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桂湘败的这么惨,当时国军的五大主力在干什么?
因为年代越近史料越多,瞎编容易打脸
比如土木堡之战,明军号称五十万,要是放在史料匮乏的时期,估计大家只能接受这个数字了;但是,明代史料丰富,《李朝实录》明确记载了明英宗只有八万兵力,《英宗实录》也记载了明朝京营(含锦衣卫)只有兵力十五万一千人,扣掉锦衣卫后只有不到十四万人,完美打脸五十万:
七月十七日,皇帝领兵八万亲征, 出居庸关, 行至长安岭——《李朝实录》辛未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 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同样还有萨尔浒之战,此战明军号称47万,但王在晋却在《三朝辽事》中记载,明军总计八万七千人,成功打脸47万大军:
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员名;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理论上国军有赢的可能。正如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设想的那样,俄军应该从一开始就放弃旅顺,放弃辽阳,放弃奉天,放弃长春,一直退到哈尔滨,然后跟日本决战。
尽管库罗巴特金和皇俄上层几乎所有人一样,对矮小的日本民族抱以轻视,但他毕竟是职业将领,内行人士。
然而,战争从来是政治的延续,军事只能服从于政治。白崇禧从1939年就要求中央放弃长沙,放弃衡阳,放弃全县,一直退到桂林跟日军打决战,甚至还把陈诚也拉过来,一起跑到长沙去劝薛岳,从此薛白反目成仇。可以说,在1939年,白崇禧是错的,但在1944年,白崇禧似乎是对的---20多个精锐师的中央军被调到滇缅,剩下的中央军,必须最合理的使用。
虽说白崇禧从来视派系私利高于一切,让中央军抛弃整个第九战区,把中国最后的战略集群---30个不满员的师收缩到广西为他桂系守大门,是他初心之一,但从战略上讲,面对日本不顾一切的疯狂之举,尽最大可能拉长日军的补给线,在近千公里的漫道路上不断骚扰它、疲惫它、削弱它,让日本人胖的拖瘦,瘦的拖死,然后在桂林以逸待劳,集中击破,确实将胜利可能拉到最大化。
可在1944那个国际局势,又怎么可能允许这么做?
日益繁荣的长沙、衡阳等中心城市,那么多机关、行政部门、后方迁来的学校、文化事业团体、工商业群体,说不要就不要,毁成焦土,或者把他们扔给日寇去屠杀和蹂躏,蒋政府将承担怎样的政治影响?
不要说国内,就是国外也无法接受
中国战场,因为盟军的严重拉侉,加上远征军是1942年唯一表现出色、令日军令盟国都赞不绝口的军队,让中国战场的形像包装得过度了,在美国政界、公众眼里,贫穷到连吃饭都成问题,每一天都在物质生死线上挣扎的中国军队被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巨大期望,甚至被视为可以同苏联红军相提并论的力量(邱吉尔语)。
所以罗斯福恼怒常队长“不打仗”、“等胜利”,为何不大举进攻?为何推三阻四不打通滇缅线,早日激活整个中国战场,却成天要这要那,还推给英国人?
长年抗战令中国经济早就不堪重负,物价飞涨三百多倍,罗斯福拒不履行承诺,提供国府望眼欲穿的10亿美元贷款,在他看来,几百万之多的中国军队,抽出二十万出兵缅北,实在九牛一毛, 这笔贷款正是他施压的利器。他从不想想,拉到印缅训练营的大量中国新兵,哪怕像主力第14师,新兵都被一批批的因面黄饥瘦,身体不良遭到盟方退货?
巨大的盟国压力,日益失血的军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常队长对湖南战场没有一个通盘考虑,犯下大错。 1944年初,日本舆论突然风向大变,过去报纸、宣传中充斥的对苏攻击和敌视,几乎完全消失,日本内阁情报局一再凶巴巴的警告众媒体,不许发表反苏文章。3月底,日本主动向苏联割让利益,放弃北库页岛的经济权利,将石油、煤炭等资源让予苏方,并在一直争执不下的渔业协定上对苏方让步。
这是日本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战场的一大信号。
同时,空中侦察显示,日军在河南北部集结兵力,情报送到重庆。
可是彼时之中国,一时很难专注于豫湘战场:
首先
新疆还要不要? 4月1日,与日本签完协定的苏联,第二天就指责中国“入侵”蒙古。“新疆王”盛世才趁机加戏,为了保住自己独占新疆,在中苏之间左右横跳,制造事端以图混水摸鱼。盛世才可是对自己亲弟弟都能下黑手的魔头,现在它又变了脸,一边扣押国府官员,一边又打着追剿乌斯满的旗号,故意派兵冲入蒙古边境,激怒苏联。苏联红军立即派飞机轰炸中国领土,一时间中苏转为严峻的武装对峙,局面随时可能升级。在重庆看来,盛世才为了拒止统一,极可能又一次投向苏联(后来果然这么做了,甚至想让新疆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中央在西北唯一可用的战略后备军就是胡宗南集团,胡军坐镇陕、甘,长年抗日、防共、防青海三马、防宁夏三马, 兵力本就不敷用,此时顾不得许多,只好抽出陶峙岳的三个师入疆,及时稳住局面,初步制止了新疆脱离中国的危局。
其次
西藏还要不要?
世人谁能料到,1944年3月日军已攻入印度,英国统治岌岌可危的局面下,竟还想方设法策动西藏脱离中国怀抱。
长年以来,仗着英国的支持,西藏噶厦政府一边拒绝中央政府的指导,拒绝帮助中国内地的抗战,一边每年拿出40%的外汇支出购买英国武器;中央希望修通川藏公路,方便盟国物资进入内地战场,达赖拒绝,却按照英国要求,重修一条印度到西藏的公路。内地与西藏通商,噶厦政府拒绝,让中国内地把货交给英国方面,由英方代管,拒绝直接往来,西藏羊毛等紧俏物资只卖给英印,西藏最不能或缺的茶叶,也是宁从英印进口,不要川茶,外贸大头被英印商品占领,还给予英方免税待遇,“以是康藏商民,与内地之关系渐疏,对国家之感念益薄”。更危险的是,从重庆去拉萨,包括国府驻藏官员,也得先向英国驻华使馆申请签证,从印度绕路由锡金入藏,中央政府去多少人,什么时候去,都由英方控制,否则拒签,简直岂有此理!
到了43年,英印政府还加紧挑事,过去只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宗主权”,而不是领土。现在还想压蒋方必须先承认西藏的“自治”,也就是所谓“西藏享有事实上的独立”,英方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43年底,越来越多的英国军火陆续进藏,44年初,噶夏政府又悄悄派官到锡金与英国官员密谋,英方竟然向西藏派了一个英国军事小组,并且又给西藏近1700万发弹药。到7月份,英方得寸进尺,以提供军援为条件,要挟噶厦政府同意英印在达旺、察隅驻兵。
噶厦政府在各方面日渐亲英,精英贵族们的子女,在拉萨的英文学校学习,或一批批留学英法和印度。藏军也从过去的汉式训练一改为英式,各科目、技术器材包括工兵、侦察、卫生部门全部仿英,藏军的军官阶层甚至普通藏军,也在印度受训,留英回来的藏军军官完全英化,“都能操正确的英语,俨然成为社会上的完人,一切行为,纯行欧化,几乎忘却自己的语言”(麦克唐纳《旅藏20年》)。
面对这种离心化危机,常队长不得不做出应对,选派沈宗濂为驻藏办事处处长,宣传中央的统一决心,提振西藏对抗战必胜的认识,强调中央对西藏同胞的友善和尊重。沈不负重望,入藏后,以其出色的能力迅速打开局面,广结善缘,令西藏上层人士对中央政府的形像刮目相看。特别是他抓住庆祝双十国庆的机会,大宴各界名流以及外国使节,上演京戏3天,营造浩大声势,极尽礼数。他对西藏四大寺庙的喇嘛每人布施藏银3两(当时藏兵每月饷银4.5两),虽比前任反而有所降低,但手段和分寸掌握得好,所以收效远超以往,英方措手不及,一文未施,被搞得相形见绌。沈宗濂用一系列努力争取到广泛支持,融洽了汉藏关系。当年10月,西藏各界发起支援内地抗战的捐款活动,学校藏汉师生们积极宣传,僧俗踊跃献金,捐款可购买28架飞机,有力削弱英国影响,初步扭转了倾向。
热衷于兴风作浪的鹰派人物,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古德爵士,野心不死,还亲自与沈宗濂较量,被沈氏辞折,悻悻而退。对于连缅甸都依赖中国军队来拯救的英国来说,不得不颓然收敛。
最后,滇缅线还要不要?
1942年,中国好歹从美国对外总援助中分到1%-2%,43年,就只分到0.5%左右。再这样下去,中国战场可能被遗弃,被认为中国人自己都对打破日寇封锁漠不关心。然而,中国军队看起来有320个师,真正有战斗力也才70个左右,滇缅开打,先后投入相当于7个军20多个师的兵力,还把国内唯一的战略炮兵:重炮第10团派了过去。国内更加空虚,常队长想再拼一把,力求美方将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B-29拿来配合陈纳德的14航空队,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填补出兵滇缅的力量空缺,却被美国陆军部一口拒绝:驻华B-29只负责轰炸日本本土。
设想一下,这7个军有一半能用到湖南,日军很可能止步于衡阳。国军不可能在日军整个防线被打得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刻功亏一匮。
但不论如何,最大的失误,是国府没能集中精力对国内战场做出正确预判。
3月下旬开始,重庆收到各方面情报,日军从东北、华北大量抽兵到武汉,且豫北也在集结重兵,大有沿平汉线南下之势。4月6日,重庆收到上海方面消息:日军正准备打通“大东亚铁路线”
白崇禧继续卖力兜售他放弃长沙,后退决战的老调,大部分参谋、幕僚也倾向于这种比较现实的方案。但常队和幕僚长徐永昌没有,常队长背负着内外舆论压力,而徐永昌低估了日本人的末日野心。徐永昌的判断竟是日本在“声北击南”,真实目标在粤汉线,打通此线,好让东南亚的日军撤出来。
一号作战先从河南开始,虽说20余万鱼龙混杂的国军,在大平原上不论如何挡不住600辆坦克装甲车、6000辆汽车、14.8万的日军。但好歹可以西退,有胡宗南兵团兜底。
可是,湖南战场一旦打穿,想指望白崇禧的桂系死守广西是不可能的。抗战一再证明,军阀靠不住,张学良不守东三省、汤玉麟弃守热河、宋哲元失平津、韩复榘弃守山东、粤系轻易丢失广州无不如此。
豫湘桂的核心,在湘。
大陆战场,中央军集于湘省,只要湘赢下来,日本一号作战就完玩
5月7日,重庆再收到极为准确的情报,日军为南下平汉线准备了10个师团。这一次,常队长他们才判断出日军意图,但对日军拼死一搏的决心仍缺认识,常队向第9、第7战区多次发出指令,命令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可是依然没有一个总体性的作战方案,特别是没有以湖南战场为中心,做全盘部署。此时湖南战场只有10个军约26个师的兵力。
9战区司令薛岳尤其固执,薛岳,是抗战中唯一的一位多次对抗日军大兵团,并战而胜之的将领。可是他的心胸格局做不了战神。薛岳刚愎,好自矜伐,喜人阿谀,他一切的胜仗,都必须在失败挫折后,饱含愤发积郁之气,激发潜能的前提下实现。
顺境,是他的克星。所以别人是“吃一堑长一智”,薛岳是吃一堑长一智然后再循环往复下去,直到滑入无可追悔的深渊。长沙会战的胜利,在他眼里是具有终极意义的,谁质疑这一点,谁敢说日军还有充分实力重占长沙,意味着否定他的功名。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逆势,加上年初南岳会议常队长笼统含糊的提到一句要为战略反攻做准备,他更加坚信日本人腾不起大浪,何况5月的湘北已入雨季。
薛岳还记得,第2次攻长沙,日军投入4个师团;第3次只投入1个完整的师团、2个师团的半数和一支混成大队。年初,日军倒是用了5个师团的主力,却不敢攻长沙,而是西进常德,还被国军应付过去,薛岳更加不以为然,日本人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弱,海空兵力又分散在东南亚,怎么可能集中起特别大的兵力?
像第2次长沙会战之前一样,薛岳又一次疏忽大意,犯了一个合格指挥员最不该犯的重复错误。
直到5月末,薛岳才发现日军的规模,这才临时向重庆告贷,从第3战区借26军、从6战区借73、74、79、100军;向白崇禧借46军,也向7战区也就是他的广东老家借62军。即使如此,9战区前前后后能使用不过17个军,共42个师+3个团,另有4支挺进队。但他们或因常德会战伤亡惨重(特别是10、74、73军这些中央核心),或因调到后方补充整训,满员率仅一半不到。全战区在册兵力也不过286026人。
将要面对的,是10个师团的日军,再加上2个独立旅团、3个补充旅团,约合17个炮兵联队的重火力,以及规模前所未有的工兵、辎重、汽车、铁道、通信兵等技术部队,一共25万到28万人。国军平均每个团(约1800人),要对付日军1个大队+1到2个炮兵中队。
而且,第一轮日军就投入8个师团,而第9战区只有10个残缺的军。
对总指挥冈村宁次来说,哪怕耗尽日本国帑,也要击败薛岳
与薛岳的过往,始终是冈村宁次心中的一根刺,当年武汉作战的南浔线较量,冈村宁次明显落了薛岳下风,一招不慎,被薛老虎抓住弱点,106师团在万家岭险遭全灭,酿成日军战史上的奇耻大辱。接着第一次长沙作战,冈村的意图从一开始就被薛岳识破,106师团、佐枝支队的西进先被挡住,与33师团会师计划又遭粉碎;攻击长沙正面的第6师团、上村支队、奈良支队也层层受阻。
在今天国人眼里不温不火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其实是冈村宁次一辈子不能释怀的失败。在回忆录中,笔调从容且傲气的冈村,少有的露骨掩饰:“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然而,所谓“大量击溃敌军”,就是2个月后,薛岳主动发起冬季攻势,给了措手不及的冈村狠狠一耳光。日本11军不得不哀叹,冬季攻势“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深感敌尚强大”。日本战史甚至毫不掩饰沮丧:“通观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1940年3月,冈村被调回国,效力于冈村的106师团也被调回本土,4月解散,从此,日本人再也不用这个令它们倍感耻辱的番号。这是冈村不能忘怀的耻辱一笔。
不仅冈村不能释怀,信心已不足的日本更需要用一号作战来证明自己。
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本孤注一掷,砸下了天价军费。
据日本《昭和财政史》卷4《临时军费》记载,小日本帝国1944年对各战场投入的军费:本土300.28亿日元、朝鲜6.05亿、中国台湾5.5亿、中国东北(满洲)22.9亿、中国关内战场278.28亿、南方(太平洋战场含缅甸印度)121.65亿。
-----为了一号作战这场“亘古大远征”,日本投到中国关内的直接军费,达到创纪录的278亿日元,相比周边战场可谓鹤立鸡群,被中国各类“理性人士”、“专业人士”吹了几十年的太平洋战场,包括中国远征军在内的美英法澳荷新等盟国一起上,才消耗日本121亿的军费。当然,这还不等于日本算入“满洲”的军费就与关内无关了,关东军向关内支援兵力、技术器材、物资,并帮着接收伤病员,这些钱是为一号作战擦屁股的,并不全与防苏相关。另外,即使算到“内地”(本土)头上的300亿军费也不等于完全跟中国战场无关,日本当代学者纐缬厚考虑到相关性,所以总体上认为军费方面,“1944年中国战场占64%、南方战场(即太平洋战场)占28%”(纐缬厚引自大藏省财政史室《昭和财政史》)。
这笔近300亿日元的军费,用于一号作战的大致不下200个亿,20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37年-45年日本一共造了近8万架军机,这些飞机总造价才不过141亿日元

同样据《昭和财政史》卷4的数字,整个37年到1945年,日本海军一共造了600多艘军舰,包括21只航母,及“大和”、“武藏”一类,总共也才花了70亿多日元。
也就是说,八年间日本造的一切飞机、军舰费用的总和(不过没考虑币值因素),才将将够“一号作战”的花费。真不知大藏省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执行了这笔透支国运的预算。
日本之疯狂气焰,可见一斑。
而承受住这场疾风暴雨的唯一希望,就在湖南战场。
日军以4个师团为中路直奔长沙,其中68、116师团、针谷支队前方开路,受过攻城战训练的34、58师团在后,为强攻长沙保留元气。
以3、13、27师团为左路,打击侧面的各部国军,砸破“天炉”的炉壁。
以40师团加3个支队为右路,堵截6战区的援军。
形势如此明了,可是常队长昧于大势,决心不定,仍要求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准备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
勉为其难的薛岳,在右翼创造战机,趁27师团尚未赶到,以川44军和央37军一部拦住3师团,集中川20军、滇58军、央72军以及183师围歼13师团, 狠锤5天,13师团虽力衰,然而薛岳中路空虚,被日军4个师团长驱直入捅到长沙。薛岳不复当年之锐气,将长沙丢给粤4军,自己一口气跑到百公里外的耒阳摇控指挥。
此时的薛岳和中国战场,都到了一个临界点
如果薛岳从公心出发去做事,他仍不失为英雄。
惜哉,清末民国漫长的军阀风气、军阀思维,社会气氛,很难出一个有全局境界的大军事家,有的只是军阀、半军阀。眼前盯着,心中念着的,始终只有那点私人得失,蝇头之利,而不顾万世之本,身后之名。
若客观看待全局,就该立即以衡阳为中心,一切兵力都围绕这个中心组织会战。而留在长沙的粤4军,则应发军最大价值的迟滞敌人,杀伤日军。
晚年的薛岳应该心里有数,境界格局铸成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守了三次长沙,不可能不知道岳麓山做为制高点的重要性,粤4军以主力放到岳麓山,依高凭险加上40多门大炮,足以捍蔽湘江东岸的长沙市区,但他偏不如此。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薛岳临走时还设局,让战区总参谋赵子立、粤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主官王若卿三人共守长沙,且彼此之间互不统属,不明确谁是总指挥。一手造成日寇即将兵临城下,城内却三个男人三台戏,吵成一团。
赵子立一个政治素人,看问题冷静客观,没那么多杂念,他主张重点守岳麓。军长张德能早就习惯了薛岳的家长式做风,4军凡事都得薛插手,薛说了算。张跟赵争了半天,各自分家。4军的3个师只拿1个师守50里方圆的岳麓山;2个师守市区。等打起来,张德能才发现岳麓山的重要,又犹豫了两天,最后在催促下,半推半就临时调兵过江去岳麓,可船只早被粤军拿去运民财了,一时船少人多,加上临阵变动,市区留守部队以为他们要逃跑,无心抵抗,纷纷往渡口挤,秩序大乱,最后市区没守成,岳麓也丢了,还造成淹死千人,被俘二千的惨剧。更多人溃散到周边各县,收拢的只有6500人,号称“粤军之母”的主力军,就这样失去再战之力。
最可惜的是炮兵,据9战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陈宏樟回忆,150榴弹炮6门、苏制762野炮11门;德制卜福式75山炮12门;美式75山炮12门;37战防炮4门,全部资敌。
即使打成这样,赵子立依托岳麓山轰击江东市区的58师团,还是颇有杀伤,据高木义辉的回忆,58师团进攻市区并不顺利,一度受阻两天,“战死者、负伤者陆续出现,士兵不断减少”,后来拿下市区,师团也减员颇多,“兵员非常减少,不论如何都要设法补充”,师团不得不中止追击,在长沙不远的湘乡停兵不进,“等待着补充的到来,并等待着体力的恢复”。强攻岳麓山的34师团,遭遇守军一轮又一轮的反冲击,216联队攻山4天战死75人,可见全师团伤亡必不在少数。
粤4军如能正确部署,日军不知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们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薛岳为何如此?明明懂得正确的守城方式,明明知道怎样的人事安排有利于御敌,他不去做,反在临走之际,用极大的恶意破坏团结,制造分歧,挑动内讧。这么干,等于置跟随自己多年,一起甘苦与共的参谋赵子立于死地。长沙丢失,中外震惊,枪毙守将是大概率事件,幸亏常队长还算达理,没杀赵子立,但赵子立也从此废了,惜乎!
薛岳不光断送了同僚的前途,还葬送了他仅有的嫡系粤4军,葬送了张德能,葬送了军参谋长罗涛溪 、还有猛将杨继震。还葬送了中国战场所剩不多的炮兵集群。敌军既未迟滞,也未实质削弱,带给常队长巨大压力,在盟国怒责下,常队长很难放平心态,后退到广西搞决战,而不得不在衡阳硬扛日寇。
个人认为,薛岳的动机,源于他内心的矛盾,主要有三点:1,诿过于人,留下9战区的高官赵子立,就是让他替自己承担历史责任。2,抱着某种侥幸,幻想粤4军守住长沙。3,既要赵子立留下,又不希望赵子立建功,毕竟,成功保卫长沙的辉煌,只能属于他薛岳。
说来说去,还是私心和短浅,这也是那个时代带给中国军人的普遍局限。能产生战神的时代,几千年也就那么几个。
如果薛岳仅仅止步于此,那豫湘桂的结局尚不至到后来的地步。
永远不可原谅的是,薛岳明知日军一号作战的主攻线路,是攻下衡阳,然后顺着湘桂线向西南方直入广西。做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他于公于理都该在湘桂线建立指挥中心,凝聚一切兵力,围绕这个中心去打衡阳会战。北可应援衡阳,南可捍卫桂黔大后方。
但他却让开日军主攻方向,拉上几个主力军一口气避到湘东南、湘赣边一线,蹲在那里隔岸观火。说是守卫粤汉线,其实等着看白崇禧的笑话,看于他有知遇之恩的常队长笑话。
此时的薛岳,只剩下私人意气,我行我素。
自长沙大捷之后,薛岳性格中骄傲偏狭的负面大为澎胀,早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仰慕岳飞,为国杀敌的情操,而是萎缩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怪物。自长沙会战胜利后,他就莫名其妙排挤表现一直不错的川20军,想用夏炯来替代杨森父子,徒引纷争。
而此番缩居湘东南,又使整个衡阳解围战始终别别扭扭,最有力的兵团不过来,余下的有限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南南北北,不成合力,有时各自为战,不能统一发挥。薛岳把持着暂2、20、26、37、44、58、72、99等8个军,只与日军三四个师团交手。
关键的湘桂线,兵力空虚。可怜常队长不得不又祭起“常公微操”,直接指挥战事,补救时局。常队长毕竟对九战区隔了一层,没有那么得心应手,加上为时已晚,部队打成添油战术,逐次使用,有时各打各的,终于差了一口气,让日军已摇摇欲坠的防线没能崩溃,眼睁睁让坚持47天之久的第10军忠勇将士做了囚徒。
衡阳一陷,国军剩下几支大伤元气的部队越打越散,无力给虚弱已极的日军最后一击。
等日军休整补充过来后,广西仍然兵力单薄,常公屡电薛岳,让20、26、37、44军来广西助守,各军军长也都从公心出发,服从大局,欲率军西赴桂省。薛岳却心性失常,继续破坏,自己不去还威逼44军军长王泽浚留下,又耍手段分散37军的力量,杨森只好率20军孤军入桂。杨森、王陵基这些人虽脱离薛岳,来到广西,却没有一个新的主心骨,斗志军心皆已扰乱,不成合力。白崇禧自然军阀本色,宁可弃地也不会让自己的桂军血战,多种因素酿成豫湘桂最为痛心的一幕:广西大后方云集的各省上千万民众在日军杀戮中大逃亡,成群成批的被杀或死于流离饥冻,乃堪比南京大屠杀的人道惨剧。
可以说,豫湘桂之败,败在一个私字,薛岳为最
整个长衡会战,上上下下的中国军人大部分都尽到责任,极大杀伤日军有生力量,但就因少数几个人的败坏,明明可以避免的悲剧,却还是上演了,付出了数十万民众惨死,数十座城市沦陷,大量机场丢失,宝贵的装备和物资严重损失,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遗憾的一笔。
蒋介石做为领导人,要负首要责任,做为中国战区的一把手,他困于众事纷繁,没有早早认准重点,应该以第九战区为中国全局的重中之重,以之为中心配置资源,早做预案。却临时打乱仗,处处被动跟牌;加上长期放任薛岳主湘,缺乏管控补救,临难之际,让中国大局徒为薛岳一人之性格缺陷陪葬,实在痛惜!
徐永昌为首的幕僚班子也有重大责任,做为军队的僚佐智囊,胸中无局,不能审敌,不能料敌。没有正确清晰的洞见,缺乏积极主动的危机意识,事到临头了还在低估日本的疯狂和决心。而其他幕僚虽多认识到日本孤注之举,却不能坚持己见,摇摆不定。
另外盟国、史迪威也起到一定反面作用
但最根本的,还是九战区自身
薛岳,历史罪人
仅因他一己之偏狭,如病狂之人置国家于不顾,再三毁灭抗战全局,害国害民,令整个民族蒙羞,有愧于“仰岳”之名!他在1944的堕落,使得威望不再,九战区各军将领从原本的信服追随转而大失所望,离心鄙弃。后来连最听话的58军也不再鸟他,抗战胜利后的大接收,当面甩脸,给他难堪,何尝不是薛岳的报应。
豫湘桂的惨剧,薛岳要承担一半责任,我认为是合理的。
至于那个白崇禧,大致也要担一二之责
白崇禧后退决战的主张,确实抓到了日军补给线脆弱的软肋,虽有偏颇,但在改进的基础上行事,仍有制伏倭寇的希望。他的罪过,在于薛岳败坏大局,需要他那几个师的桂军独撑局面时,他宁肯弃地、弃民,也要保持实力,抽身不干。毕竟,军阀时代的典中典,到了只能靠他独顶日军的时候,不要抱太多希望。 主持中央全局的大人物们尚见事不明,格局有限,又何以独责一个军阀旧人呢?
看命
硫磺岛的杰克林·哈雷尔,越南的约翰·巴卡头盔扣手雷活了下来
阿富汗的杜哈姆头盔扣手雷挂掉了
阿富汗的凯尔·卡彭特防弹衣扑手雷存活
伊拉克的乔森.邓纳姆、罗斯.麦基尼 挂掉了
钢盔只能远距离挡一下比较弱的手枪子弹
现代凯夫拉头盔能在较近距离挡一下手枪子弹
但基本都是挡不下手雷的
不过呢,挂不挂在两可之间
队友应该都不会有事
所以从古至今,米军falling on grenade的基本都拿到了荣誉勋章+命名驱逐舰
区别只是残疾人去领还是追授给家属而已
中餐:现代化,与时俱进,各种烤箱微波炉榨汁机高压锅洗碗机现代食材创意做法玩的很六
中文:后现代化,意识流
中药:……华佗秒杀x光!布洛芬不敌扁鹊!西药打压!我有一个朋友几块钱治好癌症!未病先治!金木水火土!五千年文化底蕴!老祖宗都是中药治好的!西医是放血!
《落叶归根》中,老赵吃饭被黑饭店敲诈,一只野鸡,一条鱼,花了600块钱。
就在老赵离开饭店,心里叫冤时,老板带人追了上来,是他给的钱中,有两百块是假钱。
直到这一刻,老赵才发现工友赔偿的5000块抚恤金,全是假的。
被饭店几人毒打一顿之后,老赵心里奔溃了,并在老刘尸体旁烧了所有的假钱。
老赵找了根树杆,在旁边的小树林中刨了个坑,当老赵躺在坑里,望着一片蔚蓝的天空,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忍不住感叹一句,“这里太舒服了。”

于是,老赵心生一计,用绳子将一块石头吊在半空中,准备用力推开石头,让石头反作用回来,将自己砸死。
可等石头砸向老赵时,他还是本能的躲开了,被石头砸到后背,晕了过去,后又被养蜂人救起,有了重新走下去的勇气。
杉树,油菜花,蓝天,白云,蜜蜂……
多好的景色啊!
老赵的眼里却满含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