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作家乔典运小说解读

　　[摘要]文化心理是文化传统中生命力最顽强的部分。中原是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从华夏之初直到唐宋，都是文化中心，由儒家思想维系的一整套官僚体系、为官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同儒家的人格精神积淀成了中原人的集体无意识。乔典运的创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传承的这条精神线索，又警告人们虽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却成为中原人难于摆脱的沉重精神负担，官本位思想、忠君意识、等级观念、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俗把中原人塑造得老气横秋、不思进取。

　　[关键词]乔典运　儒家文化　小说　中原人

　　乔典运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既带有河南作家冲决本土传统文化的羁绊，艰难地走向城市、走向现代化的人生这样一种具有共性的精神气质。又有显著的个性特征。他执着于农民心理疾病的疗效，试图探寻中原人性格上的劣根性，“认识上主审美、美学上主审丑、人格上主审恶，构成了他的全部创作重心”，主体精神带有极为鲜明的儒家文化塑造的人格精神和内在气质。

　　一、乔典运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这是儒家“内圣”才能“外王”的思想的体现。是“修身”以“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伦理观念的人格化。

　　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物命运的处理上。同样写农民。高晓声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寓言性质和讽喻色彩，是纵向地反映农民命运的变迁。善于从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化切入，重在揭露极左政策、传统因袭给农民带来的苦难和伤害，批判的锋芒指向外部，能使我们看到“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而乔典运的小说无纵向的历史感，而是横向切入，写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农村里的长舌妇、村支书到县长；从村委会、家庭写到科室，在每一个生活面上发现污点，对每一个污点都是从他们自身心理积淀中挖掘症结。而不是从经济生活入手，没有写外部势力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有时还让人物在自我反省中做无情的心灵拷问。在《满票》中的何老十和《问天》中的三爷身上，都有主体情绪的强烈渲染。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物自己的内心，逼着何老十、三爷们做自我检讨。高晓声对李顺大、陈奂生们寄寓了过高的期望，相信他们一定会觉醒。陈奂生最后在小学教师陈正清的敲警钟提醒下，捧着头呜咽，觉醒了；而王老五、何老十、特别是被誉为“村魂”的张老七们是至死不悔，即使是亲生儿女们解劝点拨，也只能使他们在一种愚妄中愈陷愈深。乔典运在彻底地否定他们。所以不会让读者产生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美感体验，有的是深刻的反省和自省。

　　高晓生50年代由于勇于“探求”被打回故乡江苏武进县劳动了20多个春秋，而同时的乔典运却一直在河南中西部西峡县北堂村担心别人以地主出身看待他。他处处积极，每一次“左”的思想运动都走在前面。1958年。妻子为了活命在家藏了半斗面，他训斥妻子，主动交上。他写诗，写散文。为伐山取木、大炼钢铁煽风吹火、大擂大捧，结果吃尽“跟上头跟得紧”的亏，收获到了批判和厄运，1966年后批判动及皮肉。30多年一直在一个小村里生活在最底层，而终于“不幸的遭遇给了我幸，这幸就是使我有机会认识了活生生的社会，认识了活生生的人”。“有很多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没有读过一本纸印的书。但却天天在读无字的书”。新时期以来，乔典运把对自己的反省、否定转化到小说人物身上，《村魂》中张老七“相信上级，是他做人的魂”，被二月河称为“半部书稿传天下”的未完成遗著《命运》中，“我相信上级的话，相信科学家的论断，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百倍，留那麽一点面粉干什么?”乔典运与张老七是同样的一个“愚昧的真诚者”。在《命运》中，乔典运还记述他看到偷了一个食堂里给他和一个编辑吃的馍的小偷，被捆着抽打时。他深深自责道：“我的心突然沉到地狱里了，觉得自己比小偷还坏一百倍。应当绑起来的是自己这个明偷而不是小偷。”

　　在乔典运小说中读不到对人物命运的同情，有的只是恨，因为同情产生的感情基础是不幸的命运由外部造成，而乔典运是把感同身受的农民性格、愚妄的心态诸如名利心、自私、嫉妒等人性弱点外化到何老十、刘老大、张老七们身上，给予彻底的否定。做出深刻的反省。在这自省中。主体人格得到了升华。

　　二、乔典运的小说不仅具有强烈的干预生活的价值指向，而且主体精神充满儒家思想所赋予的为王前驱和大济苍生的使命感。

　　他严厉地批判中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历史发展的固陋、保守、狭隘的惰性因素，同时也肯定着、继承着儒家思想中“仁”、“爱”、“忠”、“信”和关心群体利益的民本思想等。在多篇小说中，渴望农民有一个好领导，祈求主流文化给农民以精神引导，让农民摆脱历史给予的心理沉疴。走上精神的现代化。特别是作品中渗透的民主自主意识，显示了乔典运身上可贵的儒家进取精神和“济苍生，平天下”的内在气质。

　　《冷惊》中对具有契诃夫笔下小公务员心理的王老五百般解说而最终哭笑不得的李支书，《乡醉》中以喝水当酒装醉来治党风世俗的新来的乡党委书记木易，《问天》中公道地主持选举的王支书，《刘王村》中那个敢于公然反对刘老大、给村民打井供水的王三赖。《满票》中对何老十的下台早有预感并主持选民大会的王支书，他们都是为集体、顾大局、心理没有痼疾的清醒者，是新时期现代农民形象，是党的政策和事业的理解者、拥护者和支持者。特别是《小城今天有话说》中那个用鱼换韭菜的清廉的石县长和《无字碑》中那个为碑不要命的老书生徐书阁。乔典运渲染了更多的主体情绪，是褒扬的两个主要人物。他在《小院恩仇》后记中说：“爱和恨使我拿起了笔。”正是这“爱”和“恨”使乔典运在长期的迫害后腰不弯，笔不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无字碑》中那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读过书的老教书先生，那个不被人们相容、保碑修桥的徐书阁身上，乔典运寄托了过多的愿望和祈求，以致我们在石县长身上读不到人物形象的真实感。这些人物虽然不是主题思想寓含的对象，但他们进入故事人物的行为逻辑中，和主要人物的心理逻辑结构并行。都具有了形象的意义。

　　在乔典运小说中，多篇出现有“看胡子不像扬延景”这样的描写。在《命运》中这句话是做为别人贬损他的一句常用语；在《村魂》中有“张老七最爱看杨家将，百看不烦”的情节。评书中杨家将杨六郎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审美意象被组织在他的作品中，杨家为国捐躯、为王献身的忠君思想也是乔典运这个为人木讷、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和小说的农民作家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原文化给他打下的思想烙印。小说中一大批“愚忠”、“愚报恩”人物，可恶、可悲又可叹，但他批判的是“忠”字头上的“愚”，而非排斥“忠”。搬掉作为组织国家和民族生活的主导思想和政权意识。《村魂》中张老七的形象意义让人们争论深思，乔典运嘲笑他“相信上 级，是他做人的魂”，百分之百地按领导的指示去做，结果他累死了，另一方面，他的死使儿子和媳妇越听心里越酸疼，眼窝里蓄满了泪水：使张富胜终于知恩图报，突然给春生送去了一百斤粮食，像哑巴一样。一句话没说就回头走了；使公社书记表扬了队长张小亮，说他告状，告了一次又一次。告出了共产党员的水平；使老王在会上做了检讨，为了砸石子的事痛哭流涕：使张小亮站起来总结；他是我们的村魂。没有他，否定了他，我们就像掉了魂。六神无主了。小说结尾说。开过这次表扬张老七反省检查的会后，大家心里失去的什么回来了，多了的什么也消失了。这正是乔典运的呼唤和祈祷，也是当前民族经济腾飞，超越世界而面对传统文化所深思警醒的问题。现代农民命运和生存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乐观的境况，使包括河南作家在内的文化人沉痛地拿起笔来思索，高晓声在《谈谈文学创作》中说：“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乔典运在《村魂》中又提出了一个更尖锐、更可行的改变农民精神弱点的方法：无辱于民众对党和领导的忠诚与信赖!

　　鲁迅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统治阶级对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无情揭露，对几千年封建主义深刻剖析，提出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时代和文化视域使鲁迅作品的深广度和视角后人无法企及，阿Q形象使读者产生对农民命运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局外观的阅读心态，而乔典运坐在“小井”里观天上的风云变幻，立足于小井，烛照自己的精神创造，审视自己的心理积淀，其救世的心态与鲁迅一样。使我们走进农民的心灵深处，发现污垢，反观自己。以局内人的身份来清除日常生活中的陈规陋俗。乔典运对笔下的农民不“哀其不幸”，而一味斥责他们，“怒其不争”，怒其不觉悟，不进取，不自争，同时对主导阶级、主流文化又寄寓深切的期望。这与他的儒家精神品格一致。

　　三、儒家士大夫的写作姿态表现在囊材上的偏执选择。乔典运是不写男女爱情，即使写到年轻女性，也谨用其笔。

　　《诗经》有“关关雎鸠”，孔子也说“食色性也”，文学作品写爱情，是给人类生命唱赞歌。爱情是一面全息的镜子。能照出人性的优劣、明暗。歌颂爱情是艺术的使命。一个作家终其一生不写爱情。不会是他没有结婚生子、没有爱情，乔典运小说的这种题材上的偏执倾向，只能从文化层面上给予阐释。他最具有现代性的心理逻辑为结构主干的小说，大多写的是老一代农民形象，《冷惊》中的王老五、《刘王村》中的刘老大、《问天》中的三爷、《村魂》中的张老七、《无字碑》中的徐书阁、《从早到晚》中的作家老王。还有一个极其丑恶的“运动迷”、“整人狂’《气球》中的火眼左三，这些人物的名字是一种文化寓言符号，可在文化病上给他们分类排队。没有情感上的生动形象性。“老十”、“老大”、“老五”、“老七”、“三爷”这些符号又透视出儒家文化中家天下、重血缘、循等级辈分、按资排位所演习而成的乡风民俗。这种血缘等级把女性排斥在外，是一种儒家理性极强的专制文化。放逐感情更不用说爱情。

　　乔典运也写到了女性，《美妻》中的春姐，《黑洞》中的大花，《女儿血》中的梨花，《小城今日有话说》中的弯月等，在他三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可谓凤毛麟角。她们都很美。她们又都是很好的妻子，乔典运也是把她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给人一种寓言性的启示来写。春姐、弯月形象美，然而春姐只好自戕为丑八怪，使村里人觉得像除掉了一害似的：弯月被放逐深山，似乎才能使“小城今日没话说”。最惨的属大花，形象美，心灵也美，锄地拾到五千元钱，为爱丈夫、给丈夫买摩托车，让他天天回家，留了两千元。又为丈夫能入党，为丢钱人不受煎熬上交三千元。结果她在现实中无地自容，疯了。乔典运是在鞭挞恶风恶俗对美的摧残，用大花的悲剧告诉人们，昨天有德无财的二大爷和今天没德发财的三娃他们的道德准则都不足取，现代生活需要新的价值尺度来评判人的日常行为规范。这些都远远偏离爱情题材。

　　另外，女性的名字又在“春、花、秋、月”中选择，也极富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视女性为可欣赏的“秋月”，可装点门庭的“春花”。在《命运》中，乔典运记述自己曾把风尘仆仆从村里赶来送别的妻子，一脚踢到床下，扭头夹起行李就走。笔端毫无悔过之意。在《从早到晚》中。也写尽了那个作家老王对妻子只会打水端饭的嫌恶之心。对“春、花、秋、月”，乔典运既存有敬而远之的心理隔膜，又有儒家男权主义思想潜存在叙述时的无意识中。

　　乔典运在探寻中原人心灵演变轨道上太执著，民族兴衰的忧患感太深沉，本来文以载道，那么就用区区之笔尽匹夫之责，而爱情离“道”远，故无暇顾及了。

　　儒家思想孕育的精神品格，给予乔典运的既是沉重的羁绊又是成功的契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段性使走上了多元化、个人化创作路径的作家们。并不能完全消解掉民族群体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乔典运小说试图让我们抛弃痼疾，祈祷新生。他在一个小山村里沉思三十多个春秋。固执而沉稳地拿起笔，可惜，贫瘠的中原大地，没给过他过多的滋养。然而他检寻人们的心理轨迹，否定着、驱除着阻碍民族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垃圾，承继富有生命活力的优秀传统，启示人们民族精神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尽管呼唤之声无力、苍白，但在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