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盲实验是否有悖伦理？

　　已获得答案

　　事情还得从1996年1月说起：问：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药更快地通过联邦审查呢？答：那就要证明它具有更广泛的抗菌效果。问：可有的病菌在美国的卫生条件下不可能爆发，这该怎么检验？答：那就去非洲试试吧，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疾病。而且，这还能为你赢得博爱的名声。这是1996年1月发生在辉瑞总部大楼内的一段对话。对话的两个人，一个是“特洛芬”研制小组的负责人霍普金斯，另一个是辉瑞的新闻官罗宾斯。当时，辉瑞的抗生素类新药Trovan (特洛芬)正在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报请批准。为加快审批程序，辉瑞公司希望尽快证明这种新药的疗效。于是，1996年2月，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辉瑞医疗队出现在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传染病医院。卡诺地区，正在爆发流行性脑膜炎，还有常年不断的疟疾、麻疹和霍乱。疾病造成3千多人死亡。许多儿童也被感染，但却求医无门。让染病的孩子接受外国人提供的免费治疗，成了绝望的家长们唯一的希望。这也满足了这支特殊的医疗队最核心的要求。“他们找来了将近200个感染了脑膜炎的孩子，把他们分成两组。给其中一组服用辉瑞公司生产的Trovan (特洛芬)，而另外一组服用一家德国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这可不是普通的治疗，也不仅仅是普通科学意义上的对比实验。”——华盛顿邮报。根据那家“头孢曲松”生产商的描述，辉瑞公司为了突出特洛芬的疗效，有意大幅度减少了 “头孢曲松”的使用量。药量不足，疗效自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参照组的儿童开始有人死亡。而在特洛芬组中，为了观察特洛芬的疗效，实验人员在一些患儿生命垂危之时，仍然拒绝改用其他药物。结果，特洛芬组中，5名患儿死亡。残疾病历也迅速增加。三周之后，近200名患儿中共有11人死亡，其余181名患儿全部落下残疾。有的失明，有的耳聋，有的脑损伤，有的全身瘫痪。辉瑞医疗队迅速撤出，在尼日利亚没有留下有关这次药物实验的任何记录。

　　资料来源：央视

　　比如辉瑞Paxlovid的随机双盲实验，实验方法是找一堆没打过疫苗、第一次感染新冠、有重症风险的病人，实验组给发Paxlovid，对照组发安慰剂，然后把他们打发回家听天由命，统计一段时间内的病情发展情况。

　　可想而知，这会延误对照组的治疗。

　　结果多达6%的对照组病人后来住院——结合美国住院标准，这意味着这些人因为延误而发展成重症并会有严重后遗症——超过2%的对照组病人死亡。远远高于我国未接种疫苗但及时收治的病人。相当于辉瑞为了商业利益人为制造了一次小型屠杀。

　　作为对比，有些美国NGO批评2020年连花清瘟用于新冠的对比实验并没有采取严格双盲。为什么没有采取双盲呢？

　　所以连花清瘟当时的实验设计是：实验组连花清瘟+常规治疗，对照组安慰剂+常规治疗。

　　这种实验设计可以控制安慰剂效应（因为在我国住院通常是把药装在小袋子里给病人），但是因为医生知道谁吃了连花。所以不符合双盲标准。

　　武汉疫情结束后直到美国和乱港分子在香港上海投毒前[1]中国大陆没怎么爆发大规模新冠疫情，不具备在大陆展开大规模随机双盲条件。

　　所以结论：

　　另外几个小知识：

　　1，连花清瘟新版说明书显示，它本身通过了CFDA 4期临床实验（上市后监测）。副作用可控。反倒是辉瑞Paxlovid没有拿到FDA批文，只拿到了应急许可。

　　2，科研方法上，上市后监测的置信力总体上要高于随机双盲实验。因为实验有外部效度，结论不一定能推广到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比如说，辉瑞的双盲实验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如果“Paxlovid短期环节新冠症状但长期加重病情”，在实验中也会被错误的认为它对新馆有效。

　　连花的CFDA 4期临床实验可以很好地辨别出这个问题。

　　3，共青团中央爆料过，美国基金会在国内资助操纵了很多NGO和网军，传播美国意识形态（比如FDA比CFDA更权威、美国医学优于中国医学）、渗透互联网社区，从而帮助CIA干坏事，比如干扰疾控决策、散播疫情、制造不稳定等等。医生等高知识群体和学生等易被影响群体是重点渗透对象。

　　4，一个可以在实验设计中违反伦理的公司，自然也能在其他方面违反伦理。比如篡改数据，隐瞒不良反应，诽谤竞争对手，收买采购和决策人员，恶意传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