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云侠：“神秘”极地的本土性与世界性 ——迟子建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丨【当代文学
迟子建作品外译情况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翻译和研究迟子建小说最早且力度最大的国家是西方的法国和东方的日本。这与很多作家作品海外传播的状况呈现出类似的态势。法国于1997年就翻译出版了迟子建的小说作品《秧歌》和《向着白夜旅行》，甚至领先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邻国日本一步。这是由于法国“中国蓝”、毕基耶两家出版社在迟子建小说的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蓝出版社在选择待译文本时始终关注其对中国社会和芸芸众生的变化与状貌表现的力度，而毕基耶出版社则出于对中国悠久历史和神秘文化的好奇而决定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因此法国选取作品时的视角与早期中国向英语世界的推介有所不同，它率先选择了《秧歌》《向着白夜旅行》《旧时代的磨坊》《香坊》《九朵蝴蝶花》这样从未被翻译成英语，甚至未曾进入日本关注视野的作品，但它们大多表现了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并带有地方文化的色彩。法国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译介，之后意大利语的翻译在选择文本方面几乎与法国产生了同一性，那些被法国译介的小说篇目很快也出现了意大利文版。日本对迟子建小说的翻译虽略晚于法国，但却是关注迟子建小说最多的国家。日本的《季刊中国现代小说》从1999年至2003年曾连续译介迟子建小说作品，有关其作品的研究和文本分析也在同时进行着。甚至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的唯一海外译本也出现在日本。
虽然迟子建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也并不算少，其英语出版物遍布于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但似乎并没有哪一个英语国家真正致力于集中译介和研究她的作品。除却前面所提及的法国和日本关注较早外，大多数国家对迟子建小说的译介多集中于2000年以后。若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不难发现，2000年以前是中国不断向外“推介”的阶段，凭借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期刊Chinese Literature，从1995年到1999年，每年翻译推介一篇迟子建的小说。直到2004年，迟子建的小说集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由澳大利亚的乔伊斯基金会结集出版，而这次大规模翻译与出版的因缘在于迟子建于2003年获得了由该基金会设立的“悬念句子文学奖”。作家的获奖与作品的翻译总是相互成就的，或许正因为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向外推介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才增加了其获得国际奖项的机会，也正是因为作家在评奖中夺魁，其作品才在海外吸引了更多翻译家和出版社的目光。新世纪之后，迟子建小说海外传播的格局已不仅仅是单向性的了，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海外主动选择与国内推介双线并举。一方面中国还在借助外文出版社的“熊猫丛书”和施战军主编的《路灯》（Pathlight: New Chinese Writing）以及中美合办的《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等期刊向英语世界译介和推荐迟子建未被西方世界予以充分关注的短篇小说；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开始更为广泛地接受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其作品译介的语种也扩大到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
迟子建小说在海外的翻译可谓相对丰富，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除却日本曾经用大约十年的时间持续性地关注了迟子建的小说作品外，截止到目前，英语世界尚没有出现针对迟子建作品的研究性文章。对迟子建小说作品较早且持续性的研究集中在东亚的日本，这与其作品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息息相关。竹内良雄和土屋肇枝不仅是其小说作品的翻译家，也是研究者。早在1999年，土屋肇枝就发表了文章《迟子建小说中的鱼》[⑨]，并整理了迟子建小说创作年谱；后又在2000年发表《再生的旅程——迟子建的<白夜行>》[⑩]。川俣優在2000年发表《迟子建小说<白夜>的意义》[11]和《关于迟子建的小说<北极村童话>》[12]；在2003年发表《迟子建的生与死》[13]。2007年布施直子发表《迟子建的<西街魂儿>》[14]。以上研究成果几乎皆是对迟子建小说的跟踪阅读和单篇解析，停留在文本细读的层面上。2008年竹内良雄发表《迟子建的备忘录——从北极村到北极村》[15]一文，通过追述迟子建从北极村不安地出发，最后又回到北极村的人生历程，勾勒出了其文学创作的轨迹以及逐渐获得的作家存在的确信，“北极村”实际上就是她自己的世界，而迟子建要于文学中表现的也正是自己的世界。可见，日本对迟子建小说的接受肇始于新世纪前后，并由此展开了对其的跟踪式研究，但微观细读多于宏观探索，且这种持续性的关注截止于2010年之前。韩国目前只出现过一篇涉及到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文章[16]，并非是针对迟子建作品的专门研究，而是将两位中国作家和两位韩国作家放在一起进行了简要比较。而英语世界对迟子建小说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直到2013年《额尔古纳河右岸》英文版出版后，英国《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独立报》等各大报刊才纷纷发表书评，对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即便是作为迟子建小说中海外传播最广泛的作品，对其的关注也仅仅只是以书评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些书评大多只是对作品内容的介绍再外加几句作者的点评，谈不上对作品的深入分析。而在迟子建小说的海外读者反应中，大多数读者评论也止于对小说内容的概述，而形成独立批评意见的极为罕见。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迟子建小说的海外传播存在这“热译”与“冷评”的现象，迟子建小说的海外译本数量一直居于国内著名作家前列，但对其作品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其他作家。这也就意味着，对迟子建小说的翻译推介和海外的实际接受效果之间其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热译”与“冷评”之间所昭示的是东西方认知视角的差异和迟子建创作的本土性与世界性问题。
二、“神秘”：理解迟子建小说及其海外传播的一个关键词
迟子建于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对她来说，故乡给予了她创作的一切。而那片她曾经生活的黑土地，“当年人迹罕至，满眼是大自然的风景，人在我眼里是如此渺小。我自幼听了很多神话故事，这些故事跟《聊斋志异》有很大关联，跟居住在我们那里的鄂伦春族也有很大关联，他们信奉“万物有灵”。齐鲁文化[17]（来自民间的那部分）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微妙融合，至今影响着我的世界观。[18]”或许是大自然神秘力量的召唤，或许是神话故事的滋养，或许是少数民族萨满信仰的熏习，在迟子建看来，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神灵。因此，在她的文本世界中，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日常生活，大多沾染了神秘的色彩。而“神秘”以及自其而衍生出的一系列特质，如对超自然现象、无处不在的死亡以及“万物有灵”的边地风俗的反复书写，也成为了理解迟子建小说及其海外传播状况的一个关键词。
正像迟子建自己所说的，这些来自“原始风景”的神秘文化，影响了她的世界观，其实也影响了她的文学观。对于那些我们所不知的超自然现象，她始终怀有着最原初的敬畏。同时对于科学所无法解释的东西，恰恰是艺术所需要处理的。正如她曾经用“嫦娥奔月”的例子来阐释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所说的那样，她从小对月亮的想象就是基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这和现实中宇航员登上月球是界限分明的，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处理的经验就是这样带有幻想色彩的内容。[19]因此这些神秘的“原始风景”，不仅仅构成了迟子建丰富的创作资源，也带给了她非凡卓绝的、超乎于惯常思维的想像力。
其实迟子建小说真正意义上走进西方视野也是以“神秘”为契机的，无疑，其小说中的超自然现象和边地原始经验深深吸引了西方读者和翻译者的目光。迟子建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以黑龙江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主，边境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结构大相径庭，在白山黑水之间存在着的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这显然为世界了解一个神秘的中国打开了窗口，其早期充满东北乡土气息的《香坊》《向着白夜旅行》等，也正是因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神秘经验而受到了法国“中国蓝”出版社的垂青。前文已提到过，2003年乔伊斯基金会将“悬念句子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迟子建，从而开启了其小说在英语世界由中国推动走出去到西方国家主动引进来的转折之路。之后由该基金会负责出版的迟子建小说集名为《超自然的虚构故事》（Figments of the supernatural），共收录了她的六部短篇小说。单从这本书的标题来看，对其所选取小说的共同特征就可见一斑了。其译者Simon Patton在此书的序言中更是直言不讳地阐明了他选取这些小说的理由：这六篇小说中都存在着超自然现象，它或许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一定是很微妙的元素，他翻译这些小说正是要探索迟子建作品中来自自然的原初经验。[20]如在《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中，小镇木屋里深夜炊具的跳动，疑似是超自然的“鬼魅”所发出的声音，这种神秘将音乐家格里格与往生老人的灵魂联系在了一起；《白雪的墓园》中，父亲从咽气起就不肯去山上的墓园，所以他的灵魂就以一颗红豆藏在了母亲的眼睛里。Simon Patton所说的这种“自然的原初经验”其实还包括植物、动物本身所本具的灵性，它们不仅可以和人类建构某种平等的关系，甚至还可以成为抵抗实用主义的力量。如《亲亲土豆》中土豆及其花朵的香气似乎都带有某种灵性；在《雾月牛栏》中，少年宝坠和几头牛所建立的跨越了一切障碍，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关系等，都是西方读者和翻译者所希望探索的。如此看来，Simon Patton的序言不仅一语道破了他遴选迟子建小说的核心标准，也为读者理解这些作品奠定了一个“先入之见”。
自此，“神秘”似乎成为了打开迟子建小说海外译介和传播的一把钥匙，也成为了海外读者阅读与理解其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切口。在对迟子建小说海外译本的简介中，几乎都会强调迟子建的“中国东北”女作家身份和她对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呈现。如作为“熊猫丛书”之一的《原野上的羊群》一书，收录了迟子建的六篇小说，而这六篇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故事都发生在黑龙江，它们描述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地理环境，可以说它们几乎覆盖了迟子建在中国东北的独特生活经验。[21]2005年，迟子建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驻校”项目，期间参与了有关“想像／幻想／现实[22]”的作家研讨会，迟子建将自己故乡的萨满文化和其所亲自目睹的萨满在“跳神”救人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因缘果报的神秘经验分享给听众，并提及这个已故的萨满形象被写进了她即将问世的小说中。这部即将问世的小说大概正是指她在2005年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她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是一种能够在现实地狱般的折磨之后而抵达想象天堂的史诗，一个作家需要用宽广的心胸和眼界来处理那些非同寻常的想象和观念。[23]《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神秘边地经验书写的集大成者，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史诗”的特征。它是迟子建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日后也成为了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虽然迟子建小说海外译本的推荐语及其海外演讲对读者的影响都很难具体估量，但对于几乎完全陌生的作者来说，其在公开演讲中对文学写作观念的表达以及风格的展现，或多或少会为潜在的读者建构起一个阅读的“期待视野”。
而这种对神秘的期待的确影响了多年以后《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国内出版于2005年，但在六年之后的2011年才第一次走向世界，一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与翻译的确需要时间，而这一次历经漫长等待的跨界也很快引发了海外译介的共振效果。2011年首先出现的是意大利文版和韩文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其中意大利文版率先采用《一弦残月》这样挽歌式的译法，从而影响了之后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版本对书名的选择。《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海外出版后，几乎对此书的每一条报刊社论都提及了它是一部生动民族史诗或民俗传说，用形象和绘声绘色的语言讲述了额尔古纳河畔“过去的生活”，它不仅是一个部落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转轨。《亚洲书评》在介绍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说，“我们有很多种理由去阅读一本书，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一本书能把我们带到一个不曾去过，而且也不能抵达的地方”，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现的传统生活，其节奏是由驯鹿的来去和四季的更迭来设定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由萨满和灵魂之鼓所构成的神灵世界。[24]”英国《金融时报》于2013年1月18日刊发了《亚洲文学评论》编辑凯丽·福尔克纳的书评，称《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位具有罕见才华的作家对鄂温克人恰如其分的致敬[25]”；英国《独立报》上发表的社论称它“是对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生活方式的精细画像[26]”等。无论是“部落的历史”还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生活”，其实都是一种不同于汉民族的、遥远而神秘的边地生活经验，这一部绘声绘色的民族史诗是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万物有灵”的神秘世界之中的。从来自亚马逊网站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英文译者徐穆实在个人网站上收集的读者反应来看，大多数西方读者是喜爱这部作品的，他们几乎都从这部小说中读出了挽歌式的情怀，为一种消逝了的生活或东方（中国）传统感到悲哀。其中不少读者指出了对“萨满”和其神奇魔力的兴趣；对其中类似魔幻现实主义内容的着迷；对形态各异的死亡方式和奇异大自然景象的惊叹。甚至有读者专门留言讨论有关“萨满”的问题并产生了对“萨满每救助一个不该得救的人，她的一个孩子就会因此而死去”这样神秘现象的好奇；也有读者将《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狼图腾》相提并论，认为两部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神奇自然的书写。不难看出，“神秘”是贯穿迟子建小说海外推介和接受一个关键线索，虽然它的充分“热译”自然和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密不可分，也与作家的女性身份、少数民族、中俄边界、日本入侵等这些海外读者感兴趣的文化标签有关，但不能忽视的是，“神秘”是引导着海外读者持续阅读、欣赏这部作品并产生对相应问题索解的重要因素。
而为什么西方翻译家尤其注重这种对超自然现象、由人与自然（包括植物和动物）和谐相处所构成的神秘世界的呈现和表达呢？一方面，西方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神秘的尊崇，而带有异国情调的事物往往被视为是神秘的。早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就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历程了。艾伯特·史怀哲在《文明的哲学》中认为西方文明衰落的原因正是因为功利主义以及对生命敬意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基础。理性只是文明的一个方面，它同时还需要“灵性”，也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而这些恰恰可以在东方文明中找到。另一方面，在此时的西方学者看来，“迟子建的小说正与西方文化中所经历的现代性动态旅程形成了某种联系，与动物世界的再次和谐相处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理性优越理论的另一种回应。[27]”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28]于1975年在他的《动物解放》一书中就从动物观出发来考察西方现代性的进程。无论是古希伯来文化还是古希腊文化，人与动物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甚至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希伯来文化认为人是有神性的，而动物没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类牺牲也自然可以成为人类的食物。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人类也是一种动物，但是他用理性和非理性对他们加以区分，植物为动物而存在，动物为人类而存在，是一种单向度的成就关系。而彼得·辛格试图提出一种和动物世界重新融为一体的理论，从感知痛苦的能力出发，以一种平等的道德理念来反思长久以来主导了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人类（智慧／理性）优越论。而迟子建的这一类小说，如《雾月牛栏》等，正在有意或无意间，让人类重新反思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理解了并非一切事物都是处于人类智慧与理性的掌控之下的。因此西方翻译家认为，迟子建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价值观念恰恰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三、“观看”的浅表化或“玄而未解”：迟子建小说在海外的困境
“神秘”的确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很重要特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创作资源与生活经验决定的。对于走向海外的迟子建小说来说，“神秘”的边地书写使她的作品相对易于进入海外翻译家和读者的视野，但往往止于对神秘事物的好奇与追索不仅有意强化了海外对中国的“观看”心态，也限制了对迟子建小说的深入解读。
无论是中国出版社的推荐，还是西方翻译家的译介，都会强调迟子建的“中国东北”女作家身份和她对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呈现，这似乎是在有意迎合着海外研究者和阅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好奇与期待。《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英译者徐穆实在访谈中提及，他本来想按照直译的方式翻译作品的标题，因为“这书名不仅忠实原作，也方便引起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因为用“右岸”表达河流的方位有点莫名其妙，西方读者习惯用东南西北来表达。就算西方读者不知道这条河是几百年以来中俄边境的界线，单凭这种奇特的表达方式，也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心。[29]”而他在谈到翻译这部作品的缘起时也坦言：“在他看来，迟子建做到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她让我觉得，鄂温克族在 20 世纪的悲惨命运，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发生在我面前。[30]”徐穆实本人致力于翻译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并推出他的个人网站“中国的民族文学[31]”，其中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针对一直流行的“中国神秘论”和“黑盒子”说法，他希望来切实地“提高中国现象的透明度[32]”。《周日独立报》在力荐这本书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那种直接的、确凿无疑的口吻让人觉得它不是一部翻译作品，甚至根本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33]”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他者”，而少数民族的边地形象作为与汉文化截然不同的形态则被视为是“他者”中的“他者”，而“他者”的他异性和不可知性是带来神秘感的重要原因，自我对神秘事物是容易产生好奇的。而这部作品活生生的表现、直接而确凿无疑的口吻甚至使它呈现出了某些“非虚构”的性质，这显然为海外“观看”中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本。而翻译家、评论者的这种“观看”心态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迟子建小说的理解，从目前所收集到的对迟子建小说的书评来看，翻译家、编者、社论作者的推介几乎成为了读者理解作品的入口，在这些非专业读者的评论中，囿于推介语者多，形成新见者少，甚至有些读者阅读后产生了误见。如在评价《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不只一位读者在这本书中看到了“男女平权”的思想。其实迟子建小说中的男女两性关系是基于“和谐”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和西方所谈论的“男女平权”有较大的差异，但西方读者在面对一个无法理解的“他者”文化时，往往会很自然地将其纳入到自我意识之中来收编或阐释这种他异的不可知性。而只有一位读者提到在读完这本书后，更加理解了“我自己一个微小的行为会对其他人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34]”，这其实是意识到了一种基于东方古老循环论的“因果关系”。这与西方人所普遍认知的“自我决定论”截然不同，根植于“自我”、“个人”、“私人”等概念的“自我决定论”，在美国语境中所指称的“自我”含义中占据着特权核心地位。而基于东方宗教文化中的“缘起论”则站在了“自我决定论”的反面，它认为世界是因“条件”而产生的，所有的存在都是相互缠绕和依赖的，因此并没有独立而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的事物与个人。[35]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原则，也为西方读者接受这样一种生命伦理观念制造了障碍，当他们无法理解几乎颠覆了他们认知的文学叙事时，也就只能把其当作一种“神奇的现实”来加以观看了。
不仅是这种因果关系，迟子建在小说中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方式都是根植于东方／中国或少数民族边地经验之中的，她从黑土地的自然生灵中看到的是轮回的生命与人世间质朴的良善与温情。就像迟子建曾说过的：“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36]”，因此对她来说，首先生命是轮回的，死亡也是可以从容面对的。正如在小说《逝川》中，吉喜的一生随着逝川奔流不止的冰水一起慢慢流走了，但是一代一代也就像这些每年如约而至的泪鱼一样生生不息。其次，死亡之后是有灵魂存在的。正像迟子建自己所说的：“也许是由于我生长在偏僻的漠北小镇的缘故，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生活中频频出现。[37]”例如在《向着白夜旅行》中“我”和死去丈夫的幽灵结伴出行，由于“我”至今仍无法接受丈夫马孔多的死亡，于是丈夫的灵魂在“我”的想象和思念中复活了，无人能看见的马孔多与“我”共同完成了生前未尽的北极之旅。这种处理死亡的方式是与东方古老的圆形世界观及时间观紧密相连的，虽然她碰触到一个西方格外关注的议题，但迟子建所形成的死亡意识几乎是完全建立在东方古老的“循环论”哲学基础之上的，这与主导西方的线性逻辑存在着显著差异。对生死以及一些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使迟子建的很多小说具备了世界性因素，但形成基础与救赎方式上的差异性无疑也增加了西方读者接受的难度。
而以迟子建在海外传播中最为广泛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她对文化富有精神深度的揭示远远不只停留在西方读者所试图“观看”的神秘民俗上，这部小说不仅用优美流转的语言勾勒了鄂温克民族生活的“原始风景”，更重要的是作家思考的深度与参悟生命的气魄。在神秘而苍凉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个古老的民族安闲而宿命地生活在那片神奇的黑土地上。百年来的沧海桑田，死亡与诞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鄂温克人生命的轮回，也完成了一个民族命运的轮回。而一个世纪以来，正是这些外来的侵扰、城市的诱惑不断破坏着一个民族的宁静，撞击着鄂温克人民的心灵。虽然时光退去了鄂温克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与古老习俗，但生活在希楞柱里的人们永远懂得：“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38]” 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不断思考着“现代性”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引入，“现代性”的不断激进，人类似乎找到了更为先进的生存方式，无止境追求的文明以一种敌意的形式对抗着本土的、传统的、古老的，也是最为贴合人类自性的生活。小说中的瓦罗加说：“他们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天天还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时，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39]”在这样一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上，这种“额尔古纳河右岸式”的生活恰恰最具有稳定性和秩序性。现代性对纯净心灵与幽静自然的戕害最让人悲痛欲绝，这也不禁让人们思考是不是传统真的一定不如现代？原始的文化是否也具有维系人类生存的巨大能量？外来的所谓“先进”与本土的所谓“落后”之间到底形成了一种怎样的张力关系？《额尔古纳河右岸》抛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着历史的巨大空场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迟子建试图以一种悲哀的方式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守灵，用灵魂的复活对抗着总是激进的乌托邦。这是迟子建小说在呈现民风民俗的过程中，对文明、传统与现代性深刻的思考。
虽然这种由作家身份与经验、小说叙事的地理空间所带来的“神秘”使迟子建作品获得了成功走向世界的潜质，但对其创作中神秘根源认知的匮乏、对穿透神秘而抵达的思考深度的忽视，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外对迟子建小说的评价。理解的难度或许正是致使西方“热译”却鲜见评论和研究的重要原因，“观看”的心态让他们对迟子建小说的理解停留在了浅表的层次，而没有致力于对其作品的深入剖析和探索。因此到目前为止，除却日本曾经深入到迟子建小说的内部对其“生死观”进行研究外，其实它们在西方的接受效果仍然是一个令人存疑的问题。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来看，其小说中的“神秘性”因素，包括对超自然现象的呈现、对地域特色的彰显以及死亡意识，都对迟子建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神秘性”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特质在海外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理解是值得反思的问题，事实上迟子建小说与海外尤其是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应该是更为宽广的。
根植于特定地域的神秘性书写无疑让迟子建小说得到了海外的青睐，不难看出法国“中国蓝”出版社在选取迟子建小说时格外重视那些呈现神秘民风民俗的作品，如《秧歌》《香坊》《旧时代的磨坊》《北极村童话》《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它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个旧时代的传统气息，这种气息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所特有的，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域所特有的。正如迟子建小说集的西班牙译本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个译本为西班牙语系的读者提供了一种除报纸、电视、互联网之外的了解中国的方式，作者沉浸在一个古老的却又快速发展的世界，从中读者可以发现中国人民的动态和复杂经验。这种类型的书写之所以得到翻译家和读者的欢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为海外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但在我看来，迟子建的小说创作远非是一种“地方志”式的写作，也不仅仅是充满超自然现象的志怪小说，如果仅仅把它们作为去了解中国神秘经验和风俗的写作就未免有失粗浅了。诚如前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的分析，她不断在描述风俗史的过程中展开思辨的维度，在古老与现代、地方与世界文化的碰撞中反思着一个国家或族群在进入现代性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介入现实的立场、视角与叙述方式是迟子建小说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同时，迟子建小说中的神秘现象和死亡意识也并非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制造悬念和恐惧，而是在一种参透世事的从容之下，对世俗生活中不尽人意之处的谅解与释然。因此正像其作品的英文翻译者Simon Patton所说的是一种“优雅的错乱[40]”，那些超自然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功能性地存在于文本中，而是被赋予了意义的指涉。
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外尤其是西方的读者群还并没有意识到迟子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由此而造成了一种译介与接受之间的“逆差”。也即迟子建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推介十分广泛，但似乎接受情况并不太理想。或许大多数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与期待还只是停留在从一个侧面“观看”中国的现状与独特经验，将“神秘性”只当作中国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而没有去反思其作品中更具有世界性价值的议题与元素。
这种现象造成了迟子建小说海外研究的“缺席”，而这种相对的空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作品更为广泛地传播与接受。但随着“额尔古纳河”流向远方，无疑已经打开了这种既具有现代性反思、又深谙中国婉约传统的写作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而我们之后要期许的是如何将这一对话更为深入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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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igments of the supernatural收录作品：Fine rain at dusk on Grieg's Sea（《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The potato lovers（《亲亲土豆》）、Cow-rail in fog month （《雾月牛栏》）、Washing in clean water（《清水洗尘》）、Willow patterns（《河柳图》）、Cemetery under snow（《白雪的墓园》）。
[②]《原野上的羊群》（小说集）收录作品：River rolls by（《逝川》）、Flock in the wilderness（《原野上的羊群》）、Beloved potatoes（《亲亲土豆》）、Lost in the ox pen（《雾月牛栏》）、Silver plates（《银盘》）、Bathing in clean water（《清水洗尘》）。
[③] 选自Hometowns and Childhood，Ren Zhong and Yuzhi Yang ,tr,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2005
[④] 选自Loud Sparrow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Shorts，Aili Mu, Julie Chiu, and Howard Goldblatt ,tr,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⑤] 选自The women from Horse Resting Villa and other stories，Sun Huifen and others, San Francisco, Calif. : Long River Press,2012
[⑥] 其中收录《旧时代的磨坊》、《白银那》两篇。
[⑦] 其中收录《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北极村童话》两篇。
[⑧] 《第三第晚餐》（小说集）收录作品：『今夜の食事をお作りします』（《第三地晚餐》）、『原風景』（《原始风景》）、『ねえ、雪見に来ない』（《大家来看雪吧》）、『ラードの壺』（《一坛猪油》）、『ドアの向こうの清掃員』（《门镜外的楼道》）、『プーチラン停車場の十二月八日』（《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七十年代の春夏秋冬』（《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⑨] 原文为《遅子建の中の魚》，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報，1999.8
[⑩] 原文为《再生への旅路--遅子建「白夜行」》，野草，2000.8
[11] 原文为《遅子建における<白夜>の意味》，明治学院論叢，2000.1
[12] 原文为《遅子建の「北極村の童話」をめぐって》，明治学院大学一般教育部付属研究所紀要，2000.3
[13] 原文为《遅子建における生と死》，明治学院論叢，2003.03
[14] 原文为《遅子建「西街魂児」》，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例会报告概要，2007.11
[15] 原文为《遅子建、覚え書き--北極村から北極村へ》，中国研究，2008.3
[16]目前韩国唯一一篇涉及到迟子建小说研究的文章为朴鍾淑2002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 ?, ? ??, ??? ? ??- 池子建·???·徐坤·??? ??????》一文。
[17] 迟子建祖籍为山东海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皆为山东人，后闯关东定居黑龙江。因此在迟子建身上有着齐鲁文化的传承。
[18] 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名作欣赏》2015年第28期。
[19] 参见美国爱荷华大学2005年10月10日专题研讨会，Fantasy and reality, Iowa City Public Library, October 10, 2005
[20] 笔者根据Simon Patton序言转译，原文见Simon Patton，Figments of the supernatural，Sydney，NSW : James Joyce Press，2004
[21] 参见A flock in the wilderness一书简介，Xiong Zhenru,tr, A flock in the wilderness，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5
[22] 笔者译。原题为IWP Panel：Imagination／Fantasy／Reality，2005年10月10日于美国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Iowa City Public Library）举行。
[23] 参见迟子建爱荷华大学演讲英文稿：My Heart Away in Thousands of Mountains，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ua Jiang, 2005年10月10日。（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馆藏）
[24] 此处为笔者转译。参见Asian Review of Books（http://asianreviewofbooks.com/content/archived-article/?articleID=1418）
[25] 转引自：康慨：《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大洋彼岸》，《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23日04 版
[26] 笔者译，详见《独立报》2013年2月1日发表的有关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英文版）的书评，作者为Lucy Popescu。
[27] 笔者根据Simon Patton序言转译，原文见Simon Patton，Figments of the supernatural，Sydney,NSW : James Joyce Press，2004
[28] Simon Patton在小说集英译本Figments of the supernatural的序言中，谈到遴选迟子建小说的标准时，也提到了彼得·辛格的著作，但未对其中的观点做出详细阐释。
[29] 康慨：《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大洋彼岸》，《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23日04 版
[30] 同上。
[31] Ethnic ChinaLit: Writing by & about non-Han Peoples of China，引自http://bruce-humes.com
[32] 康慨：《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大洋彼岸》，《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23日04 版
[33] 笔者译，参见《周日独立报》2013年2月3日发布的有关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书评，作者为Daniel Hahn。
[34] 参见美国图书分享型社交网站Goodreads，https://www.goodreads.com
[35] 参见：Gary Storhoff and John Whalen-Bridge，American Buddhism as a Way of Lif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0
[36] 迟子建：《生活并不会对你格外宠爱》，选自《精品励志文摘 心灵的感悟》，第15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37] 迟子建：《秧歌》自序，第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8]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
[39] 同上。
[40] 笔者译，参见：Simon Patton：Figments of the supernatural，Sydney, NSW : James Joyce Press，2004
-全 文 完-
本文原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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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专栏导语
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近些年涌现出大量文章、编著以及课题，这一现象显然与莫言获奖所激发的“国际化热”有关，从体制到中国作家和研究者们关于“走出去”的问题，似乎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期待。作为一种研究，关于“海外传播”问题的了解，并不能立刻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在海外的传播与接收状况；同时也不能改变它在当代文学传统研究格局中的边缘性角色。但反过来，这也同样不能改变人们对此的研究热情，以及对其不断提升研究水准与质量的期许。
很显然，“海外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之可能的构成部分，同时也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界应该“认领”它，并在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上有所体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汉语材料和国内视野，而应是一个国际化和世界性的文学话题。这是我们对于这一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即，它必须是同时面向自身和世界的一种研究。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理解中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研究“接受”比研究“传播”更具有客观的价值。当初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除了以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来进行殖民，更重要和隐蔽的是依靠他们的传教士来进行文化的浸染与改造，来推行他们的价值观。但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似乎起了最不易觉察的、最润物无声但又最能改易人心的作用，不过，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中，这些作品并非是人家硬性塞给我们，必须要“传播”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接受的，这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世界上的事情大凡如此：你想要的，不一定是容易得到的，别人硬要给你的，又往往是你所不情愿的。所以，在举国上下都在谈论“走出去”的时候，如何走出去，却是更为关键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意图设立这个“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专栏，以将类似话题推向深入。我们的希望是，努力避开热门效应，实现由“面”向“点”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转换，强调从个案做起，注重一手材料，强调对作家、翻译家和海外学者的直接调查访问，以发掘最新鲜的资料。
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资深教授对我本人的学术和工作支持；感谢博士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这些年给予我们的专业指导；还要感谢莫言、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迟子建、阎连科等众多作家给予我们的支持，以及王德威、洪安瑞、杜博妮、张健、程光炜、陈晓明等中外学者对我们的各种帮助。更要感谢从2010年起众多核心期刊给予我本人及课题组成员曹霞、薛红云、冯强、赵坤、吴锦华、褚云侠、闫海田、【韩国】李嘉英等人的支持，希望这些文章能打开一扇了解和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风景”，也期待同行专家批评指导，展开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当然，我们仍然会按照既有的研究计划，不断推出相关的文章以求教于大家。
（文/刘江凯）
作者简介
作者：褚云侠
褚云侠简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美国爱荷华大学及台湾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讲师，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出版专著《中国当代小说与佛教文化之关系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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