得韩国一度温顺的劳动大军迅速变成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社会力量呢？在形成一种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劳工运动方面，是什么因素使韩国工人比他们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同伴取得大得多的成功呢？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本书讲述了第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如何适应无产阶级的工作世界，并且尝试理解他们在新产业中的经验【尽管20 世纪60年代并非初次出现大量产业工人的时间——领工资工人在20年代殖民地时期就曾经大量出现——但出口导向工业化大规模地产生了新一代工厂工人，其中大多数是直接从农村录用的，以前没有过领工资就业的经历、从这种意义上说，将这批新的产业无产阶级视为韩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是适当的。】。它观察了他们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方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一种极具剥削性、欺压性的工业生产体系中保护自己。它探索了他们如何形成新的视自己为工人的集体认同，如何在他们的共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意识。它考察了韩国工人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考察了这种阶级意识通过组织方面的、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活动等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方式。简言之，这是一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只不过研究是从工人的观点面不是从工业家或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的。
有关韩国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多的著述，但在讲述这种经济变迁的故事时，几乎都是从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视角进行的（例如，参见Cole and Lyrnan 1971;Kuznets 1977;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 1989;Steinberg 1989;Song Byung-Nak 1990;Woo 1991;World Bank 1993; Sakong 1993;Cho Soon 1994）。在这些范围极广的文献中，作者的首要关注点是说明韩国和其他东亚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如何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1997年的经济危机弱化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吸引力，引起了人们探索亚洲国家发生这场经济瓦解的原因。然而，韩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比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的都要快，因此长期以来围绕韩国经济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有可能仍将继续下去。
不管这种争论关注的是韩国经济奇迹还是那场金融危机，争论时非常明显的欠缺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千百万工作着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使得这种壮观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关注。有关东亚奇迹的讲述，很多说的都是发展主义国家的作用。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抽象观念，而很少谈及工人和他们的具体体验。这并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学家没有承认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显然承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依赖于低工资、辛勤工作的劳动队伍。他们同意，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量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原因。尽管承认了这一点，但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很少不是将劳工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比较优势要素。他们关注的不是从事劳动的人们作为人的体验，而是作为国家经济竟争基础的劳动队伍的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如果说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关注过经济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社会后果，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分析仅仅限于工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人们注意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与相对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被称赞为“平等的增长”的实例（World Bank 1993)。韩国收入分配的记录比不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要好很多。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如此之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准带来如此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这样大的不满呢？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即人们对自己经济改善的预期升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上的实际改善速度，必定起到了某种作用。不过，一个远远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韩国工厂工人中酿成如此大的愤恨、造成韩国兴起强大工人运动的因素，与其说是收入增长的迟滞，不如说是在工作中受到残酷对待的体验。
有关东亚发展的文献甚少关注劳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在发展中发挥着很被动和顺从的角色。在所有东亚四小龙中，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之前，禁止动员劳工和从政治上控制劳工的做法已经得到很好的实施。纵贯整个出口带动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他们被置于严密的国家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可以看到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照。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拉美劳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力量，即使是他们在很多国家被纳入到某种合作主义体系之中后，劳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Collier and Collier）认为，劳工被纳入合作主义体系的方式，决定了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另见Bcrgquist 198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时期内，东亚小龙中也发生过对劳工的政治动员，但左翼劳工因出现强大的反共国家机器而被完全摧毁，劳工没有留下任何组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指出，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则继续遇到“二重性的两难”：一方面要控制组织化的劳工，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得到影响巨大的劳工团体的支持（1991，48~50）。这种两难在东亚从未存在。劳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对象，从未被视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选民。由于没有历史遗留的组织，没有来自政党的支持，亚洲小龙的劳动大军被作为原子化的工人纳入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中。他们辛勤工作，很少向雇主提出要求，对实施国家的发展政策没有构成任何重大挑战。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的著述中的主导性主题便是劳工的顺从性、其组织方面的弱点及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情形。在惟一一部对东亚劳工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迪约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工的决定性特征描述如一下：“在国家事务中，组织化劳工在政治上只起到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作用。在集体性讨价还价中，劳工在雇主面前处在弱小的地位，产业中罢-工的情况很少，而且普遍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劳工对经济决策的参与，最多只是象征性的”(Deyo 1989,3~4)。他进而注意到，“快速、持续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劳工弱小的政治地位”，而且，“尽管三十年来形成了庞大的工厂工作队伍，但劳工运动总的来说仍受到控制，仍是无关紧要的”(4~5)。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劳工的被动性及其政治上的沉寂。是什么原因造成东亚劳工的这种独特性呢？迪约（1989, 5~6）指出了对东亚国家经济中劳工沉寂的三种流行解释。最经常提到的解释是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及其重视等级制、尊重权威、合作、勤劳、家族主义等，被普遍认为起到了鼓励工人服从和与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对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起到劝阻作用。情况确实是，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儒家传统来营造劳动冲突比大多数西方工业化社会少得多的工业体系。在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组织中，工业权威通常呈现出家长制或族长制的形态，家族主义的思想常常被利用来确保工人服从并承诺实现公司目标。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上的：东亚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准。工作职位市场的情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工资水平和其他报酬的水平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尽管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被压制，但生活水准的这种大幅度改善削弱了工人对作为一种向上流社会流动途径的集体行动的兴趣。在这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工作职位市场中，工人能够寻找到个人升迁的办法，对参加工会兴趣甚少，当这样做意味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时尤其如此。
第三种解释强调国家的作用。众所周知，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机器”异常强大并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它们拥有着分布广泛的社会控制机构，并随时准备好运用这些机构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机构精英己经将经济增长确定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并将自主的劳工组织视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尽管控制劳工的形式在东亚小龙中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对劳工组织和劳工活动保持着严密的控制。工会处在政府或公司的控制之下，集体讨价还价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工人的抗议受到坚决压制。因此，由于有这样一种压制劳工的体制，东亚劳工的顺从和沉寂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当这种压制因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得到补偿时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解释同样适用于所有东亚四小龙。不过，正如迪约（1989,77~81）指出，对于工业生产的剥削制度，韩国工人的抵抗要强烈得多；在组织与政府控制的官方工会相对抗的独立工会方面，韩国工人也表现出更强的进取性。因此，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体制相比，韩国劳动体制要更加不稳定并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工人相比，韩国工人对他们在工业中的体验的反应具有大得多的进攻性？他们是如何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劳工运动的？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不过，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对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讲述，能为从比较的视角解释韩国经历的独特性提供某种线索【迪约指出、东亚四小龙中劳工运动力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同结构特征。他认为，产品供出口的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通常产生一支由女工主导的、结构上弱小的劳动队伍。而重工业和进口替代型产业则产生由男性主导的，结构上比较强大的劳动队伍。迪约通过这种“结构能力”要素解释东亚劳工作为整体表现出的普遍薄弱状态，而且用同一要家解释地区间的差异。正如他指出，与其他东亚小龙相比，韩国工业发展更多的以重化工业为方向。地理上和组织上也更为集中（Deyo 1989,167~196）。我在这里的分析以及1989年的研究（Koo 1989）在这一点上赞同迪约的意见，但强调对于解释韩国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差异而言，政治因素更加重要。】。我的分析展示，韩国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在工人当中产生了对工业制度强烈的悲愤感受，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组织资源和话语资源来抵抗社会控制的支配结构。经常被人们假定造成了劳工服从状态的同样一些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传统文化和国家压迫，也起到了促进韩国形成强大工人运动的作用。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作用，有助于韩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
韩国工人阶级迅速形成的独特模式，如果将其与欧洲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相对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当然，20世纪的韩国与19世纪的欧洲相互之间存在遥远距离，这种距离不仅表现在时间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方面。然而，二者对于快速发生的工业化大转型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之猛烈，有着共同的体验。用早期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来观照韩国晚近的经验，会有助于我们找出韩国阶级形成过程中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并就这一过程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毕竟，所有阶级理论实际上都是从欧洲或美国的经验中产生的，因此，将我们研究的实例与这些原型进行对比是有帮助的，目的是获得比较研究方面和理论方面的洞见。
多年来，受E.P.汤普森创新性研究成果《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3）的启示，人们已经对19世纪欧洲阶级形成过程做过一些卓越的研究。在该书中，汤普森确立了与结构-化约主义(structural-rcductionist）或者说决定主义（determinist）阶级概念不同的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视角。他对19世纪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研究堪称大师精品。在该项研究中，他揭示出英格兰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着明确阶级气质和觉悟的实体，它并非是因其在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而自动地形成的。在强调必须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的现象”的同时，他争辩说，“我并不将阶级视为一种‘结构’，甚至也不将其视为一种‘范畴’，而是视为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而且可以展示为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1963,9）。汤普森的阶级概念，将人类动因（human agency）的作用、将“营造”(making）阶级的自觉活动(self-activity)而不是将结构条件造成阶级的被动过程置于首要地位。正如他令人信服地写道：“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己的历史的人定义的，而且归根到底，这是惟一的定义”(11)。
汤普森历史的、以动因为取向的阶级概念，强调文化和制度在形成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内外的“亲身经历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s)的作用。他认为，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物质条件，如何对这种条件做出反应，受到“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理念和制度形态中的”(1963,10）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汤普森写道：
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现），对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义，而是要从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意义上定义；而且，最终只能用时间媒介——即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定义很松散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汇集，有着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以与其他阶级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意识来定义自身的倾向（1966,357）。
在汤普森给人很大启发的研究的强烈影响下，最近很多对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采用了他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例如，Aminzade 1981,1993;Biernacki,1995;Calhoun l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Moore 1978；Sewell 1980）。这些研究包含了以历史为依据的解释，这些解释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它们说明，阶级利益并非不言自明的——就是说，并非是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而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情况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这些研究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行动者的认同和利益感知视为可以争论的，视为通过政治活动、通过将包括阶级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机制而构成的”(Aminzade 1993,6）。
这些对欧洲早期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得出的几点发现，与我们对韩国阶级形成的研究有关。第一点发现，是手工业工人(artisans)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者证实，在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抗议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工厂工人（例如，Aminzade 1981,1993;Biernacki 1995;Calhoun,1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Moore 1978;Sewell 1980）。在法国、英格兰，某种程度上在德国，手工业工人曾通过为工人斗争提供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领导着工人阶级运动。正如汤普森注意到，“在很多城镇，劳工运动得到的思想、组织和领导的实际核心，是由制鞋工、织布工、马具工、车马套具工、图书销售工、印刷工、建筑工、小商人等等这样的人提出和构成的”(1963,193)。威廉•塞韦尔同样认为，“19世纪的劳工运动是从手工业工场（craft workshop）中诞生的，而不是从昏暗、魔窟般的工厂（mill）中诞生的”( Sewell 1980,l）。
为什么手工业工人在抗议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呢？巴灵顿•摩尔解释道，“手工业工人对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利受到攻击感到道德上的义愤。丧失了据称是古老的权利，构成了他们的悲愤感的核心”(Moore 1978,152）。塞韦尔也认为，手工业工人的反应首要的是社会上的和道德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而且，“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自觉行动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对其劳动的某种理解造成的后果，这种理解是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城市中产生的公司制度或者说行会制度中产生的”(1986,53）。从他们的互助文化当中，手工业工人吸取到了物质的、社会的和组织的资源，从而在对无产阶级化做出反应时形成强大的集体行动。
19世纪法国和英格兰阶级形成与韩国阶级形成有关的第二个方面，是1830年法国革命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上的话语影响。汤普森注意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伦敦的激进派（London Radicals）感到震动，而且使遥远工业村落的工人阶级改革家感到震动”(Thompson 1963,829）。罗纳德•阿明扎德认为，这场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是将“民主制度的远景置于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Aminzade 1993,3)很多学者指出，这场法国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传开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这种文化和语言包含着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内容。艾拉•卡兹涅尔森写道，“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思考和谈论阶级的方式，它创造了新的公民和权利等范畴；它营造了新的具体形式的契约和主权；它大量产生了论证政治合理性的新词汇”(Katznelson 1986,34）。塞韦尔也认为，“19世纪30年代初的大转型，创造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发展所依赖的知识、语言和组织空间。这些转型第一次确立了阶级意识的话语和制度上的习惯做法，这些话语和习惯做法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为工人所进一步发挥”(Sewell 1986,64）。
在阶级政治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第三个方面，也与韩国的阶级形成过程有关，即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政党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指出，各种集团并不是按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的、似乎注定应由它们发挥的政治角色来行动的【卡兹涅尔森(1986)认为，在分为多个层面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值得争议的环节是阶级倾向如何向阶级行动的转化，而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接合点上，政治制度通常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相反，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是通过某种政治过程创造的，在此过程中，政党和国家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汤普森的研究（1963）描述了各种政治集团是怎样对工人政治倾向和集体认同的发展发挥作用的，尽管有些政治集团尚未形成政党。阿明扎德对法国阶级政治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共和主义（Republican）党通过培育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鼓励某些形式的政治参与，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3,14）。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政党在决定政治认同的可能来源和明显程度方面发挥着多种不同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为刚出现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资源（Hobsbawm 1984;Katznelson 1986;Kacks 1986;Zolberg 1986）。
与欧洲早期的经验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在那些被人们确定为曾经在欧洲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制度促进因素当中，有很多在韩国并不存在。首先，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浓厚的手工业文化。不仅手工业生产在韩国传统社会中无足轻重，而且手工业工人在儒家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很低。事实上，在朝鲜王朝（我国称“李朝”——译注）时期，很多手工业工人是从奴隶中征用的，目的是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用具、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因此，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在没有文化和组织遗产的情况下经历了无产阶级化。没有互助的文化，没有对手艺的自豪感，没有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珍视，简言之，没有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所依赖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历史馈赠给韩国无产阶级的是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从事独立农业劳作的人们相联系的当代地位。由于没有社团习语(corporate idiom)和社交文化，韩国的新无产阶级是作为被原子化和被改变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纳入到新工业制度当中的。另一方面，韩国从19世纪末以后经历的巨大社会政治变动便得韩国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使韩国工人能够更加容易得多地适应了领工资的工业工作。工人带有心理上的警觉性，有着艰苦工作的习惯，期望值低，除了家庭或血缘关系圈子之外没有集体认同感。
与文化因素相比，韩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形成甚至更不利。朝鲜半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位干冷战的中心。战后一段时期里韩国的政治动荡，随着两个相互敌对国家的形成、南部左翼力量被彻底破坏而结束(Cumings 1981)。在这一国家形成过程中，(1945年8月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光复后不久出现的）具有战斗性的左翼工会被右翼力量和美国军事政府彻底摧毁，没有给新一代韩国工厂工人留下任何建立他们的运动所依赖的组织基础。这种战后初期的经历，为未来工人阶级运动留下来的是不幸的遗产——劳工动员被等同于共产主义鼓动，以及人们担心因参与被怀疑为亲共的活动而受到审判的恐惧。在这种紧张的冷战环境中，反共总是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有关这方面的卓越分析，参见Choi Jang Jip 1989）。它给了随时可以利用的压制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并成了控制劳工活动和政治异议运动的强大工具。这种环境也剥夺了政党对劳工的支持。甚至直到90年代末，由于担心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韩国仍没有任何政党谋求使自己认同于劳工或对工人阶级运动给予组织上的支持。
影响韩国工人感知工业经验的主导语言是由国家机器提供的，其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家族主义、和谐和国家安全等语言。国家从“祖国现代化”这一国家目标的意义上定义经济发展，将其定义为一项使国家富裕和强大的工程，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敌对的共产主义北方和其他外国强权的威胁。它将工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表彰为爱国行为，同时将具有战斗性的工会描述为打破产业和平、破坏国家经济发展进程。工厂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产业大军”和“出口的领导力量”。“产业战士”这一标签，反映了国家将工厂工人的认同定义为士兵的企图，这些士兵参与到反对外国竞争者的经济战争之中，愿意为了国家的光荣而牺牲自己。产业关系也时常被等同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以相互信任和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作为基础。由国家提出的口号“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是韩国工厂中时常能听到的说法，写在了全国几乎每一间工厂的大门口。国家还通过国家教育计划，大力宣传勤勉、忠诚、工人与管理方保持和谐等传统的儒家伦理。
因此，很明显，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极其敌对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发展的。无论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对工人认同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工人被歧视为卑下的、可轻视的对象，而且他们从他们的文化中没有继承任何关于集体认同和组织的语言。直到80年代中期，韩国工厂工人还常常被称为“打工妹”（孔顺尼）或“打工仔”（孔多里），二者都有这样的含义：他们卑下、可轻视的地位可以与仆人相提并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也阻碍工人在共同职业兴趣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同。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Hirschman 1971）极有用处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工人的主导取向是“脱离”(exit）而不是“表达”(voice)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们想尽快离开工厂工作这种悲惨世界，尽快摆脱受鄙视的工厂劳动者的地位。以某种积极的态度将自己认同为工人或工人阶级的成员，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韩国工厂工人克服受鄙视的“劳动者”（如“打工妹”和“打工仔”）这种文化形象和国家强加的“产业战士”标签、形成他们自己作为工人（劳动者）的集体认同的方式。本项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工人阶级认同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是比其他社会更值得争论的，在这里，文化和政治压制扭曲了这种认同的发展。因此，要探索的中心问题是：韩国工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些文化和政治障碍并铸造一种强大的工人认同的？什么样的结构条件和人口条件促进了这一进程？工人在工厂亲身经历的体验，使他们能够以如此惊人的勇气和强烈情感抵-制家长制权威，这种经验是什么？他们从哪里吸取文化和组织资源来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觉悟？本书描述了在过去30年快速工业化期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和集体认同的发展情况。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调研这些问题时，我的研究方法并不假定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到80年代结束时或者说到90年代后期已经完成。阶级形成，曾被理解为“比较具有凝聚力、意识到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愿意并能够采取行动影响这种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出现”(Katznelson 1986,11)，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确定阶级形成什么时候已经发生或者说没有发生，是没有用处的。正如儒尔根•柯卡认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化的过程之中”(Koeka 1986,283）。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工人集体认同和意识中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他们争取建立工会斗争的模式，而且表现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参与的文化活动。简言之，我认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70 年代开始的变化累积的结果。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韩国工人和劳工活动家留下的丰富材料。幸运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活跃的和高度政治化的劳工运动留下了大量有关工人斗争发展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卷入韩国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写下的。从70年代后期以来，学生活动家和持政治异议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与基层工会运动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他们记下了大量有关工会运动、有关雇主和政府压制行动的情况。此外，韩国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剧本和有关抗议行动的集体报告等形式写下了很多材料。很庆幸，他们写下的东西当中很多现在仍可以利用，因为几位小出版商已经将工人分散写作的东西收集起来，并于80年代将作文和报告等结集出版（例如，Chang Nan-soo 1984;Chun Chum-suk 1985;Kim Kyong-sook eral.1986;Suk Jung-nam 1984;Song Hyo-soon 1982;Yu Dong-wu 1984; Lee Dal-hyuk 1985）。
过去十年里，我还对工厂工人、工会分子和劳工问题专家进行过很多访谈，了解到很多情况。通过这些访谈，通过阅读和思考他们写下的东西，我对韩国工人抗议和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慢慢地发生演变。此外，我还广泛吸取了一些韩国知识分子写下的很多分散的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曾在80年代参与民主工会运动。他们的分析常常集中在特定问题上，反映了这些活动家的观点，而且通常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不是分析的目的写下的。他们写下的东西，为研究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学者提供了价值难以估量的信息和富有见地的看法。
有关韩国劳工运动，有丰富的韩文材料可以利用，与此明显不同的是，有关这个主题的英文文献极其罕见。有关这方面的著述，除了迪约（1989）的比较研究之外，专门关注当代韩国劳工运动的书只有3本。第一本，崔章集(Choi Jang Jip)著，对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韩国控制劳工的合作主义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卓越的分析。第二本，奥格尔（Ogle 1990）著，这是由一位前美国传教士写的，他在开展韩国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对军事独裁政权之下韩国工人的苦难做了第一手的生动描述。第三本是金承庆（音，Kim Seung kyung 1997）写的，根据作者在一家电子厂的经历，描述了80年代后期马山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斗争，还有少量其他著作，在比较宽泛地探讨韩国或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探讨了压迫劳工和劳工斗争等问题，但他们关注的焦点通常仅限于韩国劳工的某个方面，而且总的来说缺乏分析深度（例如，Bello and Rosenfeld 1990;Kearney 1991;Hart-Landsberg 1993)。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人们还写过几篇有关韩国劳工的博士论文（例如，Cho Soon-Kyoung 1987;Kim Yong-Cheol 1994;Lee Jeong Taik 1987;Lee Eun-Jin 1989;Suh Doowon 1998）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仍可以说有关韩国劳工的文献只是有关韩国发展的巨量文献当中的沦海一粟。
与讨论发展的文献中关于东亚劳工的普遍观念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这些关于韩国劳工的文献中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即程度不同地认为韩国劳工战斗性的兴起是理所当然的。在韩国人的著述中情况尤其如此，他们大多数与工会活动家和社会运动团体有着密切联系。考虑到工厂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极其严重的剥削和欺凌，在这些知识界观察者眼中，工人的阶级对抗和集体行动倾向必定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韩国分析家的著述大多数首先感兴趣的是凸显剥削劳工的异常严重程度和国家对劳工行动的残酷镇丫。在他们的著述中，独立工会运动通常被视为国家压制性的劳工政策和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工会未能代表工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些文献中表现出的普遍存在的阶级关系观念是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 ）和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假定，即假定阶级或多或少地是自动地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出现的。
在研究韩国以及其他社会中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时，我认为这种化约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是不足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同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没有产生同样一种阶级反应，尽管实际上存在着同样强度的劳工剥削和压迫。这告诫我们，不要假定以共同阶级认同为基础的阶级行动会自然地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无论是比较性的观点还是现有的阶级形成理论都表明，必须将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理解为某种也许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事情，要取决于其他因索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意识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节。这显然是我们前面评论过的有关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中指出的最重要观点。
本书展开的叙事表明，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最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制霸道的工作关系。工厂工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觉，对于管理方的专制主义积蓄了强烈的愤恨。由于受到地位高于他们的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鄙视性对待，工厂工人的感情还受到深刻的影响。因此，韩国工人的悲愤感是从多种压迫原因中产生的，而不是单纯从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当中产生，这对女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受到文化和符号上的压迫。因此，在韩国工厂中，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一起产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强烈的挫折感和对专制管理者的愤恨。韩国工人的反应因而通常是高度情绪化的和以道义为依据的。20 世纪70年代分散爆发的工人抗议，更多的是因他们对自己在工厂中的经验的文化反应而生，而不是因试图做出改善经济状况的合理努力而生。他们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和公正，而不是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韩国工人和早期欧洲工人之间存在某种类似性，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公平的道义感在决定工人对他们的无产阶级工作关系的反应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Thompson 1963;Moore 1978）。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发生的劳工抗议数量很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织、自发和防卫性的。这些杭议很少有某种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团结意识的支撑，而且它们很容易控制。然而，从70年代后五年开始，两个重要过程开始发生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的成长。第一个是结构化的过程：工厂工人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区，这些区域越来越以重化工业为主。第二个是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发生在工业领域之外，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与基层劳工斗争联合在一起。这两种进程大大地提高了韩国工人阶级的结构能力和空间能力，并为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文化和组织资源。
韩国工业化的主导模式——快速性、压缩性和高度集中性——与韩国迅速的阶级形成过程有着很大关系。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带动工业化在70年代加快了其步伐。这一时期，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大为扩张，而且其空间集中性变得更为突出。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工厂都位于大城市地区、少数几个工业区、汉城周围和沿海地区新出现的工业城镇。这种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必然引起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迁。在韩国，迁居者最大的可能性是永久性移居，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意图。因此，这种工业化的集中模式有助于在产业带周围形成工人阶级社区，这里居住着全日工作制的无产阶级，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余生注定只能在城市从事工资工作。那些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表明，布局紧凑的工人阶级社区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中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无论西方和东方都是如此（Calhoun 1981;Hanagan 1989;Gutmam 1977;Perry 1993）。某种类似的过程在80年代初的韩国开始发生，这是70年代高度集中的工业化造成的结果。
另一个过程，可能也是更重要的过程，发生在产业领域之外。从70 年代下半期开始，高度政治化的知识界开始与工作场所的抵抗运动联系起来。
在支持基层劳工斗争方面，社会中的两个群体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受进步主义神学方针如拉美解放神学影响的教会组织。这些基督教组织利用它们的国际网络和它们在社会中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地位为劳工活跃分子提供指导和庇护。它们还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小组活动，在此，工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他们之间形成某种认同感和团结意识。在韩国，组织工会的意识最先是通过这些活动产生的，第一个基层工会活跃分子团体也是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工会活跃分子大多数是在服装、纺织和电子行业就业的女工，他们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五年领导着基层劳工运动。因而，韩国劳工运动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发挥的独特作用。因此，为什么妇女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是本书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80年代初起，学生接过了由教会团体发挥的角色。韩国学生在韩国现代政治史中曾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在1961年起为期30年的军事统治时期，他们是韩国人口中最活跃和最关心政治的成分。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到工业领域。80年代初，大批学生进入工厂，目的是在工人中间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参与到很多劳动争议当中，有助于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增强工人的政治意识。
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还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发展而得到巨大帮助，这场社会运动称为“民众（人民）运动”，它开始于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成为一场主导性的知识分子潮流。这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目的是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反对独裁政权和经济不公正的广泛阶级联盟（Koo 1993,Abelamnn 1996;Wells 1995）。这场运动同时是一场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分配公正、民族文化认同和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民粹主义思想.通过从某种“民众”的视角重新解释韩国历史和重新利用韩国本土文化，它传开了新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活动形式。这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有助于通过帮助工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作用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工人认同感。在缺乏内部文化资源和面对强大独裁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韩国产业工人从市民社会中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吸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组织上的支持。
因此，与其他东亚小龙劳工运动相比较，韩国劳工运动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在工人的基层工会运动与由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政治家领导的争取民主政治运动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什么因素造成两个层面即工作场所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斗争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的作用。它是韩国“迟发工业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韩国深度侵入社会的国家机器，从几个方面塑造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冲突。首先，韩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对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成绩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扩张主义的积累战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确定并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供应。因此，发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作队伍，是大多数韩国工业家关注的次要问题。特别是，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供给一直十分充裕。
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影响。整个70年代或80年代，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态度处理产业关系。在政府对管理方习惯性地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的同时，它却在镇丫任何劳动骚动的萌芽时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这种情祝自然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权力的资本家本质太过于一目了然，在工人对自己组织成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有了起码了解之后情况尤其如此。尽管人们通常将韩国劳动体制描述为一种合作主义制度，但其实际操作仍然是以残酷爪制的控制形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精心设计的合作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大多数采用合作主义劳动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官方批准的工会被允许成为反映工人要求的渠道，与此不同，韩国政府首先感兴趣的是保待工人的无组织状态，并通过安全力量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劳动部门控制工人。例如，与韩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台湾的情况，在那里，“执政党”深深地渗透到当地工会之中，并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确保劳工的被动和顺从，而韩国政府首要依靠的是威胁和惩罚，同时利用安全意识形态来控制对劳工的宣传鼓动（Shin Kwang-Yeong 1994）。这种排斥性的处理方法。通过将工会分子逐出产业领域一一很多工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被列入未来不予雇用的黑名单——造成了一批铁了心的工会活动分子。而且，事与愿违，由于驱赶他们，使工人与政治活动家和学生激进分予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化和政治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发挥了研究东亚发展的文献认为它们所起到的那种常见作用一一即认为文化和政治是造成劳工顺从和沉寂的因素一一相反，是劳工抵抗和提高觉悟的源泉。我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探讨，论证了韩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力同时既压制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也提高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韩国文化中的前工业社会因素支持着管理者的家长制权威，同时对工人集体认同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而对过去记忆的重新建构和民众文化，则成厂锻造反抗性的“劳动者”（工人）认同的重要文化工具【阿贝尔曼(Abelmann 1996）描述了历史记忆和“民众想像”。(minjung imaginery)在80年代韩国农民运动发展中的重要性。】。尽管国家的镇丫政策限制了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资源，但这些政策在促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和促进劳工斗争与争取民主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在工作场所和市民社会中都发生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应，推动了劳工战斗性和阶级意识的快速提高。这样，在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冲突的辩证法与文化和政治的辩证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在以下各章中，我将描述韩国工人如何争取改善他们在工厂中的状况，他们如何通过这些斗争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第二章将描述韩国6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转型的性质，并展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条件。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以异常快速的、压缩性的和地理上集中的发展模式为特征。该章考察了伴随这一经济变迁发生的无产阶级化的主要类型，并考察韩国新出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特性和人口学特征。
第三章将更近距离地考察工人在工厂内部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根据工人的日记和作文，该章描述了70年代和80年代典型的韩国工厂中如何组织工作和如何行使权威，并描述这种工厂制度迫使工人特别是年青女工做出的身体和心理牺牲。工人的日记和作文中，充满了对雇主行使权力时高度人治和专断的做法和经常侵犯他们的自尊和社会认同的愤怒。该章还展示，他们不断呼喊得到像人一样对待，不仅是对极差的工作物质条件的反应，而且是对那种否定他们基本人类尊严的专制权威关系的反应。
韩国在60年代初发起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但对这种产业经历的集体反应到7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第四章的主要关注点，是受雇于纺织、电子和其他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领导的基层工会运动的第一阶段。叙述主要围绕工会化斗争的两个案例即东一纺织公司和Y.H.商事公司的工会化展开。它们既是女工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的缩影，也是外部团体特别是教会组织在支持她们的斗争方面发挥的支持作用的缩影。该章还展示了阶级体验和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如何融合在一起，使得年青女工能够在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第五章跟踪了80年代前5年发生的事件，在此期间，出现劳工运动被高度政治化的情况。学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工人—学生联盟”成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导战略，数以千计的学生离开学校进人产业领域，目的是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这一章探索这一发展进程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六章不再采用按年代史处理事件的方法，而是探索韩国工人对他们的产业体验所做反应的独特模式。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文化和权力如何一起发挥作用来压制工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集体认同。同时，集中分析工人怎样得以形成“工人”（劳动者）这种集体共享认同，怎样通过集体团结斗争和文化活动表达他们的集体意识。该章还说明了一些独特的韩国文化概念和历史记忆如何发挥培育工人认同和意识的作用。
1987年，在工人认同、意识、人口构成、社会网络等方面发生的累积变化，在一场劳工骚动的大规模爆发即工人斗争中表现出来了。第七章描述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叙述了它如何影响后来产业关系的发展。1987年工人起义开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劳工运动主要行动者的重大转变——从主要由轻型制造业中的女工主导转向由重化工业的男工主导——和工人斗争目标、主题的重大变化。工人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提高，由于工会权力的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改善，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影响显著增强。
然而，80年代后期劳工取得的进展，在90年代受到了来自资本和国家的强大反攻。第八章描述了这一民主化和全球化时期发生的许多有趣变化。劳工战斗性受到了先进管理方法的抑制，劳工运动也逐渐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离，变成了主要是一种经济工会主义。新的资本积累战略，促使以前同质性的工人阶级因行业、部门和职业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了其阶级认同。与此同时，因全球化而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促使新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工作职位保障之上。韩国的劳工斗争和工会运动越来越丧失与以前独裁主义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独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渐趋同于其他工业社会流行的更具普遍性的工会运动模式。在世纪之交，韩国工人阶级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成为具有阶级觉悟、从政治上组织的阶级，要么成为优先考虑自己狭隘特殊经济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工人集团。
第二章 产业大转型
走啊，走，
别哭泣！
翻过那白色的、黑色的
让人憧憬的山峦
踏上通往汉城之路，
步履沉重，
去出卖我的身体。
何时返回故里，
何时绽开笑脸，
松开紧束的发带。
走啊，走，
别哭泣！
（摘自Kim Chi Ha,1970【本书中的几首诗歌，是特意请沈仪琳教授直接根据本书的韩文版翻译的。在此，向沈教授表示衷心感谢。——译者）
为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不存在强大的组织化劳工。韩国劳工力量的薄弱，并非只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和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不久韩国劳工曾被动员过，他们在40 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 年代和70 年代更强大、更具有政治取向。但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变完全摧毁了这一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为后来一段时期里走上排斥劳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路。到60 年代初发起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候，组织化的劳工已经被彻底削弱，使新一代产业工人作为原子化的劳动者进入到出口行业中，他们没有任何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中得到像样的地位。
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劳工状况以及20 世纪60 年代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自60 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其重大程度并不亚于波拉尼（Polanyi 1957）描述19世纪欧洲时所说的“大转型”。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工业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密切相关。
本章大致总结了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并描述了韩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它使我们对历史背景和结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韩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中兴起的。而且，他们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下，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谋求形成一种正面的认同。
一 早期对劳工力量的彻底削弱
现代韩国劳工运动随着日本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的迅速工业化而开始。尽管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策首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农业剩余产品，但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推进需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工业基础，因而对采矿、化学工业、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做了大最投资，而且所有这些均纳入了日本的战争需要。韩国工厂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1 年的4 . 9 万人增加到1925 年的8 万人，1930年增加到10.2万人（Kim Yun-hwan 1978,67;另见（'hung Jin-Sung 1984）。这些工人的大多数为日本雇主所雇用（大型工业企业大部分为日本资本家所有）。
劳工运动从20世纪20 年代初开始出现，并卷入了不断发生的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中〔见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30 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 年代的数量。例如，1920 年发生劳动争议81起，涉及4599 名参与者。1930 年，数量增加到160起，涉及工人1.89 万人以上。这一时期劳动冲突的高峰是1929年的元山总罢-工，这是一场由2000 名左右的工人发起的为期三个月的艰辛斗争。不过，这一殖民统治时期发生的劳工运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而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殖民政府不允许这样一种具有政治目标的劳工运动继续增强力量，因此从30 年代开始对其进行大力镇压。结果，殖民主义时期的后几十年期间的韩国劳工运动仍处于地下状态，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1945 年8 月韩国从殖民统治下光复后，劳工运动在比以前更强大的组织和领导之下浮出水面，在光复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伞形组织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了强大的左翼工会，甚至在这一全国性的组织形成之前，韩国工人在工厂层面上就已经十分活跃，全评接管和管理着很多日本所有者留下的工厂。随着全评的形成，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冲突。在1945 年8 月至1947 年3 月间，发生了2388 次劳工示威，有60万人参加。这是1987 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力性最强的时期（见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
然而，强大的劳工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46 年3 月，右翼集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工组织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大韩劳总没有基层基础，对增进工人福利并不真正感兴趣。毋宁说，其惟一目的是与左翼工会竞争并最终摧毁左翼工会。在左翼工会与右翼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多冲突，渐渐地，全评被警察、右翼工会和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所破坏。对左翼劳工运动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47 年1 月的一场大规模铁路大罢-工期间。这场左翼与右翼劳工团体之间的血腥对抗随着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部分戕害而结束；他们当中，数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1947 年3 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这宣布了已经被削弱的共产主义劳工组织的终结，从而也结束了积极动员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韩国建立第一共和国（1948~1960）之后的12 年，标志着韩国劳工运动的最低点。一系列的事变——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国家（1948）和朝鲜战争（1950~1953） ，随后歇斯底里的反共气氛——给独立劳工运动造成了一个敌对的环境。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大韩劳总很快蜕变为腐败劳工领袖的市场，并被改造为巩固李承晚权力基础的政治工具。1955 年，它被正式纳入自由党，成了附属于执政党的左右手。在普通会员被遣散后，大韩劳总对组织支持李承晚的政治集会要比对提高工人福利更积极。李承晚政权1960 年因发生反对操纵选举的学生起义而垮台。在张勉领导的短命民主政府期间（1960~1961），这个国家出现了劳工骚动和工会运动的复苏；1960 年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57 年的45 起和1959 年的95 起增加到227 起，这些劳动纠纷当中，很多发生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了315 个新的工会，取得了15%~50％的工资增长。大韩劳总面对着普通会员的尖锐批评，并受到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全劳协由一些与大韩劳总对立的独立劳工领袖创立于1959年。到50 年代后期，由极其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工作不稳定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到劳工的易变性明显在增强。然而，官方工会对这些似题完全视而不见。】 的挑战1960 年11 月，一个新的劳工领导机构决定将大韩劳总与全劳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全国性中心——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 “韩国劳总”）。这一时期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发展进程，是左翼白领工人工会的兴起，特别是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它向国家对学校课程的控制发起挑战，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这一时期，特别是激进的教职员工工会运动，体现了全评为代表的韩国劳工运动早期左翼遗产的复兴。
这一劳动活跃的短暂时期随着朴正熙1961 年6 月领导的军事政变而结束。在新的强大国家机器和新的经济环境之下，韩国劳工运动不得不一切从头再来。留给新的劳工运动的遗产主要是消极的：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安保理由找到镇压劳工组织的借口，并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俱，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的劳工斗争不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传统，而是成为只不过是一种应让接下来的一代工人遗忘的糟糕记忆。事实上，劳工运动只有靠否定和割断自己与光复后时期的危险传统的联系才能存在。
二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劳动体制
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在掌握权力之后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对劳工组织进行重组。它解散了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并禁止劳动罢-工。三个月后，新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挑选出一批劳工领袖，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韩国劳总。这个新工会的结构是按照行业界线组织的，官方批准的工会通过国家合作主义的方式被授予代表工人的排他性权利。不过，行业工会实际上不允许作为有效的劳工组织发挥功能。行业内部各个地方工会之间只存在薄弱的横向联系，实质上所有集体讨价还价都是由单个企业的官方工会进行的。从法律上说，这些企业可以组织工作场所的工会，只是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甚至强制性加入官方韩国劳总的会员制度也从未受到过鼓励，也从未实行过（Choi Jang Jip 1989）。
军事政权还对当时的劳动法进行重大修改。韩国劳动法于1953 年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制定。第一个韩国工会法以美国1935 年的《瓦格纳法》为样板，规定组织化劳工可以采取相当自由和多元的方针。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根据这些法律，允许工人组成工会和在国家尽量不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工会还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当然，李承晚政权对有组织劳工的实际行为与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由于朝鲜战争后可怕的经济状况和地缘政治状况，这些自由的劳动法对推动形成强大的劳工运动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在继李承晚垮台出现一个时期的活跃社会动员和劳工运动日趋政治化之后，朴正熙政权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在威胁，并试图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阻止有组织劳工与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联系，1963 年对《工会法》第12条的修改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另外，还对劳动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更加难以进行，同时扩大了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不过，工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劳动保护措施一起保留了下来。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法总的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朴正熙政权这个时候调整工会法和劳动法的主要动机首要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就是说，是要保持有组织劳工的非政治化，切断其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联系。这样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劳动体制，以便为外向型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这场工业化很快将迅速改变千百万韩国人的工作生活。在这种新的劳动体制中，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工业化的新背景之下，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Cho Seung-hyok 1988;Chang Myung-kook 1985;Choi Jang Jip 1989;Shin Kwang-Yeong 1994）。
在最初两三年按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框架制定的某些政策未能成功之后，朴正熙政府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之下，经过一些磕磕碰碰，最后采取了外向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EOI）为其主要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性转变后来事实证明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出口从1963 年的仅仅8700 万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8.3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增长10％。制造部门增长率大约为每年19％。国家经济和人们谋生的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领工资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多，从1960 年的130 万人增加到1966 年210 万人，到1970 年增加到340 万人(Suh Kwan-mo 1987,169)。随着经济中发生这种变化，劳工活动逐渐从公共服务部门转向出口制造部门，不过劳动纠纷数量的总水平仍然很低。
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后，韩国经济到20 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第一场重大危机，原因是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和很多外国投资公司投资企业的失败。人们对裁员、拖欠工资和关闭工厂做出反应，发生了频繁的劳动纠纷。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朴正熙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为外国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并改善本国公司的财务组织结构。这些措施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工会和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时特别法”。新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这一行动，标志着朴正熙政权劳工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由这一独裁政权压抑反对力量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
临近60年代末，反对朴正熙政权的政治力量随着经济危机而增强。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朴正熙动员了所有组织和金融资源，但他仍差一点就要败给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这也是地缘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尼克松1971年访问中国发出了冷战即将在亚洲结束的信号，而美国军队从韩国部分撤走引起了韩国政治领袖的极大关注。朴正熙对这些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反应是严厉的。1971年12月，朴正熙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这些国家安保措施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当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工人允许组成工会，但只能在很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进行。他们被剥夺了在雇主讨价还价当中唯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政府又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这些措施扩大了被界定为属于公共利益因而被禁止工会活动的企业的范围；它还对行业性的工会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限制。所有这些异乎寻常行动的高峰，是1972年10月实施韩国版的官僚独裁主义，被成为“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关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以拥有不受约束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
这一极其不得人心的举动，尽管暂时阻止了持不同政见政治活动浮出水面，但却使朴正熙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更加恶化。像以往一样，朴正熙试图淡化公众的不满，并以经济成绩来购买政治合法性。在1973 年1月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朴正熙对全国做出诱人的承诺，到该十年结束时，他将使人们迎来“l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 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在1979 年他遭到暗杀之前，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宣布了一份新的，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工业化计划。为了实施这一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挑选了6 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向其输送了给予巨额政策性补助的大量贷款。很大程度得益于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有利转折，重化工业在最初几年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之后，在70 年代中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韩国公司从中东的繁荣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获得了庞大的建设项目，并很容易得到条件优惠的贷款。韩国经济也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获得巨大利润。除了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国内的大量汇款之外，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了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同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
从1971~1980 年间，韩国经济实现了每年7.8%的增长率，而制造部门则以4 .8 ％的年增长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 年的289 美元迅速提高到1980 年的1592 美元（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9）。伴随着这种经济快速增长，韩国企业组织的规模也有了惊人的扩大，尤其是那些“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公司。通过积极参与重化工业，通过凭借“一般贸易公司”的所有权而实施的进出口垄断权，通过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财阀集团得以在70 年代后半期积累起庞大资本。到70 年代后期，财阀公司巩固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向财阀集团集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80 年代，最大的30 家财阀集团占据了总货物运输量的36 ％和全国就业量的22 .4 % (Lee Kyu-uck and Lee Sung-soon 1985,97）。为了了解整个快速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的这种主导特性及其对劳工状况的影响，我们必须考察两个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机制，二者均由国家所控制。第一个是来自国内国际的金融贷款的分配。正如很多研究韩国发展的学者所承认，贷款分配是政府控制企业的最重要手段（Amsden 1989;Soon Cho 1994;Jones and Sakong 1980; Eun Mee Kim 1997;Byung-Nak Song 1990;Woo 1991）。纵贯朴正熙政权的整个时期，国内利率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在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之后，利率通常甚至为负数。国外贷款利率甚至更低。因此，获得国内银行贷款或外国信贷本身就成了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机制是投资许可证的分配，特别投资于国家重点项月的许可证的分配（Kio Seok Ki 1987）。
这两个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些获得重要投资许可证的人还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廉价的贷款，而那些能获得大笔贷款的人又处在获得新的有利可图许可证的极其有利地位。在70 年代下半期，所有国内贷款的一半以上被作为利率优惠的“政策性贷款”分配给那些国家挑选出来的参与重化工业计划重点项目的人物。在这两种机制的关系网中，存在着韩国资本积累最关键的要素，即能利用国家权力。与以前的李承晚政权不同，朴正熙政权强调经济绩效是分配贷款和投资机会的主要标准（Jones and Sakot 、9 1980 ; A 。；deo 1989 ) ，但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联系而不是经济能力决定着由谁参与利润丰厚的政府施舍项目。
这些国家政策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双重目标的积累战略——一方面在制造行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进行投机性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土地所有权（Kim Seok Ki 1987;Jung Heo Nam 1993; Han Do-Hyun 1993）。韩国的寻租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业务方面。大资本在这些领域最活跃，这己是韩国研究专家众所周知的秘诀。由大企业进行的土地投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朴正熙和他的继任者不得不对财阀集团的土地拥有量做出限制，有时甚至迫使他们卖掉已经购买的土地，不过这样做总是徒劳无功（Jung Hee-Nam 1993）。这种投资环境给大多数企业造成了很糟糕的财务结构。韩国公司负债沉重，而财阀公司负债最重。纵贯整个70 年代和80 年代，韩国公司中普遍的企业战略，是在随出口市场快速变化的经济中迅速转向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而国家的产业政策也鼓励这种战略。
这种韩国资本积累模式，对韩国制造行业中的产业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由于企业所有者主要关注的是发现新的细分市场（niche）并比对手更快地动员外部资金进入市场，他们对发展一支稳定的劳动队伍或通过提供更高工资或其他激励机制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兴趣甚少。在试图通过剥削廉价劳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直到80 年代后期，韩国资本家对发展公司福利投资极少。对劳动队伍的培训，他们也投资不多。而国家通过由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Song Hu Keun 1991;You Jong-H 1995）。
韩国工业家可以忽视人力开发的部分原因是相对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 年代初期。著名韩国劳动经济学家裴茂基（Bai Moo Ki 1982）认为，韩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到70 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尽管如此，直到80 年代中期，没有迹象显示大公司在录用并保持劳动队伍方面遇到问题。70 年代后期的确发生了熟练工人供给的严重短缺，迫使很多大公司竞相从别的的公司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但就半熟练工人而论，直到70 年代后期，农村和女性劳动力储备大军中仍存在相对大量的未利用劳动力储备。我为进行本项研究而考察过的人种学数据显示，直到80年代初，对纺织和电子行业雇用的很多工人来说，主要关注的仍是工作职位保障；管理者通常威胁开除卷入劳工活动的工人。另外一些调研70 年代或80 年代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社会学家也不同意裴茂基的分析，认为真正的劳动力短缺直到80 年代中期才发生（Song Ho Keun 1991 ; Shin Kwang-Yeon 1999, 46）。
不管怎样，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快速的工业扩张，而这些条件同时也成为严重障碍，起到了阻碍形成先进产业关系体系和改着大多数领工资工人工作条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朴正熙时代是资本家的天堂。不仅国际市场条件有利，而且奉行发展主义的国家也彻头彻尾是亲资本家的。只要这些资本家成功地执行国家的发展计划，国家实际上就为他们做到一切。简言之，由国家产业政策决定的扩张性积累战略与国家强烈的亲资本反劳工政策相结合，一起导致了产业关系中问题的深化，并导致了无依无靠工人积累起愤恨和怒火。
三 劳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
韩国的快速工业化给其经济的结构和人们工作和谋生的方式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在20 世纪50 年代末，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起动之前，韩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来自于农业生产。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占国内生产总镇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60 年的39.4％降低到1980 年的14.6 % , 1990 年降低到9.0％。与此相伴的是，制造业的份额从1960 年的18.6 ％迅速增加到1980 年的44.4％和1990年的44 . 7 % ，而第三（服务）部则以缓慢的增长率增长，从1960 年的41.5%提高到1990 年的46.3 % （见表2-l）。
韩国经济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需要有劳动力的大规模部门间转移。正如图2-1 所示，50 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功力的4 / 5 由农业劳动人员构成，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到1970 年，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了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到80年代后期，5 个劳动人口中只有1人仍留在农业。因此，在仅仅30 年的工业化转型之后，一个由小自耕农组成的国度变成了由领工资工人组成的国度。韩国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30年里经历的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可以与欧洲早期100年的工业化相媲美。【1841~1961 年间，英国农业劳动力从26%降到7% ，同时第二部门劳动力只有适度增长。从41％增加到44 %。1841~1962 年的法国，农业劳动力从53％降到22％。同时第二部门劳动力从25％增加到37％。在经历了比英国速度更快的晚期工业化的德国，1882~1961年第一部门劳动力从50％降到16%，而第二部门则从32提高到45％（见 Bairoch et.al）。】
这一由农业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部门间流动，必然包含着韩国劳动力快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Koo 1990）。每一年，成千上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离开农村地区，加入到城市地区无产阶级化的劳动队伍之中。韩国无产阶级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在60 年代初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起动时，韩国只有不到200 万领工资工人，而到了8 0年代中期，人数增加了4 倍，达到8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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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挣工资者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1.5 %，而1985 年增加到54.2%。80 年代中期，在城市3 名劳动人员中有2 人是挣工资者。从1963~1985年这20多年的时期里，领工资工人在制造产业增长方面则要快得多，人数增长了7 倍多，从41.7万人增加到310 万人。商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雇用的领工资工人增加了3倍多，从13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而农业中的领工资劳动者则从72.5万人减少到43.7 万人（见表2-2 ) 。
韩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非常依赖女性劳力。无论是在农业还是非农业部门，而且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韩国女性劳动力都有了很大增加。从1965~1980年间，非农业部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30.9％增加到36.1 % ，在农业部门则从41％增加到53％。在工业性工资劳动中，女工的参与率在同一时期也急剧增长。事实上，在妇女中的无产阶级化速度甚至比在男人中更快。制造部门雇用的妇女人数增长了7 . 4 倍，从1963 年的18.2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35.3万人，而雇用的男人人数则增长了5 倍，从42 . 8 万人增加到214 . 7 万人。在直到70 年代中期以前的出l ］导向型工业化初期，女工数量的增长最明显，但此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下降。1962 年制造部门只有18 . 2 万名女工，而到1985 年数量增加7 倍多，达到140 万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中的男性工人增加不到5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0 万人（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4,1984）。1963年女工人数占全部生产工人的41 % ，到1976 年她们增加到占53 % ，然后在1985 年降低到占46 % （表2-3）。
女工一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轻型制造行业中。她们在纺织、服装和电子工业等行业中占大多数，在金属、工具设备制造和运输设备等重工业中占一小部分。例如，在1985 年，女工占服装工人的88 % ，占纺织工人的77 % ，占电子工人的68 % （Suh Kwan-mo 1987,171）。
女性工厂工人当中，绝大多数为16 ~20 岁或20 多岁的单身、半熟练工人。1966年，女性工厂工人当中的几乎90％在29 岁以下，一半在20 岁以下。在80 年代，20岁以下工工人人数有了显著减少，但女工中的2 / 3 仍在29 岁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阻碍女工婚后仍留在工厂就业。首先，劳动的强度和长工时加上加班，使得已婚妇女极难在工厂环境中工作。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对己婚妇女的歧视性措施。由于由妇女从事的典型工厂工作需要相对简单的技能和高度的劳动纪律性，雇主一般宁愿用新来的，年青的、顺从的工人代替原来的工人，而且工资账单上还可以有很大节省。
因此，女性工厂工人构成了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其特点是她们大部分出身农村背景，年纪青，单身，教育程度低，而且通常背负着支持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从技能和她们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看，她们也是高度同质性的。再者，她们高度集中在少数轻型制造行业和地理区域。这种人口学上的同质性和空间上的集中性对韩国女工积极参与劳工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后面各章中我们将谈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制造业活动中还是在生产工人当中，都有很大比例分布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大型企业之中。1985 年，韩国工厂工人当中几乎2/3 乃是在雇用100 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中就业，而1959 年只有l /3（见表2-4）。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在雇用工人人数少于20 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所占百分比在1959~1985 年间从33％降低到了10 % ，大型工厂在整个60 年代和70 年代一直不断发展，不过到了80年代这种趋势开始放慢，因为纺织、服装、皮革产品等行业中的大型企业走向衰落，而且与大集团公司有联系的分包企业的数量有了增长。
韩国的资本集中在韩国产业组织中造成了一种双重性结构。韩国经济的核心由30 家左右的财阀集团所代表。自70 年代中期以来，资本向这些财阀集团的集中过程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因此到了1985 年，最大的10 个财阀集团占据了全国总销售额的30.2％和总就业量的11. 7 %，最大的30.2个财阀集团则占据了全国总销售额的40.2％和总就业量的17.6 %（表2-5）。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韩国无产阶级的部门构成和人口构成中的变化。首先，请留意韩国工业中领工资工人的部门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正如前面所指出，韩国经济在70 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向重化工业的转型。与这一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制造业劳动力构成的相应变化。图二显示了制造业劳动力当中发生的这种部门性变化。轻型制造业中雇用的制造业劳动力的比重，从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保持在大约60％左右，但到80年代中期却降低到了47 ％。相伴而来的是，在重化工业中就业的制造业劳动力从1973年的39％增加到1985 年的53％。尤其是，从事机械、金属制造和其他相关行业工作的劳动力在这一时期翻了一番，从占20 ％增加到占31 % ，与这一部门间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女工在制造业中的比例相对下降，因为从事重化工业工作的劳动力大多数是男性。
与韩国工业扩张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韩国产业工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到。以国际标准衡量，韩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向来处于高水平【1982 年，在韩国学龄人口中，89％升入中学。其他国家的可比统计数字如下：巴西为32 %，墨西哥为54 %，阿根廷为59％，泰国为29 %，菲律宾为64 % , 日本为92 %，美国为97 %（见World Bank 1985）】。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的大约47％受过中等教育。由于韩国工人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到1 984 年已经有69％受过中等教育（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4,1984）。受雇于重型工业中的工人，尤其是受雇于大集团公司的工人，则有着更高得多的教育程度。例如，1984 年，在机械行业，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 % ，占熟练工人的90%( Kim Hyung-ki 1988,355）。
四 农业部门的变化
正如其他社会一样，韩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主要从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中吸取劳动力。纵贯韩国工业快速增长时期，城市产业的拉力和农村贫困的推力一起触发了劳工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居。根据一项估计，1966~1975年间，大约有510 万人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1975~1984 年间又迁居了590万人(Lee Young-Ki 1988)【另一项研究对离开农业的迁居规模提供了一个略小的估计数(Chang Sang-hwan 1988,152）。】。加起来，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头20 年间，大约总共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从农村地区的年流出率为4.7%。
结果，正如表2-6 所示，农业家庭户数急剧减少。1967~1987 年间，总农户数减少了28 %，从258.7万户减少到187.1万。农业人口减少的数量实际上甚至可能比这些家庭户数显示的数量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从农村迁出的移民是个人，他们的
家庭仍留在农村地区。例如，在1975~1985年间这一为期10 年的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36 % ，但农户数量只下降19 % (Lee Young-ki 1988)。在这一时期，农户的平均规模也从5.6人减少到4.4人。
在个体移民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从农村迁出的移民当中有2/3 在30 岁以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劳动力显著老化。50 岁和50 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的比例1965为18％，而到1985 年提高到40 % (Chang Sang-hwan 1988 )。因此，到80年代中期，很多韩国农户由一两个老人和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并偶尔回来探访的儿女组成。80 年代后期，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很少能看见孩子，只是国家法定假日除外，这时候城市的孩子陪伴他们的父母探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农村的小学一个接一个地关闭，继续办下去的只有很少几个孩子。
随着农业工作的负担越来越落到年纪大的人身上，妇女的农业工作量有了很大增加。有关劳工方面的统计数字在涉及农业工作时其准确性往往值得怀疑，当涉及妇女工作量的统计时更是如此。尽管如此，这些数字显示出女性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参与率在1965~1985 年间从38％提高到45% (Chang Sang - hwan 1988）。因此，这方面的证据资料明显显示韩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女性劳动——不仅依赖她们满足城市地区对工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且依赖她们在劳动力已经衰竭的农村地区使农业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的关键机制是政府的农业政策。这种政策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朴正熙作为农民的儿子在其执政初期保持着某种强烈的支持农业取向，并实施了几项大胆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状况，如减少农民债务并稳定农产品价格（Park Jin-do 1988）。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还推行了“新村”运动，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条件，并通过提倡“勤劳、自力更生和合作”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是，朴正熙政府农业政策努力的基本方向是保持较低粮食价格，以便相对廉价地养活城市领工资工人。除了70 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农民被迫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